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經濟:歷史、變遷與現狀

    本報記者 黃春宇

    今年是費孝通初訪江村80周年，又是《江村經濟》中文版問世30周年。假如《江村經濟》可以修訂或者續寫，那麼在一系列的社會變遷之後，書中描述的這個村莊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我們走進村子，與村民交談，做一番調查。

    1936年，夏秋之交。一艘義大利郵輪從上海起航，前往水都威尼斯。在兩個多星期的旅途中，費孝通趁著新鮮的記憶，便整理起在開弦弓村收集的原始素材，並以此為基礎完成了一篇著名的人類學博士論文。1939年，他的論文在英倫出版，書名是Peasant Life in china (《中國農民的生活》);1986年，家鄉的江蘇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了這部英文著作，同時把名字確定為　《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

    「開弦弓村是中國國內蠶絲業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這個村子作為在中國工業變遷過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變化是工廠代替了家庭手工業系統，並從而產生了社會問題。」費孝通在書中向讀者解釋之所以選中開弦弓村，是因為這裡「曾經進行過蠶絲業改革的實驗，社會改革活動對於中國的社會變遷是息息相關的;應該以客觀的態度仔細分析各種社會變遷。通過這樣的分析，有可能揭示或發現某些重要的但迄今未被注意到的問題」。

    在人類學史上，《江村經濟》的學術貢獻在於，它讓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從「異域」轉向「本土」，從「原始文化」轉向「經濟生活」。正如費孝通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導師馬林諾夫斯基所給予的評語:「如果說人貴有自知之明的話，那麼，一個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類學當然是最艱巨的，同樣，這也是一個實地調查工作者的最珍貴的成就。」在他看來，《江村經濟》中的原理和內容揭示了現代中國社會學派的方法論基礎是多麼結實可靠:「通過熟悉一個小村落的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整個中國的縮影。」

    今年是費孝通初訪江村80

    周年，又是《江村經濟》中文版問世30周年。假如《江村經濟》可以修訂或者續寫，那麼在一系列的社會變遷之後，書中描述的這個村莊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

    就數字而言，現在的開弦弓村由開弦弓、荷花灣、西草田、天字圩、四方圩5個自然村組成。全村區域總面積4.5平方公里，有25個村民小組，752戶，常住人口3020人，人均GDP在24000元至25000元之間。其中農業人口2845人，勞動力1368人;耕地2965畝，桑地45畝，稻田、桑地改魚池2920畝，外盪水面1400畝。如果只是數字的解讀，無法準確認識開弦弓村的現狀，所以我們走進村子，與村民交談，做一番調查。

    教育

    公立學校根據教育部的教學大綱進行教學。學生就學的時間為6年，是單純的文化教育。如果孩子在6歲開始上學，在12歲以後還有足夠的時間來學習他的主要職業技能，蠶絲業或農業勞動：：文化訓練並不能顯示對社區生活有所幫助。家長是文盲，不認真看待學校教育,而沒有家長的幫助，小學校的教育是不易成功的。學習里註冊的學生有100多人，但有些學生告訴我，實際上聽課的人數很少，除了督學前來視察的時間外，平時上學的人很少超過20人：：學生的文化知識，就作文的測驗來看，是驚人的低下。(摘自《江村經濟》)

    目前開弦弓村只有幼兒園，沒有小學。2008年9月，吳江市教育局撤銷了開弦弓村小學，學生轉到廟港實驗小學就讀。過去，走幾分鐘，就能從家裡走到教室，而如今孩子們必須很早就起床，在村口等一班從震澤車站發出的282路公交，坐9站路，抵達4公里外的學校。開弦弓村的中小學入學率早就是100%，這一代的家長或多或少接受過一點文化教育，從各個層面感受到社會競爭的激烈和殘酷，因此他們比較重視子女的基礎教育，也有條件去創造良好的讀書環境。

    在費孝通江村紀念館，樓上的一個房間張榜公布了村裡的大學生名單。在知識改變命運的年代，這群優秀的孩子是村裡人的驕傲。1983年，開弦弓村有了第一個大專生饒貴龍，考上的是蘇州絲綢工學院。根據上一年度的統計數據，開弦弓村至今培養了233個大學生，9個碩士研究生，3個博士研究生。除了個別大學生村官，絕大多數人在畢業後不會考慮回來工作(事實上，村裡也沒有合適的就業機會)，否則容易被視為是一種妥協或失敗。儘管村裡的大學生隊伍逐年壯大，但是願意用知識和才華來反哺家鄉的人少之又少。

    開弦弓村幼兒園就在村委會辦公樓前面，因而我們可以近距離觀察。幼兒園有一南一北兩排平房，這是鎮里出資建造的，中間是活動區域，東邊的草坪上擺放了滑梯之類的娛樂設施。南邊的平房是教室，北邊的平房有圖書室、保健室。為了豐富孩子們的遊戲種類，有人搬來了一堆舊的汽車輪胎，但這種好意並非明智之舉。一來，輪胎的重量容易導致受傷;二來，與輪胎直接接觸的做法很不衛生。

    從去年退休的幼兒園園長周菊珍處了解到，學校有小班兩個(62人)、中班(41人)和大班(43人)各一個。在招生方面，優先本地孩子，如果是外來人口，則依據積分制度來判定是否具有入學資格。這個學期，小班收了大約10個外地學生，他們的家長在開弦弓村的工廠、家庭作坊打工，也有人做一點小生意，基本是租住當地人的房子。

    每個孩子每月要交一筆管理費，小班、中班是280元，大班少一點，另外還有牛奶費和伙食費。教學內容涵蓋了語言、社會、科學、數學、健康、體育等。包括周菊珍在內，幼兒園有5位老師、2位阿姨、2位食堂師傅。最年輕的一位老師是幼師畢業，被鎮上的中心幼兒園派過來輪崗，一年一換。幼兒園老師的收入很低。在漲過幾次工資後，退休前的周菊珍每月到手2100元至2200元，這還是園長的待遇，其他人可想而知(不包括那個鎮上派來的老師)。最開始，幼兒園是村辦性質，老師的工資、福利與絲廠的工人完全一樣，後來被鎮上的教育局接管後，老師與工人之間的差距就拉大了。周菊珍在開弦弓村幼兒園工作了30多年，她一直盼著能像小學老師一樣轉正，但直到退休，也未能如願。

    婚姻

    在這個村子裡，兒女的婚姻大事完全由父母安排並且服從父母的安排。談論自己的婚姻，被認為是不適當的和羞恥的。因此，這裡不存在求婚的這個說法。婚配的雙方互不相識,在訂婚後，還要互相避免見面：：挑選時主要考慮到兩點:一是身體健康，能生育後代,二是養蠶繅絲的技術：：舉行婚禮的開支，在200元至400元之間。(摘自《江村經濟》)

    進村的頭一天，正好趕上一場喜事，新郎叫談春春，新娘叫時燕青，是一個外來媳婦。通往新郎家的路口豎起了充氣的彩虹門，男方家人早早準備好鞭炮，迎接新人的到來。過去是「接親船」，現在是婚車，如果經濟條件允許，接親車隊里都是豪華品牌。婚宴的場地也是因人而異，有人在家裡擺酒席招待親戚朋友，也有人捨近求遠跑去廟港鎮上的飯店，訂個幾十桌，而後者顯然更加體面。婚禮開銷的多少取決於男女雙方的經濟條件，有些人家光彩禮就有幾十萬，甚至還在城裡購置了價格不菲的新房。

    傳統的規矩是:待迎親隊伍回來後，燃放鞭炮，新郎、新娘繞焚燒的「三墩火」三圈。廳堂門前放平木梯(意指節節高)和蚊帳(意指長子)，由新郎的女性長輩牽著新娘的手，踏著木梯和蚊帳進廳堂。隨後，新郎、新娘上主桌，坐北朝南，點燃花燭，舉行結親儀式。受到城裡人的影響，也有人打破常規，選擇西式婚禮。

    現代的男女婚姻主張自由戀愛，但媒人依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門當戶對的觀念根深蒂固。在開弦弓村，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嫁」和「娶」，越來越多的「兩頭婚」被村民所採用。所謂「兩頭婚」，即「兩頭掛花幡」，常見於吳江西南地區。簡單來說，就是女方不出嫁，男方不入贅———婚前，雙方家庭共同商量結婚事宜，操辦婚禮;婚後，兩邊婚房輪流住，兩個家庭同時兼顧。對於這種婚姻形式，費孝通其實有過專門表述。但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的開弦弓村只有12例「兩頭婚」，而現在至少有150例。

    「兩頭婚」之所以如此流

    行，是因為80後、90後的新郎新娘大都是獨生子女，為了繼承家業和贍養老人，「既嫁又娶」是一個折衷的方法。除了婚姻的形式，「兩頭婚」還改變家庭的關係和稱呼，「外公」、「外婆」、「舅舅」、「姨媽」的叫法聽不到了，兩邊都是「爺爺」、「奶奶」、「伯伯」、「姑媽」。最容易製造矛盾的是孩子的姓氏，因此雙方會在婚前約定　(或者是書面協議)，將可能的風險降到最低。隨著二胎政策的放開，這樣天然的對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和。

    一所住房，一般有三間房間。堂屋最大，用來作勞作的場所，例如養蠶、繅絲、打穀等等。天冷或下雨時，人們在這裡休息、吃飯，也在這裡接待客人或存放農具和農產品。它還是供置祖先牌位的地方…　…堂屋後面是廚房，大小僅為堂屋的四分之一……再往後是卧室，家中如有兩個家庭單位時，就把卧室用木板隔成兩間……修建一所普通的房屋，總開支至少500元……每隔三年必須把房屋的木結構部分重新油漆一遍，部分瓦片要重新鋪蓋，諸如此類的修繕費用每年平均為10元。(摘自《江村經濟》)

    《江村經濟》中提到的「三間房」是中等收入家庭的「樣板房」，當時也有人家住上了寬敞氣派的「五間房」。走在今日的開弦弓村，你能發現不同年代、不同樣式的民居，最早的建於清代，猶如一部鮮活的中國近代農村住宅史。由於農民家庭財富的積累(村裡有「一年掙一輛轎車，五年掙一套別墅」的說法)，近些年，村裡新蓋了不少樓房和別墅，以至於隨處都能聽到機器的轟鳴。施工隊一般交給包工頭負責，如果是本地的小工，工資為150元/天，而外地小工只能拿到120元/天。包括磚瓦、水泥、鋼筋等在內的建築材料，採購價格在20萬元至30萬元之間，人工成本往往要高於材料費用。家裡的裝修稍微考究一點，一棟新房的全部造價就超過了100萬元。城市的房價不斷攀升，而農村建房成本的漲幅也讓我們倍感吃驚———之前拜訪過一戶村民，他家的兩棟樓房分別建於1984年和2009年，一棟是4萬元，另一棟是9萬元。

    住房是貧富差距一個直觀的體現。1999年，村裡一位姓周的民營企業主在自家別墅前建了一個300多平方米的小花園，裡面種植了廣玉蘭、金桂、紅楓等;2004年，一位姓談的建築業老闆對自家的樓房(4樓4底)　進行裝修，改造成別墅，建成了村裡第一個有涼亭、紫藤棚的室外小花園。2013年至2015年3年間，村民又掀起建造別墅的新高潮，申請建房的80多戶中基本都是建別墅，周期2年左右。

    在村民姚阿婆的家裡，我們參觀了一樓的客廳，擺設與城裡的房子基本一樣:真皮沙發、玻璃茶几、60英寸的電視機。因為孫女新婚不久，樓房從裡到外裝修得很精緻，各種傢具與生活電器也是一應俱全。儘管住房條件越來越好，但村裡依然有人住在第一代的房子里，木質的窗、斑駁的牆，住戶以老人居多。

    在走訪中，有村民提到了監管不嚴的現象。依照規定，人數比較多的家庭(大戶)在建房時不得超過144平方米　(建築面積)，前些年大家都很守規矩，現在則是形同虛設———超過200平方米，甚至300平方米的豪宅可以毫無阻力地拔地而起。

    運輸(交通工具)

    人們廣泛使用木船進行長途和載重運輸，但村莊自己並不造船而是從外面購買。每條船平均價格約80元 100元。除那些不從事農業、漁業勞動的人家以外，幾乎每戶都有一條或幾條船。男人、婦女都會划船。人們在小時候就學會了划船。(摘自《江村經濟》)

    過去沒有公路，因為四周有河流和湖盪的阻隔，船隻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家家戶戶都在河邊修築了橋口，用於停船、卸貨、取水、洗菜。1983年，震廟公路通車後，開弦弓村漸漸擺脫了對水運的依賴，當年村裡的自行車數量就達到了85輛。1996年，村民談育忠購買了一部桑塔納，這是開弦弓村第一輛私家轎車。自那以後，各種品牌的小汽車逐漸進入了尋常百姓家，從廉價的國產車、中檔的合資車，到進口的寶馬、英菲尼迪、保時捷。車子多了，停車問題隨之而來，村裡專門斥資在公共場地上修建了生態停車位。按照我們的理解，這種停車位屬於公共資源，但有的地方擅自安裝了地鎖，將其佔為己有。村裡不贊成這種做法，但也拿不出有效的管理辦法。

    截至2014年，全村700多戶家庭擁有517輛小汽車，戶均擁有率達到70%左右，最近兩年又增加了不少。村民買車的用途其實相當有限，年輕人偶爾開車去鎮上或吳江看電影購物，要麼就是父母帶著孩子

    去周邊城市過周末。小汽車數量的劇增，前提條件是農民的手頭寬裕了，而根本的原因是村裡盛行的攀比之風，如同蓋樓、造別墅———「你有的，我也要有。」姚富坤給我們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有個小夥子在廠里做工，每月收入在七八千元，所以就買了一輛車。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從家裡到廠里的直線距離不到300米，走一會兒路就到了，他非要開車上下班。在老一輩的觀念中，這種行為等同於浪費，是沒有必要的，因此在背後不乏議論之聲。小汽車開始普及，船反而變得稀奇。一艘普通的水泥船價格在1000元左右，主要是那些從事水產養殖的村民在使用，而更多的舊船被拖到外面處理掉。

    文化娛樂

    農業勞動和蠶絲業勞動有周期性的間歇，人們連續忙了一個星期或10天之後，可以停下來稍事休息。娛樂時間就插入在工作表中。在間歇的時候，大家煮豐盛的飯菜，還要走親訪友。男人們利用這段時間在茶館裡消遣。茶館在鎮里。它聚集了從各村來的人。婦女們在休息時期一般是走親戚，特別是要回娘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兄弟。(摘自《江村經濟》)

    過去，開弦弓村的文化娛樂活動一般與民間信仰和傳統習俗密切相關，在新中國成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放映露天電影的做法一直延續到今天。鎮上的文化活動中心每個月會派人來播放影片，地點在農貿市場前的空地上。與城裡一樣，中老年婦女也迷上了廣

    場舞，因為要做家務，她們通常是在吃過晚飯後集結。在村委會辦公樓的西側，設有兩個專門的老年活動室，裡面放了幾張棋牌桌，還有一台數字電視機。村裡開辦了老年學校，這是一個多功能活動室，把人口學校、健康學校、社區學校、假日學校、法制學校等等全部整合在一起。2014年，假日學校就舉辦過一期書法班。為了宣傳安全知識，推廣環保理念，村裡安裝了廣播，不過在我們進村的這幾日，村廣播一次也沒有響過。

    費孝通在一次訪問江村時發現了一種現象———村民的樓房蓋得又高又大，但房間里都沒有書，這讓他非常遺憾。隨著互聯網與智能手機的應用發展，曾經只能從電視上知曉天下事的村民又多了一個便利的途徑，至於讀書的氛圍，村裡自始至終沒有形成。2007年，開弦弓村創建了農家書屋，取名為「江村孝通書屋」，後來搬到了村委會辦公樓，面積有70平方米。截至2015年，圖書室的圖書數量達到了9500多冊，主要是由上海、江蘇兩地的高校，以及吳江的科技局、圖書館捐贈。硬體方面有了提升，但實際效果不佳———平時沒有多少人去借閱，圖書管理員是兼職的，常常找不到人。村裡還開闢了一個社區科學工作室，是由吳江區科學技術協會掛牌的。透過玻璃，我們看到有一些嶄新的操作台，房間角落裡堆著好多布滿灰塵的建築積木和電路模型。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利用社會力量籌集的文化資源在開弦弓村暫時處於一種閑置狀態。就連姚富坤也承認，文化活動是開弦弓村的一個短板。如何物盡其用，讓這批圖書和科普材料成為村民文化生活中的精神食糧，進而通過知識來助推開弦弓村的更快發展，是所有研究「江村經濟」的學者值得思考的一個話題。

    農業(桑蠶業)

    這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農戶主要從事農業。一年中有8個月用來種地。農民的食物完全依賴自己田地的產品……蠶絲業是這個村裡的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來源，這是太湖一帶農民的特點。農民從事家庭蠶絲業已有幾千年的歷史……蠶種的消毒、稚蠶公育、教員的定期指導使成本有所降低，蠶繭增產。這一部分改革使得農民的收入大約比以前增加了一倍。(摘自《江村經濟》)

    除了小面積種植，村裡人基本都不靠田裡的收成來滿足食物需求，他們已經習慣於去農貿市場買菜，去商店和超市購米。至於桑蠶業，它的發展過程是一條反覆波動的曲線。1936年，開弦弓村有80%的農戶養蠶，在農業合作化時期，桑蠶業讓位於糧食生產。自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村裡推行後，以糧為綱、輕視副業、單一發展糧食生產的局面就結束了。「文革」期間，村裡曾頂著巨大壓力在糧田裡種桑樹;改革開放後，絲綢出口形勢轉好，蠶繭價格上漲，加之公社出台的補貼政策，村裡逐年擴大桑地面積。然而，到了90年代，市場環境變得惡劣，桑地流轉，開挖魚塘，桑蠶業迅速萎縮。

    如果以開弦弓自然村　(將後期併入的村莊剔除)　為調查對象的話，全村只剩下兩戶養蠶的人家。我們找到了其中的一家，即前文提到的姚阿婆。據她介紹，以前最多的時候是要養三張蠶　(一張蠶有3.4萬顆蠶卵，重13克，一般可以生產80斤蠶繭)，但去年只養了0.75張(一張蠶種的價格是62元)，忙活了一個月，在震澤賣了1200多塊錢。今年姚阿婆還打算養半張蠶，儘管家裡人並不支持，但因為有一小塊桑地，為養蠶提供了現成的條件。「等年紀再大一點，就不養了。」姚阿婆說道。在交談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她內心的難以割捨，畢竟這種熟悉的生產方式陪伴了她大半輩子。

    漁業(水產養殖業)

    那時，農活告一段落，他們便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圍魚」作業。幾隻船合作組成捕魚隊，在又粗又長的繩子上密掛小魚鉤，然後再加上一些重量，捕魚隊隊員圍成一個圈，把魚鉤沉入湖底……這樣的「圍魚」作業有時持續數周，收穫量頗大……平時，漁民撒大網捕魚，一日數次。這種捕魚方式只有那些住在湖邊的居民才能採用。(摘自《江村經濟》)

    「滄海桑田」的故事在開弦弓村有著最真實的演繹，因為擠壓桑蠶業生存空間的正是水產養殖業。上世紀80年代中期，人工培育蟹苗成功，池塘養殖業逐步發展起來。一開始有少數村民掌握了池塘養蟹技術，以及蝦蟹混養、魚蟹套養的經驗，從中嘗到了甜頭。見到有利可圖，村民紛紛效仿。至2008年，全村已有2400畝農田開挖成魚塘，8個生產隊與稻田說再見。姚富坤說，開魚池收益高，一次開挖，每年都有一筆可觀的收入。相比而言，種糧食收益低，勞作強度又大。他曾在2005年對村裡的養殖大戶(20畝至30畝)進行過調查，畝均凈利潤達到2500元，是水稻種植的7倍左右，戶均年收入在5萬元至7萬元之間。

    我們坐著村民周愛榮的水泥船，一起去魚塘喂螃蟹，從他的家裡划船過去，需要10分鐘左右。正常情況下，他每天要往返三趟。周愛榮養了10多畝螃蟹(魚塘里還有蝦和魚)，一年的所得有兩三萬元，「像我這麼大的年紀，能有這樣的收入已經很不錯了。」現在的生活讓他很知足，除了搞水產養殖，每年能從土地流轉中拿到2000多元的租金。關於水產品的市場行情，我們也詢問了周愛榮。蝦每斤的收購價格從20元到30元不等，3.5兩至4兩的螃蟹可以賣到100多塊，但螃蟹的價格受制於市場需求，波動幅度很大。

    目前全村有74戶村民專門從事水產養殖。這裡介紹一下土地承包的做法:最早是水產養殖戶看好了地塊，逐一向土地使用者提出承包意向和有關承諾，待對方同意後，由村民小組長代表與其簽訂承包協議書。為了做到公平公正，追求效益最大化，從1996年開始，由村民小組長召開村民會議協商具體事項，與承包人簽訂協議書。租金每3年或5年調整一次，承包人在年初交納當年租金，村民小組長按照土地面積將租金分發到戶。承包期結束前，由村民小組長牽頭重新確定租金標準。發標的承包魚塘，同時對外招標，同等條件下，組內成員優先，除非組外的標的更高。

    由於農民缺乏受教育的機會，文盲率高，這使改革者在實施訓練計劃中發生很大困難，這些需要受訓練的農民才是工廠的真正的主人……村裡沒有多餘的資金來資助工廠。開辦工廠所需的經費總共為49848元……蒸汽機和機器(舊式)是從蠶業學校借來的，估計價值4000元……為建造廠房和其它開支，工廠向省農民銀行借了15000元的一筆長期貸款。(摘自《江村經濟》)

    在生絲合作社被日軍破壞後，開弦弓村所在的紅衛大隊聯合周邊的生產大隊，於1967年以股份制形式創辦了聯合繅絲廠，後來又經歷了廟港公社繅絲廠、江蘇金蜂集團有限公司兩個階段。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弦弓村村辦的集體工業徹底破產，在隨後幾年，全村走出陰影，形成了以家庭羊毛衫編織、化纖織造為主體的家庭工業和民營的股份制企業。開弦弓村最早的個體私營企業是村民周玉官在1983年創辦的廟港電子元件廠，也就是現在的永泰電子有限公司。目前，在開弦弓村開辦的民營企業共有14家，是全村製造業(2015年的產值達到3億元)的主力軍。我們訪問了其中的一家企業負責人周永林，他在1997年承包了原開弦弓絲織廠的16台大卷裝機，做絲織前道和加捻。第二年，他把加工好的半成品發給個體織戶進行特麗綸的加工，按照不同規格和質量，支付1元至1.5元的加工費，然後將成品運出去銷售。1998年，周永林租用村裡的老廠房，購買了20台鐵木織機，成立了吳江江村絲綢有限公司。

    從集體企業到私營企業，周永林最大的感觸就是效率更高，所謂的利潤其實就是節約下來的管理費用。在以前的集體企業，一層樓上起碼有20個人坐在辦公室里，什麼設備科、生產科，部門太多，因此走向了末路。現在他的企業在做窗帘布和窗紗，廠里招了100多個工人，基本都是本地的村民。他表示這幾年人工成本漲得非常快，10年前工人每月的工資是1000多元，現在達到了7000元至8000元，加上給工人買的社保，企業負擔越來越重。

    經營壓力同時也來自市場。他們廠里的產品主要是瞄準出口，比例在70%至80%。由於印度、越南等國的勞動力價格低廉，不少企業乾脆把廠搬了過去。如此一來，在海外的採購商面前，中國產品原有的價格優勢慢慢消失了。此外，同行之間的惡意競爭讓他很是頭疼:「我們這樣的產品屬於產大於銷，不管研發出什麼樣式，很快就會有人模仿，還有人故意壓價，抱著幸災樂禍的心態。」在周永林看來，這是典型的小農經濟意識，他比較推崇浙江那邊的商會模式，可以互相抱團，一起把整個地區的行業做大。

    家庭工業也是開弦弓村的一大特色，如羊毛衫編織。歷史上，這裡的村民就有用竹針手工編織羊毛衫的傳統，所用的羊毛產自於家裡飼養的湖羊。1994年，村民徐文泉、徐明泉購買了6台舊的手拉橫機，合作生產羊毛衫。當時織一件羊毛衫可以賺到8元，工人日均工資在50元至60元，而一台機器每天的利潤在100元左右。2001年，電腦編織機進入村民家中，相比手拉橫機，工作效率提高了近10倍。到了2005年，國內又出現了技術更先進的新一代電腦橫機，每台售價要十幾萬元，超出了許多村民的承受能力。

    現在的開弦弓村有20多戶人家從事羊毛衫編織加工。我們來到其中的一個家庭工廠，為了節約成本，他們購買了27台二手的電腦橫機，每台也要六七萬元。女主人徐玲是外村嫁過來的，現在是淡季，只要開幾台機器，她一個人就可以操作。旺季是每年的9月至11月，那段時間必須出去張貼招聘廣告，否則忙不過來。不過工人的工資讓她叫苦不迭———2009年，每個月只有1600元，現在是5000元至5500元，並且包吃包住。當然，工作強度也很大，上班是24小時制，平時沒有休息日。去年，徐玲的家庭工廠凈利潤在30萬元左右。她的形象表述是:淡季的時候，一台機器一分鐘掙1毛錢，旺季的話可以掙到3毛。生產的羊毛衫銷往哪裡?　徐玲提到了濮院，這是位於浙江桐鄉下面的一個羊毛衫專業市場。開弦弓村生產的羊毛衫用卡車運到那裡，之後再銷往全國各地以及海外市場。

    在《江村經濟》　的最後一章，費孝通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開弦弓村是中國農村的一個局部，但同時又具有比較廣泛的意義，在研究如何增加農民收入的問題上是一個可以參考的樣本———「未來的一代會以理解和同情的態度稱讚我們，正視我們時代的問題。」念念不忘，必有迴響。80年後，李克強總理在面對中外記者時說道:「國家對農業的扶持力度不會減，對農民支持的力度也不會減。中國問題的最終解決還在於農民問題從根本上解決，讓他們能夠富裕起來，過上現代文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