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改：作為英國人，我這樣看「香港政改」（羅思義）

作為英國人，我這樣看「香港政改」

羅思義 觀察者網特約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發表時間：2015-06-20 17:00:07

少數香港立法會議員（70名中的28人），否決了「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方案」，這對於整個國家並不會有什麼顯著的損害。但對香港民眾而言，這些立法者已經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造成了嚴重的倒退。

此28人的支持率已經在滑落，希望這次表決的結果會導致它進一步下降。

首先，關於香港本身的情勢，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民眾支持通過政改方案。據6月11-15日CSG有線的最新民調顯示，44-38%的多數贊成通過方案，在方案定稿以來的12次民意調查中，贊成者在10次中都占多數，1次平局。

其次，多數立法會議員支持政改方案。這28個議員能夠阻止其通過，僅僅因為它要求獲得三分之二多數。

政改方案被否決後，建制派議員林健鋒道歉（電視截圖）

行政長官普選本可以是香港邁向民主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英國統治香港長達一個半世紀，在此期間，從來沒有允許選舉行政長官。有些人，包括部分英國人在內，只有當英國離開香港後才突然發現，應該選舉香港行政長官，這是一個「普世價值」！沒人給出解釋，為什麼英國在實際統治香港時，拒絕貫徹這個所謂的「普世價值」。

最後，在任何情況下，中國政府不能、也不應從香港內部的局勢入手考慮問題。香港人口僅佔中國的0.5%，但他們遠遠不是貧窮、受壓迫的弱勢群體，需要給予特權和權利來保護他們。香港是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其民眾已經從中得到了好處。

確實，反對派中相當一部分人的動機，明顯是以內地絕大多數中國民眾的福祉為代價，維持香港在經濟上的特權地位。這真令人遺憾。此勢力的用語極端噁心，甚至可以說是准種族主義的，例如將內地來的消費者稱為「蝗蟲」。他們私下還有更令人反感的言論。

反對政改方案的「佔中」運動領導人，如黃之鋒等，還準備與台獨分子會面、合影。

那些支持28個議員立場的反對派們，由於他們試圖維持香港在經濟上的特權地位，蔑視內地，而且有與分裂主義者合作的意願，不僅在香港當地是少數派，在內地尤其得不到支持。頗具影響力的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就此刊發分析文章，其標題不言自明——「內地對香港抗議者聳肩冷笑」（In China, Shrugs and Sneers for Hong Kong Protesters）。該文這樣總結去年的情況：「中國網民中正在浮現的共識是---誰在乎香港正在發生什麼。那裡的抗議者，與其關注他們，還不如嘲笑一番。」

這種情況決定了香港的形勢發展。大部分香港民眾贊成通過政改方案，更重要的是，佔壓倒多數的內地民眾支持他們。中國政府完全沒有受到壓力要去改變決定，毫無疑問也不會這樣做。香港實在太小了，其人口中的少數派，無法對中國造成任何嚴重傷害。

不過，香港民眾要付出代價。

政治上，他們被剝奪了首次選出行政長官的權利。

經濟上，商業需要穩定性，但少數香港人已經表明，他們決心先以「佔中」那樣的破壞性手段，再通過立法上的阻撓，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全體。

去年，「佔中」運動迅速失去了支持，因為它企圖將少數人的意志強加於香港和內地的大多數，出於同樣的原因，在阻撓政改方案通過的少數人，也將遭遇同樣的命運。

不幸的是，香港的這28個立法會議員，已經成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鮮活例子。

（觀察者網岑少宇譯）

香港反對派為何錯估「政改」結果？

周八駿 光大集團高級研究員，曾任職香港中聯辦

發表時間：2015-06-20 08:55:42

2015年6月18日中午，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關於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議案，遭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否決，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將無法以「一人一票」方式普選產生。

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政改諮詢專責小組負責人稱：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將解釋，本屆政府餘下任期將專註經濟和民生議題。但是，反對派不甘心，隨即宣稱：普選行政長官議案被否決是香港政制發展新起點，要求中央和特區政府儘快重新啟動政改「五步曲」，展開新一輪關於普選行政長官方法的公眾諮詢。

18日中午，香港政改方案遭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否決

儘管香港公共政策議題由不得反對派，但是，特區政制終歸要繼續發展，此其一；反對派仍將利用他們控制的媒體和公共輿論其他平台喋喋不休地兜售所謂「真普選」，尤其，在今年11月第五屆區議會和明年9月第六屆立法會競選中，會以「真普選」同「愛國愛港陣營」爭話語權，此其二。因此，對過去兩年關於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較量過程做一個總結，是適當的。

由於時間太過貼近而政改錯綜複雜，總結不可能全面深入，也難以準確。我僅從兩方面來談，本文先談反對派為何錯判政改形勢。接下來，另一篇談香港社會不少人為何相信政改會成功。

反對派錯判政改形勢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視中央維護香港穩定繁榮為「軟弱」；

二是視中央對待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採取適當讓步為「慣例」。

2013年2月至4日，香港《明報》組織一系列由「佔領中環」倡議者戴耀廷與反對派人士及其他人士的對談，並全文刊登。戴耀廷說得很明白，「佔中」是欲以佔領和癱瘓與香港金融中心來要挾中央在「普選行政長官」問題上接受反對派要求。他把「佔中」比喻為「原子彈」，企望中央害怕而達至「不戰而勝」。

然而，反對派忽視了一個重要現象。2012年7月1日，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指出：「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重大舉措，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是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標。」是年11月，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重申這一觀點，意味著中央對香港實踐「一國兩制」以及當前和今後相當一段時間香港政治態勢做了總結。

一方面，1990年4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序言」中說明：實行「一國兩制」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士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中央在2012年7月提出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標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完全符合《基本法》。

另一方面，新表述體現「一國兩制」與時俱進，不僅含蓄地承認，在特定條件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可能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暫時產生分歧，而且強調，必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才能「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明乎此，就容易理解中央為何不為「佔中」所威脅，2014年6月發表關於「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的白皮書，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做明確規定，2014年9月28日至29日，面對數萬人在香港特區政府總部外騷亂，巋然不動。

反對派除了對中央關於「一國兩制」實踐總結缺乏認識，還對於2010年6月中央接受當時民主黨關於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妥協要求，產生過分遐想。

2013年9月12日晚，我應邀出席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禮賓府舉行的晚宴，那是幾場為政改諮詢「熱身」的同類晚宴之一。入席前，民主黨一位領袖級人物問我，對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如何看？我表示不樂觀。他笑說，他表示樂觀。席間，公民黨一位中央委員提出來一個問題：2010年上半年中央在什麼情況下對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做讓步？他說，弄明白這一問題，有利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辦法取得妥協。

2010年6月，關於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和第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政改，在最後關頭呈現「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當時爭議焦點是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但若無法取得共識則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也無法成功。

6月7日，特區政府向立法會遞交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訂議案，內容與4月14日公布的建議方案一樣。

然而，就在6月13日，時任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公開表示，只要中央同意2012年立法會新增區議會功能團體席位採取「一人兩票」方式選舉產生（簡稱民主黨的區議會改良方案），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就將投票支持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訂議案。

之前，民主黨的立場是，中央必須接納其「3點要求」：

（1）承諾真普選；

（2）2012年立法會新增區議會功能團體席位採取「一人兩票」方式選舉產生；

（3）建立關於香港政制發展的長遠對話平台。

中央及時抓住民主黨的重要轉變。中央有關部門同民主黨代表會晤，接受後者意見。於是，2010年6月23日，香港立法會開始審議和表決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訂議案，6月24日上午，以46票贊成、13票反對，通過《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修訂議案》，6月25日下午。以46票贊成、12票反對，通過《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修訂議案》。

毋需諱言，接納民主黨的區議會改良方案，新增區議會功能團體5席以接近於地區直選方式產生，幾乎超越《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29日決定的框架。

但是，這一切是以民主黨放棄所謂「真普選」要求、返回《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29日決定所指引的正確軌道為基礎，反映中央的靈活性是以「原則性」為前提。

我在2013年9月12日晚宴上提出，2010年6月的妥協，除了以民主黨接受《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29日決定為前提，還因為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僅涉及香港政治架構局部調整而無礙大局；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是特區政治制度的「質變」，影響香港與國家關係全局，不能與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局部調整相比較。

（待續）

為何香港有不少人相信「政改」會成功？

周八駿光大集團高級研究員，曾任職香港中聯辦

發表時間：2015-06-23 07:10:17

上一篇《香港反對派為何錯估政改結果？》，我們談到，反對派一是視中央維護香港穩定繁榮為「軟弱」；二是視中央對待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採取適當讓步為「慣例」，因而對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產生脫離實際的遐想。但這一次非同以往。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是特區政治制度「質變」，影響香港與國家關係全局，不能與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局部調整相比較。

相信「政改」成功的群體

儘管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2015年6月9日公開表示對「政改」前景感到渺茫，但是，香港仍有一些人直至立法會表決前夕，仍指望「奇蹟」出現。6月9日前，相信政改成功者就更多了，在不同政治立場和觀點的群體中都有。

大致是三類情況：

第一類情況，一部分不了解政改內情，基於個人願望和對於政改方案的認識，相信2017年能夠普選行政長官。這一部分人之所以預期與事實相悖，在邏輯上，將「應該」等同於「能夠」。

第二類情況，出現在一些了解政改、甚至程度不同地參與政改的人群中。若干被視為可能爭取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公開場合沒有表示支持政府方案，私下與遊說者接觸時留有餘地。有些掌握或聽聞這一類動向者，對政改產生了憧憬。

第三類情況，既見於一些掌握政改內情者，也見於一些不了解內情者。他們共同依據一點：進入2015年，美英兩國政府都勸說香港反對派接受特區政府政改方案。

英美對「政改」的態度

美英兩國都在香港擁有不可低估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兩國政府對香港「政改」的態度不容忽視。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Hugo Swire在英國政府網站發表書面聲明稱，英國政府對立法會表決結果感到失望。

2005年12月，特區第二屆政府關於2007年第三任行政長官和2008年第四屆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議案被反對派議員否決，當時華盛頓與倫敦態度相異是重要原因。

2005年3月10日，曾蔭權開始代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任行政長官；4月30日，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祈俊文（James R. Kelth）提前3個月離任；3個月後，8月4日，美國新總領事郭明瀚（James B. Gunningham）才到任。

2005年10月19日，特區政府公布關於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方案。10月28日，曾蔭權在華盛頓會晤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Condoleezza Rice）。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和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分別發表談話或聲明稱：賴斯向曾蔭權表示，美國認為香港具備在2007年和2008年實行「雙普選」的條件，香港民主發展的範圍和進程應由香港市民決定。

然而，12月1日，英國駐香港總領事柏聖文（Stephen Bradley）在香港中文大學以《英國在歐盟的角色》（「The UK in the EU」）為題發表演講時表示，香港政制發展有進展肯定比原地踏步好；普選是《基本法》確保的目標，如果政改方案未能通過，便會錯失一個機會。

值得深究的是，英國政府正面態度沒有轉化為若干反對派議員支持曾蔭權提出的政改方案，內里乾坤有待將來相關檔案解密揭曉。

2010年6月，關於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和第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方案獲立法會通過，與當時美英兩國政府的共同立場有頗大關聯。

倫敦一開始是擺出強硬姿態的。

2009年11月18日，特區政府發表《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展開為期3個月公眾諮詢。諮詢一開始，香港社會焦點就被引向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全部議員時，取消功能組別。

11月20日，距特區政府公布諮詢文件僅一天，英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發言人就發表聲明稱：「行政長官已表明，目前功能組別不符合普選原則。2020年以後若依然如故，則其支持者必須說明它如何符合關於普選的公認的國際標準。」

2010年2月23日，英國政府向國會提交《關於香港的六個月報告（2009年7月1日至12月31日）》（Six-monthly Report on Hong Kong，1 July-31 December 2009），重申英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於2009年11月20日的觀點。

然而，5月6日，英國大選，工黨政府下台，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新政府調整對香港政改的態度。5月28日，新任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白偉明（Jeremy Browne）發表聲明稱：「我們明白許多香港人對於政府就2012年選舉所提出的方案未能更進一步達至這個終極目標而感到失望。然而，這個方案代表著一個重要機會，讓香港政製得到發展，並且讓2017和2020選舉朝著全面普選取得若干真正的進展。」

那時，美國政府先保持低調。2010年6月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Jon Neade Huntsman, Jr.）訪問香港，在一個晚宴上卻高調預言政改方案會通過，並透露有關細節，令在場政商各界人士頗感震動。

事與願違 為什麼？

時間過去5年。這一回，不少人以為美英兩國政府共同勸說反對派接受特區政府普選行政長官方案，能使政改成功，但事與願違。為什麼？

首先，華盛頓和倫敦錯估了中國新領導層政治膽略，以為「佔中」能逼北京退讓，殊不料長達79天「佔中」損害香港居民利益、加劇反對派分化，北京卻巋然不動。他們將香港反對派政治團體推至政治要價過高「騎虎難下」境地，豈能指望一個一百八十度轉身的指令讓後者服從？

其次，華盛頓和倫敦難以協調其香港不同類型代理人之間利害關係。

在香港，堅持「拒中抗共」政治立場和觀點的不止於反對派政治團體，還包括分布於建制和社會的「兩面派」。前者是「顯形反對派」。後者是「隱形反對派」。

光陰如箭，從2005年第一次政改到2015年第三次政改，10年間「顯形反對派」領袖人物和相當一部分骨幹從中年變成老年或接近老年。基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他們一直只能通過競選區議會議員和立法會議員躋身特區建制。個別反對派政治人物實現「華麗轉身」成了特區政府局長、副局長，是特例。公民黨的梁家傑和民主黨的何俊仁先後成為第三任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第四任行政長官候選人，均落選。

如果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不能確保「顯形反對派」領袖人物成為候選人，那麼，整整一代「顯形反對派」領袖人物政治生涯都將在現水平止步。所以，儘管特區政府方案提供「隱形反對派」人士以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參與普選角逐行政長官寶座的機會，但是，對方案擁有否決權的「顯形反對派」領袖們不同意。

長期以來，「隱形反對派」一直以「顯形反對派」在第一線與愛國愛港陣營激戰為依託，卻取得較後者可觀的「名」和「利」。不對稱的責任與權利，再要擴大至行政長官普選，讓「隱形反對派」人士當候選人，讓「顯形反對派」搖旗吶喊為其爭選票，後者領袖人物豈能心甘？

華盛頓和倫敦對這兩類人都能夠發號施令，但尚未來得及將其整合成一支整體紀律嚴明、成員權責公平的政黨，難以調和他們在普選行政長官上重大利益分歧。如果硬性指令若干反對派議員支持特區政府方案，由此引發反對派政治團體分裂，使他們失去今年11月區議會和明年9月立法區競選話語權、主導權，也為華盛頓和倫敦所不願見。

香港政治錯綜複雜，必須以基本政治矛盾為綱，也必須細緻分析基本政治矛盾在特定條件下的具體展開。

為阻撓「政改」，反對派都做了什麼？

周八駿 光大集團高級研究員，曾任職香港中聯辦

發表時間：2015-06-13 07:10:17

2015年6月17日是香港居民、內地同胞以及國際上所有關注香港的人們都非常重視的日子，這一天，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將審議特區政府關於普選行政長官法案，並予以表決。

199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是由一個4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經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2002年第二任行政長官和2007年第三任行政長官均由一個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經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由一個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經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如果特區政府關於普選行政長官法案獲立法會通過，那麼，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就將由一個1200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在至少5名、最多10名參選人中推選2至3名候選人，經香港約500萬名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顯然，這將是香港民主進程史無前例的跨越。

普選的願望越來越渺茫？

然而，隨著6月17日愈益臨近，香港居民（選民）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願望卻越來越接近渺茫。

按《基本法》有關規定，特區政制改革法案必須經立法會三分之二及以上絕大多數議員投贊成票。

現屆立法會共70名議員，通過普選行政長官法案必須至少獲47票贊成。反對派控制了27票，意味著必須爭取至少4名反對派議員投贊成票，有關法案才能被通過。

然而，6月9日，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開表示：過去一周，她已同絕大多數反對派議員會面，卻「沒有辦法讓任何一位」「回心轉意，支持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儘管她承諾「會堅持到最後一刻」，卻不得不預言「今次能夠通過這個政改方案的機會是很渺茫。」

在地球另一端，當地時間6月8日，正在加拿大訪問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公開表示：「如果（政改方案）不能通過的話，我們的Plan Ｂ就是不做和不需要繼續做政改的工作，我們的精力會放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上。」

人們不由得要問：為何香港居民（選民）難以取得「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行政長官的應有權利？概言之，因為反對派堅決阻撓。

林鄭月娥表示會堅持到最後一刻，爭取政改方案獲得通過（資料圖）

反動派阻撓伎倆

為阻撓特區政府有關法案，反對派無所不用其極。

舉其大者，一是炮製民意調查。6月10日，受反對派影響的一個滾動式民意調查居然得出一項「最新民意調查結果」——支持通過特區政府關於普選行政長官方案的受訪者，與反對的受訪者打平，各佔42.8%。有基本統計知識的人明白，出現這樣的結果，概率僅為數百萬分之一。如果在6月17日前夕，同類調查發布「反對者超過支持者」的調查結果，那麼，善良的人們是不應當感覺驚詫的。

二是散布謠言。6月11日，《蘋果日報》頭版頭條新聞標題是《中間人開價3億買票誘議員袋住先》，污衊中央通過中間人企圖重金收買若干反對派議員，而該報記者逐個訪問被視為可能被收買的反對派議員，有關人士均堅決否認。「一石二鳥」，不僅向中央潑了髒水，而且，將反對派議員更緊地「捆綁」。

三是組織以青年為主體的支持者，從6月14日起，在立法會外，持續集會示威，直至立法會表決得出結果。向可能臨時轉變立場的個別反對派議員施加壓力，鼓舞所有反對派議員堅決投反對票。

上述各項，以中央「重金收買」的謠言最為惡毒。如果若干反對派議員臨時投贊成票而使有關法案得以通過，那麼，緊接著，不僅立法會外集會的反對派支持者將「群情激奮」而很可能幹出衝擊立法會大樓的違法行徑，而且，反對派操縱的媒體將打著維護法治的幌子，持續展開「捉鬼」運動，深究所謂「收買黑幕」。

標榜「民主」為何要阻撓普選？

讀到這裡，有些人也許會問：香港的反對派不是一貫自我標榜「民主派」嗎？為何他們欲香港無法實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而後快？因為，他們堅稱特區政府關於普選行政長官法案不是他們所追求的「真普選」。

關鍵在於如何看待提名委員會及其推選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辦法。

《基本法》規定，普選行政長官時，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特區政府的法案規定，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

反對派攻擊這將造成不平等選舉，是「假普選」，依據是，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不讓反對派候選人當選行政長官，因此，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組成的提名委員會，也將阻止反對派代表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

其實，即使兩個委員會人數和構成相同，但是，具體人事不可能一樣，產生的結果也不會相同。在歷史上，2007年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完全按照2002年第二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但是，反對派無法參與第二任行政長官選舉和補選，卻獲得競選第三任行政長官機會，原因就在於他們在第三任行政長官選委會中取得了足夠席位。根據當前香港政治現實，反對派完全可能在提名委員會中取得足夠席位以推舉其代表競逐行政長官候選人。

何況，2012年參選第四任行政長官必須取得選委會150名委員提名，而普選行政長官法案規定，只要取得提名委員會120名委員提名就取得報名參選資格，參選人可多達10人，反對派很可能推舉兩名代表參選。同時，法案規定任何一名參選人最多只能取得240名委員提名，確保參選人至少5名。

至少5名、最多10名不同政治背景參選人，將展開空前激烈的較量以爭取2至3名候選人資格。對比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選委會不是以秘密投票方式選舉行政長官，普選行政長官法案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不僅將由提名委員會秘密投票產生，而且，提名委員會將對參選人逐一投票。不同政治派別有充分遊說提名委員會委員的機會。提名委員會委員有充分行使權利的機會。每名提名委員會委員必須投票支持兩名參數人，從5至10名參選人中，選舉產生2至3名候選人。在提名委員會表決結果產生前，任何人都無法知道誰將是候選人。

到此，有些人也許要問：反對派為何顛倒黑白，把一個「真普選」方案貶為「假普選」？這就需要深入分析香港政治基本矛盾。

（待續）

香港「兩大陣營」是如何形成的？

周八駿 光大集團高級研究員，曾任職香港中聯辦

發表時間：2015-06-16 07:10:17

 上一篇文章《為阻撓政改，反對派都做了什麼》，我們提到，反對派為何顛倒黑白，把一個「真普選」方案貶為「假普選」？這就需要深入分析香港政治基本矛盾。

政改支持者遊行

「親英港人」「治港」

1984年7月，中英兩國政府代表草簽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前2個月，港英政府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宣布在香港引入西方選舉制度，在1997年7月1日前，逐漸將一個權力完全集中於港督的制度，向權力源於香港本地居民的制度過渡；同時，培養忠於西方、尤其效忠倫敦的政治領袖，旨在以「還政於民」對付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中國政府在已然定形的中英聯合聲明文本中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英帝國無法以「主權換治權」來繼續管治1997年7月1日之後的香港，於是，改為在「九七」前改革香港政制，「迂迴」地爭取延續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影響力。其用心是，藉助「路徑依賴」，讓「九七」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民主化按其「九七」前設定的方向發展，最終實現「親英港人」「治港」的目標。

由此，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形成，我在2000年出版的《香港跨入新紀元的腳步》一書中稱之為「香港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分歧」。

兩大陣營形成

在1989年春內地發生政治風波後，1990年英國在香港推行「英國國籍甄選計劃」（俗稱「居英權計劃」），提供香港50000個家庭以「英國公民」名額，他們可以隨時赴英國定居而無需「坐移民監」。通過這一計劃，倫敦對今天香港政府和社會各界擁有不可低估的影響。

1991年，港英當局首次將立法機關總共60個議席中的18席以分區直選方式選舉產生，由於歷史因素，當時成立不久的反共政治團體取得勝利。經此一役，香港形成兩大對立政治陣營：一方是打著「民主」旗號旨在「拒中抗共」不願回歸的親西方政治勢力，一方是堅持香港殖民政制民主化與回歸祖國相協調的愛國愛港陣營。

1992年，華盛頓制定《美國-香港政策法》，標誌著美國公然介入香港政治基本矛盾；而且，憑籍超級大國實力，後來居上，成為「拒中抗共」勢力又一個後台老板。

1992年上任的末代港督彭定康，不顧中英兩國政府已就「九七」前後香港政制過渡所達成的共識，悍然單方面推行改革，不僅破壞《基本法》關於「九七」前後香港立法機關「直通車」設計，而且，激化香港政治基本矛盾。

1997年7月至2002年6月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個5年，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空前嚴重經濟衰退，第一屆政府不觸及政治問題，使經濟和民生問題蓋過政治矛盾。然而，2002年下半年，特區第二屆政府貫徹《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為維護國家安全展開「本地立法」工作，政治矛盾立即浮現。

2003年七一遊行，「拒中抗共」勢力第一次喊出「反對廿三（按：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還政於民」的口號，亮出底牌——他們所追求的民主制度是為實現當年唐寧街10號的理想，同中國國家主權和安全相衝突。

2005年下半年，接任第二任行政長官的曾蔭權提出關於2007年第三任行政長官和2008年第四屆立法會產生辦法，事先私下徵詢反對派得到正面反應，然而，方案公布後遭反對派捆綁否決。除了反映若干西方國家在香港有利益不一致之處，主要因為香港政治基本矛盾難以妥協。反對派及其後台老板所追求的是「儘快全面」控制香港特別行政區。他們當時顧慮的是，如果接受2007年和2008年兩個產生辦法「循序漸進」，那麼，就很難如其所願儘早實現「普選」。

2010年上半年反對派陣營在對待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上暫時分為「溫和」與「激進」兩翼。公民黨和社民連組成的「激進反對派」實施「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折射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惡化。民主黨為首的「溫和反對派」同中央駐港機構商談，願意接受中央關於2012年立法會的區議會界別新增議席與原議席產生辦法相區別以符合《基本法》的主張，使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和第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取得成功。

然而，「拒中抗共」勢力分化是暫時的。民主黨在2011年11月區議會和2012年9月立法會競選中遭其一部分支持者拋棄而損失選票和議席，使其領導層改變曾經的妥協態度。同時，經濟民生結構性問題愈益惡化，貧富差距擴大導致明顯階級對立，加之第三屆政府施政懈怠，「經濟民粹主義」盛行向「政治民粹主義」蔓延。

中國與西方國家博弈的局部縮影

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簽署和實施以來，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迅速拓展。兩地民眾交往不可避免出現局部性暫時性問題。更重要的是，「拒中抗共」勢力及其後台老板眼看香港經濟愈益依賴國家，妨礙他們在香港複製西方政制。於是，從2011年1月開始，抓住兩地交往中局部性暫時性問題，不斷炮製反對內地居民和中央政府的社會風潮。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現或者說主要方面是兩大對立政治陣營之間鬥爭，核心問題是爭奪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而行政長官職位是關鍵。

從2013年開始，反對派以實施「佔領中環」非法行動與拋出「公民提名」等公然違反《基本法》的主張相配合，向中央和特區政府展開空前激烈進攻。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次要表現或者說次要方面是，相當一部分香港居民由於歷史因素依然相信西方政治制度和觀念，崇奉在倫敦長逾一個半世紀管治下形成的本地傳統「核心價值」。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當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問題提上議程時，香港青年普遍為就業、職位升遷和置業等問題所深深困擾，反對派趁機推動香港傳統「核心價值」向「本土主義」轉變，再推動「本土主義」惡化為「分離主義」，為「港獨」提供思想基礎。

香港沒有也不可能有本地獨立的政治運動。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從1984年形成起就是中國與若干西方國家博弈的局部（就地區而言）和縮影（就全球而言）。

自2008年以來，人類進入過去500年未曾見過的歷史巨變，全球重心由過去500年一直在西方開始「東移」——移向亞洲。2014年和2015年地緣政治和全球政治格局變化尤甚。面對世界大勢急劇演變，若干西方國家政府應對失據，對全球和地區重大事務如此，對香港亦是。

從2013年初以來，他們支持香港反對派全力爭取「公民提名」，支持非法「佔中」行動，不惜破壞他們建立或參與建立的香港法治秩序。他們低估中國政府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捍衛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意志和力量，在「香港普選」問題上要價過高。

進入2015年，眼看不可能實現過高要求，他們勸說其代理人妥協。後者雖然不能不考慮老闆的全球或地區戰略利益，卻更必須顧及自己在香港處境。他們收回對特區政府普選行政長官方案是「假普選」的指責，在政治道德上將是輸家。他們改為支持特別政府方案通過，將在今年11月區議會和明年9月立法會競選中失去相當一部分支持者。他們在6月17日立法會的決定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