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及其時代

在清代，康熙帝以歷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引導大清帝國擺脫明清之際的混亂與動蕩，走向和平與安定，為持續時間長達130餘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後世史家謂康熙帝一生，「雖曰守成，實同開創」，評價可謂公允。即使今天我們反觀康熙帝及其時代，也仍能為其傑出的人格魅力所感動，並從中獲得很多教益。

　　以儒家思想為治國之本

　　自幼即對儒家學說充滿濃厚興趣的康熙帝即位以後，在以熊賜履為代表的一批漢族官僚的推動下，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到儒學的學習中，「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冊第80頁）。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曰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布清廷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具。康熙帝的這一態度為清朝內部持續數十年的文化紛爭（也是治國方略的紛爭）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此後，儒學在清朝社會特別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獲得了正統的、合法的主導地位。這一重大歷史轉折，意味著作為中央==的清朝政權，在保持自己獨有的民族特色的同時，又因吸收博大精深的中原政治傳統，從而具有更加豐厚的文化底蘊。政治倫理的儒學化，使這個政權第一次具有了系統而明確的理論指導，從根本上解決了清初社會政治的演變方向，為清朝社會進入協調、穩定的發展階段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制度基礎。當時，不少漢族官僚為這一新的政治動向而歡欣鼓舞，並預感到中國社會有可能進入一個新的理想狀態。

　　以皇權專製為官僚政體的核心

　　康熙帝親政以後，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採取強有力的措施，限制滿洲貴族的權力，如剝奪各旗王公幹預旗務的權力，破除「軍功勛舊諸王」統兵征伐的傳統，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政治影響等；另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要建立由皇帝個人獨裁的專制政體。他說：「天下大權當統於一」（《清聖祖實錄》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清聖祖實錄》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康熙帝確立的君主專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用人之權、獎懲之權由皇帝親自控制，不許臣僚干預；通過特務統治、密奏制度，對臣僚實行嚴密的監督和防範；反對朋黨，嚴防臣僚結黨對抗皇權。康熙帝確立的君主專制原則，被雍正、乾隆二帝繼承和發展，逐漸成為清朝新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家法」。清朝君主專制政體，在康熙朝被正式確立以後，持續兩百餘年，直到二十世紀初清朝滅亡，方被廢除。

　　康熙帝在加強皇權的同時，也著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兩個現象值得特別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將內三院改為內閣，從此內閣作為清朝法定中央==、作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徵，其地位穩定下來並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開始纂修《大清會典》。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會典》於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從此，清朝官僚政治的運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實現了政治運作的規範化。

　　清朝官僚政治直接服務於專制皇權，是實現皇帝個人獨裁的重要工具。但與此同時，官僚政治對防止貴族濫用權力、改善官風、規範政治運行及協調社會利益關係等也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健全官僚政治是中國傳統社會由亂到治的必不可少的環節。在強化皇權的同時，大力加強官僚政治建設，顯示了康熙帝卓越的政治眼光。

　　以多民族國家的統一為職志

　　清朝對中國歷史最重要的貢獻是完成了國家統一。清代國家的統一，不但初步奠定了近代中國的疆域版圖，而且使各民族在和平安寧的環境中風雨同舟，共求發展，也為近代中國抵禦外來侵略、追求富強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前提。而這一偉大歷史成就之基礎也是在康熙朝奠定的。

　　從康熙帝開始，清朝初步形成了剿撫並用、以德服人的統一方針，即「亂則聲討，治則撫綏」（《清聖祖實錄》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憑天道，俯愜人情，以萬不得已而用兵」（《御制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序》）。這一方針在實踐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加強了邊疆少數民族對中央==的向心力，特別是上層貴族和清廷建立了比較和諧、融洽的關係。康熙帝說：「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清聖祖實錄》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康熙朝的統一事業，為乾隆中葉清朝最後完成國家統一打下了堅實基礎。

　　康熙時期，國家主導意識形態的確立，政治體制的健全，國家統一的推進，從不同的側面將中國引向繁榮。到康熙中葉以後，清朝社會就呈現出一派「盛世」景象。時人稱，「士敦詩禮，民安耕鑿，萑苻夜息，桁楊晝靜，行旅歌於途，商賈嬉於市。即梯山航海，沐曰浴月之鄉，欣欣蒸蒸，無遠弗及」（《清聖祖實錄》卷300，跋）。而這一成就的取得，顯然與康熙帝的個人努力密不可分。

　　需要指出的是，康熙時期的中國社會在走向繁榮的同時，也蘊含著新的隱憂，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政治腐敗；二是最高統治權力的繼承；三是西方殖民勢力的侵略。對這三個方面的問題，儘管康熙帝都深有覺察，並想方設法予以解決，然而未能取得真正的成功。歷史就是這樣，每一個傑出人物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當國家的命運和領袖人物個人的命運過分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個人的局限往往會變成時代的局限。到康熙帝晚年，大清帝國實際上已陷入政治腐敗和權力爭鬥的嚴重困境。所幸的是，他的繼承者雍正帝和乾隆帝都勵精圖治，奮發有為，最終引導清朝擺脫危機，走向新的繁榮。唯一可惜者是在如何妥善對付西方殖民侵略問題上，雍乾二帝基本沿襲康熙帝遺留下來的閉關政策，從而為19世紀中後期中外形勢的巨變埋下了沉重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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