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政到憲政(下)
從新政到憲政(下)
本文見《財經》雜誌2011年第07期 出版日期2011年03月14日 共有 0 條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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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體制內官員與民間互動,並不斷提出奏請,立憲的聲音開始進入朝廷並抵達上層。1901年固然石沉大海,但各方堅持推動,到1905年,體制內已呈連鎖反應之勢。因此,體制內立憲主義的成長,是晚清改革走向憲政的另一條必不可少的主線
邵建/文「方今時事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顛危。」這是1905年7月16日朝廷簡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光緒諭旨。它一開頭就檢討1901年以來新政發動幾年間的情形,看來成績並不令人滿意。原因蓋在於新政本身「未能洞達原委」,這是個不錯的措辭。
關鍵在於這個原委究竟是什麼?其實,無論當時輿論所指,還是官員上書,都朝著一個方向,那就是「立憲」。該諭旨發表後,民間很快有了回應。該年《東方雜誌》第10期載《南方報》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論立憲為萬事之根本》。該文直陳新政之弊,「數年以來,群治之不進也如故,民智之不開也如故。求之政界,則疲玩愈甚而蒙蔽日深;征諸社會,則奸蠹滋多而公德益壞。」以下筆頭一掉,劍鋒直指:「其故何在,一言以斷之曰:政體不立之害。欲舊其弊,固非改定政體不可,則立憲之說是已。……立憲政體之於國,猶舟之有指北針也。」由此可見,以立憲的方式改革政體,到1905年已經成為朝野共識。
從石沉大海到名士官員互動
回顧它的發生,固然先發於體制外;但由外入內,體制自身的因應變化也是一條線。這條線從1901年到1905年,由體制內官員與民間互動並不斷提出奏請,最終使得清廷上層接受立憲,並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從體制內的角度看,當梁啟超於1901年6月發布《立憲法議》時,也是在此時,也是在日本,出使日本國的大臣李盛鐸,在應詔上書中幾乎和梁發出了同樣的聲音:「變法之道,首在得其綱領。綱領不得,枝枝節節,不獨圖新政窒礙難行,且恐依違遷就,未睹變法之利,先受變法之害。」「查各國變法,無不首重憲綱,以為立國基礎。惟國體政體有所謂君主民主之分,但其變遷沿改,百折千回,必歸依於立憲而後定。」因此,他建議朝廷「近鑒日本之勃興,遠懲俄國之擾亂,毅然決然,首先頒布立憲之意,明定國是」。(此材料來自侯宜傑的《清末立憲運動史》)
這個李盛鐸也就是1905年清廷後來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此時他和梁啟超同在日本,都是以日本明治後的皇室立憲為參照,故而從不同渠道向國內發出同樣的聲音。只可惜這個聲音進入朝廷便石沉大海,但這可以看做是朝廷內部立憲主張的先聲。
讓立憲的聲音進入朝廷並抵達上層,一個重要的人物便是張謇。
張謇是1894年的科考狀元,這位已經四十來歲的狀元先生並沒有入朝做官,而是返回南通家鄉從事實業與教育。1903年日本開國內博覽會,一位日本友人帶給張謇一張請柬,邀請他參加。張謇之前沒有出過國門,這次在日本前後考察70餘天。虛往實歸,回來之後,人生坐標發生一次重要的轉變,即在實業與教育之外,以立憲為務,投身於國內憲政。他後來很快成為江浙派的立憲首領,一步一個腳印地推進立憲的各種事務,比如後來的國會請願運動。
1904年5月,張謇代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魏光燾草擬立憲奏摺,會集趙風昌、湯壽潛等數位朋友,反覆斟酌六七次,方才定稿。稿定之後,張之洞不放心,要看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態度,便囑咐張謇事先商量於袁。張袁早在甲午前的朝鮮就相識,但兩人走的是兩條道,多年不通音問。為立憲故,張寫信與袁,無奈此時的袁並不熱心,認為此事「尚須緩以時」。
這邊的張謇並沒有停下腳步,這是他的自訂年譜:「六月,刻日本憲法成。以十二冊,由趙竹君風昌寄趙小山慶寬徑達內廷。此書入覽後,孝欽太后於召見權臣時諭曰:日本有憲法,於國家甚好。權臣相顧,不知所對,唯唯而已。」當時身為軍機大臣和外務部尚書的瞿鴻,連忙叫他的弟弟到上海,托趙風昌選購有關憲法的書籍,卻不知慈禧看到的憲法,正是張謇從日本帶回並和趙風昌一道印刻的。
袁世凱的路子沒有走通,江浙立憲派就把注意力放在瞿鴻身上,試圖說服他在朝中倡導立憲。瞿對立憲有興趣,態度也積極,他是清廷上層中立憲派有力的贊助者,當朝廷決定派臣出洋時,甚至打算「自請親赴歐美考察政治」。9月,張謇又刻印《日本憲法義解》及《議會史》,送給兵部侍郎鐵良。這一段時間,張謇利用自己的優越身份,廣與各方大臣談立憲。根據他的日記,在他看來:立憲之動機於鐵(良)徐(世昌)之入政府,端(方)之入朝,(載)振貝子又助之陳於兩宮。慈聖大悟,乃有五大臣考察政治之命。
這幾人中,端方本身就是朝廷中的立憲派,正如幾年前他是贊助康梁的維新派一樣。據時人魏元曠《堅冰志》中的記載:慈禧召見端方,知他以前屬於戊戌黨,便問他「新政已皆舉行,當無復有未辦者」,端方回答「尚未立憲」。又問「立憲如何」?答曰「立憲則皇上可世襲罔替」。這是最能打動清廷上層的聲音,端方、載澤這樣的滿人也的確非常相信。他們對自己面臨的局面很清楚,不改革就沒有任何出路。某種意義上,他們比漢人更焦慮,推動立憲的動機比漢人也更真誠,因為這關係到他們的身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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