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洪：從1930年代走來的小說家

【編者按】2017年2月27日凌晨，上海文壇最年長，同時也是中國文壇最年長的女作家羅洪，因病於徐匯區中心醫院安詳離世，享年108歲。本文為對羅洪先生的追憶，原發表於上海紀實微信公眾號。《上海紀實》為專註於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傳記文學的電子期刊，由上海市作家協會主管主辦，依託華語文學網每季度末出版。 一

2013年春節前，我看望羅洪先生，她103歲了。

那天道堵，耽擱了時間。到點不見我，羅洪著急，著保姆林阿姨給我電話，問路上平安嗎？林阿姨對我說，儂哪能還沒到？每趟儂來，羅老都開心得來，今朝中覺又不好好交困，一點鐘就起床坐在沙發上等儂哉。

別樣的情感襲來，我說不清是晚輩對長輩的濡慕之情，還是淡如水、深如海的忘年之好。

掐指算，哪一年我的世界裡有了羅洪？

第一次見羅洪，是在1989年上海市松江文聯的成立大會上。那天她坐在主席台上，以顧問的身份。那會兒我不認識她。別人告訴我，她是20世紀30年代的女作家，松江人。我腦子裡立即跳出冰心和丁玲。那次我遠遠地看著她，小小的影兒，印象是模糊的。

第二次見羅洪，時隔至少10年。大約是2000年，也是松江文聯的活動，在松江的紅樓賓館。紅樓館俗稱小紅樓，20世紀30年代建。那天羅洪很興奮，圍著小紅樓轉了兩圈。後來知道，羅洪與小紅樓有不解之緣。她和丈夫朱雯曾請巴金到松江玩，到過小紅樓。那時候小紅樓是上海文化的一個符號，文人騷客但凡到松江，都愛去小紅樓談古論今吟詩歌賦同沐書香以結交知己。那天別人告訴我羅洪已經90歲了，我不相信。我說，走路那麼快那麼穩都不用人扶，哪有90歲！那天我與她同桌共進晚餐，近距離地待了一個小時。瘦小、慈祥、面善，還有一口濃郁的鄉音，我的記憶里從此有了她。

二

第一次採訪羅洪，是2002年的秋天。

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我坐在羅洪先生的客廳里，和她面對面地說著聊著，嘮叨著一些過去的、現在的事，說到開心處，羅洪會張著嘴發出笑聲，笑容隨緣而自然，很能感染人，使我不由自主地跟著樂。彼時彼刻，我一點兒不覺得我在採訪羅洪，真的，那樣的話，氣氛就會顯得太正式了，就一定沒有了那種隨意和輕鬆。我很喜歡當時的氛圍，感覺就跟姥姥嘮嗑似的。

羅洪客廳的窗外是陽台，陽台的下面是天井，陽台和天井被茂密的綠樹環抱，被淡雅的桂花香籠罩，沒有了大都市的喧囂，也沒有了大上海的沸騰。這是上海某一角落裡的普通的陽台、普通的天井、普通的早晨，很安靜，很清閑，很溫馨。

羅洪為我開的門。她笑意吟吟地說「歡迎儂來」的時候，我依然不相信她的高齡。

進門，落座。羅洪張羅著為我倒茶。這讓我坐立不安，我說：「羅老，我哪能讓您倒茶，這不行的。」羅洪用手示意我坐著，說：「儂不要客氣，儂不曉得茶葉擺在哪裡。」說完，轉身去取杯子和茶葉。

那天，羅洪穿著一件白色的襯衣，外罩一件灰色的滌綸馬甲，斑白的頭髮梳理得紋絲不亂。記得那天羅洪也為自己倒了一杯茶，因為我看到她杯中的熱氣裊裊上升後，先在空中旋轉幾圈，然後再慢慢地散去。

百歲時的羅洪

羅洪的故事就隨著那裊繞的霧氣漸漸地延伸開來。

1910年11月19日，上海松江一戶姚姓人家添了一個女嬰，取名姚自珍。自珍的父親是留日學生，學西醫，後中途輟學回國開辦了松江第一家西醫診所。為人解病祛痛之餘，自珍的父親常沉浸在書墨之中。耳濡目染，潛移默化，自珍從小就愛上了讀書，尤其是中外名著。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羅曼·羅蘭、列夫·托爾斯泰、魯迅、茅盾、冰心等，成了她崇拜和敬仰的偶像。因為太喜歡羅曼·羅蘭的小說和畫家洪野的畫，姚自珍為自己改名羅洪。

「那個時候，我看了很多。印象比較深的是《黑人籲天錄》，我很同情黑人。後來才漸漸迷上了中外文學名著。往後中國有了許多新文學雜誌，這些雜誌反映的都是那個時代比較新潮的題材，它們開闊了我的眼界，也開闊了我的心胸。這樣，我對新文學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1929年，對文學很感興趣的羅洪從蘇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回家鄉當了一名教師，這時候，她開始了文學創作。

1930年，羅洪無意間看到了蘇州東吳大學的旬刊《白華》，竟立刻喜歡上了它，便將自己的隨筆《在無聊的時候》寄去。不料，《白華》恰在那時停刊了。主編朱雯看了《在無聊的時候》，覺得挺好，便推薦給《真善美》雜誌。不久，羅洪的文章變成了鉛字，這是她第一次發表作品。

一篇《在無聊的時候》成了羅洪和朱雯的介紹人，兩人就這樣相識了。當時，朱雯在蘇州，羅洪在松江，相隔兩地，通信便成了他們聯絡溝通的唯一方式。他們在信上探討文學，探討寫作，慢慢地，他們探討出了感情，探討出了愛情。1932年，兩人在上海結為伉儷。

時隔70年，羅洪談起當年的婚禮，彷彿就是昨天的事。

不知現在還有多少人知道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有一條路叫三馬路（今漢口路），也不知有誰還能記得這條馬路上有個孟淵旅館？時光帶走了曾經的今天，當年即使是穿著開襠褲的孩子，如今也已經七老八十了，天翻地覆誰能得知？

當年的孟淵旅館，或許很不起眼，或許很普通，所以誰會去記得它呢？可是，就是這個孟淵旅館，在1932年的某一天卻忽然熱鬧了起來，一代作家朱雯、羅洪的婚禮炮仗在這兒躥上了天空，發出了喜慶的響聲。巴金來了，施蟄存來了，趙家璧來了，趙景深也來了，大家相擁相抱，祝賀新娘新郎。喜氣洋洋之中，不知誰問了一句：「怎麼沈從文還沒來？」新郎聞聲掏出一封信，說：「沈先生在北方，來不了了，這是他發來的賀信。」於是，大家爭著搶著看賀信，讀賀信，歡騰熱烈的場面，驚得三馬路上的鳥兒也嘰嘰喳喳地叫個不停。

「婚禮是婆婆執意要辦的，婆婆是個傳統觀念很強的人，她固執地認為結婚就得行禮以告親友。那天真是老鬧猛的，來了許多人。

「我們的新房就在辣斐德路現在叫復興中路的桃源村裡，鄰居有當時上海灘赫赫有名的電影演員王瑩，那時她正在暨南大學聽戲劇家洪深的課，她說準備自己寫劇本。」

「那房子現在還在嗎？」我問。

羅洪搖搖頭，說：「早就沒有了。早些年我曾去過，那兒變化老大的，不認識了。現在我都好多年沒去那地方了……」

羅洪講到這兒，忽然眯起了眼，回味著什麼。

婚後的羅洪恪盡溫柔，每晚燒好飯，擰亮屋裡的燈，然後坐在桌前等著丈夫回家。而多半，她的鄰居，王瑩的腳步聲總是先於朱雯……那時的羅洪只要丈夫晚回家，就有些擔心，就特別注意屋外的動靜，一聽到腳步聲，就會去開門，可多半不是她要等的人。

我並不能真正知道那時的上海灘。老人們都說，那時的上海是對酒當歌、醉生夢死的上海。從影視作品裡看，那時候的街道兩旁都是法國梧桐樹。春天和夏天，梧桐樹寬大的樹葉遮蔽了整條街道，為行人撐起一把巨大的傘；到了冬天，梧桐樹葉迅速地變黃變枯，在冷風中漫天飛舞，遠遠看去，乾裂斑駁了的樹皮就像一幅抽象畫。

羅洪告訴我，抗戰爆發不久，她和朱雯離開上海，輾轉數千里，最後在廣西桂林落腳。1938年底，他們回到上海，上海那時成了孤島。1943年12月，他們又離開上海到了安徽屯溪。抗戰勝利後，她回到上海，接編《正言報》的副刊《草原》。1946年秋天，她擔任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的老師，主講副刊編輯的課程。這期間，她辭去了《正言報》副刊編輯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她在上海南洋模範中學和徐匯女中任教。1951年，她參加上海文協創作隊，寒假和暑假則去農村和工廠體驗生活。後來她離開學校專心寫作。「文化大革命」之前，她是《文藝月報》《上海文學》《收穫》的編輯。「文化大革命」初期，她遭到衝擊。

這張照片攝於1949年9月，上海。前排左起：趙景深、徐調孚、葉聖陶、善秉仁、朱雯、羅洪。後排左起：唐弢、范泉、梅林、臧克家、孔另境、高爾康、趙爾謙。羅洪說,「也就剩我了。」

「統統過去了，沒啥講頭了。」關於和「文化大革命」有關的那段歷史，羅洪輕描淡寫地一語帶過，而我卻從這一語之中聽出了幾多的無奈、幾多的遺憾。我想問，又不忍多問。我知道，重述那段歷史，無疑讓她重新回到那個年代，畢竟，那段歷史飽含了太多的狂風暴雨，甚至是驚濤駭浪。

那天羅洪坐在沙發上，她的臉在陽光里泛著笑意，安然平和，使我不能把她和怨恨連在一起。我端詳著她的笑容，很感動地想：這安然平和，是她跨過那麼多的溝溝坎坎之後的一種從容一種豁達，這種從容和豁達包容一切，是大多數人沒有的。有了這種安然和平和，還有什麼是她不能逾越的呢？

羅洪願意說她早些年的朋友：吳健雄、豐子愷、巴金、蕭珊……

世界著名科學家吳健雄是羅洪在蘇州女子師範學校的同窗好友。寒暑假，她們在各自的家鄉給對方寫信，以此慰藉彼此的思念之情。羅洪說，那時為了省錢，她倆用練習簿當鴻雁，一個將心裡話寫在練習簿上寄過去，一個再在上面寫些悄悄話寄回來，一個假期至少要用掉兩本練習簿。「為什麼要用練習簿，而不用信紙呢？」我疑惑地問。「因為練習簿可以當印刷品寄，郵費比寄信便宜啊……」我好奇了起來：「那練習簿還在嗎？」羅洪笑了：「儂想看是哇？我也想看呵。可是，老早就沒了，動蕩年代裡丟失的，蠻可惜。」

和豐子愷是什麼時候認識的，羅洪說她已記不太清了。但記得抗戰前豐子愷在上海，羅洪在上海開明書店見到過他，還請他畫了一幅漫畫。羅洪很喜歡那幅漫畫，保存得好好的。可惜八一三抗戰爆發後，那幅漫畫連同羅洪其他的書畫一起被毀了。那年，羅洪和朱雯到達桂林，聽說巴金住在某家旅店，便風塵僕僕地趕到那家旅店。兩人正低著頭看旅店牌子上的旅客姓名，忽而覺得有人站在他們的背後，一回頭，羅洪和朱雯異口同聲地叫道：「豐子愷！」意外的相逢，讓三人高興地抱在了一起。當時的場景、豐子愷的笑容、朱雯的歡騰，羅洪說至今歷歷在目，一切都好像剛剛發生似的。豐子愷說他到桂林投奔朋友，沒想到卻與兩位作家相逢，真是有緣啊。羅洪高興地應和著，是啊是啊，有緣千里來相會啊。羅洪說她清楚地記得那天豐子愷請客喝酒，但記不起是在哪家酒店舉杯相慶的……新中國成立後，豐子愷來到上海，那時羅洪已是雜誌社的編輯，於是，豐子愷成了羅洪的作者。

問誰對她文學創作的影響最深，羅洪毫不猶豫地說出了巴金的名字。「那時，我看了巴金的《電椅》《滅亡》，覺得巴金的作品有新意，是個新派作家。這種新意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是一種巨大的吸引力，只一下，就把我牢牢地吸住了。從此以後，我天天看巴金在報上的連載，真正佩服他。和朱雯認識後不久的一天，朱雯提到了巴金，說他和巴金有書信往來。我一聽，高興極了，連說幾遍『太好了，太好了』。朱雯問我何以這般，我告訴他說，自己早就想認識巴金，只因沒人引薦。朱雯說『這好辦，我寫封信給他』。巴金接受了我的請求，回信說歡迎我們。我記得很清楚，巴金住在當時的環龍路（今南昌路）上，房子不大，陳設簡單，書桌上有個書架，上面堆滿了書，只留下一點點空間，可就這點兒空間，也被巴金的稿紙霸佔了。那天巴金熱情地接待了我們，還請我們去附近的一家西餐館吃西餐。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所以印象特別深。巴金有一個習慣，寫好一部作品，就要到外地走走，散散心，調節一下心境。於是，朱雯就在一封信中邀請巴金去蘇州遊玩，巴金欣然答應。那時，我已在蘇州工作，這樣我們和巴金又在虎丘塔下重逢了。再後來，我和朱雯結婚回到了松江，再次發出邀請，請巴金出來遊玩。當時，松江有個新松江社，三層樓房，是松江100名知識分子每人捐100元集資造的，大約是在1935年落成的吧。新松江社裡有舉辦結婚典禮或講演用的大廳，有客房，每間客房裡有兩張床，凡是捐錢者的客人，都可以入住。巴金那年來，就住在那兒。」

1938年，羅洪在桂林認識了後來成為巴金妻子的蕭珊；1946年，兩人又在上海重逢，不久以後在一間辦公室里工作，天長日久，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再後來，蕭珊患病而逝。羅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接受不了這個事實，不願意相信蕭珊已與世長辭。1979年秋天，羅洪寫下了《懷念蕭珊》，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年輕可愛的蕭珊，同時也表達了她對蕭珊深深的追憶之情。

一代名家1959年參觀新安江水電站工地的合影。左起何功超、唐弢、魏金枝、羅洪、蕭珊、工作人員、巴金、柯靈、辛笛。羅洪說：「伊拉都走了。」

「我認識蕭珊是在1938年。那時我們住在廣西桂林，有天晚上我們在豐子愷寄寓的旅館裡聊天，忽然聽說巴金從廣州來了。我們馬上去看他，就在那裡跟蕭珊第一次見面，她途經桂林，到昆明的西南聯大去念書。我那年二十七歲，她還不到二十，只十八九歲的模樣。她給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年輕、活潑、精神飽滿、熱情洋溢。在桂林，我們四個人，還有魯彥，一起去遊了象鼻山、七星岩。在灕江旁邊，蕭珊那種跳躍的歡樂姿態，至今還深印在我的腦際，四十年了，一點也沒有淡忘……」

「……七年多了，蕭珊離開了我們。可是她的音容笑貌，仍然常常迴旋在我的耳際，出現在我的眼前。我們在新安江畔一起拍的幾張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跟我所有別的照片一齊散失了。可是最近我從朋友那裡借來，翻拍放大了，擱在我的斗室里。有時候我朝它凝望，想起正在新安江水庫工地參觀訪問的情景，仍歷歷在目。那站在我背後的蕭珊，仰望著高高的水壩，好奇地問著，又問著，對新鮮的事物，總是有極大的興趣。她，還是那麼年輕，那麼活潑，那麼精神飽滿，那麼熱情洋溢。望著望著，我的視線模糊了，我的眼睛濕潤了，因為我心裡很清楚，蕭珊再也不會回來的了。」

「時光真是快呀，都大半個世紀過去了，現在年紀大了，放鬆了自己，不太寫了……儂曉得吧？」羅洪說，「如果年輕一點，我一定還要寫的，可畢竟老了，寫不動了。朱雯走了，施蟄存走了，巴金也走了，好朋友都一個個地走了……實際上我想寫，蠻想寫咯，特別是想起他們的時候。一想起和他們在一起的日子，我就不安，就想寫。曉得吧，以前施蟄存活著的時候，我每年都要去他家看看這個老鄉的，我們一見面，他助聽器都不用，就用家鄉話講，講得交關開心咯。巴金長朱雯6歲，我把他當兄長看待的。我第二次見他的地方是蘇州一個叫吳苑的茶館，那時吳苑茶館蘇州有好幾家，虎丘塔附近也有一家。後來我和朱雯請他同游松江的九峰三泖，品嘗四鰓鱸魚。我和朱雯結婚的日子巴金60多年後還記得。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笑哈哈地說，朋友當中，只有你們倆正式舉行結婚儀式的。他的話讓一屋子的人都笑了。以前巴金住在武康路，我常去看他，後來他住進了華東醫院，我也去。巴金100歲時，我送了百朵玫瑰慶賀，那是我最後一次見他，隔著玻璃窗……」

流年如風，吹走無數燦爛輝煌的生命。曾經活躍在20世紀30年代文壇的作家大多已謝世，女作家裡，而今依然在世的，恐怕唯有北京的楊絳了（註：文章寫完尚未發表時，楊絳已於2016年5月25日逝世）。

「楊絳是朱雯東吳大學的同班同學，我和她時有書信往來的。楊絳話不多，三言兩語，但感覺很親切。她只比我小1歲，也老了……」

羅洪說，「這在錢鍾書楊絳家裡拍的，那年我和朱雯去北京。」哪一年呢？羅洪說，「反正是七十年代里的一年。」

三

第二次採訪羅洪，是2007年的春天。

那年羅洪97歲。

是一個春寒料峭的上午。天下雨，雨點子很密。上海的馬路被雨水淋得濕濕的，雨點落在上面，濺起一朵朵小銀花。我再次摁響了羅洪家的門鈴。

上樓的腳步蹬蹬蹬，急得。剛拐上二樓，我就聽到了開門聲，還沒等我走到門口，羅洪已經站在了門口。

「歡迎儂來。」羅老笑意吟吟地向我伸出了手。

時隔5年，我和羅洪又面對面地坐著，又開始聊著，嘮叨著一些過去的、現在的事，說到開心的時候，羅洪還是會張著嘴發出笑聲，而笑容依舊隨緣而自然，依舊感染著我，依舊使我不由自主地跟著她樂。

「1932年暑假，我和朱雯回松江定居，在城裡租借了房子，開始了創作生活，與社會的接觸也開始廣泛了起來。由於松江離十里洋場的上海只有幾十里路，所以上海灘的繁華風氣不免會傳到這個縣城裡，標誌之一就是有人在汽車路起點站附近建造了松江第一幢洋房。房子剛落成的時候，很多過路人都駐足觀望。房子的主人有自備車，來去上海十分方便，便在上海有了事業。由此，沉睡的縣城蘇醒了，有錢的鄉紳老闆不滿足在本地發展，紛紛去上海做大買賣。這以後，沿著汽車路，茶室、劇場也先後建成，三教九流的人物常常聚集在那兒，爭吵毆打事件時有發生。於是，松江知識界的人士就開始籌建新松江社，提倡高尚的娛樂，改變小市民的陋習。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產生了一個想法，把一些熱衷於發財的鄉紳老闆寫進文學作品裡，記下這歷史發展進程中一個真實的片段。我還從沒寫過這樣的人物呢，就在我萌發這意念的時候，茅盾的《子夜》出版了，它大大地開闊了我的視野，也引發了我的進一步思考。毫無疑問，它對我最終動筆寫《春王正月》有著明顯的觸動作用。但當時我還年輕，涉世未深，缺乏實際的生活經歷和體驗。於是我開始觀察和體驗生活，這過程就比較複雜了……1937年的五六月份，《春王正月》出版了，但兩個月後，就是八一三戰爭，因此，估計當時看到它的讀者不會很多。抗戰勝利後，巴金在他主編的《文學叢刊》上重印了《春王正月》。關於這段歷史，趙家璧在《書比人長壽》中一篇題為《寫我故鄉的一部長篇創作》的文章里有所記錄。他以當時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編輯的身份說：『這位女作家的處女作確確實實是通過我這個青年編輯之手，第一次送到讀者手中的。可惜出書後不到兩個月，1937年的八一三抗戰在滬爆發，印好的第一版書，未及向外地全部分發，地處戰區的良友公司的廠房倉庫，盡毀於日寇炮火下。現在此書在讀者手中留存的極少，難怪許多讀者都不知道這部長篇，連研究羅洪作品的人也很少談起這本處女作。』

「這裡說的處女作，可能是指我的長篇小說而言的。」羅洪說：「叫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國的大學圖書館卻藏有這本小說，加州大學台灣人鄭樹森教授曾對此做過介紹和評論，發表在台灣《現代文學》月刊上。」

說到這兒，羅洪輕嘆一口氣：「半個多世紀後，我重讀這部小說，有許多感觸，有慚恧，有惶悚，有驚異，那麼小的年紀，卻對那樣重大的題材感興趣，而且敢於觸碰，還塗抹成篇，這恐怕只能說是出於青年人的一股銳氣，也就是所謂的『初生牛犢不怕虎』吧。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儘管幼稚可笑，但我對於這個題材還是非常喜愛的……」

由《春王正月》引起，羅洪的話匣子如窗外雨水似地流暢了起來……

一開始，羅洪就把目光投向了廣闊的社會，特別關注農民的生活，這在《到哪裡去》和《稻穗還在田裡的時候》兩個短篇中有所反映。那時期她的作品大多發表在王統照編的《文學》、施蟄存編的《現代》以及《大公報·文藝》《國聞周報》等刊物上。

1935年，羅洪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腐鼠集》的出版，奠定了她現實主義作家的基礎，她開始把國家的命運、大眾的命運視為自己創作的生命。於是有了1937年的長篇小說《春王正月》，有評論說，這部小說給予讀者的認識意義是不能低估的。鄭樹森在《讀羅洪小說札記》中說：「……和三十年代一些作品相比，羅洪比較成功的短篇，在經驗剪裁上是要算乾淨的，作者並不啰唆，也相當有控制。在題材和人物上，羅洪算得上是廣闊和多樣的。文字方面，羅洪不時都能避開濫情和『新文藝腔』的毛病，相當樸素簡潔……此外，和新文學時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羅洪的作品是能夠突破所謂『閨秀派』『委婉纖柔』的作風，題材也不限於家庭生活、個人情緒等『茶杯里風波』。這應該是她比較特殊的地方。」

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羅洪的短篇小說集《兒童節》，編入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五輯。

抗日戰爭爆發前夕，中華民族面臨的危機像毒蛇一樣咬噬著羅洪的心。她用憤怒的筆，蘸著民族恨、國家仇，寫下了《白的風暴》《血淋的手》《血》等短篇小說。

七七事變後，羅洪隨朱雯到了長沙。在那裡，她遇到了魯彥、張天翼、田漢、茅盾、曹禺等人，並在魯彥、田漢辦的《抗戰日報》上發表散文和小說。

1938年初，羅洪又隨朱雯到了桂林。那些日子她寫了不少作品，在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以及漢口和長沙的《東方雜誌》《少年先鋒》等報刊上發表。在桂林，她還遇到了豐子愷和闊別了多年、隨上海救亡演劇隊來到廣西的王瑩。後來巴金、魯彥、楊朔也到了桂林，她常和他們聚集在一起談論國事和文學。這段經歷不僅讓她對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理解，也讓她更深層地看到了社會的美與丑、真誠與虛偽、人道與無道。

回到上海，看到紙醉金迷夜夜笙歌的上海，羅洪更是心潮難平：前方瀰漫著不散的硝煙，同胞在流血、父兄在戰鬥，我怎能安享生活！於是，她以筆為武器，寫下《後死者》《感傷的少尉》《脆弱的生命》《流亡者的悲哀》等作品，分別發表在當時的進步文藝刊物《文藝新潮》和柯靈主編的《文匯報》副刊《世紀風》上。這些作品，後來連同在大後方發表的散文編成散文集《流浪的一年》（1939年，由上海宇宙風社出版）。另一部分小說和特寫，則編成小說集《為了祖國的成長》列入巴金主編的《烽火小叢書》（1940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羅洪部分著作的書影

1942年至1943年間，羅洪在柯靈主編的《萬象》月刊上連載了另一部長篇小說《晨》，即《孤島時代》（1945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1943年5月，朱雯因「抗日罪」，被日本滬南憲兵隊關押了一個多月，受其牽連，羅洪也被抓去審訊。後來夫婦倆避難到了安徽屯溪。其間，她寫了《友誼》《踐踏的喜悅》《王伯炎和李四爺》等短篇小說。在談到《踐踏的喜悅》時，她說：「這裡我想告訴讀者們，上海在魔掌之下，是怎樣的恐怖，而有些人是怎樣的袖手旁觀，唯恐不能好好地做個順民；有些人又只想在別人的奮鬥及犧牲上面，建築他們的美夢。」

羅洪說她創作激情最高、寫作慾望最旺、筆耕成果最多的時候，是在抗日戰爭中。那個時代激發起她「奔騰的熱情」，「油然而生同仇敵愾的民族自豪感和保衛祖國的神聖責任感」，「創作的衝動極為強烈，滔滔汩汩，文章像奔涌而出似的」。抗戰勝利後，她抱著極大的熱情，「要把這些幢幢的鬼影在讀者面前指點出來……」她編輯了兩部短篇小說集《這時代》和《鬼影》。那時期，她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那時，朱雯正在翻譯阿·托爾斯泰的三部曲《苦難的歷程》，她常常把俄國那時的情況同中國相比，覺得中國正處於革命勝利的前夜……

那天告辭羅洪走出大門，我回頭再三，感慨無限：普通的陽台、普通的天井，住的卻是一位從20世紀30年代繁華租界和苦難孤島中走過來的小說家。面對這位小說家，我是那麼的肯定人間緣分的奇蹟。這奇蹟使我的觸角已遠遠地超越了單純的採訪，而產生一種非同一般的情感。這情感不僅讓我見識了一代小說家的風貌，更讓我目睹了歲月沉澱夯實在她身上的根基。這風貌、這根基，是大多數作家沒有的，這是一個事實。

回家重讀羅洪早期的作品，竟有了新的體悟。當初羅洪就明白文學這條路的崎嶇和坎坷，可她偏偏就走上了這條路。在中國飽受帝國主義蹂躪的日子裡，當局一片腐敗、各地災荒連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殘酷歲月里，年輕的她懷著一顆抗爭之心，義無反顧、無怨無悔地拿起了筆。她的小說不轟轟烈烈，但撼人靈魂，這在那時代的女作家中不多見。她的創作風格，是在民族的災難中形成的，因此不見閨閣氣息，更不見纏綿悱惻的愛情糾葛。正如她自己所言：「我不斷地接觸到許多悲哀痛苦的人，在人們的笑影里我看到淚痕和欺詐，幸福和愉快實在太縹緲了……」她還十分注意文藝的特點，她說：「文藝不是正面的宣傳和抨擊，所以我要寫得輕鬆一點，因為世界上有很多是含著淚的微笑。但文藝有它本身的作用和價值，輕鬆決不會削弱它的力量。」（《鬼影·序》）

難怪早在20世紀40年代，趙景深就撰文評述羅洪：「現代女小說家向來所寫的小說都是抒情的，顯示自己是一個女性，描寫的範圍限於自己所生活的圈子。但羅洪卻是寫實的，我們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幾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個女性。她描寫的範圍廣闊，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倘若容我說一句臆想的話，那麼在我的閱讀範圍內，以前女小說家都只能說是詩人，羅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說家。」

也難怪對文學作品向來挑剔、苛刻的施蟄存，對他的鄉妹，卻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羅洪是一位側重於性格塑造的現實主義作家。在外國現代文學中，英國的曼殊斐兒、法國的高萊特，她們的小說，也都是不措意於故事結構，而把細緻的筆調用於刻畫人情世態，羅洪正是這樣的一位現代作家。羅洪之為人，是典型的江南女性，理智控制著熱情，冷靜的觀察代替了浪漫的幻想。她的小說之所以成為一種幾乎接近自然主義的現實主義，正好說明了『文如其人』這一條古今中外的文學原理。」

還難怪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羅洪《薄暮的哀愁》一書時這樣評價她：「這位曾經稱譽一時的、多產而風格獨特的女作家21歲便開始了寫作生涯。她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因而其小說常常涉及當時許多女作家難以描述的題材，透露著她對各階層人民生活深深的同情。她還善以其獨特的筆觸渲染哀愁傷感的氛圍，透出沉鬱凝重的風格。抗日戰爭爆發後，她的小說更增添了一層激昂悲憤的情緒。羅洪的小說注重細微而精緻地描述人的心理活動，給人以竭盡人情世態眾生相之感，使人能更深刻地感受作者當時所處的時代。」

這張照片哪年拍的？羅洪說，「記不清爽了。好像80年代當中。」說到什麼了這麼高興？羅洪說，「也忘記了。總歸是開心的事體。」

晚年的羅洪文章越寫越短，但就像她的文字，樸素、平靜，看似平淡，實則深含著一位真正的小說家對人生的思考、反省和提煉。她的每一行文字，秀逸中透出真誠和愛心，淳厚里溢滿激越和蒼勁，每一個句讀都刻錄著一個時代、一代人對人生真實的理解和擔當，而這些，都無不給後人以啟迪、以光明和澄靜。

其間，羅洪有一個心愿，就是將曾經出版過的《孤島時代》的情節全部推翻重寫，書名為《孤島歲月》。因為羅洪無法忘卻、也不能忘卻上海淪陷的那些歲月，那種刻骨銘心的記憶時時纏繞著她。但由於種種原因，她一直沒能動筆，直到1996年。那年羅洪不慎摔了一跤，右臂骨折。這次意外，使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86歲了，時間已經不允許她再等待了，再不動筆，自己的心愿可能會成為永遠的遺憾。於是，待到石膏拆去，羅洪就動起了筆。可是，還沒徹底痊癒的手指腫得像胡蘿蔔，大拇指根本就不能動。但羅洪沒有退縮，她試著用食指和中指夾住筆桿，然後用左手推著筆桿寫。這辦法很勉強，只能站著寫，速度很慢，每寫一個字，手指都會鑽心的疼。可86歲的羅洪咬牙堅持著。兩個月後，羅洪硬是將初稿堅持寫了出來。

當初聽到這故事，我感動。現在寫下這個故事，我還在感動。我總記得那個雨天，97歲的羅洪坐在我面前，仰著臉，始終精神飽滿，和我說著一些聽似零零碎碎卻讓我幾次捫心自問「換作我，也能這麼一往情深地對待文學嗎」的話。我還記得那天我握著羅洪的手，她突然說了句：「我也老了。」她的「老了」說得有些傷感，我跟著傷感，那刻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陪她一起聽雨聲嘩啦啦地將她從前的故事滲入大地，永存。

四

2002年我寫下《走近羅洪》，2007年我寫下《親近羅洪》，從此我每年至少兩次去看望她。每次我都會給她帶去松江大米「老來青」，對她而言，「老來青」就是故鄉。每次她都會早早地等候在門口，笑得開心，先說「許平同志，儂來，我交關開心」，再說「沒有比『老來青』更好吃的大米咯」。每次我都會擁抱她，然後扶著她進客廳，然後挨著她坐下。

敬愛羅洪。以至每次告別她後我都會想，這位20世紀30年代的女作家，現在還有多少人知曉呢？

賀百歲，我去看羅洪。她用鑰匙啟開書櫥，我看到王安憶張羅出版的《孤島歲月》和《羅洪文集》，上海作協出版的《七人集——「30前」上海女作家絮語》。

《七人集》收入了七位從80歲到100歲健在的女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羅洪以百歲高齡領銜。王安憶作的序。關於羅洪，王安憶有這樣的描寫：

一個暑日的傍晚，一架三輪車停在我家後門，走下羅洪先生，穿一件藍布旗袍，夾一捲毛巾毯，徑直走入我家房間，將毛巾毯在桌上攤開，裡面裹著一匣冰塊。她常聽母親說起兩個貪嘴的女兒，吃冷飲無可饜足，於是，便給我們送冰來了。冰塊嘩啷啷傾在大海碗里，羅洪先生坐都不坐，捲起毛巾毯就走，三輪車還停在後門，好讓我們及早享用冰……羅洪先生，可算是母親的前輩，直接從「五四」走來。然而，坐在她跟前，你又忘了這一茬。就和所有的有福氣的奶奶一樣，家裡有一個曾孫輩的孩子穿行著。她呢，也和所有的老奶奶一樣，不出自家門，便知天下事，與你通報著鄰家失竊的事端。但她到底不是一般的奶奶，而是一個知識者，得科學與啟蒙正傳，對人生抱清醒樂觀的態度。近年來，她開始著手處理身後事務，一個知識分子，要說有什麼遺贈，無非是書籍，卻是伴她一生的摯友，我竟也獲得一份，一套中華書局的《李太白全集》。書中夾一信，字跡端正娟秀，囑我「讀一首二首詩」，如何清逸遠致，就又流露出舊學的背景，是新學的發軔之淵源。

2016年元宵日，許平看望羅洪。羅洪說，「今朝要吃湯圓咯。」

我請羅洪就百年人生和文學情緣寫篇短文給我，她說：「過這百歲的關，實在不容易，有些單位要我參加座談會，談談百歲人生，我無論如何不肯同意，好不容易推掉了。要我寫點短文，也沒有同意。實在是我在漫長的歲月中，虛度歲月，大家的好意，我實在沒法回報。現在你要我寫篇短文，我也只好使你失望。」

《磨礪》跟百歲無關。這年《上海文學》6月號，羅洪的短篇小說《磨礪》赫然出現。相信不止上海文壇為之驚嘆。百歲高齡堅持創作並推出新作，中國文壇史無前例，羅洪創造了新中國文壇的一個奇蹟。

從1930年開始在《真善美》雜誌發表散文和短篇小說至今，羅洪的創作生涯已達80多年。80多年，橫跨兩個世紀，這位中國最年長的女作家見證了中國文學近一個世紀的興衰起伏。

錢鍾書說她「真奇才」，趙景深說她是「真正的小說家」，趙家璧說她「不寫自己不寫兒童婦女不寫家庭瑣事是大手筆」……

好幾次羅洪說：「我覺得他們說的有些也未必對。冰心、廬隱她們發表作品比我早，包括白薇，我蠻尊重她們的。我是晚輩。認為我的小說比冰心等人好一點，我不贊同。我寫作時間不短，但質量太差，交關慚愧。」

我該怎麼描繪羅洪說這話的心境呢？是名利於我如浮雲的超脫，還是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豁達？

有人說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發表小說的作家裡，羅洪是最被人冷落的一位。對這話羅洪有什麼看法？

「我沒啥看法。我從來沒放在心上，各人有各人的看法，這是無所謂的。我這個人一生一世就是淡泊，名啦利啦，不看重咯。」羅洪如是說。

忘了哪篇文章哪位作者說，羅洪還健康地活著，在上海的尋常巷陌中，被人不斷遺忘又被人不斷記起，就像圖書館裡那些不斷被塵封又不斷被拂去灰塵、平靜而安詳地接受斜陽照射的線裝書。

平靜安詳之中，羅洪偶爾會和老朋友楊絳通個電話。「前幾年還寫寫信，現在基本不寫了。現在打打電話。我耳朵不好，楊絳耳朵也不好。兩個老太說話，都是自顧自對著話筒說幾句，對面說什麼都聽不到。蠻好白相咯。」

百年滄桑，百歲風雨，化為一句「蠻好白相咯」，何謂心靜如白蓮！

後記

2014年2月，羅洪摔了一跤，股骨頸骨折，之後卧床。我再去看她，沒了她等候在門口的身影，有了我進門直奔她床邊的急切。

2015年春節，我驚喜地看到她竟然可以下地，在輪椅上小坐一會兒。

2016年元宵節這天下午，106歲的她靠在床上，眯著眼露著笑，朝我揮手示意。我看到：她面前的床桌上，一張新華每日電訊，一個放大鏡。我摁響門鈴前的一分鐘，這位從30年代走來的小說家，正在看報！

（2017-03-02  來源：澎湃新聞-上海紀實  作者：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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