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校長多年，高錕校長並沒有留下什麼動聽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學家，知道真正的學問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樣的環境才能孕育出來。
高校長不曉得說，但曉得做。 高錕校長在200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迅即成為媒體焦點。除了高校長在光纖通訊方面的成就，其中最受人關注的，是他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期間和學生的關係，尤其是1993年發生的兩件大事。但觀乎媒體報道，頗多不盡不實之處，部分更近乎傳說。這些傳說，對高校長和學生都不公平。我當時讀大學三年級，是《中大學生報》校園版編輯，親歷這些事件，而且和高校長做過多次訪問，算是對內情有所了解。現在熱潮既過，我自覺有責任將當年所見所聞記下來，為歷史留個記錄。更重要的是，18年後，我對高校長的教育理念，有了一點新體會。 被譽為「光纖通訊之父」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高錕。高錕參與創立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學系，並於1987至1996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200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支持學生參與社會事務
我第一次見高錕校長，是1992年8月某個下午，我和學生報其他四位同學去大學行政樓訪問他，一談就是三小時。高校長的粵語不太流利，我們主要用普通話交談。高校長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率真誠懇、沒官腔很隨和的人。即使我們有時問得直接尖銳，他也沒有迴避或帶我們繞圈子，而是直率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我還留意到高校長有個習慣，就是喜歡一邊聊天一邊在白紙上畫幾何圖案，愈畫愈多。 那天我們從中大的人文傳統和教育理想談起，說到學制改變、校園規劃、教學評核和通識教育等。最後，我們問高校長是否支持學生參與社會事務。在那個年頭，學生會經常出去示威抗議，有的時候會出現學生在外抗議，校長在內飲宴的場面。校長說他個人很支持學生參與社會事務，但因為他是校長，代表大學，因此不適宜表態。他甚至說：「我很同情你們的許多行為，覺得是年輕人應該做的。但有些人很保守，可能會覺得我不對。如果我不做校長而做教師，那情形就不同。」（《中大三十年》，中大學生會出版，1993，頁15） 那個訪問最後由我執筆，一年後被收進我有份參與編輯的《中大三十年》。中大學生會一向有為學校撰史的傳統，每十年一次，從學生的觀點回顧及檢討大學的發展。書出版後，我寄了本給校長。過不了幾天，他在校園偶然遇到我，說讀了書中我的兩篇文章，一篇寫得好，一篇寫得不太好。我當時有點詫異。一是詫異他會讀我的文章，二是詫異他如此直率，直率得對著這個學生說不喜歡他的文章。我沒有不快，反覺得高校長如此坦白很好。可惜當時人太多，我沒機會問他不喜歡哪一篇及原因是什麼。
所謂「范克廉樓文化」 這裡要補一筆，談談學生會幹事會和學生報。幹事會和學生報是中大學生會的核心，是當時惟一需要全校學生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組織，運作經費來自學生的會費，在組織和財政上完全獨立於校方。學生會總部在學生活動中心范克廉樓，幹事會在地庫，學生報在頂層，彼此關係密切，我們慣稱自己為「范記人」。校長所在的行政樓，與范克廉樓一路之隔，並排而立。中大學生會有參與校政和關心社會的傳統，崇尚獨立思考自由批判。我入學時，范克廉樓聚集了大批熱血青年，天天在那裡議論國事。除了學生會，中大還有過百計學生團體，包括書院學生會、國是學會、中大社工隊、青年文學獎、綠色天地等。這些團體也是學生自治，每年由會員選舉出我們叫做「庄」的內閣，自行組織活動，學校不會幹預。 我特別說明這個背景，是想讀者明白，雖然高校長是國際知名的光纖之父，但我們當時對他不僅沒有崇拜，反而有一份戒心，因為他是校長。對范記人來說，校長擁有龐大的行政權力，代表大學官僚體系的利益。而學生會的職責，是捍衛教育理想，監察大學施政，爭取校政民主化，保障同學權益。所以，校長和學生會之間，存在著某種結構性張力。更重要的是，范克廉樓有強烈的反權威反建制傳統，在我的讀書年代尤甚。這個傳統從上世紀70年代發展下來，一代傳一代，從沒中斷過，形成所謂范克廉樓文化。很多人對這個傳統不認識，一見到學生會有抗爭行動，總會習慣性標籤他們為「過激」、「非理性」和「一小撮搞事分子」。
「港事顧問」風波 1993年是高錕校長任內最紛擾的一年，而且和香港政局糾結在一起。在這年，高校長放棄了一年前親口對我們說過的政治中立，接受北京委任為港事顧問，結果引發軒然大波。 讓我先說點背景。1992年7月，彭定康成為香港最後一任殖民地總督。他上任不久，即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增加立法會民選議席。這個方案遭到北京強烈反對，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甚至斥責彭定康為「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中方於是決定另起爐灶，積極吸納香港不同界別精英，邀請他們出任港事顧問。 1993年3月27日中國政府公布第二批「港顧」名單，高錕校長赫然在名單之上。中大學生會在29日發出聲明，指高錕身為校長，代表中大，不宜擔任此職，並要求高校長公開交代事件。高校長當晚回應說，他是以個人身份接受此職，不會對中大有任何影響。事情發展得很快，當天在范克廉樓已出現大字報潮，傍晚電視新聞也以頭條報道此事。在委任名單中，其實也有別的大學的校長，例如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但因為只有中大有反對聲音，所以成為全城焦點。
3月30日中午，學生會在烽火台舉辦論壇，有四百多人出席。高校長沒有出現，但發了一信給學生會，稱他會利用「港顧」一職，就「學術自由及促進本港與國際學術界聯繫」向北京反映意見。論壇結束後，五十多位同學打著橫幅，遊行到中環恒生銀行總行，要求正在那裡參加中大校董會會議的高校長回校公開解釋。傍晚6時許，高校長答應出席第二天的論壇。我們當晚在學生會開會到夜深，並為第二天的論壇作準備。
3月31日上午11時，高校長步出行政樓，來到數步之遙的烽火台，等候他的，是中大千多名師生及全香港所有媒體。高校長那天穿深色西裝，精神看來不錯。烽火台放了一張長桌，高校長坐一端，中間是學生主持，另一端是學生會會長。高校長背對著的，是朱銘先生著名的太極系列雕塑「仲門」，門後面是大學圖書館；正對著的，是密密麻麻的師生，師生後面是百萬大道，大道盡頭是俗稱「飯煲底」的科學館，上有「博文約禮」校徽。 論壇氣氛熱烈，學生排著長隊等著發問，用的是標準中大模式：發問者先自報姓名及所屬書院學系年級，然後提出問題，高校長回應，發問者接著可追問或評論，高校長再回應，然後下一位接上。爭論的焦點，是港事顧問的政治含意以及校長應否接受這樣的委任。高校長不善言辭，對著群情洶湧的學生，一點也不易應付。但據我觀察，高校長不是太緊張，即使面對發問者的冷嘲熱諷，他也不以為忤，有時甚至忍不住和學生一起笑起來。 高校長當天答得很坦白，直言不熟悉政治也對政治沒興趣，只是如果拒絕接受委任，會引起「猜疑」，接受委任「利多於弊」。他說：「我是一個很真實的人，希望大家努力對香港的將來做一些事情，這是不錯的。香港的將來是大家的將來，可能對世界的影響非常大。」（《中大學生》，第88期，1993年4月） 論壇快要結束時，學生會會長將一個紙制傳聲筒遞給校長，諷刺他成為傳聲工具。高校長接過傳聲筒一刻，攝影記者蜂擁而上。這張照片在香港報紙刊登後，不少人大罵中大學生是「文革」小將，想威逼校長戴高帽遊街示眾。我們哭笑不得，因為真是做夢也想不到，傳聲筒會變成批鬥高帽。 4月1日高校長和其他港事顧問上北京接受委任，學生會再次帶著標語到機場示威。高校長回來後，接受我們訪問。被問及如何看待學生抗議時，他說學生會對他沒有作出任何人身攻擊，而且「在香港，學生完全有權和有自由這樣做」。（《中大學生》，第88期，1993年4月）。 儘管是這樣，學生之間很快出現分歧，不同立場的大字報貼滿范克廉樓，引來大批同學圍觀回應。學生報當時做了個民意調查，訪問七百多位學生，發覺支持和反對高校長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港顧」一役後，高校長如常接受我們訪問，每年會親自寫一封信感謝我們的工作，還從他的私人賬戶拿出兩萬元資助學生會有經濟需要的同學──雖然我們不怎麼領他的情。高校長也重視我們的言論。學校公關部職員曾私下告訴過我，每月學生報出版後，如有對大學的投訴，高校長都會叫職員影印一份，寄給相關部門跟進。我當時的感覺，也是許多校園問題報道後，負責部門很快就會回應。我們那時一個月出版一期報紙，每期有好幾十版，印5000份，放在校園免費任取，通常幾天內就會派光。那時做學生報很辛苦，白天要採訪，晚上要開會寫稿排版校對，沒有半分酬勞，但我們卻覺得值得和有滿足感，因為相信可以為校園帶來一點改變，並令同學多些關心身外事。 現在回頭來看，「港顧」事件在中大校史中最重要的意義，是起了一個示範，就是校長有責任就大學重要事務出來和同學公開對話。之前或許也試過，但論規模論影響，這次千人論壇肯定是歷史性的。從此之後，類似的校政討論逐漸成了傳統。我記得1995年高校長宣布退休後，學生會曾在烽火台辦了另一次論壇，要求學生有權參與遴選新校長。那次論壇由我主持，高校長不僅自己出席，還帶了好幾位學校高層來一起討論。這樣的對話，不一定有實時成果，但對建立一個問責透明、重視師生共治的校園文化，卻有積極作用。
「開放日」事件
1993年發生的第二件大事，是11月13日的開放日事件。所謂開放日，是指中大三年一次，開放校園給公眾參觀，讓公眾對中大有更多認識。1993年的開放日，恰逢中大建校30年，所以辦得特別隆重。沒料到的是，這個開放日又一次令高校長成為全香港的焦點。 開幕禮當天早上，百萬大道會場坐滿了嘉賓，高錕校長被邀到台上致辭。正當他要發言時，突然有十多位學生從兩邊衝出來，手持標語，高叫反對開放日口號，會場霎時亂成一團。高校長一個人在台上，手裡拿著講稿，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能獃獃站著苦笑。與此同時，有學生搶了台上的麥克風，還有兩位爬到典禮正前方的「飯煲底」頂層，用一條長布橫額將中大校徽遮起來，上書「兩天虛假景象，掩飾中大衰相」。台下觀眾及負責籌辦開放日的同學，最初不知所措，接著則對抗議學生不滿，開始起鬨，場面混亂。事件擾攘十多分鐘後，示威同學被保安推下台，高校長才有機會將開幕詞匆匆講完，但整個開放日的氣氛已全變了調。 典禮結束後，高校長打算離開，大批記者立刻上前將他團團圍著。我作為學生報記者，夾在人堆中，高聲問了一句：「校方會不會處分示威的同學？」「處分？我為什麼要處分他們？他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校長邊走邊答，語氣平靜。我當時一下子就呆了。要知道，二十多分鐘前，高校長剛經歷了人生最難堪的一幕。堂堂一校之長，光纖之父，在全校甚至全香港人面前，受到自己學生最不客氣的抗議和羞辱。這次和「港顧」事件不同，學生不是要和校長對話，而是要公開揭露大學之丑相，讓外界知道中大30年沒什麼值得慶祝，藉此激起更多對大學教育的反思。所以，我和其他在場記者一樣，以為校長一定會大發雷霆，狠狠訓斥學生一頓。但他沒有那樣做，而且清楚表達了他的態度。那一幕，留給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後來不止一次回想，如果我是他，設身處地，會不會像他那樣反應？坦白說，我想我做不到。我相信絕大部分人也做不到。 第二天的報紙，不用說，鋪天蓋地是這宗新聞，並且一面倒地批評學生。在校內，事件也引起極大爭論。那一期學生報社論，叫「不是社論」，因為我們內部徹底分裂，無法對事件有共識。不久我聽說，學校管理層對此十分震怒，認為絕對不能縱容學生。我又聽說，大學收到不少校友來信來電，強烈要求懲戒學生。但過了兩個月，什麼也沒發生。到底大學內部有何討論，我全不知情。直到前兩年，我從一位同事口中得悉，原來當年大學曾為此特別開會，會中只有三人不主張處分學生。三人之中，有高錕校長本人──是他硬生生將處分學生的建議壓了下去。
高校長為什麼會「容忍」我們 我1995年畢業後，就再沒見過高校長。大約是2000年，我在倫敦讀書，香港電台為校長拍攝「傑出華人系列」，導演讀了我大學時代的許多文章，特別來倫敦訪問我，我才將開放日那難忘一幕說了出來。之前我從沒和人提過此事，因為要公開肯定高校長，對我是不容易過的一關。其實當時高校長也人在倫敦，我卻因為可笑的自尊而沒去見他一面，遂成遺憾。 兩年前高校長得諾貝爾獎，傳媒拚命追挖中大舊聞，說得最多的，就是這兩件事。而得出的結論，往往是頌揚高校長寬大為懷，有雅量容忍我們這些頑劣之徒。而愈將學生描畫成偏激乖張，似乎就愈顯校長的偉大。我對此感到不安。坦白說，我並不認為我們當年所做的每件事都合情合理。無論對於理念還是行動手段，我們都有過深刻反思，甚至進行過激烈辯論。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是無理取鬧或大逆不道。退一步，如果我們真是頑劣之徒，高校長何必要忍受我們？高校長身邊許多人，就勸過他不要過度縱容學生。例如當時的副校長金耀基教授，便曾公開說過他不認同高校長的做法。我也聽過不少評語，認為高校長軟弱無能，沒有管治權威。可以說，高校長的做法在當年不僅沒受到頌讚，反而遭人嘲諷。 高校長為什麼要那樣做？這些年來，我一直困惑。尤其當我2002年回到中大任教，目睹母校種種轉變，我就更加懷念我的讀書時代，更加希望理解高校長多一點。到了最近兩年，因為閱歷漸深，也因為聽了高校長几段話，我有了一些新體會。
高校長不是在容忍學生，而是欣賞學生 在「傑出華人系列」訪問中，高校長應導演之邀，來到范克廉樓中大學生報會室，打開當年的報紙，首度談他的感受：「我的感覺是學生一定要這樣做，不然我聽不到新的思想。他們表達之後，我們至少有一個反應，知道他們在爭取什麼東西。」2009年高校長獲諾貝爾獎後，高太太黃美芸女士回中大演講，提及高校長當年和學生激烈爭論後，回家對她說：「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
從這兩段說話，我們清楚看到，高校長和許多人不同，他沒有視學生為敵，更不是在容忍學生，而是暗暗欣賞這些別人眼中的叛逆學生。他似乎認為，中大學生不這樣做，才奇怪才不應該。這真是大發現！我從沒想過，校長會欣賞學生。他欣賞學生什麼呢？我猜想，高校長欣賞的，是學生敢於獨立思考，敢於挑戰權威，敢于堅持自己信念的精神。他相信，這是真正的科學精神，也是真正的大學精神。
我這不是胡亂猜度。高校長在某個電視訪問中說得清楚：「千萬不要盲目相信專家，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譬如我說，光纖在一千年之後還會被應用，大家便不應該隨便相信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和信念。」高校長不喜歡別人崇拜他，更不喜歡別人盲從他。他要學生有自己的見解。真正的大學教育，應該鼓勵學生自由探索，成為有個性有創造力同時懂得對生命負責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條將學生變得唯唯諾諾服服帖帖。高校長明白，要培養這種人，就要給予學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許學生嘗試和犯錯，並在眾聲喧嘩和不和諧中看到大學之大。這不僅是個人胸襟的問題，更是理念和制度的問題。一所大學的師生，如果看不到這種理念的價值，並將其體現在制度，實踐於生活，沉澱成文化，這所大學就很難有自己的格調。 我漸漸體會到，因為高校長有這樣的視野，所以他能對一己榮辱處之泰然，也所以才能說出「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這樣的話──即使學生反對的是他本人。高校長不是文科人，未必懂得將這些理念用很好的語言表達出來。做校長多年，他並沒有留下什麼動聽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學家，知道真正的學問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樣的環境才能孕育出來。高校長不曉得說，但曉得做。當18年前他自自然然不假思索地反問我為什麼要處分學生的時候，他就活在他的信念之中。
一位真正的教者 再次見到高校長，已是畢業15年後，在去年秋日的中大校園。那天陽光很好，我駕車從山腳宿舍到山頂辦公室。在路上，我遠遠見到，高校長和高太太兩個人在陡峭的山路慢慢行走。我把車停下來，問高太太要不要載他們一程。這時候，高校長竟自個走到車前，向我揮手對我微笑。校長老了許多，一頭白髮，還留了長長的鬍子，像個老頑童。我大聲說，校長，你好，我是你的學生。校長一臉茫然，不知如何答我。我的心驀地就酸了。雖然面對面，由於他的病（編者註：高錕於2003年初即患老人痴呆症），高校長永遠不會記得我是誰了，我也永遠不會再有機會向他道一聲謝。18年前的記憶，在樹影婆娑中，零零碎碎上心頭。 我希望，當時光逝去，人們說起高錕時，不要只記著他是光纖發明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還能記著他是我們的老校長，是一位真正的教者。
【南方周末】本文網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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