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中國人注重「私德」 但缺少「公德」

　　在我國，公德、私德的區劃始於梁啟超。他在一九○二年寫的《論公德》一文，強調中國人缺少「公德」，而「私德」充斥生活。在國外，則有歌德的「自我化」和「無我化」及馬克斯·韋伯的「意向倫理」、「責任倫理」。

　　「公德」即社會公共道德，可稱為社會性道德；「私德」關係到個體一己的安身立命、終極追求，可稱為「宗教性」道德。公德、私德是有重大區別的，但在個體身上，往往有「一身而二任」既有公德又有私德的相互重迭、各自區分的狀態。視情境不同，側重、突出點不同。因此，二者的區分是很困難的。

　　康德本人的理論就展示了這一點。那個「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的「絕對命令」即「私德」，是康德的「道德人」的理想設定。但是，他又感到如果這體現「實踐理性」的「絕對命令」如此這般地「絕對」下去，人在社會中便難以立足。於是在《實用人類學》一書中又專列一節《可以允許的道德假象》。例如，在女性面前，男性假裝莊重，本不應該，但是卻能造成「以免一方成為另一方的單純享樂工具」的好結果。這「莊重」是出於無奈，康德並不推崇它，但這好比拋一隻桶給鯨魚玩，以拯救船隻。所以，比起「船」，「桶」雖小，也可以成為附庸的權宜之計。這相當於今日西方「境遇倫理學」訴說的那一套東西，也可戲稱為「隨機倫理」。

　　由康德可知，公、私德雖然完全區分開來非常困難，但完全不區分，又會造成更尷尬的局面和理論上的混淆。因此，問題主要方面是對於公、私德的劃界。之所以提出劃界問題，不僅是理論上的清晰概念要求，更是民族傳統積澱的負面效應仍在的緣故。從古典說，孔子「子為父隱」，「父為子隱」這一為今人詬病的偽證，曾發展為「法律」的允許：「自令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漢書·宣帝紀》）從今天說，有些父母毆打孩子，還強辯說「打死了孩子，也是我個人的事，不用你管」。如此等等，觸目驚心。

　　關於公、私德的關係。公德關係到社會對個體要求的責任、義務，與法律、風俗、習慣相連，必須遵循，不能例外；私德更側重於個人理想、信仰，可以期待，但不能強求。後者有某種絕對性、不變性，前者卻有相對性、可變性。前者重他律，後者重自律。後者崇高，可以范導前者；前者雖平凡，亦可以建構後者。私德難以證實和證偽，而公德總是在事實中以經驗（教訓）形式出現。分清二者，使之各得其所，不至於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見到二者的聯繫，以促成良性互動，「極高明而道中庸」。

　　現在的首要問題，我以為主要不是倫理學的「失語」，而是某種解構一切的後現代心態作祟。當然，倫理學的「失語」也可能加重了後現代心態的蔓延。某些大講否定規範倫學的看法相反，我認為現在要重建規範倫理的權威，以推動公德即社會性道德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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