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慈禧垂簾時代的憲政萌芽/傅國涌
消息傳來，朝野上下、商學各界一片叫好聲，以為這是千古未有的盛舉，到處奔走相告，甚至有喜極而淚下的。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海外立憲派，和國內張謇、湯壽潛、湯化龍等代表的國內立憲派更是歡欣鼓舞。立憲派集中的北京、上海等地張燈結綵，敲鑼打鼓，熱烈祝賀9月1日這道破天荒的憲政上諭。9月5日的北京街頭，商務印書館分館、公慎書局、江西學堂，以及多家報館、閱報社，掛出龍旗慶賀，各個學堂乃至軍事學堂都舉行了慶祝活動。11月25日是慈禧太后的生日，本來人民都很冷淡，並不理會，這一年卻大不相同，各學堂學生上萬人齊集京師大學堂，舉辦慶賀立憲典禮。《京華實報》1906年第53號報道說：「從此要實行立憲，這次聖壽就是實行立憲的紀念。這等的好日子，拍著巴掌，跳著腳兒，要喜喜歡歡的慶賀大典。」天津、保定教育界也紛紛開慶祝大會，保定師生高呼「立憲萬歲」的口號，大唱新編的《慶賀立憲歌》。最熱烈的還是在上海，9月9日，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總商會、華商體操會、南市商業體操會、洋貨會館、商學補習館、商學補習會、商學公會、各學校紛紛開會慶祝，上街遊行。那些在晚清經濟發展中成長起來的自治組織、新興的教育、報紙，無疑都是憲政最堅定的支持力量。16日，上海各大報《申報》、《時報》《中外日報》、《同文滬報》、《南方報》等聯合舉辦慶祝會，到會的上千人，馬相伯、鄭孝胥等發表演講，馬相伯的講詞登載在《時報》上，我們現在還能讀出他當年的激動和興奮：「我中國以四五千年破壞舊船，當此過渡時代，列強之島石縱橫，外交之風波險惡，天昏地暗，民智未開，莫辨東西，不見口岸。何幸一道光明從海而生，立憲上諭從天而降，試問凡我同舟，何等慶幸！」江蘇各地包括南京、無錫、常州、揚州、鎮江、松江等地商會、學堂也都召開慶祝會，揚州商學界自編的《歡迎立憲歌》傳達的是當時普遍的心聲，其中有「運會來，機緣熟，文明灌輸真神速。……大臣遊歷方歸來，同登新舞台，四千年舊歷史開幕。……一人坐定大風潮，立憲及今朝。搜人材，備顧問，一時大陸風雲奮。」全國許多省的情況也都差不多，用立憲派的話來說，就是「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學界，無不開會慶祝」，這一切都是自發的，不是官方組織的。據當年10月2日《申報》報道，消息傳到深宮，，慈禧、光緒「頗深嘉悅」。
善良的國人，在專制中生活了多少個世代的人們，以為從此可以過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以為清朝真的要走上憲政的軌道了。不能嘲笑他們的願望是天真、可憐的，誰又能想到這一切都只是空頭的許諾，只不過是水中月、鏡中花？ 1906年的這次憲政萌芽是從官制改革入手的。就在頒布「仿行憲政」上諭的第二天，朝廷派載澤、世續、那桐、榮慶、鐵良、徐世昌、張百熙、戴鴻慈、袁世凱等一批王公大臣共同編纂官制，兩天後設立了專門機構——編製館，他們制定官制之前首先確立了五項基本原則，其中包括認同三權分立原則，因為議會一時難以成立，所以先從行政、司法著手這一條。當然，官制改革意味著一次權力的最分配，可以說牽涉到所有官員的切身利益，阻力之大是不難想像，如果沒有公心、沒有慈禧的堅決支持，這是沒有辦法搞下去的。晚清的憲政萌芽從這裡起步，從一開始就顯得艱難，比如想裁撤吏部、都察院，因為反對的聲音之大令慈禧都感到為難，最後只好妥協，保留這兩個傳統的衙門。所以，清廷雖然只化兩個月時間就完成了中央體制的改革，實際上改動的幅度很有限，僅以滿、漢之分來說，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門大臣都是滿、漢各半，改革以後名義上說滿漢不分，實際上在11個部的13名大臣、尚書中，滿族佔了7人，蒙古族1人，漢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憲派由此感到失望。 中央體制大致上確立以後，釐定官制大臣於當年11月5日通電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體制的方案，計劃將地方分為府、州、縣三級，各設議事會，由人民選舉議員，公議應辦之事，設立董事會，由人民選舉會員，輔助地方官，辦理議事會議決之事，逐步推廣，設立下級自治機關，另外設立地方審判廳，受理訴訟。從現在來看，以「地方自治」為內核的這一方案，進步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各地封疆大吏大約到1907年2月17日以前陸續表明自己的態度，看法不一，眾說紛紜，推行下去的難度很大。早在1905年8月起，朝廷就決定以奉天、直隸作為地方自治的試點，袁世凱在天津設立了自治局，將自治知識編成白話，廣為宣傳，從1906年11起，袁世凱下令自治局在天津縣一級試辦議事會與董事會。奉天在1906年12月設立了全省地方自治局，次年2月開辦調查員養成會，又辦了自治研究所。1906年9月2日，清廷早在一年前計劃設立的專門機構「考察政治館」正式啟動（1907年8月，「考察政治館」易名為「憲政編查館」），12月處又將會議政務處的工作併入，直接歸軍機大臣領導，性質有點類似立憲國家責任內閣的法制局，任務包括調查各國憲法，制定憲法草案，考核法律館制定的各種法典草案、各部院各省制定的單行法、行政法規，等等。籌辦代議機關資政院、各省咨議局要晚一步，從1907年才開始著手。
法制改革走在行政的前面，早在1902年5月13日的一道上諭，就命沈家本、伍廷芳參酌世界各國法律，將當時的一切律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目的就是與國際接軌，在1904年設立了專門的「修訂法律館」。這一進程在1906年9月1日以後顯然加快了，僅僅從這一年到1907年6月，就完成了歐洲、日本13種刑法、訴訟法及其他司法類著作的翻譯，還有10種譯而未完，接著又用大約一年的時間翻譯完成了34種各國的商法、民法、訴訟法等著作。沈家本在主持翻譯外國法律和法學著作同時，不但非常重視派人去國外考察，而且不惜重金聘請外國法律專家，「隨時咨問」，1906年10月開辦的京師法律學堂，總教習就是從日本請來的。沈家本和伍廷芳從1905年起著手對《大清律例》進行修訂，著重在刪除酷刑、重罰，削減死罪條目，變革行刑舊制，刪除奴婢律例，禁止買賣人口等，其中有多項是1906年提出並完成的。還有值得一提的是，《欽定大清商律》、《獎勵公司章程》、《破產律》等一系列推動近代經濟的商法都是1903年到1908年間出現的，與立憲的進程基本同步。 當然，最熱鬧還是民間憲政派的自發組織應運而起，它們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冒了出來，這是1906年慈禧接受憲政改革主張的最大成果，以鐵的事實證明了國人對憲政的熱忱。 第一個立憲派團體是1906年 9月中旬開始在上海醞釀，當年12月9日正式成立的「憲政研究會」，提出「務求盡國民參預政事之天職」，選舉馬相伯為總幹事，雷奮為副總幹事，有會員300多人，出版《憲政雜誌》月刊，有比較濃厚的學術氣息，但不是一個學術社團，而是討論國家大事、乃至直接參加政治活動的團體。 「預備立憲公會」的產生與兩廣總督岑春煊有相當關係，他一個人就捐資萬元，1906年9月上旬開始密商、討論，到12月15日在上海愚園正式開成立大會，投票選出了15名董事，鄭孝胥為會長，張謇、湯壽潛為副會長。最初會員不過百餘人，卻都是一時精英，他們來自商界、學界、報館、書局，其中包括張謇、湯壽潛、李平書、榮氏兄弟等實業家，《時報》的狄平子、《中外日報》的葉瀚、商務印書館的夏瑞芳、張元濟等報人、出版家，創辦浦東中學堂的黃炎培、楊斯盛，以及年輕的孟森、孟昭常、雷奮、楊廷棟等，無不都是江南知識界的佼佼者。狀元實業家張謇早在1904年起就不斷與張之洞、魏光燾等要人討論立憲問題，遊說他們奏請朝廷立憲，甚至代擬了摺子，還給袁世凱寫信，請他贊助立憲。湯壽潛等曾參與其事。張謇、湯壽潛、還有張元濟等在1904年6月連日會談，決定遊說軍機大臣瞿鴻[幾]和其他達官顯貴，推動立憲，如今機會終於來了。「預備立憲公會」的成員以江、浙、閩為主，逐漸拓展到國內十多個省及港、澳、海參葳、南洋各地，後來像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議局議長或副議長都加入進來。一直到辛亥革命後才停止活動，存在的時間比較長，「預備立憲公會」做過大量推動憲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書刊、普及憲政知識，僅孟昭常編的《公民必讀》就發行了13萬冊，其次是開辦法政講習所，第三是推動地方自治及咨議局的成立，第四是編訂商法。慈禧的「仿行憲政「上諭頒布後，遠隔重洋的流亡客康有為也坐不住了，1906年10月21日，他起草一篇布告會眾書，將「保皇會」改名為「國民憲政會」（或「國民憲政黨」），大弟子梁啟超不同意這個名稱，主張叫「帝國憲政會」，被康採納，於1907年2月13日正式改名，對外稱「中華帝國憲政會」，主要的訴求除了召開國會，就是開放黨禁。「帝國憲政會」在海外開辦商務公司、銀行，出版報刊，到處募捐籌集資金，不過對國內影響有限。
熱衷於君主立憲的留學生楊度，在日本組織了「憲政公會」（初名「憲政講習會」，又叫「中國憲政講習會」），時在1907年6月，此前他已經創辦《中國新報》，鼓吹憲政。1906年12月，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有意聯合楊度、蔣智由、熊希齡等人成立一個政治團體，在寫給康有為的信中他還稱許湖南人楊度為譚嗣同一類的人物，結果意見不合、各懷心思，合作不成。1907年10月楊度因為奔父喪回國，聯合了湖南名流譚延闓等，成立湖南支部，1908年1月乾脆把「憲政講習會」改名為「憲政公會」，湖南支部改名為湖南憲政公會，接著在北京設立本部，當年還被清廷民政部正式批准，在國內許多地方設立支部，極一時之盛。也是楊度首開了「和平請願」的先河。 梁啟超與他的老師康有為已漸行漸遠，他不想在老師過時的旗幟下做那些力不從心的事，通過《新民叢報》的平台，他以那支常帶感情的筆鋒贏得廣泛的讀者，他的影響已遠在戊戌年的康氏之上。本來他打算與楊度合作成立憲政會，以楊度為幹事長，自己不出面，本部設在上海。與楊度合作破裂，他於1907年6月秘密到達上海，目的是爭取岑春煊的支持，並尋求與張謇、鄭孝胥這些江浙立憲派代表人物的合作，其實，張、鄭等有實力、有聲望，他們組織的「預備立憲公會」正蒸蒸日上，自然不願屈居康、梁之下，再說他們對康、梁的通緝犯身份還身存在顧慮，所以會談毫無收穫。梁回日本後，組織了「政聞社」（1908年2月發展到500多人，本部遷到上海，馬相伯等出面主持），創辦《政論》月刊，在上海發行，以蔣智由為主編，他在日本遙控筆政，不過再也沒有像當年《時務報》、《新民叢報》那樣一紙風行。 早在1906年底，富有學識、思想開通又有能力的旗人松毓捐出1000兩白銀，聯合其他當地紳籌組「吉林地方自治研究會」。他認為地方自治是立憲的基礎，而地方自治的基礎在於知識的普及。1907年1月6日舉行成立大會，松毓被選為會長。不久會員發展到700多人，改名為「吉林自治會」，月出《自治報告書》三冊，後改為《公民日報》，還開辦了自治宣講所、自治講習所等。到1908年10月被清廷下令解散。 廣東地方自治研究社、粵商自治會的出現已經是1907年11月，偏遠的貴州也在這年12月開始醞釀成立「自治學社」，以後還有「憲政預備會」，其他各省也有各種立憲、自治團體相繼誕生。1906年9月1日「仿行憲政」上諭的頒發是近代中國的一件大事。到1907年，就是遠在新疆，也出現了具有地方議會性質的諮議局，英國著名的《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拍下一幅「新疆諮議局」照片，雖然房子看上去那麼不起眼，像個普通的北方農家院落，光禿禿的枝椏，一片冬天的荒涼，但諮議局畢竟是新生事物啊。在廣西桂林，一次官方集會上，高懸著「立憲萬歲」的匾額，會場上不同的服裝就是一個新舊交替時代的風景，一邊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員，一邊是穿著新式校服的小學和師範學堂學生。這一切都意味著中國開始從古代向近代轉型。從上海到日本東京，那些民間立憲團體的誕生更是標誌著時代風氣的轉換，如果說梁啟超、康有為他們早在1995年甲午戰敗的淚水和屈辱中登上了政治舞台，那麼張謇、湯壽潛這些江浙實業家的代表和楊度這樣的留學生代表還是初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但毫無疑問在這一波推動憲政變革的浪潮中，他們的聲光蓋過了康梁一輩，這已是他們的時代，這並不是說他們有什麼新思想或者他們的水平、能力更高，只是生逢其時而已。無論成也敗也，如果只問是非，而不是以成敗論英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歷史就是這樣，一個腳窩、一個腳窩過來的。
轉自大道網 >> 文藝歷史>>歷史http://www.methodfirst.cn/cl_in.html?cl_id=119推薦閱讀：
※慈禧太后晚上睡覺要為什麼要很多人陪著？
※和慈禧保持了四年情人關係的英國人
※他靠一張臉被慈禧寵上天，使一計成軍機大臣領班
※慈禧下令打死記者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