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黃章晉︱為了黨的利益建議您誹謗自己—— 莫斯科三次大審判

提要：解密檔案顯示，莫斯科審判採用了嚴酷的非法刑訊和精神摧殘，很多人是因爲顧及妻兒的生命才認罪的。當然，還有托洛茨基那句話：」歸根到底，黨總是對的，因爲黨是無產階級完成其根本任務的獨一無二的歷史工具」。

像檢察官一樣控訴自己的罪犯

莫斯科大審判是大清洗中最具代表性的場景，而莫斯科審判最令人瞠目的，是這種只有罪犯口供而無任何物證的審判，居然是公開進行的，而且邀請了西方記者、外交使團和獨立觀察人士前去旁聽。蘇聯有邀請西方記者參加政治審判的經驗，1930年12月7日」工業黨」案開庭，大批外國記者出席了爲期兩周的公開審判。

西方人看到了只有社會主義蘇聯才會出現的不可思議場景：所有被告，沒有一個人爲自己辯護，他們一上庭就主動控訴自己的罪惡，把自己描述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魔鬼，被告們一致要求槍斃自己，最後，他們都用最美好的辭彙讚美史達林同志。

前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最後說：」不管對我作出什麽樣的判決，我都認爲判決是公正的。你們不要向後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著史達林走。」

財政部人民委員格林科說：」對於黨和人民的信任，我的報答是像黑夜一樣卑污的背叛，背叛了黨、祖國、史達林……我敢說，我因我們惡毒的陰謀被揭露而感到高興」。

前政治局委員布哈林說：」我向國家、向黨、向全體人民下跪。」

前部長會議主席李可夫說：」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裝的人立即和公開地繳械投降。我希望他們通過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會被解除武裝……」

著名共產國際領導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從東京回來時，口袋裡裝著日本特務的委任狀」。

……

所有被告人的陳述與檢察長的起訴內容一模一樣。

德國左翼作家福伊希特萬格寫道：」被告是一些保養得很好、穿戴講究、舉止從容的男人。他們喝著茶，報紙插在衣服口袋裡……如果委託一位導演把這次審判的情況改編成劇本，那麽他可能要花上許多年，進行許多次排練，才能讓被告進行如此默契的配合……」

不過，另外一些人看到的被告狀態，與福伊希特萬格這位史達林的客人頗有不同：季諾維也夫，這位曾經熱情洋溢的偉大演說家，神情渙散、浮腫的面龐毫無血色，他如行屍走肉般宣讀自己的罪惡——幾乎所有被告都差不多。

被邀請的西方旁聽者事後大都認爲審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國律師寫道：」我們又一次堅定地認識到控告是正確的、承認是正確的，判決是公正的。」

當然，莫斯科審判還不夠完美，出現了本可避免小錯誤：

被告戈爾茨曼供認，他於1932年11月在哥本哈根對」布利斯托里」飯店與托洛茨基的兒子接頭，但丹麥報紙聲明，該飯店1917年就被拆除；

被告皮達科夫供認，1935年12月中旬，他乘飛機在奧斯陸附近某機場著陸，與托洛茨基策劃借德國軍隊奪取政權，挪威《晚郵報》稱：」奧斯陸附近的機場在整個12月間沒有任何一架外國飛機降落過」。

美國人無法破解的藥劑

類似莫斯科審判被告主動配合的情形大量出現，美國中情局50年代曾認爲這是對犯人動用腦外科手術、電休克法或服用特殊藥物、毒品加催眠術雙管齊下的辦法。一度投入資金長期研究，試圖破解克格勃的藥劑。

但是，這種藥劑並不在實驗室。

赫魯雪夫在秘密報告中重述了那個著名笑話：史達林的煙斗丟了，貝利亞第二天就抓到了10個小偷，他們全都招供了，而史達林則在自己的沙發下找到了那個煙斗。

早在1920年代，同志們就強烈批評 「契卡」（KGB前身）工作人員的」異化」：他們已經完全和我們常人不同，他們冰冷無情，好像只對一件事有樂趣，就是欣賞他人被折磨的痛苦……他們身上已經看不到一點布爾什維克的痕迹。

那個時候，他們就已摸索出一套向犯人要口供的經驗，毒打雖是種最簡單原始的手段，但要人痛苦得生不如死，離目標就不遠了。對犯人精力、精神的無情踐踏和摧毀，令犯人自尊、信心喪失殆盡，便可如願。譬如烏克蘭中央委員會書記柯秀爾很能扛打，但當面強姦他16歲的女兒，他就老實了。

莫斯科第三次大審判整整50年後，布哈林獲平反，他70歲的遺孀一直牢記他《致未來一代共產黨領導人》的每個字，它幾乎感動了整個世界：

「……我向全體黨員申訴！在這些日子裡，在或許是我生命的最後時刻，我確信，歷史的篩檢程式遲早必然會清除掉我頭上的污穢。我從來不是叛徒；我會毫不遲疑地獻出我的生命來換回列寧的生命，我熱愛基洛夫，我沒有干過什麽反對史達林的事。

我要求年輕而正直的新一代黨的領導人在黨的全會上宣讀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復黨籍。同志們，要知道，在你們舉著向共産主義勝利前進的旗幟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但事實如此殘酷，布哈林向年輕的妻子口述那封信時，他才進牢獄，後來，高貴的靈魂匍匐在巨人腳下。他像棄婦哀求無恩的男人回心轉意，一遍遍給史達林寫信：

「當和你在一起時，我總有種特殊的感覺……我甚至曾有機會觸摸你。我開始對你産生了像對伊里奇那樣的感情——像親人一樣的親近感、無限熱愛和信任感。對你可以說出一切，寫出一切，抱怨一切……」

「我打算寫一本書。我想把此書獻給你，並請你寫個短短的序言，以便讓所有人都知道，我完全認爲自己是你的人。我這裡的處境極爲尷尬。要知道，我把每個監獄看守人員都看成』自己人』，而他們像看罪犯一樣看守著我，儘管有分寸。」

誰能相信，高貴的布哈林與諂媚的布哈林是一個人？他甚至寫了首很長的抒情詩給史達林，政治局其他同志傳閱後紛紛表態：這是個騙子。

後人容易對高貴的靈魂最終卑污而失望，可查的檔案表明，大清洗中，惟有曾公開表示要推翻史達林的柳京堅決不向史達林表告饒、表忠心，其餘的都爭相表忠心和摧殘自己，甚至亂咬人。

人的精神和靈魂會崩潰，即使是內務部的頭兒雅戈達和葉若夫也不例外，這兩個人在先後被史達林拋棄後，立即搖尾乞憐。

雅戈達寫給史達林的呈文，甚至還不如布哈林：」我跪在全體人民和黨的面前請求赦免，留我一條命。」

爲了黨的利益

莫斯科審判過程中，西方媒體始終懷疑被告遭刑訊逼供或藥物控制，布哈林爲此專門在法庭上申明，那些所謂刑訊和藥物麻醉的說法，純粹是異想天開的反動猜想。

赫魯雪夫曾啓動過兩次對莫斯科審判的重新調查，第一次由莫洛托夫負責，結論是，的確存在普遍的刑訊逼供，但完全推翻審判結論存在相當難度。第二次調查的結論是，全系冤案，莫洛托夫亦有重大罪責，但此時赫魯雪夫下台，大清洗問題不了了之。

今天的解密檔案顯示，莫斯科審判採用了嚴酷的非法刑訊和精神摧殘手段，很多人是因爲顧及妻兒的生命才認罪的。譬如布哈林不招供，他20歲的妻子和剛出生的兒子會立即沒命；克列斯廷斯基如果不在審訊記錄上簽字，他的妻子和女兒就會被槍斃。

布哈林的妻兒很幸運。1956年，在孤兒院長大的兒子尤里打聽到自己還有個剛出獄的媽媽，千里跋涉到了西伯利亞。在牢中當了20年」人民公敵妻子」的母親告訴兒子，你的父親叫布哈林。

加米涅夫認罪後，沒能保住妻子、兩個兒子以及兄弟和弟媳的命；圖哈切斯基元帥一家更不幸，他的母親在西伯利亞爲圖哈切夫斯基夫婦被槍決而痛哭時，還不知道另外兩個兒子、三個女婿也遭槍決。老太太和一個女兒、一個外孫女和圖哈切斯基的獨生女被送進」古拉格」、她們沒有一個活下來……

爲什麽這麽多被冤屈的共產黨人會配合審判者在法庭上承認自己有罪？毫無疑問，秘密警察很殘暴，但要他們在法庭上像排演話劇一樣爭先要求嚴懲自己，刑訊並不能完全做到這點。

也許莫洛托夫對季諾維也夫的話是另外一種不可或缺的工具：

「您向黨撒過多少次謊？您的謊言給黨造成了多少次傷害？現在，爲了黨的利益，建議您誹謗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運動和德國人準備進攻我們的時候，您的謊言無疑能夠幫助黨。這一點不容拒絕。要討論什麽呢？如果黨的利益要求這樣做，我們不僅應該獻出我們微不足道的名譽，還應該獻出生命。不過，客觀上並沒有要求您撒任何的謊……」

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越是堅定的布爾什維克越難抗拒黨的要求。當求生已無希望、精神已經崩潰，能全心配合審判，是惟一一次向黨懺悔的機會。

莫斯科大審判時，托洛茨基希望蘇聯政府引渡自己以當庭對質，被理所當然拒絕。但是，他若真的上了法庭，他會與那些向他身上潑污水的已死者一樣。

托洛茨基說過：」歸根到底，黨總是對的，因爲黨是無產階級完成其根本任務的獨一無二的歷史工具」。

來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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