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轉型陣痛與中國角色

　　—訪中國中東學會副會長、《阿拉伯世界研究》主編朱威烈

　　文|本刊記者|陳統奎 發自上海

　　今春以來，阿拉伯多國政治動蕩經久未歇，9月下旬寧夏回族自治區卻成功舉辦了第二屆中國—阿拉伯國家經貿論壇，22個阿盟成員國悉數派高階代表團與會，凸顯中阿關係熱絡的一面。近日，就此番阿拉伯變革的動因、潛在影響及中國的相關角色等問題，本刊記者走訪了中國阿拉伯研究的重鎮——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求教於所長朱威烈教授。

　　「社會轉型期的陣痛」

　　《南風窗》：2011年可謂阿拉伯變革年，您如何估計這場變革的深度、廣度？歷史上有類似的變革潮嗎？

　　朱威烈：這次中東的變局，應該是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標誌性事件，不僅觸動了處於伊斯蘭世界核心地位的幾個阿拉伯國家，而且波及整個伊斯蘭文明體系。伊斯蘭會議組織1969年成立，到今年6月28日在哈薩克開會改名為伊斯蘭合作組織，現有成員國57個，人口10多億，因此對它的影響是個全球性的問題。

　　回頭看，阿拉伯世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納賽爾革命、伊拉克革命、葉門革命等，出現了一個民族主義浪潮，很多國家獨立，或擺脫殖民統治，或推翻封建王朝，最後一個是利比亞革命，1969年卡扎菲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成立了利比亞大民眾國。第二波政治浪潮發生在1970年代，就是1967年第三次阿以戰爭之後，伊斯蘭的復興主義抬頭了，標誌性的事件就是1979年霍梅尼革命，巴列維王朝被推翻了，成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最近這次，是第三波浪潮，從突尼西亞開始到埃及到葉門到利比亞到敘利亞，波及面非常廣闊，從來沒見過。性質也不是反對外來侵略，而是內部的民主、民生等問題。根本問題是政經領域的發展模式還沒有確定下來，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管理方面弊病叢生，大眾對伊斯蘭價值觀的認知產生了分歧，主流的意識形態無法建立。所謂的變革就是針對這些問題來的。

　　在過去，中東國家往往把所有的國內問題都推在外因上，歸咎於以色列佔領、美國侵略等等，而不是自己想辦法往前走。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跟上了，阿拉伯國家、伊斯蘭國家沒跟上，所以當前這個轉型，從群眾運動到武裝起義多種表現形式，反映的都是民眾要求改變現狀，讓本國跟上經濟全球化所形成的現代化建設進程。當地媒體以「艱難的分娩」來形容，我則稱之為「社會轉型期的陣痛」，轉過去不是一帆風順，要付出代價。

　　《南風窗》：相比其他地區，阿拉伯世界更容易給人以「亂世」的感覺，這是為什麼呢？

　　朱威烈：第一是因為國家多，現在的熱點問題都在這些國家身上，比如說利比亞的戰爭從3月份開始到現在有半年多了，卡扎菲還沒抓到，敘利亞的問題又出現了，葉門的問題也沒解決，一個接著一個。埃及從年初解放廣場事件(當地人稱「1·25革命」)到現在，也還在進行對穆巴拉克的審判，在準備議會選舉；巴勒斯坦也在申請加入聯合國。熱點問題都產生在這個地區，矛盾集中，各種各樣的問題多，使大家有這麼一個印象其實也不奇怪。

　　再有就是平民的正常生活受衝擊。無論「突尼西亞革命」那樣的和平方式，還是利比亞朝野加北約的軍事手段，抑或葉門恐怖主義組織的渾水摸魚，總會造成民眾或多或少的損失，從而給人以「亂世」的感覺。

　　多面，難於一統

　　《南風窗》：阿拉伯富國里，卡達、阿聯酋似乎走的是開明專制路線，貿易、金融、媒體、體育，都搞得風生水起。相反，沙特遭人非議的地方就比較多，像女性權利、選舉權等等，但沙特與美英關係又特別好，是否就因為這點它才缺乏改革動力？

　　朱威烈：我不太願意用專制、民主等概念將國家分類，只能比較它們的對外開放程度怎麼樣。包括沙特，我差不多每年都去，沙特這幾年變化很大，現在的阿卜杜拉國王提出了對話觀、和平觀，也提出了一個接受異己觀——不是只跟穆斯林來往，我也要接受他者，更加寬容、更加開放。當然，伊斯蘭的兩大聖地都在沙特，它又是伊斯蘭教的誕生地，就此而言它的宗教色彩比較濃，最後平息巴林事件時它是領頭的。

　　像卡達跟阿聯酋，開放度就高一些，特別是阿聯酋的迪拜，想打造成海灣的香港。卡達現在也動作頻頻，包括爭取世界盃足球賽，爭取奧運會，希望成為海灣的國際會展中心。卡達大概七八十萬人口，卡達國籍的人不到30萬，如果不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菲律賓等外籍勞工的話，它的人均GDP肯定要超過10萬美元了。卡達是小國想辦大外交，小國想做國際中心。這一次打利比亞，卡達是最積極的國家之一，派飛機，而且人都進去了。卡達的半島電視台也是非常活躍。

　　這些海灣君主國的富裕程度超過了一般的國家，而且都是遜尼派掌權，但現在中東特別是海灣地區出現了有7000多萬人的伊朗什葉派政權，還有3000多萬人的伊拉克什葉派政權，這兩個政權加在一起，以什葉派主控，對沙特來講壓力比較大——地緣政治的壓力，包括宗教格局上的壓力。沙特跟美國很早就是盟國，現在也是相互倚重。不能簡單說改革就得由外部推動，沙特的改革開放是漸進性的，它大多數的出色精英都是留歐、留美的，人數還相當多，各個部都有，它也在考慮用一些女性的高級官員，但是精英們在改革問題上很慎重。

　　《南風窗》：以前有些國家曾夢想阿拉伯統一，但在看到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例子後才發現此路危險，現在還有人提阿拉伯統一事業嗎？

　　朱威烈：阿拉伯統一是阿拉伯民族追求的一個理想，有這樣的研究中心，也有名義上的阿拉伯聯盟，從理念上來講他們不會放棄，但要變成現實得考慮多方面因素。譬如產油國、勞務輸出國資源怎麼整合，君主制、共和制怎麼溝通，怎麼融合，包括卡扎菲之前一會兒想跟埃及聯合，一會兒想跟突尼西亞聯合，他也做過很多嘗試，但總體來說比較困難，主客觀條件都還不具備。

　　阿拉伯國家曾在1998年提出建立「大阿拉伯市場」，互免關稅，有決議了，但是講得多，做得少。相比之下，6個阿拉伯君主國在1981年組建的海灣合作委員會，在安全、貿易上合作都比較多，不過，其一直想建立的統一貨幣「海灣第納爾」，到現在也沒實現。

　　北非被多方垂涎

　　《南風窗》：阿盟前後兩任秘書長都是埃及人，但該組織受沙特等海灣國家影響大，卡扎菲在阿盟不得志，很多年前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非洲，這次利比亞戰後，北非馬格里布國家會否重新唯阿盟馬首是瞻？

　　朱威烈：阿盟的秘書長由埃及人擔任，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阿盟的總部就放在埃及，在解放廣場旁邊，我都去過。埃及的納賽爾之後，阿拉伯世界群雄並列，始終沒有定下來到底誰能領導群雄。卡扎菲總想當阿拉伯世界的頭，因此他跟沙特國王、跟已故約旦國王的關係就很緊張，跟埃及的關係也緊張，甚至有一度他跟巴解主席阿拉法特的關係也緊張。

　　阿盟的議程設置，很少談到北非怎麼辦，比較多的是關注伊拉克、巴勒斯坦。在這種情況下，卡扎菲就轉向了，就要把「非統」變成「非盟」，然後就想當「非盟」的頭。卡扎菲對奧運會、世博會等等都沒有興趣，他就對「非盟」有興趣，他給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國家援助，所以好多國家都歡迎卡扎菲逃亡到它們那兒。利比亞反對派推翻卡扎菲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卡扎菲把太多的資源放到援助其他非洲國家上了，而本國的民生沒有得到及時的關照。反對派們還有一句話叫：「利比亞成名的人物就是卡扎菲一人。」整個的宣傳機器只宣傳卡扎菲一個人，當然他的身邊人、利比亞的知識界，都不高興。

　　北非這些國家，不管卡扎菲在不在台上，肯定還要參加阿盟。西北非有個馬格里布組織，一共是5個國家：利比亞、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茅利塔尼亞。過去利比亞駐華大使離職時我問他回去以後搞什麼工作，他說去阿拉伯馬格里布工作，我說這個組織好像睡著了。睡著了，就是它沒有作為，阿拉伯世界有三大組織，一個阿盟，一個海合會，一個馬格里布聯盟，這個馬格里布聯盟相對來講比較弱，沒有影響。

　　看到北非這一部分這麼弱，法國近年很起勁，提出了一個環地中海的合作。1995年在西班牙的巴塞羅那，歐盟就提出來一個「巴塞羅那進程」，希望環地中海國家聯合起來，搞成一個經濟圈。現在卡扎菲倒了，接下來怎麼發展，就看歐盟有什麼新招。如果歐盟提出的發展和治理項目合理，馬格里布國家肯定往歐洲靠。

　　《南風窗》：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最近去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亞、突尼西亞，都是以前奧斯曼帝國的領地，他支持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的佔領，支持北非民主等，問題是，阿拉伯人買他賬嗎？土耳其民主模式適合阿拉伯國家嗎？

　　朱威烈：土耳其在二戰以後，跟伊斯蘭世界比較隔膜，特別是近一二十年，一直追求進入歐盟，但是歐洲國家可以接受它加入北約，卻不能接受它加入歐盟。在多次碰壁以後，土耳其轉彎了，還是回到中東來發揮作用，包括在伊朗核問題、敘以關係上，它都插手。土耳其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支持，阿拉伯國家是歡迎的，也是為它叫好的，因為它跟以色列的關係趨於緊張，包括它的船被以色列扣留，還死了9個人，今年還要援助加沙地帶，以色列又拒絕了，它跟以色列的外交關係下降了。

　　土耳其的發展道路，阿拉伯國家會不會認同，這不是一個小問題，畢竟奧斯曼帝國從16世紀開始，統治了阿拉伯人好幾個世紀。這一段的歷史，阿拉伯教科書都稱是「衰落時期」，所以要阿拉伯國家來認同土耳其的發展模式，從感情上不能接受。當然，土耳其跟沙特是G20僅有的兩個伊斯蘭國家，如果土耳其有一些成功的經驗，阿拉伯國家也會借鑒，但是不要簡單地用「土耳其模式」來定義，那樣的模式人家絕不會接受。它們會採取自己的開放政策和現代化建設模式。一個大民族採取別的民族的發展模式，從感情上不太容易接受。

　　中國的角色

　　《南風窗》：有人認為，中國以往與阿拉伯世界打交道，主要是平衡與以色列的關係，現在卻不得不在利比亞問題上站隊，中國外交面臨哪些得失？

　　朱威烈：我不太同意這個提法，不存在中國站隊的問題。中國跟阿拉伯國家於去年的5月17日在天津開外長會議，溫家寶總理去做了演講，定下了「全面合作，共同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對待阿拉伯國家，我們有「兩個尊重」，尊重各國對制度的選擇，尊重各國對發展道路的選擇。在利比亞出現變局以後，聯合國1970號決議，我們投的是贊同票；1973號決議，即設立禁飛區，我們投的是棄權票，這個並不是押寶的。我們去徵求了阿盟和非盟的意見，即到一個主權國家設立禁飛區，應當贊成還是不贊成，「阿盟」跟「非盟」兩個秘書長都答覆希望設立，但這跟我們的政策不符，我們希望通過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金磚五國」會議都不主張用戰爭的手段，所以我們投了一個棄權票，讓這個決議過。這在客觀上幫了反對派。

　　另外，當一個政權出現反對派的時候，我們必須看清楚究竟人民最後的選擇是什麼。在此過程當中，我們可以與反對派接觸。這裡面不存在站隊問題。從現在來講，俄羅斯突然變臉了，中國沒有變臉，中國逐步逐步地做，我覺得將來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如果我們經常變來變去，將來跟任何一個國家打交道，人家都害怕你。從最近報道來看，利比亞現在的執政當局，對中國還是強調加強合作，因為中國在它的戰後重建當中仍會起很大作用。我們之前在利比亞有50個項目，並不是說我們有多大石油利益，其中很多是民生項目，應該都能得到保全。

　　《南風窗》：有人說埃及變天標誌著美國在當地霸權失落，中國可將埃及提到與伊朗同等重要的外交位置上，甚至可與「穆斯林兄弟會」這樣的宗教力量建立聯繫。您覺得後穆巴拉克時代的埃及是中國外交的契機和商業的大舞台嗎？

　　朱威烈：毫無疑問，埃及仍將是中東地區的重要國家，埃及憲法的修改，未來議會的選舉，總統的選舉，中國都高度關注。埃及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1999年穆巴拉克訪華與中國建立戰略關係也是阿拉伯國家當中第一個，後來我們又跟沙特建立了能源領域的戰略合作關係，再接下來是跟阿爾及利亞，一直到去年，跟所有的阿拉伯國家都建立了「全面合作，共同發展」的戰略關係，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穆巴拉克下台後，過渡政府的官員也到中國來訪問，這個互動沒有停止過。將來在埃及建設過程中，中國也會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幫助，也可以考慮跟西方國家或海合會國家一道幫助其重建。我們也可以鼓勵中國企業家到埃及投資，問題是它的制度要完善，法律要健全，比如它的《投資法》、《經濟特區法》。之前蘇伊士運河搞了一個經濟發展特區，我也去參觀了，但土地只有20年免稅，20年的話，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就不高。我們會鼓勵具備條件的企業走出去，但如果投資環境不好，鼓勵不等於害人了嗎？

　　至於跟埃及在野黨打交道，屬於我們公共外交的範疇。我們現在跟美國打交道，不僅跟民主黨打交道，也和共和黨打交道，將來阿拉伯國家制度建立起來，黨派比較穩定了，我們的交往面可能會寬一點，除了跟執政當局，也會跟合法的在野黨打交道，增加我們的接觸面，不光是要掌握信息，也讓它們了解中國的政治，了解中國的國情。它不能直接了解你，就通過西方了解你，往往你的形象就被扭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