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反對黨內的宗派主義傾向
一、宗派主義的歷史淵源和危害性 「宗派」一詞最初是宗族、家族的意思,後引申為學術、文化和宗教上的派別,泛指少數人為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小集團。宗派主義是以宗派利益為一切出發點的思想和行為,是宗派意識在政治上的極端表現。宗派主義與中國古代的宗族意識和宗法觀念有著內在的聯繫。早在原始社會,人們為了保護氏族群體利益,對抗外來勢力的威脅,極其需要利用血統上的天然聯繫來維持氏族共同體的團結和一致。這種以血親意識所形成的宗族意識是原始人類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中維持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中國古代宗族意識和宗法觀念之濃厚,其經濟根源是幾千年小農經濟和家庭本位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農業――宗法」式的社會結構。在文化上,儒教強調「親親」、「孝悌」、「忠義」以維繫人們的親情和封建依附關係,更強化了人們的宗族意識。在政治上,封建統治階級為鞏固其統治的需要也積極地提倡和利用人們的宗族意識和宗法觀念。作為一種宗族意識和實踐形成的宗族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對保持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穩定社會秩序方面有其積極一面,但宗族意識根本上是消極、腐朽落後的思想意識,其小團體排外性、狹隘性和保守性乃是黨內產生宗派主義的重要根源。宗派主義作為一個概念的提出雖然只在現代,但其危害性早已被歷代史學家所明證,中國古代歷史上出現的分裂和倒退幾乎都可以與宗派主義的泛濫掛鉤。早在東漢後期,外戚、士人與宦官集團之間腥風血雨的黨崮之爭,極大削弱了東漢皇權統治,導致東漢王朝的覆滅,使中原陷入長期分裂局面。從東漢滅亡到隋統一,經歷了從三國鼎立、八王之亂到五代十六國的割據局面共四百年之久,乃中國古代歷史最黑暗,人民最苦難時期,大都因宗派勢力爭奪皇權所致。唐代藩鎮割據和牛李朋黨之爭導致中央集權的弱化,是盛唐走向衰亡的最主要根源。北宋「變法派」與「保守派」的長期爭鬥,使奸臣當道,朝廷更加腐敗,終而爆發農民起義。在明、清各朝,宮廷內宗派之爭更是舉不勝舉。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之所以出現天京內訌那樣的慘劇,最終導致失敗的命運,亦是宗派主義泛濫的結果。
宗派主義在我黨歷史上造成的危害更為嚴重。張國濤的分裂主義就是宗派主義的集中表現;王明搞宗派主義使許多黨員、幹部錯誤被關、被殺;林彪、江青反黨陰謀集團給黨和國家造成的損失更是罄竹難書。「文革」時期,林彪、江青一夥利用宗派主義泛濫推行其反革命政治路線,一時間五花八門的「戰鬥隊」、「造反團」在全國達百萬之眾。當時人們只能說派話,不敢講原則說真話,以派劃線,以派定是非,造成無數的怨假錯案,無數黨員幹部被整,甚至迫害致死。派性意識和派性鬥爭貫穿文革整個始終,成了當時最大的社會頑痼。不但破壞了黨內的團結,敗壞了民風,而且帶來嚴重的後遺症。
宗派主義對黨的危害,毛澤東是最清醒、最深切地認識到的。在延安整風運動時期,毛澤東對黨內宗派主義進行了嚴肅的鬥爭,寫了《反對自由主義》、《整頓黨的作風》等一系列不朽的著作。對宗派主義的清算,使黨得到空前的團結,為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打下堅實的基礎。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建國初期,全黨對宗派主義始終保持很高的警惕性。粉碎林彪、江青反黨集團後,特別是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黨內宗派主義又以新的面貌出現。 二、新時期黨內宗派主義的表現和產生原因在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由於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宗派主義往往被黨內外的階級異己分子和陰謀家所利用,同政治路線上的機會主義聯繫,以極「左」或極右面貌出現,嚴重威脅著黨的事業。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隨著國內敵對階級的消滅和階級鬥爭的緩和,黨內宗派主義的危害性主要表現在干擾黨的方針和政策,破壞黨的紀律和作風,危害黨的團結和統一,其主要表現在:
本位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一些地方和部門對黨的方針政策和上級決策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合意的就執行,不合意的就不執行。有的為顯示「政績」,不惜犧牲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這些人往往打著發展本地經濟和為一方群眾謀利益的旗號,實則為自己樹碑立傳和為個人或小集團私利,有的甚至公然對抗黨的政策和國家的法令,包庇或縱容犯罪等等。地方保護主義是一种放大的小團體主義,在群眾中帶有很大欺騙性。 「山頭主義」和「裙帶」關係。幹部選拔制度改革後,過去那種赤裸裸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跟人不跟線」的現象有所遏制,但封建官場的庸俗作風和「裙帶」關係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近年呈蔓延勢態。部分黨員幹部為其個人私利,對上級尋找靠山和保護傘;對同級吃吃喝喝,結幫拉派、建立各種各樣的關係網;對下級搞任人唯親;拉攏一批人,打擊一批人,在一個單位、部門內部以親疏關係代替原則,以個人好惡代替黨的政策。如評先進、職稱,進修學習、出國訪問等等不是根據條件和需要,而是憑個人關係,所謂「朝里有人好辦事」、「近水樓台先得月」。有的單位黨政領導各立山頭,甚至勢不兩立。有的部門內部幫派林立,相互排擠和詆毀。 黨內外的宗派活動。部分黨員幹部甚至公開搞結盟活動,假借「同學會」、「同鄉會」、「戰友會」等名義搞人情圈子,編織關係網,搞結拜兄弟、認乾親那一套。少數黨員幹部甚至與社會邪惡勢力勾結,同黑社會老大稱兄道弟,縱容包庇違法犯罪,欺壓群眾,在一方稱王稱霸。如浙江溫嶺市張畏黑社會性質特大犯罪團伙,在所涉及的184人中黨政機關、司法、金融幹部竟佔了63人!包括該市市長、公安局長。正因為有黨員幹部的縱容包庇,更增長了黑社會的氣焰。 宗派主義更是腐敗的溫床和保護傘。如王寶森,一個既無德又無才的庸人,竟能挪用國家巨資而長期逍遙法外,並爬上副市長的寶座,正是受到他的幫哥原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的庇護。宗派主義泛濫的地方,往往是腐敗嚴重的地方。宗派主義又是滋生官僚主義的深厚土壤。宗派主義與官僚主義都是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的產物,宗法制度一開始就是為維護特權階層的利益而設立的。官僚主義與群眾對立,為保持自己的特權地位,需要幫派勢力為其提供社會基礎。官僚分子往往是熱衷立山頭,結黨營私,網織「裙帶」關係的魁首。黨內宗派主義的產生有其深厚的社會歷史根源和認識根源。在中國古代社會,狹隘的宗族意識和宗法觀念不但制約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還通過深層的心理積澱,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中國成立已幾十年了,但一個民族長期形成的傳統意識和行為方式並不能很快改變。中國人習慣於「親親」,重視人際關係、裙帶關係,缺少法制觀念,在現實中,「拉關係」、「找靠山」成為部分人的「生存原則」,這種人治文化的腐朽意識必然影響到黨內,是黨內產生宗派意識的社會根源。近年來我們雖注重了反腐敗和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但對黨內的宗派主義傾向沒有引起足夠注意,沒有認清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表現和危害。有的把黨內宗派主義看作一般性的思想問題,看作是中國人傳統行為方式,是「人情世故」等,客觀上在和平建設時期,特別是在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腐敗比起宗派意識更直接地使人們感受到對黨的事業的嚴重威脅,更使人民群眾深惡痛絕,宗派主義的危害性和嚴重性則因此被掩蓋,被忽略。其次,黨在自身建設方面存在著不足。我黨有近7000萬黨員,其中改革開放以來入黨的新黨員佔了很大比例,許多人沒有經過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黨性教育,對黨的歷史也缺乏了解,對什麼是宗派主義?它有哪些表現不清楚,對其危害認識不深。近幾年我們雖然強化對黨員進行反腐倡廉的教育,但對黨員進行反對宗派主義的思想教育十分缺乏。另外,黨的各項民主制度沒有很好建立起來,各項民主措施,如民主監督制、黨委分工負責制等等還不很完善,一些黨員領導幹部官僚主義盛行,黨內缺乏積極的思想鬥爭,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良好風氣沒有真正被恢復,這些都給宗派主義以可乘之機。事實證明:哪個地方黨內民主生活健全,黨員群眾敢於說話,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就沒有市場,各種「山頭」就立不起來;哪個地方黨內的民主生活不健全,黨員群眾不敢說話,宗派主義就必然泛濫。
三、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徹底肅清宗派主義流毒首先,只有反對宗派主義才能堅持黨的根本宗旨,保持黨的先進性。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這決定了共產黨人必須要大公無私,必須以天下為己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從橫的方面指得是全人類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某個團體、政黨、階級、階層乃至某國家的利益;從縱的方面看不僅是群眾的暫時利益、眼前利益,而且是人類的長遠利益、終極利益。宗派主義只是從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出發,是與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格格不入的,是剝削階級最自私、最狹隘的意識行為。共產黨的先進性表現在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宗派主義是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文化的產物,是腐朽落後的意識和作風。共產黨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要保持自身的先進性,就必須同宗派主義腐朽作風作堅決鬥爭。
其次,只有反對宗派主義才能團結廣大人民群眾,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穩定。政黨政治代表性的強弱與他所代表的社會勢力的廣泛程度成正比。恩格斯說:「沒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會有統一的目標,更談不上統一的行動了。因而,反映並照顧儘可能廣泛的社會階層的利益要求,尋求共同的利益基礎,就成為政黨的一項重要使命了。」共產黨為了實現自己政治理想和目標,就必須在滿足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宗派主義一切從個人和小團體的利益出發,損害了大多數群眾的利益,必然遭到人民群眾的反對,造成黨群關係的緊張化,給社會帶來不安定因素。如今黨面臨著如何團結凝聚最廣大人民群眾這樣一個重大問題。要實現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就必須堅決反對各種宗派主義傾向。一個單位、一個部門要具有凝聚力,要卓有成效地開展各項工作和事業,就必須注意團結各種人。關鍵是黨的領導幹部辦事要公道,要從大局出發,要搞「五湖四海」。 再次,只有反對宗派主義才能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偉大又艱巨的事業,需要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因素,充分發揮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宗派主義以圈子劃人,排擠異己。一個單位、部門的黨員幹部宗派意識嚴重,其所處單位、部門往往是好人受氣,庸才、小人得勢,能人不得發揮,是非顛倒,人心思遷,不但破壞了團結,造成黨群關係惡化,而且使群眾積極性受挫傷,造成人才資源的浪費。當年毛澤東提出的「雙百方針」衝破了文藝界宗派主義的羈絆,帶來了整個文藝界的春天。同樣,一個單位乃至國家只有克服宗派意識,才能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最大限度地發揮有限的人才資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 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更需尊重群眾,平等待人。鄧小平指出:「有一些黨員,稍稍有點成績,就自以為了不起,就看不起別人,看不起群眾,看不起黨外人士,似乎當了共產黨員,就比非黨群眾高出一頭,有的人還喜歡以領導者自居,喜歡站在群眾之上發號施令,遇事不願意同群眾商量。這實際上是一種狹隘的宗派主義傾向。」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對這種宗派主義排外性傾向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有的人高高在上,難以同下屬和群眾相處;有的人有了點微不足道的資本就盲目驕傲,相互瞧不起,如同封建貴族歧視庶民,城裡人瞧不起「鄉里人」那樣,這種貴族作風和市儈習氣與共產黨員的稱號是格格不入的。一個單位、部門的黨員幹部沾染了這種習氣,勢必造成與群眾的對立,阻礙群眾積極性的發揮。 最後,只有反對宗派主義才能維護全黨的團結和統一,提高黨的政治效能,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宗派主義是黨內團結的大敵。東歐一些國家和前蘇聯共產黨分崩離析、丟掉政權,其重要原因就是黨內派別活動盛行,導致黨的分裂,教訓是極為深刻的。文革時期針對林彪、江青陰謀集團的倒行逆施,毛澤東諄諄告誡全黨:「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建設時期,毛澤東始終把黨內的團結放在第一、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實現黨內的團結,就不能鬧山頭搞分裂,就必須反對宗派主義。宗派主義往往以極端無政府主義面目出現,它破壞黨的紀律,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得不到迅速有效的貫徹,既降低黨的執政效率,又消耗黨的政治資源。宗派主義更嚴重威脅著黨的執政地位,是黨同人民群眾親密聯繫的大敵。江澤民說:「我們黨有許多優勢,根本的一條是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繫,在人民群眾中生長、成熟和發展起來,始終為人民群眾的利益而奮鬥,這是我們黨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源泉所在。」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具有執政資格,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領導力量,就在於他代表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宗派主義代表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必然脫離群眾,動搖黨的執政地位。只有徹底清除宗派主義,才能真正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使黨永保青春活力,永不變色。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807頁 2、《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鄧小平 3、《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江澤民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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