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二）77.清軍入關

七十七、清軍入關

李自成進京以後，大臣們紛紛跑去求官，希望在新朝能夠再次得到重用。但遭到了冷漠的對待。大順軍開始大規模追贓，把京城裡的權貴官僚們都抓起來嚴刑拷打，逼迫他們交出金銀財寶。

起義軍追贓並不是從進北京以後才開始的。之前他們每攻佔一個地方，都會把當地的貪官污吏、縉紳豪強抄家，將其財產沒收。這是一種戰略性的後勤補給方法。正是因為他們能夠強力的沒收地方官員和豪強的財產，才能夠打出「迎闖王，不納糧」的旗號。起義軍可以依靠打擊豪強來獲得足夠的軍費糧餉，不需要再從老百姓手中徵稅，因此不管打到哪裡都會受到當地老百姓的熱烈歡迎，把他們視為解放者。

反之，負責剿滅起義軍的官兵的處境就很糟糕。由於朝廷財政收入極為困難，他們能夠拿到的餉銀很少；地方政府徵收賦稅的壓力也很大，滿足不了過往軍隊的糧餉物資需求。這種情況下，明軍要想打仗，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縱兵劫掠。吳橋兵變之前孔有德手下的士兵出去偷雞就是這種做法。

有很多文獻記載了明末軍隊紀律潰散，到處禍害老百姓的事情。對有些軍事將領來說，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因為政府沒有發夠糧餉，又要讓士兵們出去打仗，替你去賣命，這怎麼行？所以並不敢認真管束軍隊，只能讓他們自己去找吃的，其實就是到處搶掠。他們跟農民起義軍的區別就是，不太敢去動當地的官員和豪強，因為這些人在「上面有人」，往上面告狀，將領就可能受到責罰。而為了逃避罪責，一般會拿幾個小兵來開刀。所以士兵們只能去搶劫那些普通人家。像左良玉的軍隊，每到一個城市，就呼啦一下竄入民居中居住，一時間家家戶戶都住著兵。這些兵在人家裡，要吃要喝，搶糧搶錢，甚至姦汙殺人等事情也時有發生。

兩相對比，我們就可以看出來起義軍和官兵的「階級屬性」了。起義軍以打擊貪官豪強為生，免徵老百姓的錢糧，當然是符合底層百姓的利益的；官兵不敢動貪官豪強，因為政權掌握在這些人手中，他們就只敢去搶普通百姓，就是一支代表了貪官豪強利益的軍隊。這種階級屬性是很赤裸裸的。

那麼，從經濟基礎來看，如果貪官豪強已經榨乾了老百姓的財富，社會財富絕大部分都集中到了統治階層手中，起義軍的做法就能夠很輕鬆的獲得大量補給；而官兵要想取得補給就很困難：老百姓早就沒錢了，把他們殺了也拿不出錢糧來，真正有錢有糧的大戶人家又不敢動。

到了這種局面，勝負之勢就可以基本確立了：起義軍越打越有錢，可以養更多的兵，日漸壯大；官兵則越打越窮，不停的發生潰逃和兵變，日漸萎縮。改朝換代就成了必然趨勢。

——所以，底層革命能否取得成功，與社會財富的分配狀況是直接相關的。貧富差距不僅會引起革命，而且會滋養革命。

大順軍經過追贓，那個捐了五百兩銀子的首輔魏藻德拿出了數萬兩銀子，一毛不拔的大學士陳演也被迫捐獻了四萬兩銀子；國丈周奎則被徹底抄家，抄出來了五十三萬兩銀子。

最後，大順軍從北京總共追贓追出來了七千萬兩白銀。

這並不是京城權貴們的全部財富，因為進城之後二十天，四月八日，李自成就下令停止追贓，對明廷官僚，不論是否已交足所派金額，一律釋放。這樣做一方面是覺得錢已經夠多了，一方面也是不想跟這些權貴徹底鬧翻，畢竟國家還沒有統一，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

進入北京以後，李自成立即派人帶著禮物和親筆信前往山海關招降關寧軍，許諾投降以後給吳三桂封侯。派去的人是剛剛投降的前居庸關守將唐通。之所以派他去，可能是唐吳二人有私交，唐通可以現身說法告訴吳三桂大順軍對降將的態度。

吳三桂果然馬上就投降了，把山海關防務交給唐通，自己帶著關寧軍前往北京朝覲李自成。但是走到半路，不好的消息不斷傳來，他聽說他的愛妾陳圓圓被李自成手下大將劉宗敏佔為己有了，他們家在北京的財產也被充公，此外還有諸多關於大順軍在北京以及其它地方大力追贓、打擊貪官豪強的事情，吳三桂慢慢的改變了態度。他們父子二人貪污的軍餉應該是不少，朝中大佬與他們的關係也很密切，現在這些人都遭到清算逼贓，自己又是最後投降的，並無多大功勞，將來被秋後算賬的可能很大。

最後，吳三桂改變了主意，帶兵殺回山海關，重新奪取了山海關，同時派人向滿清投降，表示願意獻關。

滿清這邊當時皇太極已經死了，他的兒子福臨繼位，九弟多爾袞攝政，掌握實際權力。多爾袞剛一得知李自成攻下北京的消息，就親自帶領滿洲兵和蒙古兵的三分之二，漢軍的全部出征，準備從喜峰口入塞，進攻北京，與李自成爭奪天下。

清軍走到半路就收到了吳三桂的投降信，多爾袞大喜，立即命令大軍改變方向，從山海關入關。

此時李自成已經派劉宗敏帶了十幾萬大軍前來攻打山海關。吳三桂帶兵出戰，經過一天一夜的廝殺，關寧軍逐漸敗退。這個時候隱藏在山海關後的清軍突然大舉沖入，大順軍完全無法抵禦，死傷極為慘重，大將劉宗敏也負傷，只能逃回北京。

得知大順軍兵敗的消息，很多新投降大順的地方紛紛反叛，殺死大順派來的官員，投降滿清。

清軍趁勢追擊。李自成在京城內倉促的舉辦了一場皇帝登基大典後，帶兵撤往陝西，想要依靠潼關據守。但時代已經改變了，清軍調來紅夷大炮，昔日「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天險很快就被轟塌，潼關失守。李自成放棄西安，逃往湖北一帶。

吳三桂因為投降滿清、獻出山海關而被視為大漢奸。他當然是漢奸，不過獻出山海關這個事對明清換代的影響可能沒有那麼大。在吳三桂降清之前，滿清就已經抽調了它能動員的最大兵力，傾國而出，準備從薊門鎮入塞去跟大順軍進行戰略決戰。從山海關入關肯定是要方便一些，而且關寧軍先消耗了一部分大順軍的實力。但這並非問題的關鍵。

滿清一直在有意識的利用農民起義軍來淘空明朝。一遇到農民起義軍陷入低潮，清軍就大舉入塞，間接的救援起義軍。明軍的精銳也基本都是被清軍幫忙消滅的。比如孫傳庭本來自己帶出了一支隊伍號稱「秦兵」，把李自成殺得毫無還手之力。但沒過多久秦兵就被洪承疇帶到寧遠去全軍覆沒了。孫傳庭再次出山，從新招募士兵訓練，結果就一敗塗地了。

這種情況下，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其實可以算是「溫室中長大的花朵」，是在清軍的「精心呵護」下發展壯大的，經歷的艱難困苦還是太少——相對於統一中國這個任務的難度來說。勝利對他們來說來的太容易。李自成第二次出山，帶著幾百人在河南發展，很快就發展出來十幾萬的大軍。看上去很厲害，其實關鍵在於明軍的生力軍都在松錦大戰中被清軍消滅了，沒有像樣的軍隊來跟他打。從陝西打到北京也是一路凱歌，在寧武關周遇吉帶著幾千人拚死防守，李自成親自帶著幾十萬人去攻打，陣亡七萬人才把寧武打下來。這種戰鬥力遇到滿清鐵騎是不堪一擊的。

李自成剛一打下北京，清軍就舉國來戰，這個時機把握的非常好——讓中國分裂為南北兩個部分再去打，比合在一起要容易征服的多。江南地區是明朝稅賦的大頭，李自成打下北京以後，北方地區就無法獲得來自江南地區的稅賦支持。北部中國早就被清軍入塞和農民戰爭淘空了，沒有南方的支持，大順軍要對抗清軍基本不可能。而且李自成在北京立足未穩，清軍一旦進攻北京，周圍的明軍不僅不會來救援，還會趁機叛亂。

清軍在山海關擊敗大順軍以後，大順軍就一潰千里，毫無還手之力。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大順軍進北京以後腐化墮落所致。這沒有道理。大順軍進北京以後軍紀相當好，只是對權貴進行拷打追贓，很少有侵害普通百姓的記錄。從進京到開往山海關只有一個月，腐化墮落也不可能墮落這麼快。真實原因是他們進北京之前戰鬥力就比較差，改變流寇作戰的方式在陝西建立根據地才一年，尚不能稱之為一支正規軍。

所以，即使吳三桂不獻出山海關，不替清軍打頭陣，清軍從薊門鎮打進來，大順軍也不太可能是清軍的對手。歷史的發展方向並不是由吳三桂獻關這個偶然事件所決定的。

清軍進攻大順的局勢，跟五百多年前蒙古滅金非常相似。當時蒙古在北方，南宋在南方，金帝國夾在蒙古和南宋中間。成吉思汗帶兵三次圍攻北京，兩次從居庸關和紫荊關附近突破長城防線，一次從古北口，雖然三次都沒有攻克北京城，但是大肆劫掠北京周邊地區，徹底破壞了京畿地區的經濟。金帝國無力維持北京的城防，被迫遷都開封，沒過多久金帝國就滅亡了。

滿清決策層對這一段歷史一定非常熟悉，因為金帝國就是他們的祖先建立的，努爾哈赤定的國號就是金。對他們來說，這也是亡國之禍。現在蒙古怎麼滅金，他們就要怎麼消滅大順。他們已經征服了漠南蒙古，也可以隨意選擇從大同、宣府、居庸關、古北口、喜峰口等地進攻北京；他們也是執行的焦土政策，破壞北方經濟而不強攻北京。蒙古滅金的歷史表明，漠南政權征服中國華北地區，並非一定要走山海關。

滿清的統治者們是一群目光遠大的軍事戰略家。他們的軍隊戰鬥力很強，但仍然在盡最大努力，以最小的損失換來最大的勝利。他們對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一再出手相救，讓他們四處流動作戰淘空明朝根基，等著他們去打下北京再來撿便宜。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明朝如果沒有在野戰中打敗清軍的能力，要想跟滿清議和，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可能的。滿清的戰略家們不會笨到讓明朝歇口氣去專心鎮壓農民起義。和談只是一種騙錢騙糧和讓明朝決策層內部分裂的手段，真要達成了和議，收到錢之後第二天就毀約也正常。因此也就不存在明廷內部的主和派和主戰派誰能拯救明朝的問題。

清軍正在和大順軍爭奪北方的時候，南京的明朝留守政府，已經擁立了福王朱由崧為新的皇帝。南明政權的官員們對清軍入關非常高興，認為這是在幫助他們平定亂賊。就像當年南宋的士大夫們跟蒙古結盟消滅金帝國一樣，他們也制定了「聯虜平寇」的戰略，派人去跟清軍聯絡，共同消滅大順。多爾袞沒有理睬他們，佔領陝西以後，立刻就揮師南下，兵鋒直指南京。

在這個危急關頭，南明這邊竟然又自己鬧出一件大禍事出來：在湖北的左良玉宣布福王朱由崧不是合法的皇帝，自己奉崇禎太子的密詔，帶兵到南京勤王。

這個事情是東林黨的傑作。他們本來堅決反對擁立福王朱由崧，因為他們在萬曆年間「爭國本」事件中得罪過朱由崧他爹朱常洵以及他奶奶鄭貴妃。但是朱由崧還是成功即位了。為了反對朱由崧，東林黨就拿出看家本領：造謠。

他們先說福王朱由崧是假冒的，洛陽城破的時候已經死了，這個新福王來路不明。又說從福王府中有一個王妃南下，朱由崧不敢相見，只是把她關進宮中，就是怕被認出來。而且朱由崧荒淫無恥，每天都熱衷於讓大臣們進獻童女和春藥，不理朝政，把權力都交給「閹黨餘孽」等等。

這時候，一個自稱是「崇禎太子」少年出現了，說自己在北京城破以後東躲西藏、輾轉來到南京。對於這個少年的身份，民間的傳言也是一浪高過一浪。

其實，朱由崧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洛陽城破他逃出來的時候，還有王府二百多名官員侍從跟他一起跑出來，有長史、承奉、典膳等等，還有福王妃費氏的兄弟等五人。他們找到河南巡撫，經河南巡撫核實然後報告中央找地方安置的。一個人可能假冒，二百多號王府官吏是沒法假冒的。至於崇禎太子，那才是孤身一人突然出現在南京的。南明政府找了幾個之前給太子當過講官的人看過，都認為是冒充的。不過朱由崧也沒有殺他，而是軟禁在宮中。

關於朱由崧荒淫等傳言，也都是假的。比如煉春藥這種事，不過是朱由崧端陽節帶著宮人去抓蟾蜍，這是當時的風俗。因為據說蟾蜍是煉春藥的原料，就產生了這樣的謠言。還有人給朱由崧起了個外號，叫「蛤蟆天子」。

真實的朱由崧是一個很有魄力的皇帝，上台不久就下令重新刻印魏忠賢編的《三朝要典》，並啟用了身列崇禎「閹黨逆案」的阮大鉞。同時，對反對他即位的東林黨中的名士，仍然加以任用，讓東林黨領袖錢謙益當了禮部尚書，沒有搞黨派清洗。他對大臣們說：「潞王（朱常淓）是我的叔叔，賢明可立。你們有人想要擁立他當皇帝也是情理之中。」力圖避免黨爭，維持政局穩定，大家齊心協力一起挽救危局。

但東林黨顯然不領這個情。《三朝要典》就是魏忠賢揭露他們在「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當中干過的壞事的歷史記錄，魏忠賢一死，東林黨就把它禁毀了。重印《三朝要典》就意味著可能給魏忠賢翻案，這是東林黨絕對不能接受的。於是謠言四起，在江南的老百姓、官員、士兵中間都產生了很糟糕的影響。大家一看：國家都這樣了，皇帝還在姦淫童女煉春藥，還是個冒充的，誰還願意為你賣命？軍心民心因此潰散。清軍南下之際，很多將領紛紛不戰而降。

遠在襄陽的左良玉也聽說了這些謠言。這個時候正好李自成被清軍趕出陝西南下，要來打襄陽。左良玉不想跟李自成硬碰硬，於是聲稱自己取得了「崇禎太子」的密詔進南京勤王。這個密詔他給沿途的地方官員看過，是真實存在的，只是不知道是他自己偽造的，還是南京方面有人在搗鬼。反正這讓左良玉有了借口，離開襄陽向南京進軍。

消息傳到南京，朝廷一片恐慌。不得不將防備清軍的兵力拿出一部分去打左良玉。在這種混亂的形勢中，清軍已經打到了揚州。

揚州城牆高大，冷兵器時代是很難攻克的。但清軍調來了紅夷大炮，對準城牆轟了一天，於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晚把城牆轟塌，揚州城陷落；四月二十六日，在此督師的兵部尚書史可法戰死。清軍佔領揚州以後，清軍統帥多鐸以不聽招降為由，下令屠殺揚州百姓。屠殺延續了十天，死亡逾八十萬人，史稱「揚州十日」。

揚州淪陷以後，南京也就失去了屏障。朱由崧出逃，南明政權的大佬們集體投降。此時距離崇禎皇帝上吊也就一年零一個月。沒過多久，朱由崧被清軍追上抓住，押赴北京處死。

至此，滿清統一中國的大局已定。明清換代基本完成。

對這一過程，有個人曾經預料的很准，他說：

「唯恐東江破（東江鎮被消滅），屬國叛（朝鮮投降），而逆虜長驅（後金圍攻北京）」，「其捷徑尤在喜峰口（第一次入塞處）、一片石、潘家口、強子嶺（第四次入塞處）等處」；「又恐關門指日動胡笳之咽（清軍入關），而登（登州）、津（天津）、淮（淮河）、揚（揚州）不久成飲馬之窟矣（清軍南下，揚州十日）！」

這個人叫毛文龍。可惜，他已經死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