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賞與市場] 乾坤在掌——乾隆御題紫檀三鑲古玉如意賞析

《藝術》雜誌社

【圖12】清宮舊藏銀鍍金百寶嵌三鑲如意，長38.8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圖1】明代直柄如意，17世紀（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4】清乾隆紫檀三鑲白玉如意 錯銀御題詩局部

【圖2】清乾隆紫檀三鑲白玉如意（反面），長39.5厘米

【圖3】清乾隆紫檀三鑲白玉如意（正面）

【圖5】乾隆宮廷畫冊封面及畫面上的用隸書題寫的標題

【圖6】明代紫檀嵌戰國玉劍璏壓尺（鎮尺），17世紀（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7】《御制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玉冊，乾隆二十年制（故宮博物院藏）

【圖8】《平定準部回部戰圖》獻俘圖（故宮博物院藏）

【圖9】《大禹治水圖》玉山，高224厘米，寬96厘米，銅座高60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圖10】痕都斯坦玉器——刻有乾隆御題詩的瓜瓣杯，莫卧兒王朝產品（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11】鄂圖曼帝國產玉器——圓片形單柄蓋碗（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局部為圓片形單柄透雕紋樣俯視圖

隱士休歌紫芝曲

在如意的發展史上，清代是當之無愧的高峰，不但產量劇增，功用、造型、材質、工藝也都有明顯變化。清代康、雍、乾諸帝和晚清帝後（僅嘉慶帝例外）都非常愛好如意，尤以乾隆帝和慈禧太后為甚。現在僅北京故宮收藏的清宮如意所制就有兩千多柄。宮中各處寶座皆陳設如意，臣下年節進奉皆用如意，且越來越形成以陽數「九」為特色的成套配置。它的含意，也從高士談玄、道人求仙之類，轉化為「討口彩」的吉祥寓意，「不過因其名吉祥，以供玩賞而已。」元明兩代的如意柄大體上是直的，尾部或極簡單小巧、或者乾脆省去【圖1】。清代的如意則面貌一變，不但頭部變得更大、更花哨，尾部也施以近似的造型與裝飾，柄幾乎全為三曲狀，曲線誇張，已經成了純粹的陳設器。它們在材質上花樣百出，工藝上窮工極巧，能夠體現當時工藝美術的最高水平。其中又以乾隆時期製作和使用如意最多，工藝也最為豐富和精湛，不少還帶有御題詩【圖2】，性質近乎文玩甚至禮器，這件「紫檀三鑲漢玉嵌金銀御題詩如意」堪稱代表。

該件器身使用縝密堅實的上等紫檀木料，一木連作，頭、腹、尾三處鑲玉，工藝水平很高，鑲嵌嚴絲合縫。器首玉瓦托的中心預留圓形短柱，柱頂平面陰刻雙鉤填金代表乾隆的乾卦符號，再將漢代谷紋玉璧嵌入瓦托槽中。腹部裝嵌漢代獸面鉤雲紋白玉劍璏，尾部套嵌漢代素麵白玉劍格。木柄正面餘地滿飾淺浮雕變形雲龍紋，此紋飾延續及擴展自玉劍璏上的獸面鉤雲紋，與其相呼應及映襯【圖3】。

木柄背面光素無紋，中脊弧度略高，並錯嵌銀片裁截的隸書御題詩文四十字，錯嵌金線圖章「比德」、「朗潤」二枚【圖4】。其詩云：「心澄何所事，腕動盡相隨。雅合談元［通「玄」字，避清聖祖諱「玄燁」］執，那［同「哪」］堪臨陣麾。檀稱香是體，玉以德為儀。有願皆能遂，余心懼［原文如此，當作「俱」］在茲。」隸書結體寬博，筆力勁健，與乾隆帝本人書風不同，當出於詞臣代書【圖5】。御題詩文銘於器物上的工藝大體有三類：一是陰刻填金，二是錯嵌金銀絲，三是錯嵌金銀片，等級逐漸提高，陰刻填金的製作工藝難度較高，數量最為稀少。本件如意上的御用小璽使用錯嵌金線，隸書使用錯嵌銀片，這也證明隸書出於臣工之手。清宮鑲嵌工藝品大多華麗精巧，這件如意採用硬木鑲玉和嵌金銀兩種工藝，卻呈現洗鍊而嚴肅的獨特風格。兩種鑲嵌工藝都強調黑白對比的藝術效果。正面的鑲玉，在璧中心突出的乾卦符號，不但是年號「乾隆」的代表，也表達了抱朴見素的道家意味，背面的書法則黑白反相，類似碑帖拓片。

鐵如意兮玉辟邪

在硬木為主體的器物上局部嵌玉的工藝，晚明已經流行，主體多用紫檀，取其不易變形，也有的用竹、硯石等材料，所嵌大多是古玉，實際上是因玉料稀缺而產生的變通辦法。例如以紫檀、烏木做鎮尺，上用舊玉璏為紐，時有「昭文帶」之稱【圖6】。但這一工藝富於材質對比之美，在清廷將玉料產地新疆納入版圖之後仍然盛行不衰。木柄鑲玉如意，尤其是頭、腹、尾三鑲的新款式，則是清乾隆時期的發明，乾隆帝曾寫詩讚美這種新款式「得一含三趣可詳」。這類如意的生產時間從乾隆中期一直維持到清末，水平一直較高，在清宮收藏的如意中所佔數量很多。

本件如意採用紫檀木為主體，不是為了追求華麗的效果，而具有類似鐵質的樸厚堅重質感。如意可以多種材料製作，貴重者金銀玉牙，質樸者竹木藤石，煉鐵為之，頗為廉價，本是軍人出身的南朝齊高帝蕭道成（427－482）在政敵加害的威脅下想出的防身之術：「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為楯，以鐵為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後來也成了體現具傲岸強橫的氣質的道具：「古人用以指揮嚮往，或防不測，故煉鐵為之，非直美觀而已。」乾隆帝自然不會安於使用普通的鐵如意，總要在材質上玩出些新意，比如故宮藏有一件鐵質如意，就以鑲嵌綠松石造成華麗效果。本件則是以堅重的紫檀仿鐵質，觸手溫潤，手感大大優於鐵器，這是運用了「通感」的藝術手法。「通感」是指打破人體感官的界限，使一種藝術手法產生其他藝術欣賞效果。在工藝美術中，材質的通感與跨材質的手法借用是極其重要的藝術手法，如遠古陶器對編織器紋飾的借鑒、上古青銅器對陶器造型和表面紋飾的借鑒、唐宋時期瓷器對玉器和金銀器的摹仿，在國外則有伊斯蘭玉器乃至建築對珠寶鑲嵌的模仿。在乾隆時代，通感手法的運用更是達到了空前的高峰，在皇帝的授意與審核下，工匠們在各種材質、手法之間鑿空穿越，出神入化，藝術門類之間的界限，甚至干與濕、硬與軟、有機物與無機物之間的界限統統不復存在。本件紫檀三鑲漢玉如意除以木擬鐵，還將木與石兩種材料結合使用，色彩黑白對比，紋飾則渾然一體，也顯示出對通感美學的追求。「如意」這件物什的起源仍有些模糊不清，但六朝時它在僧俗兩界都已經成了一種表示風度的道具，常用於高士談玄，唐代又從高士傳到了道士手裡。唐玄宗就常隨身攜帶鐵如意。道教神仙人物張果老去拜見他的時候，玄宗命左右以鐵如意擊落張的牙齒，張不慌不忙，以葯敷之，齒復生。傳說唐玄宗還曾運用道士葉法善的法術，上元夜自京師上陽宮穿越到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者取之不誣。

本器對如意的上述功能進行了綜合與改造，高士與求仙的含意被置換成儒家的修身、比德與治平。「比德」、「朗潤」兩方印章，前者出於「以玉比德」說，在《禮記·聘義》中，孔子向子貢解釋君子為何看重玉：「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是說玉的性質可以比附於君子的種種美德。後者出於唐太宗御制《大唐三藏聖教序》中對玄奘的讚美：「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本指人品清高，性情和悅，恰好符合儒家對君子的理想，又符合玉的質感。這兩方閑章常常用於乾隆帝的玉器題詠之後，尤為恰當。作為帝王，平天下就是修身、齊家的自然延伸。鑲嵌漢玉已經不是簡單的裝飾手段，而參與了主題的表達。

後漢今周喜再昌

這柄如意上鑲的三塊玉皆是漢代古玉，分別為谷紋玉璧、獸面勾雲紋白玉劍璏、素麵白玉劍格，頗有雜湊之嫌。而且細看玉色並不一致，首部玉璧為青玉，腹部劍璏為青白玉，尾部劍格則是白玉，三塊玉顏色由青到白，由淺到深，顯然是經過精心挑選的，但仍不免拼湊之嫌。然而本器御題詩文採用錯嵌銀片工藝，印章錯嵌金片，檔次高於陰刻填金和錯嵌金銀絲，可見乾隆帝對其高度重視。對玉器講究到了苛刻的乾隆帝，為什麼會對這樣一件「雜湊」之作情有獨鍾？《清高宗御制詩二集》卷五十六所收詩作於乾隆乙亥（二十年，1755），我們知道了這首御題詩創作的時間，也是這柄如意製作的時間，一切就似乎有了答案。這年二月，清廷發兵五萬直搗伊犁，生擒准部新汗達瓦齊，不久又平定阿睦爾撒納的叛亂。五月，乾隆帝親撰《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立於為國儲才的國子監，並由內務府製成青玉碑文冊藏於宮中，以紀念這一歷史事件【圖7】。在碑文中，乾隆帝回顧了康雍兩朝與天山以北准部分裂勢力鬥爭的過程，對剛剛完勝的這次平叛戰爭進行了全面的記述。這柄如意，則從側面反映了這一歷史關鍵時刻乾隆帝的政治胸懷與軍事膽略。

乾隆初年頗喜改造古玉，甚至將明代玉器改款加款作「乾隆年制」，除了表達好古敏求之意，也是由於清初玉材資源不足的無奈之舉。此件如意三處嵌玉質地、顏色不統一，未嘗不是因為都要選用漢玉，受到更大的限制。然而使用漢玉又別有深意。因為漢代是第一個鑿空西域、打通絲綢之路的中原王朝，乾隆帝雖然依史學家的正統觀點批判漢武帝「窮奢極欲，好兵黜武」、「窮兵黜武，疲民蔽國，宮室苑囿，盤游怠敖，神仙方術，開疆擴土，凡害民之政，無不行焉」， 嘲諷開通西域是「徒以漢武勤遠，使張騫輩持賂鑿空，繼以貳師興師，一狼千羊，所得不償所失」， 但統一西域是自聖祖以來三代人的事業，至乾隆帝終於告成，欣慰之情，曷可勝道。他雖為少數民族，卻以中原正統自居，以開疆拓土的漢武帝、唐太宗的繼承人自居。這一心志，他不便自道，臣下卻可以代為道出。統一新疆不久，史官褚廷璋奉旨參與修纂《西域圖志》期間，賦《西域詩十二首》，追述天山南北各地歷史，歌頌大清統一偉業，其中詠《和闐》詩云：「大乘西來留法顯，重源東下問張騫。……今日六城歌舞地，唐家風雨漢家煙。」如意首部玉璧為青色，取《周禮》「以蒼璧禮天」之意，加強玉璧的威儀。器尾作鈍三角形，擬另一種禮器「圭」之形。谷紋玉璧是天下、社稷的象徵，而劍璏和劍格則是武力的象徵。武力是開闢和保有天下的手段，這一帝王之術，通過這柄如意上的三塊玉，深刻地表達了出來。乾隆帝一生「十全武功」，正是踐行了這樣的理念。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軍徹底征服准部，並釋放了被准部拘系在伊犁的南疆回部（維吾爾族）領袖大小和卓木兄弟，令其自領其部。後來回部又叛亂，經清廷再次派軍西征，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才被平定。清廷於准、回二部舊地設天山北南二路，稱為新疆。天山北路為伊犁將軍直轄的軍府制，天山南路則吸取回部舊有官僚制度實行伯克制，於產玉區派駐葉爾羌辦事大臣、和闐辦事大臣，後者受前者節制。這是繼漢武帝和唐太宗之後，又一次把西域置於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圖8】，上距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設安西都護府，下轄安西四鎮（龜茲、疏勒、于闐、碎葉）的盛況已近1120年。

新疆納入版圖之後，不但實現了統治疆域的巨大拓展，還意味著從明初以來中原延續三百多年的玉材荒終告結束，乾隆帝也能像周天子一樣采來崑崙之玉了。清廷在新疆建立了玉石專採制度，嚴禁當地商民私自採集和販賣玉石。每年秋季，葉爾羌辦事大臣都要向朝廷呈報開

采情況並進貢玉石。玉石產區貢呈朝廷的玉石數量，一種數據說平均每年四千餘斛，從乾隆二十五年到嘉慶十七年（1760－1812）這五十多年間，僅入貢的玉石原料就多達二十餘萬斤，這還不算購買的成器進貢，以及清廷根據需要，派專員去新疆採辦的玉料， 另一種數據則說僅葉爾羌一地年貢玉石就達一萬八千餘斤。中國古代治玉的主要原料為陽起石，屬透閃石族礦物，產自崑崙山脈，新疆和闐、葉爾羌地區所產者被認為品質最佳，清代所用玉料主要就來自這兩個地區。其中和闐出產白玉，礦脈在高山雪線以上，難以人工開採，只能在境內的幾條河流里揀拾高山雪水帶下來的「山流水」和「籽料」，以古稱「白玉河」的玉龍喀什河所產白玉質量最好。經水流運輸、山石磕裂，山流水和籽料已經是礦石核心部分的精華，其中籽料體積更小、品質更優，獲取方式只能靠一排排的兵丁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光腳踩踏。

葉爾羌諸礦在和闐以西三百多公里，自然條件允許大規模開採「山料」，開發歷史早、規模大，但玉色次於和闐，以青玉、墨玉為主，清廷生產的大型陳設玉，用的就是葉爾羌青玉山料。

解決了長期阻礙玉器發展的原料問題，清皇室尤其是乾隆帝被壓抑多年的玉石狂熱得以盡情渲瀉，宮廷玉器的產量和規模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乾隆時期製造的大量大件玉陳設，不僅有高達數尺的大插屏和仿古玉瓶，還有重達數千斤的玉山和玉瓮。乾隆四十一年之後，相繼雕造了《大禹治水》玉山（重逾萬斤）【圖9】、《南山積翠》玉山（玉料重約三千斤）、《秋山行旅》玉山、《會昌九老》玉山及《雲龍》玉瓮（玉料重約五千斤）等。

成王功大心轉小

乾隆帝晚年寫下了這樣一首《詠白玉如意》詩：「和闐供歲貢，制器玉工閑。雖曰來之易，能忘獲以艱。新年符吉兆，代語得心閑。永願洗兵馬，休言致白環。」後自跋云：「杜甫《洗兵馬》雲『不知何國致白環』，寓譏於頌，自是用西王母事，而《續齊諧記》乃雲有黃衣童子，自稱西王母使者，以白環四枚與楊寶云云。夫虞舜之獻其寶與否，已不可知，若楊寶之獲則重佁而益鄰於偽矣，因用其事故並識之。」

首聯誇張地表示由於新疆大量進貢玉器而使宮中玉工無事可做，尾聯則表達了對和平的渴望。《洗兵馬》是杜甫的名作，其中名句「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瓮。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用以描寫清朝平定新疆後朝貢不絕的盛況，庶幾近焉。

雄才大略的乾隆帝奠定了今日中國的政治疆域和藝術收藏格局，他的武功給藝術生產與收藏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在乾隆時期，雄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奧斯曼帝國（鄂圖曼帝國）處於統治相對平穩的時期，大清帝國順利地通過絲綢之路向西，對歐洲進行奢侈品貿易。由於皇帝的愛好，中亞、南亞、西亞各穆斯林國家工匠所雕琢的玉器也彙集到新疆，再由回部領袖或清廷派駐大臣重金收購後呈貢到北京，清宮遂出現了大量充滿異國情調的「痕都斯坦玉器」【圖10】。鄂圖曼帝國生產的伊斯蘭玉器也進入了清宮【圖11】。

擁有了東西交流的便利條件，乾隆帝首先在意的是外來奇技淫巧帶來的新奇享受，從痕都斯坦玉器到西方儀器，莫不如此，他甚至還把祖父康熙帝創辦的接納西學的科研機構如意館改成了巧藝工坊，其中就包括琢玉工匠。如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五年三月：「記事錄，十一日，司庫圖拉郎正培奉旨，挑老誠些好手玉匠一名，進如意館做活計。欽此。於本日圖拉郎正培……內大臣海望隨挑得玉匠姚漢文進內承差。記此。」采玉、制玉、購買痕都斯坦玉，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僅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廣義的痕都斯坦玉器就達270多件，大都是乾隆、嘉慶年間自回部貢入的，其實朝廷和地方大員為之付出的成本和「賞賜」頗為豐厚，以至在回部出現了不少偽造痕玉的作坊，琢玉者有的竟是蘇州工匠。平定新疆後，朝野上下奢靡成風，用玉漸呈泛濫之勢，士紳對小玉件和古玉極為崇尚，不惜為之揮金如土。奢靡成風必然造成貪污成風，玉石業本身也為貪污提供了機會，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案發的葉爾羌辦事大臣高朴私采私販玉石案，就是震驚朝野的貪污大案。多年承受戰爭負擔的人民得不到休養生息，被迫起來造反，大清朝的統治逐漸出現動搖之象，平定新疆因而成為乾隆統治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歷史學家孟森對此的評價可謂一針見血：「高宗(乾隆帝)於新疆定後，志得意滿，晚更髦荒。和珅以容悅得寵，務極其玩好之娛，不恤邊遠疾苦，此皆盛極之所由衰也。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後，或起內亂，或有外釁，幸而戡定，皆救敗而非取勝矣。」

屏退了這些歷史的喧囂，讓我們再來觀賞這柄制於遙遠的乾隆二十年的紫檀三鑲古玉如意，它的風格洗鍊而嚴肅，正好表現了青年到中年時期的乾隆帝朝乾夕惕、銳意進取的精神風貌。它於樸素中暗含華美，端嚴中寓意勇武，與乾隆中後期生產的裝飾繁縟的一眾如意對比【圖12】，後者近於玩物，它則獨具禮器之威重。藝術格調之高下，實關乎國運，已非掌上雅玩可以形容了。

可以說，乾隆二十四年在乾隆帝玩玉的個人史和中國玉器史上都是劃時代的一年。平定回部，不僅將和闐玉的產地納入統治範圍，也打通了伊斯蘭玉器「入貢」的通道。從此，乾隆宮廷的玉器生產從小件變為大件，小批量變為大批量，從較為拘謹的仿古修舊變為大膽創新，借鑒的眼光從縱向的歷史轉向橫向的西方（中亞、西亞和南亞的伊斯蘭世界），生產能力、創作水平、加工精度都有了飛躍式的增長。這件鑲漢玉仿古如意處在清代前半期玉器生產的結束階段，可以說是乾隆早期仿古趣味的一件總結之作。其上鑲嵌的御制詩，記錄了玉器史轉折點前夜乾隆帝看似波瀾不驚、實則充滿狂喜與自豪的內心世界。放在整個中國玉器史上，它的意義都不可謂不突出。

作者：邵 彥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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