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小龍女原型，但比小龍女聰明萬倍

葉克飛

中國人看待女性，往往要為她找個靠山，讓她可以依附，哪怕她並不需要。沒錯，金庸才如大海，可他對夏夢的人生來說不過是小小插曲。

果不其然，在網上搜索「夏夢去世」，滿屏都是「金庸夢中情人」「小龍女原型」「東方赫本」……換言之，她是金庸愛而不得的女子，是化入武俠小說經典形象的女子，是西方女星的東方呈現，可很少有人斬釘截鐵說一句「她就是夏夢」。

若說時代已遠，面目不清，甚至大多數人壓根沒看過她主演的電影（更不消說其中的越劇電影），或是原因，但絕非主要原因。事關中國人看待女性，往往要為她找個靠山，讓她可以依附，哪怕她並不需要。

沒錯，金庸才如大海，可他於夏夢的人生不過小小插曲。即使自己魂縈夢牽，一腔濃情傾灑於書中，也頂多不過是一場曖昧的布景板與一廂情願的餘波。

若以「已婚男金庸狂追最美女星夏夢」的八卦鋪陳這篇文章，寫起來實在容易，但我不願。一來金庸有意夏夢無心，所謂「恨不相逢未嫁時」的鋪排簡直是污衊，二來夏夢的人生豈止這點八卦？大時代之浮沉，香港左派電影悲歡，還有她自身的進退，才是一段完整且傳奇的人生。而在這段人生中，她的聰明幾乎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僅僅這份聰明，就讓她無論生於任何時代，都無須依附男人。

金庸和夏夢

夏夢祖籍蘇州，生於上海，祖父是滬上富商，又是戲迷，夏夢的幾個姑姑都跟隨程硯秋學過戲，她也從小學戲，母親也是大家閨秀。她的童年在抗戰動蕩中度過，1947年在內戰激烈時隨家人遷居香港，1950年簽約長城電影公司。

此時的長城電影公司，已是「新長城」。與之相對的「舊長城」由張善琨與袁仰安組建，因經營不佳，張善琨將股份抵押給袁仰安，長城就此改組。新掌舵人自然是袁仰安，編導中有李萍倩、岳楓和陶秦等精英，演員更有嚴俊、李麗華和陶金等，隨即成為50年代國語片之中堅，亦是左派電影陣地。

既然是左派電影陣地，長城內部架構看起來便讓我們十分熟悉，它以編導委員會為核心，以意識形態為綱，對電影的最低要求是「健康」和「為社會大眾所需要」。第一部電影《說謊世界》便瞄準香港物價飛漲的現實，演繹不良老闆圖謀職員積蓄，小人物詐騙富豪不義之財的連環故事。此後如《兒女經》《禁婚記》（亦是夏夢的處女作）和《寸草心》等均是典型的社會寫實片。

不過為了爭奪市場，長城也並未局限於社會寫實題材，1953年以《絕代佳人》試水歷史故事片，此片導演李萍倩，編劇林歡，其實便是金庸的筆名，主演則是夏夢。此片取材信陵君故事，場面宏大，不但在本港頗為轟動，還於1957年入選中國文化部評選的優秀影片。

《絕代佳人》劇照

在長城這樣的電影公司打拚，「根正苗紅」幾乎是第一要素，形象健康則是第二要素。夏夢家庭背景單純，家教良好，就讀於赫赫有名的瑪利諾書院，中英文俱佳。又是天生美人，不僅五官秀美，身材高挑，更熱衷運動，極具健康美，自然受到長城力捧。

相比之下，成名已久的李麗華在「舊長城」時期簽約，在「新長城」成立初期是當之無愧的第一花旦。可她從上海灘時代便已走紅，人生跌宕沉浮已久，社會關係極為複雜，更兼八卦緋聞纏身，放到今天自然是旁人無權干涉的私生活，可在當時，自不為公司所喜。加之當時政治氣氛有變，李麗華等人順勢告別左派電影公司，造成長城青黃不接，給了夏夢機會。

更明顯的反例是日後在邵氏大紅大紫的林黛，她與夏夢一樣，曾被長城視為可力捧的新人，但身份卻讓她失去了長城的信任。

說起來，林黛家世堪稱顯赫，父親程思遠是桂系智囊，他後來極力促成李宗仁返回大陸，本人亦官至人大副委員長。不過因母親蔣秀華與父親程思遠離婚，她與母親在港相依為命，一度生活窘困。而在1950年，有程思遠這樣一個父親，更是反成禍端。只因當時的程思遠，在大陸乃至香港左派電影圈裡，都是典型的反動派、舊官僚，即使林黛與母親在香港困居，與父親並無過多聯繫，仍遭冷藏。

林黛性格固執任性，遭冷藏後竟服藥自殺，幸得搶救。後來她轉投右派電影公司永華，再前往邵氏，才成為亞太影后。

林黛

即使拋開程思遠的因素不提，林黛的私生活也相當曲折，幾任男友都赫赫有名，難免成為城中八卦，非長城所能容。當年號稱「騎牛都能跑第一」的傳奇騎師陶柏林曾追求她，卻被她拒絕（也有傳聞稱二人曾經拍拖）；曾與紅線女相戀的40年代當紅小生，號稱「魯男子」的黃河也追求過她，亦遭拒絕（坊間亦傳聞二人曾在一起）；做演員和導演都大名鼎鼎的嚴俊則是她的正牌男友；「憂鬱小生」雷震亦與她有過情緣。還有一位曾與她傳過緋聞的是當年的「香港007」張沖，曾演過《潘金蓮》里的武松，與著名的「大號尤物」張仲文演對手戲，娶了身為邵氏當家艷星，卻最喜歡用替身的胡錦。

最終與林黛結為連理的更是著名公子哥，當年「雲南王」龍雲的第五公子龍繩勛。林黛自殺時年僅三十歲，就在她自殺前一個月，周恩來還曾與程思遠提過，希望林黛能來內地參演電影——此時的程思遠已隨李宗仁回到大陸，不再是長城電影公司忌諱的「反動派」。

與林黛相比，夏夢性格內斂，形象單純，堅持「不為人剪裁，不應酬外出吃請，不拍內容不健康的戲」這一「三不」原則，22歲時與林葆誠結婚，數十年相濡以沫，從無緋聞，其氣質符合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審美。而以士大夫理想為己任的金庸，迷戀夏夢也便不足為奇。以夏夢、石慧和陳思思組成的「長城三公主」，在長城刻意打造的構架內，確實昂揚健康。尤其是夏夢，不但相貌清麗，有人甚至認為她「自帶地下黨的正氣」，與邵氏和電懋女星的形象大大不同。

拋開兩種形象的高下不同，僅從事業發展角度而言，夏夢的選擇便十分聰明。如果她隨大流前往邵氏或電懋，即使能夠獨當一面，也未必能大紅大紫。一來戲路有差異，二來邵氏和電懋早已延攬大量女星，競爭激烈。如邵氏當時便有女演員近一百五十人，其中一線花旦亦不下十數人。但在左派的長城，以及她後來轉投的鳳凰，當家花旦地位則無可撼動。而且，長城作為左派電影公司，依託內地，電影可在內地上映，雖然在當時並無商業利益可圖，但在「政治地位」上卻大有裨益。

如1957年，文化部舉行優秀影片頒獎大會，前文所提到的金庸以筆名林歡編劇、夏夢主演的《絕代佳人》便位列其中。她因此赴京參加頒獎，並成為新成立的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即中國影協前身）理事，得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接見。當時正值毛澤東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時，氣氛自是熱烈。這份聰明，任誰都不能否認。

但這份聰明絕非夏夢的全部，她懂得選擇，更懂得進退。文革初期，長城三公主在刻意的樸素打扮下，組成香港電影代表團，前往廣州參加時事學習。

在一片混亂的廣州，夏夢見到了剛出獄的紅線女。當初在香港紅透半邊天的紅線女受邀回國，卻在政治運動中被打倒，如此命運跌宕，家教良好、知書識禮、頗具見識的夏夢自然看得清楚。

於是，在見識了舉國狂熱後，返港的夏夢決定退出影壇，移居加拿大。她走後不久，便是席捲全港的六七暴動。左派電影公司亦被牽連，就此一蹶不振。但這一切已與夏夢無關，以至於港人只記得她的好、她的美。

當她移民加拿大時，金庸的《明報》連續兩天在頭版頭條報道其離港新聞，金庸本人也寫下社論《夏夢的春夢》：「對於這許多年來，曾使她成名的電影圈，以及一頁在影壇中奮鬥的歷史，夏夢肯定會有無限的依戀低回，可是，她終於走了。這其中，自然會有許多原因，在我們的想像之中，一定是加拿大草原的空氣更加新鮮，能使她過著更恬靜的生活，所以她才在事業高峰之際，毅然拋棄一切，還於幽谷，遁世獨立，正是『去也終須去，住也不曾住，他年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我們謹於此為她祝福。」

如此用心，自是人盡皆知，但夏夢並不喜歡。

但她於事業高峰離去，自然是再正確不過的選擇，若她留下，只會被左派之名拖累。其實，香港左派電影繼承了三四十年代上海左翼電影，關注民生，尊重藝術本身，在現實主義下強調錶現力。但在文革後，極左思潮蔓延至港，長城、鳳凰和新聯三大左派電影公司十餘年來的努力毀於一旦。

如此一來，三大左派電影公司市場盡失，香港影壇以邵氏獨大。文革結束後，即使政策漸寬，但因人才流失、觀念落伍，仍無起色。直到1981年，長城和新聯聯合成立中原電影製片公司，次年推出《少林寺》，才成功翻身，不但在港瘋狂賣座，也打開了國內和海外市場。經此一役，三大左派電影公司於1983 年11 月正式合併為銀都公司，一改昔日頹唐。

而在最關鍵時刻抽身而退的夏夢，此時又展示出了她知進退的一面——文革一結束，她便選擇了進。

1979年，她回國參加全國文代會，隨即創辦青鳥電影製片公司，擔任總監製。令人意外的是，青鳥所出品的第一部片子，起用的便是新人導演許鞍華。夏夢的選擇仍然正確，因為許鞍華所拍的這部作品，正是香港新浪潮的經典之作《投奔怒海》，並一舉奪得香港金像獎的最佳影片、導演、編劇和美術指導等多個獎項，許鞍華也就此成為香港乃至華人世界最出色的導演之一。此片取越戰題材，批判越共，意識形態頗為大膽，但以夏夢之睿智，一切都在可控範圍內，拍片取景時亦得到當時海南官方的種種幫助。

《投奔怒海》海報

1984年，青鳥的另一部作品《似水流年》再度摘得香港金像獎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獎。此片導演嚴浩同樣是夏夢起用的新人，日後以《滾滾紅塵》列入電影史冊。值得一提的是，堪稱70後與80前「集體記憶」的電影《自古英雄出少年》，亦與夏夢有關。

但就在青鳥如日中天之際，夏夢卻決然將之關停，與丈夫返回加拿大。聯想此後的種種社會和政治變化，只能讓人不得不慨嘆夏夢的聰明。

2002年，符立中曾採訪金庸，問及夏夢與王語嫣是否很像，金庸的回答是「夏夢呀！她沒有王語嫣聰明」。符立中說這是金庸的睿智，可我卻認為，沉醉於傳統因而頗為強調男尊女卑的金庸，終其一生都未能改變這陳舊的女性觀念，並因這種觀念的蒙蔽而終不識人——夏夢的聰明與識進退，絲毫不遜於當年寫下《笑傲江湖》的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