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概念在《資本論》中的地位問題研究

05-29

商品是資本主義的一幅畫板，它畫出了絢爛，也畫出了危機。這是《資本論》能把商品作為開篇的原因，也是《資本論》作為「大寫邏輯學」運轉起來的秘密。

——楊淑靜

商

商品概念在《資本論》中的地位

問題研究

楊淑靜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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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格里在比較《大綱》和《資本論》後發現，「商品」部分成了一個讓他費解的篇章。在《大綱》中，馬克思是以貨幣開始的，而在《資本論》中卻是以商品開始的。在奈格里看來，馬克思論證的核心是價值，從貨幣進展到價值是一個直接的過程，這是《大綱》的邏輯，而在《資本論》中加進商品一章，馬克思除了給自己找麻煩外，沒有任何好處，因為從商品進展到價值「並不是一條邏輯上一貫的進程」。［1］通過對馬恩原著的探尋，我們發現，馬克思在《資本論》書信集中以隻言片語告知恩格斯：在1858年11月29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提到，頭兩章比原來計劃的要寫得更詳細。其中第一章《商品》，在草稿（指的是《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里根本沒有寫外，對第一章為什麼要加進商品也未進行過任何理論論證。但不難看出，奈格里的這種解釋未免太牽強，但我們更應感謝這種弱解釋，因為他的貢獻不在於對此問題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而在於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商品概念在《資本論》中的地位問題。這一問題的研究將開啟《資本論》研究的新視閾。

一、商品與政治經濟學批判

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的編寫說明中提到，《資本論》「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實現了革命的變革，創立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2］從學理意義上說，這一說法是典型的教科書模式，但這一說明提示了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即《資本論》是如何變革政治經濟學的，為什麼《資本論》的副標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不言而喻，這種變革和批判的對象是古典政治經濟學。要探討商品在《資本論》中的理論地位問題，就必須探討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

很多古典經濟學家都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對象，這其中包括斯密、李嘉圖、配第、赫斯、蒲魯東等，但在這諸多人物中，馬克思最關注的是斯密和李嘉圖。「這開始使我感到厭煩了。實際上，這門科學從亞·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時代起就沒有什麼進展，雖然在個別的常常是極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3］馬克思為什麼如此關注斯密和李嘉圖呢？這和他們的理論出發點有關係。在古典經濟學傳統中，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理論是一脈相承的，他們都認為勞動創造了價值，但他們對此問題的探討是從不同的出發點開始的，斯密在探討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經典著作《國富論》中以社會分工作為出發點，而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則以勞動價值論作為其理論出發點，商品在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理論中都沒有作為出發點而出現，而只是作為他們論證勞動價值論的一個環節。馬克思則是直接從商品開始，把商品作為《資本論》的第一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2］如何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意義上看待這一理論問題，直接決定著商品在《資本論》中的理論地位。

斯密在《國富論》中討論問題的思路是分工———貨幣———商品，商品不是作為出發點，而是作為分工和貨幣的產物。在斯密看來，人的自然慾望促進了分工，而分工不僅滿足了人的自然需求，同時也促進了財富的增長，「這種分工，曾經引起很多利益的，原來不是任何人類智慧的結果分工引起了一般的富裕，但引起分工的並不是任何預料和想求一般富裕的人類智慧。那對於人性某種確定的傾向，即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互相交易的傾向，是必然的但極其緩慢極其逐漸的結果」。［4］人的自然交換慾望不僅促成了分工，也促成了產品、分工者之間互相結合而成的市場，「分工之起，由於交換力，分工的範圍，亦往往受限制於交換的範圍，換言之，常為市場範圍所局限。市場過小，難與人以終生專務一業的刺激。因為在這種狀態下，他不能用自己消費不了的自己勞動的剩餘生產物，隨意換得自己需要別人勞動的剩餘生產物。」［4］市場的形成，擴大了產品之間的相互交換。換言之，分工促進了財富的增長，市場的產生，而市場產生的同時也催生了貨幣，「貨幣卻就在這種情況下，成了一切文明國商業上的一般媒介。依這媒介，一切貨物乃能進行買賣，乃能相互交換。」［4］精於世故的人為了避免物物交換的不便而想出了貨幣，而能用多少貨幣進行交換直接決定著商品的價格。商品此時才登場。我們重新看一下斯密的邏輯，即人的自然慾望促進了分工、貨幣和商品的出現，自然慾望是推動力，而商品則是一種純粹的自然狀態，商品就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腳註中提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缺點之一，就是它始終不能從商品分析，而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人物，像亞·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形式看成是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2］在馬克思看來，斯密之所以把分工和交換看成是人的自然的本能，是自然社會生髮出來的自然產物，不過是因為他還不了解資本主義自身的生產方式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機械工場里不存在像亞·斯密所描寫的那種作為手工工場基礎的分工。」［3］換言之，馬克思要通過對商品的分析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特定社會的特定生產方式，「我在本書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2］正是如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的開篇才很有信心地說，商品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細胞形式，是資本主義的財富元素。

日本學者內田弘用制度解釋了馬克思的生產方式。在內田弘看來，商品之所以能成為《資本論》第一章，就在於資本主義獨有的制度。不是斯密的個人慾望決定社會生產方式，而是社會生產方式以一種特殊的姿態普照個人生活，「在斯密處，個人解體為制度的承擔者，社會成為歷史的社會。斯密看作自然貫通歷史的概念在馬克思看來不過是社會的、歷史的規定，所以馬克思以生產出各種各樣產品的社會分工和個人交換為前提，進一步說，他的前提是自我從現實中抽象出來的生產一般和勞動一般。產品在交換關係上被規定為商品，從商品交換中推導出貨幣產生的必然性。貨幣是私有制分工的承擔者從相互關聯的交換制度中產生的，而不是某個精於世故的個人的發明。最終，不是個人，而是制度，是制度決定了這一切。斯密認為是個人創造了制度，提出了分工勞動———交換———本能———市場———貨幣———商品這一順序，而馬克思認為現有的制度規定了個人，分工勞動和交換本能在斯密看來是個人的自然能力，馬克思認為這是制度的產物。接著提出市場是商品和貨幣的結合關係自身，所以首先必須對商品和貨幣進行說明。」［5］當斯密把分工、交換、商品看作是自然範疇的時候，他還沒有深刻意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化，「斯密在從具體事例向一般規律轉換的時候，在個別資本轉變為總資本的時候，完全無視這是一種商品交換」。［5］而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能直接窺見商品自身的秘密，「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於：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和本身的物的形式，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係反映成存在於生產物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係，由於這種轉換，勞動產品就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2］這種對商品的揭秘不僅透視了商品自身，同時也表徵了商品在《資本論》中的重要地位，商品直接把《資本論》的理論視域轉向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是理解《資本論》的關鍵。

斯密忽略了商品的重要性，這導致他在商品章中遇到了無法解決的理論難題。因為《國富論》把貨幣論———商品論的思考順序顛倒了，所以斯密無法理解貨幣作為特殊商品的必然性。貨幣其實應該把特殊商品作為一般商品來考察，然後才能搞清貨幣這一特殊商品為什麼會出現，即貨幣成為特殊商品的必然性，這是從分工開始造成的無法扭轉的理論難題，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回到商品。所以，馬克思在商品之後提到了貨幣，並且認為「貨幣拜物教的謎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謎，只不過變得明顯了，耀眼了」。［2］

二、商品與「大寫的邏輯學」

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提到《資本論》時說到，「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這一問題。在《資本論》中，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於一門科學，這種唯物主義從黑格爾那裡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並發展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6］作為「大寫邏輯學」的《資本論》把商品作為第一章，蘊含著這樣的理論問題，商品能否作為「大寫邏輯學」的邏輯起點，這也將直接決定著商品在《資本論》中的地位問題。

馬克思是黑格爾的忠實捍衛者。當別人都把黑格爾作為一條死狗拋棄的時候，馬克思公然宣稱「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並且在關於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2］（P22）不僅如此，馬克思還表達了自己的意願，即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現、但同時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3］有哲學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馬克思的這種表達決不是簡單的誇大其詞，而是有所指向，這種指向就是辯證法，「這位作者先生把他稱為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描述得這樣恰當，並且在談到我個人對這種方法的運用時又抱著這樣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證方法嗎？」［2］而要真實地分析馬克思的黑格爾情結，就必須回答一個問題，以辯證方法研究的商品能否作為《資本論》的邏輯起點而存在。

關於邏輯起點，黑格爾有自己的論述，「開端是邏輯的，因為它應當是在自由地、自為地有的思維原素中，在純粹的知中造成的。」［7］換言之，作為邏輯起點的東西一定是理念性的東西。那麼，作為理念的商品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範疇呢？

作為理念的商品一定不是一個自然的範疇，而是一個歷史的範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認為商品和價值是永恆的自然範疇，馬克思和他們相反，他證明了商品和價值在歷史上的暫時性質。馬克思通過對商品的研究指出，產品只是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下才具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生產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出現的，它在從簡單商品生產發展到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過程中經歷了不同的階段。馬克思把商品看作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細胞，其中包含著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萌芽。」［8］商品自身具有二重性，即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商品不僅具有使用價值，而且還必須進行交換，這就需要商品的另一重屬性，即作為價值形式的承擔者交換價值，馬克思在論述商品的二重性的時候提出「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隨著勞動產品的有用性質的消失，體現在勞動產品中的各種勞動的有用性質也消失了，因而這些勞動的各種具體形式也消失了，各種勞動不再有什麼差別，全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2］商品的二重性揭示的是勞動的二重性，即創造商品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和商品作為勞動產品的抽象勞動，而勞動的二重性又是對人自身存在二重性的揭示，「正是《資本論》所揭示的勞動的二重性，為理解『現實的歷史』即人的存在，提供了現實的而不是抽象的切入點———人自身的二重性。」簡單的、直接的存在———商品———蘊含著的是人類自身存在的全部矛盾性。

商品作為邏輯起點之所以昭示著人類自身的存在，是因為它作為邏輯起點內蘊著貨幣和資本的秘密。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分析簡單的貨幣形式是最困難的，因為它是政治經濟學的最抽象的部分。」［3］所以要揭示貨幣、資本的秘密，就必須從商品開始，「我認為在第一分冊中必須從頭開始，也就是必須把我在敦克爾那裡出版的書加以概括而編成專論商品和貨幣的一章。我所以認為需要這樣做，不僅是為了敘述的完整，而且是因為即使很有頭腦的人對這個題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確。顯然，最早的敘述，特別是關於商品的分析，是不夠清楚的。」［3］作為邏輯起點的商品，在體現自身屬性———交換價值———的時候不僅遭遇了貨幣，同時也遭遇了資本。商品要交換，不僅需要一個一般等價物，即貨幣，而且還需要一個商品所有者，即資本家，「商品不能自己跑到市場上，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佔有者」。［2］商品不僅內蘊著貨幣，使商品完成了自己，而且商品還裹挾著資本，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利潤的增值，作為商品完成形式的貨幣是個人在「在衣袋裡裝著自己的社會權力和自己同社會的聯繫」，［10］而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11］商品使這一切都明朗起來了，同時也是商品使《資本論》作為「大寫的邏輯」學運轉起來了。

三、商品與《資本論》研究方法

馬克思在談到《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時，提到了敘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如何理解馬克思所說的敘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直接決定著如何理解作為《資本論》開篇的商品。奧爾曼認為，「如果說研究的辯證法是旨在研究被抽象出的要素內部及其相互之間的內在關係，那麼，敘述的辯證法則是馬克思向他的讀者說明這種關係的方法。」［12］奧爾曼的這一理解切中要害，也是馬克思所說的敘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真諦。

敘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在商品章是顯而易見的，也正是有了這種方法的主宰，才更加彰顯了商品在《資本論》的重要地位。「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採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2］很顯然，馬克思推崇並踐行的是「從後思索法」，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馬克思與斯密是一致的，「斯密展開體系的方法繼承了歐洲學術史上的正統方法，馬克思對此做出了肯定，並繼承了這種方法，馬克思的經濟學敘述方式是斯密的向上法。」［5］日本學者內田弘認為馬克思所說的「從後思索法」與斯密的「向上法」是一致的，在他看來，斯密之所以認為商品具有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是在商品與其它商品實現了交換之後的事情。斯密和馬克思一樣，的確是從事後進行思索的。如果某個物品沒能成功地實現交換，那麼，就連其使用價值也談不上而只能廢棄掉。可是，對此作「事後性思索」的斯密將其投射到事前時，認為商品中早就存在交換價值，在他看來，交換價值就是購買力，換言之，即貨幣，在斯密看來，無論什麼商品無形中都被視為貨幣，因此，實際上的貨幣只能是對此的表示了，而交換價值根據其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決定，所以，對斯密和李嘉圖來說，貨幣不過是一個十分次要的存在。但馬克思卻認為，正是一個商品具有被其他商品所交換才可能有其價值。「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麼不言而喻，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係中表現出來。我們實際上也是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係出發，才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2］馬克思從商品的使用價值出發，在分析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後，分析了商品的價值形式，即交換價值，這是商品自身存在的二重性。古典經濟學家從各種商品的等值這一結果出發，因此，該商品對他人是否具有使用價值則是無所謂的。既然認為他們是被等值的，故包含了作為共同本質而投入勞動。從史前的立場觀之，不管生產中被投入了多少勞動，商品對他人來說都必須是使用價值。沒有抓住這一問題的要害，這主要是因為他不像馬克思那樣精通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在馬克思看來，「研究方法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2］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把「事後思索」的理論成果作為邏輯出發點，從而避免了經驗一般和直觀。在分析商品概念時，斯密和馬克思採取的都是從事後思索的方式，但由於斯密不懂得敘述方法和研究方法，所以他只能在經驗描述的意義上羅列商品的經驗一般，而無法把商品作為一個邏輯起點。

更進一步地說，馬克思的敘述方法和研究方法關涉的是邏輯學問題，只有在邏輯學的意義上，才能理解作為《資本論》的研究方法，也才能理解商品為什麼能作為資本論的開篇。「馬克思是從抽象物出發開始他自己對資本主義的研究的。然而，他從來沒有忘記這些抽象物自身是內在聯繫在一起的，而且構成了一幅完整的圖畫，這幅圖畫是馬克思試圖用這些抽象物重構起來的。」［13］奧爾曼從內在關係的視域重述了馬克思的這一研究方法，並指出了這一研究方法內蘊的邏輯學指涉，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商品不僅是一個超感覺的物，而且作為《資本論》的邏輯起點，它構成的是一幅關於資本主義整體的圖畫，這畫面中有關於貨幣的故事，也有關於資本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描寫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矛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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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理論月刊2016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