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漢：現代文學史要重寫

2009-04-05 10:17:51　來源: 南方人物周刊(廣州)　跟貼 34 條 手機看新聞

牛漢：中國這部現代文學史啊，得重新寫。對中國作家作真正全面的調查、遴選，重新評判、識別，哪些是真正的作品，哪些不是，這個是需要的。

牛漢簡介

1923年生。原名史成漢，又名牛汀，山西省定襄縣人，蒙古族。1940年開始發表作品，主要寫詩，近20年同時寫散文。曾任《新文學史料》主編、《中國》執行副主編。

本刊記者李宗陶 實習記者王媛 發自北京

86歲的牛漢臉上，刻滿歲月的刀痕。與他同時代的人，誰臉上不是如此？

幾十年沉沉光陰將他的身高壓縮了5公分。即便如此，他站起來還有1米86。

牛漢的祖先是鐵木真的嫡系，叫忙兀特兒。兀特兒是姓氏，忙是部落名，這支部落早年在今天察哈爾、張家口一帶。元朝亡後，忙兀特兒遷徙山西，改姓史。他的祖先驍勇善戰，常能虜獲異族美貌女子。講到這一點，牛漢笑呵呵的。

他的脾氣，用祖母的話說，像家鄉的滹沱河。滹沱河平時不像河，除去沙土，儘是石塊——潘光旦當年質疑「潮流」 時用一條河作比喻，河裡有落葉、有魚卵、有石塊，河水斷流之際，河床中惟一留下的，是它們。家鄉的人們不敢走近滹沱河，不知道什麼時候它就發大水了。發大水時，全村人都不敢出氣，連狗都不敢叫了。

父親史步蟾早年懷有革命熱情，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回到家鄉，虔誠地種地。他囑咐兒子：「還是好好念書吧。」牛漢對美的尋求，也是在父親的啟發下開始的。父親的笙、簫、笛，以及那些古老的元曲譜本，讓他敏感於美妙的聲音。父親在油燈下朗讀詩歌的樣子，他滿滿兩架子的書，讓徐志摩、郭沫若、朱自清、周作人、魯迅，以及《新青年》、《語絲》、《譯文》等等，陸續走進他的視野。

抗戰流亡，牛漢跟父親到了甘肅天水。在那裡，他學畫，他晚年畫的詩人穆旦、聶魯達、普希金、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真是有趣。他接觸了更多詩歌，兩本口袋詩集——田間的《呈在大風沙里奔走的崗位們》和胡風的《野花與箭》，是他隨身必帶的。「我喜歡田間的激情，像一把火。胡風的詩很有湖畔詩的味道，沒有口號，寫得寧靜、凄切，有大革命前後青年的憤懣悲傷，但當時我還不十分理解。」

牛漢的三舅牛佩琮畢業於清華大學，曾任《清華周刊》主編，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牛漢崇拜三舅。他的邏輯是：三舅那麼好，他是共產黨，我就跟定了共產黨。他在三人小組裡入了黨，但負責人回了延安，「沒有人管我們了」。

第一次考驗很快來到。高中畢業時，校長宣布文理兩個班七八十人必須集體參加國民黨，否則不發畢業證書。「我不幹，寧可不要這個畢業證書。那時候進(共產)黨比較困難，我通過特別困難。所以心裡是很純潔、很堅定不移的，怎麼能夠背叛自己的理想，背叛對黨的誓言呢？那我還是個人嗎？」他和同學郗潭封逃跑了。一年後，牛漢考上西北大學外語系，向教育廳要回了高中畢業證書。

心向聖地延安，盼望拋頭顱灑熱血去抗日。願望暫時不能實現，牛漢只好拋頭顱灑熱血一般地去寫詩。天天寫，白天寫到晚上，晚上寫到黎明。1946年7月，他跟黨組織接上頭，重新宣誓入黨。那一段生活，動蕩、絢麗、澎湃、神秘。

1948年，牛漢把長詩《采色的生活》(采色即彩色)通過朋友寄給胡風，從此開始通信。胡風的回信有20封，現存16封。

1955年5月初，最高領導人在審閱舒蕪交出並整理的胡風信件後，指示有關部門成立「胡風反黨集團」專案小組。根據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的複查報告披露：這場清查鬥爭共觸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離 62人，停職反省73人；1956年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其中骨幹分子23人。1955年5月1 4日，牛漢第一個被捕。兩天後胡風被捕。因為牛漢的性格和曾流露與胡風等人不同的觀點，「上面」想從他這裡打開缺口，讓他好好揭發。

被拘留一周後，牛漢收拾好行李，對看守說：「一個星期了，我要依法離開這裡，再見！」一番搏鬥之後，上級出馬，牛漢返回囚室。

經過兩年的隔離審查，1957年5月牛漢被通知「可以回家了」。派出所每周來人，聽取彙報。1958年2月，他被正式開除黨籍，回原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降級使用，仍當編輯。

「這人沒法改造了，上面肯定這麼看。我就這個脾氣。我就當編輯，編好書寫好字就行了，比當皇帝都強，呵呵。」 牛漢說，虧得人文社領導王任叔(巴人)多有相幫。

1965年冬，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牛漢見到了10年未見的胡風。發言時，他照著稿子念，念著念著激動起來。 「我說胡風問題不是反黨反革命，是文藝思想問題。『停止發言，下去！』把我趕下去了。別人講牛漢你真是頭腦簡單，那種場合你怎麼能替胡風辯護呢？我不是感情衝動，人活著就應該是這樣的。不同看法嘛，正常的嘛。」

他後來的日子，被切割為兩年的勞動改造，半年的「四清」工作隊，5年半的五七幹校……在咸寧幹校，他迎來詩歌創作的第二個高峰，並養了一隻狗叫小白。「我跟它那種同屬生物的情誼，真可以說是勝過了人。」回頭一看，寓言一樣。

1979年9月，牛漢獲平反並恢復黨籍。他說，25年里，他始終沒認過錯，也沒出賣過任何人。胡風去世前說， 「牛漢是個可依賴的人。」別人則叫他「倔強的詩人」、「一個被詩神看中的誠實的孩子」。

1980年春，他在北京又見到胡風，「他真正衰老了，很深沉。別人跟他講這講那，他只說幾個字，但詞意準確而有分量。」

現在，牛漢住在讓前來拜會的台灣詩人瘂弦略微吃驚的簡樸公寓里，跟陽台上那些小小的綠色植物「相依為命」。偶爾出門，捨不得打車，坐公交和地鐵。他的詩作，跟余光中、洛夫的詩歌一道，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悄悄取代了賀敬之的《回延安》、《三門峽-梳妝台》，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紗帳》，以及柯岩的《周總理，你在哪裡》。

這個唇齒間已有些漏風的老人慢慢地講啊講，講出「受組織信任者」這樣的概念，給出「中國的大人物都比較複雜」 這樣的判斷……

「胡風分子」後來各走各的路

人物周刊：您怎麼看胡風的30萬言上書？

牛漢：我沒參與。但我一直不同意「文藝為政治服務」，這是否定人性的。應該像魯迅他們說的，為人民、為人類和人類的精神服務。《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這個提法，42年從《新華日報》第一次看到，我就不同意。50年我做成仿吾的秘書，跟他談這個問題，他完全同意我的觀點。他是創造社的骨幹、長征幹部啊，當時就不贊成。所以後來政治上，怎麼說呢，一直壓著他，抬不起頭。

胡風53年回了北京，沒有正式安排工作，沒有安身立命。我想他有過巨大的苦惱，在我心裡他有一種思考人生和文學的本能，不管處在什麼條件下。他肯定是經過思考，才寫30萬言書向上反映的。

人物周刊：他們把您歸入「七月派」。

牛漢：「七月派」里也很複雜，人好多，我不是最早的。《七月》37年從上海移到武漢，到重慶改成月刊。我和胡風是解放後(1950年)才見面的，我只是他的追隨者，覺得《七月》這個刊物辦得好，包括後來的《希望》，都不錯。幾個作者：路翎、曾卓，人都很好；阿壠是特別好，雖然有偏激的一面，但他正直率真、決不背叛，真的是個人！他跟胡風關係其實不是那麼緊密，也不是絕對地認可胡風所有的觀點，他跟胡風辯論我看見過。(上述3人都是「胡風分子」，其中阿壠1 967年因骨髓炎在天津的監獄裡去世。)

所謂的「胡風集團」也比較複雜，後來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有的人當官了，就不敢講真話了，這種人見了面我根本不理他，手都不握——這是我的脾氣，毫不含糊。這種人還寫什麼詩！王元化後來跟我說，人的變化真是令人吃驚、不可想像，當初是那樣誠懇而且有個性的人，唉……有的政治上「進步」了，就「超越」別人了。

人物周刊：給您平反時這個國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已經開始了。

牛漢：但是對我們好像還是有點隔離的意思，後來慢慢地、一點一點在改。第一批就4個人：我、曾卓、王元化、劉雪葦。後來胡風去世(1985年6月8日)以後，遺體在醫院裡冷凍了七八個月，為什麼？就因為大家不認同上面的批示，對他的歷史問題沒有徹底平反，怎能讓逝者歸安？就是「胡風集團」也受影響。後來也慢慢改了。現在說起來很簡單，一句話就過去了，實際上我們當時真叫痛苦。

(本文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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