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力熱點】中國春節在東南亞

【作者簡介】 何思源,京族,廣西崇左人。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院講師。

【摘要】 東南亞是海外華人華僑人數最多最集中的區域,中華傳統文化很早就伴隨華人的遷徙傳入了這一地區。由於所在國社會發展程度、民族構成、宗教類型、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差異,東南亞各國對待農曆新年的態度不盡相同。按農曆新年是否被列為國家法定節日以及國民的參與程度這兩個標準把東南亞11個國家分為三種類型。在介紹基本情況的同時,了解東南亞華人華僑的生存發展史,尋找和借鑒有益的經驗,反思深化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認識,有利於在全球化時代開展對外文化交流,促進中華文化對世界文化的豐富和發展。

【關鍵詞】 農曆新年;東南亞;華人華僑;文化傳承

    「東南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出現的一個新的地區名稱。該地區包括11個國家: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汶萊、菲律賓、東帝汶。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歷史上不同種群、語言、宗教、政治、經濟形態在此交匯碰撞,形成了這一地區多文化圈交疊的景象。東南亞同時又是全球華僑華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華人華僑總數為3348. 6萬,約佔東南亞總人口的6%、全球華僑華人總數的73.5% 。

    農曆新年很早就伴隨華人華僑的遷徙以及中華文化的傳播在東南亞生根發芽了。由於東南亞各國歷史文化發展的差異性,農曆新年的傳承發展情況不盡相同。考察農曆新年在東南亞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宗教、不同社會文化、不同意識形態中的傳承發展情況,將有助於我們了解華人華僑在東南亞的生存發展境遇,全面把握中華傳統文化在多元社會中的適應狀況,從中尋找和借鑒有益的經驗,反思深化我們對傳統節日文化的認識,調整修正節日文化保護傳承路徑,以便更好應對現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帶給我們文化上的衝擊。

一、基本情況

    (一)越南、新加坡:自然生髮傳承,全民共慶,政府主動介入引導

    由於地緣關係,越南是東南亞受中華文明影響最早也最深遠的國家。至今越南仍然使用農曆,傳統節日以及過節的方式與中國幾乎完全相同。

    中國傳統節日進入越南之後,經歷了本土化、民族化的過程。越南臘月廿三有放生鯉魚的習俗,因鯉魚被認為是灶王爺的坐騎;年前家家戶戶要製作最重要的年貨——年粽,這種大方形糯米粽子,以豬肉和綠豆沙為餡,代表飛禽走獸草木繁生;除夕夜有「采綠」習俗;年初一祭祖,同時也拜土地、灶君、百藝師祖;農曆新年廟會眾多,多為紀念當地民族英雄的祭祀活動等等。

    西方殖民者於十六世紀來到越南,至十九世紀末,越南全境已成為法國的「保護國」。在「同化」與「聯合」理論的指導下,法國人制定了一整套同化政策。越南的文字、飲食、建築等方面已經顯示同化帶來的影響,傳統節慶的外部形態也多少發生了改變(如春聯現今已多用拉丁越南文書寫而不是漢字;節日期間家中擺放整株梅花,花枝上如聖誕樹一樣掛滿裝飾物等等),但是農曆新年的精神內核依然難以撼動。

    華人遷入越南的歷史十分悠久,不同時期遷入的華人已經逐漸融于越南主體民族中。明清至近現代,越南迎來了大批華人。這些移民大多分布在較大市鎮,形成了相對集中的華人聚居區。雖說越南全民共度農曆新年,但是這部分華人的守歲、祭祖及慶典遊行活動等,非常富有「中華」特色而有別于越南主體民族。由於他們的文化認同、國族認同都是祖籍地而不是居住地,造成了與主體民族的疏離。二戰後,中越關係每次大的變動都會在越南的華人政策上有所反映。上世紀七十年代,越南政府採取了取消華人社團和報刊、關閉華人學校等嚴厲措施,對拒不加入越南國籍者進行大規模驅逐。而加入了越南國籍的華人,有相當一段時間也不敢承認自己的華人身份,在各種傳統節日中,刻意掩蓋自身的「中華」特色,每年的農曆新年節慶,更多是與當地人毫無二致了。隨著華人本地化進程的加快和華僑社會向華人社會轉化的完成,客觀上減輕了越南對華人社會的猜忌和疑慮,從而推動越南政府將華人問題納入越南民族問題的範疇來處理。

    八十年代末期開始,越南政府在深化革新、擴大開放的同時,調整了對華僑華人的政策。越南1992年憲法第一章第五條明確規定:「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是共同生活在越南國土上各民族的統一國家。國家實行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政策,嚴禁各種民族歧視和分裂行為。」華人作為一個族群,其開展體現民族特性的文化活動具有了法律基礎,也得到官方的引導和支持。華人社團、寺廟、文藝團體和華文學校得到恢復和發展。每到傳統節慶,他們一般都會組織各種各樣的活動,逐漸恢復了華族特色。越南各地政府和機構都開展慰問華人社區、表彰華人代表等活動,組織和參加華人傳統聚會和宗教活動等。各級官員的新年祝詞都有希望華族同胞發揚革命傳統、在經濟建設事業中爭取新成績等內容。華人較多的城市,政府會和一些華人社團聯合舉辦新春座談會、聯誼會等,表彰優秀、增進了解。

    由於歷史原因,越南主體民族形成了較強的民族自豪感。雖然農曆新年是源於中國的節日,但大部分越南人還是認為,這個節日是越南的,是有別於中國的。越南政府非常注重培育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農曆新年這樣的全民性節日中,更是積极參与、主動引導。

    首先是移風易俗、塑造國家形象。越南民間有新年在屋外掛紅蟠驅鬼的習俗,現已改為懸掛國旗和黨旗。1995年政府出台了鞭炮禁放令,從此每年的除夕零時各地集中燃放煙花,國家領導人則通過電台發表農曆新年講話。

    其次是保護植根於社群生活中的節慶習俗,必要時給予財政支持。1993年1月19日,越南總理宣布了關於恢復文化藝術活動的決議。越共中央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則再次強調保護、繼承和發展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2001年越南出台了文化遺產法。一些農曆新年廟會,如農曆正月初六北越的榮聖廟會,在政府的保護申報下,於201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越南文體旅遊部還頒布了《2012-2015年廟會總體規劃》,目標是將現有的傳統廟會分成國家級、地區級、村鎮級進行管理,在全國範圍內推動發展。

    三是積極邀請國外一些文化團體進行文化交流。胡志明市華人祖籍多來自廣東潮汕,每逢新年民間有邀請廣東劇團來演出的傳統,現在則由政府出面進行外事邀請以促進兩國文化交流。

    四是對節假日政策進行調整,以刺激觀光及公共消費。越南勞動法規定農曆新年放假4天,然而近年來政府調整了假日天數,2012年、2013年連續兩年農曆新年放假9天。在各級政府指導下,不少城市和鄉鎮通過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農曆新年慶典,積極開發利用旅遊資源,打造自己的城市形象及商品商標。

    同樣是全民共慶的農曆新年,政府主動介入引導的還有新加坡。18世紀中葉,新加坡成為英殖民政府管轄下的一個中轉港口和貿易站,商貿發達,吸引了大量華人「下南洋」謀生。1965年新加坡獨立,人口大部分為華人。由於華人為主體民族,中華傳統節日在新加坡的傳承基本沒有太多的外力干擾,也沒有發生裂變式的變遷。然而獨立後的新政府也意識到,新加坡是一個由多元種族、宗教和語言組成的國家,過分強調其中一種文化及其相關節慶,有可能引起其他少數民族的憂慮和反感,因此有必要實施統一多元的族群政策,提高國民國家認同感與歸屬感。在新加坡日曆上,有公曆、農曆、印度歷和馬來歷4種曆法,依各種曆法有許多節日。新加坡每年法定的10個全國節假日中有6個與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有關,其餘節日則是華族新年以及元旦、國慶(8月9日)和五一勞動節。在不同的節假日,政府支持不同的文化活動。在保留各民族傳統文化的同時,新加坡政府鼓勵人們向新加坡統一民族文化習俗演變。

    新加坡華人也在農曆新年前清掃房子、置辦年貨、貼春聯、蒸年糕、買新衣服、逛花市。除夕夜,最重要的事是吃團圓飯,很多人家都吃火鍋和「撈魚生」。飯桌上人們一邊撈魚片一邊說「撈起(喜)」,借巧妙的吉祥話表達新年祝福。大年初一,當地華人一般呆在家中接受馬來族和印度族同胞的拜年。農曆新年的第二天,則是訪親拜友的時間。

    1989年,新加坡文化藝術諮詢理事會提出了國家藝術發展報告書,表明政府在國家穩定、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開始加強自身文化的建設。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發表《共同價值觀白皮書》,闡釋了共同價值觀體系的建構,旨在多元文化社會尋求文化認同。2000年,新加坡政府公布了《文藝復興城市報告》,系統闡發了「文化資產」的理念,推行「藝術無處不在」計劃。準備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努力,把藝術帶到新加坡的每一個角落,特別是要把本土藝術帶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節慶作為民族文化的載體和主要表現形式,自然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及相應引導。

    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型國家,全國只有中央一級政府,實行選區制管理體制,因此社區組織分擔了政府大量的管理和服務工作。農曆新年期間的很多文化活動,都是由各個社區、社團來組織的,政府同時又通過對各個社區、各個組織的物質支持和行為引導(或由國家直接撥款,或由大企業集團給社區文化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把握社區活動的方向。新加坡的唐人街牛車水每年農曆新年都要舉行一系列慶祝活動,其中亮燈儀式一般會有新加坡總理等官員出席。在濱海灣河畔,政府每年都舉辦「春到河畔迎新年」活動。在慶祝活動中,政府也在刻意植入一些多元文化元素,如舉辦了幾十年的新春「妝藝大遊行」。陣容包括不同文化特色、蔚為壯觀的方陣和花車,有不同民族的傳統舞蹈和民俗表演。這個活動已經成為不同族群和海內外人士都參加的國際嘉年華會。

    越南和新加坡的農曆新年節慶有深厚的民間基礎,也有明顯的政府主導特徵。但這並非弱點,因為國家整合的特殊性決定了國家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在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形成對立的情況下,這是國家必須積極介入的一種行為。

    (二)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汶萊:社團辦節,民間色彩濃厚,社會力量推動農曆新年成為國家法定假日

    有些國家華人數量較多,華人在該國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力較大,經過華文學校、華文媒體及社團的努力爭取,政府已經把農曆新年定為法定假日。如印尼和馬來西亞放假2天(個別州放假1天),菲律賓和汶萊1天。

    史載唐朝末年已有中國人移居印尼。到印尼獨立之初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華僑華人的數量已達到270萬左右。經過長期的經營,華人在經濟上形成了一定的勢力。因民族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得到較好保持,印尼華人慶祝每一個中國傳統節日,其中最隆重的是農曆新年。由於歷史原因,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政策導致了華人與當地土著的隔閡。殖民者退出之後,華人由於掌握國家經濟命脈,其文化特色與伊斯蘭文化大不相同等原因,首當其衝被視為應該限制的族群。獨立後的印尼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民族同化政策。1967年蘇哈托軍人政權相繼頒布了一些專門針對印尼華人的法律法規,比如禁止華裔使用華語、禁止華人舉辦農曆新年等重要節慶活動、限制華裔宗教和文化習俗、限制華人公開活動、更改華裔的族群稱呼、敦促華僑華人採用印尼姓名等。印尼華人的正當權利被剝奪,農曆新年活動一度被迫轉入家庭內部,各種公開慶典消失。1998年蘇哈托政府垮台,新組建後的政府推行所有種族和宗教一律平等的政策,文化上鼓勵多元發展。原先被取締的華人社團開始復甦和發展。這些社團開展了多樣性的活動,尤其在反對種族歧視和恢復、弘揚華人文化方面成績突出。經過華人社團的努力爭取,2000年1月印尼政府公開廢除了對華人的各種禁令。同年2月,雅加達西區華商組成的農曆新年籌備委員會與工商總會和西區市政府合作,舉行了華族舞獅及其他各族的民俗表演,中斷了三十多年的農曆新年慶典首次恢復,盛況空前。2002年2月,為了促進民族團結,梅加瓦蒂總統宣布華人農曆新年為印尼全國公共假日。

    如今印尼華人超過1000萬,是海外華人最多的國家。印尼華人有除夕去佛堂、廟宇祭拜的習俗及布施、慈善的傳統。有實力的華社或者宗族同鄉組織會給窮人發補助,普通華人會給印尼原住民鄰居贈送傳統食品「娘惹糕」。各華社團體、宗親會、互助會和廟堂在農曆新年前就已經開始組織獻血、義診、分發食品等公益活動,幫助貧困和遭受災病的民眾。華校放假的時間比較長,農曆新年期間會組織豐富的文娛演出。由各個社團組織的舞獅、舞龍、華語音樂會、華族傳統服裝展示等文化節目,吸引了眾多印尼原住民觀看。當地華文報紙則開設農曆新年特刊,介紹農曆新年的來歷及文化寓意。

    2006年,印尼國會通過了新的《國籍法》,印尼華裔人士也由此首度享有了平等公民權利。印尼政府也在積極調整相關政策,官方的積極支持成為近年印尼慶祝農曆新年活動的趨勢。2007年,政府簽署決定書,規定華人新年全國放假2日,與伊斯蘭教、基督教等主要節日享受同等待遇。在華人聚居較集中的雅加達,市政府專門成立組織籌劃協調,政府重要官員還要前往一些重要和熱鬧的慶祝場所去亮相。每年農曆新年在廣場舉行以「多元和諧」為主題的慶祝活動,表現中華文化與印尼本土文化的融合。印尼政要借華文媒體向華人表達新春祝福逐漸成為慣例。農曆新年成為印尼其他民族了解華人文化的一個窗口,逐漸成為華族與其他民族共同歡度的節日。

    馬來西亞華人在20世紀中期之前境遇與印尼華人差不多。馬來西亞獨立後於1969年爆發了一場種族大騷亂,這讓政府意識到馬來人與華人的潛在矛盾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於是開始著手推進民族同化。1970年政府倡導「國家文化政策」,主要訴求是將馬來文化塑造為國家的主流文化,並將非馬來族溶入到馬來族的文化體系中。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扶植馬來人的新經濟政策,馬來族與華人的經濟差距迅速縮小,客觀上推進了馬來西亞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進程。由於華人佔全國人口比重超過1/4強,而且脫胎於馬來亞聯邦條約的馬來西亞聯邦憲法第152條規定華語、華文及其他一切華人文化生活習慣受到保護和尊重,因此從總體上說,政府沒有絕對地排斥華人文化,沒有強制執行文化禁令。這較之於東南亞其他國家要寬容得多,與印尼相比更是如此。馬來西亞華人在固守傳統農曆新年習俗的同時也發展了具有當地特色的新年習俗,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由社團、財團、政黨等主辦的大型團拜活動。這些新年團拜的特點是場面大,接觸人數眾多,每一個參與者都有最大限度的多邊聯絡的機會,是集節慶與社交、聯誼、商業活動於一體的團體性活動。馬來西亞華人社團眾多,大多以傳承中華文化傳統為己任,舉辦各種文化節日的經驗非常豐富。1983年2月10日至3月20日,8家華文報社及社團聯合馬來西亞國家博物院、文化青年及體育部、國家團結局舉辦了「華人農曆新年展覽會」,協助政府促進民族間相互了解,達到文化交流的目標。從1984年起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等15個華人社團發起舉辦全國華人文化節,由各州的華人社團輪流主辦,以傳承中華文化傳統。他們的努力使得華人新年影響日益擴大,發揮了喚起華社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增強馬來西亞華社凝聚力、促進華族與其他種族交流與融合的作用。九十年代,馬來西亞政府摒棄了「國家文化政策」,以「馬來西亞民族」的全新政策取而代之。2001年起,政府出資為華人舉辦全國性的農曆新年大團拜活動,各族群同慶農曆新年的現象日益增多。2002年農曆新年,約有10來萬各族群眾從各地趕來參加霹靂州首府怡保市的慶典活動。由馬來西亞的三大族群—華族、馬來族和印度族表演的民族舞蹈受到熱烈歡迎。馬來西亞副總理巴達維在慶典上高度評價各族人民為國家發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2008年,馬來西亞藝術、文化和遺產部在首都舉辦盛大的農曆新年慶祝活動,各族人民以及外國遊客數萬人共慶佳節。2013年農曆新年前夕,馬來西亞政府特別推出了總理紅包封派發給網民。馬來西亞政府支持並舉辦盛大的農曆新年慶祝活動是對馬來西亞華人的認同和尊重,也是出於塑造國家形象、振興旅遊業的考慮。

    華人移居菲律賓始於唐末。華人與當地婦女通婚,形成了人數龐大的華菲混血種,造就了獨特的華菲混合文化。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菲律賓的飲食、服飾、日常用品、建築藝術、親屬稱謂和風俗習慣等方面有明顯的華人文化(主要是閩南文化)烙印。1900年前後移居菲律賓的華人增多,他們創建社團、創辦報刊和學校,堅持讓自己的子女接受華文教育和中華文化的熏陶,菲律賓華人群體原先已漸淡化的中華文化氛圍又濃重起來。1946年菲律賓獨立後,新政府沒有統一而連貫地吸收華人進入主流社會的政策,華人社會被日益邊緣化。直至1975年,菲律賓政府才放寬對華人人籍的限制,大批華人加入了菲律賓國籍。菲律賓華人社會從此出現了兩種具有代表性的傾向和思潮:一方面,菲律賓華人社會出現了民族意識加強的傾向。這種傾向表現在華人社團(宗親會、同鄉會和結義社等)日漸增加;另一方面,出現了菲律賓華人族群融合到菲律賓大社會的傾向。時至今日,菲律賓當地民族對華人仍存有一些偏見、排斥。但是菲律賓華人避免了重蹈印尼華人的覆轍,很大程度上是前者已經逐漸融進了菲律賓主流社會。華人一方面要過菲律賓節日,融入當地主流文化,一方面還過中國傳統節日,保持民族傳統文化。由於菲律賓是個天主教國家,菲律賓華人最重視的一個節日是聖誕節而不是農曆新年,但是聖誕節也帶上了華人節日文化的個性特點:華人的聖誕禮物往往有「紅包」,類似於農曆新年的壓歲錢。這個習俗也影響到了菲律賓人,他們也把紅包作為聖誕禮物送人。從80年代開始,菲律賓華人爭取合法地位與正當權益的意識日益強烈。華人社團、報刊等積極行動起來,以菲華社會和菲律賓的共同利益為出發點,推進菲華融合,在融合中謀求共同利益,謀求中華文化新發展並以之豐富菲律賓的民族文化,謀求維護菲律賓華人正當權利與合法地位。他們積極推動國會通過立法將多年來流行於華人民間、主要由社團主辦的農曆新年列為法定節日。2002年農曆新年前夕,阿羅約總統專門簽署了向菲律賓華人表示新年祝賀的文告。2003年,菲律賓華人團體共同舉辦了規模空前的農曆新年系列慶祝活動。2004年1月,菲律賓總統阿羅約宣布農曆新年為全國的「工作假日」,以認可華人對菲律賓社會所做出的貢獻。菲律賓各華人團體則繼續爭取把農曆新年定為全國法定的「非工作假日」,菲最大的華報《世界日報》建議華人社會集各方力量成立一個後援會,為推動這項關係到華人切身利益的議案順利通過而努力。2011年11月,阿基諾三世簽署公告,將華人新年列為特別非工作假日,這既是對中華文化的尊重,也是對菲律賓華人地位的肯定,有助於吸引更多菲律賓民眾與華人一道共慶農曆新年。越來越多的菲律賓人加入慶祝農曆新年的行列,他們採購各色年貨和農曆新年飾品,還加入到華人的新春遊行隊伍中,一同享受歡快的節日氣氛。

    汶萊位於加里曼丹島北部,主體民族為馬來人,華僑華人占該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強。1959年,汶萊的首部憲法明文規定:汶萊是一個以伊斯蘭教為國教,以馬來語為國語的國家。這也是汶萊兩大文化特徵。汶萊政府的民族政策傾向保護和促進馬來人的利益,而對華僑華人的政策相對嚴厲。1984年獲得全面獨立後,汶萊蘇丹政府大力推行「馬來化、伊斯蘭化和君主制」政策,在既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下,允許華文教育生存發展,華人宗教信仰自由,可維持華人意識和華族認同,但必須效忠蘇丹;華僑華人可組建社團,但不能建立政黨,沒有對國家政策的參與權和決定權,只能通過各地商會對政府政策提出某些建議。汶萊現有大約50個華人社團,每年的農曆新年,他們都積極組織各項文化活動,增加華族的族群認同感,在維護華人社會權益、推進華人融入汶萊社會、與其他民族和睦相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華人新年在汶萊是法定假日,全國放假一天。華人家庭農曆新年期間舉辦「開門迎賓」活動,不論是否收到邀請,人們都可以帶上家人去華人家中做客,共度佳節。這一習俗原本是馬來人開齋節的傳統,汶萊華人借鑒了過來,在農曆新年回饋馬來族朋友。

    九十年代以來,隨著與東盟國家合作的加強,汶萊政府努力使本國政策與東盟整體的政策協調一致。1996年,文菜政府批准設立中文廣播電台,豐富了華僑華人的文化生活。每年農曆新年收看中國內地及港澳台的文藝節目成為汶萊華人的一項愛好和選擇。汶萊政府的戰略主題中,提到要樹立一個高效、充滿關懷的政府形象:「對一個小國來說,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經濟中,效益突出的國家形象,無論出於政治還是經濟方面考慮,都是可取的、必要的,同時還杜絕各種誤導以及各個利益相關方對政府的負面看法可能導致的負面後果。」政府調整了對華人新年的一些限制性規定:放鬆對舞獅限制,允許在住宅前舞獅;2008年,解除長達46年禁放鞭炮規定。從2006年起,汶萊蘇丹和王室成員每年均應邀出席汶萊華人社團新春大團拜活動。

    農曆新年在上述國家成為國家法定假日,離不開華僑華人群體的爭取。也就是說,作為所在國少數族裔的華人,並不是僅僅靠政府「順應潮流」把農曆新年列入國家法定假日。當地華人群體介入到了公共討論並充分闡述自己的要求,權力系統注意到了不平等的社會條件,考慮到了文化差異,引發討論,才推動了立法,華人才因此爭取並享受到了公民平等權。

    (三)泰國、緬甸、柬埔寨、寮國、東帝汶:農曆新年是民間節日,尚未成為國家法定節日

    泰國古代受印度文化影響很深,近代則受中國文化影響很大。作為多民族國家,泰國對各民族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佛教的力量。佛教在泰國的傳播過程中,強化了各民族之間的融合,增強了各民族對泰國的認同。泰國在從以軍事強製為基礎的威權政治發展到以政黨、國王和軍隊三大力量作為支柱的泰式民主的過程中,也曾有過排華運動,但無論程度和範圍都相對較小,泰國政府對華人的同化政策是卓有成效的。泰國官方並不把華人當作少數民族,在人口統計中也沒有專門的針對華人的統計(政府對當地少數民族卻有專門的統計並給予特殊照顧政策),這是政府的有意為之,目的是讓華人完全同化到當地民族中去,同時也說明華人與泰人的高度融合。

    在日常衣食住行、語言和生活習慣等方面,華人與泰人已無區別。「然而,在與中華文化有基本關係的文化特質上,華人受到的影響卻不大,如祭祖、家庭成員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尤其在價值取向上,更保留很多中國傳統的色彩。如:服膺自然、崇古、內向發展。此外,由於華人離鄉背井和多經營商業等特點,使華人價值取向又有一點重視未來,偏向重視旁支關係。」對泰國華人來說,祭祖是維繫華人情感的重要力量,而農曆新年又是一個祭祖的重大節日。對於他們來說,農曆新年更多意義上是對祖先的感恩、對祖籍和血統的尊重。

    泰國歷史上曾經將農曆新年作為法定假日,後來由於敏感的政治原因被取消。如今農曆新年期間政府部門、銀行等機構照常上班,但華人的公司、店鋪一般放假3-5天。在泰國,華人和泰國人都很喜歡過農曆新年,因為華人老闆會給員工發雙薪,且還能休假。農曆除夕當天,華人匯聚在當地的本頭公廟、媽祖廟及宗姓伺堂里祭祀祖先(泰國華人相當大部分祖籍潮汕和閩南,供奉極富閩粵地方特色的神靈充分反映了他們崇拜故土的心態)。祭祀完畢,舞獅隊挨家挨戶前往本地華人家庭拜年。獅隊拜年後才是全家圍坐吃團圓飯。大年初一,華人攜帶一些食品或甜點到附近的寺廟裡進行布施,以求來年平安。接下來幾天則是親戚朋友互相拜年。人們習慣拱手合十,互致「吉祥如意」。

    由於泰國華人同化程度高且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因此華人社團的主要工作重心已經不再是維護華人權益、促進華人與主流民族的互信理解等方面了,社團中更多的是以血緣和姓氏為紐帶的宗親組織(華人雖已改用泰國姓氏,但採用的是與潮汕音近似的泰國姓因此依然清楚原先的華人姓氏)。從這些社團組織開展的活動及其相關資料看,它們舉辦各種聚會及民俗活動,使得所認同的文化傳統在泰國社會得到適度保留、傳承,從而滿足自身對祖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的需求。農曆新年前一天,各地會館及宗親社團會舉行聚會,宴請各行業階層的華人代表參加,為六十歲以上的老人發放過年補貼,為華人學生中成績優異者發放獎學金。各個社團都強調遵守泰國法律,共謀泰國的安定與發展。宗親組織、大宗祠在活動中也注意體現泰國文化元素,如設置泰式佛完、張貼國王夫婦照片、懸掛泰國國旗等,主動以主流社會的意識、規範來約束自己。在政治上認同泰王國的基礎上,華人的文化和民族認同指向祖籍國。有些氏族宗親社團,每年農曆新年祭祖,必須脫下西服,換上長袍馬褂,戴上瓜皮帽,以示對傳統文化的尊重。還有不少宗親社團會選擇農曆新年期間包機回鄉祭祖,以示「盡孝」和「不忘本」,這不僅是他們對祖先家鄉、血脈根源的牽掛,還是他們立足泰國華界、正身立名、博得敬重之本與憑據。

    旅遊業是泰國的支柱產業,進入90年代以來泰國進一步推出一系列旅遊促銷措施,舉辦不少旅遊節慶。政府充分開發各地民民情風俗資源,每年推出許多少數民族節慶活動。農曆新年作為一個歷史悠久、文化意蘊厚重的節日,自然得到官方的大力扶持。泰國旅遊局在農曆新年期間,多次邀請中國一些省市的表演團體來到華人聚居的北欖坡、清邁、素攀等府進行文化與藝術展示,如舞龍舞獅、京劇、美食展等。曼谷唐人街的規模在東南亞首屈一指,歡度農曆新年的氣氛數這裡最為濃厚。街道店鋪擺滿各種應節食品、物品,街上到處可見現場寫春聯的攤子,不管華人、泰人還是西洋人,大家都會購買一些年貨感受喜慶氣氛。節日期間街道除了有舞獅、舞龍鬧新春,各種文藝活動更是豐富多彩。從2004年起,由中國文化部、中國駐泰國大使館、泰國國家旅遊局、曼谷市政府聯合主辦的「歡樂農曆新年」活動規格高、規模大、影響廣泛。每年的活動都得到了泰國王室、泰國政府的大力支持,王室成員及政府官員每年都會出席。「歡樂農曆新年」是一個互利雙贏的活動,推動了泰國旅遊宣傳的同時也促進了中泰兩國的文化交流。2012年,泰國政府決定將中國農曆新年作為泰南地區也拉、北大年、陶公及沙敦等4府的法定假日。該決議是一個歷史性的決定,農曆新年成為泰國法定假日有望進一步實現。

    緬甸是中國的近鄰,華人自發移民緬甸的歷史悠久。緬甸英屬時期,殖民政府的重大舉措之一就是大規模引入印度人和華人移民。緬甸華人是一個複雜的群體,主要兩大部分構成:一是從雲南過去的華人,多半居住在俗稱「上緬甸」的緬北山區一帶,其中的果敢人,擁有高度自治權,緬甸政府承認他們是國內的少數民族;二是來自廣東、福建一帶的華人,主要居住在俗稱「下緬甸」的南部沿海地區,緬甸政府至今不承認這部分華人是緬甸的少數民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緬甸發生了排華反華事件,華人地位急劇下降,大批華人逃離,華人的生存和發展遭受破壞性影響。緬甸國內一律取消漢語和漢字,更不允許教授漢文。上緬甸華人被迫將所操漢語西南方言稱為果敢語,使用的漢字稱為果敢文,最終得以傳延中華文化。今日的果敢仍保存較完整的華人傳統,無論從文化認同還是族群認同,果敢人幾乎都以自己是華人而自豪,在生活方式和農曆新年習俗上,與臨近的雲南省鎮康縣大同小異。但由於政局動蕩,人民生活貧困,果敢人的農曆新年雖隆重卻也較為簡樸。下緬甸華人為了防止遭受打擊迫害,加快了同化當地的步伐,他們中的不少人與緬族通婚,在語言、習俗上刻意「緬化」,不願意拋頭露面,較少參與和政治有關的活動。但在家庭內部,他們大都設有神完和祖先牌位,每逢華人傳統節日不忘祭拜祖先,仍把農曆新年視為最隆重的節日。1988年新軍人政府上台後,由於人權、民主政治、毒品等問題,緬甸面臨國際社會的重重製裁,中國成為緬甸最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中緬關係的親善為華人在緬的生存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大環境,華人各項文化習俗得以恢複發展。然而緬甸華人處境的改善主要體現在經濟層面,政治層面仍囿於緬甸軍人專政和1982年公民法的限制,不能擁有與原住民平等的政治地位,當政者也不會給予華人等外來移民群體平等的政治權益。下緬甸華人為了子女在求學、置業以及各方面的方便,大多會申請入籍,這部分華人官方統計為緬族。

    和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人一樣,緬甸華僑華人成立了以血緣、地緣和業緣為紐帶的各種社團組織。這些宗旨不同的社團,把華僑華人團結凝聚起來,在聯繫同胞、聯繫家鄉以及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每到華人最隆重的傳統節日農曆新年,這些社團就承擔了中華傳統民間藝術、民俗等的傳播與傳承:組織舞獅隊、舞龍隊走街串巷、上門拜年;開展文藝晚會及敬老活動;率領華人敬香祭祖、祈福迎祥;舉辦各類書畫比賽、象棋比賽、演講比賽等等。在華人地位一落千丈的排華時代,一些社團進入冬眠時期,當地華人的農曆新年慶典也幾近消失。如勃東線包括良禮蓖7個鄉鎮,那裡的華人已40多年沒有舉行農曆新年聯歡活動了,直到1999年農曆新年,才由華人團體發動起來舉辦了一天的新年大聯歡。一些社團艱難延續慈善義舉,派發農曆新年福利紅包是其中一個方式,這種多年沿襲下來的華人互助傳統,不曾因為困境而中斷,當地華人的農曆新年慶祝活動也得以延續下來。送紅包是華人新年的傳統習俗,緬甸華人過年不僅會給子女後生送紅包,還會給華人文化團體和社會組織贈送紅包以支持緬華文化事業的發展和中華文明的傳承。1988年以後,緬甸政府在對待華人社團上表現為不參與、不支持、不干涉的「三不主義」,因為他們認識到,華僑轉變為華人,華人團體早與母國切斷了臍帶,這些社團活動有利於緬甸的繁榮與穩定。

    緬甸是個佛教國家,百姓淳樸善良,因此民間的華緬族群關係總體上較為融洽。然而由於緬甸普遍的貧困,不少華人又多從事工商業,擁有相對好的經濟基礎,加之一些華人商人通過暴力或賄賂等手段獲得不當利益,造成了部分緬甸人對華人的誤解和仇視,這是客觀存在的。緬甸近年來逐步開放,推行連串民主改革,又廢除新聞審查,容納不同聲音,國家逐漸融入國際社會。在國內民族關係方面,緬甸政府利用每年聯邦節的機會進行大規模的宣傳和慶祝活動,以加強各個民族集團和民族共同體在文化方面的相互理解。如今的下緬甸華人,大多謹慎、低調,相當部分人已融入當地社會,在努力保持傳統習俗的同時,與當地人也在進行密切的交流與融合。緬甸文化也融入了當地華人的農曆新年活動之中,比如農曆新年拜佛、不放鞭炮等等。緬甸華人除了過華人新年,公曆四月上旬還會過緬甸新年,屆時也還會除夕守歲,用潑水來慶祝新年等等。

    華僑華人移居柬埔寨已有上千年的歷史,無論封建統治還是殖民統治時期,華人在柬埔寨都能安居樂業,經濟上處於優勢地位,基本上享有與當地土著相當的政治權益。1970年到1975年,朗諾將軍的民族主義政府執政期間,中文成了受孤立和敵視的語言,華文學校被禁,華文報紙被迫關閉。「紅色高棉」執政的1975-1979年,商人身份的華人被劃入了「資產階級」陣營。逮捕城市華人、農村進步僑胞及華僑教師的「紅色恐怖」不斷在各個省份發生,華人因為使用中文被歧視甚至殺害,華人平民被以「疏散」的名義遷往邊遠鄉下,甚至荒無人煙的邊境地區。在勞動區,華人和其他民族一起被強制組成各種合作社,原先的華人家庭隨之被「消滅」,中華傳統節慶的最基本單位被連根拔起,華人文化、風俗習慣蕩然無存。1979年紅色高棉被推翻,然而新政府處在越南當局的控制之下,追隨推行反華政策,陸續從各地返回的華人市民不敢承認自己是華人,之前的柬埔寨華人社團系統已經完全瓦解,華人社會原有的聯絡渠道不復存在。1986年越南實現了領導層更換和內外政策調整,停止了迫害和驅趕華人的做法,柬埔寨當局跟著改變政策,華人處境開始好轉。80年代末期,柬埔寨社會政治和經濟秩序趨於穩定,華僑華人數量逐漸回升。很多地下華文學習班紛紛出現,華人藉助這種短期的華文學習班來彌補華族文化的斷層。華人社團也在恢復和重建。1990年底柬華理事總會成立,是全柬華人的最高領導機構,在各省、縣、鄉、村設有分會,總會的宗旨是弘揚中華民族文化,重新恢復華人的傳統風俗習慣。海外華資的進入和中柬關係的改善,華人社會逐步復興並在經濟上重建優勢地位。隨著華人人數的增加、華文教育的復興、華人社區的復甦和發展、經濟實力的增強,華人族群凝聚力和族群文化認同感不斷增強。1991年以來各屆政府推行民族和解、民族和睦政策,取消了所有對華僑華人的各項法規性的歧視和限制,對華人的態度日趨友善。政府陸續歸還了華人創辦的學校、華人廟宇等,允許華人舉行傳統節慶活動。1994年農曆新年,華人恢復了傳統的舞獅表演。此後每年農曆新年,柬華總會的醒獅團、龍獅團的慣例是先去皇宮向國王拜年、再去洪森總理等國家重要領導人的官邸及中國駐柬大使館賀歲拜年,然後陸續向當地公司企業、各家各戶拜年。元宵節前後,農曆新年慶祝活動進入新的高潮,各地會館下屬的佛寺神廟,多組織隊伍舉行規模盛大的游神活動,隊伍每天在不同地方集合,然後敲鑼打鼓,揮舞旗幟,濃妝艷抹,浩浩蕩蕩地巡遊,堪稱柬埔寨的妝藝大遊行。1997年,柬埔寨政府出台煙花禁放規定。這個規定並非出於防止環境污染考慮,而純粹是為了社會安全,避免槍聲與鞭炮聲混淆,這是戰亂後遺症的一種表現。因為柬埔寨境內的越南裔人士也過農曆新年,這使得該節日成為宋干節(柬埔寨新年)之外最大的節日。柬埔寨政府規定,農曆新年期間,政府機關的華裔、越南裔職員可享受3天假日。雖然農曆新年不是柬埔寨的法定節假日,但數量巨大的華裔、越南裔人士都要過節祭祖,實際上政府機關在此期間根本沒人工作,農曆新年幾乎成為柬埔寨全國性的節日。

    華僑華人定居寮國已有數百年的歷史,然而華僑華人的數目占所在國總人口比例的數值非常小。1954-1975年寮國戰亂期間,已有不少華僑華人離開寮國。1973年寮國的華僑華人仍在10萬人左右,也有人估計為15萬,其中以首都萬象的最多,約有6. 5萬,佔万象總人口的近一半。1975年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成立後,寮國黨和政府推行過激的民族政策,強調「寮國民族共同體」、「單一的寮國民族」、「樹立一個國家的意識」,華人文化受到壓制,華人傳統盛大的新年遊行被禁止,城市裡的中文標誌被取消,華人女性被要求穿著傳統的寮國筒裙,大量華僑華人成為難民逃離寮國。到80年代初,原本相當規模的寮國華僑華人社會,只剩下約1萬人,連謀生都十分艱難,就更談不上什麼社會地位或政治權利了。留下來的在夾縫中生存的華人不得不刻意模糊自己的華人特性,以取得更容易的社會生活條件。1986年,寮國調整外交政策,實行對外開放。海外華資和商人大規模地湧入,寮國華人社會才得到復興。當今的寮國華僑華人社會,無論在經濟基礎和籍貫結構方面,基本上都不是歷史上華僑社會的延續,而是由少數留在本地的華人和80年代後期回歸的華人以及來投資的新華僑重新建構的。

    寮國法律規定,非寮國籍人不得購買土地,結果不少華人加入了寮國國籍,還有的華僑華人男士為了更好地在寮國發展而娶寮國姑娘為妻,這些都在客觀上加快了新華僑融入當地的步伐。對於中國傳統節慶的風俗,寮國華人依然遵從但有所從簡。20世紀70年代之前,華僑華人社會慶祝的中國傳統節日有農曆新年、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陽等,而現在慶祝的主要是新年、清明和中秋。新年時全體華人會休息停業三天。年三十祭祖,初一開始互相串門拜年。不少華人也會請寮國朋友過來吃飯,一起慶祝新年。寮國的華僑華人社會,以潮州人人數最多,在華人群體中的經濟地位也較高,潮州的民間信仰和文化對整個寮國華人社會也產生了影響。在萬象,福德廟裡供奉的是本頭翁(土地公),農曆大年前25天,即本頭翁故去的這天,萬象的華人就舉行隆重的歡慶聚會,舉燈遊行,並從泰國或廣東請戲班演出潮州大戲,為期一周,所花費用甚大。將原來只為潮州人所信仰的神明擴大為幾乎全華人社會的民間信仰,這是傳統宗教的世俗化現象,它是在宗教力量的影響下,促使寮國華人社會內部凝聚力的增強和對社會外部變化所進行的調整。

    寮國華僑華人社團相對單一,中華理事會是唯一的華僑華人群眾管理組織。該社團每年農曆新年都會舉行團拜和舞獅表演等活動,在進行中華文化教育、增強華人社會內部凝聚力等方面都起了維持和增強的作用。由於華人社團的不斷努力,中老雙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農曆新年出現了不少寮國特色,如在新年活動中融入寮國音樂和舞蹈,用椰子肉做的甜點和大肉粽是新年的特色食品等。現在寮國的農曆新年氣氛越來越濃,以往過年掛紅燈籠的基本是中國人,而現在不少很多寮國人也在新年期間掛紅燈籠。走在寮國的街上隨處可見喜慶的紅色,就連寮國人的商鋪也展示著中國紅和中國風。

    東帝汶是位於東南亞帝漢島東端的國家,東南與澳大利亞隔海相望。歷史上澳門與東帝汶同為葡萄牙殖民地,殖民政府曾合併管理這兩個地方,澳門華人到東帝汶相對頻繁。到19世紀初,東帝汶已形成了華人社會。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印尼華人為逃避迫害湧入東帝汶,華人人數劇增,帶來了東帝汶華人社會的空前繁榮。1974年葡萄牙政府放棄在東帝汶的殖民統治,1975年底印尼出兵佔領東帝汶隨之把東帝汶改為印尼的第27個省,這成為東帝汶華人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從此華文學校被關閉,華人社團被取締,華人被屠殺,華人數量銳減。印尼軍隊撤出東帝汶前的1999年大規模騷亂更是導致「大概70% -80%的建築物遭到破壞,商業部門停止運作,幾個月內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政府管理」)。2002年東帝汶獲得完全獨立,華人開始大量返回,中國內地也有不少人前來尋找商機。獨立後的東帝汶政局總體穩定,時有騷亂,最近的一次發生在2006年。

    目前東帝汶的華人華僑主要有「新僑」和「老僑」兩部分。「新僑」指2002年後來東帝汶的中國人,他們主要為經商獲利而來,最關心的是時局和商業風險,擴大中華文化影響不是他們特別關注的。「老僑」則已經在東帝汶紮根了好幾代,很多人已經與當地人通婚,基本融入當地社會,經過印尼當局近30年的統治,大多數人已經不會華語,除關注時局外,如何「把根留住」是他們最關心的議題。2003年3月,成立於1912年的東帝汶中華商會恢復。該商會在每年的聖誕、元旦、獨立日及農曆新年都會自籌資金舉辦舞獅表演,舉行慈善捐贈等活動。華人還建立了自己的佛教協會,主管一個廟宇—關帝廟,經常舉辦一些宗教活動。每逢大年初一和十五,華人華僑都會去關帝廟拜祭。受華人影響,東帝汶當地人把關帝稱作中國神,幾乎每天都有人求籤燒香。

    印尼幾十年的殘暴鎮壓和印尼化政策激發了東帝漢人的反抗意識,獨立後的東帝漢政府提倡多元文化共存共榮。2007年,東帝墳政府五年工作計劃中,對本國文化的展望是「和平、穩定和寬容佔上風」,藝術和文化的基本目標是「促進鞏固和平與東帝漢國家建設做出貢獻的文化價值觀;促進國家和國際層面的知識和文化的傳播;支持發展文化旅遊文化和藝術遺產的民間投資的措施;增加與葡語國家共同體及周邊國家的合作與文化交流」。2010年,東帝漢政府制定了國家戰略發展計劃,表達了「現代化和多樣化」的發展願景。東帝墳法定假日兼顧了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重大節日,而印度教、佛教節日及華人傳統節日由於影響較小沒有列入。隨著中國對東帝漢的援助逐年增大,東帝墳政府正在表達對華人文化的重視,總統及政府要員多次參加中國駐東大使館及當地華人商會舉行的農曆新年慶祝活動,高度評價華僑華人多年來為密切兩國人民友誼、推動東帝漢經濟社會發展所作的貢獻。東帝漢民風熱情淳樸,遇到重要的節日,只要音樂聲響起就能吸引一大群人起舞,華人新年以其祥和、熱鬧的氣氛,每年都在吸引越來越多東帝墳人參與到節慶中來。

    農曆新年沒有成為法定假日的國家,有些是政府出於民族同化的考慮,有些是因為主體民族對華人群體仍持有偏見和不信任,還有些則是由於政局動蕩、社會不穩,政府難有立法層面的顧及。總之其中的原因是複雜而深層的,農曆新年能否在未來成為這些國家的法定假日,目前看來,仍無定數。

二、特徵與趨勢

    從以上對農曆新年在東南亞各國的傳承發展情況進行的簡單梳理可以看到,由於東南亞國家社會歷史、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及經濟發展程度不同,農曆新年在各國的傳承情況也各不相同。總的來說,由於地緣及移民構成等原因,東南亞的農曆新年與中國南方民俗傳統更為接近,但無論如何都已不是華南農曆新年習俗的簡單移植。顯然,東南亞農曆新年傳承發展情況與中國不同的方面更值得我們關注。

    (一)農曆新年習俗呈現出強烈的本土性和在地性

    這其中又以農曆新年在越南的傳播與發展情況最為典型。由於傳入歷史較長、民族文化自信心較強等原因,越南農曆新年的本土性、民族性非常明顯,以至於不少越南人認為這個節日是本民族傳統節日。其他國家的華人,二戰以後陸續融入當地社會,華人社會文化生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已經從傳統的華僑社會文化過度到華族/華人社會文化,農曆新年習俗必定要打上特定所在國(地區)的文化烙印,呈現出鮮明的在地性特色。習俗文化的載體和表象符號,包括節日食品、節日裝飾物、富含文化寓意的行為等,均受到當地文化的強烈影響,不少新元素融入其中,一經形成就很難改變。如泰國和越南的春聯,大多以本國民族文字來書寫;汶萊等國的華人因為身處伊斯蘭國家,農曆新年待客的食物大部分是清真食品;緬甸、柬埔寨、寮國等國佛教盛行,農曆新年人們相互拜年都雙手合十、口念佛經等。

    (二)農曆新年以祭祖為特徵,節日神聖性厚重

    農曆新年起源於殷商時期年頭歲尾的祭神祭祖活動,在發源地中國,這一精神內核已被置換。然而在東南亞,支撐農曆新年內在的宇宙觀念和精神信仰沒有被硬性剔除,使得這個節日保留了較為突出的神聖性和莊重性。以越南為例,村社社會及農耕傳統保留得相對完好,敬鬼神、祭祖先的習俗幾乎是深入越南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除夕當天國家領導人甚至親自燒香祭拜祖先使得這個節日的神聖性和儀式感非常突出。農耕文化土壤已消失殆盡的新加坡,由於華人是主體民族,因此華人文化沒有經歷斷裂。雖然生活方式受到現代化、全球化的巨大影響,近年來出現了「避年」習俗(新年期間離開新加坡到別的國家度假),但大多數人都是吃了年夜飯才出遊,由此可見農曆新年內在精神的牢固。東南亞一些國家的華人歷經受壓制受迫害的遭遇,農曆新年習俗中斷多年,但支撐當地華人的文化認同感仍在,以祭祖為主要特徵,以孔子、觀音菩薩、媽祖、本頭公、關帝等崇拜為依託的農曆新年信仰色彩濃厚,能滿足他們精神生活的內在需求,因此一旦外在環境允許,農曆新年都程度不同地得到恢復和發展。

    (三)社會力量在農曆新年的傳承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農曆新年在東南亞各國有不同的歷史遭遇,但無論是官方力量介入較為明顯的越南、新加坡,還是政府支持幾乎為零的緬甸、東帝漢,節日的重要執行方最後都落實到社團、學校、媒體等社會力量上。農曆新年的風俗習慣、思想內涵原本是通過家庭這個載體世代相傳的,然而戰後一些國家對華人群體的迫害使得華人家庭遭到嚴重破壞,隨著華人逐漸融入東南亞社會,族際通婚的普遍化更是使得同質文化家庭日益減少。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社團開始承擔起農曆新年文化中諸如民間藝術、民俗等的傳播與傳承。在一些市場經濟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商業團體通過廣告贊助等形式給社團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現今東南亞中華文化的核心已非華語而是一系列重要的價值觀與習俗,但華文學校、華文媒體在傳播華人文化、促進文化交流、培育年輕一代的文化認同感、為農曆新年文化意蘊源源不斷地輸入新鮮血液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仍不容忽視。馬來西亞華人長期熱衷於華文教育和華語的使用,成效斐然,華人族群意識也非常牢固,相應地保留了較完整的華人傳統習俗。

    (四)東南亞地區的宗教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農曆新年習俗面臨越來越多的調適及簡化

    東南亞地區存在種類繁多的民族及宗教類型,宗教信仰是東南亞華人文化適應的一個重要內容,同時又對文化適應的其他方面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東南亞華人移民到東南亞並且在那裡長期定居以後,在宗教信仰方面作了很大的調整,以適應當地的環境。目前東南亞華人的宗教信仰者,主要分三類:華人穆斯林、華人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華人傳統宗教(主要是道教、佛教及其他民間信仰)信仰者。三種類型的宗教信仰者,其文化適應的方向是大相徑庭的:華人穆斯林文化適應的方向是本土化,華人基督徒文化適應的方向是西方化,華人傳統宗教信仰者文化適應的方向是中華化。大多數華人穆斯林更多地與華人社會圈疏離而融入馬來人生活圈中,華人基督徒則傾向於顛覆華人社會原有的一些觀念,對這兩類華人信徒來說,農曆新年已經不是他們最重視的節日,雖然他們仍慶祝農曆新年,但不再過其他的華人節日,包括清明節、龍舟節、中秋節和冬至節等。伊斯蘭教及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禁止偶像崇拜,這就使這部分信徒缺席農曆新年的一些慶典。農曆新年的祭祖儀式及跪拜、燒香、拜祭物等行為也與基督教義相左(夭主教、基督新教也並非不允許緬懷先人,但是傳統節慶的祭禮及把「人」當「神」的做法超出了教義的容忍度),所以他們在紀念祖先的問題上採取了既簡單、又簡約的形式。近幾十年來,隨著東南亞國家阪依伊斯蘭教、基督教的華人日益增多,農曆新年的一些習俗被簡化甚至刪除的現象將會越來越普遍。

    (五)東南亞多國推行多元文化政策,近年來旅遊業的飛速發展為農曆新年的傳承發展帶來了機遇

    二十世紀中期不少東南亞國家推行過激的民族同化政策,華人華僑的命運急轉直下,傳統節慶習俗也遭受嚴重破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華人及其他少數族裔群體不斷從內部向一些民族國家提出權利要求,使得這些國家不得不放棄「單一民族」的民族國家建構模式及同化政策,轉而採取更為寬容的多元文化政策,以滿足各族裔群體的權利要求。與此同時,全球範圍內多元文化主義由理論轉換為一種社會思潮,在東南亞各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產生反響。不管是出於政治考慮還是出於社會正義,東南亞各國政府調整了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華人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得到尊重,農曆新年慶祝活動正在逐年升溫。東南亞旅遊資源非常豐富,旅遊業已成為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保持獨特而多元的文化形態、展示多元文化的魅力、最大限度地吸引遊客,已經成為不少東南亞國家的共識。雖然農曆新年慶祝活動在一些國家也面臨都市化、商品化和觀光化的問題,但與歷史上被壓制、被禁止的遭遇相比,農曆新年的生存發展空間已經得到了空前拓寬,與其將商業化、商品化問題視為一種威脅,不如將其看作是一種挑戰、一種機遇。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和文化環境下,東南亞各族群文化間的進一步交匯與融合,東南亞各國及國際華人間互動關係日益頻繁的趨勢,將給農曆新年在東南亞的傳承與發展提供更大的創意動力和文化融合再生力。

三、啟示

    以農曆新年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承歷史及發展境遇來反觀中國的情況,有很多方面值得我們總結並思考。他們面對傳承發展問題時採取的策略和方式,對於如何在全球化時代進行文化交流非常富有啟示意義。

    (一)由於文化傳播的複雜性及民族文化之間的「濡化」現象,一些文化事象已不是某一民族的專利,因此這些文化事象的名稱應具備一定的涵括性

    東南亞有若干國家全民慶祝農曆新年,不少國家還把這個節日列入了全國法定假日。從名稱上看,「春節」這個說法是民國時期開始使用的,時間不過百年,因此在東南亞一些國家及華人社會中不是很通用。用「陰曆新年」也不是很準確,因為東南亞不少國家也有自己的陰曆,如印尼、馬來西亞、汶萊等國的伊斯蘭陰曆;泰國、緬甸、寮國、柬埔寨的佛教陰曆等。而「中國新年」、「華人新年」等名稱則沒有很好涵蓋一些國家及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容易導致別的國家和民族的反感。為了避免尷尬,增進文化理解和交流,促進中華文化的保持和弘揚,我們建議使用「農曆新年」這一稱呼。

    (二)尊重中華傳統文化在東南亞國家獨立發展出的地域特色,在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中避免單方文化輸出導致的自我欣賞

    民俗在不同地域和民族中傳播時,它的形態、含義和功能可能發生許多變化,因而會更加多種多樣、異彩紛呈,這種變化是正常的,也是符合民俗發展規律的。對農曆新年在東南亞各國傳承發展出現的各種不同於我們的習俗,我們應具備多元文化的視野和胸懷,杜絕「正宗」、「變異」之辨,更不要犯下「全國人民都端起了熱騰騰的餃子」、「海外華人心繫祖國、共賀新春」這樣的錯誤。在農曆新年的海外交流活動中,要有東南亞華人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及文化認同並不統一的常識,避免單方文化輸出導致的思維慣性,多一些雙方文化平等交流的節目安排。由文化部等多部門組織開展的海外「歡樂春節」活動已經開展多年,涉及了五大洲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的兩百多個城市,向世界展示了中華文化的多姿多彩,如能在展示多彩中華文化的同時,增加所在國習俗文化的植入及與當地民眾進行互動等內容的比重,春節作為「大自然的節日」、「家庭的世界」、「世界的節日」的氛圍營造也許更加豐富立體。

    (三)合理調整農曆新年假期的時間,促進杜區文化活動的發展,對傳統節日要精神傳承和形式創新並重

    東南亞不少已經把農曆春節定為法定假日的國家大都國土面積相對較小,因而雖說假期時間較短,但人們也有較充裕的時間和精力來享受假期。傳統節慶形式在經過改造與嫁接的同時,傳統節日的神聖性依然保留,這使得東南亞大多數國家的農曆新年的精神傳承和形式創新得到較好的兼顧。而我國幅員廣大、人口流動性強,法定春節假期只有七天,除去耗在路上的時間和年貨採購、飯局應酬等活動,真正屬於休息、娛樂、探親訪友的時間屈指可數。人們自然就沒有時間、精力來組織參與各種各樣的社區文化活動—而這些,恰恰是春節文化的主流。在節日內在神聖性失卻的情況下,原本豐富多樣的農曆新年傳統文化日漸式微,「一台春晚綁架了全體中國人」不是原因,而是結果。久而久之,承擔著無數「使命」的春晚終於淪為大雜燴,並且使節慶文化的多樣性、豐富性日漸喪失。

    傳統節日是保持民族文化認同感的重要載體。農曆新年在東南亞有很強的內聚力和廣泛的包容性,與東南亞華人華僑在歡度節日時,一方面強調自身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認同,另一方面通過族群的節日儀式、節日食品以及蘊含其中的節日情感的傳遞,浸潤影響周邊族群,給他們不一樣的文化感受有關。我們在思考如何增加傳統年味的同時,還要考慮中國傳統節日的世界意義,最實際的策略是在中國民族文化資源開掘、整理、繼承、改造方面下工夫,將具有普適性價值、適於向外擴展影響的文化事象提煉出來,以影像展示、儀式行為、物品裝飾等方式進行世界宣傳,充分重視發揮傳統節日的文化載體功能,向世界昭示中華文化。

    (四)文化交流必須遵循多元並存的原則,文化中心主義是窒息文化生命的惡疾

    東南亞國家無一例外都是多民族國家。東南亞的土著文化與外來文化相互碰撞、彼此影響造就了東南亞文化的多元性。中國傳統文化通過中國移民傳入東南亞之後,總體上並沒有排斥東南亞諸國的文化傳統,而是通過相互滲透,彼此吸收,形成了以東南亞諸國文化為基礎而又帶有中華文化色彩的獨特風格。表現在節慶文化上,就是農曆新年在東南亞各國的傳承呈現出繽紛的「南洋性」。西方殖民主義者來到東南亞,以同化或消滅本土文化的方式來實行殖民統治,但最終也不可避免要遵循尋找所在地文化的根莖、找到嫁接的基點、吸收本地營養才能開花結果這樣的規律。近現代以來,東南亞國家陸續推翻西方殖民統治建立起民族國家,由於歷史文化的差異、殖民統治者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以及主體民族掌握國家政權後民族情緒的高漲等原因,主體民族文化對地方或少數族裔文化形成了壓迫之勢。除非地方或少數族裔文化能有效地整合進入到統一的民族國家的文化當中去,否則將面臨強制性同化。東南亞各國的民族主義在發展高峰期的時候,有一種標準化的圖式,即一體化、同質化,沒有區分的模式,使得包括中華傳統文化在內的文化面臨凋敝,多元文化的交流成為不可能,進而引起民族關係的緊張和時局的動蕩,這是被東南亞的歷史和現狀所證明了的。

    我們在反思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極端民族主義、文化中心主義的同時,也要反思中華傳統文化在一些東南亞國家遭到排斥和抵觸的歷史遭遇,以史為鑒,擯棄我們的中華文化中心主義乃至中原文化中心主義。中國傳統節日文化傳入東南亞之後,在對當地文化環境進行適應性變化之後才有了被接受的可能,而文化就是這樣一個流動地適應、變化與變異成新的過程。我們覺得自己的傳統節日博大精深,但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來說,這些節日更多的是一種新奇與多樣化文化樣式之一,並無更優秀更博大之分。再者,中華文化是個大概念,是由一系列小概念組成的,有差異的、多樣性的地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應有之義。因此,一切以中原文化為中心和標杆的觀念是不可取的。東南亞華人祖籍多閩粵,華南沿海文化與在所在國原本的文化融合出的新特點,與現今中國的總體文化面貌是存在差距的,我們對此要存有理解和欣賞的心態,這一點在我們與東南亞華人社會進行文化交流的時候尤其值得注意。文化傳播必須雙向進行,在過程中壯大和豐富,中華文化才能對世界文化的豐富和發展做出切實的貢獻。

    中華文化跟其他民族文化同樣都遇到全球化、文化一體化的挑戰。進入21世紀,一方面是全球普遍文化在世界各國的傳播使得文化趨於同一化;另一方面是不同民族文化在全球的傳播使得文化趨於多元化。我們要繼續思考如何應對全球化的趨勢,不是拒絕或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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