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西方傳教士史密斯的陰謀

   俊 德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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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傳教士史密斯如是說

摩羅(俊德堂書院導師)

那麼,魯迅和許壽裳是從哪裡得到的啟示,認為中國人最缺乏的就是誠和愛呢?我認為,這個啟示主要來自西方勢力入侵中國以來,洋人對於中國社會和國民性的一系列論述,其中相比而言記述比較詳盡而又恰好集中的論述來自史密斯的大作《中國人氣質》。史密斯的筆下,關於中國人不誠實的描述和評價,比比皆是:

虛偽,口是心非,和趨炎附勢,才是這個民族的非常突出的特點。

中國人平時講話,缺乏誠意。

這是一個耽溺於撒謊的民族。

說明中國人虛偽的民族氣質,最有效的方式,是看看他們對待孩子的態度。

我們並非肯定在中國找不到真誠,而僅是就我們的經驗和觀察而言,很難保證找到真誠。

中國社會生活中明顯存在的許多邪惡,無疑在西方國家也能看到,然而最重要的是看清其中的本質區別。區別之一我們已經論述過,就是在中國缺乏信義。

無論通過什麼方法,只要誠和愛在中國人的道德意識中恢復其應有的理論地位,那麼,不久的將來,中國人將會獲得他們無與倫比的勤勞所帶來的全部報償。 

史密斯的論述十分清楚,「誠和愛」才是改造中國國民劣根性的關鍵所在。為了說明中國人是如何嚴重地缺乏誠和愛,史密斯在書中列舉了大量的事例。

他記述說,他和他的外國同胞曾有幸體驗了一次送禮的全部細節。一個小村莊為了對幾個外國人表示尊敬,決定為他們辦一台戲。當然,外國人應該設宴表示答謝才合情理,這點誰都明白。可是村民們執意拒絕,只要求外國人捐一筆款,哪怕是一點點也行,以用於公共設施的建設。

這幾個外國人同意這個提議之後,沒過多久,又一個村子,接二連三地派代表請他們去看戲,說是被外國人救濟災荒和醫療救助的精神深深地感動。

顯然,這不過是走個形式而已,這些村子的來人都很清楚,邀請肯定會被拒絕的。每個代表在聽到被拒絕的消息時,臉上都露出同樣悲哀的驚愕神情,然後又不約而同地把問題全部轉移到捐款問題上,理由還是公共設施建設。他們每個人都是點到為止,沒有再作進一步的表示。

為了充分證明中國人的欺騙本性,史密斯還特彆強調中國人對於神靈也是缺乏誠實和虔敬的,而只一味用欺瞞的辦法與神靈交往。史密斯指出:

前面談到的中國人在相互交往中缺乏真誠的秉性,更充分地體現在他們的宗教崇拜中。在偶像崇拜上,中國人像其他國家的非基督教徒一樣,把自己崇拜的神想像成自己的樣子,這並非沒有道理,因為許多神是崇拜者的同鄉。作者曾經看到一張以菩薩名義貼出的告示,警告世人說,天庭已經得到人類正逐漸變得邪惡的消息,玉皇大帝很是惱怒,高聲斥責他的下屬(也就是眾神),說他們沒有規勸人類行善。

國人還認為,在人的周圍,生活著一群神靈精怪,這些神靈精怪像人一樣可以賄賂、奉承、容易被欺騙。一個中國人與人討價還價,是為了占對方的便宜,如果有可能,他們也很想占自己所供奉的神的便宜。對神靈的崇拜也是一種交易,只要可能,他同樣想佔便宜。比如說當他通過捐錢修廟換取好運時,他會在功德簿上把自己捐獻的錢從二百五十個銅錢改為一千!他們認為,神靈只能從簿子上知道他捐了多少。

修廟時,在每個神靈眼睛上蓋塊紅紙,神靈就看不見其周圍的混亂,而混亂總是被看做對神靈的冒犯。位於村外的廟,則經常會淪為盜賊分贓的窩點,因此,人們就把廟門用東西壘起來,神靈們只好獨自待在裡面和宇宙交流了。

每年的年底,中國人供奉的神之一 ——灶王爺,就要回到天上,去彙報每家人的行為,這時,人們就會在他的嘴上事先抹上黏糖,目的是為了阻止他說出不好的話。這是中國人成功戰勝神的典型例子,也是人們都很熟悉的一個風俗。

史密斯的這些描述和判斷,都不是空穴來風,相反,基本上有理有據。但是其中有的批評,乃是因為史密斯的無知而出現的不理解。比如關於中國對神靈不誠實的問題,那是全人類原始宗教的共同特徵,地球的每個角落全都如此,並不是中國的特殊現象。

迄今為止,世界各地的民間宗教,還是這樣侍奉神靈的。在現代西方社會,一般的學者縱使對原始宗教充滿蔑視,也不會像史密斯那樣誤解其宗教特徵。

至於「修廟時,在每個神靈眼睛上蓋塊紅紙」,那是中國人極有人文關懷和教養的表現,史密斯對此如此一驚一乍,只能說以他的知識和教養,還達不到足夠的理解水平。

魯迅、許壽裳那一代中國人,面對積貧積弱的中國,意欲拯救之振興之而不能,甚至連對這樣的積貧積弱做出解釋的能力都沒有。走投無路之際,他們遇到西方各色人等出於自己的利益視角和偏見對於中國的描述和評價,只覺得作為他者而存在的這些強者,他們的解釋和評價大概是自有道理的。

史密斯的描述和評價,恰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又恰好被魯迅和許壽裳所接觸到了。

於是,魯迅和許壽裳一邊議論一邊被史密斯的學說所俘虜。

在魯迅之後,中國一代代讀書人之所以接觸到並接受史密斯的這個判斷,又跟魯迅的介紹和強調密切相關。

在中國讀書人中,沒有第二個人像魯迅這樣深深折服於史密斯對於中國國民性最為缺乏誠和愛這個判斷,更沒有第二個人像魯迅這樣,用一輩子的寫作來闡釋史密斯關於這個判斷在內的,對於中國國民性的各種否定性判斷。

魯迅逝世不久之後,他的思想和文學受到最為熱烈的擁戴。他的著作成為所有學校最主要的教育資源,他的思想和文學意象對許多國人和絕大多數作家具有規範作用。就像當年魯迅深深折服於史密斯對於中國國民性的負面評價一樣,魯迅之後,幾乎所有中國作家都深深折服於魯迅對於中國國民性的負面評價,他們就按照魯迅的思想來體驗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傳統。

以魯迅為中介,大多數中國作家的方塊字背後,都閃爍著史密斯的鬼影。

(本文選自摩羅教授的專著《中國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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