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戰爭鴉片

　　對於西方的隱患，早在康熙晚年，已有所悟。他說：「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

　　對西洋事務，乾隆也高度重視，「事涉外夷，關係國體，務須徹底根究」。不過，估計是在接待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前後，心態複雜的乾隆留下了這樣一首詩：「間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人事天時誠極盛，盈虛默念懼增哉！」

　　好一副「寧可求全關不開」的末世苟且心態！好一句「極盛」時代「盈」「虛」懼增的無奈感慨！殊不知，英國沒有用外交打開的大門，用戰爭打開了；清朝以不磕頭為由拒絕的，用卑躬屈膝的方式接受了。以至於，當時美國總統小亞當斯(1767-1848)也敏銳地指出，「鴉片戰爭的真正起因，不是鴉片而是叩頭」。

　　「叩頭」英語為「kotow」(或koo-too，kowtow，koutou)。從現在各大英文詞典中的這塊「活化石」中，我們多多少少仍可見到近代中西兩大文明衝撞後所留下的深長裂痕和斑斑血跡。

　　祝壽其外，貿易其中

　　1792年9月26日，英國人馬戛爾尼帶著他的使團在朴茨茅斯揚帆出海。英王喬治三世命令他們去給乾隆祝八十大壽。

　　英國人需要時光倒流才能夠趕上乾隆皇帝的生日晚宴。按照習俗，乾隆的八十大壽在兩年前就已經過完了。事實上，這是一筆生意，馬戛爾尼真正肩負的任務，是將中英貿易的門開得更大一些。

　　英國開往中國「祝壽」的船隻，早在兩百多年前就已起航，只是他們從未順利到達過。

　　早在明代萬曆年間的1583年，英國就派出了第一個使者。商人約翰·紐柏萊帶著伊麗莎白女王的信：「吾人以為，我西方諸國君王從相互貿易中所獲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屬陛下之人均可獲得。此利益在於輸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輸入吾人所需之物。」打開這封信的是葡萄牙人。紐柏萊在印度被葡萄牙人逮捕。第一次嘗試失敗了。

　　1596年，第二代試驗品本傑明·伍德出發了，伊麗莎白寫了第二封信，再次提到「公平之通商……極有利於我兩國之國君及臣民。」他們再次碰到葡萄牙人，激戰後船毀人亡。

　　1602年，伊麗莎白給萬曆皇帝寫了第三封信，送信的是東印度公司派出的探險隊，但是探險失敗了。

　　最終，商船成了英國第一艘來到中國的船隻。1637年，「倫敦號」駛入澳門。

　　1787年，在隔了一百多年後，英國派出的使團再次出發。雖然使團的旗艦叫做「萬事妥」號，但特使凱斯卡特繼承了不幸的傳統，這名國會議員在一出海後就患了肺結核。他在「連咳嗽的力氣都沒有了」之後，堅認海上不斷變化的氣候有助於他的康復。最後，海風帶走了他。

　　特使凱斯卡特不要命也要去中國，多少是因為中英貿易已經達到相當重要的程度。

　　僅以茶葉為例：在1669年，143磅，這個數字就是英國進口茶葉的全部了；但到了1750年，這個數字增加到2872532磅；之後的1800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了2330萬磅，英國當時有多少人？不到2000萬，這相當於英國的男女老少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磅以上的茶葉。

　　而茶葉的利潤有多少呢？在1669年，茶葉進口需要每磅2先令4便士，但售價高達14先令8便士，到了18世紀四十年代，雖然茶葉價格有所下降，但進口費用也降至每磅1先令。

　　最後一個問題，茶葉的利潤對英國政府意味著什麼？1784年，《減免法案》將茶葉的進口稅降至12.5%以後，中國茶葉仍為英國每年的國庫貢獻了10%的財政收入，而在此之前，茶葉的進口稅率可是100%！

　　所以，雖然海風帶走了凱斯卡特，但馬戛爾尼還是要再出發。他同樣受到了「出使中國就厄運連連」定律的影響，9月26日那天，船隊剛剛出海，就遇上大風暴，三艘船中的「豺狼號」失蹤了（半年以後，它在地球另一邊的印度尼西亞西部被找了回來）。

　　「廣州貿易體系」

　　如果你不了解「廣州貿易體系」，你就不能了解馬戛爾尼和凱斯卡特的出使有多麼迫在眉睫。

　　這個體系最主要特徵是，如果你是一個洋商，你到中國，只能來廣州做生意；更確切的說，你只能跟這個城市的「行商」做生意。「行商」是一些專門和外商做生意的中國商人，他們向朝廷捐大筆錢財（約20萬兩），以拿到這個壟斷性特權。

　　每年西南季風停息的10月份，你來了；等到東北季風掛起的一月份，你離開。你的來去不是因為詩意，而是清廷只允許你停留這麼久。你住在廣州城外的「商館」里，這些「商館」是行商開的，你沒得選。對了，這些「商館」在中國人的語言系統里被稱為「夷館」，你同樣對此無能為力。

　　你帶來的貨物只能交給行商售賣，你要買走的貨物也只能向行商購買。那你幹什麼呢？你只能呆在「商館」里，不能隨意出入。婦人不允許進入商館，你也不準僱用婦仆。1830年，有三名洋妞混進英國商館，官府馬上威脅要中斷貿易，於是伊們立刻回到澳門去了。到了1836年，在廣州的307個洋人，全是純爺們。

　　你問這跟坐牢有什麼區別？每月初八、十八及二十八三天，你可以遊覽花地海幢寺一次，但每次不能超過十個人，你也不能藉機去村落里遊盪；你不準購買中國書籍，不準學習中國文化。如果你有意見，只能向行商反映，大清衙門不接待外國人……你必須走路去，陸路你不準乘轎，水路只能坐無篷船。

　　差點忘了說，你倒是有被敲詐和被勒索的權利。大清的關稅並不高，在2%到4%之間，但海關官吏通常要索取一倍於此的錢財，例外也是有的，比如有時他會勒索你三到四倍。

　　而在「赫符斯號」事件以後，你那種不安全感就更高了。1784年11月24日，英國商船「赫符斯號」在放禮炮時，意外炸死兩名中國官吏（他們不是因為對廣州體系不滿才這麼乾的），廣州當局在沒有抓到兇手後，拘押了船上的大班史密斯，包圍商館，並中斷貿易。最後，炮手被英國人自己交了出來，他隨即被中方絞死。

　　洋人對此大驚失色，在現代法律里，過失殺人顯然罪不至死，但中國方面表示，這個判得還算輕的，因為一條命抵了倆。於是，洋人們對自己在將來案件中可能的判決擔憂不已。

　　對此，歷史學家徐中約的評價是：「所謂廣州體系，就是將貿易限定在一個港口，對人身自由做一系列侮辱性的限制，以及無數的不正當勒索。」

　　馬戛爾尼和凱斯卡特就是為了解決這個而來的。出發時，喬治三世對這次出使提出了六個目標，如希望清廷割讓一兩塊土地讓英國人居住並實行英國的司法管轄、將貿易擴展到整個中國而不限於廣州、在北京設立使館等。國王希望通過這次出使，可以減少摩擦，發展貿易，並將中英關係放在一個正常的外交基點上。

　　假戲真做

　　馬戛爾尼面臨的困境在於：祝壽只是他的一個借口，但乾隆當真了。

　　為了讓馬戛爾尼能夠更順利，英政府在使團出發之前就派人將稟文送來中國，稱「本國未曾著人進京叩祝萬壽，我國王心中十分不安」云云。乾隆看後十分開心，下令要體面地歡迎第一個「朝貢」的英國使團，「英吉利國貢使航海遠來，初次觀光上國，非緬甸、安南等處頻年入貢者可比。」

　　1793年8月5日，馬戛爾尼的使團到達天津，並受到熱情接待。為顯示清王朝的懷柔之恩，乾隆命每天撥5000兩白銀作為使團前往北京的路費；使團逗留北京期間，則每天撥款1500兩作為款待。使團的禮品和行李被清廷的官員僱傭了90輛貨運馬車、40輛手推車、200多匹馬和近3000人搬運。每輛小車上都插著一面小旗：「英吉利貢使」。

　　馬戛爾尼迎頭碰上的，是一個尾巴上的康乾盛世和一個末代的朝貢體系：哪怕乾隆其實連「英吉利」在地球上哪個位置都搞不清楚，但這不妨礙乾隆作為「天下共主」的驕傲感。

　　接著，馬戛爾尼被要求練習下跪磕頭。在8月14日的一份上諭中，乾隆表示，「各處蕃封到天朝進貢觀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禮，即國王親至，亦同此禮；今爾（馬戛爾尼）國王遣爾來祝嘏，自應尊天朝法度，免失爾國王祝厘納貢之誠。」

　　接待馬戛爾尼的欽差大臣徵瑞，負責教授跪拜禮儀。按照傳統，如果使臣拒絕練習，就會被趕出去。事實上，在1655到1755年間，西方的17個使團之中，除了一個，其他都向皇帝磕了頭。

　　馬戛爾尼默默地接受著演禮訓練和「貢使」的旗子。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因而必須博得「信任」，進入北京，以便有機會和清政府商討擴大在華貿易以及要求遣使常駐北京等議題。

　　在登陸天津前，馬戛爾尼指示全體船員，稱「使節團任務的完成全賴於能否取得中國人民的好感，不幸由於過去在廣州的少數英國人的不規則行為，使中國人在心目中把英國人視為歐洲人中的最劣等人……全體使節團人員們必須謹言慎行，用實際表現來改變他們的成見，爭取他們的好感。」9月19日，一名叫詹姆士·科蒂的士兵以身試法，他從中國士兵那裡搞了一些令他上癮的燒酒，結果被送交軍事法庭，當著中國人的面挨了60棍。

　　馬戛爾尼希望搞好關係。在徵瑞教他下跪磕頭的時候，他向徵瑞預先演示他帶過來的六門小銅炮，這本來是要表演給皇帝看的。但徵瑞對此毫不在意，他將這些能夠代表18世紀英國工業水平的武器全部留在了圓明園。

　　攤牌

　　9月8日，使團到了熱河。在正式覲見乾隆的前夕，馬戛爾尼亮出了他的底線。他表示清廷把禮品寫成貢品，是混淆了中英的平等地位，接著，他放話說，他不打算磕頭。

　　馬戛爾尼委託徵瑞給和珅帶去一封信，他稱若有一位與他官爵相當的清廷官員向喬治三世的畫像磕頭的話，他就向乾隆磕頭。但徵瑞沒有把這封信交給和珅，他認為特使磕頭是一個無需爭論的禮節，並在9月8日將信退給了馬戛爾尼。當天，馬戛爾尼又派副使直接將信交給了和珅。

　　9月9日，徵瑞派人去做馬戛爾尼的思想工作。馬戛爾尼堅持雙方應行對等禮，即他在乾隆面前也像對英王一樣單腿下跪，並稱「待附庸國之禮，與待獨立國之禮不同，貴國必欲以中國禮節相強，敝使死也不奉敕。」

　　乾隆得知馬戛爾尼不願意向他磕頭以後，勃然大怒，取消了原定於9月10日的覲見，連續下旨斥責英使「驕矜」，下令減少賞賜與供給，並繼續派官員與馬戛爾尼談判。

　　雙方最終達成的妥協是：在9月14日非正式的召見宴會上，馬戛爾尼行英國禮節，而於9月17日的「萬壽盛典」中，馬戛爾尼跪遞國書並行三跪九叩大禮。

　　結果，雙方的跪拜之爭，從現實延續到紙筆之上。小斯當東日記雲，馬戛爾尼走到平台前「屈一膝並俯首向地，重複了九次」。而馬戛爾尼與老斯當東卻說，全體祝壽人均行九叩首禮，只有英國人「行深屈膝或鞠躬禮」。

　　中方記載以當時在旁親見入覲儀式的軍機章京管世銘為具代表性。他說，英國人在事先訓練時「止屈一膝，及至引對，不覺雙跽俯伏」。雙跽俯伏並不同三跪九叩，而是雙膝跪地俯身向地，是否「叩頭」，不得而知。然這恰好與小斯當東的日記相印證，惟有一膝與雙膝的區別。

　　黃一農認為，「必須再次強調，英使實際所行之禮可能要較他們在文字中所承認者為重」。他所還原的現場是9月14日「在御幄之外迎接鑾輿時，單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深鞠躬；在御幄中覲見皇帝時，則是先在寶座所在平台前行雙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向地之禮；當其拾級登上寶座所在之平台，則以單膝下跪禮呈遞國書」。9月17日「於澹泊敬誠殿賀壽時，因皇帝隱身於簾幕，其禮或與迎接鑾輿時相同」。

　　9月26日，使團返回了北京。按照使團在北京只能逗留四十天的規矩，馬戛爾尼在清朝的時日無多，而此時他的工作，還沒有一點眉目。他在熱河和北京都向和珅提出就拓展商務和交換使節的談判事宜，但清廷似乎只對英使的禮儀動作感興趣。最後，在馬戛爾尼的強求下，和珅讓他先寫成備忘錄。

　　10月3日，馬戛爾尼以喬治三世的名義呈送一份照會，具體內容如下：

　　1.將貿易擴展到舟山、寧波和天津。

　　2.照俄羅斯人質先例，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一所貨棧，以銷售貨物。

　　3.於舟山附近指定一未經設防的小島供英國商人居住、存放貨物及停泊船舶。

　　4.於廣州附近指定一小塊地方供英國商人居住，並允許他們自由來往於廣州和澳門。

　　5.取消澳門與廣州之間的轉運稅，或至少將稅率降低至1782年關稅的水平。

　　6.准許英國商人按中國鎖定稅率切實納稅，不在稅率之外另行徵收，並請賜中國稅單一份供英國商人參照。

　　英國被答應的條款數是：零。如夢初醒的乾隆口氣強硬地拒絕了馬戛爾尼的所有請求。對於擴展貿易請求，乾隆說「天朝無所不有，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對於外交請求，乾隆則表示「西洋諸國甚多，非至爾一國，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留京，豈能一一聽許……以致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

　　你還不磕頭？

　　這趟耗費英國人78522英鎊的出使，結果是一次徹底的外交失敗。它的意外收穫是，馬戛爾尼收集到關於中國這個神秘國度的第一手情報：科學程度很低，知識階層對物質進步不關心，軍備落後，窮人甚多，貪腐盛行。馬戛爾尼尤其確信最後一點，他無論如何也不相信他的使團每天花掉了清廷1500兩銀子。

　　馬戛爾尼堅認清廷並不拒絕交往，他建議他的副使斯當東再次出使中國。不料厄運提前降臨到這位未來的特使身上--有著「漢學之父」稱號的喬治·斯當東突然癱瘓，並於1801年逝世。再加上英國與拿破崙之間的戰爭，再訪中國的計劃被擱置起來。

　　1816年，隨著歐洲恢復和平，訪問中國的議題舊事重提。這一次，前印度總督阿美士德勛爵成為特使，值得一提的是副使小斯當東爵士。

　　小斯當東的父親喬治·斯當東，是當年馬戛爾尼的副使。23年前馬戛爾尼見乾隆時，12歲的小斯當東作為見習侍童，負責給馬戛爾尼提著巴斯士斗篷的下擺。因為在路上學會了一些中文，小斯當東博得了乾隆的歡心，以致皇帝竟欣然解下腰間的黃色絲織荷包送給小斯當東。而馬戛爾尼一行返回廣東途中寫給乾隆皇帝的感謝信，亦出自小斯當東之手。

　　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抵達天津。當時英商對廣州貿易體系的不滿情緒日益增強，英國對阿美士德的訓令是：實現中英商人之間的自由貿易、建立商館與中國官員之間的直接聯絡、在廣州以北開設更多口岸，以及在北京派駐使節等等。

　　23年後，當年副使的兒子作為副使前來拜見乾隆的兒子嘉慶時，一切好像從未變化：英國人要談貿易，而中國人感興趣的仍是：你磕不磕頭？

　　工部尚書款待了使團，隨後雙方就「磕頭」開始扯皮。阿美士德願意脫帽三次，鞠躬九次。清廷的回復是，「若英使拒不遵行禮制則不允入覲」。

　　中英外交的希望停留在了距北京15公里的通州。清廷派了理藩院和禮部兩名尚書來做思想工作，向他們講述磕頭的重要性。最終阿美士德願意妥協到單膝下跪叩頭三下，並重複三次。如此爭執十天後，朝廷發來一封諭旨，言「外夷」不習跪叩，起跪動作不合禮儀亦無妨。理藩院尚書急於爭寵，竟於8月27日上奏稱阿美士德「雖起跪頗不自然，尚堪成禮」。

　　8月28日晚，嘉慶得知阿美士德演習跪叩頗有「長進」後，非常高興，決定次日召見。使團遂連夜趕路，凌晨抵達北京時，嘉慶已在頤和園等待被跪叩了。疲憊不堪的阿美士德因國書和官服落在後面的行李車內，請求稍事休息，催促的中國官員與之發生激烈爭吵，不久皇帝傳喚，理藩院尚書便謊稱特使已病倒；皇帝隨後傳喚副使，尚書稱副使亦病倒。嘉慶以為被騙，勃然大怒--

　　「我中華之國乃堂堂天下共主，何堪容忍如此倨傲侮慢？」

　　隨後，嘉慶一道諭旨發下，將使團逐出京城。於是，阿美士德的使命結束了。

　　戰爭

　　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雙雙失敗了。他們與清廷的對話，自始至終都不在同一語境下：17世紀末18世紀初，自由貿易主義成為西方世界的普世價值；而在重農主義的清廷，皇帝認為富足的中國不需要外貿，通商只是皇帝的仁慈的一種表現，是一種對蠻夷的恩賜，而並非國家層面上平等的外交事務。近人劉錦藻也指出，這種對外關係不過是「（中國）自撫其藩屬，非外交也」。

　　這也不難解釋，為何嘉慶皇帝因為特使不願下跪，生氣到居然想到要斷絕與英國的關係，並徹底中斷廣州貿易（最後他在兩廣總督的勸說下才放棄這一主張）。外貿確實是皇帝的私人家產--海關貿易由內務府而不是戶部管理，每年85.5萬兩白銀的外貿收入也並不進入國庫，而是流入皇帝的私人腰包。

　　當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兩次來使，希望和清廷開展正常的外交關係時，清朝的皇帝對天下的概念還停留在朝貢制度的時代。和平談判的努力都告失敗後，對於「日不落帝國」來說，剩下的解決途徑就很清晰了：放棄，或者武力。

　　1840年4月7日，英國下議院正在上演決定清帝國命運的一幕--這天，輝格黨和托利黨為是否向中國出兵而辯論。10個月以前，清廷的欽差大臣林則徐焚燒了他們21306箱鴉片。托利黨人指出，這是一場「不義戰爭」。這時，一個輝格黨人站出來進行辯解--

　　「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麼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們要輸掉這場戰爭，我們就無權進行；但如果我們必須打贏它，我們就無權加以放棄。」此時全場肅靜，停頓幾分鐘後，這位輝格黨人拋出結論，「儘管令人遺憾，但我還是認為這場戰爭是正義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三天後下議院投票，結果是：托利黨人的反戰決議以五票之差被否決。清朝永遠也不會知道，那位堅決鼓吹戰爭的輝格黨人，全名叫做喬治·托馬斯·斯當東。

　　24年前，斯當東曾作為阿美士德的副使，帶著和平外交的希望出使中國；再往前24年，他和父親喬治·斯當東以及馬戛爾尼從朴茨茅斯遠航，當時他還是個孩子，只有11歲。他兩次出使都被這個國家要求下跪磕頭。1840年，喬治·托馬斯·斯當東仍收藏著乾隆皇帝送給他的荷包，但大清帝國永遠失去了與西方進行雙邊外交的機會。英國沒有用外交完成的夢想，以戰爭的方式滿足了，在《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兩番城下之盟中，清廷以屈辱的姿態奉上他拒絕和馬戛爾尼、阿美士德談判的全部條款。

　　附帶一提，1860年，英法聯軍打破北京城，攻入圓明園的時候，他們發現了六門小銅炮--當年馬戛爾尼和小斯當東帶給乾隆的生日禮物。這些武器看上去從未被使用過，就像這個固步自封的國家一樣一動不動地擺在那裡，於是英國人又把它運回倫敦去了。次年，外交機構總理衙門成立。大清王朝進入了外交新時代，並終於意識到西人東來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參考資料：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馬士宓亨利：《遠東國際關係史》；秦國經高換婷：《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費正清劉廣京：《劍橋中國晚清史》；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奮鬥》；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的覲禮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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