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與香港、澳門的不解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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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本身就是歸國華僑,一生與香港、澳門結下了不解之緣。民主革命時期,葉劍英或途經港澳,或避居港澳,或密赴港澳地區開展革命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展現了他獨特的韜略和才能,為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也對港澳地區和港澳同胞產生了深厚情感。新中國成立後,作為我黨最早負責分管港澳事務的領導人之一,葉劍英基於廣東與港澳的特殊關係,相繼提出了「海洋戰略」和「特區戰略」,致力於發展港澳與內地的經濟交流合作,為港澳和平回歸祖國奠定物質基礎；在愛國的港澳同胞中開展統戰工作,為港澳和平回歸祖國凝聚民心；正確處理與港澳有關的事務,為港澳同胞辦實事,夯實港澳和平回歸的民意基礎；不僅創造性地提出解決港澳問題,為港澳和平回歸、實行「一國兩制」創造了重要的政策、制度條件,而且身體力行地推動港澳回歸祖國。

解放前密赴港澳地區開展革命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

葉劍英出生於中國著名僑鄉廣東省梅縣,梅縣自古稱梅州、嘉應州,是一個有著4000多年歷史的古老城邑。梅州市的港澳僑胞人數約佔香港、澳門居民總數的十分之一,這使葉劍英自青少年時代起就對港澳有著特殊的情愫。

葉劍英一生曾7次到達香港,都是發生在解放前。1916年,因家中貧困,中學畢業的葉劍英在一位「水客」叔叔的帶領下,途經香港,到馬來西亞謀生。在馬來西亞打零工期間,葉劍英經常遭受資本家的白眼,感受到莫大的侮辱。1917年,雲南都督唐繼堯派人到南洋宣慰華僑,招收華僑子弟入雲南講武堂就學。葉劍英胸懷大志,立刻報名參加了考試,並被順利錄取。1917年夏,葉劍英和幾個考上雲南講武堂的夥伴一起踏上了歸國之路。

從雲南講武堂畢業之後,葉劍英回到廣東,追隨孫中山進行革命。在陳炯明策劃武裝叛亂,孫中山在廣州蒙難的55天里,擔任海軍陸戰隊營長的葉劍英始終忠於職守,率領士兵護衛著孫中山北上之後,避居香港。在香港,葉劍英同粵軍華僑陸軍學生救國會一起,在粵籍華僑、海外華僑以及社會賢達、愛國人士中奔走呼號,揭露陳炯明背叛孫中山的真相,宣揚孫中山的正義立場。在派人與孫中山取得聯繫之後,他根據孫中山的指示,迅速在香港通過愛國僑胞向南洋華僑籌款,以支持北伐正義之師。募捐活動很快得到熱烈響應,一筆筆捐款由南洋各地寄到香港,由葉劍英等人送至北伐部隊,支援作戰。

1927年7月上旬,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的葉劍英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很快與中共廣東省委軍委負責人黃錦輝取得聯繫,並受其領導。10月上旬,葉劍英密赴香港,與中共廣東省委委員惲代英交換了情況,商討了廣州起義的相關問題。

廣州起義失敗後,葉劍英與母親、弟弟葉道英一起隱居在香港九龍大博墟。在港期間,葉劍英先後與到港的聶榮臻、惲代英取得聯繫,並出席了在港召開的中共廣東省委會議。此次到港,葉劍英還與在港澳地區活動的中共秘密黨員梁廣、柯麟、柯正平等人取得了聯繫,秘密從事革命活動。1928年秋,在中央的安排下,葉劍英從香港乘船到上海,後赴蘇聯學習。從蘇聯學習回來後,葉劍英再次從上海到香港。在暫住香港期間,葉劍英秘密會見了不少中共秘密黨員,交流了革命思想。在大埔交通站站長盧偉良的護送下,葉劍英經「紅色交通線」於1932年4月初到達了中央蘇區。

1938年5月上旬,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參謀長兼中共長江中央局參謀長的葉劍英由武漢到香港治病,這是葉劍英一生最後一次到香港。在香港治病期間,葉劍英一有空閑,便從事各種抗戰工作。他曾到「旅港嘉屬商會」首屆會長潘君勉家中做客,啟發他為抗戰事業多做貢獻。經過葉劍英的動員,深明大義的潘君勉主動捐款給八路軍購買西藥和醫療器械。葉劍英病癒後,還專門由香港坐船到澳門鏡湖醫院柯麟處,暢談別後概況。因柯麟經常來往於澳門、香港之間,於是葉劍英建議柯麟發動香港、澳門同胞,海外僑胞捐款捐物援助八路軍等抗日戰士抗擊日偽軍。柯麟及其朋友立即響應,大力支持黨的抗戰事業。在葉劍英等指導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亦發動港澳同胞、遍布世界各國的華僑援助祖國神聖的抗日戰爭。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均紛紛捐出了大筆錢款及各種醫藥等物資。為了答謝港澳各界朋友與海外僑胞對抗日戰爭的援助,葉劍英與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同志多次寫信或致電錶示崇高敬意和感謝。1938年夏,周恩來、葉劍英、廖承志以及潘漢年致電新加坡各華僑團體,表示:「諸僑胞忠誠愛國,累寄款項援助,不僅同人等萬分欽佩,益使我前線英勇將士為之感奮。」

離開香港的時候,葉劍英還專程去澳門鼓勵柯麟、柯正平兩兄弟在香港、澳門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擴大統一戰線,為抗戰勝利創造條件和將來的工作打下基礎。同時提醒他們在港澳要穩紮穩打地開展工作,要小心謹慎、機警行事。柯氏兄弟牢記葉劍英臨別贈言,在港澳更隱蔽地開展秘密工作。抗日戰爭時期,在葉劍英鼓勵下,柯麟派一些醫生、護士到珠江三角洲從事醫療救護事業。1941年12月,日軍佔領香港後,他接待了一批著名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到澳門。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知名作家張天翼以及秦邦憲的妻子劉群仙等先後在鏡湖醫院治病。

創造性地提出「海洋戰略」和「特區戰略」

港澳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大歷史遺留問題。三大戰役結束之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就開始著手考慮這一問題,最終決定對港澳採取「暫時不動、維持現狀」的政策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毛澤東在1949年2月與蘇聯代表米高揚會談時曾指出:中國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決。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需要採取另一種比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控制它,對我們對世界的貿易不利。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決定。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後,中央決定,港澳工作的具體事務由中央華南分局領導。以葉劍英為首的中央華南分局採取了正確的措施,積極發展港澳與內地經濟交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港澳地區的穩定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為最終解決港澳問題奠定了物質基礎。

首先,基於廣東與港澳的特殊關係,葉劍英創造性地提出了「海洋戰略」,將港澳工作確立為「海洋戰略」的重要一環。1949年9月,葉劍英在贛州會議上提出了「鞏固城市,依靠農村,面向海洋」的海洋戰略。將廣東的中心工作分為3類:農村工作、城市工作和海島工作。此3類工作相互聯繫,相互依賴,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實施「海洋戰略」的關鍵是加強海島工作,開闢海上貿易通道。第一條海上貿易通道就是香港和澳門,港澳成了中國與西方國家進行聯繫的重要渠道。1950年,廣東各城鄉鬧春荒,當時帝國主義又對新中國實行禁運和封鎖,難以開展貿易。葉劍英指示柯麟、柯正平兄弟在澳門成立貿易機構——南光有限公司,設法籌集內地急需的物資,通過香港、澳門送往廣州。葉劍英還找到歸國華僑蟻美厚先生,請他來幫助辦理這件事。蟻美厚欣然領命,費了一番曲折,才將大米分批從國外運抵香港、澳門。接著,港澳愛國人士何賢、馬萬祺、柯正平等人又設法幫忙,終於在1950年春把大米運到了廣州。當時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又趕上解放軍準備解放海南島,軍隊、地方都需要糧食。這些糧食運進來後,一部分供應給城鄉群眾,一部分供應給進軍海南島的解放軍部隊,同時也支援了港澳地區,緩解了糧食供應的困難。

其次,致力於發展港澳與內地的經濟交流合作,推動港澳同胞投資內地。1950年1月,華南分局在廣州召開首屆廣東各地黨代表會議,葉劍英在會上提出「爭取港澳工商界及各地華僑資本家回國投資,從事新廣東的建設工作」。他還要求財經委員會給出計劃,制定優惠政策,使港澳僑胞、華僑有投資目標。在葉劍英的推動下,1950年5月,港澳工商界觀光團到內地觀光。全團由港澳工商、文化、新聞、醫務等各界人士共70多人組成,黃長水任團長,馬萬祺任副團長。觀光團在廣州受到葉劍英的熱情接待。從東北回廣州後,馬萬祺倡議組建廣東省政府和港澳海外僑胞的合資經營公司,以推動海外僑胞投資內地和促進廣東工業建設。這個倡議得到了葉劍英的大力支持。1951年2月,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在廣州成立,主要「開辦各類實業和開展國內外貿易」。這是全國第一家吸收華僑和港澳商人投資的公私合營公司,受廣東省商業廳、華南分局統戰部、華南分局社會部三方面管理。該企業成立時,公股佔30%,私股佔70%,私股中更多的是港澳與海外華僑投資,何賢、馬萬祺、蟻美厚等都是華企的股東。通過葉劍英等人的努力,改革開放前港澳與內地的經濟聯繫始終沒有中斷。

第三,利用廣東毗鄰港澳的特殊地理條件,提出「特區戰略」。「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葉劍英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他開始用更為寬廣的視野審視、謀劃新的歷史條件下廣東加快發展的問題。1979年4月,廣東省領導習仲勛和吳南生赴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葉劍英專門聽取了他們的彙報。他們提出,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方面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行一步,在深圳、珠海和汕頭各划出一塊地方,用優惠政策吸引外資。這一想法與葉劍英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提出的「海洋戰略」不謀而合。葉劍英當即表示贊成,囑咐廣東省委儘快制定經濟特區條例,呈報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特區創辦後,葉劍英十分牽掛特區建設,他不顧年邁之軀,多次視察特區,為特區發展保駕護航,為特區建設排憂解難。1981年3月,葉劍英視察珠海經濟特區,指示要大膽改革,勇於創新,用好包括港澳僑胞在內的外資。特區戰略是對海洋戰略的延伸和發展,它的成功實施,加速了港澳地區與內地的經濟融合,為港澳和平回歸祖國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廣結善緣,在港澳同胞中開展統戰工作

解放後,為了鞏固港澳同胞對祖國的向心力,實現港澳地區深層次的人心回歸,葉劍英在港澳同胞中積極開展統戰工作,為港澳回歸祖國凝聚民心。

廣東解放初期,華南分局對統戰工作極為重視,將其擺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葉劍英親自兼任分局的統戰部長,直接領導分局的統戰工作,親自過問統戰方面的事宜。1950年8月23日,葉劍英參加華南分局召開的香港工作會議,並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特別要做好統戰工作。……這樣才能為將來不經過流血戰爭而完成接收香港的任務創造條件。」葉劍英還指示分局統戰部:「凡是歷史上同我黨合作,幫助過我們(的人)……都要妥善安排,使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上各得其所,以發揮他們的作用,為國家建設貢獻力量。」1951年12月底,葉劍英主持制定《華南區一九五二年工作計劃綱要》,強調「要加強華僑及港澳方面的工作。利用一切機會向華僑及港澳同胞進行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應該注意在華僑及港澳同胞中的中間階層、中間人物中,進行工作,建立陣地」。在解放初期的政治運動中,葉劍英總是設法保護香港愛國人士。從香港回來的莫雄就得到了葉劍英的保護,被妥善地安排了生活,後來還當上了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在1952年「五反」運動中,葉劍英多次提出對港澳資本家要適當從寬處理,如違法不十分嚴重,都盡量採取保護過關的政策。他特彆強調指出:「廣東有港澳、華僑問題,所謂人心擁護,應包括他們877萬人在內。如執行『五反』,結果他們不敢回來了,那就很不利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葉劍英竭盡所能,保護港澳同胞在內地的親眷,幫助他們解決工作、生活方面的問題。他嚴厲譴責歧視、迫害港澳同胞及其親屬的現象,提出所謂的「港澳關係」「海外關係」,要用新的眼光去看,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幾千萬僑胞,他們愛國心很強。國內有些同志「把港澳關係、海外關係等同複雜關係,把複雜關係等同反動關係,這是非常幼稚的,是不了解歷史。現在不怕有這種關係,而是需要這種關係,發展這種關係,條件有利,便於工作」。

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後,葉劍英更加關心港澳同胞。他多次與何賢、霍英東、馬萬祺、曾憲梓、柯正平等港澳愛國知名人士洽談,鼓勵他們為祖國的建設事業不斷地做出貢獻。

霍英東回憶說:「葉帥支持我們搞『白天鵝』,出了許多好主意。他當了人大委員長以後,對我們香港實業界一如既往,關懷備至。他總是鼓勵我為祖國四化建設和統一事業,多做好事。當工作中遇到麻煩時,他熱情相助,使我終身難忘!」葉劍英的同鄉、香港著名人士曾憲梓說:「我和葉帥雖然是同鄉,但我是晚輩。我們梅縣人和港澳同胞都很敬仰這位國家領導人,以他為榮。他開導我們團結海外僑胞,支援國家建設,我以我的餘生儘力去辦,以報答他老人家的恩情。」

澳門總商會會長、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談起與葉劍英的密切交往更是感慨不已。1950年元旦,馬萬祺和澳門同胞親赴廣東中山勞軍,葉劍英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說:「你為祖國做好事,黨和人民不會忘記你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葉劍英還設法搭救了馬萬祺的兩個兒子,並親自牽線、過問了馬萬祺次子馬有恆與榮毅仁女兒的婚事。在馬萬祺生病期間,葉劍英十分關心馬萬祺的診治工作,仔細詢問病情,批示請6家大醫院的醫生會診。馬萬祺感動萬分,視葉劍英為「救命恩人」和「終生難忘的良師益友」。1977年9月27日,葉劍英以全國人大委員長身份邀請澳門愛國民主人士共商祖國建設和統一大業,特設宴款待何賢、馬萬祺先生,洽談甚歡。

1983年5月21日,全國政協部分港澳委員到葉劍英住所看望,葉劍英對他們說:「現在我們國家正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進行四化建設。在這當中,同志們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希望你們努力工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而奮鬥。」港澳民主愛國人士從葉劍英身上,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巨大誠意。

正確處理與港澳有關的事務,為港澳同胞辦實事

解放後,葉劍英殫精竭慮地為港澳同胞辦實事,正確處理與港澳有關的事務,為港澳實現和平回歸奠定了深厚的民意基礎。新中國成立初期,葉劍英積極組織有關方面,向港澳輸送大量的生活、生產物資,讓港澳同胞深切感受到新中國對港澳的深厚情感。

其一,重視廣九鐵路的交通建設,把它提到華南分局重要議事日程上來。1949年11月20日,葉劍英向毛澤東電告廣州市的接收工作,其中談到了「廣九鐵路已通深圳,採用換車與英段聯運辦法」。1950年3月10日,葉劍英召集了華南分局常委會議,再次討論了廣九鐵路交通問題。

其二,1952年和平解決「關閘事件」。解放後,廣東和澳門邊境經常發生一些小摩擦和衝突,造成「邊境事件」。其中比較厲害的是1952年的「關閘」事件。事件發生後,葉劍英立刻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他引用毛澤東的話說:「在處理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時,要區別對待,大國從嚴,小國從寬,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以集中力量對付主要敵人。」他提醒大家說:「澳門居民說到底多是我們的同胞,閉關、制裁,真正受害的還不是我們的同胞么!總之,我們對關閘事件的處理,應該把握從寬的原則。」最後,葉劍英提出了結論性的意見:「這件事的性質就是地方事件,用不著大動干戈。」在葉劍英的正確處理下,通過何賢、馬萬祺的斡旋,「關閘事件」最後和平解決。

其三,注重為港澳地區培養人才。葉劍英在創辦南方大學過程中,曾特別指示招生處要錄取一些港澳地區的學生。南方大學從成立到1952年,正式錄取學生18230名,其中有很多是港澳青年和華僑青年。後來,葉劍英還積極支持創辦著名的華僑學府暨南大學,並為該校題寫校名和提供校舍,使其繼續為港澳地區培養輸送人才。

其四,關心港澳同胞的生活和健康。為方便港澳同胞到廣州看病,葉劍英支持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醫大學附屬南方醫院辦一個港澳同胞的病房,引進先進儀器和先進技術。從1979年創辦至1995年,南方醫院港澳華僑醫院先後收治了3.6萬多名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患者,被海內外媒體稱為「軍中特區」。

探索性地提出和平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方法

我國處理港澳和平回歸的基本方針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追溯這一方針的形成過程,葉劍英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這一方針凝聚著葉劍英大量的智慧和心血。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決定,暫時維持港澳現狀,待條件成熟,再收回港澳,至於以何種方式解決港澳問題,尚無定論。分管港澳工作的葉劍英在實踐中大膽探索解決港澳問題的方法,創造性地提出了在堅持主權歸我的情況下,不改變港澳的現行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實現和平回歸。從其後來處理港澳工作的實踐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貫徹和執行這一想法和思路。20世紀60年代,中央提出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就是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之初港澳工作的基礎上制定的,其中充分吸收了葉劍英有關港澳工作的成果、經驗和建議。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葉劍英和鄧小平一起參與制定了黨的路線方針,指出了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3大歷史性任務: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祖國統一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其中實現祖國統一這個任務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收回香港和澳門,實現兩岸統一。這一年,葉劍英擔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他心繫香港、澳門和台灣,對於推進祖國統一大業更是殫精竭慮。正如他在一首詩中寫的:「望有佳音傳海外,金邊台北德黑蘭。」1978年12月,他主持召開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討論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1979年元旦,他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宣布了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1979年9月,葉劍英代表中央鄭重宣布:「我國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時期繼續得到發展,已經成為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政治聯盟。」他在我黨歷史上首次提出了「兩個聯盟」思想,大大擴大了愛國統一戰線的範圍,為港澳和平回歸、實行「一國兩制」創造了重要的政策條件。1981年9月30日,他又向新華社記者發表重要講話,進一步提出實現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提出了包括保留「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的「三不變」主張,「一國兩制」的構思和政策也逐漸形成。「一國兩制」政策的提出,是從台灣問題開始,而首先應用於解決香港問題。《告台灣同胞書》與「九條方針」凝聚著葉劍英的大量心血,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對解決台灣、香港、澳門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的大政方針、基本立場和態度,對推動祖國統一大業的進程,對「一國兩制」這一基本國策的最終確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為推動港澳和平回歸,葉劍英利用自己過去長期做統戰工作的有利條件和建立起來的各種關係,熱情地爭取他們為祖國統一和支援家鄉建設獻策獻力。他多次在北京、上海、廣州接見來自港澳地區的文化界、經濟界人士,與他們話往事,促膝談心,了解他們的生活、工作,向他們介紹祖國的發展情況。據不完全統計,從1978年到1983年,葉劍英共接見港澳各界人士17次,這不僅深化了友情,而且加深了港澳各界對「一國兩制」政策的理解和對回歸祖國的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