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藍：反諷之神的女發言人

05-29

反諷之神的女發言人——辛波斯卡

作者：藍藍

　　《萬物靜默如謎：辛波斯卡詩選》

　　(波蘭)維斯拉瓦·辛波斯卡著

　　陳黎、張芬齡譯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2年8月版，26 .00元

　　幽默是一種機智的寫作方式

　　我有三本辛波斯卡的詩集。一本是她獲得諾獎後國內灕江出版社出版的《呼喚雪人》，一本是一位親密好友送我的台灣版《辛波斯卡詩選》，手頭上的這本詩集就是從台灣引進的簡體版《萬物靜默如謎：辛波斯卡詩選》。

　　我認為，應該認真琢磨一下辛波斯卡———這位反諷之神的女發言人寫下的詩篇，對於一個在朋友眼中略顯「嚴肅僵硬」的人來說，如果能夠從中領略到些許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既沒有長出鬍鬚、也沒有在肩膀上多出一對笨拙的天使肉翅膀的幽默，便會對凌亂的書桌、洗衣盆里的襪子以及不是在監獄裡起床而感到滿意並開懷大笑。

　　很多男性都認為大多數女人沒有幽默感。搞笑、找樂、尋開心、機智狡辯等等，似乎是男人的專屬品。並且，我看過一篇文章，說幽默的女人有多麼可怕，並認為女人的幽默程度與她的女人味成反比，也就是說他無法忍受在智力上比自己更聰明的女人。這些謬論足以從反面證明，女性不僅不缺少幽默感，而且在智力上也並不比男人更低。1996年瑞典文學院宣布維斯瓦娃·辛波斯卡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時的頌詞中，第一句話便是：「通過精確的嘲諷將生物法則和歷史活動展示在人類現實的片斷中。」在我看來，最有效的「嘲諷」無不披著幽默的大氅，魔術師般在人類種種荒謬可笑的地方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揭示出事情的真相。我以為辛波斯卡不僅僅以她極其獨特的幽默感和反諷增加了詩歌的表現力，同時也以平實、從容、樸素的語言，豐富並深拓了詩歌的表達方式。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寫到過，幽默產生民主。幽默能結構貌似強大的威權，大部分擁有幽默性格的人都是在強權面前懂得如何反擊和自我保護的人。同時，幽默也是以一種不用使暴力的方式化解壓力、反抗控制、爭取生存和表達空間的方式。波蘭詩人米沃什在評價辛波斯卡時說：「辛波斯卡提供了一個可供呼吸的空間。」這是基於波蘭當時的社會主義政治環境而言——— 如米沃什所說的「波蘭發生的事情，等於是一位歐洲詩人遭遇的二十世紀的地獄，而且不是地獄的第一圈，而且要深得多。」它所造成的「被禁錮的頭腦」、「被管轄的舌頭」使得大多數人要麼保持沉默以苟活下去，要麼燃起抗爭的憤怒之火，不惜犧牲身家性命以爭取人的自由和權利(米沃什自己的經歷便是如此)。而在這兩者之間，有一個緩衝地帶，屬於幽默的領地，它擅長調侃反諷，以意味深長的譏笑化解刀鋒逼近的窒息，也能在道德嚴酷的拷問前提供讓文學稍微喘口氣的機會。因此，作為一種機智的寫作方式，辛波斯卡在她的同胞詩人米沃什離鄉背井、赫伯特(想想看，波蘭為我們貢獻了多少偉大的詩人！)被禁止出版作品的同時，能夠避開文學審查制度的大剪、繼續創作並在波蘭發表作品不是沒有道理的。

　　善於在細節中發現深意

　　喜劇大師卓別林在談論電影時說：「我可以為了讓自己看上去是一個正常的小小紳士而不顧一切，不管境況多麼令人絕望。對此我充滿自信，以至於我會把影片里的其他角色拉下水。……用一次事件就能帶來兩次笑聲。第一次是因為我自己的窘境，第二次，笑得比第一次厲害得多。」好吧，深諳此種反諷妙處的辛波斯卡，在詩歌里同樣也能寫出令人會心一笑、再笑、然後又令讀者辛酸沉思的詩句———

　　這裡躺著，像個逗點般，一個

　　舊派的人。她寫過幾首詩，

　　大地賜予她長眠，雖然她生前

　　不曾加入任何文學派系。

　　她的墓上除了這首小詩，牛蒡

　　和貓頭鷹外，別無其他珍物。

　　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計算器，

　　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運。

　　在這首題為《墓志銘》的短詩中，辛波斯卡將自己一生的遭際隱藏在令人捧腹的自嘲和自謙中。這種「降低」身份的做法，不排除也是對某些人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和膨脹自戀的譏諷。幽默大師們都懂得自嘲自貶的重要性，蓋因佔據一個道德高地以衡量他人既不是多麼榮耀的事情，也妨礙其揭示出人性的弱點，即便你真的是一個高尚的人，這麼做也有害無益。辛波斯卡在《布魯格的兩隻猴子》一詩中，寫到了嚴肅的人類學畢業考試，而窗台上坐著的兩隻猴子，一個「眼睛盯著我，譏諷地聽著」，另一隻打瞌睡的猴子，在「問題提出而我無言以對時，/他提示我，/用叮噹作響的輕柔鐵鏈聲。」呵，人類學不是別的，正是這兩隻拴著鎖鏈的猴子——— 他們懂得人類歷史的一切秘密，那就是：尚未進化的動物性和鎖鏈，才是人類的真實境況。

　　辛波斯卡是特別善於在生活細節中發現深意、並以其特有的幽默感舉重若輕地表達洞見的詩人。眾人司空見慣的博物館裡，她能發現帝王的頭沒了，留下的是皇冠；結婚戒指還在，但愛情卻無影無蹤。因為人類渴望的「永恆缺貨」，因此這裡堆滿了沒有生命的古董。自然，在《博物館》一詩的結尾，她不忘拿自己調侃一把———「至於我，你瞧，還活著。/和我的衣服的競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它多想在我離去之後繼續存活！」看來，對永恆的夢想不僅僅為人類獨有，世上各種物體似乎也想永存但卻不得。或許，唯一能活得久遠的不是盤子、王冠和博物館，而是她筆下的這些詩行。

　　辛波斯卡的自嘲將自己置於一種有利的發言位置，放低身段帶來的不僅僅是免除了對他人的苛責，也是一種「趴著看人生」的態度。詩人警惕於高高在上的姿態，警惕於獲得塵世道德豁免權的優越感，她知道唯有像草芥和泥土般地存在，才能擁有真實的觀察世界的目光，而最低處的塵埃里，恰恰是一個詩人最正當的位置。即使在她最膾炙人口、最感人的《在一顆小星星下》這首詩中，她也不忘展示作為一個正常人的享受在遇到他人的痛苦時所產生的愧疚感和自我嘲諷，只是這一切很好地隱藏在一種溫和、悲憫的口吻中，既寫出了作為人的局限，也寫出了作為人的警醒和由己及人的善意。她在《家族照相簿》一詩中，依然拿自己家裡的人開涮———整個家族裡沒有一個人為愛瘋狂、為仇所殺，他們過著理智而又體面的生活，文質彬彬，與鄰居和平相處；既沒有偷情的事情發生，也沒有意外降臨，且全部平庸地死於流行性感冒。這似乎不是正常人的生活，試想還有比這更荒誕不經的人生嗎？

　　「自取其辱」與勇於自嘲

　　在讀辛波斯卡的詩集時我常常想，「自嘲」作為一個人的日常言行態度，是怎麼形成的。若非出於某種深思熟慮的策略(可以肯定她不會這麼做)，那麼一定是個人的天性氣質和後天的遭際所造成。

　　我曾讀到過辛波斯卡首本詩集在波蘭出版時的情狀。1948年，25歲的辛波斯卡第一本詩集正在編篡之時，正值由蘇聯支持的貝魯特當選為總統，波蘭開始實行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意識形態對文學領域的要求和滲透，也影響了辛波斯卡的創作。她對自己的詩作就主題等方面進行了全面修改，一直到1952年才以《存活的理由》為題出版。不料想，波蘭因照搬蘇聯模式導致的各種社會矛盾愈演愈烈，體制與民眾的的衝突日益增多，追求獨立自由的作家、藝術家大批受到迫害和審查。想必辛波斯卡對此深有體會，因此，當1970年她出版自己的作品全集時，《存活的理由》中的詩歌被全部摒棄，一首都未收入。《萬物靜默如謎》的譯者在譯序中寫道：「辛波斯卡後來對這本以反西方思想，為和平奮鬥，致力於社會主義建設為主題的處女詩集，顯然有著無限的失望和憎厭。」——— 可以想見，辛波斯卡對於自己曾寫下過的謳歌社會主義波蘭的詩歌該有多麼懊悔。時事的變化來得令人猝不及防，跟隨政治宣傳和意識形態的調門，對詩人來說大有自取其辱的噁心與荒誕。儘管我們無法看到這本詩集里辛波斯卡到底寫了什麼，但是，她出版於1954年的第二本詩集《自問集》，儘管還選有一首《入黨》，但她已開始了對政治題材的遠離。是不是可以這麼猜測，這一段歷史，也是促成她自我反省、勇於自嘲、善於在一切荒誕世事中繼續寫下去的一個原因呢？

　　英國歷史學家勒基曾說：「惡經常被證明能起到解放心靈的作用———這是歷史上最令人羞恥、同時也是最沒有疑問的事實之一。」辛波斯卡的經歷，給她留下了什麼樣的創傷，以至於她寫下了「我相信不參與/我相信黃粱夢的破滅」？惟有在她的作品中才能找到答案。只是，她的「不參與」並不是放棄存在的在場，而是對於骯髒政治的另一種反抗和保持獨立的思想———「採取字裡行間寫作的方式」，正如列奧·施特勞斯在《迫害與寫作藝術》中所言：「迫害產生出一種獨特的寫作技巧，從而產生出一種獨特的著述類型，只要涉及至關重要的問題，真理就毫無例外地透過字裡行間呈現出來。」而寫作，就是參與和行動。

　　更廣闊的創作空間

　　自上世紀50年代後期始，辛波斯卡儘管在詩作中並不像一個憤怒的鬥士般與專制制度短兵相接，但她已經將詩人的椅子從逼仄的政治話題中挪至更廣闊的空間。她寫下過婚姻中男女微妙的關係(《金婚紀念日》)，寫下過人的難以互相理解和隔膜、以至於無法找到天堂般的幸福(《巴別塔》)等等諸如此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困境，也針對詩歌小眾化、邊緣化的境況做了幽默的描述，並表達了對繆斯的忠心耿耿(《詩歌朗誦》)。她對於創造的喜悅毫不掩飾———面對幾乎虛幻的人生，什麼才是真實的？「如果我願意，可以分成許多微小的永恆，/布滿暫停飛行的子彈」，「讓我以符號的鎖鏈捆住時間」。這是詩人創造的世界，一個想像力的世界。她關注人類歷史，也關注發生在其他地區的重大事件——— 在《砍頭》一詩中，兩個王后都認為「真理與我同在」，都會讀莎士比亞，但因為衣著的不同而遭遇不同的命運———「而細節/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可以說，辛波斯卡並非一個象牙塔中的詩人，儘管她一貫低調、謙遜，但她也不是一個明確的「政治詩人」。她的詩作語調從容、剋制，往往從生活的細節、歷史的細節入手，發現人類種種荒謬可笑之處，揭示日常狀態下人們生活中所隱藏的問題，這問題當然也涵蓋了人類的政治生活。儘管在一些批評家和詩人中對於她反諷和幽默的寫法有批評意見———同是波蘭傑出的詩人扎加耶夫斯基就曾說：「不止一個東歐詩人運用反諷作為對野蠻的絕望的抵抗———在這裡是野蠻共產主義及其呆板乏味的官僚體系」；儘管哲學家奧爾特加·伊·加塞特在他著名的《藝術的去人性化》中對反諷這一現代主義觀念亦有鞭辟入裡的看法，但不可否認，辛波斯卡儘管沒有像米沃什和赫伯特那樣鮮明地對前波蘭專制體制進行反抗，但她的詩作里仍然可以看到她在以自己的方式建設著獨立、人性化的思想體系。至於她應得的聲望———無關她是否諾獎得主(在當代詩壇，詩人赫伯特、扎加耶夫斯基比她的影響更大，也更令我心儀)，而是因為作為詩人，她的嗓音極其獨特——— 對於詩歌，這已經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