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齋主人的晚年

苦雨齋主人的晚年

⊙文潔若

一、學者型的翻譯家

1965年4月4日，周作人在致鮑耀明的信中寫道：

知海外報刊時常提及鄙人，無論是稱讚或罵，都很可感，因為這比默殺好得多。

近十幾年來，研究周作人這個經歷複雜的文化人的論著多了起來。五十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於工作關係，我曾與周作人有過頗為頻繁的聯繫。我願把我直接觀察到的和間接聽到的周作人的側面，做些記載。

1952年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向周作人組稿，請他翻譯希臘及日本古典文學作品。1958年11月，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部指派我負責日本文學的組稿、編輯工作，同時，向我交代了一項特殊任務：約周作人及錢稻孫二位翻譯別人不能勝任的日本古典文學作品。當時，他們在出版社算是編製外的特約譯者。七年間，我曾向周作人組過四部稿子：《石川啄木詩歌集》、《浮世理髮館》、《枕草子》和《平家物語》，均系日本文學史上較為深奧的經典名著，現已出齊。我還請他校訂過一部長篇巨著《今昔物語》，並鑒定過兩萬字的《源氏物語》中譯文校勘記，重譯過十萬字的《日本狂言選》。

八道灣周宅是周作人一直居住的地方，我每次去聯繫工作，事先總寫封信，並按照約定的時間到達。1949年以後，老夫婦和兒子豐一一家住在後院的一排後罩房裡。老夫婦住西邊的三間。卧室靠西，書房與堂屋之間隔著一溜兒書架。老伴兒信子病逝後，周作人就獨自睡在當年和錢玄同聊過天的榻榻米上。不論什麼時候，他的書房裡總是窗明几淨。書桌上只擺著筆硯、稿紙和原著，此外，連張紙片都不見。多年後曾問過周作人的長子周豐一的妻子張菼芳，是否因為出版社有人來談工作才特別收拾了一下。她說，周作人向來極愛整潔，書稿井井有條。工具書都各有固定的地方，用畢必放回原處。她還告訴我，周作人每天伏案工作達十小時以上，而且都是自己研墨，毛筆正楷，從來不用鋼筆。他不打底稿，改動很少，考慮好了再下筆。

八旬高齡的周作人給我的印象是耳聰目明，頭腦清楚，反應敏捷。他曾向我表示，譯完《平家物語》後，日本文學當中他還有一部感興趣的作品：十返舍一九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可惜由於「文革」浩劫，不但《旅行記》未能開譯，連已動手的《平家物語》，他也不能譯竣。

近幾年來，周作人的遺稿接連問世。《平家物語》在周作人譯了七卷的基礎上由別人續完，並於1984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署名周啟明、申非譯。周作人譯的《枕草子》與王以鑄所譯《徒然草》並為一卷，以《日本古代隨筆選》的書名出版於1988年。《浮世理髮館》與經他本人改譯過的《浮世澡堂》，也和《平家物語》、《日本古代隨筆選》一樣，作為《日本文學叢書》的一卷，出版於1989年，均署名周作人。這是他生前最為渴望，然而未能做到的。①

早在三十年代，周作人就涉足於中日比較文學。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潤一郎在《冷靜與幽閑——對周作人氏的印象》一文中寫道：「［他］把江戶時代的平民文學與［中國］明清俗文學加以比較，並稱讚了一九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和三馬的《浮世澡堂》與《浮世理髮館》的獨創性，說明他最能夠真正理解日本民族的長處。」

看看這位日本文豪對周作人學術的評價，使人感到，作為一位五四時期的翻譯家，他確有獨到之處。十返舍一九（1765—1831年）和式亭三馬（1776—1822年）為日本兩大滑稽小說家。前者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諷刺了江戶時代一些人趨炎附勢、阿諛逢迎、假充行家等卑劣行徑，穿插了各地的風俗奇聞。後者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通過出入於澡堂子和理髮館的男男女女的對話，反映了世態人情，詼諧百出，妙趣橫生。

解放後周作人為人民文學出版社譯的日本古典作品，從八世紀初的《古事記》、十一世紀的女官清少納合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的《平家物語》、十四世紀的《日本狂言選》、十八世紀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以至本世紀的《石川啄木詩歌集》，時間跨度達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譯起來都揮灑自如，與原作不走樣。最難能可貴的是，不論是哪個時代的作品，他都能夠從我國豐富的語彙中找到適合的字眼加以表達。這充分說明他中外文學造詣之深。

我從事編輯工作近四十年，遇到蹩腳的稿子，只得啞巴吃黃連：誰叫自己沒有眼光，竟找了個不夠格的譯者。於是，為了對讀者負責，就硬著頭皮逐字校訂，工作遠遠超過了編輯加工的範圍。周作人的稿子，我也總是搬出原文來核對，但這是為了學習，不僅從未找到差錯，遇到譯得精彩處，還不禁拍案叫絕。

周作人每譯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幾種版本，然後選定自己認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個別詞句和注釋參考了其他版本，就在注文中一一說明。每部譯稿，他必加上詳細的注釋，並在前言後記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歷史背景、藝術特色等。他立論精闢，提綱挈領，深入淺出，恰到好處。

為人講究作風，寫文講究文風，從事翻譯，也應講求譯風。周作人對待外國文學翻譯工作，態度謹嚴，仔細認真，是當作畢生事業來搞的。這方面，頗有值得借鏡之處。

周作人擅長翻譯諷刺幽默作品，不但以傳神之筆，譯了日本文學史上這方面的兩部代表作，並曾從古希臘文直接翻譯過《伊索寓言》以及對希臘諸神進行喜劇式諷刺的《盧奇安對話集》（周作人的日記里寫作「路喀阿諾斯的對話集」）。他還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古典部校訂過《明清笑話四種》，該書於1958年3月問世。在引言中，他詳盡地介紹了中國笑話的歷史。

周作人搞翻譯不僅結合研究，而且每譯完一部作品，必在日記中寫些感想。譯畢《石川啄木詩歌集》，他就寫道：

其實他（指石川啄木）的詩歌是我所頂喜歡的，……日本的詩歌無論是歌俳句，都是言不盡意，以有餘韻為貴；惟獨啄木的歌我們卻要知道他歌外附帶的情節，愈詳細地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講這些事情的書，在日本也很出了些，我也設法弄一部分到手，儘可能地給那些改做注釋，可是印刷上規定要把小注排在書頁底下，實在是沒有地方，那麼也只好大量的割愛了。

周作人對譯稿十分認真。他是一位學者型的翻譯家。他原希望在書後多加一些注釋，可是出版社要求他壓縮從簡，最後只好僅在頁末略加幾條簡單的注。他為此十分惆悵，甚至提起這部譯作便覺得「沒有多大意思」、「沒有什麼可喜的」了。

周作人有時給人以傲慢的印象。1952年，他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之託，曾為從事日譯中工作的日籍女翻譯蕭蕭校訂過高倉輝的《箱根風雲錄》。此書當年在該社出版後，又於195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排出版。一次，蕭蕭笑嘻嘻地告訴我，周作人曾感慨系之地對人說：「沒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為蕭蕭之流校訂稿子了。」言下流露出不屑的意味。但他既然答應下來，還是認真負責地完成了這項任務。

然而在名著面前，作為翻譯家的他是十分謙遜的。關於《枕草子》，他寫道：

1960年起手翻譯《枕之草子》，這部平安時代女流作家的隨筆太是有名了，本來是不敢嘗試，後來卻勉強擔負下來了，卻是始終覺得不滿意，覺得是超過自己能力的工作。

其實，這部與《源氏物語》並稱為日本平安時代文學雙璧的隨筆《枕草子》，周作人譯得非常出色。這段話也說明對自己的要求嚴格。

日本文學的譯稿中，周作人自己比較滿意的是《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早在1937年2月，他就在《秉燭談》一文中介紹了這兩部作品。五十年代譯完它們，他寫道：

我在寫那篇文章二十年之後，能夠把三馬的兩種滑稽本譯了出來，並且加了不少的註解，這是我所覺得十分高興的事。

周作人在日記和書信中屢次提及希臘作品《盧奇安對話集》。他生前寫過好幾次遺書，最後的「定本」執筆於1965年4月26日。關於此譯作，他在這份最後改定的遺囑中寫道：

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惟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愿，識者當自知之。

並在遺囑前云：

以前曾作遺囑數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②

世上有幾位翻譯家寫遺囑時，還念念不忘自己一生的譯事呢？

二、他曾想赴台

三四十年代，我家七個兄弟姐妹都曾在東華門孔德學校讀書。那是北京大學教授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等所創辦的，從幼兒園一直辦到高中。周作人的三個子女（豐一、若子、靜子）和三個侄子侄女（豐二、豐三、鞠子），也都在該校，這也就是我不知不覺間留意起周氏家族的命運的原因。

日本投降後，周作人以漢奸罪被判十四年徒刑。因沈兼士、俞平伯等十五位文化界人士聯名寫呈文致南京高等法院為他呼籲，乃減刑為十年。由於時局的變化，他實際上只在南京老虎橋坐了兩年半的牢（在這之前，還在北平炮局衚衕監獄關了半年）就假釋出獄了。從他的回憶錄中可知，在獄中他並未受任何皮肉之苦，並且還能從事翻譯，看書寫詩。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出獄後在友人馬驥良家住了一宿，次日尤炳圻父子即將他接到上海，借住尤家的亭子間。③這位尤炳圻就是法國文學研究家李健吾的內弟。據洪炎秋說，周作人出獄前，曾托尤炳圻寫信給他，表示了想赴台灣的意思：

周作人知道將被釋放，叫尤君寫信給我，說他想來台灣，問我有沒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醫師，向他借用北投的別墅共住，郭君滿口答應，我於是立刻回信給尤君，告訴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費用，我和老友張我軍可以負責設法，可是他出獄後沒能即刻來台，後來就斷絕消息了。④

當年8月11日，上海《亦報》上發表了一篇署名遲紅的文章，題目是《周作人決定北歸》。文中寫道：「胡適朱家驊等曾邀之南下，許以教授席，拒不往，閑居門生尤某滬寓。」⑤說明周作人出獄後，不是沒來得及赴香港台灣，而是改變初衷。12日，周作人就和尤炳圻一道回到他的第二故鄉北平，最初借住在太僕寺街尤炳圻家裡。當時周作人對於政治前景毫不摸底，生怕冒冒失失回八道灣，會給仍住在那裡的家屬添麻煩，所以才這麼做的。直到10月18日，方由其子周豐一接回他從1919年就一直居住過的那座四合院去。

這時北平已易名北京。周作人雖然不曾再坐牢，但在政治上，他的身份顯然低於一般公民。他還是《毛澤東選集》中點了名的大漢奸。從1953年的第一次普選最可以看出他當時在政治上的處境。周作人的老友張鐵錚寫過一篇《周作人晚年遺事》，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有一年值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年，街道上照例用紅紙貼出基層居民的選民姓氏光榮榜。我曾親見選民榜上八道灣十一號選民周信子、周芳子的大名，而周作人則榜上無名。

周信子和周芳子是分別嫁給周作人和周建人兄弟的一對日本姐妹。當時，周作人的政治身份竟連她們都不如。周作人曾向法院申請恢復他的選舉權，但並未獲批准。

1949年以後，周作人靠翻譯及寫些回憶魯迅的文章等來維持生活，沒有固定工資，更享受不到公費醫療。五十年代初，周作人的兒媳婦張菼芳要求參加工作。他本人非常支持，他那位日本妻子卻堅決反對。照周信子看來，既然她自己婚後從未就過業，兒媳婦就也應該呆在家裡圍著鍋台轉。真難以想像：這位日本女人對於戰後家裡所起的變化似乎麻木不仁。她一心還想著要保持家規。

在一次談話中，張菼芳告訴我，幸而她不顧婆母的反對，毅然去三十九中學當一名教員了。幾年後，她的丈夫周豐一被劃為右派，工資降了好幾級。「文革」期間，他的工資一度還被凍結，只能領到一點生活費。周作人生命的最後一年，主要依靠兒媳婦那點可憐的工資。她因受家庭牽累，教了十幾年的書，從未加過薪，每月也就只有七十元。

三、穩定的十七年

從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的十七年間，周作人的生活雖單調平淡卻是穩定的。他每天伏案翻譯，惟一的樂趣是偶爾和寥寥無幾並同他一樣潦倒的來訪的友人閑扯一通。其中，過從較密的是另一位頭上也戴了文化漢奸帽子的錢稻孫。後者住在西四北受壁衚衕，從東口外的報子衚衕搭乘105路無軌電車，經過平安里和護國寺兩站，就來到新街口。錢稻孫每次總是自帶一小瓶酒，簡單的下酒萊，自斟自飲，邊同難友海闊天空地神聊。周作人並不陪著老友飲酒，他操著濃重紹興口音的藍清官話，聊得同樣起勁，只是他難得開懷大笑。我問過錢稻孫他們都談些什麼。他告訴我，他的叔叔錢玄同就是經常涉及的話題之一。

錢稻孫和他父親都是家中的長子，所以他與最小的叔叔錢玄同同齡。他們都住在錢稻孫的祖父購置的受壁衚衕那座大宅院里。錢玄同和周作人是1908年在日本留學以來的莫逆之交。錢玄同生前，經常左臂夾著黑色公文包，右手拄著拐，前來拜訪周作人。兩個人在客廳里談笑風生。聊累了，周作人便把他請到後院那間鋪了榻榻米的日本式屋子裡，四仰八叉地躺下來，繼續高談闊論。錢稻孫估計，興許他們二人在日本一道聽章太炎的《說文解字》講義後，回到公寓，就曾像這樣躺著聊過吧。再也沒有第二個友人曾跟他如此親密無間。

關於周家的一些消息，還是錢稻孫告訴我的。例如1962年的清明節後不久，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去世，錢稻孫也趕去弔唁。他說，周信子彌留之際講的是紹興話，而不是日語，使周作人大為感動。

除了錢稻孫，徐祖正每月也從西郊的北京大學進城來看望他一次。

周作人原先有不少藏書，大都是線裝書，存放在中院的三間西廂房裡。中院地勢低，雨季經常漫水，因而取名為苦雨齋。那匾還是沈尹默為他寫的，掛在中堂牆上。光復後，這塊匾隨著眾多藏書一道被沒收了，書則給他留了一小部分。

1949年以後，周作人沒什麼余錢買書了，然而有些友人以及日本岩波書店還常有書寄贈，日積月累，又有了數千冊。其中，他最希罕的還是所余無幾的舊書，有空就翻看，他開玩笑地說：「這是炒冷飯。」

周作人最大的樂趣是給五個孫男孫女講笑話。全家人聚在八仙桌周圍共進晚餐時，他就講些明清以及域外的笑話給他們聽。看到兒孫們哈哈大笑，老人可開心啦。其實，孫兒們笑的往往並不是他講的故事，而是這位健忘的爺爺。老人總來回說同樣的笑話，他們覺得挺逗趣的。然而他們的笑，畢竟給了這位落魄的爺爺不少快樂。

「四人幫」垮台後，一部分抄家物資被發還了，其中有一部清代墨憨齋所編的《笑府》。原來老人講的那些笑話，大多是出自這部老書。

五六十年代，周作人總是按月向出版社交稿，他親自到附近的郵局去，挂號寄出，順便買些稿紙、毛筆或點心回來。

他的老友錢稻孫喜歡摸骨牌。每逢我到他家去學習，總看見他邊等著我，邊玩骨牌。無獨有偶，苦雨齋主人的消遣，除了閑聊，也是摸骨牌。他把那副小小骨牌收在名片匣里，工作累了時就一個人玩起來。家人問他在幹什麼，他說在「過五關」。後來周豐一也學會了，他向老父討了去，用鋼筆在匣上註明：「這原是祖母的紀念品。」老人想玩時，便來取。他又在匣子上貼了張紙片，更正說：「這是曾祖母的遺物。」孫兒們看了，說：「那麼這該是咱們的傳家寶嘍。」

從經濟情況來說，1955年1月至1959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按月預付給周作人稿費二百元，而對另一位特約譯者錢稻孫，當時則只預付一百元。這數目當然是上級決定的。1960年1月起，進而增加到四百元。同一時期，則只給錢稻孫每月一百五十元。當然，周作人的文稿量也比錢稻孫多，他每月都必有稿子寄來。

1964年，全國城鄉掀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當時周作人譯的是古典作品，但即使拿最高的稿費標準算，他歷年預支的稿費也大大超過了他已交的稿子所能得到的報酬。於是，決定把他的待遇減半。出版社領導怕我隻身去還不足以說服周作人，便先後兩次派一位黨員同志陪我一道去向他說明。這樣，自1964年9月起，預付給他的稿費就由每月四百元減為二百元。好在當時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則付醫藥費會給他帶來困難。

1960年以寫信爭取到較高待遇的知堂老人又一封封地寫起信來，有幾封寄到出版社，有的寄給上級。然而，再也沒有人理睬他了。他哪裡知道，這次的減半，其實就是紅色風暴的預兆。

我最後一次去看望周作人，是1965年2月22日。那天我是去約他翻譯《平家物語》的，他當即答應了。當年11月上旬，我赴河南林縣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走前收到了《平家物語》一、二兩卷的譯稿。次年5月回京，看到周作人挂號寄來的五包稿子：三至七卷。從他生前最後這個階段的翻譯來看，速度和質量都不減當年。倘若再給他兩年時間，完全可以把《平家物語》和《東海道徒步旅行記》譯竣。

那場連國家主席都未能倖免的浩劫，豈能饒過這樣一個歷史上本來就有污跡的老人。

四、一塊手錶救了他

1966年形勢急轉直下。出版社的業務陷於癱瘓狀態，當時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當年6月起，停付周作人、錢稻孫的預支稿酬。到了6月中旬，兩位不諳外間事的老人還曾分別寫信來質問此事。我把信交給了財務科，並回信向他們解釋說，這件事我實在無能為力。那陣子，在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中，「三名三高」遭到炮轟，歷史清白的著譯者尚且遭貶斥，何況有污跡的，更是活靶子。事實上，他們所譯的作品早已被斥為「大毒草」，而五十年代以來出版社領導在上級指示下利用他們的專長，組織他們翻譯作品，並預付稿酬，就更被痛斥為「招降納叛」。

「文革」前，領導上常常說：「要趁著周作人、錢稻孫還健在，請他們把最艱深的古典作品譯出來，並花高價買下。現在不能出版，將來總可以出版。」就文化積累而言，這本來是頗有卓見的。「文革」期間，這番話被攻擊成「為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做準備」，當時社領導統統被關進了「牛棚」。

這項經濟來源斷絕後，周家就靠周豐一夫婦的工資來維持。那時周作人的大孫女和孫子已大學畢業，能自食其力了，但加上老保姆，尚有八口人。日子之緊，是可想而知的。

6月25日，張菼芳陪著她老公公到協和醫院去看病，確診為前列腺腫瘤（5月間因發現尿中有血，也曾去過一次協和，未確診）。周作人不屬於任何單位，也就享受不到公費醫療。還是老友徐祖正儘管自己也不寬裕（他也因被錯劃為右派，降了級），趕緊派妹妹送來五十元作醫藥費。不過，大夫說，這是良性的，不需要割除，也不會發展。這以後，他再也未去過醫院，所以社會上所傳他死於前列腺癌一說，不確。

「文革」中，周作人當然是在劫難逃。

周氏三兄弟的母親魯老太太是1943年去世的。她的牌位和周作人的女兒若子（豆蔻年華就因日本大夫誤診而死）、周建人的兒子豐三（敵偽時期為了抗議伯父附逆而飲彈自殺）的牌位一道，一直供奉在周作人家的佛龕上。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大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前供上飯食。

1964年，我去參觀過魯迅博物館。那是以宮門口西三條的魯迅故居為基礎而蓋起來的。魯老太太在世時住過的屋子裡，掛著她的巨幅遺照，受到參觀者的敬仰——因為她的大兒子是魯迅。而同一位老太太的牌位，只由於供在二兒子周作人家，「文革」中就也跟著遭了殃。

1966年8月22日，一群紅衛兵衝進八道灣周家，首先砸的就是魯母的牌位。那副歷代相傳的精緻的骨牌，自然也在一片混亂中失蹤了。

然而周作人一家人總算不曾為風暴整個摧殘，這要歸功於一塊手錶。23日下午，紅衛兵的一個女頭頭曾勒令周豐一交出手錶。他自然馬上乖乖地摘了下來，交給她了。

到了24日早晨，紅衛兵索性把房子統統查封，並將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樹下，用皮帶、棍子抽打。那位女頭頭揣進口袋的那塊手錶大概起了點作用。她厲聲關照說：「不要打頭部，得留下活口，好叫他老實交代問題。」及至周豐一從北圖回來吃午飯，他們便把他扣下。當時年已五十四的豐一隻好代老父挨打，小將們對豐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壞，頓時昏死過去，直到二十四年後的今天還有後遺症，經常發麻，行走不便。周作人的幾個孫男孫女自然也跪在旁邊「陪綁」。

周家的後罩房正對著「老虎尾巴」——即正房後身加蓋的一大間屋子，門就開在後院。當天晚上一批紅衛兵就佔領了這間屋子，以便監視周氏一家老少。於是，周作人只好蜷縮在後罩房的屋檐底下，後來他兩腿實在支持不住，就乾脆卧在地上了。這樣過了三天三夜。幸而他們還有個老保姆，她住在西跨院。她把炊具搬到自己屋，湊合著給他們做點簡單的吃食，悄悄地送來。

及至下起雨來，周作人的兒媳張菼芳便硬著頭皮去找紅衛兵。她央求說：「我們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給我們個安身的地方吧。」

周豐一一家七口人住的四間房中，有一間半和周作人所住的那三間有門相通。靠東邊的兩間半則是用牆隔死了的，所以紅衛兵便啟開封條，叫他們呆在那裡。至於周作人，只允許他睡在洗澡間。後院的東牆根下有兩間平房。北邊那間是廚房，南邊的是日本式澡堂。周作人在《我的工作（六）》一文中曾對自己《浮世澡堂》這部譯作表示過滿意，當他進入耄耋之齡竟然躺在自己家澡堂的踏板上時，真不知他曾作何感想？澡堂里格外潮濕，適值夏末初秋，這位曾經是養尊處優的知堂老人，此刻給成群的毒蚊子咬得體無完膚。

不久，周豐一作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圖關進「牛棚」。半個月後張菼芳目睹知堂老人的凄苦，於心實在不忍，就向紅衛兵求了情，算是在漏雨的小廚房的北角為老公公東拼西湊搭了個鋪板床，讓他卧在上面。

五、但求一死

紅衛兵為周家規定了生活標準：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們向糧店打了招呼：只允許周家人買粗糧。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麵糊糊。由於營養不良，又黑間白日囚禁在小屋裡，他的兩條腿很快就浮腫了。在中學當教員的張菼芳，每天還得到學校去集中學習。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時地到藥鋪去為公公買點維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買些鬆軟的糕點。待監視的紅衛兵睡熟後，就躡手躡腳地踅進小屋去，偷偷塞給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還不如早點死掉算啦，免得這麼牽累你們。」

在這樣的情況下，紅衛兵還逼迫老人寫揭發「黑幫頭目」周揚等人怎樣豢養他的罪行。他的筆硯都查封了，而他又不習慣於寫鋼筆字。這時，兒媳婦張菼芳找來了還在上小學的幼子用的小硯台、半截墨和一支禿毛筆。小廚房裡又沒有桌椅，周作人就坐在鋪板上，把老保姆從垃圾堆里撿來的廢紙攤在案板上，吃力地寫起交代材料。這就是苦雨齋主人在生命最後一段時日執筆的情景。

時間一久，紅衛兵不免白天離開設在周家的「大本營」，去沖別處，看管得沒那麼嚴了。每逢紅衛兵傾巢而出，張菼芳便連忙把公公攙扶到門外，讓他吸點新鮮空氣，晒晒太陽。9、10月間，周作人曾兩次交給張菼芳寫好的「呈文」，叫她背著紅衛兵交給派出所。兩份「呈文」用的均是皺皺巴巴、每張四百字的紅格子稿紙。過去周作人翻譯作品，都是用這種稿紙。大概是由於有點破損，他隨手丟進廢紙簍，還是老保姆打掃房間時，收起來的。

兩份「呈文」都很短，內容差不多，大意是：共產黨素來是最講究革命人道主義的。鄙人已年過八旬，再延長壽命，也只是徒然給家人添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恩准鄙人服安眠藥，採取「安樂死」一途。

周作人選擇這一不同尋常的步驟，可能是出於幾種動機。首先，受到這般凌辱，他確實活不下去了，然而他還想通過合法程序去死。其次，也許他在萬念俱灰中，還存著僥倖心理：希望駐地派出所的民警將他的問題反映上去。他已經被逼到這步田地，難道還不發發慈悲？當然這裡還包含著這樣一種可能：就是以請求准許「安樂死」的方式，來向迫害者抗議。等於說：「你們逼得我只剩下死路一條了。」

不論是出於何種動機，總之還是落了空。「請准予賜死」的「呈文」交上去後，就石沉大海，無人理睬。

其實，第二次的「呈文」張菼芳並未交到派出所。紅色風暴一開始，不論日記還是書信，周作人都不可能寫了。張菼芳覺得這份用禿筆寫在爛紙上的「呈文」，浸透著老人的血淚，訴出他發自肺腑的哀號。她把這張紙悄悄地夾在一本書里，滿心想保存下來。豈料接連又被抄了幾次家，這份「呈文」連同那本書也不知下落了。

周作人曾親口對我說過，多年來他的頭髮都是由附近的一位理髮師每月一次上門為他理。記得是從他翻譯的《浮世理髮館》談起的。紅衛兵的看管放鬆後，那位上了歲數的理髮師居然又上門來為他服務了。可是不久，老人就再也不需要理髮了。天冷後，張菼芳還給公公裝上了爐子，並用舊報紙把窗縫糊嚴。就這樣，總算將1966年的嚴冬對付過去。

住在小東屋，冬天還能靠爐子取暖，真正難熬的是三伏天。不過，這位知堂老人並未活到那個時候。1967年5月6日早晨，張菼芳照例給公公倒了馬桶，為他準備了一暖瓶開水，就上班去了。紅衛兵規定，周作人這間小屋平素是不許進入的。屋裡，只有過去做廚房用時裝的自來水管以及洗碗槽、灶頭等等，連把椅子也沒有。那幾個月，周作人基本上是躺在鋪板上過的。那天中午，照例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飯。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麵糊糊後，給周作人盛來一碗而已。他吃得乾乾淨淨，保姆並未發現他有什麼異常徵候。

「文革」開始後，周作人被軟禁的那間平頂小東屋一直不許掛窗帘。於是，經常不斷有陌生人大模大樣地走進後院，隔著玻璃窗，好奇地望望這位被打翻在地上又踏上一隻腳的老翁。熱鬧瞧夠了，門前逐漸地也就冷落了。

這一天下午兩點多鐘，住在同院後罩房西端那兩間屋裡的鄰居，偶然隔著玻璃窗往裡看了看。只見老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也不動，姿勢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趕緊打電話給張菼芳，把她從學校喊了回來。

張菼芳奔回家後，發現老公公渾身早已冰涼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來解手時猝然發病的，連鞋都沒來得及穿就溘然長逝了。

大約在1967年4月末，周作人曾屢屢對兒子念叨說，他不想再活下去了。老人說：「我不如死掉還舒坦一些，也不想再連累你們大家了……尤其是菼芳。她是外姓的人，嫁到周家，跟著咱們受這份罪，實在對不起她……」

老人竟還風趣地補上一句：「我是和尚轉世的。」

他是以一種視死如歸的心情極其平靜地談到自己的死的，家人聽了，也不曾當真。及至周豐一聞訊從「牛棚」里趕回來，面對著父親的遺體，也才驀地想起約莫一周前老人所說的想尋短見的話。這位苦雨齋主人的遺容非常安詳，彷彿在沉睡著一般，絲毫沒有痛苦的痕迹。

在當時的情形下，家屬不可能把遺體送到醫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銷了戶口，送到八寶山去火化了事。甚至骨灰匣他們也沒敢拿回來，就寄存在八寶山。但那裡只肯保管三年，過期不取，就照規章予以處理。然而，不出三年，這一家人或插隊，或去五七幹校，早已各奔東西了，哪裡還顧得上老人的骨灰！

周作人早在1952年過六十六周歲生日時，就曾在日記中寫下「壽則多辱」一語，到了1964年，虛歲八十時，他竟請人將此語刻成閑章。知堂老人不幸而言中！只因活得太長了，生命的最後九個月，他確實受盡了凌辱。

六、功過自有定論

從1949到1979那三十年間，關於周作人的評價很簡單，就是文化漢奸而已。1979年以降，隨著形勢的變化，許多「反革命」（如胡風等）平反了，右派也大多改正了。人們對周作人的看法也開始從鐵板一塊到趨於複雜化了。首先提出的是，應不應由於他在抗戰期間失節，就對這位「五四」新文學先驅一筆抹煞？另外，也有人甚至對他的失節，也打起折扣來。例如1986年9月4日的北美《時代報》曾刊載消息說：新近出版的南京師範大學《文教資料》1986年第一期，以《關於周作人的一些史料》為題，發表了一組史料，對周作人出任偽職提出了新的說法……原中共北平特委書記，後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王定南，和其他知情的中共黨員多人的回憶文章和訪問記錄，從不同角度說明周作人當時出任偽職是為了抵制頑固派繆斌。因為原華北總署教育督辦湯爾和死後，頑固派繆斌企圖遞補。

在此種局勢下，北平中共特委書記王定南請周作人出任偽職，並交代了兩條原則，即周在任職中要「在積極中消極，在消極中積極」。

針對當時社會上出現的諸如此類的言論，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曾就周作人在敵偽時期的思想、創作諸問題，召集部分專家、研究者開會進行研討。香港《文匯報》還發表了陳福康的《周作人是否漢奸》一文（見1987年1月14日、15日），報道了會上的發言。與會者各抒己見，「但對周氏曾經背叛祖國墮為漢奸一事，則一致認為無法推翻。」

周作人在致鮑耀明信中，關於出任偽職事是這麼談的：「關於督辦事，既非脅迫，亦非自動（後來確有費氣力自己運動的人）。當然是由日方發動，經過考慮就答應了，因為自己相信比較可靠，對於教育可以比別個人出來，少一點反動的行為也。……此外又任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當時友人也有勸我不要乾的，但由於上述的理由，遂決心接受。」⑥

其實，晚年的周作人，對死後的榮辱倒是看得很淡的。他在1965年4月8日的日記中曾寫道：

余寫遺囑已有數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謂人死，消聲滅跡，最是理想也。⑦

同年26日，他又在最後改定的遺囑中寫道：

余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似為身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

然而像周作人這樣一位歷史道路曲折，卻仍不失為「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史上具有一定重要性的作家、學者、文化人，是不可能如他本人所設想的那樣「消聲匿跡」的。近年來，國內關於他的各種評論、史料、回憶文章和專著（如錢理群新近完成的長篇力作《周作人傳》）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海外（如英國東人學院的大衛·波拉德教授）也有不少漢學家從事著周作人的研究。

在「五四」文學的研究工作中，周作人仍是一個重點。他既從事寫作，又搞翻譯。他不但與魯迅是同胞兄弟，兩人一度還曾並肩戰鬥過。他遺下不少手稿有待整理。他有個保存來信的習慣，1966年抄家後，其中一萬多封輾轉送到了魯迅博物館，而今均已發還給遺族，其中不少是具有史料價值的：如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錢稻孫以及李大釗夫人和子女們給他的信函。當然也不乏敵偽時期周作人為街坊們幫忙而收到的感謝狀。他失過足。我們卻從賈芝的文章得悉他一生也做過許多好事。他無疑是本世紀中國文化史及文學史上一位悲劇式人物。

西方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足的作家都有合乎實際的評價。我相信，未來的史家對周作人的評價也會是全面客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