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地位如何才算真正提高

    馬建紅（法學博士）

    一般來說，如果有屬於某個群體的特殊節日，大致可以判定這個群體是相對弱勢的，比如說三八婦女節的婦女、六一兒童節的兒童、九九重陽節的老人等。節日一來，大家一窩蜂地撲上去尋找靈感，平日里司空見慣的事，也要解讀出點兒不一樣的意義；節日一過，一切復歸平靜，彷彿什麼事也不曾發生。比如說三八婦女節，職場上的女性從單位領了條小絲巾或一桶洗衣液，樂顛顛地逛了一個下午的街；大學裡的女生們興奮地瀏覽了一整天各種煽情誇張的標語口號後，這個節日就這麼一陣兒風似的過去了。節後還在談論女人的話題，立馬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因為植樹節、消費者權益保護日接踵而至，誰樂意總和女人們糾纏不清呢。

    這種通過過節解決問題的模式雖不可取，但它畢竟還是會引起社會的一些關注。比如我們大可以借著三八節的餘緒，繼續討論與婦女相關的問題，與舊時強調三從四德相比，今天女性的社會地位確實有了提高。這麼說似乎有點兒不著邊際，不過，看看一百多年前的史料，我們就會有直觀感性的了解。

    在田濤、李祝環先生的《接觸與碰撞——16世紀以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法律》一書中，記載了英國劍橋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威妥瑪，在其《文件自邇集》中所收錄的清朝同治年間的一份「賣人契」。該契約中載明：「立賣契人吳鳳鳴，今因貧苦，將本身親生女吳月珍，年十七歲，憑中人杜二，賣與余老爺為妾。當下三面言明，身價銀六百兩整。俱已眼同兌清收訖。自賣之後，任憑將親女吳月珍領去，身與身妻丁氏永無異言，並議定永無來往看視等情。如身女干犯余宅家規，任憑家主處治，身不能干預。至疾病夭亡，各聽天命。若有勾串欺騙情弊，惟中人杜二是問。恐後無憑，立此賣契為據。」契約下面是立約的時間、立賣契人手印花押及中人花押。

    僅從表面來看，這份簡單的契約，包含了合同所應有的幾乎全部要件，言簡意賅，沒有一個多餘的字。古代社會之所以「官有政法，民從私契」，正是因為這私契的水平已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它可以有效地調整絕大多數民事關係，預防各種民事糾紛的發生，而一個「從」字也說明了私契在民間的認同度。只是在這份高水準的賣人契中，背後卻包含了無盡的恓惶和悲苦。契約中「因貧苦」三字，揭示了「賣人」的理由，雙方買賣的「標的物」是十七歲的女孩兒吳月珍，「買方」為余老爺，而吳月珍去余家後的身份為妾，她的身價為銀六百兩。在這個由吳氏父母經手的買賣中，考慮到了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唯有這個女孩的情感需求不在考慮之列。

    這短短百餘字的「契約」，就決定了一個十七歲花季少女一生的命運。在古代社會像吳女這般命運的女孩子不知凡幾。生活在那個年代的女孩子，甚至連身體健康權也沒有。因為延續一千多年的纏足陋習，使女孩子們從三四歲時起就不得不忍受非人的折磨，把腳纏成三寸金蓮的模樣，以社會上一半人口的殘疾，來滿足一種畸形變態的「審美觀」。當英美國家的女性已在為婦女的選舉權、參政權而鬥爭時，中國的女人們卻連健康地活著都是一種奢望。因此，身體的解放是中國婦女解放的先導。

    說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忘記孫中山先生。從「歷史上的今天」來看，1912年3月11日，孫先生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名義，發布了「勸禁纏足文」。令文內容為：「夫將欲圖國力之堅強，必先圖國民體力之發達。至纏足一事，殘毀肢體，阻閼血脈，害雖加於一人，病實施於子孫，生理所證，豈得雲誣？……當此除舊布新之際，此等惡俗，尢其先事革除，以培國本。」令文的頒布，使得千百年來婦女纏足的陋習得以革除，也使婦女可以走出家門，走向社會，在謀求自身價值實現的同時，實現其社會價值。

    經過一百多年的奮鬥，女性已取得了和男子幾乎一樣的成就。而在理論層面上女性也幾乎取得了與男子同等的權利。只不過傳統觀念的根深蒂固，使得對女性的歧視仍為常見，而這在就業中體現尤為明顯。許是女子善於考試的特點，在大學裡的某些專業中，女生早已佔據了半壁江上，比如筆者所在學校的校區名曰「洪樓」，而這個校區有外國語、藝術、法學等院系，女生超多，所以這個校區又被學生們戲稱為「洪樓庵」。「庵」里的姑娘們無論顏值還是智商，都沒得說，而且在三八節時也收穫了男生們各種「示好」的橫幅標語，可這一切都擋不住在畢業季時籠罩在她們身邊的愁雲慘霧。雖然用人單位倒也不敢明目張胆地說不招女生，但招到小伙兒時的樂意和痛快他們也絲毫不加掩飾。

    91年前，1925年的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去世。他留下的臨終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雖意涵豐富，但用它來激勵仍在為平等而奮鬥著的女性也未嘗不可。或許什麼時候不再刻意為女性過節了，女性的地位才真正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