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他們改變了香港也必將改變中國

邱立本:他們改變了香港也必將改變中國

發布時間:2011-07-15 16:49 作者:邱立本 字型大小:大 中 小 點擊:165次

   香港大學捐助人、印度商人么地爵士(HormusjeeNaorojeeMody)塑像。紅地毯延伸處,是對外敞開的大門,不少內地尖子生選擇到香港求學,接受迥異於內地的英式教育,他們每天經受著兩個系統的差異與刺激,點滴在心的反思,可能每天都在進行。攝影_孫海

    在香港歷史上,出現過一次又一次的「大熔爐效應」,它不僅熔合了中國不同的地域文化,也讓來自中國不同省份的人都有機會在這個小島上改變自己的命運,同時改變了香港的體質,也意外地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軌跡。     香港上一次的大規模移民是在1949年。由於政治的劇變,導致數百萬人從中國不同的角落移居香港,從董建華的家族到邵逸夫,再到李嘉誠,這批移民在隨後的幾十年內改變了香港,讓這個英國人統治的小城市,一躍成為全球矚目的「東方明珠」。而在1997年,它打破了西方媒體所說的「香港之死」的悲觀預測,上升成為亞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從而取代東京,成為中國經濟融進全球化浪潮的橋頭堡。     正是這樣的經濟劇變,導致了新一波的移民潮,從中國的各地來到這個島嶼的新移民,和這個島嶼進行著奇特的互動,並且開創了一個難以預測的未來。     一個新的話語權的出現     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啟了香港面對中國內地的一道門。1978年底,十三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和全球華人社會的關係出現變化,過去被視為危險的「海外關係」,突然成為一種正面的關係,這讓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國人有機會來到這個有待解放的「白區」來探親,或是從此定居這兒。     一些過去被監禁的國民黨囚犯,也被釋放到香港,他們有些人遭到台灣當局的拒絕,因而只能待在香港。也有一些是來自印度尼西亞和東南亞等地的華人,在1949年建國之初曾熱情洋溢地回到祖國大陸,參與國家建設,但卻歷經「反右」與「文革」的折騰,也逐漸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來到了香港,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聚居在北角和美孚新村一帶,也成為了香港社會的一員。     當然更多的新移民是和政治沒有直接關係的,他們只是由於家屬曾經和香港或海外有某種機緣,因利乘便,早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國內地只打開了門縫的時候,就來到了這個島嶼生活,成為香港人口統計中的數字。他們大多是來自廣東、福建的農村,受教育水平不高。在香港住在深水埗、大角嘴等新移民集居之處,房租便宜,擔任底層的工作,當大廈的管理員,或在建築工地當苦工,做一些本地人不太做、或不願做的工作。     隨著八十年代香港經濟的轉型,大量的港人去了珠三角投資及工作,這也導致了兩地聯姻的「井噴」現象,也理所當然地產生了不少「粵港合作」的「80後嬰兒潮」。越來越多的人潮,往來於香港與內地之間,也不斷交換生命的碎片。     在1997年回歸前後,這樣的交流上升到新的高峰。過去的生命碎片,成為了新的權力板塊。     新一波的來港移民,不再是局限於廣東,而是遍及全國各地。各省和自治區,都有自己的駐港單位,它們都重視香港這個對外的窗口,在資金和資訊方面,都需要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他們不再是那些來自廣東鄉下的底層移民,而是可能身懷巨款、與權力部門關係千絲萬縷,這樣的群體在香港發揮越來越重大的作用。     也恰恰是在這個時刻,全球化的浪潮澎湃,中國前往全球先進國家留學的精英,畢業後不少也來到這個島嶼城市,體會這個剛剛回歸祖國懷抱的城市生活,尤其在金融界和投資銀行業,說普通話的聲音,逐漸代替了過去這個行業被英語所壟斷的格局,代表了一個新的話語權的出現。到了最近這幾年,金融的監管機構和經濟遊戲規則的決策權,也不可逆轉地落在來自中國「海歸派」精英的手上。     從窮苦的底層到豪氣的高層     李小加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198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英文系,後來去了美國念新聞和法律,在西方金融界工作多年。今年他出任香港證券交易所的行政總裁,權傾一時,成為香港金融界的高層領導人,也是第一位內地背景的精英主管香港金融的平台,年薪高達720萬港元。     事實上,香港已經成為了中國「海歸派」的最愛。從紐約到倫敦,從巴黎到東京,中國受過最好的海外教育的新一代,都發現香港的奇妙吸引力。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有法治、也最有新聞自由的城市。這兒也是離開北京、上海、廣州最近的國際城市,當然也吸引了這些共和國寵兒。他們住在過去只有白人才住的半山豪宅,在蘭桂坊的酒吧,在那些必須穿上正裝才能進去的高級俱樂部,過去都只是說英文的國際專業人士的最愛,但如今卻越來越多地響起了說普通話的聲音。     在大學校園也是如此。香港大學的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近年也請來內地資深媒體人錢鋼擔任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在中國內地曾任記者多年,他寫的《唐山大地震》,成為香港中學教科書中的範文。他也曾任《南方周末》的常務副主編,對中國的媒體生態很熟悉,他很有可能在香港培養出新一代的中國記者。     這些有內地背景的精英,很快就改變了這個城市的風貌。香港長期以來被西方專業精英所壟斷的經濟權力版圖,開始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國際化的、但也是很有中國情懷的海歸派精英,以李小加為代表;匯合了來自中國的專業人士,以錢鋼為代表,他們開始在這個城市展示他們的權力肌肉,從商業到學術界,都可以看到中國內地新移民的足跡。     在香港交響樂團,樂手的名字是漢語拼音的團員,幾乎接近一半。競逐下屆香港管弦樂團指揮(音樂總監)的過程中,來自上海、留學德國的呂嘉,被視為呼聲最高的候選人之一。事實上,他目前正在澳門交響樂團擔任指揮,也受到香港樂評人的好評。     在香港的醫院,也出現越來越多中國海歸派的醫生和研究人員,更不要說在香港的大學校園,中國的海歸派,已經是身居要位。這些知識新移民,了解國際的遊戲規則,也了解中國的國情,因而可以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橋樑。     這座橋樑也通往新的財富之路。香港這幾年成為了中國企業上市集資的重要戰略重地,不少海歸派就在其間擔任了重要的角色。這也當然和中國的經濟崛起有關。中國的經濟,超越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僅次於美國。香港作為一個經濟自由和落實法治的城市,也躍升為全球企業上市集資金額最高的的城市。     到了最近這幾年,還出現了投資移民的政策安排。中國一些「先富起來」的上層階層,也喜歡換個身份。他們不僅來香港定居,生孩子,還喜歡炒樓,將香港的房子,在這兩年間炒到歷史的新高點,也將一些過去被視為只是中產階層安身立命的地區,如太古城、又一城等,也炒成了豪宅,平均的價格,已超過了一萬港元一平方英尺(約十萬元一平米)。這也和香港人的收入水平脫鉤,讓香港的中產階層望樓興嘆。     也就是說,在三十年間,內地新移民在香港的形象,從窮苦的底層到豪氣的高層,反映了中國政治和經濟權力板塊的移動。他們在香港的位置,也映照出時代的變化,展現了中國從鎖國到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成果。     未來中國的改革之源     不容忽視的是這十幾年間,中國新一代的大學生,在香港校園造成的衝擊。儘管在大學本科中,來自內地的學生的比率還不是很高,但在研究生里,內地生已是佔了絕大多數。從香港大學到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的八所大學的中國內地學生,都是成績優秀的一個群體,他們求學香港,改變了這座城市的學術氛圍。他們之中,除了公費來讀書的尖子生之外,還有不少是私費來港攻讀學位。這些每年數以萬計的學生,畢業後大部分也留在香港工作,或是去歐美國家留學,然後再重返香港,他們肯定對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命運軌跡會帶來巨大而又微妙的影響。     比如才在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所畢業的賈選凝,是典型的中國80後,她的大學本科是在北京念的。在香港拿到碩士後,在《文匯報》出任副刊記者,但也在香港電台參與節目廣播。她最近在香港著名的《信報》寫一個有關城市感情的專欄《心經》,吸引了不少讀者的眼球。     正在香港大學念經濟的90後同學素珊說,她來到香港後,發現了一些過去根本看不到的書和電影,這也因此改變了她的職業生涯規劃,她決定在香港考研究生,爭取更深入地去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     這些二十來歲的中國新一代,都會不斷進行香港和內地的比較,並對內地的制度創新作出思考。擁有香港生活經驗的他們,每天都在比較兩地的差異,為什麼在法治、言論自由與城市管理的水平上,內地和香港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出入兩個系統,他們幾乎每天都會有點滴在心頭的反思。     這些反思到最後也許會成為中國改革的力量之源。如果香港可以,為什麼中國內地不可以?如果香港可以落實法治,那麼中國內地就理應對推動法治更有信心。如果香港的言論自由並沒有帶來什麼禍害,中國內地就更應有信心將那些重重的限制減少、消除。當兩地的這些對比不斷出現時,它也會化為一股沛然的、莫之能御的力量,走進千萬的人心中。     另一方面,香港的中國內地新移民,也強化了香港對北京的認同感和主體意識。他們在中國成長的經驗,對國家的認同,都有一種感染力量,使中國在香港和國際社會的地位上升。每天在香港電視上出現的中國國歌,成為香港國民教育的主旋律。香港一些高端的、富裕的、也在專業上很有成就的新移民,卻是超越了香港某些媒體所說的「洗腦」,而是在國家認同的過程中,展現了對中國命運的承擔。愛國不是被動地「唱好」,而是要主動尋找變革的新路徑。     也就是在香港全新的平台上,新移民揮別原來的「路徑依賴」,尋找超越過去既成體制的理念與實踐,在國際化的香港,發現中國改革的最新靈感。     這也使香港的新移民社會洋溢著全新的動力。有些充滿抱負的新移民甚至考慮要在香港的民主政治格局中參選,香港作為中國的民主先聲,也有了內地元素摻雜其間。     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香港的中國內地新移民,將成為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載體,他們改變了香港,也會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軌跡。這也許是歷史的意外,但也是中華民族的福氣,在香港與內地人民交換生命碎片的過程中,也必將淬鍊一個新的香港。     (作者系香港《亞洲周刊》總編輯)     新移民入境渠道     單程證赴港製度從1980年代開始。現在每日配額是150個,60個配額分配予符合香港居留權資格的兒童,30個配額分配給長期分隔兩地的配偶,60個配額則分配予下列申請人:不論年期分隔兩地的配偶;內地無依靠的兒童來港澳投靠親屬;內地居民來港澳照顧無依靠的父母;內地無依靠老人來港澳投靠親屬;來港澳承繼直系親屬產業的人士。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自2003年7月15日起實施,引入來自不同行業和具有認可資歷的內地優秀人才和專才來港工作。截至2010年底,香港入境處共收到47471宗來港工作申請,主要行業包括學術研究和教育、商業和貿易,以及藝術及文化。     根據在2006年6月推出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無須先獲本地僱主聘任,便可申請來港定居。截至2010年底,香港入境處共收到5045份申請。在已舉行的17次甄選中,共有1808名申請人成功獲分配名額:當中1672名來自「綜合計分制」,來自「成就計分制」的則有136名。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在2003年10月推出,旨在讓那些把資金帶來香港,但不會在港參與經營任何業務的人士(即資本投資者)來港居留。截至2010年底,香港入境處共收到16600宗申請。8924名申請人已按照計劃規定作出所需投資,並已獲正式批准在港居住。     香港入境處於2008年5月推出「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以進一步吸引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及回港工作,藉以提升香港的人力資源及競爭力,並提高香港對非本地學生的吸引力。截至2010年底,已有10101名非本地畢業生根據此安排獲批准留港/回港工作。(資料整理:實習生曾明瑞)

來源: 南都周刊 | 來源日期:2011-07-15 | 責任編輯:程仕才

推薦閱讀:

別讓「我要是」害了自己
那場大火,改變了無數個林鄭月娥的命運
梁思成:改變他的一個女人和一座城
你是不是也慢慢成了油膩的大人
向內打破,為成長賦能

TAG:中國 | 香港 | 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