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康有為 不真實的歷史

真實的康有為 不真實的歷史

　　

　　出塵

　　

　　

　　

　　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

　　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

　　

　　------乍看此詩，諸位一定覺得既陌生而又似曾相識。然也，此正是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就義前所作的那首【獄中題壁詩】的原詩。而那另一首膾炙人口的、一百多年來被中國人反覆吟頌、激勵了無數人為理想而獻身的「獄中題壁詩」卻是被篡改過的偽作。

　　

　　篡改者正是譚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啟超。「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四句甚至比原詩更加豪邁激揚，更加雄渾悲壯。儘管我心裡很不願意承認，但它畢竟不是真實的歷史。梁任公百年來被許多中國人包括我本人一直視之為精神導師，也是我最崇敬的近代學者和思想家。而他篡改譚氏絕命詩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掩蓋一個歷史真相。＊注

　　

　　歷史就像是個隨時要被打發去接客的婊子，時常被鴇母一般的史家打扮的濃妝艷抹的，一巴掌過去能扇下厚厚的一層雪花糕來。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梁師徒流亡海外，辦刊、演講、作學問，編撰了大量與那段歷史有關的著作，但他們至死都不承認維新黨人當年策划過「圍園錮後」的密謀，聲稱是守舊派及袁世凱等人對維新派的誣衊。如後來康有為在【上攝政王書】中說：「戊戌春夏之交，先帝發憤於中國之積弱，強鄰之侵凌，毅然維新變法以易大下。其時慈官意旨所在，雖非外廷所能窺伺，就令兩宮政見小有異同，而慈孝感召之誠，終未嘗因此而稍殺。自逆臣世凱無端造出謀圍頤和園一一語。陰行離間，遂使兩宮之間常有介介，而後此事變遂日出而不窮，先帝所以備歷艱險以迄今日，實惟此之故。」這裡，康有為指明是袁世凱捏造了維新人士謀圍頤和園的情報，朝廷誤信其言，方導致後來的種種變故。因為康、梁是那場運動的當事人，所以後世史家們有不少人以康、梁的說法為準。事實究竟是否如此，自然還當從其他當事人的撰述中尋蹤覓跡。

　　

　　袁世凱便是戊戌變法及那場撲朔迷離的密謀中的主角之一。傳統的說法是袁世凱玩兩面三刀 , 一面對維新派及光緒皇帝虛以委蛇， 在譚嗣同夜訪法華寺時，假意答應譚嗣同同意舉兵殺榮祿 , 圍攻頤和園，囚禁慈禧太后； 另一面決定投靠守舊派，當天乘火車趕到天津 , 在榮祿面前把密謀合盤托出，一股腦將將光緒帝和維新派全賣了。緊接著是慈禧臨朝訓政 , 囚禁光緒帝 , 捕拿維新派 , 斬殺六君子 , 致使百日維新失敗。這種說法的重要憑據之一是袁世凱自己寫的《戊戌日記》，其中他對自己出賣維新派之事毫不掩飾，但對他與維新派的密切關係以及是否有參與密謀一節卻是欲蓋彌障，含糊不清，破綻百出，難以自圓其說。

　　

　　隨著許多史料及證據浮出水面，這種說法已逐漸被推翻。近來比較流行的說法是慈禧在袁世凱告密前已經決定重新出面訓政，發動政變。而袁世凱先前並無告密的念頭，而在聽說了政變的消息後，以為是因為密謀敗露而引起的，嚇的屁滾尿流，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便跑到一度對他頗為欣賞的榮祿面前，連滾帶爬地跪在地上，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懺悔，把維新派「錮後殺祿」的密謀竹筒倒豆子，合盤托出，求榮祿為他作主 。而慈禧在政變完成後才聽說了密謀一事，又驚又怒，後怕不已，這才開始對維新派進行大肆捕殺。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麼說明袁世凱告密並不是引發政變的原因，但他落井下石，卻是導致六君子被殺、戊戌變法徹底失敗的主因之一。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重要的史證。一個是八十年代左右在日本發現的畢永年所寫的日記【詭謀直紀】。畢是譚嗣同的好友兼同鄉，這本日記中載，康有為曾召之密謀說：「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於九月天津大問時弒皇上，將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張柬之廢武后之舉，然天子手無寸兵，殊難舉事。吾已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欲令其為李多祚也。」又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為參謀，以監督之何如？」畢永年認為袁世凱為人大不可靠。康有為又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統兵圍頤和園時，汝則率百人奉詔往執西後而廢之可也。」後又有人告訴畢永年：「頃梁君謂我雲，先生（指康有為）之意，其奏鋼皇上時，只言廢之，且俟往頤和園時，執而殺之可也。未知畢君肯任此事乎？」

　　

　　另一個是康有為替光緒帝聘請的新政顧問，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他寫的【留華四十五年記】中說：「（慈禧）下諭秋天要在天津閱兵，皇帝恐怕在檢閱的藉口之下，慈禧將要奪取所有權柄，而把他放在一邊、維新黨催著他要先發制人，把她監禁在頤和園，這樣才可以制止反對派對於維新的一切障礙。皇帝即根據此點召見榮祿部下的將領袁世凱，計劃在他的支持下，帶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宮殿。」還說：「維新黨都同意要終止反動派的阻力，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慈禧關閉起來。

　　

　　以上都是同時代的第一手資料，由不得康有為否認。康之所以在諸多鐵證面前仍一口咬死不認，主要是因為這種犄角旮旯似的宮廷陰謀實在是有損他完美無缺的「聖人」光輝形象，這維新運動則也成了政變而非改良了。而偽造歷史，卻一直是康有為的強項。首先，這位以「聖人」自詡的仁兄在百日維新期間所扮的角色，就並非如他自己在外邊吹的那樣風光。在許多有關康有為和戊戌變法的中外著述中，一般都有一個把康有為當作變法維新的中心人物的說法，認為康在百日維新期間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諸如康的奏議成為變法上諭的張本，康本人更左右朝政達百日之久等等。康的門生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甚至將康比作王安石，將光緒皇帝比於宋神宗，戊戌變法比於熙寧新政。這個流行了一百多年的說法，實則大謬，不過是在戊戌變法後由康及其門徒吹噓出的一個神話而已。

　　

　　此外還有康與中國報業先驅汪康年之爭。《時務報》在1896年時於上海創刊，總編為汪康年，梁啟超一度是該報的主筆。《時務報》是民間報紙，輿論獨立，以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為主，對戊戌變法的推動起了很大的作用，風行全國，是當時發行量最高、影響最大的民辦報紙。但是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卻通過權力手段，奏請讓光緒下旨，把《時務報》收為官辦，讓他控制，欲把一份影響力巨大的、觀點獨立的民報變成官報，變成政府的喉舌。但汪康年也不是省油的燈，他耍了個花招，暗渡陳倉，又辦了一份《昌言報》，把《時務報》的空殼丟給康有為。康被耍後氣急敗壞，居然致電兩江總督劉坤一，要治汪一個「抗旨不交之罪」。光緒聽說這事後，命黃遵憲順路去調查此事，結果「毋意彼此各執意見」，鬧個不了了之。此事鬧的過於荒唐，以至於被時人譏笑康「挾天子以令錢塘一布衣」。

　　

　　對於汪康年的不買賬，康有為一直記得很牢，後來逮著機會便誣衊汪康年主持《時務報》時有意排擠他的弟子，後期不發表他弟子的文章、有意不報道維新派消息，著實把汪的名聲敗壞了很久。對於康有為的這種做派，他的弟弟、六君子之一的康廣仁對他的評介是：「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便是形容他眼高手低，為人處事帶著太多的霸氣，人緣不好。

　　

　　維新派相對於後黨守舊派而言，本來勢力就顯孱弱，內部卻又一直有左、中、右三派之分。康有為這種我行我素、處處喜以自己為中心的舉動，不僅在維新派內部造成了很多矛盾，使本來就勢弱的維新派成了個窩裡斗的烏合之眾。因後來康有為及其弟子的造神運動頗為成功，蒙住了不老少的人，以至於後人評論戊戌變法時真都把康當作了這齣戲的唱大梁的當紅小生。

　　

　　實際上百日維新時期唱主角的是主張「變法緩行」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揚銳，揚銳是維新派中的右翼，在甲午戰爭之前，也只是個普通的封建知識分子，入仕時得張之洞多方提拔，一度出任張之洞的幕僚。而張之洞在維新變法期間是屬於後黨一系的守舊派，曾作【勸學篇】，在理論上打擊變法運動，對維新派人士也是多番壓制。揚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與張之洞關係甚密，並且在維新派內部常與康派的人唱對台戲，以至於後來他在變法維新中的作用幾被抹煞。

　　

　　對揚銳的聲名和作用打擊最大的，一是范文瀾，范在【中國近代史】中論述，揚銳一系的右派是投機官僚，本質仍屬頑固派，只是由於維新高潮到來了，故「隨聲附和，不出於心」；或者是見西人之船堅炮利，不若從而效之。於是，便抱著投機鑽營的動機加入到維新派的行列里來了。范還認為，在維新陣營內部，「右派勢力最大，中、左兩派較小。表現在光緒帝任用專辦新政的軍機四卿楊銳（張之洞、陳寶箴保薦）、劉光第（陳寶箴保薦）代表右派，林旭（康有為門徒）代表中派。……實際上只有譚嗣同一人儘力新政。楊銳是圓滑官僚，張之洞最親信的門徒，代表假維新系。

　　

　　另一個是章太炎，章在【革命道德說】特別就揚銳與張之洞的關係大做文章，以此來否定揚銳是維新派。其實大多都是猜測臆斷，捕風作影，以風言謠傳為依據，缺乏史料憑據。

　　

　　究竟事實是怎麼一回事呢？據【楊參政公事略】一文中的記述可見，揚銳在對待新法的態度上與康有為等人確有很大的差異，其中有這麼一段記錄：一日六堂革職，大臣頗自危，銳復奏情詞剴切，王言李泌、韓畸不是過也……銳頓腳嘆息日：「皇上始誤聽於志銳，繼誤聽於李盛擇，今又誤聽康有為，殆哉!」復奏上，即召見，於是有旨派康有為至上海，樞臣皆曰天也，以不召對銳，康不得去，禍不得息也。迨銳既下值，王彥威京卿來函云：「與此輩少年共事，有損無益，公他日進退懼難。」銳得書怠邀林旭至繩匠衚衕寓齋，時已黃昏……微聞銳責林甚切。林默然無聲。

　　

　　由此可見揚銳在對待維新運動的態度上，與康有為、譚嗣同、林旭等左、中派的維新人士確實是有很大差異的。尤其對康、譚等人的急進十分不以為然，多次譏康「固多謬妄」，對中派的林旭的評價也是「隨事都欲取巧」。

　　

　　實際上揚銳對康、譚等人的評價並非信口胡謅，像譚嗣同變法主張之激進，有些地方豈是「謬妄」可評，比如譚嗣同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寫道過：「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賣於二國……每方里得價五十兩，已不下十萬萬。除償賠款外，所余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這種賣國的主張，莫說當時朝野上下接受不了，即使是換到現代人來看，也是不可容忍。這簡直是要把大半個中國賣給英、俄嘛！其「謬妄」無語以形容。若維新派後來真的奪了權，看來我中國前途更為堪憂。

　　

　　當然，那陣子處心積慮賣國的倒也非獨譚公一人，像國、共兩黨及當今海外民運革命派的反共鬥士們皆推崇倍至、奉若神明的先「國父」赤腳醫生大炮孫半仙，當年為鼓動日本人出力幫助他到中國鬧革命，便許諾事成之後將整個滿州也就是現在的東三省送給日本做交換。此論有【孫中山集外集.與森恪的談話】為證，1912年2月3日孫中山與日本人曰：「當此次舉事之初，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1915年至1918年間又曾多次找到日本陸軍參謀總長等日本高級軍頭，商議革命與賣國的交易，【與上原勇作的談話】中記錄孫中山原話：「中國新政府可以東北三省滿洲的特殊權益全部讓予日本。」【與河上清的談話】中記錄，孫中山表示一旦革命成功，他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與松永安左衛門的談話】中曰：「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除此之外，如張之洞、蔣介石、毛澤東這些中國近代叱吒風雲的英雄豪傑都有過這類賣國的主張或行徑，一個賣的比一個凶。不要太嚴格地說，上述諸雄可一網打盡，全是漢奸賣國賊，一個也逃不掉。不過這些都是題外話了，贅敘無意。

　　

　　因為揚銳是個比較清醒、比較穩重的官僚。在官場混跡多年的經驗告訴他，維新派的勢力相對於守舊派還十分弱小，絕不能操之過急，因而主張韜光養晦，不能急進。在實行新政期間，遇到阻礙時也比較講就策略，有時寧可對頑固派妥協。對比較激進的新政和估計到過分侵犯到頑固派、洋務派利益時，也稍加裁抑，以維護大局。

　　

　　而事實上後來變法的徹底失敗，卻正是毀在康、譚等激進派的手中。如果沒有那場兵諫的密謀，慈禧在重新訓政後，頂多也就是收回光緒的權力，革幾個維新派官員的職，斷不至於大開殺戒，把光緒禁於瀛台一囚十年。慈禧終究是個古稀老太，一腳邁入黃土，如果光緒與激進派的那夥人稍有耐性，至多再過十年，變法維新的前途還是一片光明。如果不是揚銳這一系的老成持重，多番周旋，任由康、譚等人胡鬧，戊戌變法怕還堅持不了一百多天。

　　

　　並且還有一個一直被後世之人忽視的一點，「圍園錮後」的密謀並不是所有維新派的成員都有參與，至少揚銳沒有，這點從光緒交給揚銳的那封密詔中可見。密詔的全文如下：近來朕仰窺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引者註：指罷免懷塔布、許應騤等禮部六堂官的上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光緒在密詔中只提及「爾其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康有為的名提都未提。從語氣上可見光緒當時的心態只是想謀求一個既可「將舊法漸變」，「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的萬全之策。

　　

　　而康有為後來公布出的那份著名的偽詔則曰：「朕維時局艱危，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十分焦灼，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揚銳的那份密詔是後來揚銳的兒子揚旭為了替其父昭雪沉冤而呈送都察院後才公布出來的。從這裡可以看出，一心只想著穩妥行事的揚銳，完全是遭居心叵測的康有為連累，在對康、譚等人的密謀並不知情的情況下遭到逮捕的。其他五人有的是自願送死，有的是康有為的弟弟或弟子，他們怨不怨康有為不好說，但揚銳在被莫名其妙地綁赴菜市口時心裡一定把康有為等人的祖宗十八代操遍了。闖下彌天大禍，自己逃到外國躲的遠遠的做海外政治運動領袖，卻由別人來流血殺頭，天下哪有這樣的事？所以說康有為應該對揚銳等人的死負很大一部分責任，雖然說揚銳是被慈禧所殺，但起因卻在康有為，真要說是被康有為害死的也不為過。另外，譚嗣同向來是個敢做敢擔的熱血漢子，從譚的一慣為人來看，甚至可以認為譚主動赴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欠疚，因而陪本不該死的另外幾君子一起死的也不一定。

　　

　　從多方史料來看，康有為除了他那未遞交成功的「公車上書」讓他著實風光過以外，他在百日維新中實際上一直處於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比如光緒在定國是詔頒下後的第五天，召見過康，與他聊了一陣，之後便再沒再喚康入宮了。對於光緒的這種若即若離的態度。梁啟超在給夏曾佑的信中寫道：「新政來源真可謂令出我輩……南海不能大用……仆之久不察看……日間必出都……相見不遠也……」由此可見，梁啟超對康有為不受重用是很失望的，而他自己在當時也只被任命為一個還沒芝麻綠豆大的翻譯小官。

　　

　　而這恐怕也是康有為急著搗鼓兵諫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兵諫成功，那麼他便一舉扭轉局勢，有軍隊做後盾，那麼不日滿朝將皆康黨，光緒也將對他言聽計從，從而成全他「聖人」、「帝師」的夢想。如果是這樣，那麼康有為就是為了自己的私慾和理想而將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壓上了一場政治賭博。從康有為後來剽竊別人的學術著作、鼓吹獨尊孔教並自詡「聖人教主」的造神運動、以及偽造光緒密詔這些欺世盜名的舉動來看，康有為絕對是個名利權欲極重的人，而這種人，產生這樣的想法和舉措是完全有可能的。

　　

　　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不留於力地開始了他那荒涎的造神運動。首先，他企圖創立自己的中國式的宗教思想體系，把孔學推到國教的位置上，借用孔子在歷代中國人心目中的神聖地位，通過強化原有的宗教意味，把儒學變為宗教，把自己當作創立新教的馬丁.路德，建立一個類似於西方的宗教體系，把孔子推到「萬世教主」的地位上，稱「素王」，而自己稱「長素」，就是有點當世教主的意思了。為了把儒學變成「神學」，康有為以「我注六經」的狂妄倒騰出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兩部書，作為他的「新教神學」的理論基礎。

　　

　　但最為不堪的是，他這兩部用以「立教」的「神學著作」居然被發現是剽竊自同時代另一學者廖平的學術著作《辟劉篇》、《知聖篇》。對此，廖平本人豈能輕易放過之，在當時就提出了指控，鬧出了一個晚清學術史上最大的版權官司，搞的康有為十分狼狽。這點連他的弟子梁任公也不敢替他詭辯，憋不住只吐了一句「（康）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而後裝聾作啞溜之大吉。

　　

　　實際上可以說康所企圖建立的這個「神學」、「宗教」 根本就是個與現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專制制度。在當時非但沒能墊定他「聖人」、「教主」的地位，反而把當時從朝堂至鄉野的傳統儒家知識分子以及本來對維新持同情態度的新思想知識分子一網打盡----全得罪了。像章太炎不同意康有為「倡言孔教」，與康有為的弟子們「論及學派，輒如冰炭」。而康的信徒們竟至『攘臂大哄』，硬將章逼離《時務報》。

　　

　　這種倒行逆施的文化專制和離經叛道的異端邪說，除了導致了本來支持變法的一些中堅力量因此對康及維新派心存懷疑，甚至反感。也給反對變法的守舊派找到了最好的口實，將他連帶維新派一起視若仇寇，要求連同康氏的其他正確變法理論一併禁毀。而這一切也成為後來戊戌變法失敗的誘因之一。

　　

　　政變發生後，清廷下令通輯康有為，並懸賞3000元。康有為這時正奉光緒命前往天津、上海，一聽消息，乖乖嚨個咚，韭菜炒大蔥，可了不得了！趕緊撒丫子跑人，也顧不得在京城的兄弟學生友人會不會被拉到菜市口，在英國人的幫助下腳底抹油逃到日本。

　　

　　政變失敗，流亡海外，但這卻不是康有為政治生命結束，相反，反而是他「流亡政要」生涯的開始。政變前他費盡心機都得不到的叱吒風雲的顯赫地位，最後卻在流亡海外時因外國人對中國政局的不了解而得到了落實。這其間，也不能不說是清廷的無意的成全。

　　

　　在流亡期間，康不斷對清廷發表評擊，對慈禧、榮祿等人極盡挖苦、嘲弄，著實讓剛剛反攻倒算成功的守舊派惱羞成怒。但因康人在海外，大清律令、滿清十大酷刑奈何他不得。也不知哪個老朽大煙抽多昏了頭，居然想出派大內高手到海外刺殺康的餿主意，結果消息外泄，事沒成，倒大大助長了康有為的聲勢，使得對中國政況不甚了解的外國政府都以為康在清政府里是個大大了不起的人物。像1899年康有為加拿大之行時，英國殖民地大臣趕忙事先知會加國政府，務必保障康的人身安全，加拿大政府「西北騎警公署」便派出專人，陪同康一行人等在境內旅行、活動，隨時保護。後來康在香港、 新加坡等地，也受到類似的待遇。暗殺的傳聞越盛，外國政府便對康的安全越加重視，也就越坐實了康「流亡的中國政要」的身份。

　　

　　康在國內時只是一個官階小的滑稽的「行走」，但出了國後便立馬身價百倍，搖身一變成了洋鬼子心目中的中國皇帝的親信大臣、被頑固的守舊派排擠、陷害的改革英雄。這種帶著點傳奇色彩的風雲人物在西方國家一向是備受推崇的，吃香的很。政變後他先後遊歷四大洲三十多國，所到之國，無不受到厚待，當時的加拿大總理和美國總統羅斯福一不留神也讓他給唬了，居然先後接見了他，官方與輿論更是呼之為「閣下」，這都哪跟哪啊！按國際外交習慣，怎麼也得大使一級的政要才能享此殊榮。而康也把自己當成了根蔥，樂此生受了。更離譜的是美國與加拿大的一些報刊居然以謬傳謬、以訛傳訛，稱康為「Vice Minister of war」（國防部長）、「Prime Minister」（總理大臣、宰相）、「ex-Counsellor of State」（前政府顧問）、「Secretary to His Imperial Majesty」（皇帝的秘書）、「Prince」（親王）等等------當真是平步青雲，鼠竄飛天。

　　

　　六君子的犧牲，成了康有為作為「政治領袖」在海外蒙吃騙喝的政治資本。甚至可以說，是戊戌六君子的血造就了後來風光無限的康有為。

　　

　　由於康有為本人及他的弟子多年的造神運動，因此康作為戊戌變法的中心人物的政治神話還是很成功的，至少百年來他的這個光輝偉大的進步形象還不曾真正動搖過。

　　

　　1907年，康有為為募捐籌款而到美國西部的非士那為當地華僑演講時，已經年過五旬，家有一妻一妾了，哪想老來走桃運，臨老入花叢，梅開三、四度，一不留神就成了泡妞高手，居然給他勾搭上了當地一個華人種植園的園主的女兒---年僅十七歲的何旃理給他做三太太。

　　

　　1911年6月7日，康有為應弟子梁啟超的邀請，從新加坡移居日本，雇了一個日本貧家女市岡鶴子為女傭，一來二往，也給他勾搭上了，後來康回國定居上海時，便把鶴子接至中國納為四姨太。這裡要提一下，似乎當時流亡或留學日本的名流們都不免染上這癖好，也不知誰開得頭，咱們的「國父」孫半仙在日本遛達時也搞上了個日本女傭，名大月熏，搞得人家珠胎暗結，不過她的運氣可沒康四奶好，終被革命有癮的孫國父始亂終棄，丟在日本，後來據說生了個女兒，不過一直未到中國，匿於人海之中，不知所蹤。更新潮的是我國府先總統蔣公，留學日本時居然和一位姓戴的老兄同時搞上一個忘了叫什麼子的日本女傭，生了對雙包男胎，後來送回中國一人一個，其一好像便是經國公之弟緯國是也。有這麼多人先行後效，正所謂追時尚不落潮流，倒也未讓康聖人專美於斯。

　　

　　不過1925時，身懷六甲的二十五歲的市岡鶴子卻又被康有為攆出家門，據傳是因為鶴子與康的長子康同箴暗渡陳倉，並播種發芽，因而不見容於康。如果此傳聞屬實，倒是聖人門風，家教有方了。鶴子回日本不久，生下一個女兒凌子，也不知所蹤。而鶴子則於1974年2月時，以七十多歲的高齡在須磨郊外卧軌自殺。　　

　　

　　老樹發新芽，一發不可收拾，聖人的艷福豈止於此。1919年，康有為拿著世界各地華僑捐給他，用以發展保皇事業的巨款準備在西子湖畔購置豪宅，閑暇之餘泛舟西湖，又看中西子湖畔浣紗的十九歲的江南秀女張光，憑著媒婆三寸不爛之舌又將之納為六姨太，於上海愚園路康公館舉行婚禮。據說當時整個上海灘為之轟動，多家報紙爭相獵奇，都拿這做了頭條。

　　

　　根據中國人喜歡把政客當聖人，把偶像完美化的歷史習慣，對歷史上「正面」的政治人物的一些品質和道德上的缺陷以及為人處世的做派都能輕易原諒或乾脆極力掩蓋，認為不過是白壁微瑕，瑕不掩瑜，大丈夫不拘小節耳。甚至容不得別人說三道四，多說兩句便成了洗垢求瘢，吹毛求疵，雞蛋裡挑骨頭，格調低下，居心不良，別有用心。像孫中山、毛澤東、張學良、魯迅之流，其貪淫好色、荒淫無恥、薄情寡義、寡廉鮮恥在當時的「名流」、「偉人」中也是佼佼領先於潮流之上，堪稱士大夫們的楷模典範了。當然，咱們那以禮儀廉恥、仁義道德為立身之本的聖人康南海與上述幾位仁弟相比，亦是出類拔萃，不呈多讓，只有過之，不會不及。

　　

　　修身尚且不能，何能冶國安邦平天下？憐我江山命多蹇，想我輩後世腐儒，也只能假扮一下道學，感嘆一句：「莫怨神州氣數盡，只緣洪洞縣裡無好人！」

　　

　　

　　

　　

　　＊注 徐仰藥評：

　　

　　梁啟超篡改譚詩一說是台灣學者黃彰建提出來的，附和者有高陽等人。但後來孔祥吉先生在故紙堆中發現了戊戌年刑部一位主事的日記——《留庵日記》，日記中記載的獄中題壁詩與梁啟超所錄基本吻合，只是個別字上有出入，我記得大概是這麼寫的：

　　

　　望門投止「鄰」張儉

　　忍死須臾待「樹根」

　　「吾」自橫刀「仰」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看出與任公所錄的差別來了吧？樹根應為杜根之誤，鄰與憐是不是假借不清楚，但大體兩首詩來源應該一樣，日記作者說此詩是刑部傳抄本，直接來自刑部屬內，所以梁啟超篡改說應予推翻。此說發明者黃彰建也已撰文否定了自己的觀點，只是他認為那首「手擲毆刀仰天笑，留將功罪後人論」也是出自譚嗣同之手，兩首詩實際上一個是草稿一個是定稿，時間先後不同，並沒有人有意篡改，這也算一家之言吧，暫且存而不論。只是康梁掩蓋戊戌陰謀（圍園錮後）的證據還需另找，最有力的是兩宮宴駕後溥儀即位載豐攝政，康有為有封《上攝政王書》（大致）曾泄漏戊戌陰謀的事，梁啟超收到草稿後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說陰謀的事不宜泄漏，口徑應該保持一致才是，康於是做了修改。梁予康的這封信已被找到，這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有提到。

　　

　　

　　

　　

　　

　　

　　

　　2002.6.11初稿

       

      　　真實的康有為 不真實的歷史

　　

　　出塵

　　

　　

　　

　　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

　　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

　　

　　------乍看此詩，諸位一定覺得既陌生而又似曾相識。然也，此正是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就義前所作的那首【獄中題壁詩】的原詩。而那另一首膾炙人口的、一百多年來被中國人反覆吟頌、激勵了無數人為理想而獻身的「獄中題壁詩」卻是被篡改過的偽作。

　　

　　篡改者正是譚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啟超。「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四句甚至比原詩更加豪邁激揚，更加雄渾悲壯。儘管我心裡很不願意承認，但它畢竟不是真實的歷史。梁任公百年來被許多中國人包括我本人一直視之為精神導師，也是我最崇敬的近代學者和思想家。而他篡改譚氏絕命詩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掩蓋一個歷史真相。＊注

　　

　　歷史就像是個隨時要被打發去接客的婊子，時常被鴇母一般的史家打扮的濃妝艷抹的，一巴掌過去能扇下厚厚的一層雪花糕來。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梁師徒流亡海外，辦刊、演講、作學問，編撰了大量與那段歷史有關的著作，但他們至死都不承認維新黨人當年策划過「圍園錮後」的密謀，聲稱是守舊派及袁世凱等人對維新派的誣衊。如後來康有為在【上攝政王書】中說：「戊戌春夏之交，先帝發憤於中國之積弱，強鄰之侵凌，毅然維新變法以易大下。其時慈官意旨所在，雖非外廷所能窺伺，就令兩宮政見小有異同，而慈孝感召之誠，終未嘗因此而稍殺。自逆臣世凱無端造出謀圍頤和園一一語。陰行離間，遂使兩宮之間常有介介，而後此事變遂日出而不窮，先帝所以備歷艱險以迄今日，實惟此之故。」這裡，康有為指明是袁世凱捏造了維新人士謀圍頤和園的情報，朝廷誤信其言，方導致後來的種種變故。因為康、梁是那場運動的當事人，所以後世史家們有不少人以康、梁的說法為準。事實究竟是否如此，自然還當從其他當事人的撰述中尋蹤覓跡。

　　

　　袁世凱便是戊戌變法及那場撲朔迷離的密謀中的主角之一。傳統的說法是袁世凱玩兩面三刀 , 一面對維新派及光緒皇帝虛以委蛇， 在譚嗣同夜訪法華寺時，假意答應譚嗣同同意舉兵殺榮祿 , 圍攻頤和園，囚禁慈禧太后； 另一面決定投靠守舊派，當天乘火車趕到天津 , 在榮祿面前把密謀合盤托出，一股腦將將光緒帝和維新派全賣了。緊接著是慈禧臨朝訓政 , 囚禁光緒帝 , 捕拿維新派 , 斬殺六君子 , 致使百日維新失敗。這種說法的重要憑據之一是袁世凱自己寫的《戊戌日記》，其中他對自己出賣維新派之事毫不掩飾，但對他與維新派的密切關係以及是否有參與密謀一節卻是欲蓋彌障，含糊不清，破綻百出，難以自圓其說。

　　

　　隨著許多史料及證據浮出水面，這種說法已逐漸被推翻。近來比較流行的說法是慈禧在袁世凱告密前已經決定重新出面訓政，發動政變。而袁世凱先前並無告密的念頭，而在聽說了政變的消息後，以為是因為密謀敗露而引起的，嚇的屁滾尿流，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便跑到一度對他頗為欣賞的榮祿面前，連滾帶爬地跪在地上，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懺悔，把維新派「錮後殺祿」的密謀竹筒倒豆子，合盤托出，求榮祿為他作主 。而慈禧在政變完成後才聽說了密謀一事，又驚又怒，後怕不已，這才開始對維新派進行大肆捕殺。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麼說明袁世凱告密並不是引發政變的原因，但他落井下石，卻是導致六君子被殺、戊戌變法徹底失敗的主因之一。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重要的史證。一個是八十年代左右在日本發現的畢永年所寫的日記【詭謀直紀】。畢是譚嗣同的好友兼同鄉，這本日記中載，康有為曾召之密謀說：「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於九月天津大問時弒皇上，將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張柬之廢武后之舉，然天子手無寸兵，殊難舉事。吾已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欲令其為李多祚也。」又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為參謀，以監督之何如？」畢永年認為袁世凱為人大不可靠。康有為又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統兵圍頤和園時，汝則率百人奉詔往執西後而廢之可也。」後又有人告訴畢永年：「頃梁君謂我雲，先生（指康有為）之意，其奏鋼皇上時，只言廢之，且俟往頤和園時，執而殺之可也。未知畢君肯任此事乎？」

　　

　　另一個是康有為替光緒帝聘請的新政顧問，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他寫的【留華四十五年記】中說：「（慈禧）下諭秋天要在天津閱兵，皇帝恐怕在檢閱的藉口之下，慈禧將要奪取所有權柄，而把他放在一邊、維新黨催著他要先發制人，把她監禁在頤和園，這樣才可以制止反對派對於維新的一切障礙。皇帝即根據此點召見榮祿部下的將領袁世凱，計劃在他的支持下，帶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宮殿。」還說：「維新黨都同意要終止反動派的阻力，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慈禧關閉起來。

　　

　　以上都是同時代的第一手資料，由不得康有為否認。康之所以在諸多鐵證面前仍一口咬死不認，主要是因為這種犄角旮旯似的宮廷陰謀實在是有損他完美無缺的「聖人」光輝形象，這維新運動則也成了政變而非改良了。而偽造歷史，卻一直是康有為的強項。首先，這位以「聖人」自詡的仁兄在百日維新期間所扮的角色，就並非如他自己在外邊吹的那樣風光。在許多有關康有為和戊戌變法的中外著述中，一般都有一個把康有為當作變法維新的中心人物的說法，認為康在百日維新期間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諸如康的奏議成為變法上諭的張本，康本人更左右朝政達百日之久等等。康的門生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甚至將康比作王安石，將光緒皇帝比於宋神宗，戊戌變法比於熙寧新政。這個流行了一百多年的說法，實則大謬，不過是在戊戌變法後由康及其門徒吹噓出的一個神話而已。

　　

　　此外還有康與中國報業先驅汪康年之爭。《時務報》在1896年時於上海創刊，總編為汪康年，梁啟超一度是該報的主筆。《時務報》是民間報紙，輿論獨立，以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為主，對戊戌變法的推動起了很大的作用，風行全國，是當時發行量最高、影響最大的民辦報紙。但是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卻通過權力手段，奏請讓光緒下旨，把《時務報》收為官辦，讓他控制，欲把一份影響力巨大的、觀點獨立的民報變成官報，變成政府的喉舌。但汪康年也不是省油的燈，他耍了個花招，暗渡陳倉，又辦了一份《昌言報》，把《時務報》的空殼丟給康有為。康被耍後氣急敗壞，居然致電兩江總督劉坤一，要治汪一個「抗旨不交之罪」。光緒聽說這事後，命黃遵憲順路去調查此事，結果「毋意彼此各執意見」，鬧個不了了之。此事鬧的過於荒唐，以至於被時人譏笑康「挾天子以令錢塘一布衣」。

　　

　　對於汪康年的不買賬，康有為一直記得很牢，後來逮著機會便誣衊汪康年主持《時務報》時有意排擠他的弟子，後期不發表他弟子的文章、有意不報道維新派消息，著實把汪的名聲敗壞了很久。對於康有為的這種做派，他的弟弟、六君子之一的康廣仁對他的評介是：「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便是形容他眼高手低，為人處事帶著太多的霸氣，人緣不好。

　　

　　維新派相對於後黨守舊派而言，本來勢力就顯孱弱，內部卻又一直有左、中、右三派之分。康有為這種我行我素、處處喜以自己為中心的舉動，不僅在維新派內部造成了很多矛盾，使本來就勢弱的維新派成了個窩裡斗的烏合之眾。因後來康有為及其弟子的造神運動頗為成功，蒙住了不老少的人，以至於後人評論戊戌變法時真都把康當作了這齣戲的唱大梁的當紅小生。

　　

　　實際上百日維新時期唱主角的是主張「變法緩行」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揚銳，揚銳是維新派中的右翼，在甲午戰爭之前，也只是個普通的封建知識分子，入仕時得張之洞多方提拔，一度出任張之洞的幕僚。而張之洞在維新變法期間是屬於後黨一系的守舊派，曾作【勸學篇】，在理論上打擊變法運動，對維新派人士也是多番壓制。揚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與張之洞關係甚密，並且在維新派內部常與康派的人唱對台戲，以至於後來他在變法維新中的作用幾被抹煞。

　　

　　對揚銳的聲名和作用打擊最大的，一是范文瀾，范在【中國近代史】中論述，揚銳一系的右派是投機官僚，本質仍屬頑固派，只是由於維新高潮到來了，故「隨聲附和，不出於心」；或者是見西人之船堅炮利，不若從而效之。於是，便抱著投機鑽營的動機加入到維新派的行列里來了。范還認為，在維新陣營內部，「右派勢力最大，中、左兩派較小。表現在光緒帝任用專辦新政的軍機四卿楊銳（張之洞、陳寶箴保薦）、劉光第（陳寶箴保薦）代表右派，林旭（康有為門徒）代表中派。……實際上只有譚嗣同一人儘力新政。楊銳是圓滑官僚，張之洞最親信的門徒，代表假維新系。

　　

　　另一個是章太炎，章在【革命道德說】特別就揚銳與張之洞的關係大做文章，以此來否定揚銳是維新派。其實大多都是猜測臆斷，捕風作影，以風言謠傳為依據，缺乏史料憑據。

　　

　　究竟事實是怎麼一回事呢？據【楊參政公事略】一文中的記述可見，揚銳在對待新法的態度上與康有為等人確有很大的差異，其中有這麼一段記錄：一日六堂革職，大臣頗自危，銳復奏情詞剴切，王言李泌、韓畸不是過也……銳頓腳嘆息日：「皇上始誤聽於志銳，繼誤聽於李盛擇，今又誤聽康有為，殆哉!」復奏上，即召見，於是有旨派康有為至上海，樞臣皆曰天也，以不召對銳，康不得去，禍不得息也。迨銳既下值，王彥威京卿來函云：「與此輩少年共事，有損無益，公他日進退懼難。」銳得書怠邀林旭至繩匠衚衕寓齋，時已黃昏……微聞銳責林甚切。林默然無聲。

　　

　　由此可見揚銳在對待維新運動的態度上，與康有為、譚嗣同、林旭等左、中派的維新人士確實是有很大差異的。尤其對康、譚等人的急進十分不以為然，多次譏康「固多謬妄」，對中派的林旭的評價也是「隨事都欲取巧」。

　　

　　實際上揚銳對康、譚等人的評價並非信口胡謅，像譚嗣同變法主張之激進，有些地方豈是「謬妄」可評，比如譚嗣同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寫道過：「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賣於二國……每方里得價五十兩，已不下十萬萬。除償賠款外，所余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這種賣國的主張，莫說當時朝野上下接受不了，即使是換到現代人來看，也是不可容忍。這簡直是要把大半個中國賣給英、俄嘛！其「謬妄」無語以形容。若維新派後來真的奪了權，看來我中國前途更為堪憂。

　　

　　當然，那陣子處心積慮賣國的倒也非獨譚公一人，像國、共兩黨及當今海外民運革命派的反共鬥士們皆推崇倍至、奉若神明的先「國父」赤腳醫生大炮孫半仙，當年為鼓動日本人出力幫助他到中國鬧革命，便許諾事成之後將整個滿州也就是現在的東三省送給日本做交換。此論有【孫中山集外集.與森恪的談話】為證，1912年2月3日孫中山與日本人曰：「當此次舉事之初，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1915年至1918年間又曾多次找到日本陸軍參謀總長等日本高級軍頭，商議革命與賣國的交易，【與上原勇作的談話】中記錄孫中山原話：「中國新政府可以東北三省滿洲的特殊權益全部讓予日本。」【與河上清的談話】中記錄，孫中山表示一旦革命成功，他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與松永安左衛門的談話】中曰：「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除此之外，如張之洞、蔣介石、毛澤東這些中國近代叱吒風雲的英雄豪傑都有過這類賣國的主張或行徑，一個賣的比一個凶。不要太嚴格地說，上述諸雄可一網打盡，全是漢奸賣國賊，一個也逃不掉。不過這些都是題外話了，贅敘無意。

　　

　　因為揚銳是個比較清醒、比較穩重的官僚。在官場混跡多年的經驗告訴他，維新派的勢力相對於守舊派還十分弱小，絕不能操之過急，因而主張韜光養晦，不能急進。在實行新政期間，遇到阻礙時也比較講就策略，有時寧可對頑固派妥協。對比較激進的新政和估計到過分侵犯到頑固派、洋務派利益時，也稍加裁抑，以維護大局。

　　

　　而事實上後來變法的徹底失敗，卻正是毀在康、譚等激進派的手中。如果沒有那場兵諫的密謀，慈禧在重新訓政後，頂多也就是收回光緒的權力，革幾個維新派官員的職，斷不至於大開殺戒，把光緒禁於瀛台一囚十年。慈禧終究是個古稀老太，一腳邁入黃土，如果光緒與激進派的那夥人稍有耐性，至多再過十年，變法維新的前途還是一片光明。如果不是揚銳這一系的老成持重，多番周旋，任由康、譚等人胡鬧，戊戌變法怕還堅持不了一百多天。

　　

　　並且還有一個一直被後世之人忽視的一點，「圍園錮後」的密謀並不是所有維新派的成員都有參與，至少揚銳沒有，這點從光緒交給揚銳的那封密詔中可見。密詔的全文如下：近來朕仰窺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引者註：指罷免懷塔布、許應騤等禮部六堂官的上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光緒在密詔中只提及「爾其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康有為的名提都未提。從語氣上可見光緒當時的心態只是想謀求一個既可「將舊法漸變」，「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的萬全之策。

　　

　　而康有為後來公布出的那份著名的偽詔則曰：「朕維時局艱危，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十分焦灼，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揚銳的那份密詔是後來揚銳的兒子揚旭為了替其父昭雪沉冤而呈送都察院後才公布出來的。從這裡可以看出，一心只想著穩妥行事的揚銳，完全是遭居心叵測的康有為連累，在對康、譚等人的密謀並不知情的情況下遭到逮捕的。其他五人有的是自願送死，有的是康有為的弟弟或弟子，他們怨不怨康有為不好說，但揚銳在被莫名其妙地綁赴菜市口時心裡一定把康有為等人的祖宗十八代操遍了。闖下彌天大禍，自己逃到外國躲的遠遠的做海外政治運動領袖，卻由別人來流血殺頭，天下哪有這樣的事？所以說康有為應該對揚銳等人的死負很大一部分責任，雖然說揚銳是被慈禧所殺，但起因卻在康有為，真要說是被康有為害死的也不為過。另外，譚嗣同向來是個敢做敢擔的熱血漢子，從譚的一慣為人來看，甚至可以認為譚主動赴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欠疚，因而陪本不該死的另外幾君子一起死的也不一定。

　　

　　從多方史料來看，康有為除了他那未遞交成功的「公車上書」讓他著實風光過以外，他在百日維新中實際上一直處於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比如光緒在定國是詔頒下後的第五天，召見過康，與他聊了一陣，之後便再沒再喚康入宮了。對於光緒的這種若即若離的態度。梁啟超在給夏曾佑的信中寫道：「新政來源真可謂令出我輩……南海不能大用……仆之久不察看……日間必出都……相見不遠也……」由此可見，梁啟超對康有為不受重用是很失望的，而他自己在當時也只被任命為一個還沒芝麻綠豆大的翻譯小官。

　　

　　而這恐怕也是康有為急著搗鼓兵諫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兵諫成功，那麼他便一舉扭轉局勢，有軍隊做後盾，那麼不日滿朝將皆康黨，光緒也將對他言聽計從，從而成全他「聖人」、「帝師」的夢想。如果是這樣，那麼康有為就是為了自己的私慾和理想而將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壓上了一場政治賭博。從康有為後來剽竊別人的學術著作、鼓吹獨尊孔教並自詡「聖人教主」的造神運動、以及偽造光緒密詔這些欺世盜名的舉動來看，康有為絕對是個名利權欲極重的人，而這種人，產生這樣的想法和舉措是完全有可能的。

　　

　　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不留於力地開始了他那荒涎的造神運動。首先，他企圖創立自己的中國式的宗教思想體系，把孔學推到國教的位置上，借用孔子在歷代中國人心目中的神聖地位，通過強化原有的宗教意味，把儒學變為宗教，把自己當作創立新教的馬丁.路德，建立一個類似於西方的宗教體系，把孔子推到「萬世教主」的地位上，稱「素王」，而自己稱「長素」，就是有點當世教主的意思了。為了把儒學變成「神學」，康有為以「我注六經」的狂妄倒騰出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兩部書，作為他的「新教神學」的理論基礎。

　　

　　但最為不堪的是，他這兩部用以「立教」的「神學著作」居然被發現是剽竊自同時代另一學者廖平的學術著作《辟劉篇》、《知聖篇》。對此，廖平本人豈能輕易放過之，在當時就提出了指控，鬧出了一個晚清學術史上最大的版權官司，搞的康有為十分狼狽。這點連他的弟子梁任公也不敢替他詭辯，憋不住只吐了一句「（康）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而後裝聾作啞溜之大吉。

　　

　　實際上可以說康所企圖建立的這個「神學」、「宗教」 根本就是個與現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專制制度。在當時非但沒能墊定他「聖人」、「教主」的地位，反而把當時從朝堂至鄉野的傳統儒家知識分子以及本來對維新持同情態度的新思想知識分子一網打盡----全得罪了。像章太炎不同意康有為「倡言孔教」，與康有為的弟子們「論及學派，輒如冰炭」。而康的信徒們竟至『攘臂大哄』，硬將章逼離《時務報》。

　　

　　這種倒行逆施的文化專制和離經叛道的異端邪說，除了導致了本來支持變法的一些中堅力量因此對康及維新派心存懷疑，甚至反感。也給反對變法的守舊派找到了最好的口實，將他連帶維新派一起視若仇寇，要求連同康氏的其他正確變法理論一併禁毀。而這一切也成為後來戊戌變法失敗的誘因之一。

　　

　　政變發生後，清廷下令通輯康有為，並懸賞3000元。康有為這時正奉光緒命前往天津、上海，一聽消息，乖乖嚨個咚，韭菜炒大蔥，可了不得了！趕緊撒丫子跑人，也顧不得在京城的兄弟學生友人會不會被拉到菜市口，在英國人的幫助下腳底抹油逃到日本。

　　

　　政變失敗，流亡海外，但這卻不是康有為政治生命結束，相反，反而是他「流亡政要」生涯的開始。政變前他費盡心機都得不到的叱吒風雲的顯赫地位，最後卻在流亡海外時因外國人對中國政局的不了解而得到了落實。這其間，也不能不說是清廷的無意的成全。

　　

　　在流亡期間，康不斷對清廷發表評擊，對慈禧、榮祿等人極盡挖苦、嘲弄，著實讓剛剛反攻倒算成功的守舊派惱羞成怒。但因康人在海外，大清律令、滿清十大酷刑奈何他不得。也不知哪個老朽大煙抽多昏了頭，居然想出派大內高手到海外刺殺康的餿主意，結果消息外泄，事沒成，倒大大助長了康有為的聲勢，使得對中國政況不甚了解的外國政府都以為康在清政府里是個大大了不起的人物。像1899年康有為加拿大之行時，英國殖民地大臣趕忙事先知會加國政府，務必保障康的人身安全，加拿大政府「西北騎警公署」便派出專人，陪同康一行人等在境內旅行、活動，隨時保護。後來康在香港、 新加坡等地，也受到類似的待遇。暗殺的傳聞越盛，外國政府便對康的安全越加重視，也就越坐實了康「流亡的中國政要」的身份。

　　

　　康在國內時只是一個官階小的滑稽的「行走」，但出了國後便立馬身價百倍，搖身一變成了洋鬼子心目中的中國皇帝的親信大臣、被頑固的守舊派排擠、陷害的改革英雄。這種帶著點傳奇色彩的風雲人物在西方國家一向是備受推崇的，吃香的很。政變後他先後遊歷四大洲三十多國，所到之國，無不受到厚待，當時的加拿大總理和美國總統羅斯福一不留神也讓他給唬了，居然先後接見了他，官方與輿論更是呼之為「閣下」，這都哪跟哪啊！按國際外交習慣，怎麼也得大使一級的政要才能享此殊榮。而康也把自己當成了根蔥，樂此生受了。更離譜的是美國與加拿大的一些報刊居然以謬傳謬、以訛傳訛，稱康為「Vice Minister of war」（國防部長）、「Prime Minister」（總理大臣、宰相）、「ex-Counsellor of State」（前政府顧問）、「Secretary to His Imperial Majesty」（皇帝的秘書）、「Prince」（親王）等等------當真是平步青雲，鼠竄飛天。

　　

　　六君子的犧牲，成了康有為作為「政治領袖」在海外蒙吃騙喝的政治資本。甚至可以說，是戊戌六君子的血造就了後來風光無限的康有為。

　　

　　由於康有為本人及他的弟子多年的造神運動，因此康作為戊戌變法的中心人物的政治神話還是很成功的，至少百年來他的這個光輝偉大的進步形象還不曾真正動搖過。

　　

　　1907年，康有為為募捐籌款而到美國西部的非士那為當地華僑演講時，已經年過五旬，家有一妻一妾了，哪想老來走桃運，臨老入花叢，梅開三、四度，一不留神就成了泡妞高手，居然給他勾搭上了當地一個華人種植園的園主的女兒---年僅十七歲的何旃理給他做三太太。

　　

　　1911年6月7日，康有為應弟子梁啟超的邀請，從新加坡移居日本，雇了一個日本貧家女市岡鶴子為女傭，一來二往，也給他勾搭上了，後來康回國定居上海時，便把鶴子接至中國納為四姨太。這裡要提一下，似乎當時流亡或留學日本的名流們都不免染上這癖好，也不知誰開得頭，咱們的「國父」孫半仙在日本遛達時也搞上了個日本女傭，名大月熏，搞得人家珠胎暗結，不過她的運氣可沒康四奶好，終被革命有癮的孫國父始亂終棄，丟在日本，後來據說生了個女兒，不過一直未到中國，匿於人海之中，不知所蹤。更新潮的是我國府先總統蔣公，留學日本時居然和一位姓戴的老兄同時搞上一個忘了叫什麼子的日本女傭，生了對雙包男胎，後來送回中國一人一個，其一好像便是經國公之弟緯國是也。有這麼多人先行後效，正所謂追時尚不落潮流，倒也未讓康聖人專美於斯。

　　

　　不過1925時，身懷六甲的二十五歲的市岡鶴子卻又被康有為攆出家門，據傳是因為鶴子與康的長子康同箴暗渡陳倉，並播種發芽，因而不見容於康。如果此傳聞屬實，倒是聖人門風，家教有方了。鶴子回日本不久，生下一個女兒凌子，也不知所蹤。而鶴子則於1974年2月時，以七十多歲的高齡在須磨郊外卧軌自殺。　　

　　

　　老樹發新芽，一發不可收拾，聖人的艷福豈止於此。1919年，康有為拿著世界各地華僑捐給他，用以發展保皇事業的巨款準備在西子湖畔購置豪宅，閑暇之餘泛舟西湖，又看中西子湖畔浣紗的十九歲的江南秀女張光，憑著媒婆三寸不爛之舌又將之納為六姨太，於上海愚園路康公館舉行婚禮。據說當時整個上海灘為之轟動，多家報紙爭相獵奇，都拿這做了頭條。

　　

　　根據中國人喜歡把政客當聖人，把偶像完美化的歷史習慣，對歷史上「正面」的政治人物的一些品質和道德上的缺陷以及為人處世的做派都能輕易原諒或乾脆極力掩蓋，認為不過是白壁微瑕，瑕不掩瑜，大丈夫不拘小節耳。甚至容不得別人說三道四，多說兩句便成了洗垢求瘢，吹毛求疵，雞蛋裡挑骨頭，格調低下，居心不良，別有用心。像孫中山、毛澤東、張學良、魯迅之流，其貪淫好色、荒淫無恥、薄情寡義、寡廉鮮恥在當時的「名流」、「偉人」中也是佼佼領先於潮流之上，堪稱士大夫們的楷模典範了。當然，咱們那以禮儀廉恥、仁義道德為立身之本的聖人康南海與上述幾位仁弟相比，亦是出類拔萃，不呈多讓，只有過之，不會不及。

　　

　　修身尚且不能，何能冶國安邦平天下？憐我江山命多蹇，想我輩後世腐儒，也只能假扮一下道學，感嘆一句：「莫怨神州氣數盡，只緣洪洞縣裡無好人！」

　　

　　

　　

　　

　　＊注 徐仰藥評：

　　

　　梁啟超篡改譚詩一說是台灣學者黃彰建提出來的，附和者有高陽等人。但後來孔祥吉先生在故紙堆中發現了戊戌年刑部一位主事的日記——《留庵日記》，日記中記載的獄中題壁詩與梁啟超所錄基本吻合，只是個別字上有出入，我記得大概是這麼寫的：

　　

　　望門投止「鄰」張儉

　　忍死須臾待「樹根」

　　「吾」自橫刀「仰」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看出與任公所錄的差別來了吧？樹根應為杜根之誤，鄰與憐是不是假借不清楚，但大體兩首詩來源應該一樣，日記作者說此詩是刑部傳抄本，直接來自刑部屬內，所以梁啟超篡改說應予推翻。此說發明者黃彰建也已撰文否定了自己的觀點，只是他認為那首「手擲毆刀仰天笑，留將功罪後人論」也是出自譚嗣同之手，兩首詩實際上一個是草稿一個是定稿，時間先後不同，並沒有人有意篡改，這也算一家之言吧，暫且存而不論。只是康梁掩蓋戊戌陰謀（圍園錮後）的證據還需另找，最有力的是兩宮宴駕後溥儀即位載豐攝政，康有為有封《上攝政王書》（大致）曾泄漏戊戌陰謀的事，梁啟超收到草稿後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說陰謀的事不宜泄漏，口徑應該保持一致才是，康於是做了修改。梁予康的這封信已被找到，這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有提到。

　　

　　

　　

　　

　　

　　

　　

　　2002.6.11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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