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人，怎樣做可以氣炸所有西方主流媒體？

05-29

昨天，一段我國的外交部長王毅先生回擊加拿大記者的視頻，火爆了網路。視頻發生在王毅1日與該國外長迪翁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一位該國記者宣稱中國的「人權問題」問題令人擔憂，並質問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下加拿大還與中國合作。但王毅部長不僅沒有迴避這個敏感問題，更是直接「正面剛」了回去：直接指出那位加拿大記者對中國人權充滿了偏見，以及她基於這一偏見之上對中國的傲慢，令人無法接受！

▲加拿大記者問到了2014年一個因為間諜罪和竊取國家機密罪而被中國政府逮捕的加拿大人的案子，還指責中國在南海的做法破壞了南海的和平。

而王毅部長的不滿，也有著充足的理由：正如他所說的那樣，中國從當年一個一窮二白的人口大國，如今已經蛻變成了一個人均GDP達8000美元的國家，更令6億人脫離了貧困。更不用說中國已經將保護人權寫入了憲法。

可是，在眼光狹隘與充滿偏見的這些西方記者的眼中，中國十幾億人因為民生進步與改善所帶來的人權水平極大程度的提升，永遠比不上那幾個成天碰瓷的「人權鬥士」的法外人權來得重要。

▲到底誰才能代表中國人權的整體狀況？這些普通的民眾，還是幾個經常挑戰法律的「異見人士」？

更諷刺的是，西方國家在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家親手「建立」了民主政權，但那裡的人權狀況有目共睹，可我們幾乎很少見西方記者用人權問題去挑戰這些「民主」國家的外交官；西方國家情報機構深度合作過的美洲獨裁政權，這些歷史在西方普通人民中臭不可聞，也沒見哪個西方記者拿這些黑歷史去挑戰一下自己國家的政府發言人；一個與我們人口類似的龐大鄰國，甚至還在努力追趕與中國人權水平的巨大差距，卻也沒見西方媒體把這個國家當做是人權問題的重點關注對象...

▲阿拉伯之春

碩果僅存的突尼西亞被授予了諾貝爾和平獎，但失業率比5年前的「革命」爆發前反而更惡化了...

這無非是因為，中國施行的不是西方那套政治體制，或者中國的政權沒有成為維護西方霸權的走狗罷了。所以謹遵「政治正確」的這些西方記者們，無論承認不承認，都是在對中國實施「實際的價值審查」。所以，我們不難發現，每次中國的外交官在國外接受採訪，乃至中國和外國領導人之間談合作時，用這些「人權鬥士」來否定中國整體的人權狀況的進步，已經成為了西方記者的「規定動作」。

▲習近平主席和英國首相卡梅倫談合作，但英國媒體關心卻是「疆獨」、「藏獨」等「人權問題」

只不過以前我們的外交官堅信「事實就是力量，發展就是力量」的信條，有時候懶得搭理這些無聊的提問。但這反而縱容了西方記者的這種傲慢，鼓勵了他們實施價值觀霸權的膽量。而如今隨著中國作為一種發展模式，對第三世界的說服力越發強大，像王毅部長這樣越發從容自信的中國外交官，再面對這樣的挑釁時已經開始拒絕選擇沉默，而是正面回應這些問題了。——可這樣的「打臉」卻似乎令西方記者感情上「完全無法接受」，以至於這兩天，「惱羞成怒」的西方主流的媒體以及推特上充滿了西方記者對王毅部長的惡意挖苦和低級詭辯...

▲英國衛報的標題：中國外交部長被問道人權問題時，對加拿大記者宣洩憤怒——注意「宣洩一詞」

▲ 其他一些西方媒體的標題也都在惡意歪曲王毅的意思：比如有的歪曲說王毅是不讓再問中國「人權問題」了，有的則歪曲說一個簡單的人權問題讓王毅難堪，甚至還有加拿大的媒體用了tantrum這個一般用來形容小孩子發脾氣的詞語，醜化王毅的反駁記者行為。

▲這些西方媒體的舉動，真是令人不禁想起了馬克·吐溫書中描述的那種拚命抹黑和醜化政治對手的做法...

其中，《華盛頓郵報》的一位記者稱自己已經掌握了「如何惹惱一個中國外交部長」的方法：1、當一個記者，2、然後提出問題。

如果想表演誰的俏皮話更高明，耿直哥也完全無壓力，可以隨手就來一個「如何讓整個西方主流媒體陷入歇斯底里」： 1、問他們是否來過中國

2、告訴他們解決13億人的生存權，可能是幾千萬人口的國家很難理解的人權成就

3、回答問題時身體沒正對他們

當然，在現實中，即便一些西方記者來過中國，其實也沒什麼卵用，他們的偏見仍然不會消失，甚至會加劇。而這是因為，這些抱團取暖的在華西方記者，中文水平差，交流只能依靠翻譯和中國實習生，又經常只會和他們喜歡的中國異見人士混在一起，把他們當成了解中國的渠道，而不是中國醫院裡勤奮醫生、天天要面對中國基層各種現實狀況的公務員，努力推動中國現代化水平的優秀企業員工，或是那些正在為全人類生存和發展做貢獻的中國科學家……

所以，即便中國的人權狀況其實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但這些西方記者提問的重點卻幾乎從來都沒有靠譜過。

▲然而這位西方記者卻歪曲了王毅的意思，稱王毅的意思是只要對中國官員說中國的人權問題就是「傲慢與偏見」

他們早已和這些「異見人士」形成了一個製作受西方歡迎的麻醉劑生產線，而不是一個客觀記錄和報道中國的記者——廢話，客觀值幾個錢啊？真實能賣得動報紙嗎？理智能有點擊量嗎？

而那位加拿大記者現場的挑釁以及事後整個西方媒體的歇斯底里，就是在西方社會中，主觀上的傲慢和現實中短期利益需求結合的合理產物。王毅部長的表現，告訴西方記者的恰恰不是禁止再說中國人權，而是：你再想提中國人權的問題，以後就要聽我這麼回答。至於答案會不會讓你舒服，概不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