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之林：由歷史小說看五四時代的延續——論《李自成》研究再度興起

　　內容提要：以2009年文壇「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為標誌，在2010年的姚雪垠誕辰百周年紀念活動中，姚雪垠及其主要作品長篇小說《李自成》重新成為關注熱點。在對史料和作品深入閱讀與發掘的基礎上筆者認為，這部形成於上世紀中後期的作品，實際上與中國社會重要的現代轉型期五四時代具有更密切的精神聯繫，而不能僅僅歸結為「以階級鬥爭為綱」年代的政治觀念產物。對小說家的紀念以及對這段歷史的回顧，不僅意味著今天讀者對姚雪垠和《李自成》所講述的歷史感興趣，也意味著現代歷史觀念中一種人文內涵的復現，是五四時代精神在弘揚傳統文化聲浪中又一次復甦。

　　關鍵詞：《李自成》、《甲申三百年祭》、茅盾、姚雪垠、吳晗

　　2006年，姚海天編《茅盾 姚雪垠談藝書簡》（簡稱《談藝書簡》）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收集整理茅盾和姚雪垠從1974年7月至1980年2月間八十餘封通信，江曉天為《談藝書簡》作序，評價這部大約十二萬字的通信集出版意義非凡：它是「『五四』以來第一、二兩代老作家，就一部長篇歷史小說所涉及的一些理論思想、創作藝術技巧等進行深入細緻探討的一部獨具特色、頗有學術價值的大書」 。江曉天是《李自成》第一卷上下兩冊的編輯，他對作品熟悉的程度，一般人很難達到。實際上，他在這裡揭示了五四時代與姚雪垠和《李自成》的精神聯繫。共同的現代文學志向，使「『五四』以來第一、二兩代老作家」惺惺相惜，即使新文化運動已過了半個多世紀，《談藝書簡》依然體現他們之間一種特有的相知、相契和相互支持。或者說，出於一位資深編輯對小說的了解，江曉天對通信集的評價是對《李自成》與五四時代關係意義深刻的詮釋。

　　《談藝書簡》從表面看是兩位作家五年多的通信，但所涉及作品的時間跨度在十七年以上。《李自成》第一卷上下兩冊出版於1963年，第二卷上中下三冊出版於1976年，第三卷上中下三冊出版於1981年，也就是通信集截止期的第二年。回想這段歷史，不僅有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後風雲多變的政治形勢，也包括「文革」這樣嚴峻的歷史時期。但這一漫長的經過表明，五四時代對中國當代文壇的影響，在「十七年」和「文革」雖然都遭遇曲折，但也都未曾被攔腰斬斷，而且這一思想流脈對現代社會的探索，一直斷斷續續地進行著。茅盾的《李自成》研究即是其中一例。值得注意的是，在茅盾和姚雪垠於八九十年代相繼去世，《李自成》研究經過80年代中後期相對沉寂之後，至本世紀初又有活躍的跡象。2009年，為「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文藝報社編選《茅盾文學獎（第1-7屆）獲獎作品評論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關於第一屆獲獎小說《李自成》，編選者收入茅盾發表於《文學評論》1978年第2期的文章《關於長篇小說〈李自成〉》。時隔三十年後，茅盾的文章再度豁人眼目。姑且不論這意味著《李自成》研究今天仍有待深入，是否也意味著對五四時代文學話題、精神指向的研究還遠未完成，又延續到21世紀呢？答案是肯定的。

　　「茅盾文學獎」於1981年10月正式啟動，是根據茅盾遺願將他畢生積蓄的25萬元全部捐獻而設立的長篇小說文學獎，其中寄託茅盾對當代中國長篇小說的厚望。這一獎項第一屆頒發給《李自成》，與茅盾對姚雪垠創作的長期支持分不開。從姚雪垠「1938年發表短篇小說《差半車麥秸》起」，直到長篇小說《李自成》，茅盾都有積極的評價和鼓勵，「彼此結下了四十年之久的師生之誼」 。同為五四文化人，他們為推進中國文化現代進程的不遺餘力，由此可見一斑。新時期伊始，茅盾在這篇文章說：

　　三百年前的史料既豐富而又龐雜。那些史料的作者又都是封建思想極濃重的人。他們所記載的史實，無論是關於李自成及農民軍的，或是關於明王朝的掌權者—— 崇禎及其親信的文臣武將的，都是透過他們的封建思想的稜鏡而被歪曲被顛倒了的。其次，這些史料，大部分並非身當其事者的實錄，而是輾轉傳聞的記載。因此，如果作者是認真地以十分負責的態度去寫一部歷史小說而不是浮光掠影，抉取若干史料就主觀地構想，特別是主觀地塑造人物的話，那麼，甄別這些史料，分辨其何者是真，何者是偽，何者是真偽相雜，又是必要第一步的準備工作。

　　茅盾這番話，為認識五四時代與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的關係，提供了一把鑰匙。如果從歷史小說家甄別史料、分辨真偽入手，研究《李自成》寫作「第一步的準備工作」，那麼追根溯源，小說家真正的思想準備既非始自於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憤而著書；也不能歸因為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促發其靈感；更不是為配合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政治形勢下的「革命傳統教育」，儘管作為小說寫作的時代背景，它們都曾給作家以影響。但茅盾所說的「三百年前的史料既豐富而又龐雜」，如何分辨和敘述歷史？這個問題必然要追述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發生的新史學運動，追述到這個運動在一代人文知識分子中掀起的思想波瀾。當時關於史學觀念和方法問題的討論，直到上世紀末姚雪垠回想起來還那麼印象深刻，記憶猶新。他說：「一九三0年前後（即姚雪垠在河南大學讀預科期間，作者注）是我國史學界思想十分活躍的時期，而當時的史學界情況對我這個小青年的成長發生過強烈的影響，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我以後的文學創作道路。尤其是我在四十七歲時，即一九五七年被迫突然轉上創作歷史小說的道路，而且在歷史小說方面做出了我自己的獨特貢獻，這與當時我在河大時所受的影響有密切關係。」 也就是說，姚雪垠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的思想準備階段應該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新史學運動期間。儘管當時他並沒有寫這部小說的明確打算，但如果沒有那種時代氛圍，姚雪垠沒有積極投入史學界的變革，那麼，或者根本就沒有《李自成》這樣一部歷史小說，或者有，也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李自成》。

　　據姚雪垠回憶，當時中國史學界大體分為三派：一是傳統史學家，繼承清代學者嚴謹的學風，受進化論思想「或深或淺的影響」，但反對標新立異、嘩眾取寵，「沒有接受歷史唯物主義對史學思想的影響」。二是古史辨派，在五四反封建、反孔教的新文化思潮鼓動下，致力於懷疑和否定儒家典籍所記載和宣傳的上古歷史，新文化倡導者錢玄同甚至改姓「疑古」，可見時代潮流的強勁有力。三是新史學派，即採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起源，所涉及的根本問題是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比如中國社會自有史以來是否存在階級？馬克思主義是不是適合中國國情？當時正積極投入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學潮運動和左翼文化運動的姚雪垠，雖然對第一二兩派在研究方法上有所肯定，但基本傾向第三派意見。從當年他對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欣賞態度，便可得出上述結論。姚雪垠回憶說：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之後，郭沫若僑居日本，受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摩根的《古代社會》兩書思想的啟發，利用幾十年中國學者們對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成果，加上他對先秦古籍的豐富知識，寫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成為馬克思新史學派研究中國奴隸社會的開山之作。但當時和其後參加古代史討論的許多年輕學者的功底比郭沫若差得很遠，他們既不懂金文，也不懂甲骨文，對先秦古籍也讀不大懂，更談不上熟悉，所以常常受到正統派史學家們的譏笑，認為是海派學風。然而當時正是馬克思主義新史學派「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時代，許多幼稚毛病，很難避免。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有些學者逐漸成熟，如今新史學派早已成為中國史學的主流了。

　　姚雪垠讀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曾「在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寫了這樣幾個字：『我所心愛的一本書』」，把自己看作是郭沫若的「私淑弟子」。

　　但處在傳統變革年代的學者是不特別看重師承關係這一種人情故交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對新觀念心嚮往之，以新史學觀念重新闡釋中國傳統社會，並隨時準備質疑前人或權威的結論，被視為重要的人生準則。從這個角度看《李自成》，不僅作品本身是新史學派觀念催生的產物，而且其創作過程一直有挑戰前人、挑戰權威的時代印記，這也是他後來與郭沫若發生分歧的主要原因。

　　又恰恰在這一點上，姚雪垠無愧郭沫若的「私淑弟子」。郭沫若回顧新史學運動對後來知識分子治學的影響時說，當時對歷史，「在學者之間很難取得一致」，「就拿我自己來說吧，二十多年來我自己的看法已經改變了好幾次，差不多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鬥爭」。這話來自郭沫若1954年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所作「新版引言」。《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最初完稿於1929年，50年代重新出版，作者修改了以前一些結論，比如殷代不屬於原始社會末期，而已進入奴隸社會；把奴隸制的下限定在春秋與戰國之交，而非只有西周才是奴隸社會，等等 。現代啟蒙運動打破了以往學者固守的歷史結論，他們不僅批判別人，也不斷檢討自己，檢討自己實際上是對既定結論發起新一輪攻勢。這種否定之否定的學術氛圍，對姚雪垠青年時期性格影響至深。一個人的性格當然與特殊的生理、地理環境有關，有來自遺傳、童年經驗等諸種個別因素，但姚雪垠對以往學術權威論點的質疑，對既定規範的僭越，還有被一般人視為桀驁不馴的性格，卻與他這一時期的經歷有重要關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這種說法不錯，但從相反的角度來看，這種使命感也形成一代人某種潛在的集體無意識和潛在的文化性格。在一個抗拒傳統、大膽質疑、事事敢為天下先的時代，姚雪垠從新史學運動中不僅汲取重述歷史、重述明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更難得的是他對歷史與小說關係的探索，為當代歷史小說發展奠定了基礎。

　　具體到《李自成》，把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作為歷史變革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翼，這是姚雪垠通過歷史小說重述明史的宗旨所在。這種寫法打破了帝王將相史的傳統格局，把明末農民起義，把那些歷來被逼無奈、揭竿而起，卻又衣衫襤褸、面目模糊的烏合之眾正面寫入歷史，寫他們的內心活動，他們的個人命運，寫起義軍興起到壯大、衰落直至失敗，也就是現實主義敘事所要求的起承轉合全過程。這種切入歷史的角度，使姚雪垠對明末歷史與其他人觀點見出分野，同時也使他對其中分歧有特殊的敏感。因此，當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40年代受到毛澤東重視，並被列為整風「參考文件」 ，姚雪垠卻對這篇鴻文有不同看法。分歧主要針對李岩這個人物。郭沫若認為：「李岩終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農民革命運動才走上了正軌。這兒是有歷史的必然性。因為既有大批飢餓農民參加了，作風自然不能不改變，但也有點所謂雲龍風虎的作用在裡面，是不能否認的。」在總結起義失敗教訓時，郭沫若更把李岩提到重要位置：「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劇的主人，而從李岩方面來看，悲劇的意義尤其深刻。假使初進北京時，自成聽了李岩的話，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了軍紀，對於吳三桂等及早採取了拉攏政策，清人斷不至於那樣快的便入了關。又假使李岩收復河南之議得到實現，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獨當一面，把農民解放的戰鬥轉化而為種族之間的戰爭。假使形成了那樣的局勢，清兵在第二年決不敢輕易冒險去攻潼關，而在潼關失守之後也決不敢那樣勞師窮追，使自成陷於絕地。假使免掉了這些錯誤，在種族方面豈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間為清朝所宰治的命運了嗎？就這樣，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為了種族的悲劇，這意義不能說是不夠深刻的。」郭沫若進一步追究錯殺的責任：「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舉動，或擬投南明，或擬投清廷，那殺之也無可惜，但就是讒害他的牛金星也不過說他不願久居人下而已，實在是殺得沒有道理。但這責任與其讓李自成來負，毋寧是應該讓賣友的丞相牛金星來負。」（見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但無論誰來負責，無論李自成還是牛金星，李岩這個人物都從這一敘述角度被推向歷史的關鍵位置，他的死也成為大順朝失敗、起義軍失敗、甚至「種族失敗」的根本原因。

　　1962年6月《李自成》第一卷修改稿送交中國青年出版社後，姚雪垠曾應邀拜訪明史專家吳晗，徵求他對《李自成》的意見。交談中，姚雪垠說不想採納《甲申三百年祭》的方式寫李岩和紅娘子，並引述他查閱史料得來的六點結論，證明歷史上根本沒有李信（即李岩）這個人。「《綏寇紀略》和《明史·流賊傳》中關於李信和紅娘子的事情全是捕風捉影之談。後來郭老寫了《甲申三百年祭》，因其崇高聲望，加上被作為『整風』參考文件，一個本來不為河南人所談論的『李公子』變成了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鑒於姚雪垠對史料調查把握的周詳，吳晗肯定了姚雪垠的分析，還說：「看來論明初你不如我，論晚明我不如你。」 明史專家的肯定和稱讚使姚雪垠「大受鼓舞」，不過，姚雪垠卻沒順著這樣的思路去結構小說，經他考證純屬子虛烏有的李岩和紅娘子，還是作為小說中人物陸續出現在《李自成》第二卷到第五卷中。這是姚雪垠對歷史與小說關係獨具一格的處理方式。不是說姚雪垠不尊重歷史，或者採取了一種「戲說」方式；而是作家試圖用虛構的藝術手段來達到一種更高層次上的歷史真實，即傳統文人在農民起義軍中的地位和作用實際上是非常有限的。

　　這種處理方式集中體現了作家對傳統文人人格缺陷的認識，但其意義又不僅如此。它使這部表現農民起義的小說，通過對起義軍構成的複雜性揭示，將筆觸擴展到傳統的社會結構、文化模式，以及運行趨勢，使小說達到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對明末社會的全景觀照。對此，姚雪垠寫《李自成》第二卷「內容概要」時有明確交待：

　　李岩在本卷登場，作為一個重點人物來寫。他是否是杞縣人，是否是李精白的兒子，從歷史科學說，都尚有問題。至於紅娘子破杞縣救他出獄，則可以肯定說並無其事。但是在小說中，我仍用流行的說法，並把他作為杞縣南鄉圉鎮旁邊李家寨的人。我暫時將歷史科學的懸案放在一邊，努力去塑造李岩和紅娘子兩個小說人物。但是我不採納流行的說法，把宦門公子李岩在闖王軍中的作用誇大過火，而撇開農民革命運動的本身規律。事實上，李岩之所以投李自成，是因為李自成具有相當大的號召力，仁義之名遠播，不然他也不會往投，誓忠於自成。他後來也沒有被李自成十分重用，所以儘管他有經濟學問，參加李自成軍較早，後來建立大順國，他卻沒擔任六部尚書或侍郎，僅僅是一位制將軍。大順的武將很多人封侯封伯，而李岩卻沒有封爵。李岩出身於宦門，被迫起義，雖然對農民軍起過積極作用，卻在精神深處同農民軍有距離。他一投闖王便改名李岩（小說中寫了改名字的細緻心理和過程），表明有功成身退，隱於岩穴的決心。這種思想，其好的一面是不同於牛金星功名利祿的慾望薰心，其不好的一面是既參加農民起義大軍而又只願將來做一個「岩穴之士」，這就使他在精神上同革命隊伍不能夠化除距離，水乳交融。李岩大概受命主持對饑民的放賑工作，曾經出現了一種情況，即地方上很多人只知道有個李公子，而不知道有李自成，或以為李闖王就是李公子。這種事情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在政治上都是不能容許的。當李自成正在事業草創的時候，他可以包容過去；當內部困難發生猜疑之日，這件事就會觸動新的猜疑，也可以成為旁人進讒言的資料。我將這件事在破洛陽以後以側筆寫出，為李岩兄弟在三年後的被殺埋下個伏線。

　　李岩是農民起義軍中仕宦出身、有科舉功名的文人，但他的命運揭示了農民起義有與封建王朝一致的悲劇內在性。這種悲劇內在性與人物的秉性氣質有關，但主要來自各方在文化上的同構特徵。《李自成》從明王朝和李自成建立的大順朝兩個方面，揭示儒學、或儒道釋三教合一、三教互補所形成傳統文人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礎，其介入現實的無力與無效。在崇禎看來，科舉制度推舉上來的文臣武將，若論個人能力，是一些「知經而不知權」、百無一用的書生；若論個人品性則更為不堪，或「不顧國家急難，不思君父憂勞，徒事口舌之爭以博取敢諫之名」，或唯唯諾諾，四處鑽營，左顧右盼，平步青雲，皆為朝廷蠹蟲 。書中描寫大順朝建立時間短促，李自成還來不及做崇禎那樣的總結，就被清軍驅趕，命喪九宮山。但小說中，李自成不重用李岩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李岩在起義軍的作用沒那麼重要，在於他本身與李自成這支農民起義軍精神上的一種遊離狀態。他有見識，卻容易動搖，與其他將領相比，他總要為自己留一條後路，若不能青史留名，那麼至少也要在歷史上留下一個較為清高的文人形象。因此，在起義軍與朝廷兵戎互見、無任何調和餘地的情況下，無論作為起義軍的謀士或崇禎王朝的對手，他都不能竭盡全力，也就無法獲得舉足輕重的位置。也就是說，姚雪垠出於對封建時代文人本質的認識，使他一方面通過描寫李岩等人物的加入，表現起義軍的複雜性，其構成並不全是貧苦農民；另一方面，揭示李岩這個人物的性格特點，在刻畫這支隊伍成分複雜同時，並沒有消解或模糊對其中堅力量的認識。這種寫法得出的結論與郭沫若不同：即使李自成沒有錯殺李岩，起義軍和大順朝也難逃脫黯淡與失敗的結局。李岩與牛金星都是有科舉功名的人，他們雖不像黃道周、葉廷秀和劉宗周是朝廷重臣、明代大儒，但對這些人卻心嚮往之，只因時運不濟，不得已落草為寇，而那不過是改換門庭，以求一逞。這些文人的政治與文化理想其實並無天壤之別。李岩的清高也不是嵇康式的，帶有很大隨機性。小說中，李岩完全不同於牛金星利欲熏心、宋獻策江湖術士的形象；與陳新甲、吳嗣昌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在文化同構性這一點上，那些不同是表面的，其精神指向和道德歸宿難分伯仲。

　　然而同為五四時代人，儘管姚雪垠不同意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對李信的看法，但郭沫若這篇文章對傳統文人，對同一文化結構形成的文人性格的分析，依然入木三分。據《甲申三百年祭》，大順初建，牛金星等大考舉人，而宋獻策、李岩兩人卻在反對制科。郭沫若引述《小史》一段宋、李兩人品評明政和佛教的話，認為這些話「極有意思，足以考見他們兩人的思想」。郭沫若考證這些議論「是不是稗官小說的作者所假託的，不得而知，但即使作為假託，而作者托之於獻策與李岩，至少在兩人的行事和主張上應該多少有些根據」。郭沫若寫道：

　　今從《小史》摘錄：「偽軍師宋矮子同制將軍李岩私步長安門外，見先帝樞前有二僧人在旁誦經，我明舊臣選偽職者皆錦衣跨馬，呵道經過。

　　岩謂宋曰：『 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 宋曰：『 彼等紗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於若輩也。』 岩曰：『 明朝選士，由鄉試而會試，由會試而廷試，然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格之至矣。何以國家有事，報效之人不能多見也？』 宋曰：『明朝國政，誤在重製科，循資格。是以國破君亡，鮮見忠義。滿朝公卿誰不享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皆各思自保。其新進者蓋曰：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才博得一紗帽上頭。一事未成，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舊任老臣又曰：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獨死無益。 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謂功名是自家掙來的，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漫不相關也。可見如此用人，原不顯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責其報效，不亦愚哉！其間更有權勢之家，循情而進者，養成驕慢，一味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從夤緣而進者，既費白鏹，思權子母，未習文章，焉知忠義？此邇來取士之大弊也。當事者若能矯其弊而反其政，則朝無幸位，而野無遺賢矣。』 岩曰：『 適見僧人敬禮舊主，足見其良心不泯，然則釋教亦所當崇欽？』 宋曰：『 釋氏本夷狄之裔，異端之教，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惟愚夫俗子惑於其術，乃至學士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趨習之。偶有憤激，則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難，則入空門而忘君父。叢林寶剎之區，悉為藏奸納叛之藪。』」

　　崇禎對滿朝文武的指責，李自成對李岩不重用的「怠慢」，都可以從這裡找到一些答案。傳統文化結構對現實政治的制約與銷蝕，是崇禎王朝和李自成大順朝內在悲劇性的重要原因。李自成攻入北京和清軍入關是明朝及大順滅亡的直接原因，但由於內在的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早已經腐朽，才導致諾大的王朝和軍事力量如此不堪一擊。正如《甲申三百年祭》開頭所言：「限於明室來說吧，事實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僅存形式的了」。對大順亦可作如是觀。儘管大順承襲明制，卻連那個「僅存形式」還來不及完成。在這當中，即使個別有識之士看到問題所在，如《小史》「假託」之言，也沒有能力扭轉王朝頹勢，更何況他們自身寄生於此，與這種政治和文化結構一榮皆榮，一損俱損，是命運相關的。

　　郭沫若、茅盾、吳晗、姚雪垠都是江曉天所說的「『五四』以來第一、二兩代老作家」。在此意義上，《李自成》研究所體現的，不僅是這兩代作家對明末歷史、對當代長篇歷史小說的關注；小說與伴隨小說所發生的這一過程，更體現了五四時代賦予歷史小說和歷史研究者特有的視角和方法。不同的歷史觀念可以形成迥然相異的歷史複述，因此追溯一種歷史觀念產生的背景，並從這裡再看歷史，我們所得到的，除了明末的歷史畫卷，除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還有當時西學東漸潮流影響下五四知識分子的思想願景，即對於現代中國社會前景的追求與探索；封建王朝即使捲土重來，其結局也必然是覆滅的下場。以此類推，今天社會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相比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但對歷史的紀念，以及對歷史事件的重提，不僅意味著對姚雪垠和《李自成》所講述歷史的興趣，更意味著現代歷史觀念中一種人文內涵的復現，或者說，那是五四時代精神的又一次復甦。

　　2010年10月2日完稿，2010年11月13日晨改畢。

　　 姚雪垠1910年生於河南鄧縣。僅2010年8、9、10月期間，中國新文學學會、湖北省文聯、鄧州市委、市人民政府、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現代文學館陸續召開研討會、座談會，紀念姚雪垠誕辰一百周年。

　　 見姚海天編：《茅盾 姚雪垠談藝書簡（1974.07-1980.02）》，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同上，第2頁。

　　 茅盾：《關於長篇小說〈李自成〉》，《文學評論》1978年第２期。

　　 姚雪垠：《姚雪垠回憶錄》第44頁，中國工人出版社2010年8月。

　　 同上，第46頁。

　　 參見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版。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3月19日重慶《新華日報》連載。

　　 高連英：《史學家與小說家的心靈碰撞——吳晗與姚雪垠一席談》。見陳浩增主編：《雪垠世界》，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

　　 姚雪垠：《〈李自成〉內容概要》，姚海天主編：《姚雪垠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將出版。該複印件由姚海天先生2010年8月提供。

　　 詳見《李自成》第三卷上冊崇禎與黃道周、葉廷秀和劉宗周發生「廷爭」一節，以及第三卷中冊崇禎向戚畹藉助部分。《李自成》第三卷，中國青年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