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千帆：憲政轉型與人格再造的中國使命(第3頁)———愛思想：學習型社會領航者

張千帆：憲政轉型與人格再造的中國使命(第3頁)

進入專題： 憲政轉型 人格再造    ● 張千帆 （進入專欄）   　　皇權的消失使得儒家正統失去了政治庇護，新文化運動開始全面反思和攻擊傳統道德，卻不幸犯了矯枉過正的錯誤。新文化運動雖然旨在清算傳統人格欠賬，但是過分誇大了傳統道德和禮儀制度的缺陷，拋棄了儒家倫理體系的內在精華，致使中華文明不能立足於自身固有的道德資源而完成復興大業。作為當時的「憤青」作家代表，魯迅只是因為其左翼立場受現政權認同才獲得如日中天的影響；雖然其強烈的批判意識對於當代社會仍有意義，也是他今天繼續受青年追捧的原因，但是他鼓吹的「禮教吃人」只不過是以極盡誇張的方式把全部過錯歸咎於「傳統」而已。在拋棄個人反躬自省和自我擔當之後，新文化運動的激進傾向開啟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狂躁時代。一旦儒家傳統遭到全盤否定，國民的道德人格也將隨之發生根本的變異；把皇帝小兒趕下台容易，但是崇拜權力的政治人格不僅沒有絲毫改變，卻在道德人格滅失之後把一個比皇帝強大得多的獨裁者請進來。

　　好景果然不長，巴黎和會對中國陰差陽錯的背叛一夜之間點燃了趙家樓的大火，長期積壓在國人心頭的憤懣和戾氣終於在民族主義找到爆發口，和仇視西方既有秩序的馬克思主義一拍即合。五四運動之後，在新生蘇維埃政權的積極撮合下，中國很快從無政府主義的極端走向極權主義極端，「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先後替代儒家教義成為國家正統。一個沒有政治人格的國家自然無法抵禦專制主義政治思想的變種入侵，而政治專制的確立和強化最終戕殺了中國的道德人格。所謂的「愛國主義」實際上建立在個體人格空殼化的基礎上，至高無上的「國家」幻影吞噬了作為道德主體的個人，使每個人成為一顆沒有獨立價值、沒有內在尊嚴、只能寄生於國家威權之下因而國家可以隨意處置的塵埃。在個人自身失去存在價值和道德常識之後，中國便向「革命」、造反、殺戮等大規模摧毀性變革敞開大門，直至國民心甘情願地聽從「大救星」的命令相互殘害。一個在政治上愚昧幼稚的民族必然是一個悲劇民族，無數人用生命和血汗為自己的愚昧、墮落付出代價。

　　中國百年的最大失敗在於未能從根本上反思失敗的終極原因和教訓，讓整個民族徘徊於牢騷悱惻的小人情懷之中。「革命」學說把一切罪惡都推給「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一切「反革命勢力」，惟獨自己才是一貫正確的先進力量，因而可以採取一切手段消滅革命的障礙。在這套「學說」之下，每個人都因為接受「先進」思想而變成可以無所不為的上帝，不論什麼傷天害理的行為都可以獲得正當理由；任何人和自己過不去都是「進步」的障礙、民族的敵人、國家的罪犯，必欲除之而後快。究其實質，這些形形色色的「革命」學說不過是個人或集團暴力奪取國家權力的擋箭牌，假借種種「思想」、「理論」、「主義」將自己膨脹的私慾包裝起來。它們充分調度人的貪婪、狂妄和恐懼，徹底解脫了人對自己和他人的內在責任感，將人都變成除了權力之外沒有敬畏的造反派。

　　革命人格和傳統道德人格是格格不入的。革命者認定自己是絕對正確的上帝，人民實際上是覺悟不高、能力有限、「不明真相的群眾」，對手則是十惡不赦、必須從肉體上消滅的敵人。在革命者眼裡，「反動派」只是社會進步的障礙而已；他們豈止是沒有內在價值與尊嚴，他們簡直就只剩下內在的邪惡；無足輕重的灰塵不過沒有價值而已，但是「反革命」註定只能作惡，因而消滅他們不僅為全人類消除了禍患，對他們自己也是一種釋罪和解脫。當然，「一切反動派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因而只有通過先進力量掌握的暴力機器才能摧毀之。在革命的血雨腥風中，在赤裸裸的暴力面前，只剩下個別人的淫威，普通人的尊嚴和恥感蕩然無存，解放者成為壓迫者。

　　3.權力體系下的人格墮落

　　在一個權力壓倒一切的國家，道德墮落是遲早發生的。這是因為權力本來就和道德無關，掌握權力——尤其是通過暴力奪取的權力——的事實本身不等於善惡或對錯。但是一旦權力成為一種社會通貨，不僅可以換取金錢、文憑、榮譽，而且成為權力本身的正當性來源，社會就喪失了基本是非觀念。在這種情況下，權力成為真理的代名詞。但是權力對是非的壟斷又是徒勞的，不僅因為人們內心的是非判斷不可能和權力的絕對命令保持一致，而且因為權力本身就是高度流動、變化莫測的；昨天還坐在市委書記的高位上「反腐倡廉」，明天可能就變成囚籠里的貪官。這樣必然造成是非觀念的混亂乃至喪失，僅剩下無所不在的權力和金錢崇拜。

　　馬克思的最大錯誤不僅在於沒有充分認識到人的意識對物質的決定性反作用，而且在「存在決定意識」的框架下，通過把活生生的人綁在生產力－生產關係的經濟發展「鐵律」上，使人完全物化並喪失道德主體性和進取心。這套「唯物」至上的理論誇大經濟體制的作用，讓只是人類活動一部分的「經濟」吞噬了整個人，把人看成是無法超越經濟利益的動物，把道德等「意識形態」作為完全寄生於「經濟基礎」之上的附庸。其認為，「公平競爭」只是資產階級主流學者編造的一個神話，勤勞致富只是剝削者自欺欺人的謊言或被剝削者自我安慰的夢想。在經濟「規律」面前，體制承擔了一切；什麼美德都顯得虛偽，什麼罪惡都變得情有可原。窮人可以因為窮而偷盜，女人可以因為窮而賣淫，甚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的資本家也可以怪「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造就了他們的貪婪……既然什麼都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什麼都可以怪罪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制度，個人還有什麼不可以做的呢？如果中國之所以少民主，不是因為中國人自己的懶惰和懦弱，而是因為GDP還沒有達到某個神秘的「拐點」，個人對於推動國家的政治進步又能做什麼？一旦變成決定一切和解釋一切的「真理」，馬克思主義只能成為墮落的借口；它的興盛充滿暴力，它的衰落也將留下一個紙醉金迷、物慾橫流的社會。

　　在體製成為一切罪惡的替罪羊之後，「砸碎萬惡的舊世界」自然就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綱領，似乎改變體制就能拯救一切。然而，當《共產黨宣言》斷言「無產者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將贏得整個世界」的時候，它忘記了每個「無產者」至少是有生命的。在道德上，讓「無產階級」冒死用暴力消滅「資產階級」的生命是不正當的；任何高尚的目的都不可能使這種不正當手段正當化，因為它要摧毀的正是人最基本的價值。暴力革命的鼓吹者無視一個基本常識，那就是任何體制或集體行為都不可能對個人的不道德行為負責；最終，實際上可以自由選擇的個人要對自己選擇的行為負責。事實上，在任何經濟體制下，個人道德都有相當自由的發揮空間；即便在高壓政治下，個人仍然享有內在的靈魂或思想自由。為什麼一個資本家不可能有一點憐憫或慷慨，或每一個「無產者」都一定那麼「大公無私」？為什麼資本家知道自己的「喪鐘」遲早會敲響，還會傻乎乎地等死，而不會和「無產者」談判並共同建立一種更為人性化的私有制和市場秩序？為什麼兩千多年前雅典、羅馬在奴隸制就能實行民主，幾百年前英國、美國在農業社會就能實現共和，而已經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卻不能讓人民實質性地當家作主……

　　中國歷史證明，理論與實踐的因果關係有時恰好相反；馬克思從來未能預言中國政治與經濟的發展軌跡，而全體中國人卻不偏不倚地落入「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馬克思主義範疇陷阱之中。先是經歷了馬列主義「科學」理論的去信仰化洗禮，之後又經歷了馬列「信仰」本身的崩潰，今日中國整個民族或為利益所誘、或為生存所逼，每個人似乎都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當口不可理喻地走到了末世邊緣；農村的孩子從小看不到明天的希望，城裡的孩子從小學就開始準備高考的馬拉松競賽……無人有閑暇把自己的道德修養當回事，國家前途更是屈指可數的幾個落魄文人才津津樂道的話題。道德人格已被摧毀殆盡、政治人格沒有成型並在長期專制教育下畸形發育。

　　經過革命與暴政的反覆歷練，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沒有懺悔、沒有反省、沒有恥感、沒有操守的時代。當代「五毛」現象就是一個例子，他們將自己的人格貶值到幾個小錢。絕大多數中國「左派」之所以「左」，也不是因為不知道過去幾十年發生的事情，而是在既有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下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定位。西方的「左派」立場未必正確，但是至少操守應該肯定，因為他們是敢於批評政府和輿論主流的少數派。中國的「左派」恰好相反，他們中的青年或是一群被國家主義歷史教育徹底洗腦的「憤青」，其老於世故的一輩則多是利用在權力控制下嚴重失真的歷史觀和社會輿論，覬覦用政治安全的「主流」話語向權力體制邀功請賞的人，投機取巧，或假借「愛國」之名嘩眾取寵，或搬弄國外左翼批判學派的一點「最新理論」。對於一個將自身人格完全寄託於「國家」的學者群體，國家主義是其最自然也最「有利」的思想出路。如果逆境中的民主憲政思想因輿論管制而不足以抗衡「左翼」煽風點火和市民激進情緒，那麼國家極易重蹈覆轍，甚至上演德國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悲劇。

　　究其實質，國家主義是尚未完成公民道德建構而首先訴諸於政治國家建構的頭腳倒置。在歷史教育的長期扭曲和對「敏感」輿論的嚴格控制下，國民很容易將假想的「國際勢力」作為出氣口，以至任何周邊領土主權糾紛都可能掀起新一輪國家主義狂潮。其實政府官員是中國當今社會最「西化」的群體之一。他們不僅和西方接觸最頻繁，成天在發達國家訪問「考察」，而且多有子女在海外工作求學，或在海外銀行存有巨款，因而懼怕得罪西方政府；這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理應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最大保護傘，灌輸軍國主義實際上是自掘墳墓。然而，人的理性是受限制的；政府長期灌輸的「愛國主義」教育已經把它自己放在激進情緒的火山口上。國家主義本來是出於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卻可能成為顛覆政權合法性的由頭；不遺餘力的「愛國」鼓噪可能將把不可一世的國家帶到毀滅的邊緣。

　　當然，如果說中國「崛起」激化的國際矛盾還有待時日，那麼國內矛盾早已層出不窮、應接不暇；如今不用生活在中國，只要上網瀏覽就能略知梗概，無須贅述。這些事件因公權完全失控而造成的權力極度濫用引起，在一個政治人格缺失、道德人格毀壞的國家本來十分正常。每天網上頭版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更多巧取豪奪、侵佔民利但不出人命的事情則悄然進行而不受關注。事實上，官員和百姓每天都被眾多新鮮事件包圍著，早已疲憊並「適應」了不太平的生存環境；久而久之，甚至喪失了道德判斷的基本常識。當一個民族泯滅了是非觀念和基本恥感，那麼無論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都不再稀罕。

　　

　　三、中國道德人格的復興與重建

　　

　　要讓飽經革命、暴政、「運動」、「發展」之苦的中國社會回歸理智與常態，國民首先必須恢復基本道德常識和恥感：搜刮民脂民膏和偷盜一樣是可恥的，為自肥或「三公」揮霍而盜用公共財政是可恥的，為了自己的政績而盲目「發展」、耗費資源、污染環境是可恥的，大權在握卻未能使一方百姓「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可恥的，治理不善而不讓別人批評是可恥的，壟斷新聞機器是可恥的，靠選舉舞弊和組織操控維持自己的地位是可恥的；人民之間互不體恤、相互「投毒」是可恥的，受到欺凌只知道低三下四「上訪」是可恥的，憲法賦予了民主權利而自己卻不知珍惜是可恥的；違心說假話是可恥的，媒體不敢報道真相是可恥的；學者不能仗義執言是可恥的，為了討好掌權者而用偏激言論誤國誤民更是可恥的……

　　要恢復恥感，人民必須意識到自己的內在價值和尊嚴，不再把自己當做權力、利益、慾望、恐懼驅使的對象，不再把自己降格為不能決定自己命運的浮塵，不再唯唯諾諾地甘當權力的奴隸，不再做專制機器上的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惟其如此，中國才能遠離墮落、遠離恥辱、遠離恐懼、遠離暴虐、遠離瘋狂、遠離懦弱、遠離幼稚、遠離渺小、遠離悲劇、遠離危機……要讓中國在世界上站起來，中國人首先自己要站起來，恢復自己的道德常識，做一個有尊嚴的大寫的「人」。

　　1．傳統道德人格的復興

　　中國的復興需要新的道德，但是中國道德人格的重建並非在一片歷史沙漠上展開，而完全可以藉助傳統儒家的道德資源。維繫中華文明數千年的儒家文化非但不是憲政的障礙，而且本身就是憲政的一種形式，只不過其中的政治專制主義和道德教條主義因素與現代憲政文明格格不入，因而有必要進行適當甄別和揚棄。尤其是在現代教育普及的大背景下，儒家不能再堅持天賦德性僅為少數「君子」壟斷、大多數百姓則只能停留在道德發育不成熟的「小人」階段。平等早已是當今社會普遍接受的理念，教育平等是受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一個大致公平的教育環境使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成為「君子」，也就是合格的現代公民，因而也都有權獲得參與政治的平等機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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