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余文字]因為李白,感謝唐朝

『閑閑書話』 [書余文字]因為李白,感謝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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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披衣數寒星  發表日期:2012-3-27 19: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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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和杜甫是唐詩中兩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其他如初唐四傑、王維、孟浩然、白居易、小李杜等,雖也是山嶺巍峨,比起李、杜兩座高峰的偉岸險峻,終是遜色了些。後世的詩人,距離小李杜尚且十萬八千里,更不要說與大李杜相提並論了。

  常言道: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兩位武林高手對決,只要時間不加限制,總能決出一位最終的勝者。兩位文章高手過招,很難說誰的文章天下第一。文字是一種很個性化、情緒化的東西,對寫作者來說如此,對閱讀者來說也是如此。兩篇錦繡文章放在一起,閱讀者的性格、閱歷、喜好、品位不同,感受會有很大不同。李白與李商隱的詩放在一起,是李白的詩總體上好;杜甫與杜牧的詩放在一起,是杜甫的詩總體上好。李白與杜甫的詩放在一起,誰的更好?這個問題的答案就見仁見智了。

  清人沈三白與妻子陳芸談論李杜。陳芸說:「杜詩錘鍊精純,李詩激灑落拓,與其學杜之森嚴,不如學李之活潑。」沈三白說:「工部為詩家之大成,學者多宗之,卿獨取李,何也?」陳芸答:「格律謹嚴,詞旨老當,誠杜所獨擅。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也,令人可愛。非杜之亞於李,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愛李心深。」

  讀《浮生六記》時,特別喜歡陳芸的這段點評。陳芸四歲喪父,生活貧寒,沒時間讀書習字,只幼年時背熟一篇《琵琶行》,後來在書箱中找到該詩,按照背熟的詩文逐字對照,學會認字,既而學會作詩。作詩常有佳句,評論詩文亦很有見地。這次評論李杜,不過夫妻閨房私語,正因如此,心中無顧慮,語言無顧忌,不取媚,不邀寵,反而比文人著書立說時的評點更平和、公正。

  很多喜歡李白詩歌的人跟陳芸一樣,並不是認為李白的詩歌比杜甫的詩歌成就高,只不過李白的詩天然純真,自由活潑,一副漫無遮攔的孩子氣。讀他的詩如騎在大鵬背上遨遊,倏忽上天,倏忽落地,充滿新奇、自由的感覺,心裡完全放鬆,沒有杜詩的負重感。女人和孩子往往喜歡李白的詩,因為女人和孩子心理脆弱,情緒化,承受不起杜詩的沉厚。

  杜甫一生都是崇敬李白的。天寶三年,李白、杜甫洛陽相遇,攜手同游,此後又同游宋梁等地。別後十多年,李白一次次出現在杜甫的夢中,相比杜甫的依依深情,李白要淡然得多,在他的詩中,很少見到對杜甫的牽掛。這裡面有年齡因素,李白年長杜甫11歲,杜甫在他面前是小字輩。還有性格因素,李白像個孩子,目光總被新鮮奇特的人和事吸引著,渾金璞玉般的杜甫無法吸引他的注意力。杜甫卻是羨慕李白的,與李白同游的一年多,是他艱難困頓的生命中難得的一段歡樂時光。

  李白祖籍隴西,生長於四川,青年時期出川漫遊,一度在今山東濟寧安家,城中有他飲酒的太白樓。杜甫的父親也曾在魯西南為官,杜甫探望父親時曾到濟寧遊歷。濟寧是運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明清兩代,十分繁華。乾隆皇帝下江南,濟寧是必經之地。一座城市同時留下詩仙、詩聖活動的遺迹,喜歡附庸風雅的乾隆皇帝自然不會錯過,他多次遊覽太白樓和南池,寫了多首吟詠李杜的詩。

  他在詩中是如何評價李杜的?且看以下幾首:

  「李杜由來伯仲行,吾雲旗鼓異相當。應知學杜克念聖,學李防其罔念狂。」

  「詩仙詩聖漫區分,總屬個中迥出群。李杜優劣何以見,一懷適己一懷君。」

  「詩仙雖具出塵體,詩聖原多憂世心。問我二人優劣者,試看七字定評吟。」

  這幾首詩的水平實在不敢恭維,有詩之形式,無詩之韻味,難怪乾隆寫了一輩子詩,也沒見誰把他列進詩人行列。乾隆在詩中對杜甫大加讚賞,對李白也流露讚賞之意,更多的還是批評。他認為李白太狂妄,心中只想著自己,不像杜甫那樣懷著君王和天下蒼生。這樣的點評也不是沒道理,可問題是,乾隆自己也不謙遜。若論好大喜功,勞民傷財,他在清朝皇帝中是無可爭議的第一位。只不過他掌握著最高權力,一個人握住權力的魔棒,看問題就跟平常人不一樣了。在自命不凡的帝王看來,他們的狂妄根本不是狂妄,而是作為一位偉大帝王的魄力和魅力。做臣子的狂妄就不行了,大逆不道,死有餘辜。

  古代帝王之中,對讀書人下手最狠最重的,除了朱元璋父子,就數乾隆皇帝。秦始皇坑儒,還有個原因,是聽說儒生背地裡罵他。朱元璋和乾隆皇帝是對讀書人雞蛋裡挑骨頭,哪怕他們著書立說時毫無惡意,只要一字不合聖意,就會引來殺身之禍。還不是把人殺掉就算了,而是禍及族人,牽連無辜,每每釀成血雨腥風的慘案。

  乾隆年間,我家鄉有位很有名望的士紳魏塾,讀晉人江統的《徙戎論》之後寫了點評論,竟以「悖妄」之罪,全家處死,祖墳被挖,墳頭上的樹都被鋸去樹頭,箍上鐵箍。這個「樹砍頭」的恐怖故事在當地流傳二百餘年,到我幼年時,還時常聽老人們說起。魏塾被殺後,族人四散而逃,全城籠罩在惶恐不安的氣氛之中,有人散布謠言,說官府要把全城之人流徙,竟把全城人嚇跑,一座縣城幾乎成了空城。

  一篇簡短的讀後感,竟引發如此慘劇。

  若按乾隆年間的標準審查李白的詩歌,李白死一百次都不止。乾隆皇帝讚賞的杜甫,若是生活於乾隆年間,只怕也要死上幾十次。只他的《麗人行》、《兵車行》兩詩,就可以滅族了。他從京城去奉先,不是歌頌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盛世美景,而是在幾具凍死骨上大做文章,寫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皇上開疆拓土,他不但不讚美,反而說「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在石壕村遇到官府徵兵,對逃避兵役者不加譴責,反而同情。這要放在乾隆時代,都算得上居心險惡,不死也要流放或罰苦役。不獨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韓愈、杜牧一干人等,若生於乾隆年間,哪個也難逃一死。

  可我們知道,上面那些詩人,有老死的,病死的,貧困落魄死的,就是沒有人是寫詩觸犯忌諱,被皇帝抄家滅門死的。

  清朝人口比唐朝人口大大增加,詩歌總量也大大增加,乾隆皇帝一人就寫了幾萬首詩,清朝是距離我們最近的朝代,語言環境十分相似,可是,我們既想不起幾位清朝詩人,也想不起幾首清人的詩歌,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吟詠唐詩宋詞。這其中有個原因,清代文人埋頭於四書五經,寫詩只是業餘愛好,不像唐代詩人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可是詩歌不同於長篇小說,寫詩耗費不了太多時間,一位受過格律詩訓練的讀書人,騎馬時、行路時、靜坐休息時,只要有所思有所感,幾分鐘就可以吟成一詩。根本原因是,唐朝詩人的天空是廣闊的,思緒可以天馬行空自由馳騁,他們寫詩,讚美可以,哀嘆可以,諷刺可以,發牢騷可以,抨擊時政可以,吟詠宮廷秘聞可以,幾乎沒什麼不可以。白居易的二十首新樂府,大多是政治諷刺詩,若是放在清朝,讓乾隆皇帝看見,等待白居易的只有死路一條。《長恨歌》揭先皇隱私,也夠上滅門大罪。可人家白居易在唐朝活得好好的,從沒有哪個皇帝在文字上找過他的麻煩。他死後,唐宣宗還作詩悼念他:「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一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而清朝前期,除了歌功頌德,沒有一種題材是安全的。

  從唐宋到明清,人們的生活狀況差別並不大,可人們的精神面貌有很大差異。我們感受各個時代人們精神面貌差異的重要途徑,就是那時遺留下來的文藝作品。我們喜歡唐詩,是從唐詩里,可以讀到最美好健全的人格。比如送別詩,是最容易哀婉凄涼的,唐人的送別詩卻坦蕩豪邁,有時流露出幾分擔憂和思念,也不過是高天上抹過几絲微雲,基調仍是明朗的。我們耳熟能詳的句子無不如此:「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李白在外漫遊的時間長,結識的人多,寫下的送別詩也多。「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

  這樣的送別詩,只能出現在唐代。唐代中前期的送別詩,很少灰色沮喪的。他們並非背井離鄉,而是走出家門,天地廣大,今日別舊朋,明朝有新友,心裡裝著明媚的希望,四海之內皆朋友,人間處處是故鄉。唐代以後,人們再也沒有這樣壯闊達觀的情懷。

  清疆域廣大,人口眾多,可我們心裡,總覺得「大唐」這個稱謂名至實歸,「大清」這個說法名不副實,因清代疆域遼闊,人們精神卑弱,沒有唐人的雍容、豁達、樂觀、自信,這才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泱泱大國風範。

  李白與杜甫同是唐代的偉大詩人,之所以說因為李白,感謝唐朝,而不說因為杜甫,感謝唐朝,是因為李白比杜甫具有更明顯的唐代特色。杜甫內心的邊界感很強,他牢牢把自己界定在儒家許可的範圍內,思想觀念上,他是符合正統的。李白豪邁、奔放,有著強烈個性色彩與自我傾向,與正統觀念格格不入,他生長需要的社會空間比杜甫要大很多,這個空間稍微壓抑,他就有可能異化,成為人們眼中不可理喻的異類。

  唐代以前無李白,那時詩歌的土壤還不夠肥腴,沒有支撐他生長的養料。唐代以後,空氣太沉悶,陽光不充足,李白還沒有成為李白之前,就被清除了,修剪了,矮化了。只有唐代的李白蓬蓬勃勃地生長,「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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