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經濟發展會帶來民主化嗎？

05-29

——現代化理論的興起、衰落與復興

　　摘要：自從1959年政治學家李普賽特提出經濟發展促進民主化這一現代化理論的基本命題以來，這個論斷被反覆檢測、批評和捍衛。現代化理論的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興起、衰落和復興。通過對這三個階段主要研究成果及其方法論的介紹，梳理這一領域日益精細複雜的知識框架，闡釋這種知識變遷後面的現實因素。

　　[關鍵詞]經濟發展；民主化；現代化理論；政治文化；民主轉型

　　[作者簡介]劉瑜：法學博士，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北京10008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比較政治學領域，幾乎沒有哪一個議題比現代化理論更能引起人們持久而熱烈的興趣，也幾乎沒有哪一個議題比它能引發更多的研究和辯論。從李普賽特1959年首次明確論證經濟發展促進政治民主以來，幾代學者對這個命題反覆檢測、批評、辯護，使這個領域形成了豐厚的知識積累和系統的知識框架。

　　理論的強大生命力來自於它與經驗現實的緊密相關性。過去半個世紀，民主化浪潮風起雲湧：很多亞非拉國家在反殖民鬥爭中確立了民主制之後，20世紀60、70年代又出現了一批發展中國家的專制回潮；70、8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給世界帶來了民主欣快症，但這種欣快症很快被不自由的民主、競爭性專制等夾生民主現象潑了冷水，人們對選舉式革命能否帶來良性治理產生疑問。總之，現實帶來巨大的理論挑戰，李普賽特看似簡單的命題歷久彌新。

　　現代化理論的長盛不衰也與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日新月異有關。過去半個世紀，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越來越多樣和嚴密，往往因為研究方法上的突破而打破理論辯論中的概念僵持。同時，大量跨國社會科學研究資料庫不斷湧現。比如在測量民主程度方面，自由之家指數（FreedomHouse），政體第四代指數（PolityIV）等被廣為採用；在經濟數據方面，麥迪遜等建構出從19世紀早期開始的經濟數據[1]，使歷史性的跨國比較得以可能；在比較文化研究方面，出現了世界價值調查（WorldValueSurvey）等跨國文化調查。這些資料庫使學者得以更充分地分析比較不同國家和時代的政治，過去在概念層面的探討也因與經驗接軌而得以向縱深發展。

　　本文試圖梳理現代化理論過去50年的發展，實證的角度來檢視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化的關係。雖然，幾乎沒有學者試圖論證經濟發展和民主化之間存在一種必然的、單因的、決定論式的因果關係，但經濟發展是否能夠影響、多大程度上影響、如何影響民主化進程，卻眾說紛紜。梳理這一領域的觀點，不僅有利於理解他國的民主化經驗，而且有助於我們審視中國在這一經驗譜系中的位置與發展趨勢，對於思考中國政治的變遷及走向也有相當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筆者看來，現代化理論經歷了三個階段：興起、衰落和復興。本文將依次梳理，並簡略總結評價相關辯論。不僅闡述不同學者的觀點，也將介紹他們的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這是因為理論的有效性不僅來自於學者的概念靈感，也來自於其論證方法的嚴密和經驗資料的可靠。觀點本身可能隨著現實變化而過時，但研究方法卻可以不斷積累，從而使學術進步得以可能。

　　一、現代化理論的興起

　　現代化理論的核心觀點是：經濟發展會帶來相應的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會促進民主制度的出現和穩固。李普賽特是第一個系統闡述現代化理論的學者，其論文民主的一些社會條件（1959）被視為現代化理論的奠基之作。李普賽特指出，民主的社會條件一直是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而他要從一個社會學的和行為主義的角度[2]，以一種實證的方式來論述這個問題。

　　為此，李普賽特按照民主程度把研究對象分為四組國家：民主的歐洲和英語國家、不夠民主的歐洲和英語國家、相對民主的拉美國家、專制的拉美國家。衡量經濟發展水準的則是四個變數：財富、工業化程度、教育和城市化程度。他發現，民主程度和經濟水準之間存在顯然的相關性：數據顯示，在更民主的國家，財富、工業化、城市化和教育的平均水準要高得多。[3]據此，他得出結論：經濟現代化是支撐民主的必要條件。

　　而經濟發展之所以促進民主，根本原因在於它改變階級關係：對於底層，相對的經濟安全讓他們以更長遠的視角看問題，免受極端主義的蠱惑；經濟發展也壯大了中產和中間團體，而這一勢力往往能緩衝政治矛盾；對於上層，經濟發展帶來更多資源，從而緩解他們對於底層再分配衝動的恐懼。李普賽特的貢獻在於：首先，他建立了一個清晰的理論框架，即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之間的相關性；其次，這個理論框架可以通過輸入不同國家和時代的經驗資料去不斷檢驗。

　　正是這種清晰的框架和可檢驗性，使該領域的學術對話不斷發展。

　　1959年之後，針對李普賽特命題的研究大量湧現，參與這場對話的不僅有政治學家，還有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多學科背景使相關研究出現了兩種方法論取向：一是以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為主的量化分析方法；一是以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為主的歷史比較分析。

　　在量化研究方面主要有：傑克曼的論經濟發展與民主表現的關係（1973），針對早期的民主測量方法缺陷，設計了民主測量方法，對60個國家建立了民主程度資料庫。通過回歸分析，其研究支持了民主的經濟門檻說，儘管其回歸結果顯示，在門檻之後，經濟發展帶來的政治後果邊際遞減。[4]波倫的政治民主和發展的時機（1979），駁斥了那種早期民主化國家的民主化程度不可能被後發國家所重複的觀點，他通過統計分析得出結論：民主化的早晚對於民主程度沒有顯著影響，能顯著影響民主程度的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及市場化程度。[5]伯克哈特等的比較民主：經濟發展命題（1994）針對以前數據樣本過小、民主測量方法過時及缺乏時間序列等問題，首次利用自由之家資料庫來測試李普賽特命題，得出結論：經濟發展導致民主。[6]巴羅1999年再次論證了李普賽特的觀點。他發現，國家大小、殖民遺產和宗教對民主化與否沒有顯著影響，但是經濟和教育水平顯著地影響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生活水平各類指標的提高可以預測民主的逐步提高。與之相對，那種沒有經濟發展基礎的民主政體往往不能持久。[7]（P60）

　　在歷史比較分析方面，也有支持李普賽特命題的論著出現。魯其梅爾等在資本主義發展與民主（1992）一書中，支持了經濟現代化帶來民主化的觀點，但並不強調政治文化或中產階級的影響，而是強調經濟發展壯大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崛起是民主化的最核心因素。工人階級出於再分配衝動，是民主制度天然的支持者，這才是經濟發展促進民主化的根本動力。[8]（P76）

　　這些研究儘管方法不同，結論卻大同小異：

　　經濟發展及其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是民主化的強大動力。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該領域的主流意見已形成。有學者指出：經驗上而言，由李普賽特最先觀察到的經濟發展和民主的相關性仍是政治學領域裡最強有力的發現之一。[9]（P27）

　　二、現代化理論的衰落和困境

　　對現代化理論的質疑從20世紀60年代就已開始。政治現實是質疑的基礎：一方面，60、70年代，很多國家經歷了經濟發展，比如蘇聯東歐地區，但民主化遲遲沒有發生；另一方面，很多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卻經歷了專制回潮。穆勒對58個國家的分析顯示，隨著經濟發展，19651980年只有一個國家經歷了民主程度的顯著增加，2/3的國家經歷了民主程度的大幅度降低。[10]現代化理論的困境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有學者論證經濟發展未必導致民主化，事實上它可能強化威權政體；其二，民主化的動力未必來自經濟發展，它更可能是政治博弈的結果。這兩種挑戰相互強化，到20世紀末現代化理論被很多人宣布過時。

　　關於經濟發展未必帶來民主化這一觀點，摩爾作出了經典論述。他在專制與民主的起源（1996）中論證，經濟現代化的不同模式可能導致不同的政治後果，資產階級的力量和取向是決定現代化後果的關鍵：當資產階級實力軟弱因而與地主聯合時，法西斯政權是其政治後果；當它必須與農民階級聯合時，共產主義是後果。只有當資產階級力量強大到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時，民主制才是現代化的後果。[11]魯伯特等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在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制（1991）中，他試圖論證現代化進程之所以在某些國家不能導致民主化，是因為中產階級的分裂。分裂的中產階級面對聯合的無產階級時，專制就成為非常可能的後果。換句話說，經濟現代化能否導致民主制度，取決於中產階級的團結程度。[12]

　　奧當納的著作現代化與官僚威權主義（1973）直接挑戰了現代化理論。他發現戰後的經濟發展並未給拉美國家帶來民主拓展，相反，很多拉美國家走向了官僚威權主義。拉美的進口替代型發展模式，在工業化的容易階段，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的公眾政治聯盟形成，但問題是隨著工業化進入深入階段，這些國家的生產能力無法跟進，經濟問題出現，保護主義的政治聯盟開始瓦解，民粹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矛盾激化，最後保守派利用政變來執掌權力。[13]由奧當納的觀點可以推出：僅考慮經濟發展水平，而不考慮經濟發展模式，現代化理論的解釋力會大大削弱。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轉型學則從另一個角度挑戰了現代化理論。轉型學者傾向於認為精英選擇比經濟發展更能催生民主。他們認為現代化理論的結構主義視角過於長線，難以用來分析民主化的具體發生機制和時機，而且它忽略了政治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有決定論色彩。

　　拉斯特的民主過渡：一個動態模式（1970）是民主化研究的一個里程碑。在他看來，過去對民主化的分析都是功能性的，而不是起源性的，讓民主穩定的因素未必是帶來民主的因素：解釋民主必須區分功能和起源[14]（P346）。與李普賽特相對，他試圖在結構主義的解釋之外重新引入政治。我把選擇作為政治過程的核心因素之一。[15]（P344）與結構主義因果論不同，拉斯特試圖描述一個民主轉型的理想模型，並強調在這個模型的每一個步驟中，政治精英都有進行政治選擇的可能。其模型只需一個背景條件：民族統一。這是因為人民不能作出決定，直到有人決定誰是人民[16]（P351）。

　　他指出，將民族統一作為民主化的唯一前提，意味著一定的經濟水平未必是民主的先決條件。確定背景條件後，他開始分析民主化的準備階段。在這一階段，最重要的現象是一個新精英階層的出現，新精英會與舊精英發生衝突，兩極化而不是多元化是這一階段的標誌。準備階段之後是決定階段。標誌著決定階段的是政治精英的刻意決定：是否接受多元化格局和程序化民主。決定階段之後則是適應階段。在適應階段，本來被動接受民主的政治力量開始慢慢真誠地接受它，其中有時間因素、理性化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效果因素。總之，拉斯特反對經濟決定論觀點，主張看到行動主體對於政治走向的決定性影響。這個模型拒絕民主的先決條件論經濟增長也許引起準備階段或者衝突階段的緊張關係，但其他情形也可能引起這種緊張。[17]（P362）

　　奧當納在從專制統治中轉型（1986）一書中，用類似的理想類型來描述民主轉型的步驟：專制政權開放協商公民社會復興召集選舉。但他格外強調精英內部衝突的重要性。

　　沒有一個轉型不是直接或間接發端於統治集團內部的重大分裂，主要是強硬派和溫和派之間起伏不定的裂痕。[18]（P19-20）換言之，沒有精英分裂這個條件，經濟發展程度再高，也未必會帶來民主化的現實可能。

　　林茲同樣強調政治精英對民主轉型的意義。

　　其著作民主轉型和穩固的問題（1996）是對南歐、南美、前蘇聯東歐地區15個國家進行的案例研究。他承認經濟發展有利於民主出現，但堅持認為這一事實並不能在多大程度上讓我們知曉什麼時候、怎樣以及是否一個轉型會發生對其他可能性的意識、系統歸咎、公眾中的重要成分或者重要體制內角色的合法性信仰比經濟趨勢更重要[19]（P77）。

　　海格德和考夫曼的挑戰則來自另一角度。在民主轉型的政治經濟學（1995）中，與強調經濟發展相反，他們強調經濟危機對於轉型的意義，指出，即使是專制政府，也需要一定的核心支持團體作為其統治基礎，但經濟危機改變政治家與核心支持團體的談判能力。在其研究的27個轉型國家裡，21個在轉型前經歷了增速放緩，2/3經歷了高通脹。只有韓國、智利和土耳其的轉型發生在經濟高速增長期。[20]（P73）

　　在量化研究方面，挑戰現代化理論的成果也逐漸出現。阿拉特的論文民主與經濟發展（1988）的結論是：只有少數國家符合現代化理論所提出的模型增長的經濟水平並不必然導致更高程度的民主。[21]（P30）傑西羅斯基的時間序列研究發現，增長對於民主化的影響微乎其微，相反，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高通脹才顯著地增加轉型概率。海地內斯等認為，經濟發展能否增加民主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國家已有的民主程度。[22]（P99）

　　通過量化研究最系統批評李普賽特命題的是普澤沃斯基等。民主與發展（2000）一書引發了大量相關論戰。在他們看來，經濟發展和民主制的確正相關，但這種關係可以有兩種詮釋：第一，經濟發展引發民主化。這被稱為內生性解釋。第二，民主化可能由其他因素引發，而經濟發展僅僅是有利於支撐已形成的民主制。這被稱為外生性解釋。普澤沃斯基系統駁斥了發展與民主之間的內生性解釋。引發民主化的可以是戰爭、獨裁者的死亡或者經濟危機，民主化可以隨機發生在任何經濟水平上。那麼，如何解釋富國的民主比窮國更普遍呢？他轉向外生性解釋，即經濟發展不一定引發民主化，但是一旦民主化，經濟發展更有利於民主制度的存活。

　　由此，慢慢積累出了越來越多的富有民主國家。

　　普澤沃斯基等用135個國家和地區1950年到1990年的數據驗證其預設。統計分析顯示，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發生之間並不存在線性關係。隨著專制國的人均收入增長，民主轉型的可能性逐步加大，但只到人均收入6000美元為止。過了那個邊界，隨著國家越來越富，專制反而越來越穩定。[23]（P3）支持這一結論的不僅是統計結果，也包括諸多案例：新加坡、台灣、蘇聯、西班牙、阿根廷和墨西哥都在相對高收入狀態下維繫過專制。即使有些後來經歷了民主轉型，其轉型時間與根據經濟水平作出的預測並不相符。只有巴西、捷克、葡萄牙、韓國和希臘等少數國家是現代化理論清晰的案例。如果現代化理論有任何預測能力的話，那麼就應能找到一個人們能相對肯定擺脫專制的經濟門檻，但我們很難找到這個門檻[24]（P4）。相比之下，人均收入對於民主的存活卻具有高度預測力。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下的國家，民主制的預期壽命是8年；在1001美元和2000美元之間，民主的預期壽命為18年；在6500美元之上，民主制可能無限期存活。[25]（P4）換言之，我們之所以觀察到經濟發展與民主的正相關性，不是因為經濟發展能引發民主化，而是因為經濟發展能支撐民主存活。

　　三、現代化理論的復興和發展

　　普澤沃斯基的理論引起巨大反響，許多人認為它標誌著李普賽特命題的終結。但就在現代化理論變得過時之際，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它卻似乎柳暗花明。最近，許多學者藉助越來越豐富的資料庫和新的研究方法，不但重新肯定了李普賽特命題，而且發展了它。從現實的角度來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民主化浪潮是現代化理論復興的經驗基礎。

　　波伊克斯最先對普澤沃斯基作出系統的反駁。他在內生性民主化（2003）一文中，分析了普澤沃斯基的數據和方法，得出了相反的結論：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既是內生的，又是外生的，即經濟發展既引發民主化，也支撐民主制度的穩固。他從兩個角度進行論證：

　　首先，高收入的專制國家很少向民主轉型，但這與發展和民主化的內生關係並不矛盾。回顧普澤沃斯基反駁現代化理論的核心論據：經濟發展和民主化之間的確正相關直到人均收入6000美元以上。但在波伊克斯看來，人均收入6000美元以上的專制國家數量很少，但富有專制國家樣本小並不是一個隨機的事實，而恰恰是發展與民主化內生關係的必然結果因為經濟發展已經使很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民主化了。換言之，富有的專制國家很少發生民主轉型，不是對發展和民主正相關性的反駁，而是這一關係已經發生的證明。

　　其次，普澤沃斯基的數據存在選擇性問題。

　　普澤沃斯基數據的起點是1950年，但民主和專制的分布並不是隨機的：90個窮國里有72個專制國家，而20個中高收入國家裡有17個民主國家。那麼，如何解釋那些1950年已經民主化的國家，其民主化動力何在？對現代化理論完整的檢驗方式應當將考察時間推至民主還基本不存在的時代。為此，波伊克斯等整理出一個1850年到1949年政體變動的資料庫[26]，人均收入數據則來源於薩默斯等[27].結論是：1850年到1949年，人均收入對於民主轉型顯著正相關。有趣的是，人均收入與民主存活倒不存在顯著關係。換言之，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內生性解釋比外生性解釋更具有經驗基礎。

　　波伊克斯的論證可以說是對盛極一時的外生性理論的重創，也是對李普賽特命題的一次有力挽救。他認為，經濟發展既促生民主轉型，又培育民主存活的土壤。[28]

　　英格里哈特等也對普澤沃斯基提出質疑，指出普澤沃斯基忽略了窮國和富國政權穩定性的不同。中低收入國家的確比富國更易出現民主轉型，但是它們也更易出現民主崩潰。高收入專制國的確少有向民主轉型的案例（這是普澤沃斯基否認現代化理論的核心論據），但高收入民主國家更少有向專制倒退的案例。如果研究經濟發展對政體變化的影響，應變數不應是多少國家向民主轉型，而是民主轉型國減去民主倒退國的數量。該書指出：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之下的國家，向民主轉型的次數僅僅是向專制倒退次數的1/10.但在人均收入7000美元以上的國家，向民主轉型的次數則是向專制倒退次數的28倍。[29]（P169）肯尼迪在重新概念化民主的社會條件（2004）一文中論證了類似觀點，一個覆蓋19502000年116個國家348次政體轉型的資料庫支持了在經濟發達國家裡，轉型更易向民主而不是專制方向[30]這一結論。

　　愛普斯坦等從另一角度為現代化理論作出辯護。在民主轉型（2006）中，將李普賽特命題中的應變數從一個二分變數改成一個三分變數。他認為僅僅將政體區分為民主政體與非民主政體不足以體現現實政治的複雜性。

　　為此，他加入了部分民主類型。他用PolityV的民主排序給政體打分，分值-10到0時為專制政體；分值1到7時為部分民主；分值8到10時為民主政體。[31]用這種方法來分析，經濟發展增加民主化概率的結論成立。

　　對現代化理論作出最系統辯護的則是英格里哈特等的現代化、文化變遷和民主化（2005）。如果說上述作者為現代化理論解除了困局，這本書則從一個新的角度重建了現代化理論。英格里哈特的貢獻在於，在經濟發展和民主化之間加入了一個中間變數政治文化，即如果經濟發展引發民主轉型，它首先要通過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為建構其理論，英格里哈特重新梳理了幾個關鍵概念：

　　第一，他對經濟發展做了細分，分為工業化階段和後工業化階段。在他看來，工業化未必會促進民主文化，而後工業化階段則顯著地促進民主文化，這是因為工業社會標準化、機械化的生產方式仍然是在鼓勵一種等級化、紀律化的文化心理。相比之下，後工業社會的生產方式靈活多變，個體創造性和自主思考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

　　第二，他重新界定了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

　　政治文化是一個很大的籮筐：社會資本、規則意識、政治信任等都可以是研究對象。英格里哈特將其關注的核心要素稱為自我表達的價值（selfexpressionvalues）。在他看來，後工業社會的出現使人們自我表達的價值不斷增強，而自我表達的價值是民主轉型與穩固的基本動力。

　　所謂自我表達的價值，是與個體自主性聯繫在一起的，對個體選擇的強調是自我表達價值的核心[32]（P259）。研究表明，自我表達的價值比其他政治文化要素都更能解釋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其他要素，比如民眾有多信任政府，民眾口頭上有多認同民主，或社會中是否有密集的自發組織，對一國民主程度沒有顯著影響。為測量政治文化，英格里哈特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發起政治文化領域全球最大的民意調查：世界觀念調查。該調查覆蓋81個國家、85%的世界人口，每隔五年左右便重啟一輪。正是這個資料庫的出現，使其研究有了堅實的經驗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