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視域下馬克思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

馬克思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是在民族主義氛圍中展開的。傳入中國後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本土激發的民族主義結合互動，以幫助國人實現救亡圖存的目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的同時，還經由共產黨人民族化的改造並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這一思想理論成果最後上升為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並用以指導中國實現了民族獨立、建立了新中國。鑒於此，本文不揣譾陋，從民族主義視野中去檢視馬克思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為馬克思主義傳播史提供另一個觀察的視角。

「馬克思的學說真是拯救中國的導星」

近代以降，鴉片戰爭使國門洞開，中國在西方列強的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侵略下逐漸成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與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接踵而至的是民族覺醒。為了抗衡西方列強，擺脫落後挨打的局面，一批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將目光投向西方，接受民族主義觀念，反思中國困頓的原因。他們先是把中國的失敗歸於器物文明的落後，繼之又認為政治制度的僵化是中國遭受侵略的根本原因，並因此學習西方，引進西學。在此種理念引導下，近代中國相繼上演向西方學習的活動，從意圖學習西方先進工藝技術以改造中國物質文化的洋務運動，到學習西方政治制度以改造中國制度文化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西方的器物文化與制度文化都難以適應中國的需要。於是，知識分子又將眼界轉向更深層面的思考，開始從文化的深層結構去反思。

陳獨秀的反思具有一定代表性：一國文化之窳敗，「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墮落有以召之耳」，「一國之民，精神上物質上如此退化，如此墮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顏面，有何權利，生存於世界？」進而強調文化的世界性，斷言：「可稱曰近世文明者，乃歐羅巴人之所獨有，即西洋文明也。」一言概之，「西方列強的兵艦政策不但帶來了貨品和鴉片，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科學文化的種子」，國人從認同、肯定西方的物質文化再到制度文化最後到精神文化，認為西化乃是中國出路的唯一選擇。用陳獨秀的話對此歷程做一個簡單概括：「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方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中國要想走向現代，「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

當國人全力擁抱西方、以西方文化為救國救民的出路之時，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對人類社會造成極大災難的世界大戰讓一些對西方文化充滿熱情和希望的中國人產生了懷疑和動搖。1917年，毛澤東向好友黎錦熙發出感嘆：「西方思想也未必儘是，幾多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而外來者羅素的觀察可為註腳，他說一戰後中國人「對西洋之文化，亦抱懷疑之態度。有數人告予曰：彼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尚不懷疑；及歐洲戰爭，乃不能不思歐洲之文化，必有缺點者在」。

就在國人對西方文化反省中，一戰結束。中國作為戰勝國中的一員，國人都開始「大談公理戰勝強權，大談威爾遜如何如何主張，這一來世界各國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國可與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的氣了，而世界也將保持永久的和平」。但事與願違，中國在巴黎和會上蒙受了屈辱的外交失敗，這就使許多中國人徹底認清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並放棄了對它們的幻想。陳獨秀的話頗具代表性：「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來直接決絕不可。」共同的外敵刺激了民族的覺醒，凝聚了人心。

此時與帝國主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十月革命勝利後蘇俄政府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帝俄時代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和密約，並熱情呼籲：「如果中國人民願意像俄國人民一樣獲得自由，願意擺脫協約國在凡爾賽給中國人民所安排的命運……那就請中國人民了解，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國工人、農民及其紅軍。」在蘇俄的友善面前，已經認清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中國人對蘇俄社會主義產生了好感和興趣，甚至以為俄國革命才是世界大勢所趨。時為北京大學學生的羅家倫直白：「現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國式的革命，以後的革命是俄國式的革命！」他認為，1917年的俄國革命就是20世紀的新潮，而凡所謂「潮」都是阻擋不住的，中國遲早會被「世界的新潮捲去」，「這種東西的實現，卻是不可免的事實」，因此，我們必須「架起帆來做一個世界的『弄潮兒』」。同為北大學生的張國燾也毫不掩飾自己想從俄國道路中尋求救國道路的急切：「我熱心研究馬克思主義，設法去了解俄國革命，相信這裡面包含有救國救民的良方。當時許多激進青年，大致和我相似，也走著這樣的道路。」

在這樣的氛圍下，許多矢志於尋找救國良方的青年將視線轉移到馬克思主義上，馬克思主義於是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在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後，一些知識分子開始信服馬克思主義，以為「馬克思的學說真是拯救中國的導星」，我們應「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研究怎樣成了中國今日政治經濟的情狀，我們應該怎樣去作民族獨立的運動，把中國從列強壓迫之下救濟出來」。而正是這一批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為信仰的知識分子，在1921年完成了締造共產黨的任務，宣告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在中國的成立。

概言之，近代一直高漲的民族主義促進了各種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在此氛圍中，一戰結束後中國外交的困頓、蘇俄政府的友善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從而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反過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又影響了民族主義的發展。列寧在談及民族解放問題時，強調民族解放運動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這樣的理念與共產黨人的關懷實現了契合，毛澤東早年就以國際視野來看待中國社會改造的問題，「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於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所以在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看來，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聯繫緊密，民族主義不僅推動民族國家的建構，還推動整個人類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走向民族的徹底解放，並實現不同民族之間的徹底平等。在這種理念引導下，1922年，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提出「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1924年，國民黨也在蘇聯影響下，提出「民族主義的含義延伸到為將中華民族從外來遏制下解放出來而抗爭」，這樣國共兩黨就在反帝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由此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並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對北洋軍閥的鬥爭。

「馬克思列寧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間最新鮮動人的思潮」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後，開始了反共清共。令國民黨政府意想不到的是，政治上的反動反倒激起了知識界對哲學社會科學的熱忱，讓自己的文化「圍剿」事與願違。如時人所說，「自1927年後，政治運動的路碰了壁，於是有許多人轉到學術思想路上來。的確，行動在先，而思想在後，及到加以思想、反思，則感覺到做政治運動是離不了理論工作。……於是群起介紹新興的哲學和社會科學」。因為政治上的走投無路，人們開始轉向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與此同時，共產黨反思大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幼年時期的共產黨缺乏理論指導，覺得「很有趕緊向中國的讀者——知識階級，介紹馬列主義理論和展開宣傳工作的必要」。在這種背景下，「社會科學的書籍，遂如雨後春筍，普遍於全國」。據統計，1928年至1930年新翻譯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近40種，翻譯出版的列寧著作有14種。魯迅也評論說：「從1930年以來……出版界的趨勢，已在轉向社會科學了。這不能不說是好現象。」

與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大量流傳接踵而至的是兩次大規模的論戰，即中國社會史論戰和唯物辯證法論戰。儘管很多人將這兩次論戰視作哲學論戰，但論戰背後隱含了深刻的現實關懷，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處於迷茫困惑中的知識分子追問「中國向何處去」在哲學領域的反映。以中國社會史論戰為例，從學理上講，此次論戰確實是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普遍傳播的繼續和深入，但這學理背後其實掩藏著解決現實問題的邏輯。當時社會史論戰主陣地的《讀書雜誌》編者王禮錫直言不諱地說：「這中國社會史的問題所以能引起全社會的興趣，就因為它不僅是一個要了解的問題，而且是解決行動問題的前提。」參戰者王宜昌的話也可作一個補充：研究中國史問題，誠然在於學術真理的討論，「但重要的卻是認識當前的社會」。

學者在瀰漫著強烈救國氛圍中難免產生政治關懷，政黨就更是如此了。「各黨各派要決定本黨本派的政綱，敵黨敵派的政綱，就不得不發覺中國社會結構的內層，確認中國社會的性質，以決定中國社會改造的動力和方向。在抗爭再出發之前，迫著各階層各黨派的學者，為著確定或辯護他們未來的政治生活，非先解答這根本問題不可。」換言之，論戰「既是學理的爭鳴，也是論爭雙方或三方的政治分野，是繼主義與問題的政治主張之爭之後的又一次深入的政治道路之爭」，實際上為各黨各派提供了一個證明自己救國理論正確性、爭取話語權的機會。事實上，如王宜昌所說：「在1927年以來，人們都利用著歷史的唯物論研究所得的結論作為根本的指導原理，而將中國史實嵌進去。……」伴隨著社會史論戰的深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逐漸成為很多學者分析問題的工具，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在近代中國的生命力。

除此之外，論戰的大多數問題在中共六大決議中有所呈現，比如中國當時是半殖民地，政治經濟制度則是半封建制度，而且在談及農村土地關係的時候，專門批判了亞細亞生產方式。而這種社會性質的界定實際上為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出新民主主義論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基礎。

探討「中國向何處去」這個關乎中華民族命運走向的問題促使中國社會史論戰的發生，反過來社會史論戰也影響了民族主義的發展。在社會史論戰中，很多學者不局限於認識當時中國社會，還拿起唯物史觀的工具去思考中國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民族國家。論戰中不少文章主張中國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比如孫倬章認為：「欲使中國生產力發展，必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陳邦國指出，要擺脫中國殖民地化的境地，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在這些人心目中，要實現民族獨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

其實，這時候這些知識分子認同社會主義與中國當時內憂外患的情勢有很大的關係。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民族危機陡然加深，促使人們尋找新的救國救民的道路。而正巧此時，「世界經濟的恐慌，已經日益趨於絕境。帝國主義為挽救他不可救藥的恐慌，唯有磨牙吮血，向殖民地及勞動者加緊剝削，並且準備重新分割市場的戰爭了」。「然而，在另一世界的蘇聯，則在不同的狀態。……在工業化、電器化、社會化的口號之下，以『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決心，雷厲風行地進行，確實獲得了可敬的成績。」

資本主義國家陷入經濟危機的泥淖不能自拔，蘇聯「一五」計劃的成功彰顯了社會主義的魅力，兩相對比，蘇聯的社會主義為處於嚴重民族危機中的國人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方案，於是，「馬克思列寧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間最新鮮動人的思潮」，除前面提及的社會史論戰中部分知識分子外，當時的大多數知識分子都開始積極關注並談論社會主義，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30年代初《獨立評論》《讀書雜誌》《東方雜誌》等著名報刊發表了200多篇談論蘇聯的文章，知識界出版了大量談論蘇聯和社會主義的圖書，蘇聯社會主義構成了此時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重要一面。

當時很多知識分子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他們從中國內憂外患的境地出發，認為要解決中國的民族危機，就必須建立一個像蘇聯一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當時很多刊物都直接揭櫫民族復興的目的，比如著名的《東方雜誌》在1932年復刊時表示：「創造本刊的新生，創造民族的新生，這是本志副刊的一點小小的——也許是過分誇大的——願望。」復刊後，《東方雜誌》發起了一個名為「新年夢想」的徵文活動。徵稿函說：「在這昏黑的年頭，莫說東北三千萬人民，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便是我們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但是我們真的沒有出路了嗎？我們絕不作此想。固然，我們對現局不愉快，我們卻還有將來，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裡，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兩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聖權利啊！」徵文初衷顯示了對民族復興的渴望。

徵文得到了廣泛的響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收到了160多份徵文，《東方雜誌》1933年1月1日出版的第30卷第1號上刊登了142篇，其中20多篇明確提出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消滅貧富差距、沒有剝削、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鮮有文章明確指出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可以說，許多知識分子在對比蘇聯社會主義和歐美資本主義後，接受了社會主義前途，認為社會主義是實現民族獨立的必經之路。這就將之前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傳播和接受推進到對馬克思主義具體建國理念的接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了另一層的意蘊。

「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

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前文所述的論戰和社會主義思潮逐漸走向低落。民族主義則在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日益凸顯。呂思勉曾說：「近百年來，內憂外患，更起迭乘，馴至國將不國，非建國無以抗戰，卻又非抗戰不能建國了。」此話正道出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對外和對內的兩面，對外是推翻帝國主義的侵略，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對內則是要建構一個民族國家，這兩面是有機統一的。全面抗戰爆發後，民族主義對外、對內兩方面都有特別突出的表現，對外表現為抵禦日本侵略，民族主義成為動員、鼓勵各個階級參加全民族抗戰的精神力量，成為國共兩黨締結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統一戰線的重要資源。與此同時，知識分子及各黨各派也在思考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才能領導全國人民抵禦外侮，所以與日益高漲的抗戰聲音相輔相成的是各種理性的民族建國方案。這些建國方案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民族為本位，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建構了新民主主義的建國方案。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從一開始就帶上了民族本位的特點。李大釗強調，我們「應該細細的研考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怎樣應用於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在這之後，有著深刻民族自覺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革命道路上努力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力圖獨立開闢中國革命道路。到1938年10月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更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強調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他說：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那麼中國共產黨又是從哪些方面推進「亟須解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提出了民族國家的新構想，即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並非蘇聯國家模式的翻版，而是在充分吸收蘇聯建設尤其是列寧時期新經濟建設經驗後，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中國化方案。

毛澤東在論述新民主主義建國方案的主要篇章《新民主主義論》中說：共產黨人多年奮鬥的目標，「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這個新中國就是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提出是基於民族主義對內建構民族國家的要求，反過來又促進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改造。

首先，從民族關係上來說，新民主主義國家中，「各個民族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原則下建立聯合的關係」。毛澤東在1945年建國宣言《論聯合政府》中則明確表示：「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聯繫群眾的領袖人物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並成立維護群眾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受傳統民族主義的影響，「建立在是否同屬於炎黃子孫的種族主義界定上」，並「逐漸同西方舶來的單一民族國家觀念相結合，共同形成以血統為判斷標準的種族主義思想」，甚至孫中山代表的革命黨人在革命初期也難逃種族主義影響。馬克思主義者則從民族平等出發，使民族主義走出近代種族主義的狹隘。

其次，從新民主主義國家所要建構的具體國家形態來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構思都體現了民族主義的要求，使民族主義帶上了更寬廣的意蘊。在政治上，新民主主義國家是一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實行民主集中制，其核心詞語就是「民主」。其實早在全面抗戰爆發一周年，共產黨就把民主提上了日程，1938年7月，毛澤東與世界學聯代表團談話時指出：「抗戰勝利後，共產黨的主要任務，一句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在這個國家內，有一個獨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個代表人民的國會，有一個適合人民要求的憲法。」在抗戰勝利前夕，共產黨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在共產黨的詞典里，「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民主互為條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條件」。顯然，在共產黨所建構的民族國家裡，民族主義具有了民主的內涵，這其實已經找到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中對外抗敵與對內建構民族國家的連接點，因為「民主這一主題在表面上已經超越了黨派之別。統一是抵抗和建國的基礎，民主則被認為是將二者聯繫在一起的紐帶」。在中國共產黨這裡，民族主義因為具有了民主的含義，才實現了中華民族各個階級的全員動員，找到了更廣大的社會基礎。

與政治上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相適應的是經濟上保證各個階級的利益，給他們以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這為政治主張提供了經濟基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中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在對內保證各個階級經濟利益的同時，對外則致力於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一切特權的規定，因為「經濟上完全不依賴外國了，經濟上完全獨立了」，中國經濟才能得到「廣大的發展」，才能「完全地解決中國獨立自主的問題」。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綱領則直接彰顯了民族的含義，指出要建立一種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種文化「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共產黨將民族性視作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其次，民族主義還涉及如何對待本民族傳統文化。毛澤東指出，要在正確評估中國文化的前提下辯證地對待中國文化。毋庸置疑，「在中華民族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但是中國長期封建社會在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的同時，也留下了封建性的糟粕，所以「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絕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

近代中國，關於文化的檢討是最熱鬧的，文化論戰基本上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其中的論斷大多失於偏頗。西化者將中國文化視作一文不值，主張全盤西化；保守主義者則對中國文化不分良莠地留戀痴迷，以為這才是民族主義者應有的態度，也正因為這種態度，所以才有人將近代民族主義視為文化民族主義。保守主義者看似熱愛傳統文化，實則盲目推崇，這種民族主義只能算作狹義的民族主義，而中國共產黨人批判地繼承中國文化正表明了他們建構民族國家的理性與科學。

新民主主義的建國綱領一提出，立刻得到廣泛的社會支持，而且這種社會支持隨著抗戰的勝利、解放戰爭的到來越來越強烈，並影響了一大批知識分子選擇留在大陸。在很多知識分子看來，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正是他們心目中民族國家的模本。民盟早期領導人杜斌丞讀完《新民主主義論》後感覺「中國的革命，從此有了明確的道路和方針。這就是毛澤東指出的新民主主義，除此別無道路」。杜斌丞的心理感受並非個案，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在讀了《新民主主義論》後都告別了徘徊，逐漸向中共靠攏。可用聞一多讀《新民主主義論》後的感受來概括這種心理變化：「我們一向說愛國、愛國，愛的國家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個烏托邦的影子。讀了這些書，對中國的前途漸漸有信心了。」到了新中國成立前夕，大批知識分子都推崇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的「中間道路」，而這種主張與共產黨人的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頗多契合，這也為他們最後選擇共產黨提供了思想基礎。

總之，近代中國外患不斷、內戰頻仍的混亂局面激起了國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也促使國人將目光投向西方以尋求救國真理，馬克思主義因為能夠幫助國人實現改造舊社會、實現救國救民的目的，所以在五四時期得到廣泛傳播，並直接導致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革命失敗後，圍繞「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與其他觀點展開論辯，其中的唯物史觀成為很多知識分子的分析工具，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則為後來中國共產黨提出新民主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論辯中一些知識分子主張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這正好反映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大多數知識分子「以蘇解馬」（即根據列寧、斯大林觀點定義和解釋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按照民族主義的要求，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義民族國家的綱領，並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帶著這些社會基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走向了全國的勝利。

（來源：《黨史博覽》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