儒家思想——專制政治的工具

儒家思想——專制政治的工具

　　

　　導語：關於儒家的那些東西，有人稱之為「儒學」，甚至「國學」，還有人說它是「儒家文化」。更有人將它視為「國寶」。我卻只想輕蔑的叫它「儒家思想」。我以為作為一種「學」，他應該是科學的，遵循自然規律的，不管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如果是社會科學那他一定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然而儒家思想，看似社會道德範疇的學說，卻以社會等級固化社會階層，在自然人的群體中樹立一尊「聖人」的標杆——奴隸社會的西周聖賢們。作為凡胎俗人居然有那麼高的道行，於是天下百姓唯他們的行為是趨，希望在人間出人頭地，於是在自然人的社會裡就有了高低貴賤之分，不平等的社會在這種思想的驅使下成為合理。然作為自然人來說，這種道德標準實在是太遙不可及了，這種現實追求無異於是對人性的摧殘，儒家思想的創立者孔子都承認「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儘管它沒有科學合理的現實價值，但一旦為統治階級利用，就成為政治專制的工具。在西方有種宗教——基督教，他們也樹立了一尊標杆「上帝」，無所不能的上帝，然而，西方人都知道，上帝並非俗人，於是普天之下，人人生而平等，儘管人人不必去爭當上帝，但上帝的愛人之心等依然為公民所效仿，在這種平等思想的指引下，西方的民主自然意識順利進行，使民主自由成為公認的普世原則。一位偉人德國的馬克思，創立了哲學，我至今仍然認為他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因為他的學說的基本問題就是存在與思維的關係問題，在他的社會科學學說里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儒家思想的歷史和發展只能說明，他不過是封建統治的政治工具而已，它愚弄了中國百姓2000多年，他是專制政治的禍根，受害者只有中國的老百姓。可憐的中國人民！

　　

　　

　　一．「儒學」成為中國個性的標籤

　　在中國人眼中，我們中國人是個什麼樣子呢？有這樣一個民諺：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這三種情態反映中國人的三個特徵：獨立的中國人，可以合作的中國人，古板的中國人。三個人抬水，從表面上看似乎不好辦，但如果制定一個每次只由兩個人抬水的時間安排表，三個人抬水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有兩個前提，就是創造性的思維和敢於打破傳統習慣的勇氣。中國的民間諺語暴露了中國人的性格缺陷；當中國人跟西方人聚在一起時，中西方文化的差異異常明顯。記得中央電視台轉播過一次中俄女青年同台表演的實況，其中有一個即興節目，要求中俄青年各自表演對方國家的繞口令。俄羅斯女青年在表演中國繞口令時都竭盡全力去模仿，全場大笑，雖然「醜態百出」，但觀眾從她們自然幽默的表演中領略到真實自然的魅力，反觀中國的姑娘們欲言又止、含蓄內斂，雖然沒出大丑，但觀眾從姑娘們羞澀的痛苦中感覺的是壓抑和難受。中國人的行為暴露了我們的自然天性在壓抑狀態下的性格扭曲。幾千年來，儒家思想創導的各安本分、墨守成規、行事不偏不倚等道德熏陶和浸染了國人，培育和養成了中國人性格；現實中我們常常看到一群中國百姓圍觀吵嘴、鬥毆現象，中國人叫這種行為「看稀奇」，之所以叫「稀奇」，當然因為平常很少看到。因為中國人信奉「個人修養」，像這種激烈的碰撞當然是「不雅」的，然作為自然人的情緒的宣洩，又常常使國人備受煎熬，一面是幾千年的文化的教導，一面是自然情感的需要宣洩，見到別人「不雅」，於是，長期壓抑的心靈藉助別人「不雅」的舉動宣洩出來，於是中國人喜歡圍觀。從中既可以感受到情感壓抑下的性格扭曲渴望獲得釋放的快感，又能從別人「修養失敗」的舉動中獲得自豪的快感。所謂「醜陋的中國人」的醜陋的根源即在於此；中國人喜歡講理，這是國人公認的獨特現象，即使是有法律，也要相互的爭吵般的「理論一番」，比如發生交通事故，首先就是「理論」，那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記得我的老師曾說過在國外（德國）感觸最深的就是，德國人發生交通事故，很安靜，不爭不吵，等著交警依法處理，既不傷和氣、也不傷感情，一切依法辦事，在個人損失方面主要是經濟損失，然而在中國除了經濟損失，還因羞愧、動怒、甚至講理的失敗導致的精神挫敗感強烈而遭受情緒的重創。在這裡「道德」成了摧殘人性的魔鬼。外在表現上，講究修養的國人在個人修養上卻還不如德國人。究其原因，中國傳統文化「重禮而輕法」， 因為我們的文化人為，在維護社會秩序、調節人際關係上,「禮」的作用是「治本」的,因而具有根本性的意義，而「法」的作用是「治表」的,它只是作為禮制的補充手段。看似合理的思想，在現實中卻教國人深受其害。其實，「理」這個東西是一種彈性很大的抽象的東西，我稱它為「虛體」並不為過，這樣的標準能辯個清楚明白嗎？辯不明白不說還吃了一肚子氣，而且這「氣」還得很修養的咽下去，可憐的中國人民！若一切依法辦事，則要簡單得多，但有一個前提，就是全民的法律意識來一個根本的改變，首要任務就是要認清中國傳統文化的劣根性。

　　終上所述，要給國人畫一個臉譜，那就是獨立、智慧、古板、和平、善良、潔身自好、壓抑、扭曲、愚忠。中國人活的很累！

　　

　　二．儒家思想的本質

　　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有了顯著的進步，尤其是鐵農具和牛耕的使用，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促使封建剝削方式出現，地主和農民階級逐漸形成。隨著地主階級的不斷發展壯大，其政治訴求日益強烈，他們希望用地主階級專政代替奴隸主貴族統治。在新興地主階級的推動下，各諸侯國都在相繼實行變法。如何從理論上説服民眾，確立封建制度，成為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的任務。在這一時期，一些思想家應運而生。形成了中國最早思想界的百家爭鳴局面。儒家思想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孔子就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早年曾受重用，一生顛沛流離，喜歡讀書，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他廣收門徒，其思想在弟子中傳播、整理成經。後來被確立為四書的《大學》《中庸》《孟子》《論語》基本上都是承載孔子的思想，也是儒家思想的經典。秦統一全國以後，為統一六國人民的思想，除法家外，諸子百家的典籍一律焚毀，繼而又發生了坑儒事件。這兩件事雖然並非針對儒派一家，但從坑儒事件中也能看出當時的儒家思想的影響。由於秦朝的苛政酷律，導致百姓的造反，只存在了20幾年的第一個封建王朝就這樣土崩瓦解。

　　後來有人說，秦朝之所以滅亡，是因為秦啟用了法家而不是儒家的緣故。這種觀點沒有錯，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那就是儒家思想有可能穩固秦朝的暴政，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恰恰相反，秦的滅亡印證了沒有被儒家思想桎梏（儒家思想對於民眾思想自由的桎梏將在後面講到）的秦國民眾對於暴政的反抗精神。秦末農民起義首領陳勝的政治口號就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跟儒家思想相悖的）。對於暴政，儒家則告誡國民「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國家政治黑暗時沉默不語力求保全自身。《詩經》里說：「既明達又智慧，這樣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這句詩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吧！」不僅如此，儒家思想把人的界限分得清清楚楚，君臣民高低貴賤，各安天命，各守本分，勿越雷池，民眾對天子的反抗是不合「儒道」的。

　　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儒家文化就成了封建統治階級輿論百姓的政治工具。儘管在往後的封建王朝有一些積極地思想修正過儒家文化，但它為不平等的政治服務卻是始終如一的。在當代，國民政治素質低下，不能抗擊非民主獨裁的統治，實在是這種傳統文化長期浸染的結果。

　　宋代大儒朱熹特別尊崇《孟子》和《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使之與《論語》並列，從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相配，合稱為「四書」。從此以後《四書》之名遂定，並成為儒家傳道、受業的基本教材。一些封建朝代以《四書》、《五經》開科取士，儒家經典成了讀書做官的敲門磚，真正成為封建王朝政治統治的工具。

　　朱熹說：《大學》是「大人之學」，是「為學綱目」，「修身治人的規模」。比如蓋房子，讀《大學》等於搭好房子的間架，以便將來「卻以他書填補去」。他又說：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它經皆雜說在里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事。當代學者根據《四書》各本之專述要領比作建築房屋，則《大學》如建築房屋的藍圖及施工程序，《中庸》好比房屋基礎工程的奠定與說明，《論語》與《孟子》好比建築房屋的優質材料。再以此建屋比喻樹人，則此種優質材料，按照精美的藍圖和施工程序，經科學操作實施，可以建築一項偉大而華貴的宮殿——聖人，也可以達成一項高大舒適的房屋——君子，亦可以造就尋常百姓的住宅——善人。單從表面看，儒家思想似乎為天下人樹立了一尊聖人的標杆，並希望天下人嚮往之、追求之，從而凈化了整個社會，達到一種和、善、美的理想境界。

　　正是這種所謂理想境界的迷惑，讓天下人忽略了一個嚴重的事實——人生來就不是平等的。在這種違背人倫及自然屬性的意識形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道德大廈，其裝置華美，確實迷惑了一些人。然這座大廈畢竟是反自然屬性的，封建專制者需要他。儒家思想在承認封建等級政治體制的基礎上，在意識形態上更加細化了穩定國家結構從而穩定統治階級政權的方法，所謂三綱五常的理論說教正迎合了統治者的心愿。它說：在家孝順父母的道德，就是侍奉國君的道德，在家尊敬兄長的道德就是侍奉長官的道德。它的思想把封建等級制的統治者的需求體現得淋漓盡致。有了儒家思想，一來，它可以教化天下的百姓墨守統治階級君王對他們的統治之規，因為這是合乎「道」的，即使「國無道」百姓仍要「莫足以容」，百姓只能恪守作為百姓的職責；二來，儒家思想已經為天下百姓樹立了「道德」標杆，並號召天下百姓沿著「君子」的要求去完善自我。孔子說：君子安心與平常的地位，去做應做的本分事，從來不羨慕本職以外的名利。身處在富貴的地位上，就做在富貴地位上應做的事，身處在貧賤地位上，就做貧賤地位上應做的事，身處在夷狄的地位上，就做在夷狄地位上的事……。所為各安天分即是如此。現在我們常常聽到「和諧社會」，就是政府要中國的百姓即使是貧困也要安於現狀、各安職守，做好你百姓地位應做的事，造反那是大逆不道的。雖然，儒家思想也告誡君王要修身養性，為天下表率，但由於君民地位懸殊，相隔遙遠，儒家思想並沒有可行的監察、監督的思想體系，相反主張自律，故君王可以不受任何制約，而百姓都忙於做「自身地位應做的」自我修養，且「明哲保身」，加上「重禮輕法」，說得更白一些就是重儒家思想所立的「道」而輕視法律，統治階級更可以借「禮」而為所欲為。中國的封建統治藉此維持了2000多年。

　　《大學》一百多個字，既講如何才能成為修養得道的聖人，又講如何為君、為臣、為民。《大學》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以此觀之，聖人就是經過一番苦修而獲得成功的君王，「君」合「聖」同為一體。既是修養得道的君王，又何有「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國家政治黑暗，還要教化百姓以沉默來獲得君王的包容。所謂的「聖人」只不過是君王頭上的榮冠，儒家思想所塑造的聖人形象在政治強權面前竟然不堪一擊，然老百姓還得按照儒家思想的理念去完善自我。《大學》說：作為君王，他的言行要做到仁政；作為屬臣，他的言行要做到恭敬；作為兒女，他的言行要符合孝道；作為父親，他的言行要體現慈愛，與人交往要做到堅守信義。雖然儒家思想褒貶善惡，但它立足封建社會剝削、不平等的社會現實，沒有跳出社會現實的框框，所以有對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漠視，甚至在極力維護這種封建的政治現狀。對於封建君主為統治天下所作的虛偽的表象極力讚賞，達到肉麻的程度。在《大學》•止於至善篇中，有「《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意思是說，《詩經》里講：儀錶堂堂端莊謙恭的周文王，他光明的美德使人們無不崇敬。還有，「望那淇水岸邊彎曲的地方，青綠色的竹子茂盛潤澤，那富有文採的君子衛武公，他治學就像切銼骨器那樣嚴謹、一絲不苟；他修身就像琢磨玉器那樣精細，精進不休，他的儀錶莊重威嚴，它的品德光明顯揚，那富有文採的君子衛武公，叫人終身不能忘懷呀！」。這些凡胎俗子、前朝奴隸社會的賢君，在儒家的筆下成了道德的化身，並為天下百姓所敬仰，於是推而廣之，封建王朝的君主非聖即賢，而御用文人們為保持既得的地位，極力為當朝國君歌功頌德，欺瞞百姓，充當了統治階級吹鼓手，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理念被等級森嚴的思想教化，民主與自由的精神被徹底的邊緣化了。

　　我們從中國幾千年演進下來的辭彙中可以窺視一般：家長、父母官、大人、官司、老師、群眾、貧民百姓等等。「家長」之於「父母」，父母的含義更注重產生自然人的社會原始特徵，而家長則明顯帶有濃厚的等級色彩；「父母官」之於「長官」，它們除了自身的等級差別的法律屬性外，父母官又多了一層意識形態的東西，那麼作為父母官的下屬自然多了一層約束；「大人」之於「成人」則亦是多了一層道德意味，因為過去的「大人」是為「品德高尚之人；「官司」之於「訴訟」則更是以權壓人的典型意味；「老師」之於「教師」，一「老」一「教」的區別，已經很明顯了；至於「群眾、貧民百姓」之於「公民」則更是卑微和平等的社會地位的甄別。這些國粹有一個共同的屬性，就是在其本質屬性上加上了人為的、非自然的等級不平等的文化烙印。

　　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統治者不僅把儒學奉為國學，對創立這種思想有功的孔子及其弟子大加褒揚。從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儒家思想一直被歷朝歷代擁為國學，儒家的先祖也隨著歷史的延續，戴在他們頭上冠冕的分量也越來越重。如儒家經典《大學》的作者曾子（孔子之徒）在唐高宗總章元年被封為「太子太保」，到了元代則被封為「宗聖公」，其謚號達到「聖」的高度。孔子也是一樣。

　　在當今，國人視儒家思想為中國引以驕傲的民族文化，希望他能發揚光大，這是何等的愚昧，歷史的東西不一定有現實之用，好比一尊古代香爐，它的價值在於證明中國悠久的工業歷史，你可以說現代工藝就是在古代香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他已經完全面目全非了。對於儒家思想只能作為封建時代政治思想領域的文化現象，可以把它放在歷史博物館裡。傳統的東西並不一定非要傳承，如果是這樣，那麼今天的國民頭上不是還得留著長長的辮子？我們不能忘記儒家思想為專制政治服務的本質，再倡儒學無異於倒退。我們還必須清醒的認識到以弘揚祖國的傳統文化為借口，可以達到愚弄人民的政治目的。

　　

　　三．儒家思想的現實危害

　　它鼓勵民眾一味修身養性，向著所謂遙不可及的聖賢之路前進，遮蔽了民眾作為自然人對於人性的關注，扼殺了作為自然人的天性。《大學》•釋「誠意」章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就是說「一個人若是被許多雙眼睛注視著，被許多隻手指點著，這難道不是嚴肅可怕的嗎？」（《大學》•釋「誠意章）照此說來，人的所作所為，不是在乎法律的約束，而是眾人的指點和好惡。在法治社會裡，人的行為是由法律規範的，在法律的框架內，人可以享受一切自由，無需在乎旁人的關注。這在西方國家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然而，中國人卻時時處處會感受到來自旁人的關注，作為中國人，我們深有體會，以上中外聯歡時的不同情感的表露就說明了這個問題。這些自然人性的張揚就是這樣被文化給扼殺了，在儒家思想的道德眼裡，現實情感的需求需要壓制，人不能追求物質享受，只能終日守著乾巴巴的道德，謹小慎微。然而，作為自然人，需要情感的宣洩，也有對於自由的渴望,被這種意識形態浸染的國民，無異於常常帶著道德枷鎖立身行事，並且常常因為人的自然慾望違背「道德」而產生自責，痛苦是很自然的。

　　因為一味修身養性，也遮蔽了作為公民對於現實世界的關注。因為按照儒家思想的說教，作為百姓，只能做百姓地位應做的事，國家大事那是政府的事，老百姓只能是老百姓，決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公民」。人民都忙著修身養性，君主則忙著國家大事，作為主人的公民反過來成為只有聽命於政府而無監督政府的「道德」的奴僕，主人成了奴僕，公僕成了真正的主人。任何專制政府當然喜歡這樣的傳統文化，2000多年的生命力足以說明了這一點。我們注意到，當今政府正在宣揚這種文化。作為當代如何倡導這種文化，不能明著照搬，借弘揚祖國傳統文化或傳承中華文明是一個極好的借口，因為傳統文化還在毒害著我們，「愚民」有很好的文化基礎。

　　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就是對這種傳統文化的挑戰，我常常為當年的那場革命而欣慰。記得書上告訴我們，當年有一個主題就是：民主、科學、新文化運動。我們的先驅在那個時代就已經看清了傳統文化的腐敗，反倒今天沉渣泛起。

　　儒家思想教育民眾要不偏不倚，行事中庸。是給科學的創造者「人」套上了思維的鐐銬。所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教化人們立身行事要中規中矩，不得越雷池一步。其實，科學的發展離不開異想天開，往往是逆傳統的思維，可以說沒有幻想就沒有科學的發展。中國人的創造性弱，這是不爭的事實，這樣的例子太多，就不一一列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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