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詩學資源的現代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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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耕玉教授的新著《新詩與漢語智慧》(東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12月版)對百年新詩進行反思，聚焦於漢語詩性智慧，並從現代性體驗中，從今古漢詩的貫通與轉換中，展開具體深入的考察與理論探索，確系切中肯綮之力作。

　　《新詩與漢語智慧》充滿了深切的歷史反思精神。「五四」文學革命以後，新詩邁入了現代化進程，但是，新詩的現代性造成了傳統漢語詩性的隔絕與詩學傳統的斷裂，以拋棄漢語的詩性智慧為代價，教訓慘重。姜耕玉系統而辯證地考察了新詩的猝然發生造成的中國詩歌自由精神的張揚與漢語詩意的流失。回眸百年新詩史，他一方面看到了「先鋒」與「新潮」的嬗變所具有的「破壞性的魅力」，另一方面又窺視到所謂的「先鋒」與「新潮」深陷「革命慣性」之中的文化虛無實質，呼籲尋找漢語詩學的母語之根，發掘漢詩代代相承的詩性基因。姜耕玉指出，第三代詩群進行學理性判斷，不能局限於「後現代語境」畫地為牢，而要面向新詩潮和西方現代主義兩種實際，進行考察。他高度肯定了于堅長詩《長安行》在新詩的現代性和漢語性的雙重遞增意義，以及內在彰顯出的于堅的詩學雄心：「真正自在地回到漢語，使我們的詩歌能夠字不可易、句不可移、篇不可譯，以實現漢語作為獨一無二的光輝語言的使命」(于堅《穿越漢語的詩歌之光》)。遺憾的是，自稱「漢語崇拜狂」的于堅，卻從《長安行》後退到《從「隱喻」後退》的立場。姜耕玉尖銳地指出：于堅對「破壞性魅力」的迷戀，實乃80年代極端美學的復活，這種「回到能指的表面」的歧途，將會導致漢語詩意及精神生態的消失。姜耕玉還以台灣新詩轉型作為案例，進行深入剖析。台灣歷時20年的詩學論戰，在「離心力」與「向心力」的論爭中，創世紀詩社凝練出「新民族之詩型」的觀念，深深植根於大中華文化心理結構的民族性和人道主義的世界性，倡導現代詩的先鋒性與民族性相結合。台灣的新詩史為姜耕玉的論證提供了堅實的論據。

　　姜耕玉將新詩語言本體的建設性探索置於詩學話語的核心位置。他向詩歌本體研究的突進，經歷了具有遞進關係的四個層次：詩歌工具論—>詩歌精神的自足性—>詩歌文本的自足性—>漢語母語的詩性智慧與詩性結構。詩歌本體意識的覺醒第一步是，使詩歌從政治、宗教、文化的工具論的異化中擺脫出來。當一般學者還停留在打破詩歌工具論的思想解放層面而呼喚詩歌精神獨立之時，姜耕玉已經以破竹之勢突入了詩歌文體內部，窺探到詩歌最具魅力的花蕊綻放的奧秘。在《新詩漢語詩性傳統失落考察》一文中，他談到：「90年代流行的詩本體理論，其立論根據，大致著眼於詩的意義或本質。……將詩本體與詩體形式剝離開來，以意義本體代替形式本體的傾向，實質上是因襲20世紀初詩體革命的負面表現：把自由體誤讀為『無拘無束』、『散漫無紀』。」姜耕玉的新詩形式研究出發點是新詩的漢語本體。他批評了歷史上對新詩形式探討的誤區，比如：「新格律」概念對新詩自由體的漢語音節的遮蔽，「新格律」試驗中模仿外國詩的傾向，新詩「民族形式」的簡單化傾向。他清醒地意識到新詩的革命性對自身的嚴重遮蔽，導致藝術粗糙、散漫無紀，詩美流失。詩歌的散文化和譯詩化等傾向，侵蝕了詩歌文體的內在自足性，導致詩歌文類的退化。所以，他孜孜以求於立足於漢語詩性智慧的新詩形式建構。他倡導西方現代詩歌和中國古典詩歌的現代「融化」，探尋「化古與化歐」的創造性轉化的內在機制。他秉持著解構(創新)與結構(建設)的辯證關係，做到母語批評語境的民族性與世界詩歌語境的現代性相結合。而激活漢語詩性智慧，融入現代生命體驗，澆鑄現代漢語的詩體結構，是姜耕玉詩學思想的要義。

　　漢語方塊字具有獨特的組織結構和美學功能，象形、形聲、會意、指事的形體結構，具有視覺形象和隱喻意義，比字母文字更具有詩意，語字、語象、語感、語境、韻味等輻射出強烈的神秘氣息，使漢語具有更加豐富的詩性智慧。索緒爾、范尼洛薩、德里達、羅蘭·巴特等語言學家、哲學家都深深讚歎漢字的詩性功能，認為漢字是最適宜寫詩的文字。當下的漢詩寫作，迫切需要對漢語詩性智慧激活。姜耕玉先生具體研究了詩歌的形式本體。詩歌形式分為外形式和內形式。外形式包括體式、詞語、音節、節奏、韻律、色彩、字片語合、建行、分節等元素；內形式也就是意義結構，包括隱喻、象徵、意象、意境等元素構成的隱喻結構、情緒節奏、心靈圖式、生命體驗形式。新詩漢語性最終燦亮於形音義一體的文本。姜耕玉考察80年代詩歌藝術的嬗變時，從張力增強和意味增長等方面，論述了語言強度的生成。他傾聽現代漢詩的節奏和辭彙間隙遊走的靈魂，品味漢詩的色調、意趣、神韻，考量現代漢詩詩意結構形式。他研究現代詩隱喻結構的生成與功能，追索意象性語言的模糊體驗，探究聯覺意象奇妙的心理依據，捕捉抽象的美麗幻象……「字立紙上」(宋代嚴羽)，「下字貴響」(清代袁枚)，「漢字無字不活，無字不穩，句意相聲，纏綿不斷」(清代龐愷)，這些詩學境界，非但沒有過時，恰恰是現代漢詩所急缺。新詩越來越口語化、廢話化乃至口水化，散漫無紀，完全喪失了詩學門檻的底線。姜耕玉說：「漢語詩性，是一個民族語言藝術的幾千年的積澱，是漢詩語言品質的昭示，它總是處於不斷的創造之中而彰顯活力與靈氣。」他多年的漢語詩性智慧理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為現代漢詩寫作確立了純正的標準，也呼應了當下詩壇關於難度寫作的嚴肅追求。

　　姜耕玉之所以有此詩學理論之清醒和詩學實踐之自覺，蓋源自東南大學豐富的新詩譜系。東南大學先後有學貫中西的學衡派以及李思純、陸志韋、宗白華、聞一多、梁實秋、徐志摩、陳夢家、方瑋德等新詩人和新詩理論家，他們疏離激進主義革命思潮，形成了建構性的詩學傳統，迥異於以革命為價值導向的主流詩歌史傳統。姜耕玉一方面接續了東南大學新詩譜系中的鮮明的文體建構意識，又揚棄了他們過度西化的偏頗之處。姜耕玉以貌似保守的態度，彰顯出尖銳的問題意識和厚實的建構能力，其實走在了現代漢詩的前沿。21世紀文化背景下，姜耕玉重提新詩的漢語詩性智慧和漢語詩性傳統，對傳統詩學資源進行現代轉換，富有創見地在漢語性與現代性之間架設了一座詩學橋樑。姜耕玉非常欣賞覃子豪《追求》中的境界：「大海中的落日/悲壯得像英雄的感嘆/一顆心追過去/向遙遠的天邊」。姜耕玉孜孜不倦地對新詩漢語智慧的思考，不正是在中西詩歌交匯的「大海」中打撈漢語詩性「落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