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201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主題為「我國歷史上的法治和德治」的第37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學習並發表重要講話。講話深刻揭示了法治與德治的辯證關係，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法與道德關係的理論，闡明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為我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指明了方向。

　　一、法安天下，德潤人心

　　法律與道德同屬為經濟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本質是相同的，但產生方式、實施方式、表現形式、調整範圍和功能作用是不同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範社會行為、調節社會關係、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都有其不同的地位和功能。法治，就是發揮法律規範作用，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性，用法律準繩規範社會行為、社會生活、國家治理。德治，就是發揮道德教化作用，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思想道德覺悟，用道德引導規範社會成員行為，調節社會關係。早在十年前，習近平總書記還在浙江工作時就對法律與道德的關係，作出法治與德治，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的高度概括。古往今來，法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是，法治也不是萬能的，治國理政僅靠法治這一手是不夠的。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法律的有效實施有賴於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法律難以規範的領域，道德可以發揮作用，而道德無力約束的行為，法律則可以懲戒。由此他得出結論：「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這個結論是關於法律與道德辯證關係的深刻揭示，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基本原理。

　　二、德法合治，歷史瑰寶

　　在綿延近五千年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政治文化。德治、法治的思想和實踐貫穿中國曆朝歷代，德法合治實則是中華政治文明的瑰寶，是中國古代王朝興衰更替的基因密碼。早在兩千多年前，周公就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罰」。孔子提出「為政以德」，強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荀子主張「化性起偽」「隆禮重法」。漢代董仲舒提出「陽為德、陰為刑」，主張治國要「大德而小刑」。到了唐代，人們更是提出「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一方面推行德治，通過「貞觀修禮」建立一整套道德體系；一方面推行法治，制定嚴密的法典——《唐律》。宋元明清時期基本延續了德法合治的傳統。通觀我國古代歷史，法治和德治運用得當的時期，大多能出現較好的治理和發展局面。如漢唐時期的盛世，正是禮法並舉、德法合治的時期。反之，單純德治如周代，最終導致禮崩樂壞天下大亂；而單純法治如秦代，則最終導致二世而亡。域外經驗也是如此。歷史證明，凡是既注重法治又注重德治的國家，治理效果都比較好；單純靠法治或德治，都難以把國家治理好。

　　三、德法結合，相輔相成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經驗教訓，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條道路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強調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治國理政規律的深刻把握。

　　法律是準繩，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時候都不可忽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依法執政基本方式落實好，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要強化道德對法治的支撐作用。人們對法律的認同，根本的是對其蘊含的道德價值的認同；人們對法律的遵守，很重要的是源於思想覺悟的提升。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就是要發揮道德對人良知的教化作用，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為法治創造良好人文環境。一方面，要在道德體系中體現法治要求。守法是人類最美好的品德。法律是最低層次的道德，道德是更高層次的法律，道德對法治具有滋養作用。另一方面，在道德教育中要突出法治內涵，特別要針對我國人情積習厚重、規則意識淡薄的情況，注重培養人們的法治信仰、法治觀念、規則意識，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營造全社會都講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環境，注重在文化傳承中涵養法治精神。

　　要把道德要求貫徹到法治建設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法治承載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撐。法律法規要樹立鮮明道德導向，弘揚美德義行，保障實現善有善報、恩將德報。立法與法律實踐都要體現社會主義道德要求，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始終，使社會主義法治成為良法善治。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人類法治發展演進的一般規律是，法律本於人情，各國無不把基本道德、重要公序良俗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法律。立法脫離了人之常情，背離了公平正義，失掉了道德之善，所立之法便難以成為良法。惡法的實施則貽害無窮。文明執法、公正司法本身就是對道德的捍衛。司法不公，既是對法律的褻瀆，也是對惡行的縱容、對美德的貶損。執法、司法如果失掉了懲惡揚善的功能，其本身就會成為罪惡的根源。守法是一種善，違法是嚴重的失德。良好的法律得到普遍的實施才能實現良法善治。

　　要運用法治手段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律是底線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對缺少道德自覺的人，對那些傷風敗俗的醜惡行為、激起公憤的缺德現象，單靠道德教育、叩問良心已經不夠，必須運用法治手段進行治理。唐初之所以出現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盛世，成功經驗即在於運用法律手段解決嚴重失德問題，做到了「道之以德」「齊之以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當下如誠信缺失、電信詐騙、假冒偽劣等問題，都應用法治手段予以懲治。

　　要提高全民法治意識和道德自覺。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引用法國思想家盧梭的經典名言：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法律要發揮作用，首先全社會要信仰法律，這是法治國家的精神要素。道德要發揮作用，必須提升全社會的道德素養，這是以德治國的文化基礎。法治精神的核心是權利義務相統一，道德素養的基礎是愛國守法。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公民道德素養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國家法治進程，培育法治意識和道德自覺是實現德法結合的基礎工程。

　　要發揮領導幹部在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中的關鍵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善政根本上靠為政之人。領導幹部能否以身作則、以上率下，對營造良好法治環境和道德氛圍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領導幹部既應該做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也應該做道德建設的積極倡導者、示範者。中國古代有「以吏為師」的優良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領導幹部既要有「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的法治思維和法治能力，也要有「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眾」的君子之范。抓住這個關鍵少數，就抓住了德法結合的根本。

　　四、堅定自信，開闢新路

　　美國法哲學家博登海默認為，法治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最好的治理方式。人類過去的一切發明，重在征服自然，自從有了法治，人類開始征服自己。法治，是全人類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共同追求，中華民族是最早發現法治價值的民族之一。

　　在古巴比倫文明、古埃及文明、中華文明、古印度文明等四大文明中，唯一未中斷髮展而一脈相承的是中華文明。在中華政治文明產生儒家、法家之學的時候，才產生了古巴比倫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在地中海相結合的古希臘文明。古希臘文明因缺少原創性，故只能視為亞文明，其地位不能與四大文明相提並論。在此後二千五百多年的發展中，以古希臘文明為源頭，形成了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以其他三大古文明為源頭而形成了阿拉伯法系、印度法系，以中華文明為淵源而形成了中華法系。國家治理模式迄今大致可分三種：一種是以英美法系、大陸法係為代表的法律+宗教模式，一種是以阿拉伯法系、印度法係為代表的法律與宗教合一模式，第三種則是由中華文明獨創而在東方國家得到實踐的法治+德治模式。

　　自商紂滅亡之後，中國的先哲即已發現「敬天」「祀神」不如「敬德」，從而完成了從宗教政治向世俗政治的轉變。此後三千年，神權從未取得過對政權和世俗的統治地位，「修齊治平」「內聖外王」「德才兼備」一直是中國「賢能政治」的基本要求。德治和法治相結合一直是中國歷代政權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毋須藉助宗教，即能解決人的終極精神需求和行為選擇，這是中華文化的優勢所在。為什麼中華文明能經受住各種衝擊而堅守根基？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條是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中國政治文化基因。自秦統一中國後，歷代統治者都無一例外地利用法律維護中央權威，利用法治和德治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

　　我們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誠繼承者、弘揚者和建設者。對歷史上德法結合的優秀傳統，我們要有充分自信，並批判性地繼承，揚棄其專制性、等級性、工具性、殘酷性，而繼承其「以法為本」「緣法而治」「刑無等級」「法不阿貴」「注重官德」「注重家庭」「立德修身」等有益的思想和實踐，做好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發揚光大。我們既不能走西方法律和宗教相結合的道路，也不能走阿拉伯國家政教合一的道路，我們要走出一條新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條道路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人民為主體，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原則，以中國的實際情況為出發點，以突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為特色。這就是法治的中國模式，就是法治的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