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30 總第022期 編輯：蘭台

甲午戰爭中日本軍隊和日本國民給外界留下的映像首先是高度的團結和亢奮。到處可見手揮國旗支持對外發動戰爭的日本民眾似乎才是「正常」現象。但誰知道，僅僅在甲午戰爭爆發前20年，日本社會還處於民眾聽聞國家徵兵普遍抗拒甚至不惜發動起義的狀態。這20年內究竟發生了怎樣的巨大變化？[詳細]

甲午之前二十年：日本民眾抗拒兵役不惜起義

普通日本民眾甚至感到徵兵就是「被派赴參加有性命危險的戰鬥,如同上斷頭台一般」。由此發生了多起「血稅起義」。

實際情況卻是,日本的徵兵制在剛開始實施時就受到了民眾的反感和抵制。

日本頒布《徵兵令》卻遭民間抵制

1872年11月,日本頒布《徵兵詔書》,正式著手建立近代常備軍。1873年月10日,日本政府發布《徵兵令》。徵兵的主體是全國的壯丁,按《徵兵令》的描述「不分身份」,凡「年滿二十歲之國民」都可以應招。

但實際情況卻是,日本的徵兵制在剛開始實施時就受到了民眾的反感和抵制。

從當時日本公開發行的報紙上，我們可以看出民眾的心態是「驚異、敏感和恐怖」。明治維新後一系列的新法令出台，「小學校令、地租改正令、徵兵令、穢多廢止等布告不斷貼出,頑民大為驚異,神經頗為敏感。尤其徵兵令告諭中見有血稅之文字,誤為榨取生血;……對徵兵、斷髮、小學校、賤民『解放』、土地均分等感到恐怖。」這種態度可以當時人們給報紙所刊登的來信中可以看出。

1873年2月《日新真事志》登載：「聞因本年有徵兵之令,愚夫愚婦或驚愕、或畏縮」。以為「徵兵即是為朝鮮(之行)」。

日本百姓為對抗兵役不惜造反

1873年2月12日的《東京日日新聞》刊登了以下記事。「此時的市上流傳,由於日本和朝鮮發生矛盾,要征寅年出生的男子為兵,派至朝鮮。由此當年出生的男子非常恐怖,其父母也極為苦惱。與此毫無關係者,都是愚民,非常害怕。……這樣的行為,實在可憎,該懲。雖然沒有這樣的欺詐,但讓愚夫懦婦心懷恐怖,成為其敬職勵業之極大障礙。」

3月20日,該報紙又接著登載：「此時又有一新傳言,即要將當年從13歲到20歲的處女派到外國去,由此成年的婦女馬上尋找媒約之人相親,或剃眉染齒以逃脫此事。」這種流言蜚語到處傳播,儘管官府當時發文澄清,但不但難以絕跡反而流傳甚廣。

普通日本民眾甚至感到徵兵就是「被派赴參加有性命危險的戰鬥,如同上斷頭台一般」。由此發生了多起「血稅起義」。1873一1874年間共16次,僅1873年就發生了15件。許多兵站被憤怒的民眾搗毀,軍隊出兵鎮壓起義,被處罰者達到10萬人以上。當時還有很多教授民眾逃兵役方法的出版物。從之後的報道中,可以看出,民眾這樣偏見無知的狀態讓當局極為頭疼。「然人民對貫訓於徵兵法,極為厭忌,製造詐偽百端、奸謀機策,巧避兵役,一日甚於一日。以至成為習俗。實不堪慨嘆之至。」

民眾抗拒徵兵令之因：民眾還是臣民並非國民

當時的日本民眾為何會有這樣的反應？其原因有二:一是不平等的免役條例,二是讓人不明就裡的「血稅」告諭。

此時的日本民眾基本上處於既無權利意識又無國家意識的臣民狀態。

兩個直接原因讓日本民眾反抗兵役

當時的日本民眾為何會有這樣的反應？其原因有二:一是不平等的免役條例,二是讓人不明就裡的「血稅」告諭。

日本1873年標榜為面向全國的普遍徵兵，並非是真正四民平等的國民皆兵。根據徵兵令《常備兵免役概則》,符合以下條件者可免兵役。(1)身高不足1米54.5者;(2)體弱有病及四肢不全部看兵役者;(3)在官省府縣供職者;(4)海陸軍學生;(5)公立學校的學生、就職洋行者、醫學生和教官;(6)一家之主;(7)繼承人(嗣子);(8)獨生子;(9)養子;(10)兄弟在服兵役者;(11)繳納替代金270元者等等。按照這種規定,官吏免掉兵役,有錢人讓孩子去洋行,結養子親緣,進高級學校,或者繳錢也可以免掉兵役,結果脫離了「上下平等、人權齊一之道」,轉化為不平等條款。1876年的適齡徵兵者中二十九萬六千人中,上徵兵名單的只有五萬三千人。被徵兵的就只有不能做以上事情的窮人家的二男或三男。對窮人來說,兵役的負擔等於又被強加過去的封建賦役。包括士族在內的四民,不少人都無視徵兵制,逃避徵兵"民眾紛紛想法逃役,致使徵兵常出現兵源嚴重減少的情況。

徵兵告諭將服兵役作為民眾必須履行的義務,指出,「凡天地之間,一事一物均無不繳稅,以充國用,為人者固應盡心報國。西人稱之為血稅,所謂以生命、鮮血報國也。」它要求國民必須承擔保衛國家的責任,但這種「徵兵者,乃四民『以其鮮血報國』的血稅」,使民眾不知其意,民眾之間流傳著真的要榨取人的生血、賣給外國人、做成葡萄酒、或者要用血來染毛毯、以至處女、婦女也要成為徵兵對象等荒唐無稽的流言,一種不安和恐懼心理影響著他們。

當然，這兩個原因致使民眾反抗服兵役的直接原因。而在此背後，還有直接反映當時日本社會現實的深層次原因。

日本民眾對徵兵制的抵抗,在當時是一種主流氛圍。而日本民眾這種政治態度,是明治初年激烈變動時期統一國家尚未建成的現實的反映。日本民眾本來生活的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國家權力是沒有聯繫的。因此形成了根本不同的運行邏輯。

維新後的明治政府，在原本傳統的日本社會中要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實現向近代化國家的轉變，就要實現對民眾的強制統合,就必須要與民眾的生活世界有效聯繫起來。而徵兵令是明治政府為了強制性鑄造出具有國家意識的國民而採取的重要舉措。

根本問題在於當時日本民眾還是臣民意識

19世紀70年代的日本,近代國家形成儘管是一個迫切課題,長期生活於幕藩體制下的普通民眾中，許多人的意識深處仍然保留著作為臣民追求仁政的觀念。統一日本的國家形象還很生疏,統一的國家意識更是尚未達成。大部分民眾還不能自覺認識到服兵役是國民的義務，甚至連國民是什麼也沒有概念。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日本社會和民眾，與前近代的清帝國的人民，其實有相當的相似之處，還都處於「臣民」的狀態。一盤散沙的情況也就實屬正常了。正因為當時的日本民眾整體尚不知如何擺脫臣民的狀態。維新名臣山縣有朋曾指出:「農工商的子弟,毫不知曉兵役的義務,即是護國的權利,怯弱自卑之習慣己經難以改正,減少嫌棄入營者、募集他們以補充兵源之苦心,更非今日所能想像」。

此時的日本民眾對國家的認同狀況,表現出來的就是對民族利益的極低感悟。它說明,此時的日本民眾基本上處於既無權利意識又無國家意識的臣民狀態。

民眾對文明開化政策還處於無法用這種高於他們的近代理論武裝起來的階段。「對他們而言,文明意味著生活的壓力和道德的破壞,因此不管好歹就只有反對。」 逃避徵兵的情況雖然最後被鎮壓下去,但民眾的厭軍意識和避戰意識依然很強。

而「四民平等」「人權齊一」的口號之下實際上卻仍然存在諸多不平等,更加深了民眾對中央政府政策的實施的抵制。

對於以前只有藩國意識、只能以自己和家族營生為生活目的的民眾來說,只能採取逃避的方法,無法逃避的便只有起義。

這樣的狀況,反映出明治初期在國民形成上的兩大尷尬局面:在四民平等和人權齊一口號下,原本是要形成均質性民眾的徵兵制,但在民眾那裡,仍然是無法平等的認識;國家試圖統合民眾,相反卻加深了民眾對國家的疏離和敵視意識。

明治政府要形成日本人對國家的一體化認識和對國家責任的自覺認識,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將全國之民作為徵兵對象,是在1883年左右才得以實現。而無數青年自願從軍、盡忠報國、以死殉國情景的出現,參軍被許多壯丁和家庭視為愛國責任的表現一一這在日本,則花了二十年左右的時間。直到甲午戰爭才真正完成。

二十年之後的甲午：日本舉國狂熱支持戰爭

與20年前民眾普遍反感甚至行動起來反抗徵兵正相反，甲午戰爭時的日本國民在行動上全力支持了這場戰爭。

而在日本國內，兩國開戰後，日本國民對戰爭的關心度激增，各界報紙的新聞、社論、記事一齊轉向戰況話題，激發起國民對戰爭的狂熱。

甲午戰爭爆發日本全民狂熱

時間走到20年後，當甲午戰爭爆發之時，日本的民眾呈現出和20年前截然不同的態度。

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在海外的僑民自發組織了愛國聯合會，爭相傳閱戰爭公報為戰爭募捐，學生自發組織起來軍訓，立志隨時準備回國參戰。日本人的愛國激情和國家責任感，受到西方國民眾和媒體的注目。而日本國內最底層的民眾並不關心也不清楚政府必須開戰的理由，民眾最關心的仍舊是自己的生計。

而在日本國內，兩國開戰後，日本國民對戰爭的關心度激增，各界報紙的新聞、社論、記事一齊轉向戰況話題，激發起國民對戰爭的狂熱。

日本下層民眾最初對戰爭毫無興趣，甚至不知道朝鮮國是在東面還是西方。但是純樸民眾在政府愛國主義的鼓動下，即便生活貧困也還是從口中省出十個八個梅干錢捐獻給前線的士兵。

甲午戰爭使民眾的軍隊意識有了飛躍性轉變。《山梨日日新聞》這樣描述,「征清之前與征清之後,國民對於軍人之感情呈現出幾乎是外人之觀,為何?軍人生平粗放且不謹厚,故軍人從來為國民所誤解,征清之後對軍人之此種誤解全都一筆抹消,國民之熱忱一起湧向軍隊。」

高級軍人稱為國家英雄,被飛速提高到與天皇和政治家、列國君主同樣對待的社會地位。創下勇猛果敢戰功、英勇戰死的戰段者,不管將校兵卒,其照片都登載在雜誌刊頭上,其功勛為人所稱頌。那些若不是軍人恐怕一生連個人照片都沒拍過的無名小卒,也通過刊頭照片被頌為英雄。通過解說,戰鬥記事、英雄美談、軍人會見,最後形成了日本人的集體意識。「武人得意之時代」來臨。

作為日本對外侵略政策實施者的帝國軍隊被神聖化、軍人被英雄化,其社會地位迅速提高。他們進行的戰鬥被宣傳為義戰。在義戰的光環下,民眾軍事支援體制迅速建立起來,媒體還刊發《軍人家族扶助之急》、《恤兵之急務》等社論,並刊登募集慰問、扶助軍人遺屬等廣告。「讓軍事公債無利息吧！具有愛國心的我國國民不介意有無利息。」

軍人地位大大提高形成「軍國民」心態

民眾也開始軍事組織化,從逃避徵兵開始呼籲「國民皆兵」,以成為「軍國之民」，輿論也開始表示對「軍國民」的強烈期待並已為此大造聲勢了：「國民之決,自就是軍隊之決心,國民之個性就是軍隊之個性,國民之堅韌即軍隊之堅韌,國民若中途挫敗沮喪,軍隊以何能獨自往前犧牲邁進?國民志氣之張弛即軍隊士氣之張弛。」

東京建立了凱旋門,祝捷會、凱旋會、展品會頻頻召開。在村裡率先採取了動員小學生歡送出徵士兵的方式。下關條約締結後,從夏天開始主力軍開始回國,迎接凱旋士兵的人群沸騰起來。出征時,士兵們通過鐵路集結到廣島大本營,那些初次離開故鄉的士兵,很稀罕地將沿線風景記到日記上。凱旋時,望著往返兩次的風景,就抒發起望鄉之念,並沉醉於車站迎接人群的「萬歲」聲中。

士兵們將出征所見的異國狀況通過軍事郵件傳達到鄉里,通過日記在凱旋後向親朋好友誦讀,或是回鄉後進行報告和座談。在海外情報還不發達的時代,他們的戰爭體驗是貴重的情報。這些士兵中所滲透的異國觀和日本人觀,通過這種傳播形成為日本人全體的意識。

在野啟蒙家、政治運動家為鼓舞民眾的同仇敵汽之心,通過報刊雜誌等宣揚義戰,形成強大的輿論論陣。「全國到處敵愾之心煥發,不論老少男女貧富強弱,或處置金品,以表愛國至誠,或捨命義勇奉公」,在「勇於從軍獻金義勇奉公美談」特集記事中,大阪赤貧者清水真與其女兒成為獻金模範的題為《赤貧家庭獻金五元》的記事消息,成為了自覺具有國家意識的忠良臣民之模範。這類美談在當時的報紙雜誌隨處可見。「日本帝國之威武在萬邦發揚之現在」就是「義勇奉公之日」,「縱使全國化為焦土,我也斷不污我日東南男兒之面目」以及「大和魂」等各報紙大幅標題,構築起全國同仇敵愾的氛圍。日本民眾對自身的高潔品質、國民性的美化和讚頌達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

與20年前民眾普遍反感甚至行動起來反抗徵兵正相反，甲午戰爭時的日本國民在行動上全力支持了這場戰爭。全民熱情地支持成為日本在甲午戰爭獲得全面勝利的重要因素。

甲午戰爭檢驗：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已完成舉國一致

日本國民是參與和實施戰爭的一份子。能否動員起全體國民去參加戰爭，為國而戰、為國捐軀，是對明治維新後，國民是否人心所向，國家是否有凝聚力的重要考驗。

日本找到了作為日本人的自信和驕傲,併產生對以天皇為中心的國家統一的信賴感,達成了「舉國一致」,實現了對日本國家的共屬感和一體感。

甲午戰爭在日本的里程碑意義

日本國民是參與和實施戰爭的一份子。能否動員起全體國民去參加戰爭，為國而戰、為國捐軀，是對明治維新後，國民是否人心所向，國家是否有凝聚力的重要考驗。在甲午戰爭中，日本國民表現出了令人驚異的能量，表現出維新國家期待的特質。

正因為如此,「明治27年在曆數上只有365日,然而在國民史上確是有著大不同於其他年份的一年。……日本國民因此進入到膨脹的漲潮時期。」不過,對於日本民民眾來說,這只是一個開端而己,「吾人國民不能滿足於此存續之歷,兼具有進一步描寫世界之一大勃興史之任務。」作為日本人的驕傲和自滿,最後都上升到對天皇的忠誠,並以天皇制臣民而自傲。

甲午戰爭在極大地改變了日本人自我意識的同時,也同時形成了對朝鮮人的差別感和對中國人的蔑視感。有已經文明開化的日本人對以前清國進行的對日批判的反抗,也有試圖抹去自古代以來日本長期處於對中國劣等感的的民族主義因素。

明治維新後,清國人和朝鮮人曾經嘲笑留鬍鬚、穿洋服、穿靴子的日本人,對於日本人來說,證明其價值的絕好機會便是戰爭。

日本由此信心膨脹目光瞄準世界

戰爭勝利增強了日本人的自信,也極大地膨脹了日本人在東亞和世界的野心。「而我既已東洋之主盟自任,卧榻之側豈容他人熟睡?……我武力之優顯示出在經營東洋全局上是足以勝任的,這並非是最緊要之事,如果我武力足以經略東洋全局的話,餘力所及亦可震撼歐洲列強,這不足為論,我儼然以執東洋牛耳之貌與之對峙,則彼等臨東洋豈敢如從前一樣大膽不敵?由此,我一縱一擒殺活自在,東洋永久和平始可得以期望。」「既已東洋之主盟自任,卧榻之側豈容他人熟睡?」和「執東洋牛耳之貌與之對峙」——擁有這樣的自信,當然只能是讓民眾進一步增強對日本帝國的共同歸屬感。

而《東西勢力之接近》、《日本在世界中之天職》、《文明西漸之機》等等社論則反映了日本民眾在普遍高漲的自信之下,欲與歐美等國比肩和爭霸之真實想法。「日本國民今後要完全拋棄島國根性,愈益膨脹其海國民思想,陶冶海國民之性格,向著今後之大事業逐步著手。……支那乃是日本向世界發動的驚天動地大運動之第一步,東洋之版圖其廣裹幾許,必須要與世界諸強國爭得平衡之日本,決不應該滿足於將此小舞台作為演技場。」

這裡,不只是成為「國民」,還要成為「海國民」，與歐美競技的國家戰略,也已經呼之欲出了。剛剛完成的「國民」——國家臣民,馬上就要面臨轉向「軍國之民」之勢了。

而日本帝國軍人,這一在日本對外擴展、侵略中承擔著主要使命的特殊集團,被神話成了全民族的英雄,進而成為國民頂禮膜拜的對象。對他們的頂禮膜拜,成為表達國民愛國心的重要方式,同時也成為日本民眾達成國家認同的標誌之一。

正是通過這種對中國、朝鮮這種「他者」的差別化和蔑視感,對歐洲文明的劣等感、恐怖感和敵愾心,對軍隊和政府的神聖化，日本找到了作為日本人的自信和驕傲,併產生對以天皇為中心的國家統一的信賴感,達成了「舉國一致」,實現了對日本國家的共屬感和一體感。

從20年前的反抗兵役，到20年後的舉國支持戰爭，日本民眾的觀念在這二十年內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在此背後，是日本明治政府將原本一盤散沙的臣民鍛造成上下一心的國民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怎樣實現的，而中間又隱含了怎樣的危機，我們下次《重讀甲午》繼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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