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 唐代（1）

第二講  唐    代

一、唐代政府組織（一）漢唐相權之比較漢和唐，是歷史上最能代表中國的兩個朝代。政府與皇室的劃分，自漢以來，就王室而論，皇位世襲法，永遠無何大變動，僅朝代更換，劉家換了李家而已；但就政府來說，其間變化則很大。政府中最重要者為「相權」，相權變動，一切制度也隨之變動。1、漢代相權宰相採用領袖制，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國行政大權。漢朝雖只有一個宰相，但遇政府有大政事，亦常召開由皇帝、宰相和其他廷臣參加的會議。宰相下有副宰相（御史大夫），因此也可以說，宰相掌握的是行政權，御史大夫掌握的是監察權。2、唐代相權宰相採用委員制，相權分別操掌於幾個部門，凡事經各部門之會議而決定，由許多人共同負責。由於相權劃分成幾個機關，這幾個機關便須通過常川會議（即經常開會之意），決定政府一切最高政令。宰相的職權被分成三個衙門，當時稱為三省：一中書省，二門下省，三尚書省。此三省職權會合，才等於一個漢朝的宰相，而監察權還並不在內。（1）中書省首長為中書令。（2）門下省主管長官為侍中。（3）尚書省長官為尚書令。唐代官階為九品，第一二品官，均以處元老，不負實際行政責任；三品以下，始為實際責任官吏。三省長官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皆為三品官。3、三省之來歷（1）三省之長官原為內廷之官尚書本是皇宮內廷秘書。中書依官名論，在內廷管理文件之意。侍中是在宮中侍奉皇帝。故從官職名稱而言，這三個官，原先都是內廷官。（2）內廷官一變而為政府外朝的執政長官，和以前性質完全不同。宰和相，在春秋時代，也僅系封建貴族的家臣，到秦漢時，則化私為公，變成了正式政府的執政官。宰相職權，本該領導政府，統治全國，東漢後，宰相此項職權被皇帝奪去，宰相失職了。皇帝讓其私屬，像中書、門下、尚書之類來代行政府宰相職權，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魏晉南北朝時代。到了唐代，皇帝才正式把以前宰相的職權，分配給了三省。換言之，也是把以前皇室濫用之權，重新交還政府。於是又有另一批皇帝內廷私臣，變成了正式執政官。（二）唐代中央政府三省職權之分配1、中書省主發令（1）定旨出命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書省發出。所謂最高命令，即所謂皇帝詔書，在唐代叫做「敕」。凡有關重要政事的最高命令，一定要以皇帝「敕」的形式下發。實際上，「敕」並不由皇帝親擬，而系中書省擬定，此所謂「定旨出命」。（2）中書省機構中書省除正長官中書令外，設有副長官「中書侍郎」。中書侍郎之下，又有「中書舍人」，員額有七八人之多。（3）中書省撰詔流程中書舍人的官位並不高，他們卻有擬撰詔敕之權。遇中書發布命令，多由諸舍人各自擬撰，是謂「五花判事」。然後再由中書令或中書侍郎，在這些初稿中選定一稿，或加補充修潤，成為正式詔書，呈送皇帝畫一敕字。經畫敕後，即成為皇帝的命令。所謂賢均從眾說：中國政治上的傳統觀念，對一意見的從違抉擇，往往並不取決於多數（服從多數，在西方視為民主精神），而常求取決於賢人。春秋《左傳》即有「賢均從眾」之說。哪一人賢，就採納哪一人的意見，假若雙方均賢，則再取決於多數。賢屬質，眾屬量，中國傳統重質不重量。這一觀念，極明顯地反映在漢代選舉制度上。國家的選舉權，並不託付於社會一般民眾，而徑由地方長官行使之。按理地方長官應擇賢而任，作為賢長官，自能博採輿情，為國家選拔真才。這是理論，事實不能全合於理論，則屬另一問題。即如唐制，「敕」由中書舍人撰擬。2、門下省主複核（1）門下省機構門下省主管長官侍中，副長官侍郎。中書侍郎之下，設有若干「給事中」。（2）塗歸封駁主管長官侍中及副長官侍郎接獲中書省下達的詔書後，馬上進行複核，即再審查。門下省中的給事中，雖官位不高，但對皇帝詔書亦可提出意見。若門下省反對此項詔書，即將原詔書批註送還，稱為「塗歸」，意即將原詔書塗改後，送還中書省重擬之意。塗歸亦稱「封駁」「封還」「駁還」等，這些詞的意思略相同。此項塗歸封駁之權屬於門下省。以今日慣語說之，門下省所掌是一種副署權。每一命令，必須門下省副署，始得發生正式效能。如門下省不同意副署，中書命令便不得行下。詔敕自中書定旨，門下複審手續完成後，即送尚書省執行。3、尚書省主執行尚書省長官為尚書令，副長官為左僕射、右僕射兩人。當時的尚書省僅有執行命令之權，而於決定命令，則無權過問。政府的最高機構，在政事堂。（三）中央最高機構政事堂1、政事堂源起中書省擬好命令送達門下省，如遇門下省反對，塗歸封還，如是，則此道命令等於白費，即皇帝之「畫敕」亦等於無效。故而唐制，遇下詔敕，便先由門下省和中書省舉行聯席會議，會議場所稱為「政事堂」。政事堂制度，亦有相當麻煩處。2、政事堂制度（1）會議的舉行會議原先常在門下省舉行，後來又改在中書省召開。會議時，中書、門下兩省長官及侍郎皆出席。如果尚書省長官不出席政事堂會議，則尚書省也就無法參與行使決定和發布命令的權力，故唐人視中書、門下為真宰相。中書、門下省參加政事堂會議，多時可至十幾人，最少時只有兩人，即中書令及門下侍中。開會時有一主席，稱為「執筆」。主席一職輪流充任。有時一人輪十天，有時一人輪一天。主席綜合記錄大家的意見，且最後文字之決定權亦在他。這是唐代委員制宰相採用首席，來替代漢代宰相領袖制的一種運用與安排。（2）尚書令不出席政事堂會議的原因唐太宗在未登極前，曾做過尚書令，及即位，朝臣無人敢再當尚書令之職，因此尚書令一職常虛懸其缺。僅有兩個副長官左僕射及右僕射。尚書左右僕射若兼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參知機務」等職，也能出席政事堂會議，從而獲得真宰相之身份。唐初，尚書僕射都兼任能出席政事堂的職銜，所以三省全是真宰相。開元後，尚書僕射不再兼職，如是他們只有執行命令之權，而無發布命令及參與決定命令之權。而且他們職掌的並非政府的最高職權，因此也不得認為真宰相。（3）低級官員出席政事堂會議的原因唐制除三省長官外，也有其他較低級官員因兼任參知機務或同三品平章事等職銜，故能參與政事堂會議，預聞國家大政決奪。但是此人必是官位雖低而早負時望的，始得加此職銜。（4）中書門下之印凡屬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須加蓋「中書門下之印」，須政事堂會議正式通過，然後再送尚書省執行。若未加蓋「中書門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發出的命令，在當時被認為是違法的，不能為下面各級機關所承認。故說「不經鳳閣鸞台，何得為敕」（中書省在武則天時，改稱鳳閣，門下省改稱鸞台）。皇帝一切詔命，必經中書、門下兩省，皇帝詔敕實則根本由中書擬撰。（5）斜封墨敕在唐代，皇帝詔命也有不經中書、門下兩省，徑自頒下之事，這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中的一種通融性。中國傳統政治中，每一制度，往往總留有活動變通之餘地，不肯斬絕斷制。所以，中國皇帝不致如英國皇帝般，被逼上斷頭台，或限定他不得為種種活動。唐代也確有不經中書、門下兩省，而皇帝隨便下命令的。但皇帝裝置詔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發，而改用斜封；所書「敕」字，也不敢用硃筆，而改用墨筆。當時稱為「斜封墨敕」。表示此項命令未經中書、門下兩省，要請下行機關馬虎承認。在當時便認為這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之事，因此在歷史上傳下。那些皇帝私下所封之官，因其未經正式敕封手續，而被稱為「斜封官」，為一般人所看不起。由斜封墨敕，我們便知中國傳統政治，並不全由皇帝專制，雖然所規定的一切法制，確實也有不嚴格遵守的，但並不能因此說中國人絕無法制觀念。嚴格說來，此等事總屬胡鬧，不可為訓。只因鬧得不大，皇帝私下只封幾個小官職，也不致有大影響。中國過去的政治，皇權相權還是有分別的，我們縱要說皇帝專制，也還是一種比較合理的、開明的專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並不全憑皇帝一人的意志來決定一切。（四）尚書省與六部國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經政事堂會議決定後，便送尚書省執行，尚書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機構。尚書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各有職掌。1、六部職掌（1）吏部：主管人事及任用之權。官吏必先經過考試，再由吏部分發任用。五品以上官，由宰相決定，但吏部可以提名；五品以下官，宰相不過問，全由吏部依法任用。（2）戶部：掌管民政戶口等事。（3）禮部：主管宗教教育事宜。（4）兵部：掌軍事。（5）刑部：掌司法。（6）工部：主管建設。2、六部制之歷史演變（1）六部制度，自唐代至清代末年，推行一千多年未有大變，只是六部次序有時略有改動。唐開始時，次序是：吏禮兵民（戶部）刑工，唐太宗時，次序是：吏禮民（戶）兵刑工，宋朝初年，次序是：吏兵刑民（戶）工禮，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次序是：吏戶禮兵刑工。此次序遂為以後所沿襲。（2）六部制比之漢代九卿，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我們只論漢唐兩代官名之改革，便見中國政治史上政治意識之絕大進步。如：漢代光祿勛，就官名本義論，等於是皇帝的門房，不脫宮廷私職的氣味。唐代正名為吏部，掌管人事，名稱恰當。漢代掌軍事的為「衛尉」，衛仍對宮廷言。唐代稱為兵部，職名始正。漢代太常就名義言，也偏在皇家私的祭祀。唐代改為禮部，便確定為政務官了。漢代九卿，就名義論，只是辦理皇室內廷事的家務官，唐代始正式有六部尚書，顯然成為管理國家政務的機構，不像漢代只似皇帝的侍從。此為中國政治史上一大進步，無論從體制講，從觀念講，都大大進步了。3、尚書省乃唐代中央政府組織最龐大的機構，其建築亦相當龐大。（1）總辦公廳名為「都堂」，兩旁為左右兩廂，吏、戶、禮三部在左廂，兵、刑、工三部在右廂。由左右僕射分領。（2）每部分四司，六部共二十四司。每部之第一司即為本司，如吏部之第一司為吏部司。其餘各司各有名稱。（3）各部主管辦公地尚書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體辦公，遇事易於洽商；下午各歸本部分別辦公。如有「參知機務」或「同平章事」銜者，可去政事堂出席最高政事會議。無此等銜者，則專在本省辦公。4、唐代巨著《唐六典》（1）《唐六典》因記載尚書省六部之組織，用人，職務分配等而有名。此書對當時政府各部門各組織的各項政權及人事分配，均有詳細規定，遂成為中國歷史上行政法規之巨典，此後宋明清各代，均重視此寶貴法典，奉為圭臬。千餘年來，國家推行政務，大體以此書為典範，無多變更。唐代以後，中央政府的制度變動，也只是在中書、門下省的發命令部分，至於執行命令的尚書省六部制度，則從未有大變更。（2）《周禮》與《唐六典》之比較中國歷史上關於政治制度方面有兩大名著，一為《周禮》，一即《唐六典》。《周禮》為中國先秦時代之人對政府組織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亦可謂是一部理想的憲法。其最堪重視的是，書中把政治理想全部制度化，並作了具體而嚴密的客觀記載，沒有絲毫理論的痕迹。讀此書，便可想見中國古代人之政治天才，尤其是能不落於空談玄想，把一切理論化成具體事實，排列開來。所以《周禮》雖不是一部歷史書，不能作為先秦時代的制度史，但實是一部理論思想的書，應為講述先秦政治思想之重要材料。《唐六典》，系唐玄宗時，大體依照唐代當時的具體事實、當時的行政法規而纂輯的，也為唐代政府所真實遵循。從《周禮》到《唐六典》，是理想到事實的演進。這一步驟，可認為是中國政治歷史上一極大的進步。但我們不應僅將《唐六典》當作是一部歷史書，一本記載唐代現實制度的書，而應同時當它是一部理論和思想的書。因唐代人對政治上的種種理論和思想，都已在此書中，大部具體化、制度化了。一切制度，決不會憑空無端地產生。制度的背後，都應有理論和思想。忽略中國以往現實的政治制度，空談中國人以往的政治思想，決無是處。（五）漢唐地方政府之比較唐代已漸漸進到中央集權的地步，逐漸內重而外輕。中央政府的組織似較漢代進步了，中央大臣，也比漢朝要更像樣些；但以地方政府論，唐代不如漢代，地方長官也較漢為差。中國歷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樣的還該推漢代。1、唐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級為縣，和漢代一樣。（1）唐玄宗時，全國有一千五百七十三個縣，比漢代多出兩百多縣。（2）唐「縣」分上中下三等：六千戶以上為上縣，六千戶以下三千戶以上為中縣，三千戶以下為下縣。漢縣僅分兩級，萬戶以上為大縣，其長官稱令。萬戶以下為二級縣，其長官稱長。可見唐代的縣比漢縣為小。2、唐「縣」以上為「州」，唐「州」與漢「郡」是平等的。（1）唐州設刺史，刺史在漢最先本為監察官，唐刺史則為地方高級行政首長。（2）唐代有三百五十八州，較漢代郡數多兩倍余。（3）唐「州」也分上中下三等：十萬戶以上為上州，二萬戶以上為中州，二萬戶以下為下州。這相較於漢郡，相差更遠。漢郡戶口在百萬以上的並不少，即此可見唐代地方長官，其職權比重，較之漢代差遜甚遠。3、地方長官之任用考核（1）任免之權屬中央。漢代由郡太守、縣令長自行辟屬任用。唐代任用之權集中於中央的吏部，州、縣長官無權任用部屬，全由中央分發。（2）地方官之升遷漢代官階，上下之間相隔不甚遠，升轉亦靈活。由縣令升郡太守，便是二千石，和中央九卿地位相埒。唐代地方官，因其本身地位低，總希望升遷，故懷五日京兆之心；政府，亦以升遷作為獎勵地方官手段，於是把州、縣分成若干等級，由下到中，由中到上，升了幾級，好像還沒有升。（3）地方官之考核漢制三年考績一次，三考（9年）始定黜陟，因階級少，升遷機會優越，故能各安於位，人事變動不大，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遷調雖速，下級的永遠沉淪在下級，輕易不會升遷到上級去。於是在官品中漸分清濁，影響行政實際效力極大。（六）觀察使與節度使1、漢唐監察制度之相異點（1）漢代丞相為政府最高首領，副丞相即御史大夫，主管監察。御史大夫職權，不僅監察中央及地方政府，同時並監察及皇宮之內。（2）唐代設御史台，所謂三省六部一台，御史台為一獨立之機構，不屬於三省。換言之，監察權是脫離相權而獨立的。此即是唐代監察制度與漢代相異之點。唐中宗後，御史台分左御史、右御史。2、唐代的分察分巡左御史監察朝廷中央政府，最要者為監察尚書省內之六部，吏禮兵工戶刑，每兩部各設御史監察一人，謂之「分察」，中書、門下兩省則不在監察之列。右御史監察州縣地方政府，謂之「分巡」。分巡則分全國為十道（可參看《貞觀「十道」和開元「十五道」》一文），派去監察的御史，稱為監察使，後改巡察按察諸稱，最後稱為觀察使，意觀察地方行政。3、漢唐監察範圍之比較及監察使之源起（1）漢制，刺史規定六條視察範圍，不得越出於六條之外。（2）唐代，名義上是中央的官，派到各地區巡視觀察，所謂巡察使、觀察使，實則經常停駐地方，成為地方更高一級之長官。地方行政權掌握在其手，其地位自較原置地方官為高，各地方官俯首聽命。這一制度，無異是降低了各地方官地位。故唐代監察使，論其本源，是御史官，屬於監察之職者。但逐漸演變成了地方長官之最高一級。把府縣地方官壓抑在下面。如是則地方行政，本來只有二級，而後來卻變成三級。然其最高一級則名不正，言不正。監察使的演變，遂形成一種中央集權，對地方行政，極有流弊。4、節度使（1）節度使之源起。監察使巡視到邊疆，在邊防重地停駐下來，根據中央指示，對地方事務隨宜應付，臨時得以全權支配。節是當時一種全權印信，受有此全權印信者，便可全權調度，故稱節度使。（2）藩鎮之源起節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揮軍事，管理財政，甚至該地區用人大權，亦在節度使之掌握，於是便形逐漸形成「藩鎮」。（3）藩鎮割據中央派節度使的本意是想中央集權，剝奪地方官職權，由於逐漸擢用武人擔任邊疆節度使，於是形成軍人割據，結果這些由中央派去的全權大吏，在剝奪地方官職權後，成為尾大不掉，回頭反抗中央，終至滅唐。東漢末年之州牧即是此種情況，唐代又蹈其覆轍。安史之亂，即由此產生。而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局面，更形強大，牢固不拔。（4）清代後來的情形也與此相彷彿。清代地方最高長官本為布政使，就如現在的省主席。清代的總督巡撫，就名義論，應該如欽差大臣，臨時掌管軍事的。但結果常川駐紮地方，權力壓在布政使上面，訓致中央集權，地方無權。而後，此輩巡撫總督，不受中央節制，中央也便解體了。這是中國政治史上，內外政權分合一大條例。中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家，必需得統一，而實不宜於過分的中央集權。這在中國的政治課題上，是一道值得謹慎應付的大題目。現在專說唐代，似乎其中央行政比漢進步，而地方行政則不如漢。中央的監察官變成了地方行政官，這是一大缺點。而由軍隊首領來充地方行政首長，則更是大毛病。唐室之崩潰，也可說即崩潰在此一制度上。

二、唐代考試製度（一）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九品中正制漢代的選舉制，到了唐代，實際上已完全由考試製度來代替。1、考試製度之源起（1）考試兩字之原義，考是指的考績，試是指的試用。（2）戰國晚年，一大批中國古代的烏托邦主義者，提倡選賢與能，提倡考課與銓敘，其用意在於規定一項政府用人的客觀標準。（3）漢代選舉制度，即由此提倡而來。（4）唐代選舉，其實還是由漢代選舉制演變而來，但我們則稱之為考試製。2、漢代選舉制度（1）漢代是鄉舉里選後，由中央加以一番考試。（2）西漢中央考試的第一步是對策，對策實則徵詢意見而已。到東漢晚期，左雄為尚書之時，才始正式有考試。而當時之考試，只是選舉制度中的一項。3、九品中正制之源起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漢獻帝逃亡，中央地方失卻聯繫，一切制度全歸紊亂，鄉舉里選的制無從推行。朝廷用人了沒了標準。武人在行伍中，不依制度濫用人員。曹操以陳群為尚書，掌吏部用人事，陳群始創設九品中正制。4、九品中正制（1）由各州郡分別公推一名大中正（中正者，有名望的推薦官）。此大中正，須是在中央任職的，且德名俱高的本州郡之人。（2）由大中正，再產生小中正。（3）中央分發一種人才調查表。此項表格中，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讓各地大小中正，各就所知，把各地流亡在中央的人士，不論其人已經做官或從未入仕，分別記入。表內詳載其年籍各項，分別品第，並加評語。所以主持這項工作的便稱九品中正。（4）這些人才調查表，經由小中正襄助大中正核定後，呈送吏部。（5）吏部根據表冊之等第和評語，斟酌任用，分別黜陟。5、九品中正制之利弊（1）官吏之任命與升降，有了一比較客觀的標準。（2）九品中正制，依據各地方群眾輿論與公共意見，故依然保留有漢代鄉舉里選之遺意。（3）由與近代西方民主選舉制度不同者，九品中正制體現的仍然是一叢眾，一從賢（即賢均從眾）思想。在中國傳統觀念中，總是認為，賢人可以代表群眾輿論與公共意見。至於賢人而實不賢，中正而並不中正，則是另一回事。不過，至少在曹魏初行此制時，總比以前漫無標準各自援用私人好得多。一時制度建立，吏治澄清，曹家的得天下，這制度也有關係的。（4）九品中正制僅為一時救弊措施。迨及晉代統一天下，以迄於南北朝，陳群此制一直未能加以更新，弊端就顯現出來了：第一，為獲大中正的品題提拔，人們紛紛集中到大中正所在地的中央。這樣造成地方因缺乏人才，行政減低了效率，而地方風俗文化，也不易上進。地方垮台了，中央哪能單獨存在，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第二，中正對被推薦者的評語，無論此人做官與否，通體要評，吏部憑此升黜被推薦者。如是被推薦如是官員，則此官吏升降，其權操之於中正，而不操之於此官吏之上司。這是把考課銓敘與選舉混淆了。於是做官的也各務奔競，襲取社會名譽，卻不管自己本官職務與實際工作，而其上司也無法奈何他。6、陳群創設九品中正制的苦心（1）為什麼大中正一定要由中央大官兼職呢？此因當時地方與中央已失卻聯繫，故只能由中央官來兼任大中正，以便於他，推選他的本鄉人士之流亡在中央者，備供中央之任用。（2）為何中正簿上定要連做官人一併登記品評呢？因為如此，便可把當時已經濫用不稱職的一批人澄清除去。這些都是陳群創設此制時的苦心。因此，九品中正製為一時救弊起見，也不算是壞制度。但到後來，因施行的時間空間都發生變化，但是制度還是照樣沿用，遂終出大毛病。7、小結（1）政治制度是現實的，每一制度，必須針對現實，時時刻刻求其能變動適應。任何制度，斷無二三十年而不變的，更無二三百年而不變的。（2）一項制度無論如何變，其背後的本原精神，即此制度之主要用意處，則仍可不變。於是每一項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軌道而發展。此即是此一項制度之自然生長。（3）制度須不斷生長，又定須在現實環境以及現實要求下生長。制度絕非憑空從某一種理論而產生，而系從現實中產生者。惟此種現實中所產生的此項制度，則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論與精神。理論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現實是此制度之血液營養，二者缺一不可。即如唐代一切制度，也多半是由南北朝演變而來，有其歷史淵源，亦有其傳統精神。（4）今天，我們卻把歷史切斷，一概想模仿外國制度，明明知道這一制度與現實不配合，卻想推翻現實來遷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實革命的本質，應該是推翻制度來遷就現實的，絕非是推翻現實來遷就制度的。我們一面否定傳統制度背後的一切理論根據，一面又忽略現實環境裡面的一切真實要求。如此制定的制度，是不切現實。在曹操時，採行九品中正制有效於一時；此後此制度墨守不變，毛病叢出，後來人便只怪九品中正制不好，其實這也有些冤枉。（二）唐代之科舉1、歷史傳統（1）每項制度之變，該有一可變的限度，不能惟心所欲地變。所貴的是要在變動中尋出它不變的本源，這便是所謂歷史傳統。傳統愈久，其本源之可靠性愈大，即其生命力益強。（2）中國以往政治論，宰相權被皇帝拿去後，用人無客觀標準，一定要壞；九品中正制，初時想替當時用人，定出一客觀標準，應是不失此項制度所應有的傳統精神的。但後來，卻變成了擁護門第，把覓取人才的標準無形中限制在門第的小範圍內，這便大錯了。2、唐代對九品中正制之變革（1）報名。唐代針對中正推薦之弊，改成考生自由競選，所謂「懷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長官察舉，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評定，把進仕之門擴大打開，經由個人各自到地方政府報名，參加中央之考試。這制度，大體說來，較以前是進步的。漢制規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人亦不能經商，鄉舉里選系由地方政府察舉呈報。唐代則自由報考，其惟一限制，即報名者不得為商人或工人。因工商之人是專為私家謀利的。現在考試求取者，則須專心為公家服務的。此項報名之這一限制，在當時稱為身家清白，當然此一限制自然包括，須未犯過國家法律在內。地方官對考生報名不再加以限制，即申送中央，由尚書禮部舉行考試。（2）考試及格，即為進士及第，即具做官資格了。（3）至於實際分發任用，則須經過吏部之再考試，所考則著重於其人之儀錶和口試，以及行政公文等。大抵禮部考的是才學，吏部考的是幹練。因禮部考試有進士、明經諸科，故此制又稱科舉制。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輟。孫中山先生之五權憲法里，亦特別設有考試權。3、中國科舉制與西方民主政治之比較在理論上，雖唐代科舉後來仍是毛病百出，但我們決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非議它，並把此制度一筆抹殺。（1）人們常謂政府用人，何不能民主投票方式。其實西方現行的所謂民主政治，只是行政領袖如大總統或內閣總理之類，由民眾公選，此外一切用人便無標準。這何嘗無毛病？所以西方在其選舉政治領袖之外，還得參酌採用中國的考試製度，來建立他們的所謂文官任用法，而我們直接用考試代替了選舉。故唐代杜佑著《通典》，首論食貨（即是財政與經濟），次為選舉。其實在漢為選舉，在唐即為考試。可見在中國政治傳統上，考試和選舉是有同樣的用意和同樣的功能的。再說，我們把現代通行的制度，作為批評千餘年前舊制度的一種根據，那是最不合情實的。（2）西方現行民主政治，乃系一種政黨政治，政務官大體在同黨中選用，事務官則不分黨 別，另經考試。此項官吏，可以不因政務官之更換而失去其職位。在中國則一切用人，全憑考試和銓敘，都有一定的客觀標準。即位高至宰相，也有一定的資歷和限制，皇帝並不能隨便用人作宰相。如是則變成重法不重人，皇帝也只能依照當時不成文法來選用。（3）當然皇帝也有不經詢眾意，越出這種習慣法的時候。因少數皇帝私意，便謂中國科舉制度是一種愚民政策，這更不合理。任何一種制度之建立，儻是僅由一二人之私意便能實現，這便無制度可講。若謂此乃皇帝欺騙民眾，而且憑此欺騙，便能專制幾百年，古今中外，絕無此理。若民眾如此易欺易騙，我們也無理由再來提倡民主 政治。（4）憑事實講，科舉制度顯然開放了政權，這是科舉制度之內在意義與精神生命。漢代的選舉，是由封建貴族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唐代的公開競選，則是由門第特殊階級中開放政權的一條路。唐代開放的範圍，較諸漢代更廣大，更自由 。所以就此點論，我們可以說唐代的政治又進步了。當時一般非門第中人，貧窮子弟，為要應考，往往借佛寺道院讀書。如王播即是借讀於和尚寺而以後做到宰相之一人，其飯後鐘的故事，至今傳為佳話。（5）唐代科舉制度，實在亦有毛病，姑舉一端言之。當時科舉錄取雖有名額，而報名投考則確無限制。於是因報考人之無限增加，而錄取名額，亦不得不逐步放寬。而全國知識分子，終於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無法安插，只有擴大政府的組織範圍。唐代前後三百年，因政權之開放，參加考試者愈來愈多，於是政府中遂設有員外官，有候補官，所謂士十於官，求官者十於士，士無官，官乏祿，而吏擾人，這是政權開放中的大流弊。此項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6）近代西方所謂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權不開放而起。而中國則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權開放之流毒。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不僅是葯不對病，而且會症上加症。若要解決中國社會之積弊，則當使知識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應該獎勵工商業，使聰明才智轉趨此道。然結果又很易變成資本主義。在西方是先有了中產社會，先有了新興工商資本，然後再來打開仕途，預聞政治。而中國則不然，可說自兩漢以來，早已把政權開放給全國各地，不斷獎勵知識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時又壓抑工商資本。只鼓舞人做大學者，當大官，卻不獎勵人做大商人，發大財。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大體上是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策。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導民間聰明才智，不許其為私家財力打算，使其無限制的發展。於是知識分子競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腫病。讀書人成為政治脂肪。可見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並不是說我們的傳統政治只是專制黑暗，無理性，無法度，而是一切有合理性的、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該不斷改進，不斷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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