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友康:構建更富包容性的詩歌生態

 (摘錄)

陳友康 

【摘  要】 中外詩歌體裁發展的事實表明,詩體演進是累積性的,即由少到多,漸趨多樣。雖然有的詩體隨著時代變化會有所弱化乃至消亡,但改變不了這一總的趨向。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一些文化激進主義者為了給新詩爭得生存空間,宣稱中國傳統詩歌體式已經死亡,對傳統詩體抨擊之不遺餘力,於是造成新舊詩的緊張、對立,乃至對抗,留下嚴重後遺症。這種偏激觀點有違詩歌史事實,因此需要從根本上對詩體發展規律進行釐清,以正確對待新舊詩體關係,構建更富包容性的詩歌生態,促進漢語詩歌健康發展。

【關鍵詞】 詩體發展  累積性增長規律  包容性詩歌生態

【摘  編】

 

四、遵循詩體演進規律,構建更富包容性的詩歌生態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國家危機、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導致文化危機,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舊體詩飽受詬病。隨著中國的重新崛起,中華文化出現復興態勢,舊體詩重新煥發生機。在中國文化復興的歷史機運面前,我們要超越文化激端主義(含全盤西化的激進主義和抱殘守缺的保守主義),構建富於包容性的詩歌生態,形成多元化詩歌發展路徑,推動漢語詩歌再創輝煌。

完整的詩歌生態涉及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這裡不暇全面討論,我們說的「包容性的詩歌生態」主要是指詩歌界秉持「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原則,改變新舊詩對立對抗的局面,讓新舊詩不再「亂吵架」,平等對待新舊詩體,實現新舊詩體的「存異求同,彼此競賽」,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分道發展。如著名政治學家和詩人蕭公權所說:「文藝的園地廣大無垠。作者各從所好,各盡所能,各自耕耘,各自收穫,不須捨己從人,更不可強人就己。」「好詩,無論新舊,都值得欣賞。」至少如艾青所說:「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新詩與舊詩的爭執和對抗是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中的重大問題。 老舍把它稱為「亂吵架」。他1941年春天所作詩《贈台靜農》說:「為詩用文言,或者用白話,語妙即成詩,何必亂吵架?」寫詩用文言還是白話都可以,語言並不是決定一個文本是不是詩的關鍵因素,關鍵的因素是「語妙」,不管是文言還是白話,不管是新詩還是舊詩,只要語言新穎別緻,並有真實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就是詩,僅僅糾纏於文言還是白話是捨本逐末的。

五四新文學運動總的取向是倡導白話文學,致力於書面語與口語的一致,以減少學習、閱讀和應用的障礙,提高國民文化素養,宣傳科學民主,促進國家復興和社會發展,這是完全正確的。但在文學語言和形式方面,胡適、陳獨秀等從單線進化論出發,對傳統文體尤其是詩詞的價值和命運作出簡單化判斷,認為新舊詩體勢不兩立,因而獨尊新詩,並且「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這就有文化暴力和文化專制的傾向。而創作舊詩的人尤其是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認為舊詩不講平仄韻律,拖沓散漫,根本不配稱為詩,也對新詩人予以反擊。 這就是老舍說的新詩和舊詩「亂吵架」的情況。新舊詩的對立和對抗困擾著現當代中國詩歌史。

為了解決「亂吵架」的問題,老舍提出新舊詩「存異求同」,「彼此競賽」的主張。1957年,他在《談詩——致臧克家》中提出舊詩與新詩寫作「存異求同」的觀點:

我以為我們不該只看舊體詩和新詩的表面上的分別,而忘了存異求同。所謂存異,即在形式與語言的運用上有所不同。所謂求同,即都須在思想和感情上的確是詩,不管形式與語言有什麼分別。不這麼看,便容易把詩的創作僅僅看成形式的運用了。我看到了一些近來發表的舊體詩與新詩,它們似乎只有形式和語言的明顯區別,而往往缺乏深厚的詩的味道,彷彿是告訴人:只要寫得平仄調,韻腳對,就是舊體詩;只要用白話寫,就是新詩。

再通俗的說,「存異」就是新詩和舊詩都可以存在和發展;「求同」就是它們都要有詩的本質屬性,都要追求詩歌的高境界。「學習作詩,首先要知道:詩的本質最要緊,詩的形式是次要的。若是專註意形式,不管本質,便是捨本逐末,不會成功。」「即使一首詩既不採用古典的形式,也不利用民間文藝的形式,並且連韻也不押,也還是詩,只要它有思想感情,有精美的語言,可以朗朗上口。這就是說,即使它不接受任何形式,可是它既有詩的本質,而且有語言之美。形式可以不要,語言的美麗與音樂性卻非要不可。」  五四以後,關於我國詩歌的發展問題,現代文學界存在「形式決定論」傾向:不考慮文本的思想含量、精神高度和情感深度以及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程度,只以形式的新舊來辨別詩的好壞,確定研究和入史的資格。因此,不管舊詩中有多少優秀的詩人和作品,都不在關心和討論之列,更不屑於把他們寫入文學史。這正是老舍所說「舍本求末」的做法。

老舍還進一步提出新詩和舊詩互相競爭的問題。「沒有競賽,便彼此不相關切,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坐失切磋琢磨之益。假如一位寫舊體詩的而肯注意新詩,他就會得到啟發,去突破舊體詩的形式,有所創造。……寫新詩的而能注意舊體詩,就必互相影響,都有好處。」「彼此對立,既不競賽,也不相互交流經驗,這就容易引起來文人相輕,只說自己的花香,別人都是野草。百花齊放是使我們彼此競賽,彼此尊重,而絕對不是互相排斥。」  按照老舍的設想,新詩和舊詩是完全可以並行發展的。

老舍對新舊詩關係的看法是理性而平允的。他對舊詩充滿敬意和熱愛:「舊詩之保存,不僅保存了些文字,也保存了多少偉大詩人的性格——給民族留下永遠不滅的正氣,使歷史的血脈中老有最崇高純潔的成分。」  他對舊詩最鮮明的特徵——語音的美麗與音樂性予以充分肯定:「傳統的形式並非偶然產生的,而是根據語言的本質與其發展和現實的需要逐漸形成的」。他歡迎新詩,同時指出新詩的不足,為它指出發展的路徑。總的來看,老舍認為新詩和舊詩各有所長,各有其美,因此,他反對把新詩和舊詩對立起來,而認為應該「把舊詩的優點拿出來」,如「字的調動,音節的妙處」,「以增加新詩的能力。」 

新舊詩體「存異求同,彼此競賽」也就要求兩種詩體各自發揮優勢,分鑣竟騁。「存異」即保留詩體之異,新舊詩並存。它們可以互相借鑒,但不必完全靠攏。這裡要說的是新詩的「律化」問題。

新詩的最大特點就是自由,這是它和舊體詩在形式上的根本區別。新詩的優勢在於思想的獨創和表達的新穎。一個嶄新的觀念,一個獨到的審美髮現,一份至誠的感情,一種別出心裁的表達方式,等等,勿須像舊詩那樣精雕細刻,只要用自由的語言寫出來就是美的,也才是詩的。新詩的最高要求就在於思想和審美髮現的獨到與深刻,以及表達上的精緻和不墨守成規。缺乏這一點,平常的思想和感受用自由詩的形式寫出來便淡乎寡味,不成其為詩。「梨花體」之受人譏笑,原因即在於此。追求思想情感的別緻深刻、審美髮現的獨到、表達的個性化,應該是新詩始終不渝堅持的發展方向。新詩誕生以來,有些詩人和詩論家一定要為新詩找一條律化的路子,希望發展出穩定的詩體形式。這恐怕有違新詩的根本精神,最後未必能達致理想的目標。律化是新詩的歧途。律化的任務不妨由已經定型的中外傳統詩體如中國的近體詩、詞曲,外國的十四行等承擔。這樣,大家分鑣競騁,詩人各展所長,「各種形式的詩都出奇制勝」,讀者各取所好,未來的中國詩歌就能在良性的文化生態中,爭妍競麗。這是中國文學之幸,更是漢語詩歌之幸。

 

(摘自陳友康《構建更富包容性的詩歌生態》第四部分,載《中華詩詞研究》第一輯,第18-22頁。作者簡介:雲南省中華文化學院副院長,教授。)

 

 

參考文獻

[1]趙敏俐:《論七言詩的起源及其在漢代的發展》,《文史哲》,2010年第3期。

[2]陳寅恪:《四聲三問》,《金明館叢稿初編》,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67頁。

[3]陳允吉:《中古七言詩體的發展與佛偈翻譯》,《佛教與中國文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頁。

[4]梁宗岱:《文壇往哪裡去——用什麼話問題》,《詩與真  詩與真二集》,外國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頁。

[5] 胡適:《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389頁。

[6] 葉公超:《論新詩》,《新月懷舊——葉公超文藝雜談》,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

[7] 王珂:《百年新詩詩體建設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9頁。

[8]于堅:

[9] 葉公超:《論新詩》,《新月懷舊——葉公超文藝雜談》,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頁。

[10]蕭公權:《問學諫往錄》,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頁。

[11]參閱陳友康《20世紀中國舊體詩的合法性和現代性》,《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

[12]陳獨秀:《答胡適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胡適編,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版,第56頁。

[13] 老舍:《談詩——致臧克家》,張桂興《老舍舊體詩輯注》,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年版,第396頁。

[14]老舍:《詩與快板》,《老舍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46頁。

[15]老舍:《談詩——致臧克家》,張桂興《老舍舊體詩輯注》,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頁。

[16]老舍:《論新詩》,《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58頁。

[17]老舍:《詩與快板》,《老舍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46頁。

[18]老舍:《對抗戰詩歌的意見——在「文協」第二次詩歌座談會上的發言》,張桂興《老舍舊體詩輯注》,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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