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百年來三大意識的覺醒及今天的課題

05-29

摘要：從19 世紀末到20 世紀的三十年代，中國經歷了三次重大思想意識的覺醒。第一次是從19世紀末到20 世紀初的「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第二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人—個體」意識的覺醒；第三次是五四之後二三十年代「階級意識」的覺醒。這三次覺醒深刻地影響著20 世紀中國的面貌和命運。

關鍵詞：百年中國三大意識覺醒告別革命

我和李澤厚先生的對話錄《告別革命》（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5 年版）出版後在中國大陸和海外都引起強烈的兩極性的迴響。我們對兩極性的批評都有心理準備。因為我們提出的問題不是一般性的、枝節性問題，而是一百年來中國的一些基本思路和基本選擇的問題。而這些基本思路的核心又是暴力革命崇拜與階級鬥爭崇拜的思路。我們所界定的革命，是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情境中與改良相對立的革命，它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進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

我們所作的告別，首先是告別以大規模的流血鬥爭推翻政權的方式，這是階級鬥爭的極端形式。其次，我們也告別這一極端形式的變形，如1949年之後發生在大陸的政治運動和它所採取的群眾專政、心靈專政等形式。這些形式實際上是對革命戰爭經驗的迷信，把階級鬥爭的極端形式搬用到和平建設時期，它仍然帶有暴力性。

我們的告別，並非否定以往屢次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歷史作用。但是，我們否定「革命神聖」的觀念，否定革命乃是「歷史必然」（歷史必由之路）的觀念。我們認為，歷史總是提供革命與改革兩種選擇的可能性，不是一種可能性。而中國一百年來，從辛亥革命開始總是選擇暴力革命的辦法，並把它視為唯一合理的辦法。但是，歷史經驗證明，這種辦法付出的代價過於慘重，後遺症太大。這種後遺症包括流血革命後的再流血和流血的陰影長期無法消除，因此，要麼就內戰不休，要麼就是勝利者在流血陰影籠罩下神經脆弱（意識形態極端脆弱），生怕失敗者復辟而人為地誇大敵情，繼續製造階級鬥爭的災難。我們希望通過告別，能在新舊世紀之交時，放下20 世紀最沉重的包袱，也就是「革命神聖」、「革命必然」、「革命天經地義」等觀念的包袱。我們以為，中國是充滿潛力的國家，它具有走出自己的路的現實可能性，即成為發達國家又能避免現有發達國家社會弊端的可能性；但是，也存在著另一種可能性，即隨著經濟的發展，勞資矛盾和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激化，不滿情緒日益加深，從而導致新的暴力革命。這兩種可能性所展示的中國未來的前途，既是充滿希望，也充滿兇險。我們的對話至少是好意的，即為了促進中國往第一種可能性的路上發展。

「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和時代的變遷

為了便於討論《告別革命》所提出的問題，我今天想側重介紹一下我們提出問題的部分思想史背景，即中國近、現代三大思想意識的發生、發展和我對它的思索。

從19 世紀末到20 世紀的三十年代，中國經歷了三次重大思想意識的覺醒。第一次是從19 世紀末到20 世紀初的「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第二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人—個體」意識的覺醒；第三次是五四之後二三十年代「階級意識」的覺醒。這三次覺醒深刻地影響著20世紀中國的面貌和命運。

第一次覺醒是「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西方的「民族—國家」意識在十七世紀伴隨著一系列民族國家的建立就已經形成，但中國卻一直只有「天下」意識而沒有「民族—國家」意識。許倬雲先生說：「中國很特別，天下意識出現很早，而且四周圍沒有很大的挑戰者，所以從東周起（東周列國時代，幾乎有民族國家的走向，但沒有走下去），很快就過渡到普世世界，這一普世規則，就是儒家的思想。因為它沒有有形的教堂，所以就和文化結合在一起。中國走向天下意識、文化意識的時間，比其他國家早很久，如果中國沒有碰上民族國家的問題，中國跟今天天下一世的觀念很容易契合，但在18、19、20 這兩個半世紀里，我們一步一步地把民族國家意識接收過來了。本來普世的天下，變成有限的國家社群。」①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把中國史劃分為「中國的中國」、「亞洲的中國」以及「世界的中國」三段。第一段為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統一，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走向團結之時代；第二段為中世史，自秦一統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頻繁競爭最烈之時代；第三段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②中國作為「亞洲之中國」時，「民族—國家」意識未成，當時它仍然以為自己是左右天下的天朝，周圍的彈丸之邦只不過是給自己朝貢的蠻夷。因此，「雖然中國已是亞洲之中國，中國人自我投射的身份意識，卻停滯在『中國之中國』的境界。自我認同的身份與實際扮演的角色，其實已經脫節。」③這就是說，在中國與亞洲各國交往的歷史時期中，並未充分意識到自己是作為一個民族國家與其他民族國家處於生存競爭之中，只是到了近世時代，中國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是天下的一部份。

中國「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雖然是從18 世紀開始的一個過程，但是到了鴉片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之後才非常集中、非常強烈地表現出來。這裡我們可以簡單地列一時間表和表中包含的事實：1895 年2 月12 日，北洋水師在威海衛全軍覆沒，第二個月即3 月4 日嚴復便在天津《直報》發表《原強》；4 月17 日中日《馬關條約》簽訂，22 日梁啟超等聯名上書都察院，反對簽訂《馬關條約》。5 月2 日，康有為聯合各省應試舉人舉行「公車上書」，開始了維新運動。從2 月甲午戰敗到10 月22 日台南陷落、日軍佔領台灣全島期間，中國朝野上下一片哭聲，「四萬萬人齊下淚」，當時出現了大量的表現「民族—國家」意識的詩文，其代表作有黃遵憲的《悲平壤》、《東溝行》、《度遼將軍歌》、《馬關紀事》、《書憤》、陳玉樹《甲午乙未感事詩二十八章》、杜德興《哀遼東賦》、鄒增祜《聞和議定約感賦》、李光漢《燕台雜感三十首》、張羅澄《感事》、吳昌言《口占》及丘逢甲的《嶺雲海日詩抄》等。

中國「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雖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但更重要的還是經受戰爭失敗的大刺激，因此，中國近代「民族—國家」意識便帶上突發性的「反帝—救亡」的特點，其民族主義表現為強烈的民族義憤。但也因為戰爭失敗的恥辱，使中國近代的思想先驅完成了一個重大發現，即發現中國是個大國，但不是強國（而是弱國），而且開始了百年來第一輪痛切的反省，即開始尋找弱的原因。梁啟超的《中國積弱溯源論》（1901 年5 月28 日）便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這篇文章指出，中國所以會「積弱」，就是愛國觀念不對，而所以不對，就是「一曰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差別也」；「二曰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也」；「三曰不知國家與國民之關係也」。

他認為，這三者「實為中國弊端之端、病源之源」④梁啟超劃清了三項重大的範疇界限與關係，即國家與天下的界限、國家與朝廷的界限、國家與國民的關係，這就標誌著中國的「民族—國家」意識已作為成熟的意識登上歷史舞台。其所以成熟，第一，已把中國作為天下的一部份，即世界諸國家中的一個國家；第二，與傳統的忠君即愛國的觀念劃清了界限，把國家作為社會實體放在優於皇統（朝廷）道統（儒教）等價值系統之上；第三，確認國家主體乃是國民，並把國民放在國家系統的核心位置上。「民族—國家」意識的成熟，不僅反映在梁啟超的名字上，還反映在嚴復等同時代的其他先覺者的名字上。基於這一點，美國哈佛大學的史華慈（B.Schwayz）教授在《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的著作中相當準確地作了分析。他說，在甲午海戰之後，中國的民族國家處於危險之中，因此，當時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已不願意在那些與民族富強需求相背的民族的過去氣質中去發現價值。此時的民族主義者的激進典型已公開宣稱整個民族的過去乃是民族獨立與強大的障礙。青年嚴復就屬於這種典型。這種類型的民族主義者，「把社會實體作為民族來保衛，並極力把這個目的擺在其他價值觀念和信仰之前加以考慮」，也就是「把民族集體作為社會有機體加以維護和推進當作自己直接的基本職責」。⑤要挽救國家危亡，尋求強國之道，關鍵在於國民。因此，應當「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應當「興民權」，改變「治人者有權而受治者無權」的狀況。梁啟超著《新民說》，指出「新民」乃是中國更新的「第一急務」，唯有新民才有「新政府」與「新國家」。這樣，就形成近代改良主義的基本思路，即從尊重國民自主權利和改變國民素質入手而達到國家富強的目的。

在這一改良主義思路之後發生的是革命的思路。甲午戰爭之後，即1895 年10 月26 日孫中山發動廣州起義，失敗後於11 月12 日流亡日本，並發表《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革命」的概念開始作為最重要的而且具有新的意義的概念影響中國。孫中山同樣經歷了一次「民族—國家」意義的覺醒，他與康、梁等人都認為中國是大國而不是強國，都需要「變」，對原來的朝廷及其制度都應破壞，但一者主張「有血之破壞」，一者主張「無血之破壞」。甲午戰爭失敗至今正好一百年，我與李澤厚先生回顧這段歷史，認為在國家處於危亡之中的這兩種思路都具有充份理由，但過去的歷史學家只認為孫中山選擇的革命之路才是唯一正確的，才是必然的，而我們則認為未必必然，在「民族—國家」意識覺醒之後的改良主義思路，包括政治上的君主立憲，思想上的新民立國的思路，未必不可取。

另外一個問題是，無論孫中山的革命派還是梁啟超等改良派，他們當時所講的民族主義都帶有強烈的反帝救亡的特點，那麼，在一百年之後再講民族主義，是否還應保持這一特點或民族主義是否應有新的時代內涵？或者民族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再次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會不會走向負面？這便是今天的課題。

關於這個問題，1992 年年底，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國際學術會議曾經接觸過。我注意到汪榮祖先生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回顧與展望》。他在文章中說：「今日中國已是核子強國，近年來經濟快速成長，富亦可期。富強的中國沒有外國再敢欺侮，自然不必再提倡反帝色彩濃郁的民族主義，亦實無必要；憂患意識雖不可沒有，但救亡意識，應已過時。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沒有一個外國可以搞垮中國，唯有中國人自己可能搞垮中國，例如境內政治分裂訴求的高張，導致『巴爾幹化』；或台灣宣布獨立，大陸武力干預，造成一方慘勝，另一方全敗的結局；文化虛無主義的繼續發展，以至於取消方塊字，可令中國於一個世紀之內，分崩離析。是以為了政治統一、文化凝集，正常的民族主義仍是當代不可或缺的立國支柱。」⑥

汪榮祖先生的文章注意到一百年前與一百年後的中國已經完全不同，也就是近代啟蒙思想家們所發現的「中國是個大國但不是強國」在今天已不能成立，而且也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強國可以搞垮中國，因此，今天講民族主義不應再帶有「反帝」和「救亡」這兩個特點，不應再以反帝的民族義憤來解決中國問題，而應當注意到中國人自己可能搞垮自己的問題。這一看法是對的。事實上，對於今天的中國，重要的是民族內部的自我調整和自我完善的問題。如果上個世紀中國是處於反帝救亡的時代，那麼，這個世紀末和下個世紀，中國應當進入民族自我調整的時代。這種自我調整，包括大陸和台灣關係的調整，大陸內部和台灣內部各種關係的調整，也包括中國與世界關係的調整，這種調整是非常複雜麻煩的，絕不像革命簡單地使用暴力語言那麼痛快。但是，汪榮祖先生在分析時代變化之後又認為「正常的民族主義」乃是當代中國不可或缺的「立國之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