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根 洪燭
北京人的根在哪裡?若尋根的話，大抵可追溯到距今七十萬年至二十萬年前。考古學上用「北京人」這個概念來形容生活在這一帶的原始族群，但這所謂的「北京人」實際上是指北京猿人。繼北京人之後，還有「山頂洞人」(距今一萬八千年)、「東胡林人」(距今一萬年以前)，成為北京地區的遠古居民。但他們頂多可勉強算作今天北京人的遠房親戚，留下了若干個頭蓋骨化石或有灰燼的洞穴作為存在過的證明。這種遙遠的根系畢竟過於虛無縹緲了。不知今人是否樂意認這筆糊塗帳?
嚴格地講，北京人的歷史應該自城市的建立為開始。文物管理部門根據房山區琉璃河鄉董家林村燕都故址的考古成果，正式宣布公元前1045年(即武王討紂那一年)為北京建城之始，也就是說，隨著城市的誕生，北京人也就誕生了。這座古城在戰亂災荒和朝代更替中歷經毀滅、重建或擴張，已讓人無法辨認其原始的輪廓，但居住在這一地區的人群卻傳宗接代、生生不息，而且不斷輸入新鮮的血液。尤其元、明、清三期，皆定都於此地。一方面使北京接納了大量外來人口乃至外來文化，一方面也使北京人這個概念擴大了，甚至變得高貴了。天子腳下的臣僕，首善之區的居民，怎麼看都有點高人一等的架式。北京人，就是在自身的驕傲以及外人的羨慕中發展的。
由此可見，北京人的根，是很複雜的，也是很榮耀的。但真正遺留下來、並且表現得最清晰的，似乎還是旗人的文化傳統。清朝是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北京自然也算最後的帝都，當時的社會狀況是以滿族軍民為中心的，旗人的生活方式在北京文化中自然是極有代表性的。直至今天，八旗子弟仍然可作為對那些出身高貴、門第顯赫而又好吃貪玩的北京人的代指。但旗人究竟怎樣在北京這座城市生活的?
老舍描述過：「在滿清的末幾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漢人所供給的米，與花漢人供獻的銀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藝術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們都會唱二黃，單弦，大鼓，與時調。他們會養魚，養鳥，養狗，種花，和鬥蟋蟀。他們之中，甚至也有的寫一筆頂好的字，或畫點山水，或作些詩歌——至不濟還會諂幾套相當幽默的悅耳的鼓心詞……他們為什麼生在那用金子堆起來的家庭，是個謎；他們為什麼忽然變成連一塊瓦都沒有了的人，是個夢。」
旗人似乎不僅像懶漢或頑童，還洋溢著那麼一種藝術家氣質。彷彿他們天生就是為了藝術而藝術的。
我們今天仍然能隱約感受到的老北京的文化，很大程度上都帶有這麼一種傳統的影子。甚至今天的北京人，仍然很難完全擺脫這種影響。北京人是有優勢的，譬如他們普遍具備藝術天賦，掌握吃喝玩樂的技巧，骨子裡還有一種幽默態度和樂觀精神；但也是有弱點的，譬如貪圖享受卻懶於勞作，他們不太容易克服這種來自自身的惰性，而這種惰性似乎有遺傳的，從八旗子弟的時代就開始了。或者說，這是北京人無法完全杜絕的劣根性。
北京人的懶散，很早以前就出名了，至今也綿延不絕，「懶」自然指懶惰，他們似乎先天就具備君子之風，動口不動手，給人以夸夸其談的印象，卻不願做實幹家。北京的民間，是清淡之風最盛的地方。至於「散」，則可理解為散淡。
北京容易養閑人，那種悠閑自得不僅來自於對功利的超脫，而且確實隱含有豁達與滿足的人生態度。這是其它地域的草民無法模仿的，卻促成了北京人的藝術細胞與享樂思想。這其實是一種挺奢侈的精神。
所以北京的市民文化，又與一般城市的小市民文化不無區別。一方面，北京人不那麼勤勉、節儉、樸素，但同樣也不那麼勢利、卑微與世俗。
以上是北京人的一部分優缺點。也是我對老北京文化的一點認識。替北京人尋根。不僅是尋找其血統上的根，更重要的是尋找其文化上的根。根在哪裡呢?這種根是看不見的，卻又是耐人尋味的。我相信它是存在著的。我認識一些在衚衕一四合院里長大的同齡人，我們之間唯一的區別不過是出生地不同罷了。偶爾跟他們聊起某些話題，我卻察覺到大家彷彿是兩個時代的人。聽他們用純正的京腔京韻談論事情，我產生了正在觀摹老舍話劇的感覺，令我恍惚的並不僅僅是那既陌生又熟悉的語調，還包括他們對事物的觀點、看法以及那種閑散的態度。我估計他們的祖輩、父輩也是以同樣的神態說話的。
在那一瞬間，我能隱隱約約看見他們的根，並驚嘆於文化的影響和傳統的力量。他們是一些很現代的北京人，但又像是很古典的北京人。或者說，他們是一些古典的現代人。不僅僅表現在音容笑貌，包括其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如此。他們是老北京人的後裔，但更像是一些新生的、年輕的老北京人。但這隻有敏感的觀眾才能察覺到。
恰恰我是敏感的。恰恰我又是個外地人，只不過移居北京罷了。作為外地人，來給北京人尋根，或許我是多管閑事。但用外地人的眼光來看北京人，更容易把握北京人特徵，尤其是文化的特徵。當然，現在北京人的概念又擴大了，還包括類似我這樣的移民。但我所說的，仍然特指那種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在京味文化熏陶出來的正宗北京人。我的根在別處。可他們的根在哪裡呢?替北京人找一找吧，找一找他們的根。
做個北京人是光榮的，畢竟，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做首都的居民不僅有榮譽感，也有責任感。所以北京人格外注重自己的形象，不僅要對自己負責，也要對別人負責。其實，北京人這個概念是很豐富的，據我所知，至少可劃分為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
老北京人一般指解放前即居住北京的市民及其後代，作家劉心武曾在《鐘鼓樓》中對這類「北京市民」進行過概括：「這裡所說的市民是指那些"土著』，就是起碼的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構成了北京"下層社會』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應該說，這才是「原汁原味」的北京人，最正宗的京味文化體現在他們身上，使民間的風俗人情得以遺傳。
新北京人一般指建國後進京的移民，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帶著各自的口音及地域文化色彩共同構成北京的新市民階層。北京因之而成為一座著名的移民城市。
當代的北京文化，實際上表現為以京味文化為基礎，對各地文化的兼容並蓄，因而顯得格外廣博與強大。
根據1985年底的統計，北京市區常住人口568萬，老北京人及其後代共153萬，新北京人卻達到433萬。二十幾年又過去了，外來人口高速度增長，所謂「新北京人」的隊伍在逐步壯大。
我在北京電視台參與了一次題為《新北京人》的談話節目，有位剛從南京來北京開公司的沈姓老鄉看到後，找我探討。徹底暢談的結果挺有意思，記錄下來。雖是個人觀點，可供參考。
沈老鄉(或尊稱沈老闆)認為，既然人類社會學家將六十年代出生的稱為新人類，七十年代以後出生的稱為新新人類，北京人這個概念不妨劃分得更細緻些：老北京人，新北京人，新新北京人。建國後至改革開放之前進京的外來人口及其子弟，是真正的新北京人，他們已安家落戶，安居樂業，完全接受了北京的傳統文化並成為其一分子。北京對於他們已非「第二故鄉」可比喻。
至於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移民，相比而言大多很年輕，生活狀態也沒完全穩定，對這座城市的新鮮感還沒消失，尚未忘卻自己「外地人」的原始身份，當算新新北京人。
新新北京人是北京最新的一代，也是最富於時代感的新生代：他們剛剛在這座夢寐以求的城市裡長了最初的年輪，渴望在此實現自身的價值，帶有更多的理想與朝氣，相信未來也會屬於他們……擁有的是雙重身份：既是在北京創業的外地人，又是尚未完全改變外地口音、記憶、性格乃至血緣的北京人。不應該忽略這一獨特群落的存在：他們客觀上最大程度地接受著北京的影響，主觀上又渴望儘可能地影響北京，以自己的勞動、創造獲得認可與證明。
這種假設不是社會學家的定論，只是兩個詩人的浪漫想像(沈老鄉跟我一樣愛寫詩)，但至少也算是詩意的假設。這種假設在一定情理上若能成立的話，我屈指計算自己移居北京的年頭，知道自己也屬於新新北京人。太陽每天都是新的(哲學家的名言)，我為自己是個新新北京人，或者說為自己是新新北京人中的一個——而驕傲。北京既是古老的城市，又是永葆青春的城市……不管怎麼說，做個北京人都是光榮的。
（5）慈禧靠什麼牢牢抓住咸豐皇帝的心?
慈禧之所以能牢牢抓住咸豐的心(一如楊貴妃之於唐明皇)，一方面因為她非花瓶式的女人，頗具心計，另一方面，還在於她很會打扮，常有新意，是宮中難得的一大「摩登女郎」，使三千粉黛無顏色。她甚至對髮型與頭飾加以變革，從而領導時尚新潮流：「孝欽皇后時製成新式，較往時之髻尤高；滿州婦女咸效之。」穿旗袍的葉赫那拉氏，花樣年華時迷倒過一國之君咸豐,電影《火燒圓明園》演繹過這一段艷史，劉曉慶扮演的慈禧，在亭台樓閣間暗送秋波。
旗袍的花樣年華 洪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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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的女演員中，張曼玉最適宜穿旗袍的。風行一時的電影《花樣年華》，實現了女人與旗袍最經典最完美的結合：張曼玉穿一襲鑲金絲的大紅旗袍，把一位舊上海的幽怨少婦給演活了。旗袍套在張曼玉這樣的女人身上，頓時顯得有生命有靈魂了。這部瀰漫著懷舊情緒的電影，無形中在為旗袍做廣告。以至許多女觀眾產生了旗袍情結，恨不得趕緊找上了年歲的裁縫替自己做一套。還有什麼服裝款式，能比旗袍更恰切地裝綴中國女性的花樣年華?
後來，張曼玉又穿著這件旗袍去法國參加電影節，使洋佬們大為驚艷。巴黎雖然是世界時裝之都，在來自東方的旗袍面前也不敢表現絲毫的傲慢。張曼玉穿上旗袍，如魚得水，既端莊典雅，又風情萬端。彷彿一下子就回到海上繁華夢之中，回到一個風花雪月的時代。
估計在西方人眼中，旗袍是最能烘托女性曲線美的服飾。張曼玉穿著長及足踝的旗袍(玉腿卻又在兩側的開叉處若隱若現)，雖然猶抱琵琶半遮面，似乎比紐約地鐵站口被風掀起超短裙的夢露還要性感。
然而，旗袍的源頭並不在香港，也不在上海，而是在北京。
清兵入關之後，駐防北京地區的八旗軍就占其總兵力的一半，況且將士們都是帶家屬的，因而形成龐大「京旗」集團。他們的後代被稱為旗人(或八旗子弟)。旗下婦女所穿的民族服裝，也就被叫作旗袍。
旗袍最初是一種很寬鬆的長袍(沒有後來那麼緊的腰身)，既防寒保暖，又便於騎馬或勞動。
當時滿州婦女與漢族婦女最大的區別，一是不纏足，二是不穿裙子穿旗袍。她們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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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與北京有關的女人，人們首先會想到慈禧太后,她是北京歷史上的名女人。寓居北京的當代影星劉曉慶曾顧影自憐：「做女人難，做獨身女人更難，做出了名的獨身女人，難上加難!」其實這三項條件，也被一百多年前的慈禧太后集於一身,1861年咸豐皇帝駕崩以後，作為其遺孀的慈禧也基本上算獨身女人了，垂簾聽政，大權獨攬，實際上相當於大清帝國的女皇。跟這位統治朝政達數十年之久的女強人相比，劉曉慶只能算小巫見大巫,不過巧合的是，她恰恰因《火燒圓明園》等清戲中飾演慈禧而發家的。她是否真正體會到慈禧作為女人的難處?
看慈禧太后的老照片，可以對清代的旗袍有較直觀的印象。我手邊就有一幅，估計是她六十大壽時在頤和園拍攝的。穿旗袍的葉赫那拉氏，花樣年華時迷倒過一國之君咸豐,電影《火燒圓明園》演繹過這一段艷史，劉曉慶扮演的慈禧，在亭台樓閣間暗送秋波。
再美的人也會老的，慈禧晚年的形象，卻依然雍容華貴。她的旗袍不同凡響，刺繡著繁複的花鳥圖案，而且鑲嵌金邊。袖口和下擺都呈喇叭狀。慈禧雖未像武則天那樣正式稱帝，但掌握政權達四十八年，實際上已相當於女皇(或女太上皇)。
她垂簾聽政時所穿的這一身禮服，恐怕算所有旗袍中最尊貴的一件，多多少少帶有「龍袍」的性質。在那風雲變幻的半個世紀里，大清的江山是由一襲旗袍所控制的。旗袍啊旗袍，曾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外國人布蘭德和柏克豪斯，寫過一部《女皇治下的中國人》，慈禧太后在西方也出名了。若論名氣與地位，她在古今中國女人中算一流的,恐怕只有武則天跟她旗鼓相當。只不過她的名聲不太好，遭後人唾罵。
林語堂評價她時還留了點清面：「當代的維多利亞女皇，曾控制政治舞台達半個世紀之久。想比之下，慈禧具有政治的睿智，剛毅的性格，果斷的決策天賦和牢固控制政權的能力。她具有能影響人際關係的典型女性魅力……但不管怎麼說，她畢竟是個愚昧、頑固的女人。在中國那個存亡悠關、面臨西方挑戰的半個世紀內，她阻礙了國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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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之所以能牢牢抓住咸豐的心(一如楊貴妃之於唐明皇)，一方面因為她非花瓶式的女人，頗具心計，另一方面，還在於她很會打扮，常有新意，是宮中難得的一大「摩登女郎」，使三千粉黛無顏色。
她甚至對髮型與頭飾加以變革，從而領導時尚新潮流：「孝欽皇后時製成新式，較往時之髻尤高；滿州婦女咸效之。」榮登皇太后之寶座後，對服飾的要求更加苛刻：「常御之服為黃緞袍，上綉粉紅色大牡丹花」，而且「外邊罩著用三千五百顆珍珠串成網狀的大披肩，頭上常是並排幾朵大花，再加各種珠寶流蘇，風流之極，為宮中一大奇談。」(苑洪琪語)
估計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以及俄國的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日常也不敢如此鋪張浪費。據清內務府檔案記載：光緒十年十月初十日，「皇太后五旬萬壽，臣等照常恭進壽意：紅綢九九件、吃食九九盒……」這還算是額外的。慈禧每年享有綢緞布匹一百六十匹的份額，但幾乎總要「超標」。要這麼多的綾羅綢緞做什麼?做旗袍唄!慈禧擁有帝國最好的時裝設計師與縫紉師。
作為中國最有權勢的女人，慈禧太后在北京城裡作威作福。頤和園就是她下令修建的，也一度成為其私家花園。僅此一舉，就挪用了二千四百萬兩白銀的海軍軍費。也許是作為回報吧，昆明湖畔還停泊了一條兩屋樓高的石舫，供太后遊園賞景時登臨，彷彿視察了大清帝國的海軍。這本身就是個絕妙的諷刺。因為這艘編製之外的模擬巨船，永遠在原地待命，不可能駛向外海，跟列強的堅船利炮對壘的。頤和園那浮華的石舫，在我眼中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泰坦尼克號。慈禧太后，一位失職(或者叫瀆職)的女船長。
慈禧終生都穿旗袍。惟一一次改穿平民化的漢族服裝，是一九00年，八國聯軍兵臨城下，十萬火急，慈禧只好化裝成農婦(怕被追兵發現)，去西安逃荒要飯去了。那一路上凄風苦雨，慈禧不僅披著老棉襖，而且吃了窩窩頭。吃膩了山珍海味的「老佛爺」，居然還覺得窩窩頭是天下頂好吃的東西；事後還宮時曾令御膳房仿製。她是否還覺得旅途上的老棉襖，要比宮廷的黃緞袍更實用更溫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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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旗袍本身的價值並未因之貶低。恐怕因為慈禧太后穿過，它所隱藏的皇家之風、王者之氣,或者說貴族格調，似乎至今尚未完全湮滅。畢竟，它曾經傾國傾城，裝扮過整整一個王朝的婦女,除了慈禧之外，還有珍妃，還有紫禁城內寂寞無名的三千宮女，還有大大小小的福晉(王爺的妻子)、命婦(有封號的官員的妻子)、格格(皇族女兒的稱號)……
估計連賽金花之流的娼妓，也靠穿旗袍附庸風雅?
最早出自詩人劉半農之口：「中國有兩個"寶貝』，慈禧與賽金花。一個在朝，一個在野；一個賣國，一個丟臉。」(轉引自葉祖孚著《燕都舊事》)當然，我們必須注意，他所說的「寶貝」，是帶引號的。有「亂世活寶」的意思.與慈禧相比，賽金花的經歷更充滿了亂世佳人的韻味。至少，尚有可同情之處。慈禧畏洋人之鋒芒，逃往西安避難去了；作為一個煙花女子，賽金花自然只能繼續留在紅塵里苦苦掙扎。她和所有的北京市民一起，被惜命的太后拋棄了。
咸豐有個失誤：娶錯了老婆。他不該納慈禧為妃的。慈禧把老公的棺材從承德抬回北京後，就發生政變，由此垂簾聽政達四十八年。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陰盛陽衰的境地，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尷尬：不斷地賠款，不斷地割地，不斷地簽署賣身契(不平等條約)。慈禧不思振作國防，反而把本購置堅船利炮的海軍軍費挪用來蓋別墅(頤和園)了。這個女人瞎攙和的結果，是使首都再度失守：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在中南海飲馬，在太和殿里跳華爾茲……
我偶爾會作無用的假設：繼承道光衣缽的若非咸豐，而是身手不凡的恭親王奕忻，那麼歷史是否要改寫了?即使不能說國家的命運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至少，葉赫那拉氏恐怕就沒有機會在舞台上亮相了，更難以成為一個動亂時代的臭名昭著的女主角。慈禧太后的晚清，至今仍是國人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想忘是忘不掉的。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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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亡以後，旗袍並未立即煙消雲散。肖伯青回憶一九二四年元宵節去鼓樓前大街看花燈，看見不少的旗人婦女：「穿長旗袍，梳大板頭，面部擦了胭脂粉，長身玉立，端莊大方，雜在人群中看燈看花。這時辛亥革命雖已十餘年，但旗人婦女著旗袍的風氣，仍存在於民間。」
而旗人婦女很容易分辨，「她們穿著旗袍，下邊是天足，上邊是常梳著大板頭，就像《四郎探母》中鐵鏡公主梳的那種髮式。或只腦後梳上兩塊黑緞子糊的板，好像蟬翼似的……尤其是王公命婦家的婦女外出，總是塗脂抹粉，穿上盛裝的。」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馮玉祥將軍將退位的溥儀驅逐出紫禁城。「從這一天起，在全北京的大街上再也看不到梳大板頭的婦女了……到北京幾百年來旗人婦女梳大板頭的風氣，到這時根本絕跡了。說來也奇怪，北京街頭梳大板頭的不見了，穿木頭底鞋的沒有了，而旗人婦女穿的旗袍卻悄悄地在北京市民中流行起來了。很快地從北京流傳出去。二十年代中葉起，婦女穿旗袍已風靡全國，不僅各大城市婦女穿裙子的少了，都穿上了旗袍，連鄉村婦女也穿上旗袍了。」
看來旗袍的生命力真夠強的。恰如白居易筆下的離離原上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而且趨演趨烈。
在我想像中，「五四」前後北平的女大學生，通常穿著丹士林布料的單色旗袍，再加上雪白的毛線圍布、輕便的黑布鞋。譬如魯迅所悼念的劉和珍君以及他的學生許廣平，譬如死後葬於陶然亭的才女石評梅，譬如楊沫小說《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靜，都是如此打扮。她們有時在長安街上撒傳單，有時又夾著書本坐在人力車上，去上課或去自由戀愛。那是早春二月啊。我在歲末的梆聲中幻覺著這一系列新女性清純的背影。她們使旗袍變得樸素了，也變得更有思想了。
後來，新月派女詩人林徽因，以及會演話的貴婦人陸小曼，都穿過這種經過「改良」的旗袍，使風流才子徐志摩(當代的唐伯虎)大為傾倒。穿旗袍系圍巾的「林妹妹」(徽因)，曾陪伴志摩與前來北京訪問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合影。林徽因的旗袍，已進入中國的新詩史了。
旗袍曾是老北京的特色。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它卻大出風頭。上海的時髦女郎，極具匠心地修改旗袍的風格，既保留了國粹，又顯得洋味十足。
旗袍，似乎迎來了真正屬於自己的「花樣年華」。在征服了紫禁城之後，又風靡了十里洋場。
讀張愛玲的小說，即使塗去作者的署名，你也能判斷出：那絕對是穿新式旗袍的上海小女人寫下的。意境的華麗自不用說了，甚至連文字，都像旗袍上的針腳一樣縝密而又周詳。
我沒找到張愛玲穿旗袍的照片。但我想，這滬上的一代名媛穿旗袍的造型，應該不比張曼玉遜色。至少，她會使旗袍顯得更有文化了。
京派的旗袍，與海派的旗袍，還是有區別的。傳統的旗袍，和改良主義的旗袍，還是有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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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伯青描述旗袍的潮漲潮落：「從二十年代中葉，直到一九四九年，近三十年中，服裝設計家，要使時裝常變花樣，去追求新式樣，萬變不離其宗也無非把旗袍的領子做高做低(高時硬領箍脖，高可頂住下顎骨，還釘上三個紐袢，頭部轉動都受限制。低時領子只有一扁指高，總算有個領子罷了。)把袖子截長截短(袖口長時蓋住手背，短時袖口僅及肘部，再短時只遮兩腋，乍一看像穿著個大坎肩兒。)把身長裁長裁短(袍身長時下擺掃著腳面，短時下擺僅至膝部。)把下裉開高開低(下裉開高時高到胯骨，使旗袍的前後襟很像舞台上大將軍的甲片飄在下身前後。低時低到膝部以下，走路時邁不開步。)他們的新裝設計只是在旗袍的領、裉高低，袖、身長短，變換花樣，爭奇鬥勝，反正就是離不開旗袍。這個風氣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國成立，始漸衰歇。」
他尤其提及十年動亂期間，旗袍與裙子都被視為四舊，列入要打倒的事物之中，「街頭行人中一個穿旗袍的也不見了。」
然而，旗袍最終還是像鳳凰一樣復活了。旗袍迴光返照，獵獵飄揚於我們的生活中。它代表著一種美，一種典雅莊重的傳統女性美。穿上旗袍獨步花叢，就會有種畫中人的味道，回眸一笑百媚生，彷彿歷史的煙雲都鑲嵌在錦繡的花邊里,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旗袍搖曳生姿，令人重溫那逝去的朝代，「當窗理雲鬢，對鏡貼黃」，蒹葭蒼蒼中依舊是秋水伊人。
近年來時裝表演、選美競賽風起雲湧，旗袍作為國粹，不容忽視其溫故其新的審美作用；因而在花團錦簇的服裝款式中，旗幟鮮明，獨尊一席之地。況且在烘托女性體形方面，旗袍較泳裝(哪怕是比基尼)有出神入化之處，半遮半掩，影影綽綽，反倒增添幾分朦朧的詩意、含蓄的美感。旗袍是高貴的，超凡脫俗。
我在天壇附近觀摹過一場旗袍的專題匯演，具體展示了這種服裝的誕生、發展和變革，可當作一首古色古香的故事詩來閱讀。當一位京城名模高挽雲髻、輕搖團扇，穿一件刺繡牡丹圖案的大紅旗袍徐徐登台，笙歌四起，曹植筆下「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的洛神頓時在我腦海中橫空出世了。畫山綉水之間，韻味悠遠。旗袍風韻猶存，稱得上是一種文化，而且是一種古典的文化。時代不同了。然而在我的想像與祝福中，大風不止，旗袍飄揚……
我有個朋友，叫姜豐，原是電視台主持人。她去日本拍攝節目，對和服發過一番議論：「和服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極素雅極清淡的，和極明艷極濃郁的，但是穿起來卻是一樣的溫良、一樣的嫵媚。和服就是有這等魅力，任憑什麼性格的女子，穿上它會不由自主地溫柔賢惠起來，不用等誰來教，自然而然就雙腳併攏，雙手合握，目光謙恭，笑容含蓄。總之，溫良恭儉讓全想起來了。」
其實，旗袍不也是如此嗎?旗袍不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卻能起到同樣的效果。
日本有和服，而中國，有旗袍，作為女人的傳統。
中國女人的內心深處，恐怕都陳列著一襲影子般的旗袍。哪怕壓在箱底幾乎找不到的位置，可畢竟，它還是若隱若現地存在著。
（6）圓明園最終毀在中國人自己手裡
圓明園遭受過幾次搶劫? 洪燭
《中國國家地理》雜誌2002年11月號，刊登了一篇題為《「重現」圓明園》的重頭稿件：「10月18日是一個比"9．11』更值得悼念的日子。142年前的今天，在中國首都北京發生過一場人類文明的大劫難——火燒圓明園。這座中國清代康乾盛世修造的舉世聞名的皇家園林，無論其藝術價值還是歷史地位，都是美國紐約世貿大樓無法比擬的。遺憾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歷盡劫難的圓明園已被悲愴與荒涼掩蓋，並逐漸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年輕一代甚至根本想像不出她的曠世盛景，以致將圓明園中的一個景點——西洋樓與整個圓明園劃等號。」
跟西洋樓景群相比，圓明園的中式建築，無論規模還是氣勢，原本都是佔上風的。偏偏它們是以木結構為主體，最怕火的，因而更徹底地化作了灰燼，甚至無法像西洋樓遺墟那樣表現出某種殘缺美(猶如斷臂的維納斯)。濃縮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圓明園四十景，揮手之間，就被從地圖上抹去，只留下空洞的地名。大段大段的空白，無法填充。後人縱然有再強大的想像力，亦如緣木求魚，找不到可供攀附的根據。唉，真正是空中樓閣呀!
我只聽老人說起：建於乾隆初年(1736年)的方壺勝境，由九座琉璃瓦覆頂、漢白玉基座的樓閣組成，供奉著2200多尊佛像，數十座佛塔。去原地一瞧，只找到一片沒心沒肺的荒林。至於「正大光明」殿(雍正的辦公室)遺址，蓋起了幾間破破爛爛的農民房——幸好最近有關部門已將這些「違章建築」全給拆了。據說當年英法聯軍的司令部，就設立在此殿，因而是「最後一個被點燃的建築群」。
圓明園是多災多難的。張萍、柴火兩位，撰文加以細數：「經過1860年那次閃電式的掠奪珍寶與焚毀全園建築的"火劫』，之後又有1900年砍伐全園大小樹木的"木伐』，1911年盜運園中石料的"石劫』，1940年後平山填湖、毀園還耕的"土蝕』，至20世紀60年代以後，生產大隊的雞、鴨、豬場，區政府的機械修造廠甚至部隊的打靶場，都在這塊"無政府』的土地上自由發展壯大，昔日的皇家園林已被改變得面目全非。據不完全統計，僅1967－1971年，就有216處土山和106處古建基址被挖掘破壞，24000餘株樹木被砍伐，一二百畝綠化地帶被侵佔。甚至還出現過一次私伐1300多株樹、一次拆掉800多米長的圍牆、一次運走582車石料等嚴重破壞事件。對照1964年的測繪地圖，圓明三園當時尚保留有近3000米長的虎皮石圍牆，在十幾、二十年之後，其"倖存者』不過400米而已。」
舊中國，曾經在圓明園摔了一個大跟頭。爬起來，一跛一拐地走著。心有餘悸。
我想，比恐懼、悲哀、憤怒更重要的，是應該弄懂自己——究竟被什麼絆了一下?這樣，才可能避免悲劇的重演。 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深刻地反思，是一項遠比恢復圓明園更有意義，也更為艱難的工作。 在圓明園遭受致命的打擊之後，中國人用了100多年時間，才重新建立起自尊心與自信心。 我無數次地緬懷圓明園的受難日。緬懷那火中的葬禮。我相信那也正是民族的受難日。
英法聯軍打到北京後，先派出小股部隊在德勝門外架炮佯攻，以牽制守城者。大隊人馬則直撲西北郊的圓明園。雖然咸豐皇帝已於十幾天前由此逃往熱河，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圓明園成了犧牲品。 公元1860年10月6日傍晚7點鐘，法軍敲響御園的大宮門。總管內務府大臣文豐出面阻擋。敵兵暫退，找「領導」商量去了。文豐四處找不到幫手，自知勢單力薄，只好投福海殉節。約過了1個小時，敵兵捲土重來，擊殺兩名門衛，強行衝進去了。在賢良門附近，與守園護軍交火，圓明園技勇八品首領任亮等人拚命抵抗，直至戰死。（今「園史陳列館」內展覽著任亮的墓碑：「……遇難不恐，念食厚祿，必要作忠。奮力直前，寡弗敵眾，殉難身故，忠勇可風。」系從近春園西南正藍旗護軍營房舊址發掘出來的。) 「鬼子進村」，到處搜尋「花姑娘」(宮女)加以姦淫，又殺害了數百名手無寸鐵的太監。「鬼子」自己也承認：只是在另外40位掌管花園的男人中，有20人有武器(估計是護軍)。 英法聯軍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入侵者的慾望無限制地膨脹起來，蜂擁而上，全變成了衣冠禽獸。 由於搶劫是在沒有其他證人的情況下進行的，我們只能通過搶劫者自己的描述，來想像那一場光天化日之下的人性悲劇。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一書中，收錄了《紐約時報》1860年10月9日的報道，系英軍隨營記者撰寫的：「最近這兩天發生在那裡的景象是任何筆杆子都無法恰當描述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搶掠被認可。貴賓接待廳、國賓客房和私人卧室、招待室、女人化妝室，以及其他庭園的每個房間都被洗劫一空。清國制或外國制的藝術品有的被帶走，有的體積太大無法搬走就把它們砸毀掉。還有裝飾用的牆格、屏風、玉飾、瓷器、鐘錶、窗帘和傢具，沒有哪件東西能逃過劫難。數不清的衣櫥里掛滿了各式各樣的服裝、外套，每件都用華貴的絲綢和金線刺繡著大清皇室特有的龍圖案，另外還有統靴、頭飾、扇子等等。事實上，房間裡面幾乎都是這些東西。儲藏室裝滿了成匹成匹的上等絲綢，一捆一捆地擺放著。這些絲綢在廣州光買一匹就要花20～30美元。粗略估算，這些房間里的絲綢肯定有七八萬匹之多。它們被扔在地上隨意踐踏，以至於地板上厚厚地鋪滿了一層。」 光是搶運這些絲綢就使用了龐大的馬車隊，不是用繩子，而是直接用絲綢來捆綁車輛。甚至對皇家器皿 (銀缽、商周青銅器、明清官窯、瓷瓶、罐壺、象牙等)，也一律用柔滑的絲綢包裹，塞入私囊。士兵們以昂貴的絲綢做被單、床鋪、營帳乃至擦鼻涕的手帕。
圓明園的絲綢被席捲一空，海運歐洲。這是一條新的「絲綢之路」，血淚斑斑。它已非中國的榮譽，而是恥辱。絲綢啊絲綢，恥辱的旗幟。 除了一座裝有大量金塊與銀錠的寶庫，有聯軍的憲兵隊守衛(將由英法兩國瓜分)，其餘的一切，都是得不到任何保護的。 英軍居然在喇嘛寺舉行了一次「強盜的拍賣會」。下令把搶來的物品公開拍賣。「所有人都允許按他們自己估計的價錢佔有他們已經拿走的物品，並且人們對這次拍賣的拍賣品擁有接受或拒絕的選擇權。很多精美古董的紀念品就這樣以一種純象徵性的價格歸個人所有了。全場拍賣額有22000美元，而這筆財富的(實際)價值不可計量。拍賣得到的錢作為獎金當場分發了。」為表示公正，總司令及其他將軍們未參予獎金分配。但部隊把一隻金盂(無價之寶)作為送給總司令的禮物。總司令沒有拒絕。
因此我可以說：在這支部隊里，沒有誰是清白的! 英軍隨營記者在拍賣會現場大言不慚地說:「如果當初大清國的皇帝陛下能把圓明園中的一切完美無缺地移交過來的話，那麼它將會賣出一個天價，可惜有3／4以上的東西被法國人毀壞或掠走了。」兩個強盜，在互相推卸責任。然而，誰也未對受害者有絲毫同情。這位記者在另一篇報道中也拚命洗刷己方：「法國人已經在圓明園舒適地紮下了營帳，並且大量最貴重的物品已經被拿走，留給英國人的儘是一些笨重的不那麼值錢的東西，或至少是那些他們無法搬走的東西。」難道強盜也有冤屈可言?他甚至還無意間透露了(說漏了嘴)：「所有搶掠來的物品數量之多讓人們幾乎不知道到底該把哪些東西帶走。」 搶劫得手，形形色色的「拍賣會」應運而生。《紐約時報》1861年3月6日，又刊登了題為《香港賣奇珍，北京戰利品令人眩目》的報道：「這些從北京回來的部隊，尤其是法國遠征軍，無不滿載著搶劫到的贓物返回歐洲。來自北京皇宮的贓物在這兒(香港)賣得可不便宜。我手頭就有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項鏈，共有140顆珍珠，並且每顆都大如櫻桃。這是一位法國軍官以2000英鎊賣給我的。這個法國軍官還有類似的幾串項鏈，甚至還有一些明顯屬於大清皇帝本人所有的珍貴寶石。贓物中還包括有大量的西式鐘錶。有一名法國士兵就搞到了85隻，它們都有世界上最奇特的造型和最精細的做工，外殼多用珍珠和鑽石鑲嵌而成，很多是瑞士製造的，也有些是倫敦製造的，都非常值錢。」 這些曾經在圓明園內為中國帝王報時的西洋鐘錶(舶來品)，又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衣錦還鄉」了。對於其生產地而言，是否算得上「出口轉內銷」?
該報道在介紹直接從清國皇家倉庫內掠奪的戰利品時，尤其提及了白貂皮和黑貂皮大衣，以及用黃金鑲邊的長袍——數量之多，「即使把它們裝飾在紐約全城婦女美麗的肩膀上，也用不完」。這些「戰利品」大部分將流向歐洲和美國，香港作為其中途的驛站，僅僅截留了一個零頭，就耗費了至少 100萬美元來購買。 英法聯軍佔領圓明園的第一天，就縱火焚燒。12天後，英軍總司令下令再次縱火燒園，大火整整持續5晝夜，連毗鄰的萬壽、玉泉、香山三山皇室建築也未能倖免。藉助於火，對圓明園進行徹底的破壞，同時也是為了毀滅自己的罪證(帶有「毀屍滅跡」的性質)。搶劫者希望曾擁有無數珍寶的圓明園，只留下一把模糊的骨灰。 美輪美奐的圓明園四十景，就這樣灰飛煙滅。惟一能為後人的想像提供依據的圓明園四十景圖，現存巴黎圖書館內。同時被竊的還有乾隆末年的西洋樓二十景銅版畫。 我曾拿大水法昔日的畫像與其遺墟加以對照，方知什麼叫天壤之別。這處以石龕式建築為背景的噴泉群，建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橢圓形菊花式噴水池內，有「獵狗逐鹿」噴泉，四面各有一座十三級噴水塔，流金瀉玉，輝映彩虹，簡直稱得上是天堂的景觀。而今呢，只剩下了幾根鐫刻有西洋花紋的石柱，孤零零地守望著野草殘陽。據我所知，這是當代遊客攝影留念最多的地點。或許，大水法最傳神地象徵著圓明園的遺容。我也在這塊空地上照過像，是面無表情的那種。我挺反感某些人在大水法合影時流露的笑容。只要是中國人，在這特殊的場景，都應該拒絕微笑的——哪怕攝影師在習慣地招呼你「笑一個」!
在圓明園，你能笑得出來嗎? 除非你患有失憶症。 你健忘的微笑，是對悲哀的圓明園的污辱。 我從不允許那白痴般的笑容，出現在自己的臉上。走在圓明園內的每一寸土地，我都會保持沉默、保持嚴肅，我都希望對未來承諾點什麼。有什麼辦法呢，看見圓明園，我就想起我們民族的受難日。於是，這座空曠的公園，在我眼中如同露天的殯儀館。一座傷心的公園! 長春園內，和大水法一樣，方外觀也只剩下一把「老骨頭」了：幾根高低不一的石柱，搖搖欲墜，點綴著廢荒的台基。如果無人提示的話，你簡直猜測不出這些破石頭是作什麼用的。幸好石柱上皆有精雕細刻的紋路，使你能隱隱約約感受到殘餘的王氣。
查閱乾隆末年的西洋樓二十景銅版畫(影印件)，才能一睹方外觀的芳容：三間坐北朝南的兩層小樓，左右各有環形石梯，而樓上的落地窗戶和帶欄杆的陽台，都顯得洋味十足。假如此樓不是出現在圓明園裡，我可能懷疑這是某位歐洲貴族的豪宅。庭院構築得很整齊，用成行的綠樹劃分出不同的使用空間。西南橋外另有一座西式八角亭。 方外觀建於1759年(與大水法同時)。看來中國皇帝從那時起，喜歡住洋房了。 方外觀是乾隆金屋藏嬌的地方。他見到信仰伊斯蘭教的香妃，一高興，就將此樓賜予其作為禮拜堂。傳說室內供奉著兩塊神聖的石碑，碑文可意譯為：「奧斯曼愛真主，真主愛奧斯曼」，「阿里愛真主，真主愛阿里」。可惜二碑今已不存。 香妃來自新疆，這位體有異香的維吾爾族姑娘，在異鄉的莊園里，守望著自己的神。她的靈魂肯定與其容貌一樣美麗，散發出鮮花的芬芳。我估計，當時整個方外觀，都籠罩著浪漫的氣氛，如同灑滿香水的天堂。但實際上，香妃已像籠中鳥一樣失去了自由。假如說方外觀是天底下最豪華的牢房，那麼，香妃則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囚徒。一位冷艷且憂鬱的女俘虜。 我還見過一幅記錄方外觀殘跡的老照片，拍攝於1879年：小樓雖經煙熏火燎，主體建築依然保留著，透過樹叢，能清晰地觀察到精緻的屋頂、鏤花的窗欞與陽台……此照足以證明，方外觀是1860年那場大火的倖存者。它僥倖躲過了浩劫，最終卻未能戰勝時間，如今在其遺址，只有幾根殘柱為昔日的繁華作證。對於它來說，還有比烈火更為可怕的敵人。 圓明園福緣門前，有北洋軍閥王懷慶修建的達園，當地人稱之為「王懷慶花園」。此人利用職權，於民國8年圈佔了這塊風水寶地，營造私家園林。他把工程承包給海淀鎮衙門協台鮑衛漢，由這位地方官出面，私下買通圓明園十三處守園太監，裡應外合，偷拆圓明三園內殘存的磚瓦木石，用車馬運往達園工地。當時清室已垮台，樹倒猢猻散，太監們也樂得睜隻眼閉隻眼，賺點零花錢。王懷慶就這樣大大地佔了圓明園的便宜，白撿回諸多名貴的建築材料。甚至把圓明園九州清晏前湖東西兩端的「金鰲」「玉」橋，都拆卸後搬運到達園，然後重新砌築在自家的溪流上。
至於「包工頭」鮑衛漢，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他以王懷慶造園的名義，搜羅圓明園的舊材料，而又中途扣留了其中的一部分，藏匿於海淀鎮大坑沿西坡。算是吃的「回扣」。待達園的工程一結束，立馬又替自己蓋了座西園——離暢春園大宮門遺址只有一箭之地。據焦雄先生講解：「園中門口呈立面長方形，是用一塊漢白玉石雕成，高約4米，框沿上左右三面起邊線，線格中雕刻精緻串珠花紋，上口兩角雕捲雲紋凸出，此物原為圓明園西洋樓之遺物移建於此……鮑協台從圓明園盜出石雕飾物多件，害怕官府發覺追究治罪，不敢全擺置園中，在建園時將部分石雕深埋地里。」這已非廢物利用，而是在囤集文物——等著增值呢! 王懷慶建達園，花了4年時間，幾乎每天都僱用民去圓明園「拾荒」，拆東牆補西牆。北京的權貴們見了，都很眼紅，爭相仿效：「假借王懷慶的名義，紛紛進園盜運材料，搶拆之風勢如潮水，弄得守護太監們無法阻攔，結果在幾年內，把園內殘存建築全部搶光，圓明三園又遭到第二次搶劫。」 (焦雄語)這一幫盜賊，就知道發國難財。甚至不惜往圓明園的傷口上撒鹽、捅刀子。 真讓人不敢相信啊：1860年的大火之後，圓明園的災難並沒有結束，反而在新世紀里愈演愈烈。被外寇的鐵蹄蹂躪了一遍之後，又更為徹底地毀於我的同胞們之手！用俗話說，這叫做雪上加霜。 我欲替圓明園一哭。我欲替圓明園再哭。圓明園的淚水，簡直流不盡的。是誰，在一次又一次地傷它的心呢? 我懷疑殘存的方外觀就是這樣垮掉的。它的青磚碧瓦、玉柱石碑，被拿去蓋了誰家的花園? 圓明園蒙受了雙重恥辱。圓明園，成了不毛之地。 我為外敵的殘暴感到憤怒。我又為國人的麻木感到臉紅。我相信，那些給圓明園製造了額外的災難的——絕對是一些「醜陋的中國人」，一些泯滅了良知的中國人，他們所犯下的罪過並不比外賊輕。我們的民族，出過太多的「敗家子」。
1982年10月，北京舉行紀念圓明園被毀123周年的活動。各行業人士自發地聚集到圓明園遺址，控訴那場罪惡的大火。在場的西德《明鏡》周刊記者，說了一番「不合時宜」的言論：「由於外國的侵略，如今圓明園一片廢墟。但是古老的北京城連同它的城牆、宮殿、寺廟、公園這些文明的象徵橫遭破壞，則要中國人自己負責了……」 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或許能促使我們進入更深層次的反思。 在控訴的同時，是否也應該檢討檢討自己呢? 難道我們跟圓明園一樣的無辜?難道我們自己的手，就真的那麼清白? 仇恨肯定是無法遺忘的。傷害過我們的敵人，肯定是不可原諒的。難道我們就有權利原諒自己嗎?我們自己，也曾傷害過自己。 （7）吳三桂在北京哪條衚衕愛上陳圓圓?
吳三桂在北京哪條衚衕愛上陳圓圓?陳圓圓當年住北京的哪條衚衕?鐵獅子衚衕(今張自忠路)明末有田畹府。田畹是崇禎的老丈人，他的女兒是皇上最寵幸的田貴妃(崇禎死後就草葬在田妃墓中)。而陳圓圓，則是田畹家收養的歌伎。戍邊的軍閥吳三桂去田府玩，一眼就看上了美若天仙的陳圓圓，厚著臉皮向田畹老頭討要,田畹雖心疼，也只好故作大方地促成這兩位年輕人的好事。李自成打進北京城，將吳三桂的親屬全劫作人質，以勒令其投降。審訊的時候，覺得吳三桂的「小蜜」確實光彩照人，於是充作自己的嬪妃。屯兵山海關的吳三桂原本已臣服了，在回北京城「報到」的路上，聽說愛妾被李闖王佔有，忍無可忍，索性投靠關外的清兵,甘當急先鋒，與李自成決一死戰。此即「三軍慟哭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之典故。吳、李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政敵兼情敵。
北京有哪些著名的衚衕? 洪燭 衚衕是元朝的產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衚衕，據說這蒙古語的意思是指水井。莫非那時候每條衚衕都挖有一眼水井(作為微型水庫)，供居住的軍民飲用? 想一想也可以理解，來自沙漠與草原的游牧民族，是很重視水源的；雖然他們尚不很適應人煙稠密的都市生活，門前若有水井相伴，也一樣可以「飲馬北京城」。況且那是一個沒有自來水的年代，水井就是命根子啊。你去那些最古老的衚衕走走，仍然能發現幾口已枯竭的井眼，有的井欄上有繩索長年累月磨損的痕迹，在歲月面前，石頭也是挺脆弱的，有些上面索性蓋一個蓋子，估計是提防孩子失足失藩。看著這些廢棄不用的枯井，你會覺得是對衚衕的名稱最好的注釋與追悼。當年水井可是深宅的居民們抬頭不見低頭見、摩肩接踵的社交場所，在井邊與左鄰右舍談天說地、噓寒問暖，恰恰可以彌補四合院的封閉性所帶來的不足，既保護了每個家庭的隱秘空間，又為鄰里之間提供了交流的機會。 衚衕與四合院的完美組合，體現出元大都統治者在城市建設與管理方面的聰明之處。衚衕橫平豎直，四合院錯落有致，怎麼看都像是軍事化管理的結果。無衚衕的分割與疏通，北京城便成了一座由游牧民族安營紮寨的大軍營。
難怪汪曾祺要讚歎：「北京城像一塊大豆腐，四方四正。城裡有大街，有衚衕。大街、衚衕都是正南正北，正東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識極強。」方位感強恐怕也是蒙古人的遺傳，他們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游牧時，一般都要根據日出日落來辨認方向，才不至於迷路。我甚至於有個浪漫的猜測(考古學家們不一定注意)：四合院之所以有開闊的天井，沒準是為了方便蒙古人養馬的，馬匹是他們個人的交通工具，相當於今天的自行車；他們即使移居都市，也習慣了以坐騎代步，否則為什麼要把衚衕修得那麼直呢?天井是馬圈，衚衕是跑道，人馬同居，是一種牧歌般散漫的生活方式。
水井既要飲馬，又要養人，難怪蒙古人對此感恩不盡，甚至把日常居住的街巷命名為衚衕呢。宋朝時曾如此形容詞人柳永在民間的影響：「有井水處皆有柳詞。」婦女們在井邊淘米洗衣、梳妝打扮，都會情不自禁地哼唱柳三變的慢詞。蒙古人取而代也、奪得江山之後，又是什麼情景?應該是「有井水處皆有元曲」吧。關漢卿、王實甫成了當紅的明星。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並使元大都戲曲界鼎盛一時，元大都儼然已是舉世矚目的文化中心。一曲傳出，便在帝國的疆土上眾口相傳、不脛而走。 今北京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西南側，有一條磚塔衚衕。磚塔衚衕的名稱，元朝時就流行了。這確實是一條700多歲的衚衕。得名來自於衚衕東口有一座七級密檐式青灰色八角形磚塔。山門石額上至今仍可辨認出「元萬松老人塔」六字。古塔曾目睹過這條衚衕的黃金時代：元大都城是北方雜劇的中心，而它是戲曲活動的中心地區(即史書上所稱「勾闌」、「瓦舍」地帶)，堪稱「中心中的中心」了。豪華點的勾闌設有戲台、戲房(後台)、腰棚(看台)和神樓，可容納幾千人，熱鬧程度不亞於當今有港台歌星「走穴」的萬人體育館。即使簡陋點的，估計也不比如今街頭巷尾的卡拉OK歌舞廳遜色。元朝人愛看雜劇，正如後來清朝的八旗子弟愛看京戲，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也能看熱鬧。勾闌瓦舍地帶，台上鳴鑼敲鼓，表演著人間的喜怒哀樂，夠煽情的，使台下的觀眾流連忘返，據說曲終人不散，會有濃妝艷抹的歌舞伎依著闌干向台下拋繡球、拋媚眼，願者上鉤。 不知關漢卿是否曾在磚塔衚衕登台亮相，但磚塔衚衕肯定上演過他創作的戲曲，《竇娥冤》啊什麼的。我曾專程去衚衕里走了個來回，很納悶：這窄窄的一條衚衕，當年如何裝得下那麼多的作家、演員、琴師、樂手以及身份各異的觀眾的——帝王將相與布衣草民，是否會在這羊腸小道上撞個滿懷?只是我忘了查找衚衕深處，是否有一眼曾經含情脈脈的水井了。磚塔衚衕，在元朝時相當於京城的演藝圈吧，不知那時是否有「穴頭」，經紀人、媒體記者，或類似的人物?直到清朝，這裡還是曲家樂戶的聚居之地，「閭閻撲地，歌吹沸天。金張少年，聯騎結駟，揮金如土，殆不下汴京之瓦子勾闌也。」(引自清人震鈞《天咫偶聞》)只不過這已是它黃金時代的迴光返照了。門庭改換，元曲也被京劇所代替。
磚塔衚衕61號(現為84號)，是魯迅故居之一。他搬出八道灣後，即改住磚塔衚衕，並且在低矮的北房裡寫下《祝福》、《在酒樓上》、《肥皂》等小說，還寫了本《中國小說史略》。磚塔衚衕，會記得他的祝福的。魯迅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肯定比關漢卿要厚重，雖然他們一今一古。他是不會為太平盛世錦上添花的，他在衚衕深處的那尊青磚古塔上，打磨他的投槍、他的匕首以及他的吶喊。塔既是磨刀石，又是大師的證人。魯迅是藏身陋巷、卧薪嘗膽的文字刺客。 由於磚塔衚衕的歷史積澱與文化含量，我個人想把它命名為北京城裡的1號衚衕。因為像這樣自元代保持名稱至今的古老衚衕，已屈指可數了。
跟磚塔衚衕一樣，鐵獅子衚衕(現名張自忠路)是北京衚衕中的元老。因有一對鐵獅子而得名,而這鐵獅子是元代成宗年間鑄造的。明末，它們成了崇禎寵妃田貴妃之父田畹府第門前的鎮宅之物，目睹過田畹愛妾陳圓圓的長袖善舞、迎來送往。為追求陳圓圓，吳三桂曾在鐵獅子的眼前屢屢進出。李自成的大將軍劉宗敏又佔據田府，拘禁了陳圓圓……這一切把眼花繚亂的鐵獅子都搞迷糊了，弄不懂這些猛男美女在走馬燈般地表演什麼。
可以說鐵獅子那鈴鐺般的眼球里，裝進了一整部明朝滅亡的故事。
人們對陳圓圓之流更感興趣,在人們想像中，陳圓圓永遠年輕貌美。張中行老人也未能脫俗：「人而有艷名的就更容易引起思古之幽情，如鐵獅子衚衕有明末田畹府，從門前過，我們就禁不住想到陳圓圓。這樣的幽情也許不該有嗎?」讀他的文章，我才知道陳圓圓曾在鐵獅子衚衕住過。
偶爾路過這條衚衕，我也會一步三回頭。陳圓圓原籍蘇州，卻是在北京出名的。想當年吳三桂也一定頻頻光顧鐵獅子衚衕吧，為了追求田畹家收養的歌伎陳圓圓。李自成進京，推翻了明朝江山，陳圓圓也算是一件特殊的戰利品,但也正是這件戰利品，導致他最終兵敗，使垂手可得的江山美人全化為泡影。鎮守山海關的明將軍吳三桂，為奪回淪陷區里的情人，不惜向長城外的敵兵求援，留下了「衝冠一怒為紅顏」的歷史污點。漁翁得利的是多爾袞，他不費吹灰之力就使清兵入主中原。小小的一個女子，卻改變了好幾個男人的命運,或者說改變了男人們的命運。她甚至改變了一座城市的命運：北京被八旗子弟所佔據，成了大清帝國的都城。
人們常以陳圓圓為例，來講析「紅顏禍水論」,甚至有禍國的可能。其實，陳圓圓本人又何嘗不是無辜的。跟傾國傾城的楊貴妃相比，陳圓圓的社會地位是很低的，不過是一位邊防軍人的寵妾(相當於今天傍大款的小蜜吧)。但如果把個人對歷史的影響擴大化，可否誇張地說：沒有陳圓圓，就可能沒有後來的慈禧太后?至少在公眾印象中，北京城是因為陳圓圓而易手的。
後人將李自成失敗歸結到一個女子的頭上。陳圓圓也就像歷史上的諸多「紅顏禍水」一樣，成了替罪羊。造成了這樣的錯覺：彷彿大順政權是因李自成、陳圓圓、吳三桂之間的「三角戀愛」而垮台的。
吳三桂圍城時，李自成將其父母全綁上城頭，企望以此舉退兵。吳不屈服，眼睜睜地瞧著父母被斬首。 李自成突圍，陳圓圓謊稱：「大王若放我，三桂必不追也。」李依從其計。聰明的陳圓圓，就這樣回到情人的懷抱。 闖王進京，陳圓圓算是一件特殊的戰利品,正是這件戰利品，導致他最終兵敗，使唾手可得的江山美人全化為泡影。小小的一個女子，居然有這天大的本領?她甚至還改變了一座城市的命運：北京被八旗子弟所佔據，成了大清帝國的都城。難怪蔡東藩寫《清史演義》時說：「順治帝之入關，人謂由多爾袞之力，吾不云然。不由多爾袞，將由吳三桂乎?應之日唯唯否否。三桂初心，固未嘗欲乞援滿洲也，為一愛姬故，迫而出此。然則導清入關者，非陳圓圓而誰?圓圓一女子耳，乃轉移國脈如此。夏有妹喜，商有妲己，周有褒姒，圓圓殆其流亞歟?」 假如闖王與陳圓圓擦肩而過，那麼吳三桂是否就不會因戴上「綠帽子」而惱羞成怒?不會借刀殺人了?那麼，歷史是否就要改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