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來襲，發達國家有點慌……

從「日不落」帝國時代，到美利堅時代，再到今天群雄逐鹿時代，成就前兩者也造就後者的「全球化」，真的在與當今的世界漸行漸遠嗎？

無論答案多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似乎正洶湧而出，並且從受益於全球化最多的歐美大陸向世界蔓延。

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英國脫歐，反恐與難民問題，貿易保護壁壘，右翼在一些西方國家紛紛登場，美國大選中的「特朗普現象」……因此有人高呼「別了，全球化」！

可是，全球化真的一無是處嗎？100多年來，圍繞全球化的爭議一直起起伏伏，但其帶給人類的福祉卻有目共睹。當歐美重新思考甚至懷疑全球化的時候，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正成為高舉全球化大旗的新力量。而最終全球化究竟將向何處去？相信時間會給出答案。

「逆全球化」浪潮來襲

本報記者 宿亮 發自惠靈頓 

開放還是封閉？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開始在移民、投資和貿易等議題中扭扭捏捏地做出傾向於保守的政策調整。如今，恐襲的陰影加劇了它們的退縮

受困難民問題，德國總理默克爾率領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在9月18日首都柏林舉行的州議會選舉中遭遇重挫：僅以17.6％的得票率創下自1990年兩德統一以來最低紀錄。而另一方面，持反移民立場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首次進入州議會。

「縱觀歐洲，風頭正勁的政治家都是那些宣稱世界危機四伏，明智的國家應該構築城牆以抵禦風險的人。」英國《經濟學家》如是說。在該刊一篇題為《弔橋升起》的文章中，作者寫道：永別了，左翼與右翼的對立。現在重要的是開放與封閉的競爭。

開放與封閉，反映了歐洲人對現實問題的焦慮：在日益發酵的不安全感下，人們反移民、擔憂恐襲、捍衛貿易保護主義——這一切與全球化背道而馳，但正如同那些反對對移民開放國門的德國人所言，「你只能去考慮自己國家的國民福利」。

在「築牆者」的聲討中，全球化浪潮會戛然而止嗎？

全球化的「魔幻現實主義」

2016年2月4日，一輛汽車橫在紐西蘭奧克蘭市中心街道上，車主騎在摺疊梯頂高呼口號。路邊，328米高的「天空塔」讓街道顯得愈發逼仄。「天空塔」下的小巷裡，警察套著熒光黃色的馬甲列成一排，對面則是穿著花花綠綠的示威者。

「天空塔」是奧克蘭標誌性建築，其中有紐西蘭最熱鬧的賭場，每天膚色不同、語言不通的人都在這裡玩著世界各地賭場通行的遊戲。此時，賭場樓上的會議中心裡也是熱鬧非凡，來自12個國家的部長級代表正在這裡簽訂一份談了5年多的協定——《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在示威者眼中，這份協定是「洪水猛獸」，特別是其中的投資、知識產權等條款，將讓不少人失去工作，是新的「全球化陷阱」。在會議中心裡忙著面對閃光燈的部長們嘴中，這份協定則是建立「高水平」全球化的重要途徑，但同時批評聲音點明TPP實際上在建立新形式貿易壁壘，是美國用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的「反全球化招數」。無論如何，賭場中照例燈紅酒綠，賭客們不會考慮封閉與開放，只會用全球化的語言追逐官能刺激。

西方有所謂「巴別塔」的傳說：人們要聯合興建高塔，而神為阻止建設出手變亂了語言和口音。如今的天空塔是不是巴別塔不好說，但全球化就是這樣一幅「魔幻現實主義」圖景：每個人都在談論，卻說不清它應該是什麼樣子。

有人說，全球化是技術革命。從遠航帆船到輪船火車、電報電話，再到無處不在的互聯網，造就了「地球村」的概念。傳統觀點中，全球化是一種經濟現象：貿易把全世界聯結在一起，通過商業邏輯實現繁榮。但根據經濟學的主張，理性個體自由參與交易就會把整體經濟的蛋糕做大做強，即便是在貿易中的輸家也可以享受全球化帶來的福利。然而這種理論很難說服在全球化浪潮中喪失工作的民眾，也很難解釋現今以美國為首建立貿易保護壁壘的西方國家。

全球化只好成為了一個模糊的定論：全球化是把雙刃劍。

搖搖欲墜的「瓷器店」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曾說，他的信條不是「全球主義」，而是「美國主義」。他所主張的貿易政策不僅反對TPP，還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區，甚至還揚言要讓美國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簡而言之，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美國要「輕裝簡行」。特朗普是「闖進瓷器店裡的公牛」，但問題是，瓷器店怎麼開罪了特朗普？

不僅是特朗普，反對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還有以鮑里斯·約翰遜為代表的英國政客。經歷了詭異的公決之後，英國人決定退出歐洲聯盟，讓觀察家們大跌眼鏡。

鼓吹脫離歐盟的人認為，英國向歐盟的付出太多，而在當下的國際經濟和政治形勢下，英國能夠從歐盟獲得的太少。另外一邊，反對退歐的英國人表示，退歐忽視了一體化能夠給英國帶來的機會和資源。

無論如何，現今的結果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如果英國僅僅從政府的進出賬上決定是不是退歐，那美國當然有理由為那些因為國際貿易而失業的工人退出WTO，德國也完全可以不再把大量的財富拿出來補貼歐盟其他國家。

更重要的是，類似的信號並非第一次出現。從1947年開始，基於自由貿易的理論，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一直在努力建立一套全球化的貿易體系，最大可能地降低各國之間的貿易壁壘。可惜，達成協議的難度一次比一次高。最新的一輪多哈回合談判從15年前開始，直到今天還沒有最終結果。

多邊貿易體系建立遲遲難以推進，這本身就是全球化面對的危險信號。一方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成員越來越多，但世界貿易組織全體一致的表決機制決定了談判只能在眾多成員中尋找「最大公約數」。另一方面，自由貿易經歷了降低關稅等初級階段，已經開始面臨越來越多的技術性難題，如降低非關稅壁壘、知識產權保護等，在經濟發展階段各異的成員之間討論這些問題本身就困難重重，更不用說強勢的發達國家不斷在談判中增加「私貨」，讓談判更加遙遙無期。

全球化面對的另一個危險信號就是以TPP為代表的貿易集團以及近年來流行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從談判角度看，可選擇對手的小範圍談判遠比多邊談判容易。但國際貿易卻不可能只在小範圍內進行。例如，經濟學家在分析TPP的內在矛盾時就曾經指出，這個排斥中國的貿易協定是「在王子不在場的情況下排演哈姆雷特」。而各國之間複雜的雙邊自貿協定以及其中的最惠國條款、原產地規則，更是把國際貿易從商業行為變成了專業的「法務行為」，其中的千頭萬緒就像是混亂的「義大利麵條碗」。

結果，這些試圖「抄近路」推動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舉動不僅沒有達到目的，還因為彼此規則的交叉降低了自由貿易的程度。從2006年開始，世界全球化進程基本上停滯不前，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化更是舉步維艱。

「逆全球化」背後的政治動機

只可惜，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世界分工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即便是高呼貿易保護的特朗普也是在全球化貿易中攫取財富的。現在，他號稱要「讓美國重新強大」。在一個全球分工業已成熟的時代，美國真能僅靠著自己的力量「重新強大」？

對於歐洲而言，反全球化則可能意味著一個四分五裂的歐洲大陸重新出現，這可能意味著貧窮與危險。一些歐洲媒體發現，現在宣揚民粹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歐洲政黨的支持率幾乎是2000年時的兩倍，而且它們還進入了9個歐洲國家的政府或執政聯盟。例如，瑞典極右翼政黨民主黨是議會第三大黨，丹麥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丹麥人民黨是議會第二大黨。明年這一趨勢將會加劇：如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主席瑪麗娜·勒龐是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熱門人選。

「全球化」的反對面就是「愛國者」——這是勒龐的主張之一。「全球化反對者通過迎合選民偏狹的本能獲得勝利，徹底分裂了主流政黨。」《經濟學家》說。英國《金融時報》則認為，這些政黨的主要弱點在於，除了大肆抨擊歐元、自由貿易和被控是「福利國家寄生蟲」的外國人之外，他們拿不出經濟政策。

不過，全球化或全球貿易並不是什麼簡單的經濟事件，背後一直帶有強烈的政治動機。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經坦承，全球化對美國是好事，對其他國家則是壞事，因為全球化增大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即便是被稱作經濟一體化典範的歐盟，在其建立之初也絕非是為了發展經濟，而是服務於美國冷戰的政治策略。因為美國不會無緣無故扶植一個經濟上與之競爭的強大歐洲。

從這個層面上看，全球化在當代社會面對的最大問題是「政治意願的減弱」。換句話說，西方國家政客看不到在支持全球化中能夠獲取怎樣的利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國的經濟都出現了「逆全球化」的趨勢。為了緩解國內經濟放緩帶來的壓力，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開始在移民、投資和貿易等議題中扭扭捏捏地做出傾向於保守的政策調整。

歷史上對此早有先例。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風頭正勁的日本汽車就曾在美國遭遇過自由貿易的「滑鐵盧」。「就讓那些豐田車在碼頭上生鏽吧」，這句話成了日美貿易戰中的名言。作為一名西方政客，在經濟不振的背景中最廉價、最有效的政治萬金油就是「指責外國人」。房價上漲，可以說是有錢的外國暴發戶移民造成的；工人失業，可以說是外國商品廉價傾銷導致的。這種狹隘的政治借口在短期內能夠吸引大量對現實不滿的選民投票，卻與全球化所要求的長遠眼光相悖。

從某種意義上看，今天全球化面對的算不上是新問題，其核心在於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下的分配問題。過去幾十年間，全球化已經從一種思潮變成了一種世界性的生產方式。中國投資的電影選用美國好萊塢演員，在歐洲拍攝、在大洋洲製作後期、在中國院線上映，這已經不是新聞。但相形之下，與這種生產方式配套的分配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還在依照冷戰思維下的國際金融體系對全球化的紅利進行分配。這種情況下，全球化的經濟卻無法實現全球範圍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出現經濟發展困難時，割肉離場自然成了發達國家的「天然傾向」。

開放還是封閉，這其實不是擁抱還是放棄全球化的問題，真正建立合理公平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才是問題的關鍵。

發達國家正滑向全球化對立面

本報記者 張偉 發自北京

英國《經濟學人》曾經報道，在多瑙河畔的奧地利工業城市林茨，其中心城區卡普蘭霍夫區滿是創業公司和科技公司，在這裡，全球化意味著客戶和機會。而距離卡普蘭霍夫幾英里以南的地方一片蕭條和貧窮。在那裡，全球化意味著衰敗

以美國的「特朗普現象」和英國公投脫歐為重要標誌，今年以來，從華盛頓到倫敦，美歐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浪潮似乎迎來了一個高潮。

全球化以往主要由美歐國家主導和推動，但如今美歐卻要調轉方向，邁向全球化的對立面？為此，有西方媒體甚至驚呼「全球化時代面臨終結」。

高收入國家內部不平等加劇

過去幾十年間，全球化可以說帶來世界範圍內的繁榮和發展，雖然有反對聲音，但從未成為歐美社會的主流。與全球化的倡導者相比，反對者似乎一直面目模糊，往往以抗議者的形象出現在各種國際會議會場之外。

然而，今年接連出現的反移民浪潮和英國脫歐卻讓人突然意識到，全球化的反對者儼然正在撼動乃至改變美歐整個政治體系。2016年美國大選更是被描述為民族主義和全球主義之戰。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員愛德華·盧斯發現，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的支持者和英國脫歐的支持者在人口構成方面幾乎驚人的相似——同屬大西洋兩岸的藍領白人。這一群體成了當前反對全球化的中堅力量，根本原因在於收入不平等。2008年金融危機和2009年歐債危機重創美歐國家經濟後，這點表現得更為明顯。

雖然倡導者稱讚全球化逐漸讓世界變平，但客觀上來說，一個平坦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更符合商業階層的利益。資本的逐利本性、資本與勞動的收益嚴重不對稱，以及全球化條件下資本更加自由流動使得「富者更富、窮者更窮」。

在《全球不平等》一書中，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指出，全球化使世界範圍內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但也使大多數國家內部，尤其是高收入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加劇，而「極度的不平等終將變得難以為繼」。這一判斷似乎已在美歐得到有力印證。

在英國脫歐公投中，除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外，只有倫敦等幾個大城市明確選擇「留歐」，而那裡恰恰是所謂「全球化精英」的聚集地。相比之下，英格蘭、威爾士的其他地區基本上支持「脫歐」。

類似英國的這種地區分化現象也出現在其他歐洲國家。英國《經濟學人》曾經報道，在多瑙河畔的奧地利工業城市林茨，其中心城區卡普蘭霍夫區滿是創業公司和科技公司，在這裡，全球化意味著客戶和機會。而距離卡普蘭霍夫幾英里以南的地方則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林茨，那裡一片蕭條和貧窮。在那裡，全球化意味著衰敗。

全球化倡導者經常拿出西方經濟學的標準理論，用於論證自由貿易有利於所有參與其中的國家，但事實證明，參與國家的內部必然有贏家和輸家，贏者歡欣鼓舞，而輸者心存怨念。多年來，美歐主政的精英階層一直忽視國內全球化輸家的命運，導致當前反精英主義情緒高漲，最終造就了諸如「特朗普現象」。

歐美政治語境下的替罪羊

由此，美歐當前出現的反全球化現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利益分配嚴重不均，屬於國內分配政策失當。然而，在美歐當前流行的政治語境下，全球化儼然成了所有問題的「罪惡源頭」，從而形成一股來勢洶洶的全球化「逆流」。

單純從經濟角度來看，這股「逆流」似乎不足為懼。畢竟，經濟全球化實質是生產要素的全球優化配置與市場開放的不斷發展，依然能為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帶來凈收益，而且從理論上來說，只要贏家補償輸家，就可以讓全球化惠及所有人。此外，在各國高度依存和緊密聯繫的當代，幾乎無法想像，即便英國真正和歐盟分家，又即便特朗普勝出美國大選，那麼英國和美國就會放棄巨大的經貿利益，實施孤立主義和閉關政策嗎？這並非化解美歐當前社會矛盾的根本途徑。

然而，經濟利益得失不是全球化的全部，政治、社會、技術等方面的因素也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比如移民和難民問題，再比如恐怖襲擊問題。回顧全球化發展歷史，雖然大方向可以說一直保持不變，但其間也是起伏跌宕，比如當贏家和輸家對立激化的時候，全球化進程就可能受阻、放緩，乃至後退。可以設想，如果美歐國家不平等現象難以解決，導致政治生態發生根本變化，顯然會對全球化今後發展方向帶來變數，並可能產生深刻影響。

面對美歐全球化「逆流」，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施蒂格利茨的觀點很具有代表性，即「問題不在於全球化，而在於如何管理這個進程」。推動全球化繼續前行，顯然需要不同以往的國內和外部政策，全球化前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管理的改善，而這又與全球治理改革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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