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從溫州模式到溫州秩序

05-29

　　七八年前，腦海中浮現過一個概念：溫州秩序。那個時候，溫州模式還相當走紅。今天，溫州經濟正在遭遇巨大的麻煩。也許，走出單純經濟維度的溫州模式，從綜合性秩序的框架內思考溫州，是溫州擺脫困境的一個出路。

　　過去三十年中，溫州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蹟。這並不是說，溫州人有多富裕，而是說，從全國範圍來看，溫州經濟體系的市場經濟程度是最高的。北京、上海固然是尋租經濟的樂園，曾經的蘇南模式、蘇州模式也都有明顯的權力依賴癥狀。惟有溫州，完全是私人草根經濟，一個個農民企業家們白手起家，不依靠任何權力，純粹依靠其企業家精神，而創造出了令人眩目的財富。

　　但是，過去十年來，溫州模式似乎進入成長的煩惱期。首先，溫州人的經濟網路向外擴展，從而出現了本地經濟的相對空心化。本地統計的經濟增長率比較低下，這一點讓追求政績的地方政府官員不滿。他們試圖利用權力，強行改變溫州經濟生態，溫州地方政府一直是溫州模式最大的破壞者。

　　另一方面，溫州企業家們積累了大量資金，為追逐利潤，這些資金以令人矚目的方式遊動。炒煤團、炒房團，無不引起廣泛爭議，溫州人的輿論與社會形象變糟。

　　投機性活動也極大地改變了溫州企業家群體的心態。在過去幾年投機色彩甚濃的經濟氣氛中，溫州企業家也是人心浮動，其經濟活動也趨向於投機化，實業精神受到衝擊。也許，這才是溫州模式最嚴重的危機所在。

　　而如果溫州模式消亡，那麼，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也就坍塌了一大塊。因此，雖然我一直沒機會去溫州，但一直在思考，溫州模式如何避免自我毀滅？也許，溫州秩序是一條出路。

　　單從經濟角度著眼，是遠不足以解釋已經發生的溫州的經濟增長奇蹟的。溫州經濟奇蹟是以當地深厚的文化與社會因素為基礎的。經濟位於社會結構的最淺層，在它下面是正式的制度，再往下是社會層面的種種制度安排，最深層次則是價值。這種價值塑造了人，從經濟角度看，就是塑造了企業家的心智。這種價值也塑造了社會，而經濟活動一定是在社會脈絡中展開的：歸根到底，經濟活動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特定形態的合作、交易。

　　因此，單純經濟意義上的溫州模式，其實本來就是整全的溫州秩序的產物。在錢塘江以南沿海地區，儒家價值保存得最為完好，溫州就在這個區域中。在儒家價值熏陶下，人們的精神是較為剛健的，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就是溫州人創新精神、企業家精神的文化源泉。更為重要的是，儒家價值創造和維護著一個較為健全的社會秩序。因此，溫州人之間有較高程度的信任。由於這種信任，溫州人之間的交易成本非常低廉，人們可以放心地合作、交易。溫州人的集體合作精神，在商業領域中有十分引人注目的表現。儒家價值也讓一些企業家具有君子精神，他們願意與別人分享成功，願意義務地承擔公共事務。

　　也正是在這樣的價值和社會脈絡中，溫州人的財富積累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製造社會問題，而是服務於原來的社會結構。比如，在溫州，財富的分配大約是比較均平的，當然是高水平的均平。這與全國其他地區，尤其是尋租經濟發達地區的情形完全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溫州過去三十年處於形成過程中的社會秩序，是我正在構想的「錢塘江以南儒家式現代社會秩序」的一個標本性雛形。

　　當然，這只是一個雛形，且現在，這個雛形已面臨危機。問題出在，即便是溫州人自己，不論是企業家，還是地方政府，都沒有意識到溫州經濟奇蹟背後複雜的文化、社會因素。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而可能在有意、無意地破壞這些因素，那些聰明、剛健的企業家們同樣缺乏對自我的清醒、準確認識，因而沒有按照溫州價值、溫州社會結構內在固有的方向尋求發展，而是隨波逐流，捲入投機經濟的浪潮中。而一旦捲入這樣的經濟遊戲中，溫州企業家將不再具有任何優勢，這樣的創造財富活動也將侵蝕乃至摧毀溫州既有的價值和社會結構，從而令溫州與其他地方一樣，成為富裕的荒漠。

　　最麻煩的是，由於缺乏敏銳的自我認知，溫州企業家無意識地消耗溫州秩序的價值、社會資本，而沒進行價值與社會資本的再生產，溫州秩序隨著財富的增長反而鬆動、衰微。

　　作為一個支持市場制度和民主治理的儒者，筆者對溫州始終寄予極大希望。筆者希望，溫州企業家和社會精英面對本次危機，能夠形成一個更為準確的自我意識，更為自覺地沿著溫州秩序的方向進行探索。溫州人的財富源出於溫州秩序，現在，溫州人需要重回溫州秩序，並且深化、擴展溫州秩序。在此過程中，溫州人也就可以找到溫州經濟增長的方向。

　　溫州秩序概念區別於溫州模式之處在於，超越經濟維度，從人與社會之秩序的角度看待財富，安頓經濟活動。在此視野中，企業家不僅是財富的創造者，更是價值的承載者，是社會活動的主體，是秩序的締造與維護者。如果從這個角度思考，那麼，溫州人不難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比如，增加本地基礎設施投入，增加社會建設投入，改進公共生活品質。進行文化建設，恢復和傳播儒家價值觀念等等。

　　也就是說，溫州企業家超出經濟維度，安排自己的生活。應當有一部分企業家轉型為社會活動家，用已經積累的財富支持文化事業。這樣的活動，同樣需要溫州人身上充沛的企業家精神。這些活動產出財富的效率也許不高，但它們可以塑造溫州秩序，可以大大提高溫州人的幸福感。而經濟活動的終極目的，不正在於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