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詠懷古迹五首之三·群山萬壑赴荊門》賞析

杜甫《詠懷古迹五首之三·群山萬壑赴荊門》賞析

 詠懷古迹（其三）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大曆元年，杜甫流落夔州，寫下《詠懷古迹五首》。這一首是詠昭君的。相傳昭君的家鄉，就在夔州以北的秭歸附近。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起句突兀奇絕，不同凡響：三峽之水從千山萬壑間流過，山勢崢嶸起伏，有如萬馬奔騰，直赴荊門。江之北岸傳說依舊座落著昭君村。上半聯如高鳥俯瞰，境界宏遠；下半聯則似電影中的「定格」，具體點明古迹所在，很自然地將昭君的故事安置在「高江急峽」的闊大背景中。一個「赴」字，畫龍點睛，使山水充滿了生機；一個「尚」字，寫出江村古落依然如故的狀態。大小映襯，動靜相間，不僅使畫面顯得生動，同時使詩的意境更深一層。因為「尚有村」傳達了一種「斯人已去」的寂寞感；自然界無窮的生命力，更加重了「物在人亡」的惆悵情緒，巧妙地為全詩確定了悲壯的基調。陡起直轉，必然過渡到下面對昭君命運的詠嘆。

「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頷聯概括了昭君一生的悲劇。據《漢書·匈奴傳》記載：漢元帝竟寧元年（前33），「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一去紫台」便說此事。「紫台」即紫宮，天子居處；「朔漠」指匈奴所在之地。「青塚」即昭君墓，在今內蒙古境內。據《歸州圖經》記載：「邊地多白草，昭君塚獨青。」這兩句以極簡的文字，寫出了無窮的感慨，寫出了昭君生前死後的哀怨。

清人袁枚論詩曰：「詩如鼓琴，聲聲見心。」（《續詩品·齋心》）杜甫以「紫台」對「青塚」，一雍榮華貴，一凄涼冷清，在色調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朔漠」對「黃昏」，又烘托出一種肅殺渺茫的凄慘氣氛。先從字縫中透出了強烈的悲劇色彩。「連」、「向」二字，更是頗具匠心，前者將「紫台」、「朔漠」連在一起，無形中就把昭君出塞的悲劇和西漢朝廷的昏庸聯繫了起來；後者使同種色調互相渲染：青塚瑟瑟，面向暮靄沉沉，一片蕭條充塞廣宇，象徵著「此恨綿綿無絕期」。從而給人留下了豐富的聯想餘地。這兩句中的「朔漠」、「黃昏」，又是疊韻雙聲。這正如《貞一齋詩說》所云：「音節一道，難以言傳，有略可成為指示者，亦得因類悟入。如杜律『群山萬壑赴荊門』，使用千山萬壑，便不入調，此輕重清濁法也。」可見杜甫確實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杜甫此聯雖然緊承上聯之意說出，但卻由詠古迹轉向了詠懷與議論，揭示了造成昭君悲劇的原因。「畫圖省識」句，本於《西京雜記》的記載：「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賄畫工，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丑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帝悔之，而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毛延壽棄市。」對這一句的解釋，歷來有分歧，或曰：假使漢元帝能從畫圖察識昭君的美貌，就不會有魂魄空歸的遺恨了；或曰：昭君已一去不返，我們今天只能從畫圖上去辨識她的丰姿了。這都不符合杜甫的本意。根據律詩對仗法則，「省識」對「空歸」，「空歸」既為偏正片語，「省」字就該修飾「識」字。朱鶴齡認為：「畫圖之面，本非真容，不曰不識，而曰省識，蓋婉詞。」（《杜詩詳註》引語）；浦起龍也說：「『省識』只在畫圖，正謂不『省』也。」（《讀杜心解》）。這才是準確的理解，才符合杜甫詠昭君的根本動機。實際上這兩句詩具有內在的因果關係：正因為漢元帝昏庸，「按圖召幸」，使小人有機可乘，故而辨識不出美惡真相，才害得昭君遺恨終身。這就把帳算在了昏君、佞臣的頭上，含意深廣。杜甫自己「竊比稷契」，結果卻遭到君王的厭棄，終老江湖。因此，他對昭君的厄運充滿了同情，對昭君的故國之思有著充分的理解。然而他深知奇冤已經鑄就，縱使昭君魄魂歸來也是枉然了。「空歸」二字真寫得肝腸寸斷，把萬千遺恨表達了出來。「春風面」與「月夜魂」更是對得驚警：昔如彼，今如此，諷情貶意隱於色彩不同的六字之中。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相傳「昭君在匈奴，恨帝始不見遇，乃做怨思之歌」。（《琴操》）此聯寫得真切率直，說的是千載之下，人們分明能從昭君演奏的琵琶曲中，聽到她那無窮的怨恨。

白居易論詩要「卒章顯其志」（《新樂府》序），杜甫卻說詩要「篇終接混茫」（《寄彭州高適岑參三十韻》）。乍看二語抵牾，而事實上當詩歌「顯其志」時，詩思也就達到了高峰。這是詩人對所敘之事的一個總結，又是詩人感情最強烈的抒發，而此時此刻最能發人深醒，這也就是「篇終接混茫」。杜甫在寫了昭君的悲劇以及悲劇的根源之後，毫不隱諱地以怨恨作為一詩歸宿，正是「卒章顯其志」。僅就昭君命運來看，她「一去紫台」，便「獨留青塚」；因「畫圖省識」，而「環珮空歸」，怎能不怨呢？她要怨生前不見遇，怨死後的無依，怨君王昏庸，怨小人險詐。茫茫六合有多大，她就有多少哀傷，那琵琶曲中就有她多少怨恨！不過，「看杜詩如看一處大山水，讀杜律如讀一篇長古文」（黃生《杜詩說》），七律作者是把「一腔血悃」凝鑄在五十六字之中，字字精深、不可輕議。這首詩題為「詠懷古迹」，重心是在詠懷上。如果只以昭君之怨作結，只能算是詠史。這不僅理解不到杜甫的情懷，還會產生誤解。以前吳若本、《讀杜心解》等誤把這組詩分為詠懷一章，古迹四首，就是例子。其實只要結合杜甫做詩時的境況和他在政治上的遭遇來看，就絕不會得出這種結論。因為他借古抒懷的動機很明顯，五首詩的聯繫也很密切。他在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深感君臣際會之難；漂泊西南、依人為生的歲月使他痛苦不堪。而中原擾亂他又欲歸不得。所以他詠庾信，寄託自己的鄉關之思；詠宋玉，慨嘆自己的懷才不遇；詠昭君，譴責君王的美惡不分；詠劉備、孔明，仰慕他們君臣無間的關係。他是借古人酒杯澆自己胸中的塊壘。那麼可見，這曲中傾訴的怨曠之思豈止屬於昭君一人，它分明也是杜甫的怨恨；而不辨美惡的君主又豈止是漢元帝一人，後來有多少人才仍在抒發著感世不遇的情懷！這一曲怨恨已流傳千載，誰又能斷言它不再繼續下去？這一結，切中時弊、含意深遠，正是「篇終接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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