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進程中社會管理的理念選擇

　　孫躍綱

　　中國社會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進行著「千古未有之變局」，社會的轉型從未停止。傳統農業文明逐步轉向現代工業文明，封閉保守的封建農耕社會轉向開放開明的工業化社會，分散的自給型家族式農村經濟轉向集中的城市化商品市場經濟，封建專制大一統和儒家等級制綱常倫理轉向民主自由共和與科學理性獨立自主文化，這種劇烈的社會轉型在社會的不自覺無意識不確定搖擺震蕩中，以內在的必然性逐步展現出來。至今，工業化急劇推進的同時，信息化、網路化、數字化，這些知識經濟和後工業化社會的特徵正在出現，社會的生產力結構和經濟基礎正發生劇烈的變化，從而，對社會的上層建築，特別是治國理政、社會管理的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對傳統社會管理模式提出嚴峻的挑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發展的實踐進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推進，正在鍛鑄和選擇新時期共產黨人治國理政的新理念。過去與中國漫長的小農經濟、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控制型、權威型、革命性、經驗型、非理性管理理念，必須與市場經濟相適應，轉向以科學理性與市場公平競爭為核心的法治德治相結合、相統一的新型理念。隨著整個社會管理的法治化推進，先進道德倫理的養成，社會主體綜合素質的提高，社會交往中人的自由自覺本性的展示，以及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將在社會管理中發揮出越益明顯的基礎性作用。法治主幹，德治基礎，以人為本的科學管理理念正在社會治理實踐創新進程中逐步形成。

　　社會治理理念演進的三個階段

　　人類社會歷史的演進經歷了複雜的變化，與手工半手工勞動基礎上的自然經濟過渡為工業勞動機器化生產基礎上的現代市場經濟，再過渡到知識信息基礎上的自動化生產系統的自由經濟相適應，社會治理模式與社會管理理念也自然經歷了由控制型到法治型，再到自治型的歷史轉變，形成社會治理理念演進的三種形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控制型管理理念。這一理念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的必然產物。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人們的生產工具簡單，勞動範圍狹小，小農經濟以農戶為單位，以人力、蓄力為基本動力，輔助以家族內部的協調互助，生產效果和勞動過程受自然環境影響很大，基本上是靠天吃飯。農戶、家族和村落無力抗禦水澇、乾旱、地震、颱風、瘟疫等自然災害，需要一個絕對的權威來組織分散的農戶，共同對付這些天災地禍，緩解這些災害給人們帶來的損害。強勢的統治者利用控制的管理形式與手段，極大地減緩了分散鬆散型社會的管理局限，集中有限的社會資源，應對各種危機與災難，保證社會生產與居民生活的正 常運轉。

　　生產力不夠發達、不夠發展狀態是控制型管理模式與管理理念的物質前提。勞動工具落後，以手工半手工勞動為主，生產效率低下，物質財富的生產數量與質量都不能適應人口增長的需要，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經常為了土地、財富、人口、牲畜而發生爭執、矛盾甚至戰爭。同時，由於私有制和剝削制度的存在，財富的佔有和分配極不平衡，少數剝削階級擁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和財富，絕大多數勞動人民只有少量的社會資源，處於無地、少地的狀態，租地交租之後，生活極為困難，難以維持基本的生活需要，許多的時候忍飢挨餓，饑寒交迫，難以為生。年輕的奴隸與農民無法接受經濟利益的這種巨大反差，忍受到了極限，只得逼上梁山，拿起武器，爭奪基本的生存保障，不得不與統治者進行堅決的鬥爭。對此，統治者只會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利用國家的權威，組成緊湊而靈活的威懾力量，形成全國上下嚴密靈活的社會控制體系，運轉高效的信息與控制網路，隨時鎮壓反抗者，維持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和平穩進行。

　　控制型管理理念，不講人的自由平等權利，不講人的正當利益，只講統治者的權威和利益。對普通勞動者而言，這是一種極不公正、不講道理的管理，講的只是統治者的利益，統治者的利益就是理。為了維持這種理，統治者會多方搜集管理信息，隨時了解那裡有不安靜因素，對那些忤逆統治者意志，損害統治者利益的人和事，採取堅決鎮壓，嚴酷整治的措施，甚至不惜在全國遍設監獄，密布偵探，加重刑罰，設立名目多樣的肉刑，刮骨挖眼，炮烙活埋，動輒死刑，從肉體上、精神上消滅各種反抗。這種控制型社會管理，維持統治階級的秩序，以落後的生產力和少數剝削者統治者佔有絕大多數生產資料，掌握國家政權為基礎和前提，以絕對的中央集權專製為特徵，對社會生活實施嚴密的控制。到了後期，這種統治控制往往無能、無奈、無為、無效、失效，因為這一控制的基礎發生了動搖、動蕩。

　　第二階段是法治型社會管理。法治型管理理念適應工業化社會生產的需要，是工廠生產制度、城市聚居生活、科學理性價值為核心的現代社會文明的集中表現。在私有製為基礎的剝削階級社會裡，法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意志，法制是統治階級維持統治、管理社會的手段和工具。大工業在形成過程中，工業化生產方式建立了嚴格的生產管理制度，勞動者、生產資料、生產的時間空間、包括消費都越來越集中，現代工業化城市取代了原來分散的農村小生產，嚴格的生產工序和日益細密的勞動分工，要求有嚴格科學的主體配合協作，衝擊並抵消了原有控制型社會管理。集中化的社會生產與消費，要求按照工業化的規則，整齊劃一，規範標準，實行比較準確、精確的法律化、制度化，使整個社會管理納入法制化的新階段。

　　法治化具有中立化、中性化的特點，在程序和形式上維護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體現共同行為準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每一個社會成員平等的無差別的公民權利。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基礎上，公正和信用是法治的生命。法治要充分體現公正的精神，不偏不倚，公正無私，遵循自然法則與科學定律，就像交通規則一樣，保護每一個行人車輛順利通行，中性公正，人人平等，不存在階級的差別與對立。這樣至少在形式上減少了社會管理的群體性阻礙，擴大了管理的群眾基礎，在遵循規律、理性科學的旗號下，由各領域的法律制度體系規範公民的社會活動，協調各類社會主體的社會活力，促進社會生活的平穩發展。

　　法治型社會管理，管理的主體是人民。資本主義制度下管理的主體主要是資產階級，各種資本的人格化代表，主宰著法律的制定和執行，主持著法律體系的運轉，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則成為管理的客體，管理的對象，是被動的消極的管理要素。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農民為主的基本勞動人民逐步成為社會管理的真正主體，管理的客體主要指各種經濟事務、政治事務、社會文化事務，外交、軍事、民族等社會活動。管理的方式、工具和手段就是社會的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各級政府，各種執法部門，人民通過這些機關，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意志體現出來，貫徹下去，發展壯大。

　　馬克思深刻批判了資本主義管理的虛偽性、虛假性、兩面性，揭露了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理念與價值的資產階級本性。資產階級宣揚的自由公正、民主平等，一方面反映了經濟生產的自然本性和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反映出資產階級剝削壓迫工人階級的自由，只是資產階級獨有的民主權利，是他們鎮壓和剝奪工人階級的特權，工人階級只有忍受剝削的自由，出賣自身勞動力的自由。隨著資本積累這種自然法則的作用和無產階級的貧困化規律，這種明顯的階級性、虛偽性和不公正性，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使資本主義管理失去效力，無產階級的覺悟和革命鬥爭最後必然使資本主義制度完全崩潰，從而把人類社會推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階段。

　　第三階段是自治型管理理念。自治型管理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管理的基本方式和主要特徵。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基礎之上，衝破資本主義私有制度的狹隘局限，在整個經濟生產領域逐步建立以科學技術為核心，以知識、信息為基本性資源，以自動生產系統為主要生產形式的嶄新社會經濟形態，在高度工業化、信息化和知識經濟生產力的推動下，將會逐步把全體勞動者排除到體力勞動範圍之外，使勞動者全身心地開發自己的智力、智慧和創造性潛力，全力創造、改進和管理自動機器系統（《資本論》第三卷）。到那時，社會運行中那種「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激烈生存競爭將會自然消失，人對人的統治將被人對物的管理所取代，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發展，物質財富的充分涌流，會把人的自私的貪慾、邪惡的慾念、醜惡的奸詐、陰暗的心理和對他人的統治欲產生的基礎徹底挖除。勞動者素質必然地會達到相當的程度，對自己的利益訴求和現實發展需要達到理性的把握和協調性推進，表達自己意志的方式、渠道的選擇多樣、隨機而自然，他們對自己的事務與社會事務的認識與推進，直接而自覺，不需要通過各種複雜而繁瑣的中介，不需要各種強制性手段，各種社會主體會自然地成為自治型管理的基礎和動力。

　　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管理，與整個社會由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的過渡相一致，正處於由控制型向法治型的過渡之中。過去的人治傳統，只講求封建宗法等級制的絕對權威，不講是非，混淆善惡，人情宗法關係成為最主要的社會資源和評判標準，極大地抑制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壓抑了青年人的發展活力，阻礙了社會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有公正權威的法治體制支撐，要求市場主體的公正與平等的社會身份，要求社會活動體現科學理性的價值，一切按法律制度辦理，遵循自然法則、自然規律、專家權威和人的本性（例如人民陪審制度）與社會需要、公民意志，盡量排除人際關係對社會治理的干擾和影響。鄧小平明確提出要依法治國，不要人治，要通過法律把人民治理國家的權力制度化、法律化、規範化、穩定化。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和微觀社會管理層面，法制化進程正在推進，規範化管理逐步形成。舊有的人治傳統還在一定範圍嚴重存在，自治型管理還沒有成為主導，甚至在許多的地方還沒有被人們所認同，一些人甚至對自治還很不了解，權威型管理傳統甚至拒斥和否定公民自治，片面和過分強調自治的條件性與過程性。但是，毫無疑義，自治才能真正體現和實現民主，居民自治、公民自治才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本質特徵和必然要求，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在我國社會管理實踐中，社區自治、村民自治，已經在推進之中，成為現在進行時。公民在自治性實踐探索中會逐步學會自我管理、自我發展、主宰社會，學會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學會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經過較長時期的實踐，人類進入自由王國的腳步自然會越來越邁向更大的自由天地，建立起自由人的聯合體。

　　與社會經濟生產的發展進程相一致相吻合，社會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的歷史變遷是必然的歷史趨勢，這一趨勢和歷史進程具有與自然法則同樣的客觀性、必然性。每一時期的社會管理採取什麼方式，人們樹立什麼樣的管理理念，是當時社會的經濟生產方式決定的，絕非宗教唯心主義所宣揚的那樣，是上帝的萬能和善的道德律令，也絕非人們的主觀願望所能左右。社會的管理需要人的善良道德與良好意願，但真正起作用的還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唯物史觀揭示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規律，才是我們理解、選擇和更新社會管理理念的指導原則。

　　社會轉型對傳統管理理念的挑戰

　　社會經濟生產的必然性決定社會管理模式與管理理念的性質與變化。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的轉型，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傳統的農業文明、農業社會、鄉村社會向現代工業文明、工業社會、城市化社會的轉型，急劇而迅猛。在政治上，共產黨由革命的黨轉型為建設的黨，由非法的黨轉型為執政的黨，由鬥爭的黨轉為和諧的黨，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執政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的執政，深刻而劇烈。這些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全方位轉型，給傳統管理理念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首先是工業化、信息化和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戰。改革開放首先是急劇地推動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工業化進程。工業生產迅速增長，工業企業遍地開花，國企改制，民營企業飛速發展，有規模、有效益、有品牌，具有核心競爭力，進擊世界市場的企業越來越多。短短三十多年，工業產值迅速超過農業十幾倍，並且在世界五百強中佔有十幾家。工業生產方式進入農業領域，改革和武裝了傳統農業，急速推進了農業的現代化，從而大大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引發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大範圍流動，農民工成為中國新型工人階級隊伍中的重要成員，帶動了中國社會的城市化進程，由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中的邊緣人群，發展成為新型社會變動的主要成員，成為社會轉型的基本推動力量，是社會轉型的巨大活力源泉。

　　與世界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浪潮相呼應，我國迅速推進了新型工業化發展。工業化、信息化相互促進，與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對應對接，居民的整體素質得到極大提升。新世紀高校擴招以來，每年五六百萬大學畢業生進入勞動大軍，進入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勞動隊伍，碩士生、博士生每年二三十萬，勞動者的整體技能與綜合素養正經歷著巨大的變化。就業門檻的提高，用工標準的提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的雙向選擇，加速了勞動要素的優勢流動，促成了企業人才的優勢組合，各種經濟要素的相對自由和高速流動，為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打好了基礎。而控制型管理壓抑創造、壓抑人才，不講科學理性，只講等級權威、權力服從，與科技革命的科學理性精神截然相對。

　　基本勞動者素質提高了，必然會更講求科學理性，更懂得民主與自由的價值，傳統的控制型管理體制自然會失去效力。對這些新的人，新的生產力，新的社會活力，新的網路生活，傳統體制怎麼樣也控制不住了。這些經濟生產領域的變化，使得傳統社會管理模式與管理理念蒼白無力，非常尷尬，極不適應。工業化與科學技術革命的推進，要求按照經濟生產的內在必然性，充分發揮人才的巨大作用，激發各類經濟要素的潛能，適應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充分保障和理性推進各類經濟和社會活動。理性、公正、秩序、法治的價值與權威日益凸顯，自然地要取代舊的社會權威體系，抵消行政權力、等級特權、宗法倫理作為管理資源的社會管理作用，逐步組成為新的社會核心價值。

　　其次是來自市場經濟的挑戰。以往計劃經濟基礎上的控制性社會管理理念，人為地劃分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界限，在經濟上對應的是分散的自然經濟形式，在政治上承接的是封建的中央集權與專制權威，在思想文化上是階級鬥爭思維、把人分為君子小人的儒家思想的集中表現。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的控制型社會管理，事先設定了上智與下愚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視一般工人農民群眾為愚昧無知、被動無能的群體，劃定了上智與下愚的界限，以犧牲基層企業與勞動者的個性自由為前提，甚至把社會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區別類同於真理與謬誤、善與惡、好與壞、公與私、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對立，這樣就大大增加了管理成本，增加了社會管理的阻礙力量，埋下了產生諸多社會矛盾的現實根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推進，工業化與信息化經濟的飛速發展，社會經濟生活的集中化與高速化、流動化，完全打破了傳統控制型管理體制的束縛。各類市場主體在身份上完全平等，在經營中公平競爭，經濟信息逐步公開透明，相對對等，大大解放了基本的經濟與社會要素，人的活動更加自由。人們把自己的智慧、才能、創造運用於各種經濟活動、經營活動，逐步擺脫原有政治管理體制對人的各種限制，把更多的優秀人才吸引到原體制之外發揮自己的創造才能，這就在相當程度上使控制型管理失效，無法控制也控制不了。

　　市場化解放出來的巨大社會活力，要求社會管理由控制型轉向民主型、權威型轉向服務型、權力型轉向責任型、專斷型轉向法治型，由非理性的個體（或集團）人治化轉向科學理性的民主法治化。在治國理政層面，要求共產黨人的執政理念轉向科學發展觀所要求的方向，真正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在執政實踐中，逐步推進依法執政，民主執政，科學執政，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科學發展的需要，把不斷釋放發展的活力，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斷創造改革發展的能動源泉，作為社會管理的基本職能和使命，不斷推進管理創新。

　　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市場競爭要求平等主體之間誠信交往、遵守契約、自覺維護市場秩序與公共利益。為了盡量減少惡性競爭、非法競爭和市場壟斷，就必須推行代表公眾利益、公眾意志的法治治理。在正常狀態下，法律的形成是各類利益主體競爭博弈的結果，法律的實質是經濟上居主導地位的階級、階層、集團利益與意志的表現，法律的權威也就是法律所代表的那些階級階層的利益。相對於控制型的社會管理，法治管理的成本要更低，效率更高，阻力更小。至少在形式和程序上，在競爭和博弈過程中，法律很自然地滲透了越來越多的科學理性精神，滲透了更多社會主體的利益與意志，比控制型管理具有更眾多、更紮實、更深厚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能夠得到更多社會力量的支持和擁護。

　　第三是改革開放的挑戰。經濟改革釋放出巨大的社會生產力，釋放出越來越多的社會活力，這些生產力與社會活力融匯成巨大的力量，推進社會管理不斷走向民主化法治化軌道，保障、實現和擴展更多社會主體的現實利益。在社會進步過程中，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但管理資源依然壟斷在少數人手中，管理格局依然如故，依法治國進程緩慢，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界限沒有實質性變化，少數人壟斷管理資源，多數群體處於消極無為的被動被控制地位，造成了社會生活活力缺乏的局面，極大地犧牲和阻礙了科學發展的進程。這就是黨中央提出管理創新的基本前提和社會背景。

　　改革開放，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每位市場主體都有平等的競爭權力，都與其他市場主體平等地搶抓機遇，提高技能，減少成本，競爭市場，都在努力爭取自己合法利益的最大化發展和最大保障。這些多數人的合法利益與意志，不能接受市場結構中的壟斷與特權，不能忍受某些封建性的等級限制與資源瓜分，不可能通過少數人的控制來表現、體現和擴展，而只能通過多數人的競爭博弈，制定出大家都能接受、都能認同、都能服從的法律制度，建立起能夠保障基本市場主體利益的管理體制，以最大保障每個主體的合法利益，打破各種經濟領域和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壟斷和特權，打破各種現實的不公平、不公正的社會資源獨佔，才能實現社會成員之間的平等競爭，真正地以人為本，保證每個人都能夠得到最大的發展。

　　對外開放走向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管理的先進理念與適用模式，必然會進入我們的視野，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思考。這些與先進工業化信息化生產力相一致的社會管理理念自然衝擊著我國原有的控制型管理體制，衝擊著那種無視人的存在、歧視基本勞動者的專斷控制型管理理念與管理體制。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的法治化實踐，他們對市場經濟背景下社會管理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與我們的改革發展有相通之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價值。我們發展工業化、信息化，發展先進科學技術，處理髮展、穩定與改革的關係，協調經濟、環境、資源、人口以及精神文化發展的關係，都可以藉助發達國家的法治化經驗，運用法治化方式，為社會主義的科學發展創造活力，保駕護航。

　　第四，社會主義民主化建設的挑戰。社會主義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當然也就是國家與社會管理的主體。憲法明確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歸人民。鄧小平講，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需要找到人民主人地位的有效實現形式，要求最大限度地擴大人民的管理主權，最大地釋放人民的管理能量，最大限度地減少對人民自由權利的控制。控制和專政的對象只能是極少數反人民、反社會、反科學的極端反動分子，社會的基本管理格調不是著力於控制，而應立足於法治，立足於保障和發展人民的利益。

　　實現憲法的精神，需要擴大人民的民主，提升民主的力度，擴大民主的範圍，使廣大人民群眾能夠現實地行施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逐步化解代議制民主的局限性，推進由間接民主向直接民主過渡。民主制度的本質，要求通過法治化的形式，通過系統有效的法律規範將人民的民主權力規範化、制度化、明確化，使之盡量不受其他因素的衝擊和影響，使人民的社會管理權力及其行施秩序化、有序化，從而獲得法治層面的有效保障。

　　改革開放的市場化進程與政治民主化，極大地顯示出傳統管理體制與理念的局限性、落後性。無論是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外交事務的管理，都是在市場經濟基礎上進行，都應建立在市場主體平等、人民民主主權的基礎之上，在強化對少數反人民、反社會勢力專政控制的同時，把最基本的和最主要的管理資源納入社會的法制化進程，強化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理政理念，不斷明確和落實人民當家做主、人民管理社會的主人地位與作用，使人民真正能夠通過法律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國家，管理整個社會的公共事務，確保整個社會的發展按照人民的意願，遵循客觀的規律，走上科學發展的健康軌道。

　　改革傳統控制型管理模式與管理理念，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任務，已經刻不容緩。那種控制型管理與市場經濟的平等自由精神格格不入，與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精神根本對立，在今天的改革進程中已經顯示出極大的局限性和阻礙作用。但是，這種以人治、德治、儒家傳統倫理和宗法等級秩序為基礎的控制型管理，根深蒂固，慣性極大，惰性極大。西方國家的法制化歷程也經歷了幾百年的反覆，其中也是曲折重重，才逐步確定下來。封建宗法等級制度下那種人對人的鬥爭、控制、壓制、霸權，包括肉體懲罰，文化專斷、暴力崇拜，資本主義表面的平等、法治、自由下的「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生存競爭，貨幣、財富對人的壓抑，科技、文明的異化，對貧困弱勢的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控制、剝奪，極大地抵消和侵蝕著人的民主、公正和自由的追求。

　　我國的法制化進程十分緩慢，阻力重重，有社會經濟和歷史方面的原因。在初級階段的生產力基礎上，私有制與私有觀念依然存在，民營、私營經濟具有明顯的兩面性，我國工業化的順利發展才二三十年，進入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格局體系的時間很短，市場經濟理應引發的平等、自由、民主與科學的「五四」精神受到階級鬥爭的思維慣性和一些人頭腦中小生產的自私狹隘意識的沖銷。在許多地方，立法執法過程中存在著歪曲和損害以人為本的傾向，不是立足於確定和鞏固全體勞動人民的管理主體地位，而是立足於控制他人，以公權換取個人私利，權力尋租，顯化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君子」與「小人」的身份對立，把廣大民眾當成消極被動的管理對象，當成只是追求個人私利的「小人」。這些傳統的管理理念，嚴重阻礙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的科學化與民主化進程。

　　改革進程對傳統管理體制與管理理念的挑戰是一種客觀的現實力量。看似無影無形卻威力巨大，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決策者已經看到這一客觀的必然趨勢，社會管理模式與管理理念的創新已經啟動，法治化取代控制型管理的總體方向也已明朗。為推進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提升社會改革與發展的強大活力，採取和藉助法制化的方式，把整個社會的科學發展納入法治化軌道，使法治成為保障社會科學發展的強大力量，應該是唯一科學的選擇。

　　中國社會雙重轉型下管理理念的選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正處於特殊的雙重轉型進程之中。一方面處於由控制型管理向法治化管理的轉型過程，另一方面又處於由私有制基礎上的個性自由向以公有製為主導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自治型管理的過渡。這種雙重轉型，對社會管理理念的選擇形成了特定的歷史時空坐標，提供了比較寬廣的選擇空間，形成了比較寬廣的管理創新張力。

　　中國社會長時期處於封建制度，農耕文明、中央集權專制與儒家等級封建宗法倫理三位一體，構成社會管理的基本要素。封建統治者以儒家倫理為本，嚴刑峻法為用，儈子手與牧師的兩手並用，共同維繫封建專制的中央帝國。對被統治者、被管理者，對基本的勞動人民和反對他們的人，統治者動輒以刑罰，殺戮平常事，人命如草芥，毫無人倫憐憫之心，特別是在封建權力交替和國內戰爭的社會動蕩期間。在一般社會結構和倫理層面，則是濃厚的封建家族宗法機制與家族溫馨照觀，君臣似父子，天下皆兄弟，濃烈的家族親情，社會交往中義滿山河，氣沖霄漢，特定利益基礎上的義氣成為基本的價值原則和行為準則。混淆是非，不顧真偽的家族權威和家長統治，追求真理遠不如個人的現實利益與社會權威，使科學理性與嚴格的生產技術系統難以生長立足。人們的基本社會活動被儒家倫理綱常和家族權威所范導，只需要遵循千古不變的農作時序，春種秋收冬藏即可，封建中央政府集中民力來應付河漕泛濫，天災人禍，為小生產提供這些必要的保護和保障，使小國寡民、分散的小農得以順天應時，穩定延續。

　　市場化改革迅速地打破了原有體制對社會資源的壟斷、封閉與封鎖，極大地解放出人們對利益的渴望與追求，解開了把人們限制在固有土地和原有體制中的枷鎖。控制雖沒有宣布廢除，但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失效，自由的空氣在市場競爭中得到逐漸的強化和公眾的認同，平等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工業化生產內涵的科學理性精神和尊重規律、能力本位觀念越來越顯示出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過去的社會控制，前提是只認人情，是非不分，屈從權威，基礎是少數剝削者的特殊利益，現在的市場化、工業化、信息化經濟，前提是先進的科學技術，是科學理性，真理本位，基礎是每一位市場主體公正平等的合法利益。由傳統農業經濟轉向工業化，必然要求社會管理模式與管理理念轉向以科學理性、市場競爭為核心的法治化管理。主體平等、公平競爭、依法經營、依法治理社會的法治化管理理念，能夠適應工業化發展的要求，最大化地促進工業化的發展和市場競爭的有序化、高效化。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針對中國社會的特殊狀況，鄧小平提出依法治國的理念。「還是要靠法制，搞法治靠得住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9頁）「現在從黨的工作來說，重點是端正黨風。但從全局來說，是加強法制——我們國家缺少執法守法的傳統，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抓法制。沒有法治不行。」（同上，第163頁）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逐步確立了依法戰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戰略。總結改革發展實踐經驗，思考治國理政有效方略，可以發現，單純地簡單地絕對地依法治國，決然地推行法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江澤民提出以德治國的理念，認為人的思想道德素質與基本和諧結構與法治治理是相互依存、密切統一的關係，人的素質的提高，全民科學技術水平的提升，人際關係的和諧，是社會管理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發展的重要目標，對社會管理也具有基礎性作用。

　　同時，我們也正處於向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之中，在社會管理上需要逐步啟發和強化基本勞動者的主體作用，推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擴展基本人群的自由自覺，逐步超越和揚棄私有制基礎上控制型管理與法治化管理的局限，使社會管理的自治化擴展到更大的範圍和層面。在當代一些發達國家的社會管理中，由於人的素質達到一定的程度，科學理性精神和法治管理已成習慣，基本社會生活的公民自治在特定的層面已經推開，其中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因素逐漸增多。我國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在初級階段存在好多「不夠格」的情況，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是必然的歷史進程，自然要求逐步擴展民眾的自治性管理，真正由人民來管理自己的事，發展自己的事業，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需要經過那些中間的環節。

　　按照辯證法的精神，法治與德治，法治與人治，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都是矛盾的統一，二者互相依存，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歷史進化過程中，絕沒有單純的法治，也沒有絕對的人治，可能會依法治為主，人治輔之，也可能是人治為主，法治輔之。講法治不是完全否定和排斥人治，依法治國也必須與德治相結合，相配合，做到法治與德治的有機統一。完全排除人治德治的管理，就成了秦始皇，絕對否定法治的人治德治，勢必演化為十年文革。針對嚴打的遺留問題，鄧小平明確提出人的問題，教育問題，「所以，加強法制重要的是要進行教育，根本問題是教育人。」（同上，第163頁）「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最關緊要的是有一個團結的領導核心。」（第236頁）「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覺。」（第381頁）「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第380頁）這些就是江澤民提出以德治國的實踐依據。

　　我國社會雙重轉型背景下的社會管理理念選擇，自然要立足於新型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現實，順應社會管理由控制型向法治型、自治型轉換的歷史過渡，探索適應中國特點的法治化與自治性的管理道路。初級階段在國家管理層面，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規體系，改進執法司法機制，強化法治權威，與國際市場體系法治體系接軌，顯得十分重要。同時，提高人的素質，提升整個社會的科學理性，構建公正、和諧、民主、自由、文明的社會關係與人際交往規則，成為社會管理的基礎性工程，也是法治效力的基本前提性條件。

　　社會雙重轉型的廣闊空間和法治化建設初期的複雜環境，要求在社會管理實踐中逐步減少控制性成分，擴大法治的範圍和力度。政府履行管理的權威應該依據法律，並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法律首先要保障和維護公民的合法權利與應有利益，保護市場主體的正當競爭秩序，在各部分公民利益博弈基礎之上建立公共利益的保障機制和公共資源的流動與分配法則。盡最大努力排除控制型管理對公民自由與人權的侵害，還要注意法治進程與人性、人權、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之間的連接、對接，防止簡單地將法治絕對化、抽象化的傾向。

　　今天的社會發展，恰當適應的社會管理模式與管理理念，應該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無論法治還是人治，都是社會發展的形式與手段，「發展才是硬道理。」（第377頁）發展是目的，法治人治都是為發展服務的，都要由發展來選擇和取捨。在具體的管理實踐中，絕不能任由社會管理中控制性傾向泛濫泛化，堅決杜絕損害公民合法利益、傷害民眾感情的各種管理傾向，每一級管理機構，每一位管理人員，都應切記管理是為人民服務，管理權是人民給的，管理的過程必須以人為本。

　　一方面堅持依法治國，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決糾正過去社會管理中落後的人治傳統。堅決糾正和防止那種是非不分、踐踏真理、權力至上、排斥和否定科學理性，一味講求人際關係，依據親疏派系分配社會資源和發展機會的封建宗法機制，依據法治化精神，為社會成員間的公平競爭創造一個公平公正的法治化環境，提供最為有效的體制保障。真正使能者顯其能，才者盡其才，各種創造活力競相併發，每個人的聰明智慧、個性、天賦、潛能都能夠得到充分展現，打破各種特權，消解絕對權威，化解各種落後傳統所形成的壟斷格局，使市場競爭機制和科學理性精神成為社會發展的力量源泉，整個社會充滿創造活力又高度和諧穩定，保持積極的法治秩序。

　　另一方面需要從具體實際出發，積極探索法治與人治、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法治國家與和諧社會有機統一的有效形式。糾正和防止將法治片面化、絕對化、機械化的錯誤傾向，站在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立場上，將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結合起來。在社會治理中，遵循法治精神，堅決依法辦事，依法行政，依法治國，杜絕任何人為因素的影響，使法治化管理不因個別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同時，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科學發展的立場，立足於人類社會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基本規律，以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基本價值目標，始終為人的發展服務，將法治作為人的發展的有效手段，把社會進步與人的發展統一起來，以人的發展統領社會發展，促進社會發展，切不能將人的發展降低為社會發展、物質財富積累的手段，形成本末倒置的局面。

　　從第一個轉型看，法治取代人治，依法治國取代傳統控制型社會管理，是必須要選擇的管理理念。這一轉型要求已經得到社會各個層面的基本認同，在實踐中正在艱難中推進。傳統的人治觀念相當嚴重，加上人們的科學技術素質正在提高，科學理性還沒有成為民族的基本精神，實用理性和機會主義投機意識還主宰著一些人的頭腦，個人、家族、小集團的利益在社會管理中還發揮著隱形和顯形作用，法治化進程才剛剛開啟，阻力重重，進程步履維艱。

　　從第二個轉型角度看，馬克思主義認為，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必定要到來，社會管理必定要建立在全民自覺自為、科學理性、公正自由的基礎之上，以高度自治為基本形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特定階段，對私有制度、私有財產制度的倚重具有暫時的必然性，適應於私有財產保護需要的西方法治傳統具有一定的存在價值和功能空間，這種暫時性的法治手段只是過渡到公有制社會，過渡到社會自治、公民自治型管理的中間形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社會管理理念選擇與創新，既要立足於市場經濟的要求，嚴格推進依法管理的法制化進程，又要遵循社會主義的科學發展規律，推進社會管理的自治化進程，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把法治化與自治化統一起來，努力創新社會主義引導下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

　　選擇社會管理理念和社會管理模式，必須依據於社會管理演進發展的客觀規律。從總體的社會進程來看，人類社會進程中社會管理理念的演進，經歷了由控制型到法治型、自治型的三個階段，我國社會已經由農業社會過渡向工業社會、信息化社會，正在經歷轉向法治型、自治型的雙重轉型。遵從科學發展的要求，推進社會管理理念的創新與選擇，在社會治理主體上，堅持和完善黨、人大、政府的「代表」式管理與公民自治自覺管理的統一；在社會治理方式方法上，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統一，吸收和整合中外歷史上社會管理的經驗，吸收借鑒儒家、法家社會管理的合理理念，法治為表，德治為里，法治為末，德治為本；在社會管理目標上，堅持人的發展與社會文明進步的統一，人的發展與物質文明進步的統一，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創造條件，創造動力。只有立足於科學發展，富民強國，整合各種社會管理的優秀資源，積極探索，大膽創新，才能努力形成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發展的堅強保障。

　　（作者：中共渭南市委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