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下山

作者：雷曉宇

　　2010年3月，當《讓子彈飛》在北京關機的時候，電影的投資人之一、英皇老闆楊受成發來了一條簡訊，上頭寫著：「從今以後，姜文的電影只開機不關機成為了傳說。」

　　這是一個叫人感到尷尬的傳說，因為這傳說里有些真實性。姜文在17年里導演了4部電影，《讓子彈飛》是 第四部。在此之前，其他三部電影的製作成本都超出了事先的投資計劃，不得不追加投資；其他三部電影的製作周期也都超出了事先的製片計劃。《讓子彈飛》耗資一億一千萬，花4個月時間拍完，是姜文迄今為止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按照既定商業遊戲規則完成的電影作品。

　　1993年，姜文開始拍攝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同年，國家廣電部下發《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開始著手引進分賬式的「每年十部進口大片」。這是中國電影市場化和產業化的開端。姜文的處女作大獲成功，不僅拿到了威尼斯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還以5000萬人民幣的票房成為1995年的全國票房冠軍。姜文的電影創作似乎和這個商品經濟的時代獲得了某種「暗合」。

　　叫人意外的是，15年之後，姜文才宣布要拍他的「第一部商業大片」。姜文來晚了嗎？

　　「所謂商業大片，除了影片質量，不僅是有明星陣容和大手筆投資，還要有商業化、大規模的宣傳和發行與其配套。」一位文化產業投資人這麼說。

　　如果這就是大片，姜文1993年拍攝《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時候，根本不具備操作環境和條件。當時還沒有所謂的「院線」。發行策略，不過是影片發行人拎著拷貝一家電影院一家電影院地跑，影院經理喜歡，於是訂上多少多少個拷貝。當時，新影聯總經理高軍幫著操辦過一個「首映權拍賣會」，參加者是各大電影院的經理。這在當年是個創舉，如今看來，卻是前商業時代甚為初級的銷售策略。

　　客觀來看，姜文對於商業大片的嘗試和這個市場的發展又一次同步了。2010年，中國電影市場繼續爆發，全國票房持續7年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長。2009年，中國電影票房收入達到63億，《2012》和《阿凡達》在中國創造了美國本土之外的最高票房，《阿凡達》更是創下了中國電影市場上映時間最長的紀錄。2010年夏天，《唐山大地震》以6.6億的票房收入打破了國產電影票房紀錄——這已經是這項紀錄持續數年被打破了。

　　資本力量的介入為中國影視行業的發展注入了強心針。華誼兄弟上市一年來，又有多家公司獲得了風險投資商的青睞，籌划上市事宜。今年4月《關於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出台以來，包括民間資本、私募股權基金在內的各路資金從以前小心翼翼的觀望轉為開始挺進電影產業。9月27日，橙天嘉禾宣布以1.94億港元（2500萬美元）入股《盜夢空間》拍攝方傳奇影視公司，並擁有一個董事席位。幾乎差不多同一時間，被譽為史上最純的文藝愛情片《山楂樹之戀》的投資方名單上出現了IDG全球副總裁、亞洲區總裁熊曉鴿的名字。

　　然而，產業繁榮的虛妄之處在於，中國電影年產量500部，一年到頭，真正被老百姓談論和記住的國產電影不超過5部。電影人人會拍。電影不是人人都能拍好。2007年，姜文的第三部導演作品《太陽照常升起》票房失敗。投資6200萬人民幣、拍攝期超過一年的這部電影，最終收回了1800萬的票房。同年，姜文和原公安部下屬金盾影視的製片人馬珂（電視劇《蝸居》的製片人）一起合作，成立了不亦樂乎電影發展有限公司。

　　姜文來得恰逢其時。高軍說：「現在中國電影一年一百個億了，那麼早做商業片你還有可能遭受很多挫折。姜文現在可以把自己前半程的教訓，比如說節奏慢，或者商業上不成功，當做一種積蓄時機，演練自己，然後現在在商業上來個大爆炸。我相信任何一個導演，一旦嘗到了商業運作勝利的那種成就感、甜頭以後，不會再放棄的。」

　　在中國電影界，姜文向來以個性強、創作力強著稱。馮小剛就曾經說過，如果哪一天姜文忽然醒悟，要開始拍商業片，那才厲害。實際上，姜文沒什麼商業經驗。從影26年來，只是在《陽光燦爛的日子》發行期間，有投資人找到他，成立了一個陽光燦爛製片公司。這個公司很快和王朔、馮小剛的好夢公司一樣，在前商業時代煙消雲散。事隔十多年，姜文又開始有自己的公司了。儘管他不負責具體的經營打理，但他無疑是這家公司最重要的核心競爭力，他的個人品牌是這家公司最大的無形資產。當拍電影從姜文的個人行為變成不亦樂乎公司的公司行為，這對於姜文的藝術創作力是一種解放還是一種奴役？

　　一位投資者說：「我不認為他被資本徵服了，我覺得他的才氣成功地和資本聯姻了，他不是能被資本徵服的人。這種聯姻實際上雙贏。一個創作者如果永遠不能在主流層面獲得認可，特別是經濟效益這個層面，他的生存會很有限。現在很多中小導演都是這樣，拿著好的劇本找投資找不著，難死了。所以生存是第一位的，有了生存才可能去發展，在發展過程當中，如果能跟資本聯姻的話，其實給你插上了一個翅膀。我覺得這是當今任何導演都應該走的路。」

　　2010年的賀歲檔競爭異常激烈。這幾是個象徵性的場面：陳凱歌的《趙氏孤兒》、姜文的《讓子彈飛》和馮小剛的《非誠勿擾2》。在高軍看來，《非誠勿擾2》的品牌和票房最穩定，《讓子彈飛》最用心、最認真，《趙氏孤兒》則是「盤算最多的」。這是一場大戰。2010年前三個季度，中國電影票房是70億，這個數字很可能因為這三部電影超過100個億。

　　「這場戰爭，最後會有三個王者和一個贏家。贏家只有一個，就是中國電影。」馬珂說。

　　11月初，中影集團掌門韓三平「三爺」在懷柔中影基地看了尚未最終製作完成的《讓子彈飛》。他興奮不已，一晚上沒睡覺，第二天又拉著姜文聊了很久。他的興奮不光在於這部電影本身的智慧，更在於中國電影在搞笑片和古裝大片之外，又多出了一個影片類型。作為中國電影界的領袖，他是個「守土有責」的人。現在他發現，一個馮小剛已經滿足不了中國觀眾了。也許他們又會有一個姜文。

　　姜文今年47歲。他的朋友董平卻老實不客氣地用「電影處男」來形容他。他是這麼說的：「姜文對電影太在乎了。越在乎就越講究，越講究就拍得越少拍得越慢，拍得越少就越懼怕市場，懼怕別人看不懂。這就好比一個姑娘，上床上得太少，所以老是在顫抖。如果是個逮誰跟誰上床的姑娘，就不會害怕了。」

　　「姜文就該大膽往前邁一步。《讓子彈飛》就是這一步。這是他的市場成人禮。」董平說。

　　他的意思是，姜文你大膽地往前走。其實，3年前拍完《太陽照常升起》的時候，姜文接受媒體採訪，就說「自己才剛剛入社會」。他說：「40歲以後，我才覺得社會是需要認識和適應的，也不是隨意能改變的。」

　　11月20日這天，看完《讓子彈飛》，很多人都覺得姜文個人的狀態和影片里他扮演的人物有點相像。張牧之是個土匪頭子，曾經追隨蔡鍔將軍，落草之後，山上逍遙快活，如今下了山進了城，就有另外一番生涯。最後我問姜文：「你覺不覺得你們像？都下了山進了城？」

　　姜文大笑，說：「這個話題很敏感，我回頭跟你單聊。」走到門口，他又說：「這得看進城之後的結果。」走到電梯口，他又說：「好在我不是一個人下山的，我還綁架了另外一個人哪。」

　　不管怎麼說，姜文終於下山了。

　　場景一

　　夜深人不靜。三個大老爺們圍坐在圓桌邊喝酒。其樂融融，各懷鬼胎，你死我活。

　　東道主周潤發舉杯祝酒，道：「師爺高，縣長硬！」姜文和葛優忙不迭頓首，回道：「黃老爺更高！黃老爺更硬！」

　　這是電影《讓子彈飛》中長達8分鐘的一段重頭戲，叫做「鴻門宴」。三位硬底子演員第一次正式拼場子，所有人都不敢大意，就怕自己落了下風。這場戲拍了8個小時，安然無恙。最後，宴會需要一句祝酒辭來收尾，但劇本里並沒有詳細的交代。智力遊戲開始了。大夥現場憋了半天，最後周潤發來了這麼一句。這句台詞符合人物性格，氣勢也夠。作為對手，姜文和葛優挑不出什麼毛病。不過他倆一合計，很快又接出了後面這一句，終於還是把戲給搶回來了。

　　姜文尊重對手，但他是個不服輸的人。無論做演員還是做導演，他都是天生的主角。作為一個有26年演員經驗、17年導演經驗的人，2010年12月，姜文推出了他的第四部導演作品《讓子彈飛》。他說：「我不打算把它拍成一個複雜的東西。這是一個比《太陽》簡單得多的東西，一個看得懂的東西。」

　　現在提到《太陽照常升起》，姜文一般都輕描淡寫地簡稱其為《太陽》。但是，不管在商業上還是藝術上，《太陽照常升起》都在姜文的導演生涯里佔據重要的位置。姜文不是沒有輸過。《太陽照常升起》就是一次商業滑鐵盧。

　　據高軍說，這部電影的融資過程一波三折。2005年，姜文籌拍《太陽照常升起》。王朔為他介紹了太合影視的董事局主席王偉做投資人。太合原本投資3000萬，但是在花完1800萬之後，影片才拍了不到三分之一。太合決定撤資。剩下的1200萬到不了賬，影片停拍了一段時間。這時候，中影掌門人韓三平出面，拉來了英皇的楊受成。楊受成願意繼續投資，但是為了保障商業利益，要求按順序分賬，而不是按比例分賬。這就是說，在影片公映，獲得票房收入之後，英皇要先於太合分賬。太合雖然不願意，但眼看項目擱淺，也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同意。在英皇投資了2200萬之後，錢還是不夠花。最後，姜文和他的家人們都掏了腰包。姜文導演加演員的片酬1000萬沒有拿。姜文的弟弟姜武出了七八百萬。姜文的妻子周韻出了400多萬。

　　說到拍電影，姜文很能花錢。從雲南到甘肅，這部電影的外景地簡直就是個隆隆搖晃的戰場。劇組動用了幾百隻飛禽走獸，其中很多毛色質感都被姜文改動過。300多立方米的藏式房屋、數十噸的鵝卵石和紅土、來自8個城市的火車車廂，它們都被從千里之外用卡車和鐵甲船運到外景地。一個流傳甚廣的細節是，最後觀眾在影片里看到的魚鞋，價錢比一輛車還貴：鞋底來自雲南劍川，鞋面是貴州水族的馬尾綉，魚眼睛來自雲南大理。

　　很多人會問，有這個必要嗎？然而姜文心中有一部自己的電影。他的認真超越了別人對於認真的理解。這讓他看起來像個偏執的細節控。這並不是姜文第一次大手筆地拍電影。他的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使用了25萬尺膠捲，片比1：15.當時國產電影平均片比是1：3.為了達到理想中的畫面效果，他把馬小軍的煙囪整個重新刷了一遍，現在北京恭王府的煙囪還是一半紅一半灰。他的第二部電影《鬼子來了》為了製造結尾馬大山被砍頭的特殊效果，專門從美國進口了幾台能滾動拍攝的特殊攝影機。為了效果真實，從山西運來了房頂。影片最後使用了48萬尺膠捲。

　　「姜文的創作和其他人不一樣。」新影聯總經理高軍說，「他不太關注創作需要的代價是什麼，好像和他無關。假使不是他要的那個東西，浪費多少錢都沒關係。他只要他要的那個東西。」

　　高軍和姜文相識多年。早年間，《陽光燦爛的日子》在北京的宣傳發行就是高軍主持的。在他看來，姜文是個「有電影潔癖的人，他一定要他的電影一塵不染」。舉例來說，製片主任根據劇組下的單子安排了500個群眾演員，可姜文就能把人轟走，付了錢但是不拍。「他還沒想好這麼拍還是那麼拍，只有完全想好了他才能拍。」

　　一年之後，《太陽照常升起》終於拍完了。這部電影對姜文非常重要。此前，因為《鬼子來了》在2000年被禁，事實上他的作品已經有12年沒有進過電影院了。所有人都在期待，姜文蟄伏7年之後會拍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影片上映之前，華誼董事長王中軍給高軍打電話，問：「你覺得我是錯過了一個餡餅，還是躲開了一個陷阱？」——早些時候，華誼曾經想要投資這部電影，最終卻放棄了。王中軍放心不下，拿著一個筆記本，挨個打了20個人的電話，讓大家預測票房。預測最高的是姜文和英皇的牽線人韓三平，他的答案是一億六。影片的獨家發行公司保利博納總裁於冬預測一億二。王中軍本人預測6000萬。高軍是第19個接電話的人。

　　「2000萬。」他對王中軍說，「你絕對是躲開了一個陷阱。」

　　2007年9月，最終上映的時候，《太陽》卻成了一駕無人駕馭的馬車。這是一部色彩華麗魔幻、沒有起承轉合的非線性敘事影片。它就像生活本身一樣叫人迷惑。觀眾紛紛表示「看不懂」。姜文對媒體說：「看不懂就多看兩遍。」影片發行方說：「看不懂是好事，有爭論是好事，會讓更多的觀眾產生好奇心，買票進電影院。」

　　影片最後的票房證實了高軍的判斷，卻讓姜文有點尷尬——顯然，觀眾並沒有因為看不懂就多跑幾趟電影院。《太陽照常升起》在國慶檔期上映，全國鋪開700個拷貝，比同年上映的《蜘蛛俠3》和《變形金剛》都要多，可是最後票房1800多萬，只收回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成本。

　　董平是姜文的朋友，也是《鬼子來了》的主要投資人。《太陽》之後，董平曾經私下裡跟姜文說過這事，「這年頭，一般人只做二鍋頭，姜文想要做一瓶茅台酒。可是他一不小心做成了茅台酒精，把人給喝大了，喝斷片了」。

　　撇開影片的藝術質量不談，從投資者的角度，姜文的處境漸漸變得微妙起來。1995年，《陽光燦爛的日子》是年度票房冠軍，但那畢竟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2000年，《鬼子來了》沒有通過審查，並未公映。2007年，《太陽》票房失敗。這就是說，姜文已經12年沒有拍出過能掙錢的電影了。

　　「姜文的藝術才華無需證明，但他需要證明自己的商業價值，」易凱明天資本總裁王冉說，「他就像一個公認有潛力的互聯網公司，但是商業模式始終沒有得到驗證。他如果不能把觀眾拉進電影院，永遠只能是一個有一定質感和藝術氣質的導演。」

　　姜文本人並不那麼在乎錢。如果說陳凱歌是中國電影的世家，本來就在世道上，那麼姜文就是個優哉游哉的散仙。在宣傳《太陽》的時候，記者問他是不是自己投錢了。他說：「作為資本家的姜文有點兒心疼作為藝術家的姜文。」——請注意，不是「作為藝術家的姜文心疼作為資本家的姜文」。他說：「錢不是最重要的東西。錢夠花就行了，錢多了也是給別人去花的。作為藝術家，我夠吃就行了，有多餘的錢，投到電影里，多好。」

　　不管掙錢還是不掙錢，姜文的理想主義激情始終沒變。不過，姜文無法忽視的事實是，這個世界變了。從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頭10年，中國電影和中國電影市場在這十幾年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2年過去了。就在姜文為每一個創作細節較著勁的時候，他身邊的世界就像投在日晷上的陰影，正在慢慢改變。在這段時間裡，那家叫做華誼兄弟的廣告公司已經變成了電影公司；當初半路被董平拉來投資《鬼子來了》的王中軍就是這家公司的董事長；董平和姜文是在《有話好好說》的時候認識的，當時投資這部電影的張偉平已經和張藝謀建立了固定的合作關係。由新畫面公司製作發行的《英雄》在2003年獲得了2.5億人民幣的票房，幾乎佔全年總票房的四分之一；當年一起拍《北京人在紐約》的馮小剛成了華誼兄弟「會下金蛋的雞」，馮氏電影累計票房超過10億人民幣。

　　一個明顯的數據事實是：1995年，《陽光燦爛的日子》在進口大片的包圍下贏得年度票房冠軍，但是當時全年的中國電影票房只有9.5億人民幣。到了《太陽照常升起》上映的2007年，中國電影全年票房已經達到了33億人民幣。

　　「我不想說得那麼殘酷, 但是尤其在《太陽》之後，電影商業化對姜文本人的這種逼迫，原來沒到極致，現在到了極致了，」高軍說，「他原來是優哉游哉，我想做電影我就做，我不想做就算了，對於賺多少錢我也不是特別關注，我夠吃夠花的無所謂。但是現在電影全面商業化的運作，對任何一個導演的逼迫都是前所未有的，這一輪要再不跟上的話，可能就錯過了一個最好的商機，這個導演就可能被時代所遺忘。」

　　姜文不會認輸。他可能不好這個，但他得證明自己會幹這個。他不是非得這樣，但是他得這樣一次給人看看。他像個打靶的將軍，上一次竟然脫了靶，這一次就非要命中紅心不可。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太陽》的票房失利，也不會有後來的《讓子彈飛》。

　　　 場景二

　　1994年9月7日，《陽光燦爛的日子》在電影局審片。

　　導演姜文就沒在屋子裡待。他手裡握著一把斧子，低著頭，在院子里來回地轉圈。

　　這一年，他31歲。

　　現在，姜文47歲。

　　他穿著西裝，看起來像是個歷經風霜的人，然而皺紋並不減損他的魅力。他有那種家長式的和藹，一邊說話一邊樂。他跟每個人開玩笑，可是沒一個人敢跟他開玩笑。看得出來，工作人員對他還是尊敬大過愛。毫無疑問，就跟在拍攝現場一樣，他也是這個辦公室的主宰者。

　　11月20日，《讓子彈飛》正在進行最後的後期混錄。只要再作一點小小的改動，姜文的「第一部商業大片」就可以和觀眾見面了。不久以前，這部電影順利通過了電影局的審查，除了一處暴力鏡頭、一處強暴鏡頭和幾處髒話需要刪除之外，《讓子彈飛》沒有遭遇任何審查阻力。

　　和《陽光燦爛的日子》那時候比，姜文放鬆了很多。早些時候，白岩松在某次活動上碰到姜文，問他在忙什麼。他輕輕一笑，說：「一個商業片。」其實，在高軍看來，《陽光燦爛的日子》才是姜文的第一部商業片。1995年，這部100萬美元成本的電影獲得了5000萬人民幣的票房收入，排名年度票房冠軍。

　　現在回想起來，那部電影的誕生雖然艱難，但絕對是劃時代的——這不僅僅是指票房數字。事實上，《陽光燦爛的日子》除了拿獎、高票房，還和中國電影市場化進程有某種「暗合」。

　　高軍說：「1993年，廣電部發文要市場化改革，幾乎同時，《陽光燦爛的日子》開機。他開拍自己第一步商業片的動作和中國電影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是同步的。」

　　上世紀90年代，中國電影曾經面臨嚴重的觀眾信任危機。從 1979年至1991年，中國電影觀眾總人次下降了一半，從293億下降到144億，放映場次下降了20%.到1992年，觀眾總人數進一步下滑至105億，發行放映收入分別減少了17.9%和15.7%.就像主流商業領域裡曾經發生的變革一樣，一開始總是從體制的鬆動開始的。這些變革看起來枯燥，卻是滋潤大環境的潤滑劑。1993年1月，國家廣電部下發了《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在這個基礎上，1994年8月1日，廣電部出台了348號文件，決定自1995年起，中影公司每年以國際通行的分賬發行的方式進口十部「基本反映世界優秀文明成果和當代電影藝術技術成就」的「好電影」，也就是後來被轉譯為「大片」的十部進口影片。

　　這兩份紅頭文件被認為是中國電影市場化的開端。1995年，《亡命天涯》、《紅番區》、《真實的謊言》作為進口大片在中國內地的影院里上映，而《陽光》貢獻巨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陽光》和《紅櫻桃》這樣的片子挺身而出，恐怕那一年的中國電影票房要拱手讓給好萊塢。」高軍說。

　　在商業面前，姜文也許驕傲，可並不遲鈍。從專業眼光來看，他第一次出手，《陽光》就是一部定位極其精準的電影：「50歲以上的看不慣，20歲以下的看不懂，三四十歲的樂在其中。」在影片公映的時候，高軍還曾經幫著操辦過一個「首映權拍賣會」，各大影院經理都來參加。這是中國電影歷史上第一次。

　　3年以後，姜文在北京自導自演話劇《科諾克以及科學的勝利》，又一次顯示過他敏感的市場判斷力。話劇起先在海淀劇院上演，沒有任何宣傳，只在劇院門口豎了一個宣傳牌子。話劇上座率不佳。後來，他花了幾萬塊錢做廣告，又把上演劇院換到保利劇院。最後這出明星出演的話劇扭虧為盈。

　　不過，這些商業成功都不是出於姜文本人的精心安排。他的精力並不在市場、商業、公司或票房上。他需要一個搭檔。

　　《陽光》公映之前，就有投資商找到姜文，成立了陽光燦爛製片公司。這家公司和周曉文的大洋公司一起完成了影片的發行。不過很快，這個公司就不知下落。幾乎同一時期，馮小剛也和王朔一起經營過好夢公司，也不成功。一直到遇到王中軍和華誼兄弟，藉助資本力量，馮小剛才開始規模化、有流程地運作自己的作品。

　　姜文的選擇和馮小剛不同。他並未選擇華誼兄弟這樣的大平台。後來，姜文成立了不亦樂乎電影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屬於項目式運作。姜文要拍一部電影，朋友和工作人員就來幫忙。電影拍完了，大家也就干別的去了。這種工作方式適合姜文的散仙狀態，但也導致這位被公認中國最有才華的導演多年來都沒有穩定的合作夥伴。

　　在高軍看來，這跟姜文的性格和創作理念有關。「姜文有市場理念，但是他的做法有時候卻和商業格格不入。他拍電影經常幾年磨一劍，哪個公司拖得起？你看王中軍《鬼子來了》就投過他，比投馮小剛還早，但他簽馮小剛不簽姜文。很簡單，馮小剛可以一年一部，姜文就不行。他不會允許自己變成一個拍片機器。」

　　王中軍為什麼不簽姜文？他在接受《東方企業家》記者採訪的時候說得很委婉：「導演要成功，除了會拍電影，會拍好電影，還要看運氣。比如平台，比如合作者，比如檔期和宣傳，缺一不可。放在今天，姜文不可能再毫無計劃地超支，或者冒失地和體制較勁，因為製片商不會允許他這麼做。」

　　姜文「磨磚對縫」的藝術家精神在商業時代似乎顯得有點孤獨。《太陽照常升起》上映的時候，他曾經對媒體表示：「我很羨慕張藝謀有張偉平這麼能幫他的人。」不過，姜文拍電影動不動超預算超周期，這些很容易被投資者視為不遵守遊戲規則。曾經一度有過「姜於組合」。保利博納總裁於冬被視為「可能成為姜文的張偉平的人」。不過《太陽照常升起》票房失利，這對組合也就各奔東西。

　　《太陽》的失敗，有影片本身表達的問題，但也被認為是合作夥伴的失誤。一部藝術電影以商業大片的方式宣傳發行，無異於把仙人掌嫁接到西紅柿上。高軍說：「《太陽》之所以失敗，發行方要負很大的責任。市場覆蓋就不對。這樣一部社會面不是很大的片子，就不能大量鋪拷貝，應該小規模點映，文火慢燉，然後引導觀眾觀看。在出現看不懂的說法之後，宣傳上也沒有作任何引導，而是任由事態發展，簡直是驚馬前行。最後，姜文和於冬也只能是一次項目性的合作。」

　　那時候，姜文的壓力很大。所有人都怕他。有一次，姜文回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工作室，他一進來，所有正在吃瓜子聊天的工作人員都躲開了，剩他一個人，對著滿地扭曲的電線。他只想拍一部好電影，可如今，一部好電影的標準一會兒變得似是而非，一會兒又變得那麼絕對——就是票房。

　　有一天，姜文給一個年輕人打了個電話。這個年輕人叫馬珂，比他年輕10歲。兩年前，姜文還在籌拍《太陽照常升起》的時候，馬珂曾經通過朋友介紹來拜訪過他。

　　2005年5月，北京太廟。那是一個溫和健談的年輕人。有他在，姜文幾乎都沒怎麼說話。見面持續了兩個小時。兩小時之後，姜文知道他是山西人，中央工藝美院陶瓷專業的畢業生，畢業後在公安部下屬的金盾影視做製片人，出品過《刀鋒1937》、《我是警察》這樣的電視劇，都是警匪題材，挺受歡迎，賣得也不錯。2002年，他創辦了自己的電視劇製作公司，也想做電影——主要想做姜文的電影。

　　他說：「你的電影不是拍完之後擱家裡的。你需要一個強大的團隊，幫助你完成你想要拍的電影，然後用各種宣傳手段把它推廣開，讓更多的人來看。」

　　這句話姜文聽到了。兩年之後，這句話終於落到了姜文的心坎上。

　　「沒有馬珂，就沒有《讓子彈飛》。」又過了3年之後，姜文這麼說。這時候，馬珂是製片人和總經理，姜文是導演和創意總監。他們共同擁有不亦樂乎電影發展有限公司，各占股50%.

　　王冉分析說：「以姜文強硬的性格可能更適合跟馬珂這樣的年輕製片人合作。馬珂有做公司的經驗，也有影視行業的常識，同時也會給姜文比較大的自由度——相反，如果是和華誼這樣的大公司合作，資源可能更多，不過話語權就很難保證了。」

　　2010年，這家公司分別在北京和東陽註冊的民營製作公司，即將推出投資一億一千萬人民幣的《讓子彈飛》——這個製作成本幾乎是《太陽》的兩倍。

　　場景三

　　白岩松有點不好意思。他弓著背、低著頭，走進了黑乎乎的房間。這是《鬼子來了》的試片會，可他不巧遲到了5分鐘。

　　兩小時之後，燈亮了。其他人在寒暄之後都走了，白岩松留下來，坐在姜文邊上。他要開口，但被姜文制止了。

　　姜文重新熄燈，把影片的開頭5分鐘又給白岩松單獨放了一遍。

　　燈又亮了。他問：「說說，覺得怎麼樣？」

　　姜文其實是個特別重視別人意見的人。尤其是他重視的人的意見。只不過，他重視的人，並不那麼多。

　　姜文是一個在朋友圈子裡很有感染力的人。跟他同桌吃過飯的人告訴我，姜文這個人，他一講起電影來，那種投入和痴迷會讓你覺得這一定是個來勁的東西。《太陽》這部電影，王偉和楊受成都是沒看劇本就投資了，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馮小剛很服他。早年間，王剛和馮小剛一起在青島的賓館裡寫《月亮背面》的劇本。前一天晚上，馮小剛用座機給姜文打了傳呼。第二天一早，王剛接了個電話，一聽，是姜文。馮小剛有睡懶覺的習慣，特別恨被人吵醒，可一聽說有姜文的電話，骨碌一下就爬起來了，特別認真地聽電話。當然，這只是個段子。不過，《月亮背面》拍完了，姜文來看片，跟馮小剛說意見：「演員要是能再腌一腌就好了。」這話馮小剛覺得很在理，也很受用。

　　至於王朔，就更不用說了。《陽光》是根據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改編的。

　　電影出來以後，有人問王朔，姜文出一萬，別人出十萬，你這個改編權給誰。王朔說，當然還是姜文。但是，王朔特別害怕跟姜文爭論，因為他爭論起來沒完沒了，拽著你的袖子不放，非要知道這個為什麼好，那個為什麼不好，你為什麼是這麼想的。

　　姜文也容易得罪人。問題問多了，意見說多了，有的人就會覺得自尊心受損。按照高軍的說法，姜文是個「尊重對手，不尊重朋友」的人。「一旦他覺得你有能力有實力，他就很尊重你。要是你是跟他一起廝混的朋友，他可能就會不那麼在意你的感受。」

　　姜文算是少年得志。他的第一部電影就是《末代皇后》，演男主角。那一年他才22歲。23歲的時候，他和劉曉慶一起主演了謝晉的《芙蓉鎮》。這已經是1980年代中國影壇最頂級的陣容了。24歲，他主演張藝謀的《紅高粱》，跟導演徹夜談戲，加入了撒酒瘋之類的段落。總之，姜文除了友情客串以外，就沒演過配角。他快30歲的時候才演了人生中第一部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32歲的時候，他導演的第一部電影問世。

　　這樣的履歷在後來的導演、明星和演員們看來簡直不可思議。姜文的創作生涯太順利了，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很多行家的肯定。姜文年輕氣盛，被保護得很好。他一直在單純的創作環境里生活，人也很單純，不是那種精通人情世故的人。他簡直是在一個藝術真空里生活。2007年，當別人問他看不懂他的電影怎麼辦的時候，他脫口而出：「看不懂就多看幾遍。」

　　在馬珂看來，這話倒並不像後來媒體廣泛解釋的那樣，是句「負氣的話」。「這恰恰是他沒有經驗的地方。他不是一個有太多社會經驗的人，也不懂太多人情世故，不會左右逢源。他跟媒體打交道本來就緊張，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這對他來說，只是一句實話而已。他就是那麼想的，他就那麼說。不過後來我們知道，其實有些場合人們巴不得聽假話，大哥求你了說點假話吧，我們好交差。」

　　面對姜文的時候，你會有種錯覺，似乎他的電影和電影市場磨合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他的個人意志和外部社會磨合的過程。當初，《太陽》是他第一次大規模地和資本、市場打交道，但是失敗了。他自己說，他就是從那幾年才開始進入社會的。他意識到，他必須從電影里走出來。「有一個朋友說，這不是一個劇本，這是一個現實。我以前不認為社會是需要認識的。40歲以後，我才覺得社會是需要認識和適應的，也不是隨意能改變的。」

　　如果說《讓子彈飛》就是姜文調整自己、適應社會的第一步，那麼馬珂就是幫助他邁出這一步的人。決心是他自己下的，但要有人幫忙操作。畢竟拍電影不是一個人或者一個小班子能夠完成的事。和華誼兄弟的「王馮組合」不一樣，馬珂和姜文的合作並不是資本意義上的合作，而是工作方式上的合作。《太陽》上映的時候，姜文驚覺情況不對，打電話叫馬珂來幫忙，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拍《讓子彈飛》，影片從策劃階段就已經開始考慮宣傳發行的因素了。

　　2007年，馬珂和姜文一起註冊了不亦樂乎公司。他問了姜文兩個問題。是不是要做一部有票房的電影？是。是不是要做一部有觀眾的電影？是。有了這個定位，他們從十幾個項目中挑中了馬識途的《夜譚十記》。

　　「之所以選這個項目，第一它的故事很簡單。第二它有一個很傳奇的時代背景。第三它的三個人物也很有意思，能夠做成我想要的一個全明星陣容的電影。」馬珂說。

　　選好了故事，接下來是討論劇本階段。這個階段長達一年半，馬珂用「極其崩潰」來形容。不過，這正是導演姜文最喜歡的工作階段。在他看來，影片一旦開拍，就是施工而已，大幾百號人，唯有磨劇本才是最純粹的文藝創作。

　　這個劇本有過很多名字，叫過《火燒雲》，也叫過《何處不銷魂》。當定稿《讓子彈飛》的時候，已經改了十幾稿，用過四五個編劇。在朱蘇進寫的第一稿劇本里，影片開場是葛優、劉嘉玲和馮小剛坐著轎子赴任的戲。這場戲最後被改成了「馬拉火車」的鏡頭。三個人坐在火車車廂里吃火鍋，火鍋冒出的水汽猶如濃煙，一路遠去。這列火車並非蒸汽動力，而是由幾匹白馬拉著，奔跑前進。

　　「這樣的視覺效果才好看。要是用轎子，也太電視劇了。」馬珂說。

　　修改劇本的過程中，姜文照例找了很多朋友來出主意，有作家，有畫家，有評論家。但是馬珂瞞著姜文，偷偷請了很多非專業人士來聽劇本，有護士，有外科主任大夫，還有運動員。「這種辦法一定有效。姜文也要改變思路。既然要做有票房的電影，普通人的意見就很重要。」

　　在確定演員陣容的時候，葛優是不二的人選，但是馬珂始終堅持必須邀請周潤發。這倒不是出於粉絲心態，而是專業化的市場判斷。「很多人不理解。一來發哥很貴，二來發哥最近幾年主演的華語片的票房也不是很好。但我堅持要組這個局。我可以用差不多的價錢同時請到梁朝偉和章子怡，但是這戲只有發哥壓得住，有話題。」

　　與此同時，融資步驟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姜文新片要開拍的消息一放出去，很多民企老闆找上門。「有很多煤老闆——我山西人嘛。還有做房地產、做能源、做金融的，我全擋了。我要聰明又簡單的錢，傻錢我不要。當錢不在合適的位置上時，一點價值沒有。我希望投資者除了帶給我錢，還能帶給我資源。」

　　最後的投資組合是一個不短的名單。《讓子彈飛》的製作成本一億一千萬，宣發成本接近5000萬。其中，馬珂在不亦樂乎的盤子里投資了將近一半。接下來，董平旗下的中聯文化投資了3000萬，四川峨眉集團投資了1000萬，江蘇廣電旗下的幸福藍海公司投資了2700萬，此外，還有英皇和中影公司的投資。

　　馬珂分析說：「四川峨眉集團旗下有四川省最大的院線，《讓子彈飛》這次有四川話版本，又要在四川做大規模的宣傳活動，所以這個院線資源對我們是很好的補充。幸福藍海也是一樣，江蘇廣電有當地的院線資源，又有全國排名前三的電視媒體，對影片宣傳有幫助。中影雖然只投了7%的錢，但是中影有全國最大的院線。至於英皇，他們有海外推廣宣傳的經驗。」

　　今年3月，《讓子彈飛》在北京殺青。但是影片的檔期在此前的一個月就定下來了，將於年底12月16日全國公映。賀歲檔是全年「最寬、最肥」的一個檔期。按照統計，五一檔期最高當日票房是3500萬，而賀歲檔期的最高當日票房是8000萬。

　　高軍說：「有六大因素可以預測和控制票房。第一是影片本身質量，可看度高不高。第二是檔期，不同的檔期就是不同的消費均線，秋天上映的片子再怎麼賣也不會有賀歲檔期的票房。第三是市場覆蓋，出多少拷貝。第四是宣傳覆蓋。第五是同期競爭對手的因素。第六是可能形成的口碑。」

　　這是一個規則之下理性生存的時代。當姜文的電影和一家公司捆綁在一起的時候，拍電影就不再是一位藝術家的個人行為，而是一個公司行為。《讓子彈飛》拍完了，一切圍繞著「做一部有票房的電影」的核心，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由於產品定位和主創個人品牌的不同，國產電影的拷貝量往往有巨大的數字差異。賈樟柯的影片拷貝只有100個左右，幾年前《太陽》的拷貝卻達到了700個。這一次，不亦樂乎公司為自己的第一個產品準備了500～550個膠片拷貝和無上限的數字拷貝。

　　「到今年年底，中國可能還會再增加500塊銀幕，其中絕大多數是數字銀幕。我們又有普通話和四川話兩個版本，可能會因此製作3000多個數字拷貝。」馬珂說。

　　至於影片的宣傳覆蓋，它有自己的節奏。從影片籌備、開機的時候起，常規的媒體宣傳就在按部就班進行，確保觀眾知道這部電影。從今年10月開始，提前兩個月發放影片製作花絮視頻，使觀眾對這部電影感興趣。11月，開始投放城市車體廣告、公車站牌廣告和城市大屏廣告。一般來說，這些視覺廣告投放提前2周，為了加大宣傳力度，這個劇組提前了5周。到了影片上映2周之前，觀眾們會從電視上看到《讓子彈飛》的電視廣告，最終促使他們掏腰包進電影院。

　　一部電影是否能夠在市場上勝出，是影片本身質量和發行宣傳策略的綜合比拼。在這個過程中，宣傳和發行策略已經被前置了。實際上，《讓子彈飛》不只是一部電影，它是一個以影片為核心內容的公司創業計劃的第一步。

　　為了保證宣傳效果，總經理馬珂像個真正的創業者那樣，親自上陣設計影片海報。他是學實用美術出身，這個倒是難不倒他。11月底的時候，北京市民已經能夠從公車站的廣告牌上看到馬珂的「設計作品」。不過，在馬珂看來，這不是個「作品」，而是宣傳產品的廣告物。「很簡單，三個人頭，影片名字，上映時間，導演名字，嘩一放，夠了。千萬別像有的海報，雲山霧罩好像很藝術，但是在受眾中沒有到達率，白搭。」

　　馬珂的步驟像個鬧鐘一樣精確。它精確到讓人懷疑的地步——散仙藝術家姜文能夠這麼輕易地被他說服，把拍電影徹底當做一個公司行為、一個商業行為嗎？他真的會像馮小剛一樣，變成一個「人民藝術家」嗎？如果事情真的那樣發生，就是好事嗎？如果事情不那樣發生，這家公司的生存前景又會有什麼變數？

　　姜文47歲，馬珂37歲。姜文摩羯座，馬珂處女座。姜文已經有3個孩子了，馬珂也是一位父親。再過十幾年，馬珂50出頭，姜文60出頭，當他們看到自己的孩子慢慢長大，他們可能也像馮小剛說的那樣，「離開這個操蛋的行業」了。不過，當他們還停留在這個世界裡的時候，馬珂感受得到姜文的變化——依然堅硬，但是更有韌性了。

　　「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就是，作為一個職業導演，中國電影市場發展到今天，你必須面對市場，考慮市場的接受度。姜文是一個非常善於清空和自省的人。《太陽》之後，我很幸運在這個時間點上跟他合作。他開始反省自己，是不是該放掉一些東西，不要對什麼都較勁，讓自己快樂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同時他又是個理想主義者，有些東西他永遠也放不掉，也改不了的，就是對於自己作品的理解——這正是姜文的可愛之處。」

　　說白了，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適應市場化生存的故事。這個故事太像真的了，以至於聽起來不那麼美好，甚至叫人有點兒憂傷。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