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用儒家的手，搬起王家的石頭，砸了漢家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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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元帝，用儒家的手，搬起王家的石頭，砸了漢家的腳】

文/朱東（傳統文化研究學者，《原易》作者）

摘自《東鶴書院三字經精講深解100講》53講

西漢傳到孝平帝的時候，被王莽篡奪了政權。但是，我們要明白，在這個問題上，孝平帝僅僅是個當事人，卻並不是責任人。真正要為漢家天下的傾覆承擔責任的，是孝平帝的爺爺，漢宣帝的兒子漢元帝劉奭（shì）。

《漢書·元帝紀》中記錄的一個非常著名的故事：當時還是太子的漢元帝，見宣帝多用文法吏，用法律管束臣下，就勸宣帝說：「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宣帝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可謂一針見血的既道明了漢家的制度，也點明了元帝的錯誤。

因為，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尊之儒並不是孔子創建的原始儒學，而是經過董仲舒改造之後的「董氏儒學」。

其改造方法，就是通過加入「天命論」，使本來僅僅是一種側重於倫理學說的儒學，擁有了一定的宗教色彩和功能，進而成為一種政治工具。而「天命論」作為一種學說，為了保證它的完整性——能夠自圓其說，就必然是一把雙刃劍，既通過用「天意」附會儒學的理論，來強調君主的權威性，要求人民無條件的服從君主，又用「天意」來要挾君主，宣揚上天對君主的約束與監督。

所以，「獨尊儒術」的提出，就在新的中央集權制度下，實現了上下君民之間的相對平衡。宣帝當然明白，要用這套「懂事的」儒學來教化社會，但也要其應用限定在對意識形態領域的管理之中，而不能將其用於現實的政務管理之中，針對現實的政務，用的其實是法家的思想。

形象的說，是用法家來治短，用儒家來治長。只有這樣才能既保證當前的穩定，又能保證長遠的發展；既能保證皇權的威嚴，又保證社會的道德。

一旦專用儒術，雖然可能從理論上存在一個美好的未來，和足夠高尚的道德，但是當前的穩定，與皇帝的權威都將無從保障了。沒有始何來終？沒有本何來末？其結果，必然是在對美好的憧憬中，走向混亂和覆滅。用《大學》的話講這就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可惜，這些都是漢元帝所沒有理解的。原因可能很多，除了他個人的智力水平之外，有一個原因可能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這個漢元帝在事實上是漢朝歷史上，第一個接受了系統的儒家思想教育的皇帝。因此，他的思想觀念，不可避免的會受到圍繞在他的身邊，境界未必很高的儒生們的影響。

於是，在登基之後，擺脫了宣帝管束的漢元帝，就開了他的以「純任德教」為核心內涵的，充滿了道德高尚色彩，洋溢著理想主義氣息的新政。

形象的說，元帝就像一個腦子不好使，但又十分用功的學生一樣，由於成績上不去，只好在作業本的整潔程度上下功夫，盡最大可能的在形式上做個好學生。這就導致了他向另一個心理需求的邁進——要做一個符合儒家標準的好皇帝。

在這種心理需求的驅使下，元帝從價值觀念，到行為方式，都儘可能模仿儒學的要求，尊崇天命論的指示行事：西漢皇帝，因災異下「罪己詔」一共28條，元帝一個人就下了10條；因怪異天象而大赦天下的命令一共22條，元帝一人就下了5條。兩項都是冠軍。

元帝的純任儒學，顯然獲得了社會上、朝廷中的儒生的廣泛認同，又由於這些人掌握著話語權，控制著社會的輿論導向，因此元帝的「精神」，經過他們的整理與放大之後，形成了兩個結果：

第一個，就是在事實上，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中國好皇帝的標準」。

從積極的角度來看，這甚至可以視為是漢元帝的「歷史功績」。因為他解決了一個「好皇帝」的標準問題，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審美觀。在客觀上，對後世的皇權形成了一定的約束，為君民之間的平衡與協調，奠定了基礎。

然而，不幸的是，這一標準直接被用在了對他的後繼子孫，也就是在其身後的幾位西漢皇帝的評判之上。而這幾個皇帝，恰恰是在這個標準之下的典型的壞皇帝。

第二個，就是在事實上，通過導向作用，將全社會的專註焦點，都引向了一種對道德的理想主義追求之中。

我們說，對任何事物的追求，一旦進入了理想主義的狀態，那麼這種追求本身，就難免不是偏執的；追求的方式，就難免不是形式化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漢元帝不僅是西漢後期理想主義風潮的始作俑者，甚至還可以將其視為是此後數百年，越演越烈的以文人為主體，瀰漫於整個社會的矯揉造作之風的始作俑者。

這種風氣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就是，越來越忽視實用實效，而強調形式審美；越來越忽視當前，而沉醉於對未來的憧憬。其本質，就是用未來，來替代現實，甚至是束縛現實。用理想逃避現實，來甚至是透支現實。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雖然後人往往把王莽簡單的定義為一個處心積慮意在篡政的陰謀家。但是客觀的說，這其中並不是十分的公平。

準確的說，在很大程度上，王莽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道德快男」，或者更準確的說，就是一個由漢元帝興起的理想主義風潮，催生出來的「道德快男」。

因為，王莽的父親早亡，雖然在中國傳統的家族觀念的保護下，他可以從叔伯那裡得到一定的支持和保護，但是在那個父權鼎盛的時代里，這基本上就意味著，在通常情況下，他已經失去了在家族中的話語權，當然也就是更加失去了在仕途上發展的機遇與空間。

因此，對於王莽來說，要想出人頭地，就必須顯現出所謂的過人之處。後來的事實證明，無論文治武功王莽都沒有多少可圈可點的地方，所以他的唯一過人之處，就是他的行為極其符合儒家的標準。並因此贏得了從家族內部，到社會公眾的認可和支持。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元帝的「純任德教」在社會上樹立起來的觀念，乃至審美標準上的導向，王莽幾乎沒有任何的機會來篡奪西漢的政權。

事實上，在經歷了元、成、哀前後三代皇帝的荒唐治理之後，在矛盾空前激化的社會中，王莽就理所當然的被朝野視為使「周公在世」，是能夠挽危局的不二人選，是天下人的希望所在，自己的身家所系。

所以，在他的身後有一大群來自朝野上下的，盼望由他來替代劉氏家族的西漢，來治理天下追隨者，擁護者。

人們之所以，會對王莽後來的種種堪稱大逆不道的行為，夠被忽略和容忍，原因就在於，這原本就是他們潛意識中的願望。

所以，形象的說，正是充滿了理想主義情懷，真誠的純任德教的漢元帝，用儒家的手，搬起王家的石頭，砸了漢家的腳

（來源 東鶴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