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評傳》上

《李清照評傳》上

作者：陳祖美

　　內容簡介

　　李清照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女詞人，也是千百年來一直深受人們重視和喜愛的女作家之一。本書以信史為依託，以內證為根據，對傳主的生平、思想和創作等作了全面面深入的論述，所附《趙明誠傳》和《李清照年譜》，並有助於對傳主的進一步理解。全書考證謹嚴，分析細膩，文筆流暢，多有新見。書中對傳主心靈和情感的逆探、體悟和論析，尤具特色。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序

　　匡亞明

　　偉大的中華民族在長達五千年連綿不斷的曲折發展過程中，像滾滾東流的長江那樣，以磅礴之勢，衝破了重重險阻，奔騰向前，現在更以嶄新面貌，雄姿英發，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蹟。產生這一奇蹟有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勤勞、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活動、社會活動、思維活動和對外交往以及抗擊外來侵略過程中，逐漸創造、積累、發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內在思想活力為核心的優秀傳統思想文化。這是一種偉大、堅強的精神支柱，是我們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歷史留給我們所有海內外炎黃子孫引以自豪的無價之寶。當然，和各國各種不同傳統思想文化一樣，在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傳統中，也是既有精華，又有糟粕，因而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不對；一知半解、信口開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對。鄭重而嚴肅的態度應該是對它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繼承和弘揚這份瑰寶，振興中華，造福人類。人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就是在不斷去粗取精、繼往開來和改革創新過程中實現的。繼往是為了開來，開來不能離開繼往。民族虛無主義和復古主義，都是違背歷史發展的辯證規律的。

　　現在我們國家正處在一個新的繼往開來邁向四化的關鍵時刻。繼往就是繼民族優秀傳統之往，開來就是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來。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從廣度和深度上進行系統研究，實現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繼往開來必須完成的緊迫任務。我認為這是中國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學術界、理論界義不容辭的光榮職責。但面對這一時間上長達五千年，內容上涉及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等各個領域的傳統思想文化，將從何著手呢？毛澤東同志早在1938 年就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①這是很有遠見而又切合實際的英明建議。從孔子到孫中山這兩千餘年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文化最豐富的時期，如果總結了這段歷史，也就基本上總結了五千年傳統思想文化的主要內容。當然，基本不等於全部。孔子以前和孫中山以後的情況，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認為首先最好是在時間上從孔子開始到孫中山為止，方法上採取《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形式作為實現這一任務的開端。這就是從這段歷史的各個時期、各個領域和各個學科（包括文、史、哲、經、教、農、工、醫、政治等等）有傑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選二百餘人作為傳主（一般為一人一傳，少數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傳），通過對每個傳主的評述，從各個側面展現那些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業績，從而以微見著、由具體到一般地勾勒出這段歷史中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總體面貌，揭示其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的主要內涵，以利於開門見山、引人人勝地批判繼承、古為今用，也為進一步全面系統地總結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打下基礎。自從毛澤東同志提出上引建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不少專家學者已從各個方面作了許多工作，但對全面完成這個任務來說還遠遠不夠，還要在深度和廣度上繼續努力。作為「拋磚引玉」，本《叢書》凡二百部，約四千萬言，自1990 年開始陸續出版，爭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齊。

　　①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522 頁。

　　《叢書》所以用「中國思想家評傳」命名，主要是考慮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內在思想活力，而歷史事實也反覆證明，凡是在各個不同時代不同領域和學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自覺或不自覺地認識和掌握了該領域事物發展規律的具有敏銳思想的人。他們取得成就的大小，取決于思想上認識和反映這些規律的程度如何。思想並非先驗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這些規律，主要是通過社會實踐和對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鑒和繼承。思想一旦形成，反過來在一定程度上又對實踐起決定性指導作用。韓愈說的「行成於思，毀於隨」①，列寧說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②，這些話，雖所處時代和所持立場不同，所要解決的問題的性質也不同，但就認識論中思與行、理論（思想的高度概括）與實踐的關係而言，確有相通之處，即都強調思想對實踐的指導意義和作用。因此我們以「中國思想家評傳」命名，就是力圖抓住問題的核心，高屋建瓴地從思想角度去評述歷史人物，以便對每個傳主在他所處時代的具體情況下，如何在他所從事的領域中，克服困難，施展才華，取得成功，做出貢獻，從思想深處洞察其底蘊。歷史上各個時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關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闡述自己思想觀點的論著雖亦不少，但大量的則是其思想既來自實踐（包括對前人、他人實踐經驗的吸取）、又滲透在自己創造性實踐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業績和事功上，而沒有留下論著。另一些人卻只留下著作而無其他功績，對這些人來說，他那些有價值的著作就理所當然地是他的偉大業績和事功。如果論述一個人的思想而下聯繫他的業績（包括著作），必將流於空洞的抽象；同樣，如果只講一個人的具體業績而不結合他的思想活動，又必將成為現象的羅列。評價思想和評價業績，兩者不應偏廢。而不斷在實踐中豐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則是經常起主導作用的因素，強調這個因素，引起人們的正視和反思，正是我們的主旨和目的。當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實踐家，都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不同概念，忽視這一點是不對的。《叢書》的重點則是放在兩者的聯繫和結合上。至於如何使兩者很好聯繫和結合而又著意於剖析其思想活力，各佔多少篇幅或以何種方式表達，則自當由作者根據傳主的具體情況創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從人類歷史上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不僅全人類解放和發展有了劃時代的明確方向，學術研究也有了更嚴密的科學方法，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根據這一科學方怯，在研究和總結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特別是聯繫到《叢書》的撰著時，我認為下列幾點應特別引起重視。一、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實事求是是貫串在馬克思實際活動和理論研究中的主線，離開了它也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只有切實掌握了客觀情況，才能得出正確的認識和判斷。前者為「實事」，後者為「求是」，二者相結合，就叫實事求是。事不實則非誇即誣。為了弄清情況，就必須對情況的本質與現象、整體與局部、真與偽、精與粗，作出區別、梳理和取捨，這樣才能掌握情況的實質，達到「實事」的要求；然後進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觀臆測的假象，並驗證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類歷史前進方向，是否反映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的發展規律，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認識和判斷，達到「求是」的要求。賓事求是是冶學的基本功夫，是對每個傳主的功、過、是、非作出公正評價的必要前提。不論古今中外，對歷史人物過高或過低的不公正評價，大部由於未能認真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緣故。

　　① 韓愈《進學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東雅堂本《韓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 頁。

　　② 列寧《怎麼辦》，《列寧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241 頁。

　　二、堅持批判繼承的原則。馬克思主義學說就是批判的學說，而批判是為了繼承、發展和創新。這就需要我們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既要繼承發揚傳主業績和思想中的積極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極因素。凡傳主業績和思想中體現了諸如愛國主義、民主意識、科學見解、藝術創造和艱苦奮鬥、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歷史前進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請方面有顯著成就等積極因素者，必須滿腔熱情地加以繼承和弘揚，並緊密結合當前社會主義建設實際，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風；凡反映有諸如封建迷信、專制獨裁、愚昧落後、喪失民族尊嚴和違背科學進步等消極因素者，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極影響，而消極因素經過徹底批判後亦可轉化為有益的教訓；凡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相混者，更當加以認真清理和揚棄，既發揚其積極因素又摒棄其消極因素。我們力求一點一滴、切實認真地探索各個傳主思想和業績中珍貴的積極因素，使之成為全國各族人民正在從事的繼往開來偉大歷史工程的組成部分。

　　三、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原則。「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是發揚學術民主，促進學術繁榮的正確原則和巨大動力。前者強調一個「齊」字，後者強調一個「爭」字，是表示學術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兩種不同狀態；前者突出的是統一與和諧，後者突出的是區別與爭論；兩種狀態又統一於不斷地相互促進和相互補充、轉化的持續發展提高過程之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原則體現在撰著評傳時，應從「齊放」和「爭鳴」出發，綜合中外各個時期對有關傳主的不同評價，吸取符合客觀存在的對的東西，摒棄其違反客觀存在的不實的東西，然後創造性地提出經過自己獨立思考的、趕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時，對整個《叢書》而言，也有個共性、個性又統一又區別的問題。這就是一方面作者應把「實事求是」、「批判繼承」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幾點作為大家的共性（統一與共識）；另一方面，對每部評傳的立意、結構和行文（文體、文風和文采等），則主要是作者的創造性思維勞動和雅俗共賞的文字表達藝術的成果，是彼此的個性（區別），不宜也不應強求一律。評傳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發揚這一個性，力求在對每一傳主的評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積極因素，使之和正在變革中國面貌的偉大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融為一體，豐富其內容，促進其發展，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對傳主思想業績的一般性詮釋上。

　　我認為，以上三點大體上可以表達《叢書》所遵循的主要指導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感謝所有關心和支持《叢書》工作的單位和個人，特別感謝《叢書》的名譽顧問和學術顧問。他們的熱情關心、支持和指教，使《叢書》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更要感謝所有承擔評傳撰著任務的老中青學者，他們都以嚴謹的治學態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對學術，對民族，對歷史負責的研究成果。沒有他們的積極合作，《叢書》工作的開展是不可能的。《叢書》副主編和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學出版社，在制定《叢書》規劃，約請和聯繫國內外學者，審定書稿以及籌劃編輯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難，做了大量工作，他們的辛勤勞動是《叢書》能按預定計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現在《叢書》開始出版了，我作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於使命感而醞釀已久的設想終於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實現，心情抬然感奮，好象回到了青年時代一樣，體會到「不知老之將至」的愉悅，並以這種愉悅心情等待著《叢書》最後一部的問世；特別盼望看到它在繼承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的珍貴遺產方面，在激勵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方面，在促進當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繼往開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歷史性偉大事業中，能起到應有的作用。我以一顆毫奎童心，默默地祝願這一由一批老中青優秀學者經長年累月緊張思維勞動而作出的集體性學術成果能發出無私的熠熠之光，緊緊伴照著全民族、全人類排除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障礙，走向和平、發展、繁榮、幸福的明天！

　　熱誠歡迎國內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賜教，以匡不逮。是為序。

　　李清照評傳

　　第一章引論

　　大約十多年前，在域外舉行的一次學術紀念會上，一位中國古代女性的名字，受到了隆重的禮遇。在這前後不久，國際天文界把水星上的一座環形山脈，破天荒地以一個中國女人的名字命名。這位女性雖然就是本傳的傳主李清照，但卻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外人士心目中的李清照。至於我們的傳主在八、九百年前是個什麼樣子，對今天的多數人來說，恐怕已經無從想像。因為在她本來是如花似玉的面龐上，過早地染上了焦慮乃至凄苦的神色，接著又被時人和後人蒙上了一層又一層的面紗。這些面紗有的過於陳舊，上面沾滿了種種污垢；有的不是過於俚俗，就是過於時髦，將這類面紗作為封建時代一個貴家女子的妝飾，頗為不倫不類。本書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傳主揭去面紗，還其本來面目，以昭示出她在今天的價值。

　　然而，對一個文學成就卓著的思想家來說，要真正做到還其本來面目，還必須象聞一多先生提倡的那樣，去探索「數千年來的祖宗」的「心靈中的種種隱秘」①。那麼對於李清照這個特定對象來說，就是要首先找到——

　　① 聞一多《杜甫》，載《唐詩雜論》，中華書局1959 年9 月版，第143 頁。

　　一、打開傳主心扉的鑰匙

　　鑰匙在哪裡呢？如果李清照也象丹麥王子那樣，把心靈上的鑰匙交給自己的戀人，那麼，她的這串鑰匙，就理所當然地交到她的丈夫趙明誠的手上。遺憾的是趙明誠不僅逝世過早，他還把這串珍重的鑰匙丟失在「武陵源」②和「章台路」③上，給自己的妻子造成了終生不能癒合的傷口。這傷口被同代人叫做「趙君無嗣」④。在當時這無疑是李清照的一種心病。她的另一種心病，則是在其十八、九歲時，被廷爭之箭射中，從而結下了很深的、時時作痛的政治瘡痂⑤。不管是丈夫的「武陵」、「章台」之行，還是傳主在政治上所受到的株連，在當時都是諱莫如深、不能或不敢公諸於眾的事情，只能作為隱秘深藏在內心深處。假如傳主是一個奉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閨秀，那麼她的內心隱秘，很可能伴隨著她的軀體被埋葬到地穴黃泉， 成為永遠也解不開的啞謎。恰好相反，李清照則是一位罕見的感受敏銳、思想深邃而超前，文筆既委婉又犀利的文學多面手，她的人生體驗、思想感受、社會政治見解、外交主張等等，凡是可以公開的，均訴諸於詩文，不便公開的，她就把「別是一家」的詞，作為其內心隱秘的棲息之所；把翎毛花卉等作為寓托之物。從這裡入手，或可找到開啟傳主心扉的鑰匙，而這當中的關鍵是找到可靠的媒介。

　　（一）以梅為媒

　　古今中外，可以說沒有一位嚴肅的作家，不把她（他）帳觸最深、最想說的後寫進作品之中的。對於一個人，尤其是對於一個沒有其它事功的、純情詩人的思想感情的了解，離開了對其作品的探究，無異於緣木求魚，對李清照來說審視其心靈的最好窗口，莫過於《漱玉詞》。而《漱玉詞》又有一個極為顯眼的特點，就是詠物之什比重特大。詠物詞中，又以專門詠梅或涉及到悔的數量為最，約佔現存《漱玉詞》的五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說這類同竟有九、十首之多。根據這種初步考察，以梅為媒了解傳主的思想感情的思路，無疑會是正確的。

　　思路正確不等於手到擒來。要研究梅與傳主的關係，首光要調動筆者本人對梅的興趣和與它有關的知識庫存，以正確判斷梅的歷史文化意蘊。在上古人們的心目中，梅即被視作和羹①。意謂梅是上等的調味品，它好比是位極人臣的宰相.起著調和朝廷上下各種關係的重要作用。在唐代以前中國的版圖上，梅之為物隨處可見。相傳李隆基即因其妃子江采蘋居處多梅而賜名梅妃。二、三十年後，在元稹等人的詩中，還可以看到在長安一帶有梅樹生長。①氣候逐漸轉冷，到了北宋，梅在北中國的許多地方已難以越冬，便成了罕見之物。所以在蘇軾寫於寶雞一帶的詩中，有以杏充梅之事②。到了李清照生活的年代，在她的原籍，梅已不能自然生存，因而在當時的載籍中，有「北人不識梅」③之說。物以稀為貴，加之傳主生性好奇，所以她一到汴京，就把一株良種梅，親手栽培在她居住的閨閣近傍。從此之後，梅不僅成了其詞作的主人公，還被她引以為最好的朋友，以至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化身。其狀梅之語，多系喻己之辭，凡是不便明說的心裡話，便托詠梅以出之。梅的命運幾乎與傳主的命運合而為一。這一論點，將在本書第四章第三節「傳寫心曲的身世詞」中予以證實。

　　② 「武陵源」借指「武陵人」，語出傳主《鳳凰台上憶吹蕭》詞·清照以此影時其夫的「天台之遇」。

　　③ 「章台路」，其義略同於「武陵人」，此指趙明誠青褸冶遊之事，詳後。

　　④ 洪适《隸釋》卷二六，商務印書館影印明萬曆本。

　　⑤ 指傳主之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黨籍事及朝廷有關詔命：黨人子弟不得與宗室通婚、亦不得居京。李清照可能因此受到漢重株連。

　　① 參《尚書·說命下》和《左傳·詔公二十年》。

　　① 參元鎮《賦得春雪映早梅》詩等。

　　（二）改二期說為三期說

　　在李清照研究中，一直沿用二期說，即以「靖康之變」和趙明誠病卒為界石，將傳主的行實分為前後二期。事實上這種劃分是不妥當的，它給研究工作帶來諸多不便，比如：

　　第一，「靖康之變」是發生在宋欽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 年）冬，而趙明誠病卒是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八月，相隔近三年之久。二期說就等於將這三年的時間變成了一片空白。而這又是風雲巨變的三年，其衝擊波比以往的十年、二十年還要大。將這三年變成空白是二期說難以彌補的不足，給本來難度很大的傳主作品系年問題，帶來了新的困難。

　　第二，二期說主要是建立在這樣的立論基礎之上的，即認為在前期傳主處境優越，夫妻相得，美中不足僅是伉儷小別。只是到了後期遭受到國破家亡時，作品的基調才變得哀傷凄苦。這是一種與事實有悻的想當然的說法，它經不起事實的檢驗。比如說，傳主作於由青州赴萊州的《蝶戀花》（淚濕羅衣脂粉滿）和乍到萊州時所作的《感懷》詩，其基調誠可謂凄入肝脾，哀感頑艷。但那時李清照只有三十八歲，離「靖康之變」還有五年多，離趙明誠逝世整整八年。依照二期說，這無疑是前期的作品，但內容卻不是所謂的伉儷小別，而是夫妻相聚，還是她自己主動前去的。那她又為什麼要那樣傷感，甚至認為自己就象身陷絕境的人那樣的「可憐」①？對這類問題二期說是無法回答的。更使二期說者為難的是，對傳主作品的一些重要篇目不能正確解讀，對其中的關鍵故實和意象的解釋，不是不著邊，就是加以曲解。比如《鳳凰台上憶吹蕭》，其原詞云：

　　香冷金倪，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對此詞中的「念武陵人遠」之句，以往的闡釋，除了沈祖棻先生的見解①，

　　② 參蘇軾《次韻子由歧下詩·杏》。

　　③ 陳善《們虱新話》下集卷一，四庫全書本。

　　① 李情照《感懷》詩中有「公路可憐何至此」，即以當年袁術（字公路）的斷糧自比。

　　① 沈祖棻云：「"武陵』，在宋詞、元曲中有兩個含義：一是指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漁父故事；一是指劉義慶《幽明錄》中的劉、阮故事。」《宋詞賞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3 月版，第135 頁至136頁。

　　極少近是者，完全到位的可以說沒有。其實這當中含有詞人很深的苦衷，取義極為深婉。「武陵」原指「武陵源」，典出陶潛《桃花源記》，其中說晉大無中武陵郡漁人入桃花源事。所以「桃花源」又稱「武陵源」。「武陵源」因與「桃花」有關，它又涉及到另外一個神話傳說，即劉義慶《幽明錄》所載漢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遇仙女並與之媾和事。仙女住在河之源頭的桃林之中，這片桃林又在今浙東的天台山上，所以劉、阮與仙女相會事又稱「天台之遇」。因為「武陵」和「天台」都和「桃花」有關，而「桃花」在我國占典詩詞中又是代表美女的特定意象。李清照的「念武陵人遠」的寓意，說白了就是擔心趙明誠有「天台」、崔護②之遇，也就是類似於今天所說的外遇或「桃花運」。丈夫的「桃花運」，往往就是妻子的厄運。身為人妻者在這方面的擔心，恐怕庄迄今為止的任何時代都不一定是完全多餘的，更何況處在納妾被視為天經地義、青樓冶遊等於家常便飯的宋代。那時的夫妻關係大都是非常脆弱的，即使被認為是「夫婦擅朋友之勝」③的趙、李之間，其性愛關係也存在著有始無終或有名無實的一面，從而給李清照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壓力。只著眼於時代政治背景的二期說，自然顧及不到詞人的心理狀態， 那麼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研究工作，也只能是大而化之，或極為膚淺的。

　　第三，二期說較適合於粗線條的文藝批評的社會學方法， 對於細膩的心理學等方法，它是相形見繼的。眼下新的方法層出不窮，尤其是對於李清照其人其作的研究，泊來的文藝闡釋學和接受美學等等，與土生土長的「以意逆志」①、「知人論世」②、「詩無達沽」③等傳統方法，幾乎是一拍即合。這種種力量凝聚成的合力，足以突破二期說的原有陣地，代之以三期說。

　　第四，在二期說被強化的背景下，不夠重視對「文本」的研究，即使接觸到「文本」.也往往只是對其中所體現的「階級性」、「人民性」等等特別關注。由於研究的方法和要達到的目的是非文學的，所以在二期說中極少接觸到詩詞學的範疇。而對於《漱玉集》的解讀，如果不從捕捉作為重要的詩詞學範疇的意象和意境入手，就絕無可能入其堂奧。李清照作品中意象的出現和意境的建構，部有跨越時空的漫長發展變化過程。比如「梧桐」這一既可象徵新生向上，又可寓托離愁、悼亡之意的意象，它在《漱玉詞》中，不是從「新桐初引」④一下子跳躍到」"梧桐落」⑤，而是經過了「梧桐更兼細雨」①和「梧桐應恨夜來霜」②這樣一個長期受到雨打霜凍的過程。二期說抹殺了這個過程，硬把梧桐細雨《聲聲慢》作為後期的作品，從而造成了不求甚解，以至多處誤解、曲解了此詞的原意。

　　鑒於二期說存在上述不足，要想使李清照研究深入下去，看來應首先對它加以改造。所以我在本書第二章中，將傳主的生平分成十個階段。對一本專著來說，這種較細的分段，便於對傳主的身世和思想感情作較深入探討。如果從傳主在整個文學史上的地位考慮，將前、後二期說改為前、中、後三期說，似以這樣劃分較為合理——前期：從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 年），也就是從傳主出生之年，到徽宗大觀元年（1107 年），開始屏居青州之年為止，共二十四年。

　　② 孟棨《本事詩·情感》：唐崔護獨自游春，遇倚桃柯之女。對之有所同意和感念，來年題詩左扉，有「人面桃花相映紅」之句。

　　③ 趙世傑等編《古今女史》卷一，明崇幀刊」。

　　① 《孟子·萬章上》，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本，中華書局②⑩⑨④年版。② 《孟子·萬章上》。

　　③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中華書局②⑩⑧⑥年排印本。

　　④ 李清照《念奴嬌》（蕭條庭院）。

　　⑤ 李清照《憶秦娥》（臨高閣）。

　　① 李清照《聲聲慢》。

　　② 李清照《鷓鴣天》（寒日蕭蕭）。

　　中期：也可以叫做青、萊、淄、寧時期，即從大觀二年到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傳主從二十五歲至四十六歲（丈夫去世前），共二十一年。後期：從建炎四年到紹興二十五年（1155 年），傳主從四十六、七歲（丈夫去世），到七十三歲左右傳主下世之年，共二十五、六年。

　　上文所釐訂的三期說，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二期說的不足，不失為李清照研究中一種切實可行的新思路。這在本書下面的章節中，將會得到有力的證明。但也應該說明不能認為有了三期說，什麼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它也有以下兩點明顯的不足之處：第一點，三期說以趙明誠亡故，而不是以「靖康之變」作為傳主中年時期的下限，這對於傳寫心曲的李詞的研究極為有利。對於把丈夫作為主要精神支柱的封建時代的婦女來說，直接左右或危及其命運的是「既嫁」所必從的丈夫和「夫死」應從的兒子①，李清照也不例外。事實正是這樣，在「靖康之變」後，趙明誠健在的近三年的時間內，清照詞的題旨，可以說與整個中年時期毫無二致。所以依三期說將此時的清照詞劃歸中期，十分得當。而趙明誠一死，其詞的題旨旋即大變，由埋怨丈夫的「捷妤之嘆」，亟變為對丈夫充滿深情的悼念。其詩的情形則大不一樣，「靖康之變」以前的篇目或詠史，或以詩代言替親友打抱不平，或變著法兒感嘆自己的身世。再說，那時傳主的主要精力也不用在寫詩上，留存到今天的只有三、四首，而「靖康之變」一發生，特別是當她來到金陵古都，其詩興大發、詩思大變：「頃見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得句必邀其夫賡和，明誠每苦之也」②。所謂「明誠在建康日」，即指其於建炎元年（1127 年）八月，至建炎三年二月，知江寧府其間。清照是於建炎二年正月或二月，由青州抵江寧，其循城尋詩，當在初到江寧的春、冬，或翌年春，也就是「靖康之變」不久的事情。所得之句為何，這裡雖未確指，但時人卻異口同聲他說其時清照所作是這樣的一些詩句：「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①。此時主戰派的著名將相宗澤已死、李綱被罷，當權的是因循苛安、不作戰守之計的「哼哈」二相黃潛善和汪伯彥。上述清照詩的譏諷之意甚明。如依三朗說將這類詩放在中期，倒不如二期說的將它一刀切在後期。

　　第二點，如果說在追加懲治元祐黨人的高潮過後和「靖康之變」以前，北宋世事的變化一度出現了類似「死水微瀾」之狀，這反映在李清照的生活中，也是幾年、十幾年無甚變化的話，但在趙明誠病故前後李清照的心態卻不大一樣，也就是說把建炎三年、傳主四十六歲作三期說中期的下限，是不夠周密的，因為趙明誠是這年八月十八日逝世的，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傳主的命運有天壤之別，但如果把中期的下限具體到趙明誠的謝世之日，那又可能被認為過於細瑣。但以上兩點都不足以抵消三期說之於二期說的優勢，因為對李清照研究來說，一切應該以有利於解開其同中之謎為前提。所以三期說的提出，可以說是李清照研究得以深入的一個先兆。也可以說又找到了一把開動傳主心扉的鑰匙。這裡有必要加以說明的是，鑒於李清照詩、詞中反映的內容不一樣，採用三期說，在分析她的詩作時，則應略予調整，盡量吸取二期說在這方面的長處。

　　① 《儀禮·喪服》：「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② 周煇《清波雜誌》卷八，知不足齋叢書本。

　　① 庄綽《鳴肋編》卷中、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四十引《詩說雋水》。

　　（三）精心為傳主梳辮子

　　儘管傳主不時為難以言傳的的不幸折磨得無心梳妝，或「任寶奩塵滿」，或「日晚倦梳頭」，確實需要有人幫她把秀髮梳理一下，戴上她心愛的「鋪翠冠兒，捻金雪柳」，從而使她重振生活的信心，但這裡所說的梳辮子仍然是比喻性的，指的是對她的作品和主要行實加以編年。作品不能正確系年，會直接影響到對其題旨的理解，更發現不了其中潛藏的深意。以往對《漱玉詞》的不求甚解，或是誤解和曲解，大都是因為不了解傳主的行實，不能對其作品進行正確系年造成的。因為李清照從婚後不久就一直處在動蕩的環境之中，晚年更成了名副其實的流寓者，所以她的作品和她家的文物一樣，幾乎散佚殆盡，倖免散佚的，也使她的那些咳唾成珠的美文，淪為散亂之珠，或者成了被深埋的難以發光的夜明珠。前人為了探儷得珠，曾不惜潛入「九重之淵」，把傳主的作品從已被焚毀、劫掠的《永樂大典》的殘卷中，或從其同代人的編著、手澤等各種文獻中，一首一首、一篇一篇，或是一字一句地逐漸哀編成目下略具規模的《漱玉集》或《李清照集》。此集包括近五十首詞（還有十餘首存疑之作）、十多首詩（還有十餘句失題之作）與文八篇，共計七、八十首（篇），但能夠確切系年的詩、詞、文，總共不到十首（篇），其絕大部分現存作品被認為無法系年，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呢？

　　一般來說，在無甚公正可言的封建社會裡，不用說是一向受性別歧視的女子，其作品容易被忽視，就是作品分量相當的兩位男性作者，一位是在朝的，一位是在野的，儘管他們的作品同樣沒有標明寫作時間，那麼為前者的作品系年就比較容易，因為其行實見於正史或其他記載的機會多，而要為在野的或身居低級官吏的（猶如柳永那樣）一些作家的作品系年，則往往要窮盡多方搜集之力，其難度要比前者大得多。如果要為封建時代的女作者的作品系年，難度則更大。這不僅是因為她們命中注定只能在野，她們中的絕大多數還必須深閉家門，而少數離開家門的，那就可能被關閉在宮、觀等更加封閉的大門之中，除了屈指可數的女皇帝、女朝官，其他女作者的作品大都難見天日，只能留在閨房內私下把玩。及至到了舊禮教被強化到「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地步，那麼女作者為其作品署名、標時，不僅是多餘的，更可能因此招致是非和麻煩，沒有一定的叛逆精神，對寫作本身恐怕也不敢問津。李清照的情況雖有得天獨厚的一面，如在婚前其作品曾名動京師，但也仍然是供人在茶餘飯後或議論一番或把玩一下而已，它照舊不能象有些男性作者的作品那樣，隨其事功而得以彪炳史冊；加之在文學創作非職業化的條件下，標誌寫作時間之類的事，一般不會被放在心上，即使有時隨手寫上何人寫於何時何地的字樣，在作品傳抄中也極易被忽視， 久而久之便斷了線索。還是以李清照為例，她出嫁不久就受到黨爭株連，是時接連下達的詔敕，有的竟以「元祐黨人」①及其子弟的詩文為非法之物。在傳主被遣歸原籍期間所寫離情詞，嘗隨其書信「函致明誠」；即使在黨爭緩解之時，她悄悄回汴京小住，也只能下榻在「無限深幽」②的閨房之中，那裡有一道又一道的「重門」①和一重又一重的「重簾」②，阻隔著她與外界的聯繫。此時她私下倒是填了不少詞，但卻不敢外傳，也就用不著署名、標時。在李清照的作品傳播過程中， 還有這樣兩種值得注意的情況，一種情況是因為其作品中含有種種隱衷，即使傳播出去，也不一定能被人理解，於是就出現了對於題旨及寫作時地的種種猜測附會③，這類記載愈是煞有介事就愈能混淆視聽，致使以訛傳訛近千年之久；另一種情況是李清照其人很有稜角，其作品很有鋒芒，而其矛頭所指又往往是那些陳腐的制度和令人窒息的禮教，以及那種「駔儈之下才」④等等。這就容易使得那些封建衛道者老羞變怒，一旦惹惱了或觸犯了那班小人，就會生出許多「無根之謗」⑤，使傳主深感人言可畏。因此她的那些為自己辨解、或涉及到被時人認為不名譽之事的文字，便不敢公諸於世，加之對她的物議攻訐、流言蜚語屢見不鮮，其作品的真偽尚且難辨，更不消說其作於何年何月了！總之在現存《李清照集》中，存疑作品比例大，難以系年的作品比例大，這是公認的兩大難題。如果在這種基礎性的問題上，知難而止，仍然把一個帶著種種面紗、朦朦朧朧、似是而非的李清照推向口味越來越高，甚至是頗為挑剔的當今讀書界，恐怕年輕的和新生代的讀者，不會再象老一代的人那樣迷醉於她，更何況這裡是要把她作為一個思想家，既要使她在現今社會中發揮應有的教育作用，又要使《李清照評傳》這本拙著不辜負下列這一感人肺腑的厚望：

　　現在《叢書》開始出版了，我作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於使命感而醞釀己久的設想終於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實現，心情怡然感奮，好像回到了青年時代一樣，體會到「不知老之將至」的愉悅，並以這種愉悅心情等待著《叢書》最後一部的問世；特別盼望看到它在繼承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的珍貴遺產方面，在激勵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方面，在促進當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繼往開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歷史性偉大事業中，能起到應有的作用。我以一顆耄耋童心，默默地祝願這一由一批老中青優秀學者經長年累月緊張思維勞動而作出的集體性學術成果能發出無私的光芒，緊緊伴照著全民族、全人類排除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障礙，走向和平、發展、繁榮、幸福的明天！

　　① 「元祐」是北宋哲宗時的年號，從公元1086 年至1093 年。哲宗繼位之始只有十歲，由太皇太后高氏聽政，任用司馬光、蘇軾等，廢黜王安石新法。高氏卒後，哲宗聽政，起用新黨章惇、曾布等，貶斥元祐大臣呂大防、蘇軾等數十人，形成官僚派系間互相報復的局面。徽宗繼位後，任用蔡京、趙挺之等，對元祐年間受到重用的大臣的懲處加碼。對死者一一迫貶，對生者一貶再貶且罪及子孫親友。清照之父李格非曾受到蘇軾賞識，遂被列入「元祐奸黨」名單。

　　② 李清照《滿庭芳》詞。

　　① 李清照《小重山》詞。

　　② 李清照《浣溪沙》（小院閑窗）

　　③ 伊世珍《琅嬛記》卷中引《外傳》（津逮秘書本）：「易安結縭未久，明誠即負笈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對這一記載的附會之處，本書正文中還將有所分析。④ 李清照《投內翰綦公崈禮啟》。

　　⑤ 李清照《投內翰綦公崈禮啟》。

　　① 匡亞明《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序》，見本書卷首。

　　在反覆捧讀匡老的這一書序，特別是這段充滿深情的話語後，筆者深深為之感染和鼓舞，一直是在一種極為「感奮」的心情下來進行這項寫作的。所以首先下定決心，在李清照研究中最棘手的問題上，採取知難而進的辦法，不管自己為之付出多少汗水和心血，也要設法解決李清照作品的系年問題。其具體做法主要是「轉益多師」，不拘一格，這裡僅舉二例：例一是，選取他山之石以攻玉。女子的事迹既然難見載籍和經傳，那麼就從與她有關係，又有地位的「鬚眉」的行實中尋找線索。傳主的翁舅趙挺之系時相之一，他的事迹多見於正史，對於清照寫給他的詩句，即可聯繫朝廷的有關事件，加以分析排比，從而作出較合理的系年。又如在中華書局1981年8 月出版的孔凡禮輯《全宋詞補輯》的第26 頁上，載有從《詩淵》第25冊上發現的李清照的一首《新荷葉》。關於此作，除了在原出處署有「宋李易安」的字樣外，無其它任何線索。筆者根據詞中有「芝蘭為壽」等句，第一步可確定它為壽詞；又根據其中的「鶴瘦松青」、「東山高蹈」等句，第二步確定這位壽星還是一位隱士，也是一位極受詞人尊重的長者；第三步即排比與清照有關的人士，這就很容易把眼光集中到與其父有深交的晁補之身上；第四步查考晁朴之的行實。原來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 年），是晁補之隱居金鄉的第六個年頭，並於是年修葺了松菊堂。此時又大約是趙明誠和李清照屏居青州的第二個年頭。金鄉和青州均屬於今山東，且二地相距不遠。在沒有發現與上述思路相抵悟的材料之前，將這首《新荷葉》，作為傳主為其文學上的忘年交和長者晁補之所作的一首賀壽詞，繫於大觀二年，當是合理的。至於為什麼對此詞特別重視，這將在以後的章節中作出交代。例二是，親身體察，旁徵博引。這是對在《漱玉詞》中別具一格，又是傳主的一首重要詞作的《漁家傲》的系年而言，此詞云：

　　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彷彿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所謂「親身體察」，對解讀此詞來說，包括兩方面的含義，首先是指象親口吃飯那樣，對詞旨細細品嘗體味；其次是對詞中所涉及到的虛實難辨的名物，在可能的情況下進行一些實地考察，比如對結拍的「蓬舟吹取三山去」的「三山」，以往注家都說是指東海的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這與詞的表層語義是相符的，似乎無可非議，但對於解決詞的系年問題卻毫無意義。而不能正確解決它的系年、不了解傳主在寫此詞時的心態如何，解讀就很難到位。於是就轉換視角，從另一角度考慮，遂想到「三山」還是實實在在的地名，而且在我國至今的版圖上仍有四個地方叫做「三山」。一是今山東萊州有「三山」；二是今南京西南長江東岸有三山；三是京口（今江蘇鎮江）又名三山；四是今福建福州別稱三山。這四處三山，萊州和京口二地，清照確實到過。南京的三山，在其遠覽尋詩的過程中，登上北宋人所建的賞心亭當可盡收眼底，不必乘舟前往。為了弄清清照到底指的是哪一處「三山」，筆者曾對這幾處「三山」所在地作了考察，從而斷定——清照詞中「三山」的表層語義是指東海三神山，而深層語義則是指福州的別稱「三山」，下面我們就通過旁徵博引來解答傳主為何要到福州的問題。

　　原來建炎三年（1129 年）閏八月，因金兵南下，高宗自建康逃往浙西。

　　是時李清照還留在建康為逝世不久的趙明誠料理後事。事畢，傳主在走投無路中，打算「往依」「任敕局刪定官」①的胞弟李迒。「敕局」是主管皇帝詔書的機構，其屬吏自然是跟隨御駕行動。清照要投奔其弟就得緊追御駕。不料這位年事正盛的宋高宗卻聞敵喪膽，望風而逃，清照幾經撲空，終未追及。緊接著傳主耳聞「頒金之語」②，意即賜玉器予金人，也就是有人誣告她家私通金人的意思。此事非同小可，清照為之驚恐不已。遂傾其家中銅質器物，欲追趕逃跑中的宋高宗投進，以湔洗被誣之冤。所以高宗在兩浙逃亡的路線，也就是傳主追趕流寓的路線。

　　高宗的行實詳見於諸多史書，稽查可知：建炎三年十二月，在高宗逃到明州（今浙江寧波）時，「提領海船張公裕奏已得千舟，帝甚喜……先是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初遣詣泉、福召募閩、廣海舟，為防托之計，故大舟自閩中至者二百餘艘，遂獲善濟」③。這說明高宗早已作了從海上逃亡的打算。至於逃往何處，那恐怕是絕密級的事情，清照不一定能很快得知。是時衛士張寶等託詞家有父母妻子，不願乘海舟護駕且出語不遜，高宗以御筆偷誅張寶等首者十七人於明州市。同年十二月已丑，高宗在定海上船詔以親軍三千餘人自隨，二府④亦登舟奏事，君臣皆以為敵騎雖百萬，其在海上卻無能為力，登舟即可免禍。甲午自鎮江募海舟，載宗子及其婦女三百四十餘人至泉州避兵，泰州、高郵軍亦遷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①。建炎四年正月己未，明州守者奔散而出，金兵入城。高宗聞明州失守，遂引舟而南，並於「二月乙亥，御舟至溫州江心寺駐蹕，更名龍翔。」②在金兵相繼攻破明州、定海後，原來的勢頭是繼續南侵，可巧風雨大作，加之和州防禦使、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引大舶擊散之。金兵退據明州如揚州例，焚其城，且佔領七十日。在這期間，高宗以福建為退路之想已公開化並付諸實施，一連三令五申速將其祖宗「神御」遷往福州③。「神御」是特指帝王的遺像。同一位宋高宗，他對父母兄長在北金受盡蹂躪，不啻無動於衷，對祖宗的遺像倒備加關注，其用心不難體察，上一年，先期去豫章（今江西南昌）的隆祐太后，在洪州失陷後，亦於此時入閩④。

　　從趙家的情況看，明誠母郭氏原殯於江寧，後遷葬於泉州⑤，而其次子思誠則於建炎年間已家於泉州⑥，此外還有「泉州故相趙挺之家」⑦之說。這一切無一不表明趙家已在泉州安了家，站住了腳跟。如果說趙家「三誠」中，季子明誠之行實尚有微暇的話，長子存誠、次子思誠則可算作封建社會中難

　　① 李清照《金石錄後序》。

　　② 李清照《金石錄後序》。

　　③ 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六，中華書局1957 年版。

　　④ 二府：指政府和樞府，亦稱東、西二府，即指朝中政、軍界要員。

　　① 《續資治通鑒》卷一○六。

　　② 《續資治通鑒》卷一○六。

　　③ 《中興小紀》建炎四年二月乙亥「詔啟運宮神御於福州奉安」，《宋史·高宗本紀》建炎四年二月「乙亥，奉安祖宗神御於福州」，《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和《續資治通鑒》卷一○七亦云四年二月「乙亥.奉安啟聖宮祖宗神御於福州」。

　　④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三十一，中華書局1988 年版。

　　⑤ 黃公度《知稼翁集》卷十一，四庫全書本。

　　⑥ 《福建通志》卷五十二。

　　⑦ 徐松《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中華書局1957 年版。

　　得的好官吏。清照對丈夫的這兩位兄長和他們的妹夫等都很信任和倚重。此時在泉州有職有權的趙思誠當不會對流寓兩浙的弟媳置之不理，而囑其詣泉州避難是順理成章的。既如此，傳主產生南行的意向，悉在情理之中。另外，在這首《漁家做》中，還有一個關於南徙的有力的內證，這就是「九萬里風鵬正舉」之句的出典：「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是鳥也，海運則將徒於南冥……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傳扶搖而上者九萬里」。①鵬是將徙於南冥的，也就是由北海往南海飛，與清照所嚮往的去泉州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她在詞中運用這一典故非常恰當，如果她嚮往的是北方萊州的三山，就不能以南飛之鵬為典，而從青州到萊州三山，絕無雲霧茫茫上接天際的水路可行，其必經之地則是她寫《蝶戀花》（淚濕羅衣脂粉滿）時下榻的昌樂驛館。其由青州至江寧雖系南行，但「三山」不用作江寧的代稱，再說這段水路也遠不及由溫至泉舶行所給人的水天相連的感覺，而詞之首句的「天接雲濤連曉霧」，即很象是溫州甌江孤嶼水天雲霧實景的幻化。至今雖仍未發現有關清照到過溫州江心寺的記載，但因她一直追隨高宗的逃亡路線，亦當到過江心寺。此詞很可能寫於被謝靈運形容為「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②的甌江孤嶼。詞中「風休住」，意謂風送行舟，這正是清照於建炎四年正月底或二月初抵溫時，北風勁吹的季節。船借風力由溫南行無疑。

　　據上所述，擬將清照的這首《漁家傲》詞作如下的解讀和系年：此詞雖題作《記夢》，卻不一定完全是夢境的實錄，倒像是作者上述那段特殊經歷的藝術再現。後來清照的女弟子韓玉父，曾「自錢塘而之三山」，她是從杭州到福建去尋找那位與其「有終身偕老之約」、「得官歸閩」的「林君子建」①。可見宋代人對於清照的「三山」之意，是理解為南去福州的。

　　福州不僅是由溫至泉的水行所經之地，而且別稱三山。所以詞中「蓬舟吹取三山去」的語言意義雖是指東海三神山，而其言語意義則是指福州。同樣的道理，詞中的「帝所」、「天語」，字面上是說作者在夢中聽到天帝向她發問，實際是她殷切企望追及、陛見高宗心理的幻化。因此，不管清照的行跡是否到達福州或泉州，這首詞的寫作契機既與福州（三山）有關，更與「天帝」在人間的代表高宗有關。在這之前一、二年中，清照又確實「循城遠覽」，尋得諸如《烏江》、《詠史》和「南渡衣冠少王導」等「驚人」和「後世皆當為口實」②的詩句。此詞中的「學詩謾有驚人句」，當是以上創作實績的帶有諷喻和牢騷意味的概括。由此看來，這首一向被認為表達理想的浪漫主義的豪放詞作，卻有著極為直接而深婉的現實內容。所以將它繫於高宗建炎四年（1130 年）正月或二月，是有史、有事可稽，當可為人所接受的。作品系年既是作家研究的基礎，在這上面多花一些氣力是必要的、值得的。對《漁家傲》一詞是這樣，對傳主其他作品的系年，也大都花費了一番九牛二虎之力，從而收到了明顯的效果。掌握了作品系年這把鑰匙，更便於打開傳主心室的大門，為其隱衷找到現實可信的依據。

　　① 《莊子·逍遙遊》郭慶藩集釋本，中華書局1961 年版。

　　② 謝靈運《登江中孤嶼》，《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宋詩》，逮欽立輯校，中華書局1983 年版。① 《宋槧醉翁談錄》乙集卷之二，轉引自《李清照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84 年版。② 庄綽《雞肋編》卷中。涵芬樓排印本。

　　（四）細審用事用典

　　用事用典是一回事。對於作品中用典好，還是不用好，在古丈論家的眼中有兩種絕然相反的看法。劉勰是主張用典的，他所說的「事類」①，比通常所說的「典故」的範圍還要寬泛得多。而鍾嶸針對「文章殆同書抄」②的弊病提出，有關治國巨著可以用典，而對於抒情詩則不應該用典。不知有意無意，李清照作品在用事用典方面，分別吸取了劉勰和鍾峙的精闢見解和合理主張，從而揚棄了劉、鍾之說的片面成分。在她的文章和敘事詩中大量用典，而在其寫景和抒情的短幅詩詞中，有的一個典故也找不到。劉勰見解的極為可取之處是在於「用人若己」③，即引用前人的故事，要象自出其口。這一準則，李清照在其身世詞中運用得尤為出色。她在其《詞論》中是主張，甚至強調使用「故實」的，而她的絕大部分詞中的故實，就象是高鈉鹽溶解人水，味道很濃，卻不見蹤影，因而使得迄今為止的《漱玉詞》的諸多注家和論者，大有失職之嫌。一方面是應該注出的典故沒有注出，另一方面是即便注了出來，其訓釋也沒有到位，甚至不少解說是穿鑿迂腐的，致使傳主的難言之苦未曾得到應有的同情，更使其許多超前的進步思想和對於社會人生的許多精闢見解，未曾得到繼承和發揚光大。以往在解釋李清照其人其作時所存在的似是而非的弊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在對其用事用典的缺乏甚解上，尤其是對於《漱玉詞》的研究，假如不從細審用事用典上入手，恐怕永遠也解不開其中的「司芬克斯」之謎。

　　對《漱玉詞》的研究，筆者是從對分歧最多、被誤解程度最嚴重的《聲聲慢》一詞的解讀開始的，此詞的「文本」曰：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曉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惟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詞中有一處重要異文，即「曉來風急」的「曉」字，其所以被多數學者誤解為「晚來風急」的癥結，是在於沒能發現此句中包含著一個猶如鹽溶入水的典故。這就是「曉來風急」系化用了《詩經·終風》篇的「終風且暴」之句。與這一發現同時被作為解讀此詞金鑰匙的，還有前文所引「趙君（李）無嗣」之說。而與「趙君（李）無嗣」具有同一種含義的、《終風》篇所暗示的衛庄姜的被疏無嗣，不正是清照與庄姜的同病相憐之處嗎？又何止是她們兩人，打開那部血淚斑斑的中國婦女史，裡面有多少「婦」老姐妹因「無後」而被作為不可饒恕的罪人！即使她們忍受著難熬的分娩痛苦、任憑生過多少個女兒，也不管這許多女兒有多麼聰明伶俐、長得有多麼好看，只要這個女子生不出一個哪怕是弱智的兒子，那麼她同樣會被認為是「無後」者、同樣逃脫不了被茶毒和戕殺的厄運！！所以這個「趙君（李）無嗣」毫無疑問就是中年時期李清照的最大心病。詞人最大的心病，往往就是詞中最隱秘、包裹最緊的詞核。把「趙君（李）無嗣」這樣的「兒女事」作為《聲聲慢》的詞核，既符合當時的詞材標準，也與傳主的同學主張相一致，也當是對「曉來風急」句的入木三分的解釋。此詞中最大的難點被攻破了，其它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與此同時，筆者還對《鳳凰台上憶吹蕭》中的「念武陵人遠」句，作了前文所縷述的一番新解。1991 年5 月，為參加在山東萊州舉行的李清照學術討論會，筆者又對傳主赴萊、居萊詩詞的主旨故實寄意等作了新的解釋。此後更曾反覆考慮可否用類似於冶金術中的置換法，把本來渾融於《漱玉詞》詞境的前人故事給透析出來，從而為今人提供一架觀察傳主肺腑的透視儀和顯微鏡。

　　① 劉勰《文心雕龍·事類》，范文瀾注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版。

　　② 鍾嶸《詩品·序》，陳延傑注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 年版。

　　③ 劉勰《文心雕龍·事類》。

　　既然用細審用事用典的辦法解讀《漱玉詞》，已經嘗到了不少甜頭，所以便對現存近50 首清照詞，一一作了「透析」，又從中發現了不少過去未曾被注出過的故實。這些將在本書第四章《「壓倒鬚眉」的<漱玉詞>》中，聯繫具體詞境，分別加以訓釋，以下僅以一、二實例，看看傳主在使用故實時，所表現出的才華和睿智，以及從中所折射出的是一顆被損傷到了何種程度的心靈。這類實例之一就是傳主在受黨爭株連過程中所寫的一首調寄《滿庭芳》詞：

　　小閣藏春，閑窗鎖晝，畫堂無限深幽。篆香燒盡，日影下簾鉤。手種江梅漸好，叉何必、臨水登樓。無人到，寂寥渾似，何遜在揚州。從來，知韻勝，難堪雨藉，不耐風揉。更誰家橫笛，吹動濃愁。莫恨香消雪減，須信道、掃跡情留。難言處、良宵淡月，疏影尚風流。

　　此詞大約寫於崇寧四、五年間，是時作者二十三、四歲，在黨爭有所緩解時，她回到了汴京。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朝廷對元祐黨人及其子弟的禁令還沒有完全解除，清照當是冒著一定的風險悄悄回京探望丈夫，但她卻遭到了冷遇，並敏感到自己已成了宰相府邪中不受歡迎的人，她只好回到婚前在汴京居住的「小閣」。這雖然仍是當年「理瑤琴」①的閨房，「閑窗」、「重簾」依舊，但主人公的心情卻大不一樣了。那時她對愛情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在急切的期待中，借「理瑤琴」略寄春情，現在則是在失望中備加傷感。當年的閨閣，如今彷彿變成了禁閉室，一顆尚未消逝的「春心」被鎖進了「無限深幽」的「小閣」。聊慰寂寞的盤香已經燃盡，陽光也已西沉，整整一天，或雲不管白天夜晚，總是「無人到」。這個「人」，不同於李惺筆下泛指一切不詣其被軟禁「庭院」的「誰」②，而是李清照專用於對趙明誠的呢稱，當與「念武陵人遠」、「人何處」①里的「人」同義。所謂「無人到」，就是詞人埋怨趙明誠應該到而不到她身邊來。為了簡練而確切他說明作者的這種心情，僅詞的上片就用了明暗兩個典故。一個是「臨水登樓」，一個是「何遜在揚州」。前者旨在強調主人公雖然心情很不好，但卻不同於寫《登樓賦》時的王粲。他在（湖北）當陽「登茲樓以四望」，所產生的是懷才不遇和思念家國的憂戚，而詞中的主人公，也就是生活中李清照的化身，那時她並沒有什麼家國之思，在汴京失陷，她由青州到江寧產生了家國之思後所寫的《鷓鴣天》，就直接了當他說自己也有與王粲同樣的「懷遠」②之情，因為這種情感不存在不可告人的問題，而真正難以告人的是藏在「何遜在揚州」一句背後的情節。詞人的睿智和苦衷也恰恰表現在對這一故實的婉轉借取上。以往的注釋僅僅為「何遜在揚州」句找到了這樣的出處——指出此句基本上是杜詩原句③。只是到此為止，根本無法說明李清照的心情，也找不到其「寂寥」的真正原因何在。必須過細地審視此典才能發現，原來詞人是借何遜的《詠早梅》詩，來表達自身的難言之隱。因為何遜詩中有這樣幾句：「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這類詩句，即使出自象何遜、杜甫那樣著名的男性作者之手，也不外乎「美人香草」之喻，而對於女詞人李清照來說，則具有真實感人的身世之慨，她此時與失寵的陳阿嬌和被棄的卓文君完全是同病相憐的。所以她特別聲明其內心況味與因其貌不揚，加之體弱，不為荊州劉表重用而產生桑粹之念的王粲不同，故云「又何必臨水登樓」。緊接下去的「無人到，寂寥渾似，何遜在揚州」諸句，可直譯為：丈夫不肯到身邊來，使自己產生寂寞（冷落、孤獨）之感，簡直就同何遜在揚州所寫的《詠早梅》詩中的被廢居長門宮的陳皇后，和被因獻賦得官欲取茂陵女子為妾的司馬相如遺棄的卓文君的心情完全一樣。詞的下片大意是說，誰都知道，從來都是以梅自況的作者，她也和江梅一樣，以皎潔風雅取勝。由於所處環境優越，便經不起風雨的摧殘。儘管如此、儘管江梅也有因失去白雪的映襯而香消色褪、甚至隨風飄落之時，但因其濃香徹骨，即使將落花掃掉，卻仍留有香氣和情韻。這正如一對曾經滄海的夫妻，儘管經歷挫折卻仍不忘舊情。這一切「難言處」，待到「良宵淡月」時，其「風流」、「韻勝」，就象江梅（疏影）一樣，會得以再現！

　　① 李清照《浣溪沙》（小院閑窗）。

　　② 李煜《浪淘沙令》上片云：「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蘚侵階，一桁珠簾閑不卷，終日誰來。」

　　① 李清照《點絳唇》（寂寞深閨）。

　　② 李清照《鷓鴣天》（寒日蕭蕭）有句雲，「秋已盡，日猶長，仲宣懷遠更凄涼……」。

　　這首詞的語調平緩，文字從容柔曼，但其語義深層卻含有崢嶸筋骨，簡直就是傳主為自己寫的《長門賦》和《白頭吟》！由此可見傳主的苦心，亦可見中國古代婦女的命運是多麼沒有保障、多麼可憐！《漱玉詞》中有不少篇目不僅具有類似於《長門賦》和《白頭吟》的性質，而且更凄楚感人、更值得同情。細審傳主的用事用典，可大大加深對其人其作的理解，而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誠然，筆者在對傳主的命運有了一個較符合實際的總體理解後，就較便於發現並挖掘出其所用典故的深義。這一情況表明，對這位既令人服膺、又令人同情的「掃眉才子」的研究，將進入一個良性循環的軌道，大大有利於這一評傳的寫作。

　　③ 杜甫《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億見寄》一詩中，有「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等句。

　　二、新構想的背後

　　在對李清照生平的評述和對其作品的解讀時，本書分別採取了一條不同於他人的思路和運用了一套較為獨特的方法，擬統稱之為「新構想」。對此，因有馬克思主義關於「天才的猜想」說作依據，所以不怕有人對其中的「猜測」成分說三道四，倒是從另一方面很擔心這一「新構想」可能被誤解成文學研究的「福爾摩斯」或「神探亨特」。誠然，拙著中試圖運用一些泊來的方法，但這絕不意味著筆者拋棄了土生土長、歷史悠久、行之有效的傳統方法。相反，對傳主內心隱秘的破譯和對其某些難度較大作品的解讀，首先是建立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之上。

　　（一）以信史為依託

　　信史是指誠實可信的歷史。在我國能夠擔當起「信史」這一美名的，主要是指《春秋》以來的紀事翔實的正史。李清照的事迹見於正史的僅廖廖數語：「女清照，詩丈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①這則記載對於研究李清照來說，無疑是十分寶貴的。但因其過於簡略，對於要寫成一部有一定規模的思想家評傳來說，又遠遠不敷使用。所以上述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或稱曲徑通幽之法曾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然不管用什麼方法、也不管將踏破多少雙鐵鞋，筆者對本書的最起碼而又最嚴格的要求是，必須以可靠的史料為依託。而且，在這方面，黃盛璋、王學初等許多前輩學者曾辛勤衷輯，已為我們作出了示範。然或由於各自發現、引用材料的視角不盡相同，只要我們經過一番努力，當仍能有所創穫。所以眼光既不能離開已為人們所熟知和使用的材料，又要儘可能地擴大視野，充分發掘正史及其它與傳主有關而又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史料，以使自己的研究能夠更進一步並取得一些新的成果。

　　研究柳永的專家，曾從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搜尋到有關柳永的重要史料，從而糾正了關於《望海潮》的系年錯誤等問題，這亦給筆者以很大的啟發。然《續資治通鑒長編》是一部編年體的北宋史，而李清照是一位生活於南北宋之間的人物，不僅如此，李燾此著系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較之原書已有殘缺，而這殘缺的部分，又恰恰是李清照生活中的重要年份，因而筆者雖在閱讀此書時有所收穫，但仍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於是，筆者的注意力轉向與李燾是書相續的另一部編年體史學要籍《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此書由南宋李心傳所著，專門記載南宋高宗一朝的史實，而李清照晚年的生活在時間上亦大致與高宗一朝相始終。經過一番披覽搜尋，筆者果於其中獲得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同時，筆者十分重視對《宋史》的翻檢利用，二者相互印證，使我們對傳主的研究似可更進一步。這裡姑舉兩例。

　　一、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七十六紹興四年五月載趙思誠除中書舍人時，殿中恃御史常同曾言：「思誠，挺之子，挺之首陳繼述，實致國禍，……豈可使其子尚當要路。」《宋史》卷三百五十一《趙挺之傳》亦載挺之「拜御史中丞，……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中密指，偷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拓諸人不遺力。」同書卷三百二十九《鄧洵武傳》所附《鄧洵武傳》，亦言挺之為當時「助紹述者」中的重要人物。這些記載是一致的和可憑信的。

　　① 脫脫等《宋吏·豐格非傳》，中華書局1977 年版。

　　二、《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紀》載，崇寧二年九月曾「詔宗室不得與元佑好黨子孫為婚姻」。①對於第一條材料，需要說明的是「首陳繼述」的「繼述」二字，它不是修辭和訓詁意義上的「繼承」，而是特指繼承宋神宗所實行的新法：「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章）淳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②。熙寧、元豐是神宗年號，元祐是哲宗年號。神宗時重用王安石等人推行新法。但這位既受史家稱道又同時被針砭的神宗皇帝③，卻在三十八歲的盛年謝世，其第六子哲宗嗣位後，年號元祐。這位「臨朝莊嚴，左右仆御，莫敢窺其喜溫」①的小皇帝，畢竟只有十歲，實際是由太皇太后高氏聽政，她一味重用蘇軾等老臣，所以盡廢新法。元佑八年高氏卒②，哲宗親政，次年改元紹聖，任章惇為尚書左僕射，以紹述熙寧、元豐新政為名，盡復高氏主政時所廢新法。哲宗卒，向大後聽政，罷斥章惇，新政又廢。到了徽宗崇寧元年六月趙挺之除尚書右丞，七月李格非被列入元祐黨籍。原來崇寧元年「首陳繼述」的不是別人，而是時相曾布和傳主的翁舅趙挺之。至於對「首陳繼述」之事和對趙挺之、曾布如何全面評價，那主要是歷史學科的課題，與李清照有關係的是由此二人所建議的「紹述」，實際上成了「排擊元祐諸人」並株連其子弟的禍根。所以這不是一條一般的史料，它說明正是李清照的翁舅趙挺之參與將她的父親李格非推向了更深一層的廷爭陷阱。如果趙挺之是一位器識大度的政治家或是一位通情達理的長者，此事不一定株連到自己的兒媳。偏偏趙挺之是一個度量狹小，甚至是一個眶毗必報的人。陳師道《與魯直書》曾講到這樣一件事：「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文詩，雖半簡數字必錄藏，以此失好於父，幾如小邢矣。」③一個把政治恩怨竟然帶到學術領域的趙挺之、一個對其季子都不稍加寬容的趙挺之，一個把對政敵蘇軾的怨恨遷怒於其「親家」的趙挺之，又怎能設想他不把為其惱恨的李格非感戴蘇軾之事嫁禍於兒媳李清照呢？蘇軾、黃庭堅均為當時的書法大家，趙明誠作為一個廣采博收的金石書畫酷愛者，其「錄藏」「蘇、黃文詩」是極為有眼力有意義的大好事。這樣的事趙挺之都要加以干涉並為此對其季子翻了臉，又怎能保證他不為自己「進居政府」之事，而對兒媳提出一些不近情理的「政治要求」呢？生活在這樣一位翁舅主宰的家庭里，作為一個出嫁不久的「新婦」，傳主處境之艱難是可想而知的。當然廷爭時松時緊，人事關係也在不斷變化，趙挺之對李格非雖沒有盡到搭救之力，李清照曾為此很傷心，但作為「親家」，他對李格非也不至於一味採取落井下石的做法，後來李清照在《後序》中提到他時，字裡行間頗含禮敬之意。上述一切當是傳主作品的政治、心理背景。了解了這種背景，不單是那種曾把情調悲苦的《漱玉詞》說成是作者「貴婦人陰暗心理的反映」的論調不攻自破，就是曾為不少人所接受的什麼「明誠負笈遠遊」、「伉儷小別」云云，也不再會被普遍認可，從而為李清照研究開闢出一條新的路徑，這也是所謂新構想的旨歸所在。

　　① 趙挺之倡為紹述事與徽宗崇寧二年詔書，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十七、八十八亦有明確記載，可參。

　　② 《宋史·章惇傳》。

　　③ 《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八謂「帝天性孝友，其人事兩宮，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親愛二弟，無纖毫之間，終帝之世，乃出居外第。總攬萬幾，小大必親。御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侍臣有以為言者，帝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耳。』謙沖務實，終身不受尊號。時承平日久，事多舒緩，帝歷精圖治，欲一振其弊，又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乓，奮然將雪數世之恥，王安石遂以富強之謀進，而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諸法，一時並興，天下騷然，痛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祖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馴至靖康之禍。」陳按，對史家此說僅供參考，絕不能一言當否，百世從之。

　　① 《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八。

　　② 《續資治通鑒》卷人十三對高氏的評價是：「自垂簾以來，召用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安。杜絕內降僥倖，栽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舜」。陳按：對此評價，亦應斟酌去取，不宜悉加從之。

　　③ 《後山居士文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第二條材料對元祐黨人子弟雖然很苛刻，但它能否直接威脅到李清照，還要看執行過程中的寬嚴程度。其中的關鍵是趙挺之家算不算「宗室」。唐宋以來，「宗室」一般是指皇族。趙挺之雖然與皇家同姓，但他並非皇家親族而曾被認為「趙、李族寒」①。但是，在唐以前的典籍中，士大夫的支屬有的也稱「宗室」①。根據趙挺之的為人說他有臍身於「宗室」之意，當非妄測。至於趙挺之為什麼要這樣歹毒地對待李清照，原因很明顯，就是在前不久，李清照曾上詩趙挺之搭救其父李格非。而李格非，不僅受知於蘇軾，是蘇門後四學士之一②，他還執意不肯落井下石地編派元祐黨人的罪過，違背執政者的旨意從而被外放③。在紹聖年間，趙挺之尚未執政時，李格非還是被執政者拉攏的對象，而到了趙挺之大權在握時，由他參與制造的「擴大化」，從而把李格非羅織在元祐奸黨的名單之內，直至於端禮門立黨人碑，以示永世不得翻案。

　　在上述壬午詔頒布約半年後，崇寧三年「夏，四月，甲辰朔，尚書省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閉下」。④這樣一來，趙明誠和李清照這對原本恩愛的夫妻，不僅面臨被拆散的危險，偌大的汴京，已經沒有了李清照的立錐之地，不得不隻身離京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歸的她的娘家人。傳主的頗為激憤的上趙挺之的詩句——「炙手可熱心可寒」，以及《漱玉詞》中那些表達伉儷睽違而又悲苦莫訴的離情詞，就是產生於這種政治歷史背景之下，而絕不是什麼覓錦帕書贈「負笈遠遊」的趙明誠。結婚之初，趙明誠還是汴京的太學生，殊無「負笈遠遊」之事。不久，他就憑藉蔭封的特權當了鴻臚少卿。此系中央清要之職，更無須闊別京城的丞相府邪出而遊宦。以上引述旨在說明本書關於李清照研究的新構想，均有可靠的史料依據。當然，筆者在有關信史中所找到的依據遠不止這些，其餘將在以後的章節中，聯繫傳主的行實陸續加以徵引。

　　（二）以內證為根據

　　① 李清照《金石錄後序》。

　　①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晉書·張昌傳》、《北齊書·邢邵傳》、《周書·裴俠傳》等。

　　② 韓淲《澗泉日記》卷上。

　　③ 《宋史·李格非傳》，「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格非）為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

　　④ 《續資治通鑒》卷八八。

　　這裡的「內證」是指從傳主的作品中，找到的關於其身世的證明。前述細審用事用典，是尋找內證的方法之一，筆者藉此找到了清照被疏無嗣的旁證。但是與傳主身世和其詞作基調休戚相關的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問題，就是趙明誠是否確有納妾之事。按照宋代的婚俗，納妾是必然的，也有學者曾經注意到這一點①。可惜的是沒有深究、沒有說明此事的輕重和所以然，因此容易給人造成誤解，從而認為趙明誠的是否納妾是無足輕重的事，有的人甚至認為這是一件庸俗無聊的事。問題恰恰相反，一旦趙明誠有蓄妾之舉，趙、李之間的所謂美滿婚姻就不復存在。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性愛是最個人的，它必須以專一為前提，失去專一就沒有真正的愛情可言。加之李清照不但是一個學養深厚的知識女性，更是一個具有叛逆性格的既執著又敏感精神品位極高的女性。這樣的女性，不但不會甘心於丈夫在享有三妻六妾特權的情況下，對其作為一個人的本能要求的不可避免的挫傷，就是對她略有那種心猿意馬般的敷衍、愚弄，或單純生理性地給予，也是難以容忍的，也必然給她帶來難以言傳的痛苦。這當是傳主作品基調悲苦無擬的最深層次上的原因。以往在李清照的研究中沒有著眼於此，所以一直存在著這樣一個無法解釋的矛盾，即一方面把趙、李之間的感情說得美好無比，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認傳主的作品（尤其是詞）的基調不勝悲苦。所以即使從形式邏輯中的同一律上看問題，趙明誠的納妾也是必然的。但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李清照畢竟是生活在不能不受三從四德等封建禮教制約的時代，對一夫多妻這種極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她也只能在不違背「夫道尊嚴」的情況下，採取怨而不怒的形式加以披露。基於這種認識，筆者對李清照《金石錄後序》中的這樣一段話再三琢磨過：「八月十八日，（趙明誠）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從而認定，這個「分香賣履」典故的出現，就是趙明誠曾經有過蓄妾之事的「內證」。

　　「分香賣履」，語出《陸機集·吊魏武帝文》引《曹操遺令》，云：「余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域外饋贈的名貴香料，可以作為遺產分給眾妾；至於宮女，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就叫她們去學做鞋子賣錢養活自己。後來，此典除了被作為曹操生活簡樸的美譽外，還專指人在臨終時對其妻妾的戀念之辭。本來這一典故，在我們日常使用的，不管是舊版，還是新版的工具書中都不難查找，那麼，為什麼八、九百年來沒有人特意關注傳主引用這一典故的用意所在，也就沒有解開趙明誠曾有過的「武陵」、「章台」之行和蓄妾之舉的謎底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首先，《金石錄》是一部專門性很強的著作，作為它的序言，《後序》雖見於《容齋四筆》卷五、《詩女史》卷十一、《彤管遺編》續集卷十七、《古文品外錄》卷二十三、《古今女史》卷三、詩詞雜俎本《漱玉詞》等，但都只有撮述大概，沒有上引「殊無分香賣履」云云，人們對此便無從索解，何況這些書中的大部分，也不是一般人有興趣，或有能力卒讀的。

　　其次，傳主向以詞名著稱，接觸或熟讀其詩文的人較少，七十年代未版行於世的王學初《李清照集校注》，雖然不但收錄了《後序》，還在此書的第186 頁上，注了「分香賣履」的出處，但卻未作任何解釋，人們仍難以確知此典與清照身世的內在聯繫。後出的其他版本中，有的對此典雖作了少許解釋，但也只是點出這是關於私事的遺囑而已，遠未揭出謎底。

　　① 王汝弼《論李清照》，濟南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李清照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1984 年5 月版，第115 頁。

　　現在看來，《金石錄後序》中的「殊無分香賣履之意」，絕不僅是指趙明誠沒有留下遺囑，而是說他既沒有象當年的曹操那樣，對其妻妾留下遺囑，也包含著因「趙君無嗣」，無須留遺言於兒輩。這樣一來，以「分香賣履」代指趙明誠的遺囑才是恰當的。如果趙明誠壓根沒有蓄妾之事，那麼這裡借用曹操對其妻妾的遺囑，就很不得體。學識淵博而又極擅用事的李清照，在涉及自身內諱的事情上，絕不至於有不倫不類或顧此失彼之嫌。正因為清照熟知曹操這一遺囑的具體內涵，藉以點明趙明誠遺有妻妾恰到好處。這也就是前文所指出的，由於時代的局限，李清照對此類事情只能採取怨而不怒，或不怨不怒，甘願「從夫」態度的一種註腳。

　　正因為趙明誠曾有蓄妾之事，到了六朝金粉的建康，他又經不住新的誘惑，而涉足「章台」之路，所以李清照才用心良苦地對趙明誠這一身分、行徑類似於「玉勒雕鞍」①者，加以勸諭。她之所以「酷愛」歐陽修「庭院深深」之句，並將其隱括成《臨江仙》（庭院深深），其旨正在於此。看來，輕而易舉地獲得了高官厚祿的趙明誠，並未接受妻子的勸諭，而在私生活上熱衷於尋花問柳，不僅妨礙了其對金石書畫的正當愛好②，在江寧府事這一抗金前線的重要崗位上，亦疏於職守，所以就任不久就被停職調換，不等離開知府官邸，又犯下了「縋城宵遁」③的失職之咎。這不僅給他自己的歷史上留下了不夠體面的一頁，更可能給傳主高潔的心靈上留下難以彌補的遺憾。正因為在李清照的一生中經歷了許多危苦之事，所以其作品不僅在藝術性方面很值得借鑒，其思想內容更經得起回味和推敲。對這樣的作家作品絕不能再象以往那樣，用那種庸俗化了的查階級定成分的辦法簡單從事，而必須深入到其內心深處，揭示出其種種難以告人的隱秘。

　　綜上所述，對於《李清照評傳》（附《趙明誠傳》）的撰寫，筆者將在反覆體味馬克思主義關於「天才的猜想」之啟迪意味的同時，用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並以「信史」為依託，以「內證」為根據，將傳主的一生經歷及其好思想、好品格、好手筆，聯繫筆者的某些切實感受，化作一部雅俗共賞之書，聊當瓣香之薦，一則告慰英靈，一則奉呈知音。

　　① 歐陽修《蝶戀花》（庭院深深）。

　　② 施宿《嘉泰會稽志》卷十六、桑世昌《蘭亭考》卷三載吳說跋唐閻立本畫《蕭翼賺蘭亭圖》。吳說的這一跋語曾提到，此圖系江南李後主故物。周谷以之與同郡人謝克家之子、趙明誠的表兄弟謝伋。伋及攜至建康，為郡守趙明誠所借不還。

　　③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二十，詳情已見前文。

　　第二章飽嘗人間甘苦的一生

　　李清照是身履兩宋的齊州（今山東濟南一帶）人，自號易安居士，有時亦署作「易安室」。「易安」二字系取義於陶潛《歸去來兮辭》的「審容膝之易安」，意謂住處簡陋而心情安適。在傳主二十四、五歲屏居青州時，始用此號。

　　對於傳主的生年和卒年，筆者嘗用盡「上窮碧落下黃泉」之力，仍未曾找見直接現成的記載。對其生年的釐定，唯一的線索是她五十一歲①時寫的《金石錄後序》。其中云：「余建中辛已，始歸趙氏」，又雲，「（是時）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②，意謂她是在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 年），嫁給趙明誠的，那年她恰好十八歲。由此上溯十八載，那麼，我們的傳主清照，當生於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 年）①。

　　關於李清照的卒年，黃盛璋和王學初先後作過較翔實考證。雖然在審視具體材料時，二說偶有異議，但主要見解是一致的，均將她的卒年推定為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1155 年）之前，謂其享年七十三歲②，茲從是說。

　　① 《金石錄後序》之作年，亦經多方考核，方得確知，詳見後文。

　　② 杜甫《醉歌行》：「陸機二十作《文賦》」。

　　① 關於李清照生於何年，異說紛壇。其中《李清照集》第169 頁，黃盛璋說可從。

　　② 見《李清照巢》第161—163 頁、《李清照集校注》第267—269 頁。

　　一、生於明水而非歷城

　　《宋史·李格非傳》和《東都事略》等，均稱清照之父李格非為「濟南人」。此說就其郡望而言是對的。因在唐朝時，濟南是齊州的州治，至北宋未年，濟南升為府，統轄今山東歷城、章丘等五、六個縣市。後人把原籍章丘的李格非，統稱為「濟南人」是可以的，而那種把李清照的故居說成在歷城柳絮泉云云，則系似是而非，此說大致是這樣形成的——清人田雯《古歡堂集》中，有一首題為《柳絮泉訪李易安故宅》詩。清俞正顯承其說而雲李清照「居歷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③，《山東通志》卷三十四亦稱「李清照故宅在柳絮泉」。1956 年，在濟南趵突泉東北側修建了「李清照紀念堂」，郭沫若遂題詞雲「大明湖畔，的突泉邊，故居在垂楊深處；漱玉集中，金石錄里，文采有後主遺風」。這樣一來，李清照似乎成了鐵定的「濟南歷城人」，然而其中卻不無疑竇。王學初曾針對上述田雯、俞正燮和《山東通志》之說，質疑雲「按清照幼時，當從父母居，其故宅應雲"李格非故宅』，不得雲"李清照故宅』。嫁後從趙氏，未居濟南。至晚年則濟南已為金統治，清照欲歸不得。濟南不得有李清照故宅。《山東通志》所云，殆亦本清田雯《古歡堂集》，或出後人附會，未必即為實錄。元於欽《齊乘》、明《崇禎歷城縣誌》、清《康熙濟南府志》，俱無清照故宅在柳絮泉之說。」①其實早在明朝萬曆年間，已有人對李格非父女的里籍問題有所質疑，並徑稱其為「章城」人，還提到了未被人注意的「見廉處士墓碑雲里人」，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線索：

　　……董生曰：余按《一統志》雲格非濟南人。

　　《山東通志》雲萊蕪人。最後，見廉處士墓碑雲里人， 王處士家才三四里許……。②

　　……章誠當山水盤踞之鄉，負齊魯文學之譽。於中，勛跡行誼翹楚一時者，別有人物傳。而其間一察，自好先覺特秀，衷然名能文章者，亦代各有作。若安成領必間之前茅，文叔步子瞻之後塵，清照掞閨閣之秦、黃，敬筒稱文章之朱、李，名篇大章，光映後先。③

　　或許是受到上述記載的啟發，濟南博物館的學者於中航，在其《廉先生序碑與李清照里籍問題》①、《廉先生序石刻考釋》②等文章中，報道和考釋了這樣一件事：近年來，濟南市博物館對李清照生平行蹤作了考察，在章丘縣明水鎮西三華里的廉坡村，發現了《廉先生序》碑石，此石上刻有李格非為已故里人廉先生所寫的一篇紀念性文章。末尾署「元豐八年九月十二日綉江李格非文叔序」。傳主的堂兄李遇跋語云：「遇憶昔童時，從先伯父、先考、先叔西郊縱步三里，抵茂林修竹，溪深人靜，得先生雲居。」從而證實，作為李格非之女的李清照其原籍是在別稱綉江的今山東章丘市明水鎮，而不在今濟南市的「大明湖畔，的突泉邊」。

　　③ 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輯》，《癸已類稿》卷十五，商務印書館版。

　　① 《李清照集校注》第211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年版。

　　② 萬曆《章丘縣誌》卷二十八。

　　③ 萬曆《章丘縣誌》卷二十八。

　　① 《光明日報》1981 年6 月15 日。

　　② 《文物》1984 年第5 期。

　　這裡對李清照原籍的論定，並非枉費筆墨，其對正確解讀傳主作品中的若干自然意象和所涉及到的有關風物，是不可或缺的。

　　二、父廉母賢家教端

　　在封建禮教日益強化的北宋社會，男子的成長，除了家庭影響，學館、職業、社會和社交圈子往往起很大作用。女子卻不同，她們除了吸吮母乳，其精神營養，主要是來自家教和書籍。一般說來，女兒最初的德言音容，受其母的影響往往更大更直接。李清照的情況雖然不盡如此，這裡還是先從她的母親談起。

　　（一）出身相門的母親王氏

　　《宋史·李格非傳》云：「妻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而宋庄綽則雲「岐國公王硅，元豐中為宰相。父准、祖贅、曾祖景圖皆登進士第……又漢國公准子四房，孫婿九人：余中、馬玿、李格非、閻丘吁、鄭居中、許光疑、張燾、高旦、鄧詢仁皆登科。鄧、鄭、許相代為翰林學士。曾孫婿秦檜、孟忠厚同時拜相開府。」①那麼，李清照的母親到底是如《宋史》所云是王拱辰的孫女，還是如庄綽所云是王準的孫女呢？對此，王學初認為：「庄綽與清照同時，且所云秦檜與孟忠厚為僚婿，與史實合，疑庄綽所言為是。」②今從庄綽、王學初說，清照母即是現任宰相之父王準的孫女，至於她是「漢國公准子四房」中的哪一房的女兒，曾屢檢有關史書，未見明載。看來她作為時相女兒的可能性較小、作為時相侄女的可能性較大。自然她還是秦檜夫人的姑母，那是以後發生在南宋的事了。秦王氏雖伴隨其夫長跪在岳飛父子的墳前，但此事不應對李王氏有所株連和玷污。至於李清照雖與兩任宰相的秦檜是表姐弟，但一個是流芳百世的忠藎愛國者，另一個則是遺臭萬年的奸臣。二者涇渭分明，絕不可同日而語。

　　至於王氏對清照的影響，除了她作為相門之後下嫁到「位下」（清照語）的李家而又能自甘清貧的賢良可貴之外，更重要的是由她所承傳的文學基因，對強化女兒文學才華的意義。王氏祖父的兒子時相王珪及其兄王琪分別有詩詞傳世，其中王珪還寫出了「莫道無人能報國，紅旗行去取涼州」①的很出色的詩句，可見史稱王氏「亦善文」（或作「善屬文」）是有其家學淵源的，也是可信的，其對清照的影響亦不言而喻。

　　（二）父親李格非其人其事

　　在關於宋朝的典籍和著作中，雖然對李格非有所記述，但幾乎全是隻言片語。因此僅三百來字的《宋史·李格非傳》，對研究李清照來說，詢為珍貴史料，因其中對傳主亦有所涉及，茲全文徵引如下：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調冀州司戶參軍，試學官，為鄆州教授。郡守以其貧，欲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大學錄，再轉博士，以文章受知於蘇拭。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於金，人以為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為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有道士說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歐俗信惑。格非遇之塗，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好，杖而出諸境。召為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於詞章，陵轢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① 庄綽《雞肋編》卷中。

　　② 《李清照集校注》第210 頁。

　　① 王珪《聞種愕米脂川大捷》詩的前三聯是：「神兵十萬忽乘秋，西磧妖氛一夕收。匹馬不嘶榆塞外，長城自起玉關頭。君王別繪凌煙閹，將帥今輕定遠侯。」整首亦不失為好詩。

　　雖然上述引文的個別地方，尚有待於釐正和補苴，但它以極為生動傳神的筆觸刻畫了李格非博學多才、廉潔奉公、疾惡如仇，甚至敢於反潮流和奉行唯物思想的俊邁出眾、難能可貴的形象了。父母的品行之於子女，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具有決定性作用。如果說李王氏對女兒的影響，尚偏重於胎教、先天遺傳等已無法具體捉摸的因素，那麼李格非對女兒的言傳身教，則是有跡可尋的。儘管李清照之於乃父，在許多方面有青藍之勝，但最初她是從繼承父業起步的。對此，清人陳景雲已有所覺察：「（李易安）其文淋漓曲折，筆墨不減乃翁。"中郎有女堪傳業，，文叔之謂那。」①李格非的話，字面上是推崇東漢蔡巨的女兒蔡琰，實際上是稱道自己女兒的才學與蔡琰相頜頑，不難設想，這位父親對女兒抱有多麼高的期望值，又具有何等的慧眼！李清照之所以成為我國古代首屈一指的文學大家，固有其種種內因，這將在下文具體評述，但奠定其成就基礎的，當首推既是父親又是伯樂的李格非。如果他不允許女兒進書房，而把她關進擺設著清一色的針鑿女紅之具的閨房；或者他和妻子也象朱淑真的父母那樣，把女兒筆涉男女情事的作品付之以炬，那麼壓根就不會有李清照，也不會有比《斷腸集》檔次高得多的《漱玉集》！人們嘗說時勢造英雄，但在中國的特定時代、特定社會和特定政治環境中，「時勢」所造就的往往只是陽剛型的男性英雄。中國婦女的千不幸萬不幸，最不幸的莫過於被封閉、被小看。在這兩方面李格非是何等的開明，又是何等超前！

　　歷代論者往往不著邊際、甚至侈談青少年時代的李清照生活如何優裕、婚姻如何美滿，彷彿她的前半生享盡了安富尊榮。實際這是在很大程度上對她的誤解、乃至曲解。李清照根本不象賈寶玉那樣生在鐘鳴鼎食之家，長在溫柔富貴之鄉。相反，在她出生前後的一段時間，家境相當清貧，以致「郡守」對其父的清苦動了惻隱之心，想讓他兼任其它職務，以增加俸祿，而他竟能以「不可」加以「謝」辭！用現在的話說，李格非是認為「政府公務人員」不應該「搞第二職業」，而應該敬業、盡職，全心全意地搞好本職工作。事實上，我們的傳主從其「位下名高」①的父祖輩上，所繼承的正是這類極不尋常的精神財富。

　　①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卷四《金石類》注，粵雅堂叢書本。

　　① 李清照《上樞密韓肖胄詩》。

　　作為思想家，李清照的思想品格多有與眾不同的獨到之處，換言之，她具備了自己特有的思想庫，這就是李格非和他的見解新穎深逢的大量著作。據韓淲《澗泉日記》卷上載，李格非嘗著有《濟北集》；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等謂有《李格非集》五十四卷；《宋史·藝文志》謂有《禮記精義》十六卷、《永洛城記》一卷、《史傳辨志》五卷等。這些著作雖在南宋後期已很少見，今天早已失傳，但在李清照的青少年時代應當都是她的案頭常置之書，其中雖或可有異名同書者，但數量亦頗可觀。為了追溯傳主的思想淵藪，本評傳將在以後的章節中，酌情聯繫李格非的傳世著作，如《洛陽名園記》、《廉先生序》，以及散見於《墨庄漫錄》、《冷齋夜話》、《宋稗類鈔》、《宋詩紀事》的詩文、雜記等加以評述。當然這是僅就傳主的家學淵源而言，作為名副其實的思想家，李清照不僅沒有被家學所局限，在許多方面她還大大地超越和發展了家學，成了歷史上少有的博聞強記者。如果不大量閱讀前人的詩詞，她怎麼能那麼聰穎靈秀①，從而寫出那麼多幾乎是前無古人的佳作；如果她怠於千百次地去叩敲歷史老人的大門，她怎麼會那麼深刻清醒，不論是歷史上的秦皇漢武，還是現實中的歐王蘇秦②，又怎麼會那麼大膽而中肯的評說甚至指摘呢；如果她不是熟讀經史百家，在她的作品中，哪會有那麼多比喻故實；如果她不深諳倫理道德之學並以之律己，怎麼會得到「端莊其品」的稱譽？如果她不曾疾惡如仇，又怎麼會招致那麼多的物議和攻訐……所有這一切不僅玉成了傳主才學的橫溢，更促成了其思想行事的不同凡響。為這樣的人物寫作評傳詢非易舉，因為在評述其生平的同時，往往要涉及許多意外的人物和事件，比如）——元豐八年（1085 年），只有一周歲的傳主，對其本人之行實，自然無從說起，但這一年朝廷中有兩件事，對其父母可能產生直接間接的影響，一是三月戊戌，神宗逝世；一是五月庚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恃郎岐國公王硅謝世。即使前者對王、李兩家不一定有很直接的影響，而王珪的逝世及朝臣對他的非議，倒很有可能使李格非引以為戒。王珪至少是李格非岳父的親兄弟，而王在執政期間，不但得罪過司馬光，還被認為「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雲"取聖旨』，上可否訖雲"領聖旨』，既退諭稟事者雲"已得聖旨，故也。」①看來李格非的為人處世與王硅大相徑庭，而李清照的秉性則酷似乃父。當然李格非本人的仕途升沉，對那怕是坐胎和褪褓中的李清照，也不可能不產生影響。父親官秩的升降，家屬的俸恤會隨之變化，其所受胎教和落地後的生存環境乃至社會地位，也會相應的有所變更。傳主兩歲左右時，其父得以轉遷，由鄆城教授晉陞為大學錄。前者系州縣小官，只掌學校課試等事；後者則為國子監所屬學官，掌管執行學規，糾舉並處罰犯規學生，同時協助教學。宋代官制每三年為一任，到期非轉官即調任。看來三年後李格非又一次得以升遷，即由「學錄」升為「學正」，這除了上引《宋史》本傳可以印證外，尚有「文叔在元枯官大學」②的記載。這裡的「元枯」以哲宗元祐三至四年的可能性較大，這樣一則符合三年為一任之制，二則晁補之《有竹堂記》嘗云：

　　……濟南季文叔為人學正，得屋子經衢之西，輸直於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日"有竹』，牓諸棟間，又為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掃地置筆研，呻吟策犢，為文章數十篇……。

　　① 培根嘗雲「讀詩使人靈秀」。

　　② 指李清照《詞話》等對前輩著名人物的評說。

　　① 《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八。

　　② 張琰《洛陽名園記·序》。

　　此文見於《雞肋集》卷三○，落款為「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穎川晁補之無咎記」，由這一落款可以進一步推定，李格非任「學正」當稍前於此，即約在傳主五到六歲之間。「學正」系國子監所屬學官，佐助教學，並負訓導之責，地位在博士、助教之下，學錄之上。父親在京任學官，又租賃了房子，按說李清照已有條件由原籍晉京，但她此時並未在京定居，甚至尚未到過京城，仍隨其母留居原籍。這從兩方面可以得到印證：一是常在士大夫面前稱讚她的晁補之，在上述文章中沒有提到清照姐弟；二是原籍明水附近清楚地留有傳主十五歲時在那裡活動的足跡，這一點將在下文聯繫作品具體評述。

　　因為眷屬不在京城，李格非更可以專心供職著述，其時文名漸顯，「與廖正一明略、李禧膺仲、董榮武子號後四學士」①。這說明李格非繼「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來之後，亦曾受到作為翰林學士的蘇拭的賞識和薦拔。在蘇軾極為得志的元祐年間，李格非的仕途可以說無所掛礙，一路晉陞。繼元枯四年初升為「學正」後，旋遷國子博士。雖然在元枯六年七月哲宗幸大學君臣唱和詩碑中所錄格非詩屬應景之作，但由此可見其身價已與宰執侍臣同列。從元祐六年到八年，李格非一直在太學官博士：「（文叔）元祐未為博士」，其詩文被譽為「高雅條暢，有義味，在晁、秦之上。」①可惜的是今天所見到的格非的詩文太少，已無法與晁補之和秦觀的作品比高低。

　　紹聖元年（公元1094 年），傳主十一歲時，對於其父的一件不平常的舉措，當已留有記憶。是年章惇為相，復行新法。六月，章諄策劃編類元枯諸臣章疏，召李格非為「檢討」。章的本意當在拉籠李，但李卻不就。由於違背了長官意志，李格非遂被外放為廣信（今江西上饒一帶）軍通判。「檢討」系翰林院掌修國史之官，位次編修，而「通判」則位次於州府長官，含共同處理政務之意。那麼，李格非為什麼由擔任京城的清要之職，被遣為州府副官呢？原來編類元祐諸臣章疏，無異於輯錄元枯臣輔的「黑材料」，當時被重用的蘇拭等人將會因此受到更加嚴酷的清算和報復，因為當年蘇拭等在皇帝和朝臣面前，說過章諄等變法人物的不少「壞話」。李格非不忘蘇拭的賞識之恩，寧可自己遠離京城，也不肯「助章為虐」。當然，對於章惇和蘇拭兩位敵對的歷史人物如何全面公正地加以評價，那是另一回事，在這裡，李格非所格守的道德準則，以當時的價值尺度衡量，不失為一種義舉，也當是其對子女進行言傳身教的好教材。此事對於聰穎早慧的清照來說，無疑會留下極為崇高美好的印象。日後她之所以能夠上詩翁舅時相趙挺之以營救其父，絕非偶然。

　　在廣信軍任上，李格非還有一件不同凡響的事迹，亦即前引《宋史》本傳所云，有道士替人占卜禍福，偶有應驗之時，於是身價百倍，出必乘車，村俗之人（甿）竟為其迷惑。

　　有一次格非路遇此道人，怒令隨從將車中道士捉來，揭穿了其好計，用棍棒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後，將其驅逐出廣信府境。這是一件多麼大快人心的事，它對於小清照堅持正義、疾惡如仇性格的養成，其意義不可低估，有其父乃有其女。

　　① 韓淲《澗泉日記》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版。

　　① 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三，中華書局1983 年版。

　　紹聖二年（1095 年），清照十二歲時，「（文叔）始為禮部郎」①。作為拿管禮儀、祭享、貢舉等要務的中央官吏，此時他並未留居汴京做官為宦，而是在陪都撰寫《洛陽名園記》。此書記載了洛陽各大名園十八所、市集一處。不僅述有歷史變遷、景物形勝、亭樹布置、花木種類等內容，對園主風神亦有所涉及，如《洛陽名園記·東園》條云：「今潞公官太師（僅表恩寵之官），年九十，必時杖履游之。」②如此著筆，致使園林變得更誘人。李清照對於各種花木的體性極為諳練，當與熟讀其父此著有關。

　　行文至此，傳主不僅漸諸世事，其人其文亦漸顯「皎若太陽升朝霞」、「的若芙蓉出綠波」之姿，並已漸具獨立名世的資格。此後她與其父在本傳的地位將發生變化——乃父由前台退到後台，而傳主將正式登台亮相。

　　① 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三。

　　② 李格非《洛陽名園記》全文具載於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四、二十五，今據中華書局1983 年校點本引。「今潞公官太師」或作「今潞公富太師」，「富」當系「官」字之訛，以形近而誤。

　　三、從少女到少婦

　　李清照的少女時代基本上是在原籍度過的。那裡還留有她十五歲時乘過的一條小船（參本書第四章第一節）。此後不久，大約元符元年末或二年初，也就是在她十六歲前後，帶著對故鄉的眷戀，更伴隨著對京都的憧憬，與其父母胞弟李迒一同，趕在上元節的前夕來到汴京，度過了她生平中記憶最深的一個二五佳節。從這一年的初春起，對於二八年華的李清照，可以說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兼并。首先是在詞壇上嶄露頭角，成了名動京師的「詞女」。

　　（一）待字汴京，詞名轟動

　　李格非把女兒從原籍接到京城的主要目的，當是為了她的婚事，而此時李清照本人則幾乎全身心地投入了創作。她把「理琴」、「鬥草」等閨情閨事，也作為素材攝人其詞，諸如「倚樓無語理瑤琴」、「海燕未來人鬥草」等。與此同時，她把一株江梅親自栽到了自己居室的窗外①。在十六歲的花季，她又寫了一首名震朝野的詞——《如夢令》：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此詞在當時受到的讚賞可以說無以復加，有興趣的讀者可檢閱一下《李清照集校注》此詞後所附的《參考資料》。鑒於對此詞「當時文士莫不擊節稱賞」②，自然大學生趙明誠及其父趙挺之也不例外。這時趙明誠託詞說自己做了一個夢，其父為其圓之，謂明誠將做「詞女之夫」③。看來當時烈火烹金之盛的趙家，是仰慕傳主的詞名而與李家聯姻的。

　　李清照在詞名昭著後，又在十六歲這年開始了寫詩生涯④，一年後就寫出了令人拍案叫絕的《悟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二首》。

　　① 李清照《滿庭芳》詞中有「手種江梅漸好」之句。

　　① 吳小如先生對此詞有獨到理解，其《詩詞札叢》（北京出版社1988 年9 月版）第258—259 頁，認為詞中的「捲簾人」是指作者的大夫趙明誠，吳著云：「原來此詞乃作者以清新淡雅之筆寫穠麗艷冶之情，詞中所寫悉為閨房昵語，所謂有甚於畫眉者是也，所以絕對不許第三人介人。頭兩句固是寫實，卻隱兼比興。金聖嘆批《水滸》，每提醒讀者切不可被著書人瞞過：吾意讀者讀易安居士此詞。亦切勿被她瞞過才好。及至第二天清晨，這位少婦還倦卧未起，便開口問正在捲簾的丈夫，外面的春光怎麼樣了？答語是海掌依舊盛開，並未被風雨摧損。這裡表面上是用韓偓《懶起》詩末四句："昨夜三更雨，今朝（一作"臨明』）一陣寒，海棠花在否，側卧捲簾看』的語意，實則惜花之意正是憐人之心。丈夫對妻子說"海棠依舊』者，正隱喻妻子容顏依然嬌好，是溫存體貼之辭。但妻子卻說，不見得吧，她該是"綠肥紅瘦』，葉茂花殘，只怕青春即將消逝了。這比起杜牧的"綠葉成陰子滿枝』來，雅俗之間判若霄壤，故知易安居士為不可及也。"知否』疊句，正寫少婦自家心事不力丈大所知。可見後半雖亦寫實，仍舊隱兼比興。如果是一位闊小姐或少奶奶同丫鬟對話，那真未免大子風景，索然寡味了。」對這一說法，筆者尚不能完全接受，而認為此詞寫於清照少女時期的可能性較大。

　　② 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五十四，明萬曆刊本。

　　③ 《琅嬛記》所引《外傳》。

　　④ 李清照四十五歲時寫的《分得知字》侍中有句云：「學詩三十年」。

　　（二）合巹初嫁，旋遭不幸

　　上文提到李清照十八歲出嫁。這裡從她十七歲，也就是元符三年（1100年）談起。是年正月哲宗去世後，徽宗繼位之初，皇太后向氏權同聽政。蘇拭、秦觀等相繼被召歸朝。「以新除吏部尚書韓忠彥為門下侍郎……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時號小元祐」①。無疑時局對李格非很有利，這時韓忠彥又象元枯年間的蘇拭那樣薦舉李格非。對此傳主曾說：「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韓公門下」②。這裡的「韓公」指韓肖胄的曾祖韓琉和祖父韓忠彥，他們相繼引薦過清照的祖父和父親。此時還值得李、王兩家慶幸的是，元符元年被迫貶並曾株連到其諸子的王硅，於是年五月與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被追復原官。李格非除禮部員外郎亦當在此時。但是李清照並沒有為此而沉灑或懈怠，她把大好時光都用在讀書、寫作上。此時不僅有被稱為「奇氣橫溢」③的《語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二首》問世，其詞作的題材格調也發生了新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可取之處是傳主沒有端起大家閨秀的架子，反倒別具一格地向世人展示她作為待字少女的內心世界。這表現在她對韓偓《香奩集》的研讀和汲取上。雖然那時《香奩集》的名聲，不一定象後來那樣被視為「海淫之言」①，但其中多涉男女情事則是事實。李清照一再將韓詩隱括在自己的詞中，這是發人深恩的事。除了上引詠海棠的《如夢令》， 系取義於韓惺《懶起》詩的「昨夜三更雨」以下四句外，她在出嫁前夕所寫的這樣一首《點絳唇》詞：

　　蹴罷鞦韆，起來慵整纖縴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見客人來，襪劃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②

　　更與韓偓《偶見》詩的「鞦韆打困解羅裙，指點醍醐索一尊。見客人來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門」，有著清晰的淵源關係。看來李詞中的「客」，很可能是指趙明誠。他當是由激賞李詞， 進而亟慕其人。為得睹「夢中」「詞女」風采，明誠不難託故詣李寓，因為李格非前不久還是大學的學官，當是趙的上司或老師。明誠不滿足於夢境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設法親睹未婚妻淑姿，這是對於愛情婚姻一種可取的自主意識和新穎、負責的做法。此舉不但無可非議，還當為之擊掌叫好；而對於尚在議婚期間的少女李清照來說，聽說或猜到來「客」是未婚夫，自然要急忙「和羞」走開了。此系順理成章之事，本無庸過慮，但至今仍有論者認為這首《點絳唇》非清照所作，其根據就是「倚門」等於「倚門賣笑」。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倚門」語出《史記·貨殖列傳》的「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司馬遷是以此說明「農不如工，工不如商」的道理。而「倚門賣笑」是後人的演義，以之形容妓女生涯系晚至元代和清代的事了，如「你看人似桃李春風牆外枝，賣俏倚門兒」①、「婉孌倚門之笑，綢繆鼓瑟之娛，諒非得已」②。鑒於上述「倚門」一詞含義的演變，如果一定要為《點繹唇》詞中的「倚門回首」尋找出處的話，那麼它只能出自《史記》，而與後世所用引申意無涉。何況李詞中的「倚門」句，只是靠著門回頭看的意思，不必有什麼出典。即使後退一步，按照被人誤解了的思路來說，如王的所指斥清照的什麼「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閻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藉也……其風至閨房婦女，誇張筆墨，無所羞畏……」③，不是也從反面印證了這類有涉於「閭巷」，的「通俗歌曲」式的小詞，很可能是出自一向接受新生事物的李清照之手。何況這類詞又是青年男女的真實心態的寫照，將其從《漱玉詞》中法除，豈不可惜！

　　① 《續資治通鑒》卷八十六。

　　② 事清照《上樞密韓公詩序》。

　　③ 陳宏緒《寒夜錄》卷下，退廬叢書本。

　　① 如方回《瀛奎律髓》卷七所評。

　　② 對於李清照的這首《點絳唇》，自情初賀裳《皺水軒詞莖》疑係無名氏演韓偓詩以來，不少論者均持此說。《李清照集》將其作為「附錄」，《李清照集校注》則作為「存疑之作」。對此筆者曾作過考核，以為此詞當系李清照所作。詳見拙文《關於易安札記二則》，載《中華文史論叢》1985 年第4 輯。

　　可喜的是有情人得成眷屬，傳主在十八歲時，嫁給了二十一歲的太學生趙明誠，締結了一段令當代後世艷羨不已的美姻緣。這時清照之父仍作禮部員外郎；明誠之父作吏部侍郎，詢為朝廷高級官吏。傳主夫婦雖系「貴家子弟」，生活方式卻相當自然淳樸而又瀟洒開放。每逢初一、十五，趙明誠便請假到相國寺去購買碑文拓本，還不忘給愛妻買回一些她喜歡吃的於鮮果品，他們初婚時，過的是神仙般的日子。在這前後，清照寫詞時，也多以好花、皎月自況，如「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玫地。共賞金尊沉綠蟻，莫辭醉，此花不與群花比」①、「何須淺碧輕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②，看來這正是詞人當時富貴優雅生活的藝術寫照，不消說也含有某種自命不凡的成分。

　　可惜的是好景不常，李清照出嫁後的第二年，也就是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七月，其父被列入元枯黨籍，共十六人，不得在京城任職，李格非名在第五，遂被降為京東提刑。九月，徽宗親書元枯黨人名單，刻石端禮門，共一二一人，李格非在余官第二十六人，罷其提點京東刑獄。而同年六月，趙挺之除尚書右丞，八月除尚書左丞。李清照曾上詩翁舅趙挺之營救其父。對此，張琰嘗謂：「（文叔女上詩趙挺之）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③。晁公武亦云：「（格非女）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相徽宗朝。李氏嘗獻詩云："炙手可熱心可寒』。」④上文所云，凡被誣為元祐好黨的人，均不得在京都任職。根據這條詔令，李格非先是出為京東提刑。後來懲處加碼，象蘇緘、蘇轍及「蘇門四學士」等，均被遠謫或編管，李格非也被罷免了京東提刑之職。至於格非最後受到何種懲治、結局如何，史無明載。根據當時情況分析，大致有三種可能：一是，鑒於李格非在元佑年間職位較低，更沒有象蘇拭等人那樣欲置章惇、呂惠卿等人於死地，因而得罪較輕，當不至於受到很嚴酷的追究；二是，當時的權勢人物趙挺之，雖有藉機報復甦拭弟兄及黃庭堅等多次壓抑、中傷自己的可能，但李格非畢竟是他趙挺之依從其愛子的意願而選中的親家，當不至於投井下石，相反，還可能暗中為之斡旋，或予以援手，使之得以從輕發落；三是，鑒於上述韓琦、韓忠彥對清照父、祖的薦拔，此時韓忠彥雖然受到曾布的掣時，但畢竟身居相位，對李格非的蒙冤，不會坐視不救。凡此種種，李格非當沒有受到遠謫或編管的處分，加之他本來就有志於史事，所以李格非很可能從此走上了潛心著述的學術道路。到了「召還流人，進用忠說之士」的「尚書右僕射韓忠彥」①被罷官後，元祐黨人的處境便急劇惡化，象蘇拭兄弟，以及已故的司馬光等均被罪上加罪，但那時李格非的具體遭遇仍不得而知。

　　① 王實甫《西廂記》三本一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

　　② 汪中《經舊苑吊馬守真文》。

　　③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詞話叢編》本，中華書局1986 年版。

　　① 《漁家傲》（雪裡已知春信至）。

　　② 《鷓鴣天》（暗淡輕黃體性柔）。

　　③ 張琰《<洛陽名園記>序》。

　　④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下，續古逸叢書本。

　　著述賦閑，對李格非來說不一定是壞事，但對李清照來說卻是一場不小的災難，這意味著她從此失去了家門的依託。在講究門當戶對的封建社會裡，翁舅是高官，父親為罪臣，她作為一個出嫁僅一年的新婦，處境該是多麼難堪！何況其父即使由於上述原因，得到某種護有，但京城已沒有了她的立足之地，她必須捨棄自己苦心經營美化了十多年的幽雅而舒適的「有竹堂」，離京而去。這打擊對一個極為看重「人間父子情」、不諳世故的十九歲新婦來說，實在是大突然、太難以承受了！

　　① 《續資治通鑒》卷八十七。

　　四、黨爭株連，千古奇冤

　　僅僅一年前，在傳主的周圍處處是錦上添花，轉瞬間競成了雪上加霜。

　　十九歲時，與父母胞弟生離死別所造成的心靈創傷尚未癒合，二十歲時，更大的災難竟直接降臨到她自己的頭上。根據第一章引論中所提到的崇寧二年（1103 年）九月的王午沼和庚寅詔等懲治元祐黨人苛律的接連下達，豈不完全是故陷人罪的深文周納，使李清照無法逃脫突如其來的厄運。

　　（一）挺之父子重祿官，清照被遣返家園

　　從李清照以「炙手可熱心可寒」之句，對趙挺之的「回敬」來看，這位身居高位的翁舅，出於對自身利害的考慮，便不顧兒媳的求助和安危，對其採取了「寧左勿右」的做法。由此還可以說，是時趙明誠對李清照的態度，與婚前也大不一樣了。雖然上引在黃庭堅與友人來往的信件中，有關於明誠因與元祐黨人交往而與其父失和的說法，但他對其岳父和髮妻的不幸遭遇，是否能加以援手不得而知，而他的「貴家子弟」的身分卻保住了，並忍看其妻倍受感情煎熬。這樣說並不是出於對古人的苛求，而是藉以說明對李、趙的婚姻應採取有分析的、辯證的看法，須知他倆並不是自始至終的恩愛夫妻，其間的感情隱患有可能萌生於此時，儘管當時的傳主很年輕，但由於她博學多才，對歷史已有相當深邃的見解，對人情冷暖尤為敏感，對自己當時的處境也當有清醒的認識。娘家出了這樣的「問題」，不僅使她在婆家成了多餘的人，或被視為趙相府邪中的掃帚星。這樣一來，擺在李清照面前的只有一條路——沿著父母胞弟的足跡離京而去。那麼，他們去往何處呢？從傳主此時所作《一剪梅》詞中原型意象的地方特色看，這一家三口骨肉當先後回到了明水老家。其《醉花陰》等亦當寫於此時此地。

　　（二）在變幻無常的政爭中「打鞦韆」

　　朝廷爭鬥時急時緩，其情況既象是被人蕩來蕩去的鞦韆，又酷似兒童玩的翹翹板。這頭被壓得很低，那頭就翹得老高。但是，板子高也罷，低也罷，我們的傳主總得犧牲一頭。因為翹板的一端是她的生身之父，另一端不只是「炙手可熱」的翁舅趙挺之，還緊緊連著她不得不與之作新婚之別的佳偶趙明誠。或許正是有感於這種政治上的翹翹板運動，大約在崇寧三、四年間（公元1104—1105 年），李清照寫了一首題目一作《七夕》的《行香子》詞：

　　革際鳴蛩，驚落梧桐，正人間天上愁濃。雲階月地，關鎖千重。縱浮搓來，浮搓去，不相逢。星橋鵲駕，經年寸見，想離情別恨難窮。牽牛織女，莫是高中。甚霎兒晴，霎兒雨，霎兒風。

　　如果聯繫上述政治背景，此詞應作如是解——就象那隨著秋風中蟋蟀的鳴聲紛紛飄落的桐葉，朝廷的風吹草動也殃及到了無辜者，由於黨爭的株連，把一對恩愛夫妻變成了長年分離的人間牛郎織女，彼此間阻隔重重，難以「相逢」。在「人間」的詞人，其翁舅很有權勢，卻使她感到失望和寒心；在「天上」，正因為作為織女祖父的天帝的權勢至高無上，牛郎織女才被迫分居天河兩岸，使之坐困愁城。這種情況用「正人間天上愁濃」加以概括，再恰當不過。接下去的「雲階」二句，字面上是說天宮中「關鎖千重」，實際上「人間」又何嘗不是這樣。是時詞人的命運正力廷爭所左右：爭鬥加劇，她就與娘家人一起遭殃；稍松即可回到「人間」的「雲階月地」——趙相府鄖。這當是詞中「浮槎來，浮搓去」的寓意所在。至於她回到廣京後，為何仍與「人間」的牛郎趙明誠「不相逢」，這又可能涉及到二人由親密到疏遠的感情變化。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會，特別是在納妾盛行的宋代，又怎麼能設想趙明誠會象「天上」的牛郎那樣，永遠保持著對「人間」的織女李清照的如初婚之愛呢？這一切當是此首《行香子》的一種相當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這種背景還同時反映在「浮槎」句的出典上。據張華《博物志》記載：天河與海可通，每年八月有浮搓（木筏）來往，從不失期。有人矢志要上天宮，帶了許多吃食浮搓而往，航行十數天竟到達了天河。此人看到牛郎在河邊飲牛，織女卻在很遙遠的天宮中。名為夫妻，實被分離。這個典故本身簡直就是李、趙之間實際境況的寫照。

　　此詞的更加耐人尋味之處是結拍的「甚霎兒晴，霎兒雨，霎兒風」三句。其妙處在於詞人能把自然界實實在在的天氣變化，與社會政治的風雲變幻綰合得天衣無縫。誰都知道，「七夕」期間，天氣總是一會兒雨，一會兒晴，民間認為那是織女的滴滴淚水灑向人間，而李清照新婚之後所處的崇寧年間的政治風雲同樣變幻莫測。崇寧四年暮春，趙挺之始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恃郎，六月，「（因）與（蔡）京爭權，屢陳其好惡，且請去位避之」①，遂引疾乞罷右僕射。僅僅過了半年多，至崇寧五年二月，蔡京罷相，趙挺之復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恃郎。與此同時，毀《元祐黨人碑》，繼而赦天下，解除黨人一切之禁。這對李格非一家來說，無異於從風風雨雨中看到了青天白日。所以，「甚霎兒晴，霎兒雨，霎兒風」三句，絕不單純是修辭學上的一語雙關，從社會心理層次上看，它多麼巧妙地傳達出了傳主的心聲。

　　① 《宋史·趙挺之傳》。

　　五、世事反覆難得知，回黃轉綠無定期

　　在趙家猶如烈火烹金之盛、皇帝親附趙挺之耳邊輕聲說悄悄話不久，大觀元年（1107 年）正月蔡京復相，三月趙挺之罷右僕射後五日卒。卒後三日，被蔡京誣陷。家屬親戚在京者被捕入獄。因無事實，七月具獄，不久當獲釋，但挺之贈官卻被追奪，其子的蔭封之官亦因而丟失。明誠偕清照屏居鄉里，亦當始於是年。

　　在五、六十年代及其以前問世的李清照研究論著中，多以密州（治所在今山東諸城市）為趙挺之原籍，而雲明誠、清照屏居之地為諸城，卻不知「挺之自密州徙居青州」②之事，亦不知「明年（崇寧五年）春，（挺之）數乞歸青州私第」①之事。後經論者詳考，趙、李屏居之「鄉里」應為青州，而絕非諸城。《後序》所云「歸來堂起書庫大櫥」的「歸來堂」，亦當在青州。青州即今山東青州市（曾為益都縣），古代亦稱青社。八十年代未，青州已建成李清照故居紀念館，其地在范仲淹、歐陽修紀念亭之北數百米處。

　　（一）歸來堂中讀書樂

　　當李清照被遣歸原籍時，趙明誠照舊居京做官，而趙家出了事，明誠不得不屏居鄉里時，清照不但情願「夫唱婦隨」，還念念不忘這段讀書生活，謂之巴不得「終老是鄉」。這對於處在逆境中的大夫，當是一種很大的慰藉，也是中國婦女深情、寬容、賢惠、忘我傳統美德的一種體現。與此很不相稱的是，趙明誠竟有某種以怨報德之嫌，當然這是後話。

　　在臚述趙、李屏居青州時的讀書生活之前，應對那裡的書房——歸來堂的來歷略加考索。四印齋本《漱玉詞》附錄諸城王志修詩，自注云：「歸來堂舊址，乾隆中同邑李氏改名易安園。」對此說，王學初不以為然是應該的，但他的下述說法亦有不盡然之處：「歸來堂取義於陶淵明之《歸去來辭》。明誠屏居鄉里時，已每飯後坐歸來堂。其時明誠年只二十餘歲，或三十乍過，似不能以陶淵明"歸去來兮』自擬。此堂殆為趙挺之舊居」②。此說之誤主要有兩點：一是屏居即隱居，與陶淵明辭官歸隱大同小異，即使其事不甚相似亦可師之，不論年齡高低均可以陶「自擬」，此與「易安居士」的來歷相仿，均取義於陶辭，並以之自況無疑；二是趙挺之於崇寧五年春「乞歸青州」事，雖已整裝待發，即「詔許之，既辦裝將入辭矣」①，但實際上並沒有成行，其生平中無歸隱之行實，因而不可能以「歸來」名其「舊居」或書房。為了證實王說之不能成立，茲補充新據如下：

　　……讀陶潛《歸去來辭》，覺已不似而願師之。買田故緡城，自謂歸來子。廬舍登覽游息之地，一戶一牖，皆欲致歸去來之意。②

　　② 《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二，中華書局1986 年版。

　　① 《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一引《趙挺之行狀》。

　　② 《李清照集校注》第238 頁。

　　① 《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一引《趙挺之行狀》。

　　這是晁補之被免官回金鄉閑居時，於崇寧二年（1103 年）所寫《歸來子名絹城所居記》中的一段。看來趙、李以「歸來堂」名其書房，系步武晁補之所為，並且出這個主意的十有八九是極為服膺晁補之的李清照。

　　青州屏居，對趙明誠來說恐不無失落之感，但對清照來說卻是因禍得福，使她與丈夫一起渡過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其《金石錄後序》云：

　　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傣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整集簽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捲，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於是几案羅列，枕席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二）步武前輩著《詞論》

　　傳主在屏居青州期間，除了協助明誠撰著《金石錄》之外，她還完成了一件在詞壇上有「補天」之功的大事，這就是為詩、詞之別首創界碑，寫出了「別是一家」的《詞論》。鑒於此作的重要性，以下將設專章評述，這裡只涉及至今眾說紛壇的其系年和有關的寫作背景問題。看來《詞論》的寫作緣起大致是這樣的：李清照文學上的老師和忘年交晁補之，他於元祐年間寫了一篇題作《評本朝樂章》的重要詞評。「它歷評柳永、歐陽修、蘇拭、黃庭堅、晏殊、張先、秦觀七家詞」、「晁補之詞學蘇拭。這篇詞評，一面肯定蘇拭"橫放傑出』，不受曲子的音律的束縛；一面又不滿黃庭堅"著腔子唱好詩』，認為作詞還須講究當行本色。比之蘇門其他人的論詞，它的見解顯得全面和有利於詞體的發展。」①元祐未年只有十歲的李清照，當時不大可能研讀晁補之此作。在趙、李屏居青州的最初四、五年，晁補之恰在絡城（今山東金鄉）守母喪，這正是李清照向自己心目中的長者請益的大好機會，更有抓緊提高自己理論素養的必要。此時，晁補之因材施教，將其舊作出示清照一閱。她不閱則罷，一閱則不甘示弱、躍躍欲試，從而寫了這篇名副其實「壓倒鬚眉」和「前輩」的詞學新著——《詞論》，從其在內容方面對晁補之《評本朝樂章》的承繼與發展，以及收錄者胡仔將它列在「晁補之條」等方面看，上述對於《詞論》系年和背景的推想，當非妄說。

　　② 《晁補之年譜》，劉乃昌、楊慶存注《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2 月版，第320 頁。

　　① 吳熊和《唐宋詞通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293 頁。

　　六、趙明誠的「天台之遇」

　　和李清照的被疏無嗣關於趙、李的子嗣問題，宋人已有明確記載：「（趙明誠）又無子能保其遺余，每為之嘆息也」②、「趙君（明誠）無嗣」③。至於為什麼「無嗣」，洪适當是不明真相，而作為趙明誠表甥而又對其表舅寄予明顯同情的翟耆年，即使知道一些原委也不會明言，而筆者則在下述李詞中，找到了一些蛛絲馬跡。

　　（一）趙明誠甘作「武陵人」，李清照獨守「秦氏樓」

　　這裡的「武陵人」和「秦氏樓」，就是指傳主屏居青州後期所作《鳳凰台上憶吹蕭》①中的，「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句中所暗含的有關婚戀的兩個故實，與這一節標題中的「天台之遇」是一回事。《鳳凰台上憶吹蕭》一詞的主旨當如李攀尤所云「寫出一種臨別心神」②，也就是寫作者在丈夫遠行前夕難以為別的心情，以及對別後孤寂情狀的擬想。《漱玉詞》中題旨涉及伉儷暌違的至少佔三分之一，但作者如此明顯地作為送行人出現，這是唯一的一首。原因是以往不是她在送大夫「負笈遠遊」，而是自己受新舊黨爭牽連，皇帝下令禁止元祐黨人子弟留居京城，她是被迫由汴京回歸原籍濟南府的。所以在闊別汴京時她總是被送者。這一次她作為送行者，與丈夫分手的地點不是在汴京，而是在趙明誠的故居青州府。

　　為了較確切地闡釋詞旨，在推定此詞寫作地點的同時，尚需進一步搞清它的寫作時間。作者結婚後的第二年黨爭加劇，其間反反覆復約五、六年，至徽宗大觀元年（1107 年），蔡京再度復相，趙挺之被罷右僕射五日遂卒，從這一年或下一年起，趙明誠偕李清照「屏居鄉里十年」③。在他們回鄉的第四、五個年頭上，即政和元年（1111 年），趙挺之妻郭氏奏乞朝廷，恢復挺之司徒等職，這表明從是年起趙明誠亦可恢復做官的資格，但史乘中無具體記載。我們可以如是推想：「屏居」是隱居，就是不出來做官，趙明誠夫婦「屏居鄉里」既然只有「十年」，就是說到政和七年或稍後便不再隱居，又出來做官了。這首《鳳凰台上憶吹蕭》當是重和元年（1118 年）屏居結束，趙明誠離青州赴任前夕，李清照為他所寫的迭別詞。

　　關於趙明誠此次之何處赴任，史載闕失，這裡亦無必要多加考釋，但有一點宋史中明確記載，即新舊黨爭早已平息，趙明誠不管到哪裡做官，均可攜眷前往，他為什麼偏偏要她獨自留在青州？為此她可能不止一次地祈求將她帶上，而他不肯答應，她便心灰意冷，什麼也不想幹了：香爐熄滅了她不管，被子也不疊，太陽老高才起床，起床後頭也懶得梳，貴重的首飾匣上已經落滿了灰塵。她口頭上說最害怕的是「離懷別苦」，實際還有更擔心的事，話到嘴邊說不出口。她近來這麼消瘦，並非因為飲酒過多沉醉如病，也不是因為悲秋。上片在這裡打住，乍一看有點像戲劇中的懸念，其實不是懸念，而是作者的難言之隱。

　　② 翟耆年《籀史》上，守山閣叢書本。

　　③ 洪适《隸釋》卷二十六。

　　① 原詞見本書第一章。

　　② 《草堂詩餘雋》卷二，明刊本。

　　③ 《金石錄後序》。

　　這難言之隱是什麼，下片也不便直說，而又不能不說，只是隱去了她要跟他走的意思，徑說為了留住他，她便反覆詠唱宛轉凄切的《陽關曲》。然而沒有用，他執意要走，即使唱上千萬遍《陽關曲》，也留不住，他已經鐵了心，也就罷了！這就是「休休」二字的深層語義。按說丈夫出去做官不是壞事，她為什麼這樣苦苦挽留不願讓他走呢，原來「念武陵人遠」才是真正的謎底。她之所以不肯讓他外出，是擔心他會像漢明帝永平年間剡縣劉晨、阮肇人天台山那樣，遇上仙女，樂而忘返。「煙鎖秦摟」句，王學初《李清照集校注》以為：「此秦樓乃古詩《陌上桑》："日出西（東）南隅，照我秦氏樓』之樓，日出與開照相應。此處殆用"秦氏樓』之"秦樓』」。這恐怕不是李清照的原意，比如在趙明誠亡故的後期，李清照所作《孤雁兒》有句云：「吹蕭人去玉樓空」，這可進一步證明，她是以弄玉和蕭史暗指她和她的丈夫，所以「煙鎖秦樓」與《陌上桑》的「秦氏樓」絕無瓜葛，她筆下的「秦樓」，當是與秦穆公女弄玉與其夫蕭史所居鳳台（亦稱秦樓）有關，但不是照搬蕭史弄玉的愛情故事，倒可能取意於李白《鳳台曲》的「曲在身不返，空餘弄玉名」。在神話故事中，弄玉和蕭史共居秦樓十年後，一旦隨鳳比翼飛升，而她李清照雖然也曾陪伴丈夫屏居十年，到頭來自己卻象被蕭吏遺棄了的弄玉一樣，孤單單地留居在被煙霧籠罩的閨樓中。

　　作者寫這樣的送別詞可謂用心良苦，她想感化丈夫不要忘掉她別圖新歡。特別是「念」字領起的下文，多麼委曲動人，她盼望丈夫歸來的急切心情，沒人理解，她終日痴獃獃地瞅著丈夫歸來時的必經之處，那種望眼欲穿的樣子，走遠了的「武陵人」是不會知道的，只有作為見證人的樓前流水的如泣如訴之聲，才是我心弦的顫動！對一篇吞吐委曲、令人回味無窮的作品來說，完全以越沮代扈的方式揭出它的謎底，反倒使人敗興，那麼對於此詞結拍的「從今又添」的「一段新愁」是什麼？讀者不妨聯繫她同期而稍後的《念奴嬌》（蕭條庭院）加以解讀，因為這首詞中的「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所流露的是作者的類似心態。

　　（二）讀《詩經》自嘆身似庄姜輕

　　這裡是指李清照《聲聲慢》①一詞中所包含的隱衷，即此詞的「曉來風急」句，暗含《詩經·終風》所謂衛庄姜被丈夫疏遠甚至虐待之事。要想使筆者的這一見解得到讀者認同，必須首先解決此詞上片第七句是「晚來風急」，還是「曉來風急」？由於《詞品》以來不少版本作「晚來風急」，人們便以為此詞是寫作者「黃昏」時一段時間的感受。因「曉」字與「黃昏」相抵悟，即便是《詞綜》及其前後的約十幾種版本皆作「曉來風急」，亦未引起應有注意，以致今人的選本，除俞平伯和唐圭璋外，幾乎無一例外地作「晚來風急」，而筆者認為，此句只有作「曉來風急」才能解釋得通，否則會導致對① 原詞見本書第一章。

　　整首詞的誤解或曲解。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藝蘅館詞選》，此句不僅作「曉來風急」，並附有梁啟超的一段眉批：「這首詞寫從早到晚一天的實感。那種煢獨棲惶的景況，非本人不能領略，所以一字一淚，都是咬著牙根咽下。」這幾句話，對詞旨闡釋得深入淺出尚且不說，更要緊的是它解決了此詞流傳中的一大疑點，即到底是用「晚」字，還是用「曉」字合理的問題。「從早到晚」，也就是詞中的由「曉來」，「到黃昏」云云。在上述梁批的啟發下，筆者嘗對「曉來風急」句之隱秘加以試譯，首先把此句與《詩。邶風·終風》的「終風且暴」句作對比，第二步從訓沽方面說明「暴」，疾也，「日出而風曰暴」，「暴」自然就是「曉來風急」的意思。這是就表層語義而言，從深層語義上說，「怎抵他曉來風急」句更與《詩經·衛風·碩人》有關。關於《碩人》篇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左傳·隱公三年》雲，衛庄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詩序》謂，庄公寵幸其妾，冷遇庄姜，故庄姜無子，國人閔之，為作此詩；朱自清則說「《碩人》篇要歌給庄公聽」①。由此看來，這首《聲聲慢》的題旨當是從對《終風》和《碩人》篇的隱括中，表達作者的「無嗣」和何以「無嗣」的「難言之隱」。梁啟超所說的作者「咬著牙根咽下」的，也當包含著這種「難言之隱」。筆者曾無視這種隱衷說「這首《聲聲慢》毫無疑問是李清照晚年所作……也就是五十歲上下時所作。」②這種說法過於武斷，不利於對詞旨的更全面深入地探討，應予修正。我現在認為此詞當是李清照在揣摩了《碩人》篇要歌給庄公聽的意圖後，她寫這首《聲聲慢》的目的很可能是要歌給自己的丈夫聽。看來，李清照與今天的大多數《詩經》解讀者不盡相同，她當是相信《左傳》和《詩序》的上述說法的，所以才對《終風》和《碩人》篇加以隱括，從而寫出「曉來風急」之句，成為千古難解之謎。③（三）「人道山長山又斷」，昌樂驛館發浩嘆以此概括李清照寫於宣和三年（1121 年）八月的《蝶戀花·晚上昌樂館寄姊妹》一詞的主旨，似無前例。筆者之所以這樣斷言，是基於與他人不同的視角，從而看出，詞人不僅為思念情同手足的姊妹①肝腸寸斷，更為其難卜吉凶的萊州之行憂心如焚。一言以蔽之，此詞反映了傳主前不歸村後不著店的極為悲苦複雜的心境。

　　由於一夫多妻制所造成的丈夫對髮妻的始密終疏，使多情善感的李清照嘗夠了種種莫可名狀的酸苦之果。這首《蝶戀花》就包含著詞人的難言之隱，詞云：「淚濕羅衣脂粉滿，四疊陽關，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長山又斷，蕭蕭微雨聞孤館。

　　惜別傷離方寸亂，忘了臨行，酒盞深和淺。好把音書憑過雁，東萊不似蓬萊遠」。對這首詞的解析，我想用「以意逆志」的方法。　　

　　① 《詩言志辨》。

　　② 《我讀：聲聲饅）》，《文史知識》1987 年第2 期。

　　① 傳主沒有同胞姊妹，這裡系指其在青州的女伴。

　　趙明誠夫婦大約自大觀元年（1107 年）起，屏居青州十年。這就是說自1118 年至1120 年，趙明誠當有三年離青之他任，赴任時不肯攜妻前往，李清照就特意寫了一首題作《鳳凰台上憶吹蕭》詞，以寄託她願象當年蕭史和弄玉那樣，與夫比翼飛升之意。趙不答應，她就把送別的《陽關》曲唱了又唱，希望他能留下來，但卻仍然無濟幹事。她在詞中以「念武陵人遠」之句道出了自己的心事。在她備嘗獨守空房（即「煙鎖秦樓」）之苦後，又寫了《聲聲慢》，一則寄尋覓良人之意，一則借「曉來風急」之事，訴說其被疏無嗣之怨，說白了就是李清照借古諷今地抱怨趙明誠像衛庄公寵幸其妾、冷遇庄姜那樣，疏遠了她，致使她無有子嗣、無依無靠，就像衰敗後堆積滿地的黃花一樣，多麼可憐！筆者原以為這首《聲聲慢》像是李清照為自己寫的「長門賦」，它會打動趙明誠，使他回心轉意，在調任萊州後把妻子接到任所，重歸干好。但在細讀李清照赴菜、居萊時的詩詞後，使我的這一看法有某種改變，從而對這首《蝶戀花》詞作如是解：在李清照獨居「秦樓」時，青州的姊妹們陪伴或經常去看望她、安慰她，並鼓勵她乾脆到萊州去，以找回她原有的愛情。於是她孤身走上了尋夫之路。在與好心的姊妹們朝夕相處時，可惜親密的手足之情，彌補失卻的伉儷之愛，一旦她離開姊妹、獨居驛館，便倍感孤獨凄涼。她之所以那麼傷心，以至淚泉衝掉臉上的脂粉，濕污了衣衫，一方面自然是因想念對她恩義厚重的姊妹，另一方面當是擔心前程未卜，不知自己到了萊州丈夫會怎樣對待她。青州到菜州的實際空間，談不上那麼山高水長，詞中所云「人道山長山又斷」，當是喻指心理空間。她與丈夫之間早已有了阻隔，他對她彷彿斷了情思，眼下又離別了姊妹，孤館聞雨，凄苦無似！這當是上片所蘊含的詞人之「志」。下片寫她臨行時亂了方寸，以致忘記喝了多少酒。這其中也別有寓意，即她是身在離筵，心裡懸掛著——自己即使到了丈夫身邊，如果他仍然無動於衷，該如何是好？心裡裝著這樣的難言之隱，其「方寸」如何不亂？這種難言之隱也就是詞人不得不加隱匿的「志」。

　　這首詞中最耐人尋味的是結拍的「好把音書憑過雁，東萊不似蓬萊遠」，此二句儘管字面上可意譯為「姐妹們別忘了給我寫信，萊州不像蓬萊那麼遠。」但其深層語義卻要委婉豐富得多，可否這樣理解：對姐妹的雁書，詞人看得很珍重，她絕不會像她們那個作為「武陵人」的姐（妹）夫，詞人給他寫了那麼多信，竟如石沉大海，隻字不回。原因是他置身「蓬萊」，嚮往的是「天台之遇」，哪裡還把老妻放在心上！如果他仍然冷遇她，那麼她到東萊後的唯一希望和安慰，就是收到姐妹們的信函。這裡需要再加解釋的是「蓬萊」。對這兩個字，注家或引《史記·封禪書》，或引《漢書·郊祀志》，雲指渤海中的蓬菜、方丈、瀛洲三神山。這樣注釋雖不能算錯，但對於李清照所賦予它的特定含義來說，謂此「蓬萊」為三神山仍不夠確切，其原因乃是把「蓬萊」只作為一般的典故看，而沒有看到在那上面沾有李清照的「指紋」。我想這首《蝶戀花》中的「蓬萊」，與李清照前此不久所寫的《鳳凰台上憶吹蕭》中的「武陵」同義，所蓄之「志」都是妻子擔心丈夫有「天台之遇」。同一個趙明誠，既然彼時可以把他稱為「武陵人」，此時為何不可以稱為「蓬菜」客呢？不管彼時抑或此時，詞人最擔心的都是丈夫可能與劉、阮為伍。惟因詞寫得深婉，怨情被離情掩蓋了而已！

　　（四）萊州官舍遭冷遇，《感懷》詩里寄隱情

　　李清照尋夫途中駐足的「昌樂」，離萊州不遠。她於宣和三年（1121 年）八月初由青州動身，在昌樂驛館寫了《蝶戀花》不久，於十日即到達趙明誠的菜州任所，事情比預料的還要糟，《感懷》詩並序記載了李清照在萊州所受到的冷遇，詩云：「寒窗敗兒無書史，公路可憐合至此。青州從事孔方兄，終日紛紛喜生事。作詩謝絕聊閉門，燕寢凝香有佳思。靜中我乃得至交，烏有先生子虛子。」由於人們總以為趙明誠和李清照的婚姻十分美滿幸福，所以對這首詩的理解很難到位，倒很容易南轅北轍。我想這首詩的寫作契機應該是這樣：當李清照受到趙明誠不應有的冷遇後，自然很生氣，卻又寄人籬下，無可奈何，便隱括了蘇拭的一首題作《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間之》的詩和陳師道《後山詩話》的：「東坡居惠，廣守月債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作烏有一先生』」，而成這首《感懷》詩。別看蘇、李二人詩中都戲謔般地借用了《世說新語·術解》篇的典故，以「青州從事」指代好酒，但含義卻有所不同。對蘇拭來說，主要是借六壺酒的跌撒而戲謔一番，但在李清照詩中卻飽和著無限酸楚。詩前有這樣一段小序：「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萊，獨坐一室，平生所見，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禮韻》，因信手開之，約以所開為韻作詩。偶得「子」字，因以為韻，作《感懷》詩云。」詩又劈頭便說：「寒窗敗幾無書史」，這就不能不使人陡生擔心和不平，李清照冒著「秋老虎」趕到萊州後，可能被趙明誠打入了「冷宮」。詩序與首句所說的她一個人坐在既「無書史」，又陳設破舊簡陋、寒氣逼人的屋子裡，其深層語義不就是被打入冷宮的意思嗎？詩的第二句則證實了上述擔心和不平不是多餘的，所謂「公路可憐合至此」，是隱括了這樣一段記載：「（袁）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眾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廚下，尚有麥屑三十斜。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欞床上，嘆息良久，乃大吒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床下，嘔血斗余而死。①」詩中的「公路」就是袁術的字，這裡李清照是以袁術的遭遇自況。

　　看來，深入理解此詩對有關袁術故實的使用，是正確懈析此詩的關鍵。

　　這個典故的應用，無異於奉告讀者——詩人的遭遇就像當年的袁術一樣狼狽不堪，具體情景大致是：李清照既來之，趙明誠則拒之，拒之下去，則留住數日，粗茶淡飯，既不果腹，又難御余暑，輕慢之舉使她難以忍受。但如果為此與他慪氣，豈不把自己置於死地，走上袁術的老路！李清照既是一個倜儻有丈夫氣的女性，也是一個機敏智慧的詩人，她把如同袁公路的悲慘遭遇，以蘇拭式的幽默、達觀方式出之，一則藉以宣洩、化解胸中塊壘，二則或可感化一下趙明誠。從萊州以後的趙、李關係看，似有所好轉。想來，只要不是那種鐵石心腸的人，都可能被李清照借袁術之事的自訴所感動，何況李、趙又是曾經滄海的好夫妻！

　　第三句的「孔方兄」，指錢。此句在蘇軾詩中雖單指酒，而未涉及錢，但已含有對於時運不佳的自嘲成分；在李詩中接之以「終日紛紛喜生事」，立意更高了一截。這很可能是詩人對其夫借計陀於應酬，終日在外，對「獨坐一室」的她不管不顧的一種嘲諷和埋怨。後面的「燕寢」，原指帝王休息安寢的一種所在。按周制王有六寢，一是與王后對應的正寢，餘五寢分別與夫人、世婦、嬪、妻、妾相對應，統稱燕寢。這裡與「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①中的下句，雖僅有一字之差，但卻不是襲用韋句而單指趙之萊州公廨，應更有承接古訓，以指作為正妻（等於王后）應享有正寢的她，遭到冷落而閉門作詩以自娛之意。當然，李清照的這句詩是否只能如此解，筆者尚不敢很自負，但至少從這裡可以看出，對李清照詩詞中的典故，不宜只作簡單注釋，也不宜停留在表層語義上。

　　① 見《三國志·袁術傳》裴注引《吳書》，《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1982 年影印本。

　　最後一句的「烏有先生子虛子」，是一無所有的意思，語見司馬相如《子虛賦》，其與首句相照應，說明李清照在萊州被冷落到何等地步！

　　遺憾的是此詩曾被長期誤解，而誤解最嚴重的是這樣兩點：一點是對「青州從事」的錯誤理解，以及由此導致的關於趙明誠仕履的訛傳。由於有釋者不了解這首《感懷》詩與上引蘇詩的淵源關係，也不知道李詩中的「青州從事孔方兄」是指酒和錢，從而由此想當然地認為趙明誠曾知青州。這一理解看似鍺在對趙明誠仕履的系年和對故實的誤解上，實際上更關係到對傳主中年時期諸多詞作的系年和理解。如果趙明誠在屏居十年後，就地居官於青州郡舍簡政堂，那麼李清照的《鳳凰台上憶吹蕭》一詞，即為其到菜州赴任送行，這樣一來，「青州從事」就成了雙關語。把「青州從事」只解作趙明誠曾知青州，至少是對這一典故和此詩的表層語義的誤解，必須加以糾正；二是同樣出自傳主的筆下，其《後序》對趙明誠居萊時的記載與《感懷》詩的基調有所不同：「今日忽閱此書（指《金石錄》），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簽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當是基於時空的移易和主體心態、情感的變化所致。試想，一個尚在編織愛情之夢的正值盛年的女子，在她受到心上人的疏遠和冷落時，其心境和態度該是怎麼樣；而當大夫故去、自己已步人老年且剛剛吞下了再嫁遇人不淑的的苦果後，其對與其共經滄海的前夫，又會是什麼樣子？基於這樣的心理背景，傳主在五十一歲時所寫《後序》中所表現出的對亡人的痴心，並不能說明當年丈夫對她無負心之舉。所以在現存《漱玉集》中，純粹表達離情的詩詞可以說一首也沒有，尤其是在作者的中年時期（或稱青、萊時期）所作詞中，主要是表達人生中最個人、最高尚的愛情失落後所造成的無與倫比的痛苦。當然這裡說的《感懷》詩不同於「別是一家」的詞，即使詩人正在經受著愛情的折磨，也往往不把這種感情寫進詩里，而轉彎抹角地寫到別的事情上去，甚至以超脫出之，《感懷》詩不正是作者的這種詩、詞創作主張的具體體現嗎？可以說這首詩既是《漱玉詞》特定思想感情的硬化處理，同時也是清照詩的特有思想內容的「軟著陸」，其傾向特別隱蔽，其味道特別難以辨別，必須反覆咀嚼，以免繼續誤解。

　　（五）小照題詞未必真，淄州任上，趙明誠轉意回心

　　以上關於趙明誠對李清照感情疏離的評說，或許有人不以為然，從而舉① 韋應物《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詩。

　　出這樣一個事例來證明趙、李間仍然是「夫婦擅朋友之勝」。此例就是在王鵬運四印齋本《漱玉詞》前的李清照畫像的題詞「易安居士三十一歲之照」，並有贊云：「清麗其詞，端莊其品。歸去來兮，真堪偕隱」。落款是「政和甲午新秋，德父題于歸來堂」。對此，王鵬運亦煞有介事他說：「易安居士照，藏諸城某氏。諸城古東武，明誠鄉里也。王竹吾舍人以摹本見贈，屬劉君炳堂重橅是幀。竹吾云：其家蓄奇石一面，上有明誠、易安題字。諸城趙李遺迹，蓋僅此雲。光緒庚寅二月，半塘老人識。」這裡有一系列偽痕：其一是，趙李，尤其是李，她恐怕壓根沒有到過趙挺之的原籍諸城，只偕明誠在趙家遷徙後的青州私第屏居；其二是，稱畫像為小照，當非宋人語；其三是，像主所衣非宋人服式。所以這是一件贗品，不能以之說明趙、李關係之諧美。唯一可取的是其贊語「清麗其詞，端莊其品」，體現了後人（包括作偽者）對傳主的極為恰切的評價。

　　當然，筆者也不是說趙、李關係自屏居結束後，一直處在危機狀態，而是「甚霎兒晴，霎兒雨，霎兒風」。萊州卸任後，在趙明誠作淄州大守期間，由於其專註於《金石錄》的撰著，便為其夫妻關係帶來了新的轉機，較為典型的一個例子是，當趙明誠得到了「庸白居易書《楞嚴經》」時，嘗云：「因上馬疾驅歸，與細君（趙明誠指其妻李清照）共賞。時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尤團，相對展玩，狂喜不支。兩見燭跋，猶不欲寐……」①。關於這一《楞嚴經》的真偽及此事的詳細經過，將在本書所附的《趙明誠傳》的有關章節中詳敘，此處只擬據以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即當趙明誠專註於金石之學時，其夫妻之間就相得相愛，當他由於官場得意忘乎所以而尋花問柳時，就有一種從感情上拒其老妻於千里之外之嫌。看來古代女子的「悔教夫婿覓封侯」，絕不是矯情作態之辭，而是非常明智的選擇。只是那時「夫婿」的是否「覓封侯」，根本不取決於妻子的意願，而妻室大多只有獨守空房、充作恩婦的份，苟有富貴極易相忘。

　　① 繆荃蓀《雲自在龕隨筆》卷二錄趙明誠跋《愣嚴經》，古學彙刊第二集。

　　七、風雲巨變，汴京失陷

　　正當李清照在淄州協助趙明誠繼續搜集和考訂金石文物時，金兵已對汴京形成了包圍。不久京城失陷，趙明誠亦因奔母喪南下金陵。此時，如何處理青州書庫巨額收藏的重擔悉數落在了清照的肩上。從此，戰亂和其它災難給傳主所帶來的打擊和損失便接瞳而來。首先是：

　　（一）青州書庫化雲煙

　　在趙明誠南下後，時局更加緊張，李清照亦當隨即由趙明誠的淄州任所回到相隔不遠的青州歸來堂，從而著手整理、遴選收藏準備南下：「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①，其時在建炎二年（1128 年）三月十日之前②。大約在清照離開歸來堂書房不幾天，青州發生了一次兵變，殺死了郡守曾孝序。傳主在《金石錄後序》中是這樣記載此事的：「青州故第，尚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陳按：此處文字當因在傳抄中或奪或衍而臻誤，史實非為「金人陷青州」，而應為青州兵變。對此，《續資治通鑒》卷一○○建炎元年十二月記云：「王戌，資政殿學士、京東東路制置使、知青州曾孝序為亂兵所殺。先是臨胸上兵趙成，聚眾為亂，奪門而入。孝序度力不能制，因出據廳事，瞋目罵賊，與其子宣教郎計皆遇窖，時年七十九。詔贈光祿大夫，說曰威。」），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為煨燼矣。」

　　因為現存之《後序》有所閉衍和字句舛誤，上述引文中的「十五車」書，很容易被理解為趙明誠奔母喪時帶往金陵之物，實際當系後往金陵的清照所帶，她等於從兵燹中搶救出了十五車文物，其貢獻非同小可。當清照押運這十五車器物「連爐渡淮，又渡江」，行至鎮江時，恰遇張遇陷鎮江府。初時，張遇自黃州引軍東下，遂犯江寧，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追擊之，張遇便以舟數百絕江而南，將犯鎮江，又回泊真州（今江蘇儀征），士民皆潰。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妻榮氏為張遇所得，遂遇害，鎮江守臣錢伯言棄城而去①，而我們的傳主卻以其大智大勇將這麼一大批稀世之寶押抵江寧，名副其實地做到了「完壁歸趙」。為此，趙明誠對其「老妻」頗有感戴之意②；岳珂對清照此舉亦嘗有褒美之詞：「德甫之夫人易安，流離兵革間，負之不釋，篤好又如此」①。這裡趙、岳稱道清照的是具體指她在途中遇賊尚能將《趙氏神妙帖》「負之不釋」，實際上，我們的傳主在長途水陸兼程中，所遇艱難險阻是一言難盡的。沒有她的虎口奪書，這「十五車」就得同青州的「十餘屋」「書冊什物」一樣，化為「煨燼」和「雲煙」。

　　① 李清照《金石錄後序》。

　　② 趙明誠《跋蔡襄書<趙氏神妙帖>》。

　　① 《續資治通鑒》卷一○一。

　　② 趙明誠跋《蔡襄書<趙氏神妙貼>》。

　　① 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九，武英殿聚珍本。

　　（二）李清照循城遠覽尋詩篇

　　此事的根據和時代背景，就是本書第一章「改二期說為三期說」一小節中徵引的，周燼《清波雜誌》所云清照在建康雪天循城尋詩之事。如果把清照的遠覽尋詩理解為其在「雪天」的一種風雅之舉，那麼這隻能發生在她建炎二年正月或二月到建康後，當年的春、冬至次年的春天，短短三、四個月的事，因為建炎三年秋她離開建康後，再沒有回到這個令其不堪回首的地方。清照「雪中」尋詩時頭戴斗笠、身披蓑衣的裝柬，不是什麼窮極無聊和閒情逸緻，而是傳主為其思鄉念闕心情所驅使的猶如「夜鵲未安」的一種愛國「詩情」②的宣洩。在現存繫於這段時間的清照作品中，絕無「風月」之作，有的是清一色的《烏江》、《詠史》及「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等諷諭刺世之作。她之所以寫作此類作品，首先是與時代背景密切相關，而「靖康之變」後一、二年的有關史實，就是李清照此類作品再好不過的註腳。

　　傳主前腳離開青州，後腳這裡和濰州就被金兵攻破。不久抗戰派的中流砒柱宗澤病卒，他的死使抗金力量受到無法彌補的損失。他曾先後上疏二十次請高宗還京抗敵，但始終未能如願，遂憂憤成疾，疽背已甚而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①語畢遂卒，無一語及家，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帝還京，以出民水人之中。在宗澤卒後，承議郎趙子砥亦慷慨奏曰：「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啖虎以肉，食盡終必食人。若設陷阱待之，庶能制虎。」②對於這樣一些旨在恢復的深謀遠慮者，高宗雖然嘗以「嘉獎」、「賜對」、「贈官」等加以籠絡，但對其抗金主張和措施卻置之不理，一味堅持其「屈己求和」之策。這位向以果敢聰敏著稱的康王，在嗣位後，號稱中興之主，其某些舉措確有感人之處，比如他不以口腹勞人，物至則食，未嘗問也。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有什麼吃什麼，膳食非常簡樸。有時在荒郊野外，燒柴溫飯，用瓢酌水；有時與輔臣於茅舍下同食，奉行「思艱崇儉」之策，「以濟斯民」，又如其在行在建康的住處簡陋到了破損的程度，令朝臣感動不已。外出時唯帶書籍，別無長物。遇有向他進奉貴重侈靡供物者，他不是當場令人將珍寶投之沛水，就是下令碎之通衙。然而他卻不事恢復，罷李綱、殺陳東以謝金人，使愛國者有志難酬，甚至因堅持抗金而得咎，遂造成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的局面。在一切「北來消息」中，當莫過於濟南守臣劉豫的投敵更使傳主為之痛心疾首。這個懷有邪謀的劉豫，當金人啖之以利時，他就乖乖地充當了馬前卒。劉豫的助紂為虐和黃潛善的作左相、汪伯彥的作右相，更加速了金兵的長驅南下。徐州、泗州接連被攻破，韓世忠亦兵潰沐陽。繼之，瓜州、揚州失陷，及至天長軍被攻破後，高宗聞報，即介胄走馬出門，跟隨他的只有五、六騎。城中大亂，高宗與行人並轡而馳，軍民爭門而死者，不可勝數，衛士對他亦出語不遜。從水上逃跑的，因潮不應閘，盡膠泥淖中，悉為金兵所取，乘輿服御，官府案犢，無一留者；有的相抱沉江，來不及者，被金兵掠之而去，金帛珠玉，積江岸② 《風月堂詩話》載有李清照詩句云：「詩情如夜鵲，三繞未能安。」

　　① 《宋史》卷三六○《宗澤傳》。

　　② 《宋史》卷二四六《宗室》四。

　　如山。高宗則棄吳江不守，倉皇逃往有重江之阻的安全地帶杭州①。所有這些正面、反面的史實，豈不都一一印證了清照上述詩作的現實針對性之強烈，簡直就是一一針對具體事實的「緣事而發」之作。

　　用心良苦的李清照，她既想用自己這種愛國情操去感染「國人」、鼓勵士氣，更希望在抗敵前線身居建康知府要職的丈夫趙明誠能夠克盡職守，為抗金大業作出自己的貢獻，同時寫出一些志在恢復、蒿目時艱的詩篇流芳後世。可惜的是在她「得句必邀其夫康和」時，明誠卻「每苦之也」，無傳世之作可言，對此，有論者嘗以明誠專事「金石」之學不擅詩詞加以回護。這儘管可以作為某種口實，因為簽題考古或著書立說與寫詩、填詞的思維方式畢竟有所不同。作為金石大家的趙明誠，寫不出以詞名家的李清照筆下那樣的佳作，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趙明誠又不是一個根本不能寫詩填詞的人，即使《琅嬛記》所云「三日夜，得五十闕」，不盡可信，那麼清照親口所云，「十五年前花月底，相從曾賦賞花詩」①，和「取筆作詩，絕筆而終」②，就是指趙明誠不僅具有詩情畫意般的作詩才能，還一直不忘此道，最後以「絕筆詩」終其一生。看來趙明誠此時對妻子的前述憂世之作苦於賡和的原因，主要是他沒有具備清照的那份熾熱的愛國情感。這樣評價膺任建康知府的趙明誠，對他一點也不冤枉，因為其所作所為嘗有甚於此。

　　（三）趙明誠縋城宵遁被罷官

　　約兩年多之前，趙明誠因勤政和斬獲逃兵曾轉一官，到了建炎三年（公元1129 年）二月，他自己卻臨亂作了「縮城宵遁」者。此事的詳細經過將在作為本書附錄一《趙明誠傳》的有關章節評述，這裡只作一簡略交代：御營統制官王亦將在江寧謀變，江東轉運副使李漠得知後，馳告趙明誠，時明誠已被命移湖州，弗聽。李謨採取了緊急措施，使王亦不得不斫開南門逃走。將近天明時，李漠去探望趙明誠，他竟與通判毋邱絳、觀察推官湯允恭用繩子系住從城牆上逃跑。後來毋、湯皆抵罪各降二官。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涉及此事時，嘗雲「己酉春三月罷」，當是基於所寫為書序，故未及「縋城」之事。

　　發生「縋城宵遁」之事，對身為東南形勝重地要職的趙明誠來說恐非偶然。看來，是「六朝金粉」的靡麗繁華之景，使其猶墜銷魂之鄉，遂變成了有甚於「武陵人」的「章台」「遊冶」者。這當無異於在傳主被疏無嗣尚未痊癒的瘡日上，又撒上了一把咸鹽，使其再度陷入了極度的愛情痛苦。或為排遣自身隱憂，或為規勸丈夫轉意，李清照於建炎三年元宵節前後寫了一首《臨江仙》詞並序，序云：「歐陽公作《蝶戀花》，有"深深深幾許』之語，予酷愛之。用其語作"庭院深深』數闋，其聲即舊《臨江仙》也。」清照此詞之「文本」云：庭院深深深幾許？雲窗霧閣常扁。柳梢梅粵漸分明。春歸襪陵樹，人老建康城。感月吟風多少事，如今老去無成。誰憐憔悴更凋零？試燈無意思，踏雪沒心情。

　　① 《續資治通鑒》卷一○○、一○一。

　　① 《偶成》。

　　② 《金石錄後序》。

　　如果只聯繫此詞的時代背景而不問其作者的心理狀況，這首詞將無法解讀。因為人們很難捉摸，作為江寧重地第一夫人的傳主，其情緒為何這麼低沉，地不但感到預賞元宵花燈「無意思」，就連她一向喜歡的「踏雪」，也感到無精打采，這究竟是為什麼？要想進一步了解這首《臨江仙》詞的思想心理背景之所在，就必須先弄清歐陽修《蝶戀花》詞的主旨何在，歐詞云：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台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

　　看來打開李詞《臨江仙》的鑰匙，當是放在對這首歐詞的正確解讀之中。傳主絕不只是「酷愛」「歐陽公」的「"深深深幾許』之語」，而是因為與歐詞中的主人公有著同樣不幸遭遇的緣故。歐詞中的妻子被長年關在濃密的楊柳和「無重數」的簾幕遮掩下，極為深邃的庭院之中，而丈夫卻乘坐著華貴的車騎隨意尋花問柳。她想登上高樓看一看大夫所迷戀的歌樓舞榭（章台），然而看不到。詞的結拍二句更是形象地道出了「棄婦」的怨恨莫訴的感情。換句話說就是歐詞道出了李清照對趙明誠的章台冶遊的不滿，而又不敢直說的幽怨心態。這既是傳主由對歐公「小歌同」有所不滿①到「酷愛」歐句的原因所在，也體現了中國古代女性普遍的愛情痛苦。這時的趙明誠大致變成了這樣一個人——對於公務，他至少是一個失職膽小的「逃兵」，對於妻子，他至少在感情上已成了朝三暮四和心猿意馬者。而此時的李清照面臨的苦難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否則何以會寫出「感月吟風多少事，如今老去無成」，如此沉痛的詞句！

　　① 李清照《詞論》有句云：「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

　　八、趙明誠感疾身亡，李清照獨當薏苡謗

　　趙明誠守江寧僅一年多被罷當系咎由自取。他自二月罷守至五月奉旨知湖州，約三個月當中，輾轉於蕪湖、姑孰（今安徽當塗）等地。建炎三年六月中旬，剛剛定居於池陽（今安徽貴池），趙明誠就離家獨往行在建康領命以赴湖州任。與大夫分手後，在他生前，她就獨自擔當起了保護文物的重任。在他卒後，她便遭到了一種難以承受的惡謗，其實質酷似當年馬援所遭「薏苡之謗」①，這就是給流寓中的嫠婦李清照的不幸遭遇雪上加霜，令其有口難言的「玉壺頒金」之誣，此系後話，茲先敘其生前之事。

　　（一）遵夫囑寧死護文物

　　關於趙、李的池陽之別，《後序》中有一段既感人肺腑，又形象生動的記載：

　　六月十三日，始負擔舍舟，坐岸上，葛衣岸中，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乾手遙應曰：「從眾。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被，次書冊捲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馳馬去。

　　李清照既沒有忘記丈夫的囑託，還不只是做到了「與身俱存亡」，她為保護明誠生前的珍貴收藏，可以說付出了比生命本身還要沉重的代價，這在以後的章節有所詳敘。

　　（二）日夜兼程探夫病

　　在趙。李關係的微妙演變中，有一種現象很發人深思，即當趙明誠處於順境時，往往對其妻表現出不應有的疏離和冷淡，以致結出了趙李無嗣的苦果；相反，在趙明誠處於逆境時，李清照卻總是甘願與其共患難。這也是中國女性所普遍具有的一種既可貴又可嘆的品格。不管是象趙明誠那樣，或比趙更令人失望得多的丈夫給她們帶來過多少痛苦和傷感，她們絕大多數不會以牙還牙，李清照就是這其中典型的一例。在萊州時，他曾一度把她置於那麼難堪的境地，如今他有了病患，她不但不記前嫌，而且急其所急，表現出了她對人對事的無比關切和驚人的識見，緩金石錄後序》中記載了這樣感人的一段：

　　（明誠）途中賓士，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書報卧病，余驚恆。念侯性素急，奈何。病店或熱，必服寒葯，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黃芩葯，瘧且痢，病危在膏胄。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

　　① 《後漢書·馬援傳》云：馬援在交趾，其地產薏苡，可治瘴氣，遂取一車將還，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懷疑其前載還者都是明珠。

　　文中的「念侯性素急，奈何。病店或熱，必服寒葯，疾可憂」，短短數語，不僅表現了作者對丈夫的體性了如指掌，又懂藥理，更說明平日她對他當照料得無微不至……這一切都體現出在趙明誠生前，李清照對他仁至義盡，他死後她所寫的《祭趙湖州文》，不僅是「婦人四六之工者」①，主要在於其對丈夫的一片真情：

　　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②。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

　　（三）「玉壺頒金」之始末

　　「頒金」，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輯》作「頌金」，疑「頌」字系形近而誤，應從各本，以「頒金」為是。「玉壺頒金」可直譯為以玉壺投獻金人，即以賄賂通敵之意。有雲「初，學士張飛卿者，於明誠至行在時，以玉壺示明誠，語久之，仍攜壺去。時建康置防秋安撫使。擾攘之際，或疑其饋壁北朝也。言者列以上聞，或言趙、張皆當置獄。」③這一說法與《後序》的有關記載是相符的，俞說當系據此衍義而來：

　　……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視候，便攜去，其實氓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遂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庭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並寫本書寄判。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先前趙明誠病危時，有一個被稱為學士叫做張飛卿的人，攜帶一把玉壺前來探望。他把所謂玉壺給明誠看了一下便帶走了。其實這不是真玉壺，只是一把樣子象五實際是石制的壺。不知什麼人將此事傳開了，井無中生有地製造了（明誠）將玉壺送給金人的謠言；還傳言有人秘密彈劾此事。我非常驚惶恐懼，又不敢說什麼。就把家中所有的銅器等物，想趕到皇帝駐蹕的地方去進獻。我趕到越州（今浙江紹興）後，皇帝己轉到四明（今浙江寧波）。這些銅器等物不敢留在家中，就與手抄本一併寄存在剡（今浙江嵊縣）。後來官軍平定叛亂的兵卒時，把這些銅器、寫本，全都拿走，聽說全部到了原來的李將軍的家裡。關於「玉壺頒金」之事，至今未再發現新的材料和線索，看來此事最終是不了了之了。

　　① 謝伋《四六談塵》.學津討原本。

　　② 《景德傳燈錄》卷八。「白日」指人的死亡：「機捷」，猶機鋒。佛教用涪，指問答迅捷、不落跡象、含意深刻的語句。

　　③ 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輯》。

　　（四）趙明誠卒於建康，李清照大病一場

　　《金石錄後序》在記敘了趙明誠於建炎三年（公元1129 年）八月十八日病重將亡，取筆作詩，絕筆而終之後，又云：「殊無分香賣履之意」。關於「分香賣履」的出處，已在本書第一章的有關章節中作了交代。此處尚需略加提及的是這一典故不只是有一種含義，即除了作為家事的遺囑外，還含有專對妻妾的戀念之意。這兩層意思對李清照來說還都是表層語義。在涉及遺囑的問題上，必然聯想到子嗣問題，傳主之所以在遺囑的前面加上「殊無」二字，其中即含有「趙、李無嗣」的隱衷。此系李清照作品中的特有用典方式，其與「曉來風急」的用法有相似之處。對此，在第一章中已有所涉及。趙明誠死後，李清照走投無路。時局更加緊張，《後序》所云「朝廷已分遣六宮」，即指哲宗趙煦後孟氏，亦即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往豫章（今江西南昌），又傳江當禁渡，此時傳主所關注的並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因「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及其他長物的如何存放，成了亟待解決的大問題。這既是亡夫對她的囑託，也是作為未亡人應盡的責任，何況這些書冊金石中，不僅有她「筆削其間」①的勞績，她更為之付出了「與身俱存亡」的代價。但在「事勢日迫」的情況下，收存好諸多貴重文物談何容易，加之對趙明誠逝世的悲慟，所以李清照在四十六歲時大病一場，到了僅存喘息的嚴重程度。這一場病給傳主後半生所造成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此病本身給她帶來的軀體痛苦。「病」字對李清照來說，其含義不僅是失去健康狀態的問題。這個「居盲之上、膏之下」舊稱「二豎」②的病魔給傳主帶來的不僅是肉體痛苦，主要的是終其一生而難以痊癒的精神創傷。

　　① 張端義《貴耳集》卷上，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 年版。

　　② 《左傳·成公十年》。

　　九、病中再嫁，所遇匪人

　　為了避免可能在部分讀者中產生的誤解，先對「匪人」一語略加解釋。

　　這裡是取義於李朝威《柳毅傳》的「不幸見辱於匪人」。李清照的再嫁酷似洞庭龍女遠嫁徑河小龍的不幸，所遇均為行為不正當的「匪人」。

　　（一）後夫名曰張汝舟，「妄增舉數」自取咎

　　紹興二年（1132 年），清照四十九歲時到了杭州。這一年的四、五月間，她曾再嫁張汝舟。茲將宋人的有關記載依次縷述如下：約撰於紹興十七年（公元1147 年）或稍前的《詩說雋永》云：「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後有易安李，李在趙氏時，建炎初，從秘閣守建康，作詩云……」①，意謂李易安後適他姓。

　　撰於紹興十八年的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十《麗人雜記》條云：「（李）易安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

　　撰於紹興十九年的王的《碧雞漫志》卷二，謂清照「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

　　約稍後於王灼的朱或，其《萍洲可談》卷中云：「（李清照）不終晚節，流落以死」，亦詬其再嫁事。

　　約撰於紹興二十一年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下云：「格非之女，先嫁趙」，言外尚有再嫁事。

　　約撰於紹興二十一年前後的洪适跋《趙明誠（金石錄）》云：「趙君無嗣，李又更嫁」②。

　　成書於李清照下世後的趙彥衛的《雲麓漫鈔》（初名《擁爐閑紀》）卷十四錄有李清照《投內翰綦公崈禮啟》，此啟載有作者自述：「以桑榆之晚節，配茲駔儈之下才」、「友兇橫者十旬」、「居囹圄者九日」，即再嫁、離異、系獄等事。

　　上引《麗入雜記》條亦云：「（易安）有《啟事》與聶處厚（崈禮字）

　　云："狠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胡仔此說可從反面證明李清照此啟及其所載作者再嫁、離異的真實性。李清照的這一《投內翰綦公崈禮啟》不僅是她再嫁的「證明材料」，也是一篇寫得很成功的「四六文」，本書將在第五章設專節評述，其為清照所作的真實性將可得到進一步證明。限於本書體例，此處不予贅述。

　　成書於李清照下世後的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五八：「右承奉郎、監諸軍審計司張汝舟屬吏，以汝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人官也。其後有司當汝舟私罪徒，詔除名，柳州編管。（十月已西行遣）。李氏，格非女，能為歌詞，自號易安居士。」

　　成書於李清照下世後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謂清照「晚歲頗失節」，即指其再嫁事。

　　① 轉引自胡仔《茗溪漁隱叢活》後集卷四十。

　　② 洪适《隸釋》卷二十六。

　　以上述材料證明李清照的後夫名曰張汝舟，當無可懷疑。至於其中的「汝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簡而言之就是李清照指控張汝舟因謊報舉數而獲得官職。由這一問題所涉及到的宋代訴訟、科舉之詳情，可參見拙文《關於易安札記二則》的「"妄增舉數入官』解」。

　　（二）身系大獄何所懼，不與「下才」同流污

　　儘管趙明誠生前在夫妻感情方面，曾給李清照帶來許多難以言傳的苦衷，趙之「縋城宵遁」，也不能不說是一種虧缺，而李清照對其不僅怨而不怒，還曾不時地加以回護；對於張汝舟她卻寧可身系大獄，也要與其一刀兩斷，這到底是為什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可能有現成的標準答案，筆者試作繹釋如下：

　　第一，處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李清照，在她身上仍留有某些封建傳統思想的烙印，諸如為舊禮教所沾染的男兒愛新人，女子重前夫；仰慕門當戶對的「貴家子弟」和蔭封高官等等。但這些卻不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

　　第二，趙、李二人志趣相投，才學既相抵又互補，其結合主要是以愛情為基礎的。一部《金石錄》彷彿就是導致他倆相互吸引的強大磁場，它比月下老人的神秘紅線更牢靠、更堅實。而李清照與張汝舟的結合卻談不上以愛情為基礎，同時兩人的素質也相差大遠，差異就是矛盾，此二者當是造成李、張婚變的根本原因。這一點對於後世仍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三，如果說趙明誠的「天台之遇」和青樓冶遊尚屬時尚、其「縋城宵遁」還只是一種膽小失職的話，那麼張汝舟卻是一個有多種道德缺陷的人，他除了向朝廷騙取官職，其與清照的結合則是出於覬覦她的珍貴收藏，他在她病中乘人之危，巧舌如簧地騙了婚，其所作所為用清照的話說是一個「駔儈之下才」，即小人、掮客之流。他毒如蛇蠍，婚後一心想殺人越貨「彼素抱壁之將往」①，便對清照拳腳相加，「遂肆侵凌，日加歐擊，可念劉伶之肋，難勝石勒之拳」。是可忍， 孰不可忍！所以清照情願依法系獄、蒙「敗德敗名」之譏，也要與其訟而離之。

　　第四，這場婚事糾葛本身，從諸多方面證明了李清照的舉動何等光明磊落！其愛情觀、道德觀、價值觀的主調又是何等先進、超前！不錯，宋人譏其「晚節流蕩無歸」者有之， 擊其「晚歲頗失節」者亦有之，但那只是極少數站在陳舊腐朽的封建衛道者的立場上而口出不遜者，絕大多數較通達公正的宋代學者並不以女子再嫁為非。卒於青州知府任上的范仲淹就是由再嫁的母親撫養成人的，其母子仍然受到人們的尊重。還有數不勝數的類似事例均可說明，在兩來不存在為再嫁之事本身辯誣的問題。出面為清照再嫁「辨誣」的不是宋人，而是明朝的徐，他針對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關於清照再嫁的記載說：「殊謬妄不足信……清獻公之婦，郡守之妻， 必無更嫁之理……更嫁之說，不知起於何人，大誣賢媛也」②。如果這種所謂辨誣，由於辨誣者對清照的身世缺乏了解，尚屬臆度的話，那麼清代的「辨誣」者則是站在比宋、明等朝代更加強化的封建的「倫紀」，「庭訓」和「禮義」③的立場上，是一種很大程度上的倒退。至於近、現代有的學者仍把再嫁視為厚誣，則更叫人難以理解。且不說在現代社會中，幾乎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的離婚率，他們無法解釋，就其衡人標準來說，豈不是把明明具有一定叛逆性格的李清照完全看成了舊禮教的維護和遷就者，這無疑是對她的誤解甚至曲解，是幫倒忙，也不能不說是李清照研究的一種倒退。

　　① 見李清照《投內翰綦公主崈啟》。其中「彼素」句系化用《左傳·哀公十八年》的這樣一段記載：己氏欲殺衛庄公，庄公曰：「活我，吾與汝壁。」己氏曰：「殺汝，壁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劈。清照以此指斥張汝舟意在殺人越貨。　　

　　② 《徐氏筆精》卷七。

　　③ 《續修歷城縣誌》引《歷下詠懷古迹詩抄》。1924 年續修歷城縣誌局排印本。

　　十、晚年的流寓和思想的升華

　　趙明誠逝世那年恰好閏八月，李清照料理完丈夫的後事，她並沒有追隨皇室女眷的去向，到豫章投親，而是先遣故吏送行李投奔從衛在洪州（今江西南昌）的趙明誠的妹婿。她離開建康，大約是建炎三年（1129 年）九、十月份的事。其投奔方向基本是追隨高宗的逃遁路線。她之所以這樣做，不外乎兩種原因，一是如其在《後序》中所明言的，盡將家中銅器等物投進外庭，以昭無「頒金」之事；二是追隨御駕當較有安全感，但最終的結果卻是：

　　（一）嚮往「三山」未曾去，晚年揮淚寫《後序》

　　關於傳主可能產生前往「三山」之想的來龍去脈，已在第一章引論中作了較詳細的交代。後來惟因御舟返回浙西，清照遂尾追而還。先後由越州至杭州，從而定居於此地。

　　如果說在李清照的時代，再嫁尚不乏其例亦不足為奇的話，而女方提出離婚和狀告親人，在當時卻是觸犯刑律的事。李清照與張汝舟的離異，曾在上層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多虧得到趙家的遠親、翰林學士綦崈禮的援手，才止息了其所受「無根之謗」。此後傳主的心情逐漸平靜，生活亦趨穩定，遂重新投入了關於《金石錄》的未了之事。其《金石錄後序》當是在這一背景下，揮淚完成的。這既是一篇書序，也是一篇對亡人充滿深情的悼文，如「今日忽閱此書，如見故人……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己拱，悲夫」諸句，不要說當事人和當時人，至今讀來仍催人淚下。撰罷此序後，又經過約十年的苦心勞作，於紹興十二年（1143 年）前後，清照將《金石錄》表進於朝。待此著約於紹興二十五、六年版行於世時，受到朱熹「煞做得好」①的稱讚。朱熹只認為這是趙明誠的文筆高超所致，殊不知這部《金石錄》里也滲透了我們傳主的心血，可以說這是趙、李之間相得相愛的感情結晶。

　　（二）捉刀代筆依人意，心繫家國是真諦

　　紹興十二年，六十歲的李清照，或因其將《金石錄》表進於朝後，文名益高，這一年她有為人代筆撰《端午帖子詞》等事：「李易安，紹興癸亥在行都，有親聯為內命婦者，因端午進帖子。《皇帝閣》曰："日月堯天大，漩璣舜歷長，側聞行殿帳，多集上書囊』；《皇后閣》曰："意貼初宜夏，金駒已過蠶，至尊千萬壽，行見百斯男』；《夫人閣》曰："三宮催解粽，妝罷未天明，便面天題字，歌頭御賜名』。時秦楚材在翰林，惡之，止賜金帛而罷。」②貼子本身自然是投合聖意，福壽吉利之詞，既不同干其詩文，更不同於其詞賦，說明傳主有多副筆墨，寫什麼象什麼、做什麼成什麼，足見其才華能力之不凡。只因她沒有為秦檜之兄秦梓（字楚材）代筆，而因內命婦進之，得罪了這位沾親帶故的翰林學士，所以清照所得到的賞賜只有金帛之類而已。此類捉刀代筆之事，本系翰苑本職，清照之代扈當因其文名之高所致，古人對此未曾非議，今天更不必上綱上線，把傳主推到御用文人行列。李清照在飽嘗了愛情、婚變給她帶來的比酸甜苦辣四味更全的味道之後，到了晚年，她對於愛情猶如枯井無波，從而把屬於個人的情愛，擴大和轉移到對江山社稷的關註上。此時不但其所作詩文無一不心繫家國（詳見本書第六章《嫠不恤緯，唯國是愛》），就是約在她六十四、五歲時所作《永遇樂》和《添字醜奴兒》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她早年為詩、詞所立下的界碑，從而把滿腔的家國之情訴諸於她早年稱之為「小歌詞」的長短句，致使南宋末年最著名的愛國詞人劉辰翁每讀她嘗懷京洛舊事的《永遇樂》等詞，就「為之涕下」，甚至「輒不自堪」①。由此可見，傳主晚年作品產生了多麼深摯的異時相感的愛國效應。

　　①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中華書局1986 年版。

　　② 周密《浩然齋雅詼》卷上，武英殿聚珍本。　　

　　（三）春蠶到死「思」不盡，仍以其學傳後人

　　李清照自己沒有親生子息②，但她對「兒輩」的關心卻沒有因此而稍減，這其中既有她本家侄、孫，也有異姓女弟子韓玉父①等。對於侄、孫，她常以博弈打馬的遊戲方式，向他們耐心講述這樣一些道理：「慧則通，通則無所不達；專則精，精則無所不妙」②，她告訴「兒輩」，你們不管做什麼事情，既要靠聰明才智，更要具備專心致志的精神。惟其如此，才能觸類旁通，掌握各種精湛的技藝，也才能得心應手，運用自如，以臻於妙境。這些道理無疑是極為精深有益的。但如果只是空洞抽象地灌輸，也不可能收到預期效果，李清照則運用自己富贍的才學，旁徵博引，通過庖丁解牛、郢人運斤、師曠之聽、離婁之視、堯舜之仁、桀紂之惡、擲豆起蠅、巾角拂棋等故事，既生動他說明「專則精，精則無所不妙」的道理，又很自然地告誡人們不管做什麼事，那怕是博弈遊戲之類的小事，也不應該淺嘗輒止、半途而廢。她一面講道理，一面身體力行，寓教於樂。棋局猶課堂，棋盤似戰場，在小小的棋子上，做出瞭望鄉、復國、育人的大文章。至於對傳主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具體了解或借鑒，可參閱本書第六章《嫠不恤緯，唯國是愛》，其中「寓報國之志於"深閨雅戲，」一節講到的傳主以小見大的教育方式，至今仍然發人深思。

　　然而，更發人深思的是發生在李清照生命最後幾年的一件看來不大，但卻寓意深邃的事情。那時她雖已年逾古稀，但對於人生、對於才學仍不改初衷，自己逼近黃泉之路，遂將厚望寄於後人。於是便欲將其學傳授給一位姓孫的妙齡少女，不料卻引出了這位孫小姐的一番極為迂腐的酸話，說什麼「才藻非女子事也。」對這種深受封建禮教沾染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論調，直到陸遊仍不以為非，稱這位「孫氏」「幼有淑質」①。當然，筆者這裡無意對陸遊加以非議，只是想藉以說明，與這位「亘古男兒一放翁」（梁啟超語）相比，李清照的胸襟和見識不也足以「壓倒鬚眉」嗎？

　　① 劉辰翁《須溪詞》卷二。

　　② 這裡之所以稱「於息」而下稱「子女」，系因目前只確知「趙李無嗣」，即沒有作為傳宗接代的兒子，而不能斷定連女兒也沒有。因為只有女兒沒有兒子的人，在我國古代也同樣被稱為無嗣者，蔡玫之父蔡邕亦被叫做無嗣者。

　　① 宋槧《醉翁談錄》乙集卷之二載有：「易安居士教（韓玉父）以學詩……」之說。② 李清照《（打馬圖經）序》。

　　（四）何處青山埋才人，瓣香一柱敬獻藕花神

　　「才人」通常有三種含義：一如《論衡·書解》所云指有才華的人；二是自漢至宋、明所置的宮中女官名；三是宋元稱雜劇話本的作者或說話藝人為才人。這裡是取第一種含義代指李清照，自從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也就是李清照七十三歲之後，再沒有發現她的任何作品和有關她的任何記載。那麼，這一年大約就是她溘然長逝之年。她逝世後，屍骨或許就地留在杭州西子湖畔，與孤山上的閑鶴香梅為伴，而趙明誠的遺骨則很可能一直掩埋在建康城的郊野。看來，趙、李袝葬的可能性很小。或許古人已體察出傳主的孤魂難以在異鄉安息，於是就把她作為藕花神祀，供奉於濟南大明湖畔的「藕神伺」，意欲借明湖之水：

　　……漱其餘芳，且換凡骨，受居士之益素深，愛居士之心因益甚。生平煩惱，聊仗千佛為之懺除，無數謗誣，亦借明湖為之湔雪。而他日尋詩湖上，蓉裳尊帶，不叉想見其姍姍來遲耶？①

　　雖然這裡仍把清照作為歷城人而不知她是生於明水的綉江人，使筆者略感遺憾，但其字里行問對傳主的一片拳拳之情，足使其在天之靈深受慰藉。此處曰「在天之靈」，絕非迷信，猶如本書開卷所云，本世紀八十年代，我們傳主的名字即已升涉太空，邀游四極。筆者在溺管疾書此傳的過程中，每當遙望夜空時，總感到在群星閃爍間，有一幀首無明珠翠羽之飾、粗服簡妝而不掩其神韻的傳主自畫像②，又彷彿由此幻化成了她本人。這個「蓉裳蕙帶」的藕花神，無時不在俯視人間憂喜，她將永遠為後世所愛戴和禮敬。

　　① 陸遊《夫人孫氏墓志銘》，《渭南文集》卷三十五，商務印書館影印明本。

　　① 《續修歷城縣誌》引《歷下詠懷古迹詩抄》。

　　② 張丑《清河書畫舫》已集引《畫系》，雲易安小楷和則天圖畫「皆精」。宋濂《芝園續集》卷十云：「李易安圖而書之，其意蓋有所寓。」陳繼儒《妮古錄》卷三、《太平清話》卷一云：「莫廷韓雲，"曾買易安墨竹一幅。』余惜未見。」《清河書畫舫》申集云：「李易安、管道升之竹石。」清人編《玉台畫史》內有清照之名，可見其擅畫。

　　第三章詞學思想和「易安體」的特點

　　一、《詞論》的著錄和「別是一家」說的創立

　　集中反映李清照詞學思想的《詞論》的篇名是後人命名的。此文最旱由胡仔在其《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晁無咎》條下著錄時，稱「李易安雲」。胡仔所引是否全文，至今尚有疑議。鑒於此文不僅是李清照唯一的詞學論著，也是詞史上最早產生巨大影響的一篇詞論，篇幅又很簡短，茲將胡仔所引之全文迻錄於下：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未』，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眾皆位下，羅拜日："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終、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茸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邪？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鴦》，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苕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正為此輩發也。」①

　　繼胡仔之後，第二位著錄《詞論》的是南宋人魏慶之，見於其《詩人玉屑》卷二一《詩餘》條，在《晁無咎評》之後， 題作《李易安評》，又另作《李易安雲》，文字除將胡仔所引的「雖極妍麗豐逸」句作「非不妍麗」，又將胡仔所引的「皆摘其短」句作「皆指撾其短」外，其他悉同胡仔所引，並將「苕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正為此輩發也」一段全文引錄。第三位著錄《詞論》的是清人徐釚，其《詞苑叢談》卷一《體制》題作《李易安詞評》，文字系據《詩人玉屑》，而未引「苕溪漁隱曰……正為此輩發也」一段。②

　　① 此雖據人民文學出板社1962 年6 月版《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錄載，但卻參照多種版本，對文字、標點作了訂正。

　　② 唐圭璋校注《詞苑叢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4 月版第3—4頁，其不同於別本的文字分別為，「使易服隱名姓」作」易服隱姓名」；「日煩」作「日繁」；「已有」作」亦有」；「遍舉」作「遍也」；闕「四侮瓜分豆剖」句；「富貴態」作「富貴」，」譬如良玉」作「如良玉」。

　　上述引文中的「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就是李清照首次為詩、詞之別立下的界碑，也是後世論者常常引用的「詞"別是一家，」的原始出處，如引作「詞別是一家」，則不是現存李清照《詞論》的原文。

　　二、《詞論》的貢獻

　　以往人們對《詞論》所作出的貢獻，大都只就其「文本」涉及到的諸如詞史、詞律、詞評等問題加以論列，而對其貫穿全文的一個盡在不言中的重要問題，至今仍被忽略，這個問題就是《詞論》堪稱：

　　（一）為「小歌詞」「補天」之作

　　把宋代的這種特定的文學體式稱之為「宋詞」無疑是後世的事，李清照還不時把它叫做「小歌詞」，在她之前，詞更被叫做「曲子詞」、「樂章」、「樂府」、「琴趣」、「長短句」、「詩餘」等等，別名很多，但沒有一個能作為其獨立「人格」的揭櫫，名字也不夠響亮。這都是因為那時的詞尚處在詩的附庸和棄兒階段的緣故。到了北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歌樓舞榭遍及城市，官伎、私伎比比皆是。這種被叫做歌詞的創作權，不僅從民間轉到了一些文學大家的手裡，甚至還有一些名公大臣加入了「小歌詞」的寫作行列，從而給這一畔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時李清照挺身而出，為「小歌詞」的純潔和獨立，大聲疾呼。上引《詞論》的第一段是說詞應象唐朝開、天盛世時的「樂府、聲詩」一樣，是供歌壇名星演唱的；第二、三段分別指出「鄭、衛之聲」和「亡國之音」都不合時宜，前者則更是被指摘的對象；第四段是全文的核心，它以實例說明，象柳永《樂章集》那樣「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不行，象晏、歐、蘇等人那樣寫一些「不協音律」的「句讀不茸之詩」也不行。不論是晏、歐、蘇，還是王安石、曾鞏，他們所作「小歌詞」之所以「不可讀」，主要是他們不知詩、詞之別，或「知之者少」。而對詩、詞之別「始能知之」的晏幾道、賀鑄、秦觀、黃庭堅，又各自有「無鋪敘」、「少典重」、「專主情致」、「少故實」等缺久。總的看李清照的這篇《詞論》，對時弊的批評是擊中要害的，建樹是獨特的，對後世的影響是深遠的。詞這一體式之所以能夠膺任宋代文學的代表，被光榮的稱為「宋詞」，在一定意義上說，對於詞的本質的確立和流弊的匡正，李清照幾有「女娟」「補天」之功。

　　（二）對詞之為體要義的建樹

　　李清照對於詩、詞之別的劃分，應該說是首先著眼於詩、詞不同的社會作用的。詩的社會作用已為人們所共認，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①。從李清照的詩歌實踐看，無疑她對孔子此說是身體力行的。關於詞的社會作用，《詞論》中雖亦無直接論述，其贊成曹元謙、念奴、李八郎等「歌壇」高手，在曲江宴上大顯身手，就說明她是格守《花間》、南唐之風習，也把「小歌詞」看成「娛賓遣興」、侑筵佐筋的工具。既如此，在她看來，「小歌詞」要想唱得「眾皆泣下」，除了要有象李八郎那樣的「擅天下」的「能歌」者，歌詞本身不僅要摒除「鄭、衛之聲」，「亡國之音」和「詞語塵下」者，還要有與詩文大不一樣的、為詞所特有的音韻格律，她① 《論語·陽貨》，朱熹《四書集注》本，中華書局1983 年版。

　　認為詩文只講究平仄即可，而歌詞則既「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如不烙守音律方面的這一系列的嚴格規定，那麼所作歌詞「則不可歌矣」，這樣的人作為歌詞作者，即使「學際天人」，也是不稱職的。要想稱職，必須首先弄清詞是」別是一家」的，與詩很不一樣，它們必須各立門戶的道理。在這個基礎上，作者還進一步強調，詞還要有「鋪敘」、要「典重」，既不能象秦觀那樣「專主情致，而少故實」，也不能象黃庭堅那樣「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暇，價自減半矣。」

　　以上是李清照在其《詞論》「文本」中直接論述到的關於詩、詞的主要區別之點。對此，她從理論上作了明確的、反覆的強調。但對於詩和詞別一方面的主要區別，即二者在題材內容方面的差異，在現存《詞論》「文本」中，沒有明確的、直接的論述，但在李清照的創作實踐中，其詩、詞的題材內容則敻不相埒。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不難設想，即胡仔在其《苕溪漁隱叢話》中所錄「李易安雲」，並非全文。其闕文一則可能在論述詩，詞題材之別的段落上；一則又可能在「價自減半」的戛然而止處。後者的內容，顯然不便妄測，試對前者擬補如下：詩、詞之間，除了《詞論》中著重強調的音律，即形式方面必須嚴加區別外，後面提到的對於詞在情致、鋪敘、典重、妍麗、豐逸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均取決於內容，而內容如何又往往取決於題材。實際上李清照對於詩和詞在題材內容方面的規定十分嚴格，可以說她為二者划了一條很深的鴻溝。比如她的詩的題材內容幾乎都是關係到社稷江山和興觀群怨的，偶爾寫了一首被認為「甚工緻，卻是詞語」①的《春殘》詩（詩云：「春殘何事苦思鄉，夢裡梳頭恨最長。梁燕語多終日在，薔薇風細一簾香」），基本也沒有超出《論語·陽貨》所規定的興觀群怨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範圍。至於其詞的題材內容，所涉及的或是伉儷親情，或是離懷別苦，或是私生活方面的隱衷。即使後期的個別詞中帶有一定的家國之念，她也將其托之「酒朋詩侶」、閨事閨情出之，絕無直抒壯懷之篇。至於李清照在詞的題材內容方面，嚴把私房門的做法是否完全可取，那是尚須另外探討的問題，但如果在《詞論》中，讀不出作者對於詩、詞題材的嚴格分工，那就勢必造成對其作品（主要是詞）的誤解，甚至曲解。比如她的《聲聲慢》，如果把它理解成借惟悴的黃花、雨中的秋桐和不再為她捎書的鴻雁，表達其中年被疏無嗣的隱衷，就很符合作者對於詞的題材規範，而象以往那樣，大都把這首詞說成是表達恢復無望的苦悶，從而把「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三句，等同於朱敦懦南渡以後寫的「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②等句，把「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諸句，說成與張炎的「只有一枝梧葉，不知多少秋聲」③一樣，都是表達對時事的憂傷云云，這種種說法，無疑都是牽強附會的，因為這遠遠超出了李清照為其詞所規定的題材範圍。如果細讀一下其《詞論》，就會知道，這樣人為地拔高李清照，恰恰違背了她對於詞的理論主張。　　

　　① 陸昶編《歷朝名媛詩詞》卷七，紅樹樓藏版。

　　② 朱敦儒《臨江仙》。

　　③ 張炎《清平樂》。

　　同時還應該看到，《詞論》對於詞在格律方面迥異於詩的獨特要求，無疑是基於時人對於詞合樂、應歌的現實需要；而李清照對於詞的題材內容的界定，則無異於強化了詞的自身特色。她從兩個方面所花費的苦心，集中到一點，就是她不遺餘力地為詞爭取生存權，如果沒有李清照對於詞之為詞的特質的強化，那麼在已經出現的「以詩為詞」、「以文為詞」，以及對詞的格律屢屢有所突破的現實面前，詞不但會處在作為「詩餘」的名實相當的附庸地位，久而久之，隨著其自身特點的弱化和消失，在失去其獨立存在的必要性之時，也就是其被詩取代之日，然而詞在以後的歲月中，不管出現了什麼樣的為李清照所始料不及的生存環境，它不僅沒有消融於詩，反而在面對著比唐詩更加紛壇勢眾的宋詩面前，出「人」頭地。宋詞的出息，固然非藉助於清照一人之力，但在它爭執牛耳的過程中，李清照以其理論和創作的雙重業績，立下了頭功。

　　三、《詞論》的偏頗

　　以上對《詞論》的肯定，並不意味著看不到它的偏頗和其它不足之處，又因為現存《詞論》非系原貌的可能性較大，所以其理論與創作之間的扦格不入之處、其「文本」自身不盡密合之點，以及包括現存「文本」的主要論點、論據在內，均有可議之處，綜合起來，大致有以下兩方面：

　　（一）對音律的要求有細瑣過苛之嫌

　　在第二章中已論定，《詞論》系作於大觀年間（1107—1110 年），當時李清照只有二十六、七歲，又身處遠離汴京的青州，其論著中對於音律的理論要求，與其作品的能否及時付諸管弦接受實踐的檢驗，當系兩回事。她在詞的音律方面提出了一些他人未曾有過的嚴格要求，不僅一般詞家難以做到，就是《漱玉詞》也只能做到講究平仄，而無法處處烙守陰陽四聲，甚至有的詞協韻頗寬，以至採取通葉。如她的《瑞鷓鴣》詞，上片三韻「都」、「奴」、「枯」屬虞部；下片二韻「真」、「新」屬真部，被認為與詞體不合。還有她說晏、歐、蘇的「小歌詞」「皆句讀不茸之詩」，亦與現存事實不符，比如《東坡詞》雖有「曲中縛不住者」①，但那是「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②。至於晏殊、歐陽修的傳世之詞對於詞律則是相當考究的。因此，王國維曾特意從音樂效果方面褒美歐詞，稱其《蝶戀花》（面旋花落）為「字字沉響，殊不可及」③。又如她還說：「《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實際作為詞牌名的《玉樓春》是因「花間」詞人顧敻有「月照玉樓春漏促」句，因以得名。又名《惜春容》、《西湖曲》等。雙調五十六字，上下闋各四句，三仄韻。此調在五代和北宋時，未見有如《詞論》所云「押平聲韻」者。除了這類或疏或脫的問題外，《詞論》對音律的過分強調，還說明作者只看到音律在歌詞傳播中相輔相成的正面作用，而尚未認識到它對歌同的束縛，從而把蘇拭的具有革新意義的嘗試，說成是「皆句讀不茸之詩」，這不僅表現了在傳統面前的不應有的拘泥，恐怕還有意無意地助長了「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①的偏重形式的傾向。在這種詞學思想指導下，清照有的詞作，如壽詞和個別詠物詞，幾近「無謂」之什。　

　　①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引晁無咎語。

　　② 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五，中華書局1979 年版。

　　③ 王國維《人間詞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周濟《介存齋論伺雜著》，見《詞話叢編》，第1629 頁。

　　（二）對詞人的批評有挑剔不實之處

　　應該說《詞論》對其所涉及的問題，所抱態度，基本正確，如對「鄭、衛之聲」的批評、對柳永《樂章集》得失的判斷，尤其是批評黃庭堅「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可謂切中要害，極有見地。這是《詞論》的主流。但是它在非主流方面也存在著不應忽視的問題。梁啟超曾針對李清照《詞論》對王安石的批評，以其《桂枝香》（登臨送目）為例，提出了不同看法：「李易安謂介甫文章似西漢，然以作歌詞，則人必絕倒。但此作（指《桂枝香》）卻頜頏清真、稼軒，未可謾詆。」②李清照去世時，辛棄疾只有十四、五歲，她無緣讀到《稼軒詞》。但在她寫《詞論》時，對於王安石和周邦彥的詞作，她應該是熟知的。既然她對周邦彥的歌詞未提出異議，而批評與周作不相上下的王作，在梁啟超看來，李清照對王安石不應該如此輕慢地加以批評。應該說梁啟超對李清照持論偏頗的這一反駁是必要的。類似的問題還表現在《詞論》對秦觀的批評上，「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平心而論，李清照的這段話既無分寸，也不符合事實。如果把「專」字去掉，以「主情致」評騭秦詞，就較恰切了。「情致」，本來是指風味、意趣，本身是抽象虛泛的，其規定性要通過一定的事態和景物來體現，比如《世說新語·文學》篇稱清風朗月。江諸估客之詠為「甚有情致」；顏之推謂：「《詩》云："蕭蕭馬鳴，悠悠篩施。』毛傳雲"言不喧嘩也。，吾每嘆此解有情致」①。此處所說的「有情致」，是指「清風朗月」、「悠悠篩旌」之景和詠詩、馬鳴之聲交會產生的靜謐、肅穆的意趣。但細審《詞論》的上述語意，它所指的「情致」當與「風情」相近，即指男女相愛的情懷，也就是說李清照認為秦觀專寫愛情詞。實際上，《淮海詞》中約有半數以上的篇目其旨趣不在異性之戀。所以《詞論》在此下一「專」字，是失據和武斷的，秦觀詞的「情致」是由其摹寫的景象派生的，是情景交融，「意境兩渾」②者。秦觀是注重形象的，他善於「以實為虛，化景物為情思。」③即以其「戀情」詞中所寫的與「玉樓」女和「東鄰」的關係，也大都是比擬性的，秦觀並不是真有那麼多兒女情長，說他「專主情致」是不應該的。

　　再說，「少故實」未必不好。在詞中「祭魚」或弄成掉書袋並不可取。

　　粗服亂頭而下掩國色的貧家美女，未必不及珠翠滿頭的富家千金。問題還在於秦觀詞也並非不用故實，且不說他的一些登臨懷古詞所用「故實」，幾乎多到「無一字無來歷」的程度，就是在其它一些「主情致」的詞中也不乏「故實」。比如在《淮海詞》中有這樣一首《如夢令》：「樓外殘陽紅滿，春人柳條將半。桃李不禁風，回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乍一看這是一首常見的春景詞，包括李清照在內的以往的《淮海詞》的論注者，均未發現此詞中的深長寓意，其中的「桃李」既是春日即景，又借喻門生。秦觀是蘇軾薦拔的「四學士」、「六君子」之一，自稱「桃李」非常貼切；用在這裡又極為自然，以致使人不易發現是在使用「故實」。秦觀寫此詞時，蘇拭的「門牆桃李」大都因被誣為元枯黨人，或被貶滴，或歸鄉隱居，先後離開朝廷，飄零雲散。秦句之「不禁風」和「回首落英無限」，不正是政治風雲變幻和人物不幸命運之象徵嗎？秦觀不僅常常使用「故實」，還能加以改造使其更契合於自己的身世，其用事用典的功力，可謂達到了「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①的地步。總之，《詞論》以「少故實」云云詬病秦觀，並不符合事實。

　　② 梁啟超《飲冰室詞評》，《詞話叢編》第4306 頁。

　　① 《顏氏家訓·文章》王利器集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② 樊志厚《人間詞乙稿序》。

　　③ 范晞文《對床夜話》卷二引周伯弜《四虛序》。

　　① 黃庭堅《跋高子勉詩》，《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五，四部叢刊本。

　　四、為《詞論》一辯

　　《詞論》是一篇首次系統論述詞體特點的很有鋒芒的好文章，又是出自一位年輕女性之手，本來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它卻「生」不逢時，長期淪為「棄兒」，無人問津。後來遇到了胡仔，它的幸運和不幸，都得從這位「苕溪漁隱」者談起。

　　（一）胡仔及其與《詞論》有關的功過

　　胡仔，字元任，大約比清照晚生十一、二年，比她後卒十四、五年，二人基本同代，所以胡仔有關清照的記載是值得重視的。他是徽州績溪（今屬安徽）人。其父舜陟，字汝明，號三山老人，官至徽猷閣待制、廣西經略。《苕溪漁隱叢話》中所載《三山老人語錄》，即述其父語。胡仔少時以父蔭授迪功郎。紹興六年（1136 年）侍父赴廣西七年。父母喪後，曾賦閑20 年。休官後退居吳興苕溪，自號「苕溪漁隱」，並以此作為其論著的名稱。

　　《苕溪漁隱叢話》是繼阮閱《詩話總龜》而纂輯的前、後兩集詩話選本。前集成於南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 年），後集成於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中間相隔整整20 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胡仔此著云：

　　其書繼阮閱《詩話總龜》而作，前有自序，稱閱所載者皆不錄。二書相輔而行，北宋以前之詩話， 大抵略備矣。然閱書多錄雜事，頗近小說，此則論文考義者居多，去取較為謹嚴；閱書分類編輯，多立門目，此則惟以作者時代為先後，能成家者列其名，瑣聞軼句則或附錄之，或類聚之，體例亦較為明晰；閱書惟採摭舊文，無所考證，此則多附辯證之語，尤足以資參訂。故閱書不甚見重於世，而此書則諸家援據，多所取資焉。

　　今天看來，胡著不僅以其擇取謹嚴、條理明晰、載有撰者評語等方面優於阮書，前者的更為可貴之處是它補輯了元祐黨人的有關資料。《詩話總龜》成書於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 年），是時元枯黨禁雖已多次下詔解除，但在此書纂輯過程中，作為北宋文壇盟主的元祐黨人的一切著作均不得收錄，已收錄的也要遵詔刪除或焚毀。而胡仔則「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為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纂集，庶免重複」①。《詞論》就是在胡仔的這種纂集原則下，幸蒙收錄，從而得見天日的。但《詞論》和它的作者又是不幸的，竟然遇上了胡仔這麼一位重男輕女，處處維護舊禮教的迂腐者。在他的這本著作中，凡女子都被列入《麗人雜記》的「另冊」。李清照的《詞論》之所以得入「正冊」，完全是沾了晁補之的光，胡仔對她則是極盡譏諷之能事的。所以說他既是率先收錄《詞論》的功臣，也是低毀《詞論》的始作俑者。到了清代，裴暢云：「易安自恃其才，藐視一切，語本不足存，第以一婦人能開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②，則是拾人牙慧而已，不值一駁。至於當代人對《詞論》的看法，雖未曾見到比裴暢更加過激的言辭，但也曾有相當一部分論者一度對其採取了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態度，究其原因大多與維護蘇軾的革新詞風有關。所以弄清《詞論》對蘇軾的態度，是對它作出正確評價的頗為重要的一環。

　　①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6 月版。

　　② 《詞苑萃編》卷九，《詞話叢編》第1972 頁。　　

　　（二）《詞論》不滿蘇詞的背後

　　當代的《詞論》否定者，如果是基於對蘇軾改革詞風的擁護，那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有相當一部分論者只看到了清照對蘇軾的不滿，沒有看到她對蘇拭的服膺，更不理解她那顆義無返顧地維護詞的純潔性的赤誠之心。誠然，從表面上看，《詞論》是與蘇拭唱反調的，甚至在言辭上對於長輩還有些冒犯。但如果把眼光放到當時的政治背景和詞壇現狀之中，恐不難發現清照對蘇拭所採取的是明貶暗褒的障眼法，運用障眼法，對於別個年輕女性來說，可能求之過深，但對於年紀輕輕就深受黨爭株連之苦的清照來說，不失為一種可取的自衛之道。寫《詞論》時的李清照，不僅其自身仍未完全擺脫黨爭株連的羅網，其時她的丈夫趙明誠也因受到庭爭株連被迫回鄉。正在偕丈夫屏居鄉里的李清照無疑必須在一些較為敏感的人事問題上或謹言慎行，或避人耳目，而涉及到蘇軾，李清照的心境當更加複雜和微妙。對她的父親李格非來說，蘇軾是一位值得感戴的知遇者，對其翁舅趙挺之來說，蘇軾又是一位政敵和死對頭。不管趙家三兄弟是否要求李清照在對待蘇軾時必須與趙家保持一致，李清照也不能不有所避忌。因為在當時即使在一些不相干的問題上，說一點被追究的元祐黨人的好話，都是違背朝廷的旨意，在風聲緊的時候，十有八九會招致麻煩甚至是禍患。作為早已成了廷爭的驚弓之鳥和無辜犧牲者的李清照，她又何苦來呢？再者，本來就把詞的音律放在首位的李清照，看到蘇軾對於音律的要求不象她那麼嚴格，遂致不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此說來，李、蘇的分歧僅在於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還是把內容放在第一位的問題上。回答這個問題時，今天的論者如果不考慮詞的衍變史，就會簡單化地把內容說成是第一位的，而把詞律說成是束縛思想內容的枷鎖，從而對《詞論》採取否定態度。實際上在當時恰恰相反，在多數人的心目中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的。《詞論》的偏頗僅在於它把詞的傳統因素看得過於重要，在音律問題上不準「革命」、不準越雷池一步。從這個意義上批評李清照的詞學思想有保守、落後的一面是合乎實際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推尊詞體的問題上，李、蘇又有著驚人的共識，或者說在這個問題上，李清照是打心眼兒里佩服蘇軾的。《詞論》里對柳永和秦觀的批評，她所接的基本上是蘇軾的話茬兒。詞話中有這樣兩件趣事常被提及：

　　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

　　——蘇軾《與鮮於子駿書》

　　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曰：「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然已流傳，不復可改矣。

　　——黃升《花菴詞選》卷二

　　蘇軾不僅自己與繼承「花間」詞風的柳水分道揚鑣，也不贊成他的門人秦觀沾染「柳詞句法」，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清照《詞論》也批評的柳詞內容有猥褻低俗之處。由此可見，從內容上維護詞的純潔和尊嚴，李、蘇間不但無枘鑿之乖，還頗有點蘇唱李隨的味道，但這種隨從絕不是指蘇軾的「自是一家」與李清照的「別是一家」說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相反，它們雖只差之一字，卻異之千里。蘇說是指自己與柳永的詞風不同，而能自成家數。李清照是說詩、詞間應有嚴格的區別。不難看出，蘇拭是針對柳永的，言外之意，有與柳詞比個高低而又堅信其詞遠勝柳永之意。上引胡仔譏諷李清照「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一步說清照是這樣，那麼蘇軾不是這樣嗎？他不僅是這樣，他還只著眼於爭「我」蘇軾一家之長，而李清照是為詞這種文體爭取地盤和生存權，以求其不被詩所同化和吃掉。如果上引裴暢批評清照「其妄」、「其狂」成立的話，那麼她也只是說自己在對詞不同於詩的特點的「知之」上，高出晏、歐、蘇等人一籌，而她對知道詞「別是一家」的晏幾道、賀鑄、秦觀、黃庭堅，則只是在「鋪敘」、「典重」、「故實」等方面，指出他們各自的不足，其間除了對秦觀的批評與事實不夠相符外，對其他人可以說是切中其弊的，絕不是如裴暢所譏諷的妄「開此大口」。遺憾的是有論者很不理解清照的這番苦心，他們甚至是出於意氣用事，對清照其人其詞作出了極不公允的評價。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與清照大致同時的王的。說他意氣用事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即王的很服膺蘇拭，他對《東坡詞》評價極高，同時也就不滿於清照《詞論》對蘇詞的非議，從而說了這樣一番倚輕倚重的後：「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①其中「今少年妄謂」云云，顯然是沖著李清照《詞論》來的，又顯然是只看到了《詞論》拘於傳統的不足的一面，而沒能看到其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更有不怕得罪名公大臣、舍己為「詞」的，一面。在這一點上，李清照以其「壓倒鬚眉」的《漱玉詞，的創作實績，作了最好的回答。

　　（三）《詞論》對歐詞的不滿和清照對歐句的酷愛

　　這裡所謂歐詞是指歐陽修詞作的總體；「歐句」是指歐陽修《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詞中的首句。對於前者，李清照在《詞論》中曾表示不滿，而對於後者，她又說「予酷愛之」。對這種矛盾現象如何解釋？是不是清照言行不一，或出爾反爾？自然不是。

　　①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知不足齋叢書。

　　《詞論》涉及到歐詞時，是這樣說的：「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應該說這段話是有問題的，而問題主要不是在觀點和事實本身，主要是話說得過於籠統、表述不夠圓滿。因為在晏、歐、蘇三者很不一樣的情況下，把他們放在一起統而言之，難免顧此失彼。蘇軾的情況已見於上文，而時人對於晏殊的看法，主要當不是他的詞寫得怎麼樣的問題，有一則記載說明晏殊認為自己的詞，與柳永的淫冶之曲不能同日而語：

　　柳三變既以詞件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么？」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於。」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綵線慵拈伴伊坐』。」

　　柳遂退。柳永因為其《鶴衝天》詞中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之句，犯了上顏，吏部不予提升，柳永就到政府去找宰相（相公）晏殊，而晏相公同樣認為柳永是那種整日價泡在娼館酒樓間、無複檢約的浪子，認為他得不到晉陞是活該。這與李清照對柳詞的看法基本一致，所以她對晏詞的不滿，當主要不在其內容本身，而很可能象王安石那樣認為作小詞與其宰相身分不符：「王荊公初為參知政事，閑日因閱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②這一觀點就是在今天，從一定意義上看也不無道理，在當時恐怕是被當作至理名言的。名公大臣即使為了自娛偶作小詞，也往往被看成是一種不光彩的事。歐陽修除了與晏殊一樣，身為名公大臣因作小詞而受到非議外，其《醉翁琴趣外編》還被認為「鄙褻之語，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①。這種尖銳的批評，雖出自李清照不可能得知的後人之口，但歐詞本身的這類問題卻是早已存在了的。對於致力於詞的純潔和尊嚴的清照來說，針對這方面的問題對歐詞表示不滿，說明她是抓住了問題的癥結，比在晏、歐詞的音律問題上尋找微瑕，更為合理而有意義。

　　關於李清照為什麼從不滿歐詞到「酷愛」歐句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完全是借「醉翁」的酒杯澆她自己的塊壘，即以歐詞中所寫的「章台」「遊冶」者，來影射和規勸其丈夫趙明誠。這方面的來龍去脈，已在本書第二章的「趙明誠縋城宵遁被罷官」一節中，作了交代。

　　① 張舜民《畫墁錄》，四庫全書本。

　　② 魏泰《東軒筆錄》卷五，中華書局1983 年版。

　　① 《吳禮部詩話》，《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 年版。

　　五、《詞論》中捉摸不到的「易安體」

　　近十多年來，「易安體」彷彿成了李清照研究的熱門話題，但它仍然是一個任憑誰也做不出標準答案的難度很大的問題。既然在李清照唯一的理論文章《詞論》中，捉摸不出一個完整「易安體」，看來只能從與其有直接、間接關係的問題中加以追尋。

　　（一）「易安體」的來歷及其主要特色

　　與李清照同時而稍晚的諸城籍詞人侯寘，他所寫的《眼兒媚》題作《效易安體》，這便是「易安體」的首次亮相。它的再次亮相是在同是濟南府人士的辛棄疾的筆下，辛棄疾被貶閑居江西上饒帶湖期間，經常到附近的風景區博山遊覽，並寫了好幾首記游詞，其中的《醜奴兒近》題作《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為便於對「易安體」的玩味，茲將侯真和辛棄疾的兩首效仿「易安體」的詞作，依次引錄如下：

　　花信風高雨又收，風雨互遲留。無端燕子，怯寒歸晚，閑損簾鉤。彈棋打馬心都懶，攛掇上春愁。推書就枕，鳧煙淡淡，蝶夢悠悠。

　　——侯寘《眼兒媚·效易安體）

　　千峰雲起，驟雨一霎兒價。更遠樹斜陽風景，怎生圖畫。青旗賣酒，山那畔別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無事過這一夏。午醉醒時，松窗竹戶，萬千瀟洒，野鳥飛來，又是一般閑暇。卻怪白鷗，覷著人慾下未下。舊盟都在，新來莫是，別有說話？

　　——辛棄疾《醜奴兒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

　　可以說這兩首詞所體現的思想藝術特色，就是侯、辛心目中的「易安體」。具體說來，借翎毛花卉隱括身世、傾吐心事，是「易安體」的特點之一。李清照早期所寫的風景和詠物詞，則是侯、辛「易安體」的主要效仿對象。在上引辛詞中，有許多語句是出自《漱玉詞》，如「驟雨」見於李詞《轉調滿庭芳》；「霎兒」見於李詞《行香子》；「怎生」見干李詞《聲聲慢》。「只消山水光中」以下諸句，不僅與含有「水光山色與人親」字句的李詞《怨（憶）王孫》用語相近，意境亦多有牽合。即使在辛棄疾沒有標出效李易安體的《水調歌頭》的「有時三盞兩盞淡酒醉濛鴻」，則更進一步以李同《聲聲慢》的「三杯兩盞淡酒」為典。還有辛詞《西江月》的「一川落日熔金」，用的是李詞《永遇樂》的成句，而辛詞《行香子·三山作》結拍的「放霎時陰，霎時雨，霎時晴」，又用了清照同調詞中的類似語句。通過以上的探究可以看出，辛棄疾「效李易安體」的《醜奴兒近》，雖然不失其風趣幽默、高遠沖淡的《稼軒詞》的自身風貌，但它又與作為獺祭魚和掉書袋的稼軒詞很不一樣。此詞對於白描和口語的運用，儼然是《漱玉詞》的模樣。對「易安體」的這一特色古人已作了精闢的概括：「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①。當然侯、辛的以上兩首詞不可能反映出「易安體」的全部內涵，但卻體現了它的基本特點。

　　① 彭孫遹《金粟詞話》，《詞話叢編》第721 頁。　　

　　（二）研究「易安體」的價值所在

　　「易安體」的價值是由它的特點決定的。它的特點除了上文已提到的兩點外，張端義《貴耳集》卷上謂李清照「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人調音難。」在《漱玉詞》中，這兩方面的實例都不難找到：「綠肥紅瘦」（《如夢令》）、「寵柳嬌花」（《念奴嬌》）等堪稱「鍊句精巧」；而《念奴嬌》的「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聲聲慢》的「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永遇樂》的「如今惟淬，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等等，既是「尋常語」，又極富表現力，它們淋漓盡致地揭示了詞人的心靈重負，創造了既是「鋪敘」的，又是「典重」的「別是一家」的詞境。這既體現了「易安體」的最主要的特色，也是《漱玉詞》的魅力所在。以上提到的「易安體」三方面的基本特點，遠非標準答案。因為「易安體」所體現的當是《漱玉詞》的總體特點，它既應有婉約的一面，也應有豪放的一面。鑒於今天已無法窺見《漱玉詞》之全貌，所以對「易安體」的特點的探討，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約年長李清照三、四歲的朱敦儒，在他的詞集《樵歌》里，有一首《鵲橋仙》題作《和李易安金魚池蓮》，由於李詞已快，便無法得知其特點，我們只能由此推想李清照的作品在當代和稍後就曾受到人們的重視，否則誰會與她唱和，至於其被尊為「易安體」，固然可說明她在詞壇上的重要地位，但更主要的是說明她的詞極有個性、自成一體、獨立名家。這是創作中最可取的一點，也是研究「易安體」的出發點和歸宿之所在。

　　至於除上述「借翎毛花卉隱括身世、傾吐心事」；「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以尋常語度入音律」三個基本特點外，關於「易安體」的第四個特點，筆者擬定其為「表層從容柔曼，內里筋骨崢嶸」，這將在第四章第三節「傳寫心曲的身世詞」的有關段落加以論述。

　　（三）「易安體」的最初標本

　　在孔凡禮所輯的《全宋詞補輯》的第26 頁上，有一首新發現的調名為《新荷葉》的「宋李易安詞」，詞云：

　　薄露初零，長宵共、永晝分停。繞水樓台，高聳萬丈蓬瀛。芝蘭為壽，相輝映、簪笏盈庭。花柔玉凈，捧觴別有娉婷。鶴瘦松青，精神與、秋月爭明。德行文章，素馳日下聲名。東山高蹈，雖卿相、不足為榮。安石須起，要蘇天下蒼生。

　　——《詩淵》第25 冊

　　從李清照的行實推斷，在她偕趙明誠「屏居鄉里」的第二年，也就是大觀二年（1108 年），恰好是晁補之閑居金鄉的第六個年頭，這一年晁氏重修了他在金鄉隱居的松菊堂。可能就在這一年，或是下一年晁補之五十六歲生日時，清照偕明誠親往金鄉向晁氏祝賀，從而寫了這首從內容到形式都能體現「別是一家」的壽詞，並很可能是她在《詞論》中提出詞學主張後的第一次創作實踐，但在《漱玉詞》中，這類作品不多，加之沒過幾年，她便親自嘗到了「長門陳」和「臨邛卓」所吃的苦頭。將這種苦衷隱括入詞，就無法完全遵循她原來對詞的「別是一家」的規定，從而產生了其思想性和藝術性均可「壓倒鬚眉」的、風格獨特含義接近於蘇軾的「自是一家」的、以《聲聲慢》為代表的、具有鮮明個性的詞中別調。再以後，當她將家國之思攝之人詞時，其《漁家做》（天接雲濤）和《永遇樂》再也沒有作繭自縛的痕迹了，並以其題材內容和語言風格的獨特性，遂使《漱玉詞》成了獨樹一幟的「別是一家」之作，但這個「別是一家」的含義已有所變化。

　　（四）詩中有無「易安體」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只是詩中的「易安體」不曾為他人所標榜和摹擬，代表性篇目也較少罷了。本章第二節所舉清照《春殘》詩，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這首詩很象秦觀筆下的被稱為「詩似小詞」的「女郎詩」，由此可以看出，將具有家國之思的詩材加以軟化，便可成為詩中的「易安體」。

　　詩中「易安體」的另一種類型，可以傳主乍到萊州所作《感懷》詩為代表。此系「緣事而發」之作，所緣之事是丈失對妻子的冷遇，按清照的詞學觀點，這當被視為詞材。要把它寫成詩必須經過一番硬化處理，即把本來是兒女私情，以與袁術和蘇拭等人有關的掌故出之，既抒發了其與袁術有某種共同點的悲苦之遇，又能象蘇軾那樣以達觀幽默的態度處之。這比求人寫《長門賦》的用心更加良苦百倍千倍。所以心猿意馬的「武陵人」趙明誠，當曾為清照此舉所感動，他在萊州一度不再過那種尋花問柳般的夜生活。白天勤於政事，晚上在靜治堂，專心致志地進行《金石錄》的編撰。此事給李清照留下了極為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以致趙明誠逝世五、六年後，在她所寫的《後序》中，還充滿感情地敘及此事。在其悼亡詞《南歌子》中，也彷彿暗含著此類難以忘懷的事情。

　　以往人們對清照這首《感懷》詩的解讀，即使知道其中的某些故實，也未曾深究詩人為什麼要使用這類故實，對其中含有關於蘇拭的掌故從無人發現不說，有的竟說此詩表達了李清照對官場和金錢的厭煩云云。這種捕風捉影般的拔高，一則可能因為對李清照的身世一知半解，二則當是因為不了解李清照的文學思想和她對於詩、詞界限的劃分有關。這裡之所以為李清照的《詞論》和被後入效仿的「易安體」之間，「明修棧道」，指出它們的聯繫、溝通之點，主要是為了對李清照的文學思想有個系統了解，以對其作品的內容和風格有個總體和實質性的把握。因為「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①這也應該成為李清照研究中的一把鑰匙。

　　① 毛澤東《實踐論》。

　　第四章「壓倒鬚眉」的《漱玉詞》

　　對於李清照詞的看法曾有霄壤之別。愛之者除了第三章所談到的侯寘、辛棄疾、朱敦儒，或效仿易安體，或與之唱和外，在評論方面，對《漱玉詞》的褒美者嘗說：「詞尤婉麗，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見其比」①，「小詞多膾炙人口」②云云；憎之者可以王的為代表。本來王的對李清照的詩評價很高，謂其「才力華贍」，「當推文采第一」③等等。同一個王的，一談到《漱玉詞》，他竟說：

　　……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間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措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藉也……其風至閨房婦女， 誇張筆墨，無所羞畏。①

　　這段話全文的主要意思是說，李清照的詞比歷來被看作「淫言蝶語」、「側詞艷曲」者，更不可取，甚至更加可恨。這種極端看法產生的原因，在本書第三章已有所涉及，就是因為王的意氣用事，所以此論不值一駁。另一種很有代表性而又發人深思的是這樣一種看法：

　　易安在宋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黃九之下。詞無一首不工，其煉處可奪夢窗之席，其麗處直參片玉之斑。蓋不徒俯視中幗，直欲壓倒鬚眉。②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李清照的詞自成一家，不在秦觀、黃庭堅之下，它的凝鍊超出吳文英，它的清麗可與周邦彥的《片玉詞》媲美。她不僅在女子中首屈一指，甚至可以說超過了堂堂的男子漢。李調元對李清照及其《漱玉詞》，之所以能夠作出如此令人信服的中肯評價，絕不是偶然的。他本人既是劇作家，又是清代著名的戲曲理論家。他自幼好學，其父在浙江作官，他省親遍游浙地山水，錄金石，訪求遺書約萬卷，學識淵博，與趙明誠和李清照多有同好。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中進士，歷任廣東學政、直隸通永道。惟因彈劾永平知府得罪權相和珅，曾被充軍，歷盡坎坷。後以母老回鄉，居家二十餘年，專力寫作。其著述之宏富，冠諸蜀中。就李調元的學殖和人生體驗看，他很有條件對李清照其人其作作出切中腠理的評價，遺憾的是他的上述評語還不夠具體，其用語尚有某種陳舊之嫌。以下擬從四方面對《漱玉詞》作一番新的探究。

　　① 《萍洲可談》卷中，轉引自《李清照集校注》310 頁。

　　② 《雲麓漫抄》卷十四，別下齋叢書本。

　　③ 《碧雞漫志》卷二。

　　① 《碧雞漫志》卷二。

　　② 字調元《雨村詞活》卷三，《詞話叢編》第1413 頁。

　　一、豪邁調儻的風景詞

　　本書第二章提到，李清照在原籍明水曾乘船作溪亭之游。這是當時的風俗，女子十五歲用簪束髮叫「上頭」，上頭日要選在天氣溫和的時節，以便於外出遊樂。「婉娩新上頭，湔裙出樂游」①。看來李清照的溪亭之游，就是這一古老風俗的沿襲，但對溪亭的方位歷來其說不一。一說在今濟南大明湖，那裡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它不僅堪與柳永筆下的「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西湖媲美，還有著解不開的生態之謎，即那裡至今有草無蛇、有蛙不鳴。如這一奇觀彼時己出現，很可能引起天性好奇的李清照的興趣，大明湖離明水不很遠，所以不必完全排除其前往一游的可能性。但可能性更大的是「溪亭」當座落在這樣的去處：「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署罾疏布。遠望之者，若珠網浮杯也。」②此間遠望泰山，近眺千佛，面向黃河，背倚歷史名山華不注，地當李清照的原籍章丘明水東南不遠處。這裡的景觀太誘人了，以致不僅使少年李清照一游再游，還使她獲得了最初的詞作素材和創作靈感。

　　素材和靈感之於創作固然十分重要，但一篇佳作的問世，還要有其他種種不可或缺的因素和條件。對於李清照來說，她雖然有無師自通的天才，但名師出高徒這一點也不可否認。那麼在李清照的填詞生涯中，她的第一位老師是誰呢？看來是晁補之的可能性最大。那還是李格非舉家由原籍遷往京都的前夕，正在絹城（今山東金鄉）守母喪的晁補之，或就近到明水去探望回鄉接家眷入都的老友李格非，同時見到了少女李清照。這時的傳主，神態就象曹子建筆下的應妃，生得「秋纖得衷，修短合度」，「的若芙蓉出淥波」①。然而，給人留下美好印象的不僅是她的外貌，晁補之對清照之所以「多對士大夫稱之」，主要是因為她「善屬文，於詩尤工」②、「少年即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③。此處所謂前輩，除了她的善詩文的父母舅爺，還當包括蘇拭、晁補之、張耒等人。李清照一方面學習他們，另一方面日益「逼近」，甚至可能超過他們。作為既是家長又是伯樂的李格非，當早已從女兒寫給他的信函中發現其才華是多方面的，對時下風靡京師的長短句她更是心領神會，躍躍欲試。在這方面李格非則無專長，不能滿足女兒的求教願望。而擅長「琴趣」，又熟悉濟南風物的晁補之此次詣李府，對於清照成長為著名的詞人意義非同尋常。對於長短句，李清照有著超常的興趣，這興趣本身就是最好的老師，加之她有著極高的悟性，自學己使她接近了長短句的堂奧，一經指點便可很快升堂入室。到了沛京不久，大約在元符二年（1099 年）前後，她十五、六歲時，便寫出了一鳴驚人的兩首風景詞。

　　① 梁簡文帝《和人渡水》詩。

　　② 段成式《西陽雜俎》前集卷十一，中華書局1981 年版。

　　① 曹植《洛神賦》。

　　② 朱異《風月堂詩話》卷上，中華書局1988 年版。

　　③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

　　（一）「有丈夫氣」的記游詞

　　嘗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如夢令》

　　李格非當是這首詞的第一位讀者，他為女兒的才華喜不自勝，便故掩女兒之名，將詞帶到外面請友人和同僚傳看。結果眾學官以及有此同好的其他官員，無不為之伸出了大拇指，但卻沒有一個人想到這是出自一位十六歲少女之手的。有的認為是當年知密州的蘇拭所作①；有的則認為詞中帶有仙氣，當出自呂洞賓之手②。後人關於「易安惆優，有丈夫氣，乃閨閣中之蘇、辛，非秦、柳」③，當是這類作品的好註腳。

　　李清照惟其有丈夫之氣、文士之豪，她的詞風總的雖屬婉約派，但她的全部詞作不僅沒有那種「雌男兒」筆下的脂粉氣，有些還可以劃人豪放之列，除了公認的《漁家傲》（天接雲濤）之外，一些寫山川風物的詞，有的也與這首《如夢令》差不多，也是詞人豪情逸興的寫照。此詞雖是小令，但景象開闊，情辭酣暢，「嘗記」以下二句，很象取意於「訪讀搜渠」的酈道元的「日暮倒載歸，酪酌無所知」①。同是詩中有畫，「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的畫面，比起王維的「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②，於靜謐中，不是更給人一種飛動之感嗎？

　　作品的豪邁之氣，固然與作者的氣質有關，但氣質也不完全是天生的。

　　壯闊的齊魯山川，為詞人提供了馳騁豪興遐思的前提，涵育了她的胸襟懷抱。李清照的那種投身大自然、鍾情于山水風物的童心和志趣，與其壯懷激越的作品，在一定意義上是相通的。通過這首小令，還可以獲得對詞人思想性格的更為全面的認識，即使她的早期作品，也不都是表達所謂憐花惜春的閨情。她的生活視野有時也在閨房以外，當她的小舟駛入「藕花深處」時，也會象「驚起一灘鷗鷺」一樣，給當時的詞壇帶來一股清風。實際上，李清照有一些體物、記游、抒懷詞，不論就題材的選擇，還是由此所表現出來的藝術特色，都給人耳目一新之感，被譽之為「獨樹一幟」③。

　　此詞的另一特色是語言明白如話，可以說一讀就懂，但詞本身卻又有令人百讀不厭的魁力，由此所體現的「易安體」的又一基本特色，似可歸納為，它創造了一種比人籟更進一步的天籟境界，也就是不事雕琢，得自然之趣。人籟、天籟，原是《莊子·齊物論》的用語，前者指由人口吹奏管禽發出的聲音，後者是指自然界的音響。你看，天黑下來了，人也沉醉了，當小舟在黑暗中漂離航道，誤入荷叢時，在萬籟俱寂而又空闊的水面上，猛然看到一群水鳥，朴稜稜，驚飛四散，剎那驚悸之餘，又會令人感到多麼欣喜有趣，以至隔了約一年還深印在游者的記憶中，到了京城，與「酒朋詩侶」唱和時，興文成篇，為後人留下了這一豪邁倜儻之作。

　　① 楊土本《草堂詩餘》當據此類傳說誤作蘇軾詞。

　　② 《古今詞話》等謂此詞為呂洞賓作。

　　③ 沈曾植《菌閣瑣談》，《詞話叢編》第3605 頁。

　　① 酈道元《水經注·沔水》。

　　② 王維《山居秋瞑》。

　　③ 陳廷伸《白雨齋詞話》卷六，《詞話叢編》第3909 頁。

　　（二）別具一格的秋景詞

　　湖上風來波浩渺，秋己暮、紅稀香少。水光山色與人親，說不盡、無窮好。蓮子已成荷葉老，清露洗、蘋花汀草。眠沙鷗鷺不回頭，似也恨、人歸早。

　　——《雙調憶王孫》①

　　此詞的上下片分明抒發兩種心情，上片寫游賞秋景的喜悅，下片寫歸去時的依戀不舍。全篇的中心意思是通過對秋景的描繪，表達作者熱愛自然的心情。第一句寫廣闊無際的水面給人的感受。接下去寫晚秋景象，荷已萎謝，只剩下殘存的點點紅花，余香淡然，但湖水瀲灧、秋山點翠，與人格外親呢，此情此景使人感到無限美好。下片對秋色的描繪饒有風趣，頗有現代相聲中的逗哏的意味：蓮子成熟，露洗花草，秋色如此誘人，那麼沙灘上的鷗鷺為什麼象在賭氣，扭過頭去，不與作者道別，嗅，原來是恨她歸去大早。這既是對前篇「興盡晚回舟」的照應，也是一種擬人的修辭方式，一切都那麼輕巧自然，天衣無縫。

　　自從「悲哉秋之為氣也」①和「萬里悲秋常作客」②的名篇名句問世後，有多少人相繼寫過悲秋的作品。不說別人，就是李清照本人的名句「人似黃花瘦」，雖然主要是懷人，卻也包含著濃重的悲秋成分。這首《雙調憶王孫》完全不同，寫的既不是籬邊黃花，也不是秋雨梧桐，詞人選擇了秋蓮。如果說出水芙蓉是明凈純潔的象徵，那麼「蓮子已成」的秋荷，便給人以豐盈充實之感。由於作者樂觀情緒的點染，詞中的「水光山色」、「蘋花汀草」，以及「眠沙鷗鷺」，無不使人感到可親、可愛、可喜。通過對秋景的描繪，抒發作者的歡快情緒，這在北宋詞壇上，雖不能說絕無僅有，卻也不多見。從風格看，此詞基本保持了婉約詞的當行本色，比如作者把自己愛湖山的感情，說成「水光山色與人親」，把留戀美景的心愿，用「眠沙鷗鷺不回頭，似也恨、人歸早」來表達，可謂曲盡人意。但此詞又不同於一般婉約詞的纏綿蘊藉，而直說「秋已暮」，徑誇「無窮好」。如此寫來，既不隱晦，又不直露；既有景物的描繪，又有感情的抒發。這種含意明白，而不一一點破的寫法，豐富了婉約詞的表達方式，使其既有雋永深長之味，又有暢亮歡快之情。

　　本書第三章已談到「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是「易安體」的基本特色之一，此詞便集中體現了這一特色，其用語極為淺顯通俗，而所表達的思想感情卻很新穎，毫不落窠臼。比如詞中寫秋風無蕭瑟之氣，狀秋情無悲傷之意。在「紅稀香少」、「蓮子已成荷葉老」、「清露洗、蘋花汀草」等一連串明白省凈的語句中，人們看到詞人不是在為「秋已暮」、「荷葉老」而傷感，而是在為「水光山色」、蓮子荷葉和「蘋花汀草」而歡歌不已。這首詞不僅比被作者批評的柳永的某些「詞語塵下」的作品，要清新健康得多，就是在全部《漱玉詞》中，也是別具一格的。

　　① 《樂府雅詞》雖是現存《漱玉詞》的最早最好的版本，但對於此詞的調名卻誤作《怨王孫》，此後便以訛傳訛。巴蜀書社1992 年9 月版《李清照作品賞析集》第10 頁，周篤文所撰此詞析丈首糾其訛，作《雙調憶王孫》，茲從之。

　　① 宋王《楚辭·九辯》，《楚辭補註》本，中華書局1983 年版。

　　② 杜甫《登高》詩。

　　二、嬌嘻優雅的閨情詞

　　與少年時代一度兼得「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①的謝靈運相類似，李清照也曾一度享受到這種人生最美好、最難得的境界。那大約是在她從十六歲到十九歲結婚前後三、四年的時間。這期間她的現存詞作有十多首，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

　　（一）假借惜花憐草的懷春之什

　　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第二章「待字汴京，詞名轟動」一節所提到的詠海棠的《如夢令》。此詞的表層語義是主人公對海棠的關切，而海棠在古典詩詞中是妙齡女子的象徵。其所謂「綠肥紅瘦」的深層語義當是：「昨夜雨疏風驟」。過後，春天也被風雨送走。隨著大好春光的消逝，年齡又增長了一歲（綠肥），而容顏卻相應地減卻幾分（紅瘦）。這對「待字」者來說，可能由此生出幾分惆悵。類似的心情還表現在《浣溪沙·春景》一詞中：「小院閑窗春色深，重簾未卷影沉沉。倚樓無語理瑤琴。遠蛐出雲催薄暮，細風吹雨弄輕陰，梨花欲謝恐難禁。」打開天窗說亮話，她「倚樓無語理瑤琴」時，想的是什麼、令其「難禁」的僅僅是「梨花欲謝」嗎？她的另一首同調詞也是從中窺視其閨秘的窗口：「淡湯春光寒食天，玉爐沉水裊殘煙，夢回山枕隱花鋼。海燕未來人鬥草，江梅已過柳生綿，黃昏疏雨濕秋干」。一年中有兩個節日是完全屬於女兒的，一個是七夕，另一個就是清明。此詞所寫的「寒食天」，離清明佳節只有一或二日，寒食到了，清明還會遠嗎？何況「寒食天」已是令人賞心悅目的美好季節。在主人公的卧室里，名貴的香料快要燃盡，只有殘煙裊裊。她一覺醒來，貴重的首飾已脫離秀髮隱藏在凹字形的枕頭裡。春日晝眠，竟睡得這樣香甜，「夢」自然也是與美好愛情有關的「晝夢」。詞的下片寫少女生活的悠閑自在。早春的天氣寒意未消，海燕還沒有從南方飛來，她就和女伴們作「鬥草」①、過家家之類的遊戲，盡日快樂無比。下句的「江梅」，不是象有注者所云指生於水邊之梅，而是指梅中的一種上品。從室內到室外，凡是與主人公有關的東西大都是貴重之物，其身分和心情之自矜自怡，可想而知。結拍的「黃昏疏雨濕鞦韆」，是常為人提及的好句，它好在與清明時節的應景上。試想，一個少女在潤物細無聲的「疏雨」中，或是盪鞦韆，或是站在鞦韆旁邊若有所思，二者均有可能。這情景即使如有學者所說含有一絲淡淡的哀意，如同下片起拍所暗含的雙飛燕的象徵之意，那麼主人公的這一絲哀意，也無非是「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①，只是在婉轉俏麗的「易安體」中，托之花草、翎毛、閨物出之罷了。

　　①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

　　① 鬥草：競采百草，以比優勝。白居易《觀兒戲》詩：「撫塵復鬥草，盡日樂嬉嬉。」

　　① 陸機《演連珠》。

　　（二）以好花明月自況的詠物詞

　　在現存四十多首漱玉詞中，詠物詞約佔四分之一。伴隨著詞人的生命途程，其詠物詞大致可分前中後三期。如以花為喻，前期所詠是含苞待放的「嫩蕊」②；中期所詠是將要被「雨」「催」謝之「花」③晚期所詠則是已化作香塵的落花④。這一小節涉及的是前期的好花嫩蕊，其代表作可推出以下三首：第一首是《漁家做》：「雪裡已知春信至，寒梅點綴瓊枝膩。香臉半開嬌旖旎，當庭際、玉人浴出新妝洗。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瓏地。共賞金尊沉綠蟻，莫辭醉、此花不與群花比。」此詞是詠「寒梅」，還是贊嬌娃，實難中分。這樹與「明月」相伴、得天獨厚、「群花」不敢與之倫比的雪梅，豈非「香臉半開」、姣好無比、出入頭地的詞人自己？

　　第二首是《慶清朝慢》。因為詞人未點明她詠的是何種花卉，而先說此花生於宮禁，用硃紅色的欄杆，巧妙地加以護持。待吟詠此花時，又說它是「妖燒艷態」，惹得春風嫉妒，明月為之綻開笑臉，有幾枝先在皇帝身邊開放。這樣一來，有些文章便把它誤解為號稱「國色夭香」的牡丹。其實清照所詠花卉不外江梅、金桂、藕花、白菊等，它們都好比是人中的雅士，清淡高潔，未見她對雍容華貴的牡丹有何好感。這恐怕與詞人的審美情趣、品格愛好不無關係。這首《慶清朝慢》也絕不是詠牡丹，而是詠芍藥。何以見得，你看詞中說：「就中獨點殘春」，也就是說此花在春未夏初開放。又說這「待得群花過後，一番風露曉妝新……長東君」，即又一次交代此花開在「群花」之後，能把春天留住。這不是芍藥是什麼？在本書第二章「父親李格非其人其事」中曾談到，格非著有《洛陽名園記》，而清照當熟讀此書。這一點從其詠花卉的同中可以得到證實，她不僅熟悉各種花卉的「物理」體性，還能準確地把握它們的神韻，僅以「容華淡仁，綽約俱見天真」十個字，既創造性地刻畫出芍藥的特徵，又不是恣意杜撰，她很可能讀過《神農本草經》和《新修本草》等漢唐人所撰的中藥學書籍，因為這類書就以「綽約」形容芍藥。「丰姿綽約」又是人們心目中美女的形象，詞人又顯然是以「綽約俱見天真」、「妒風笑月」的芍藥自況。同時從這首《慶清朝慢》中，又可以窺見詞人當時生活得多麼優雅「瀟洒」。為了觀賞芍藥，她和「酒朋詩侶」，不僅乘著華美的車子游遍了「東城」、「南陌」，享盡了珍羞華筵，她們還可以到御花園中去，與皇帝一起觀賞那兒枝先期開放的名貴花朵。白天遊覽，晚上皇宮中設宴招待，她們個個喝了個酩酊大醉，「玉山傾倒」，從黃昏直到深夜，玩得好不快活。

　　第三首是詠桂的《鷓鴣天》：「暗淡輕黃體性柔，情疏跡遠只香留。何須淺碧輕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應羞，畫欄開處冠中秋。騷人可煞無情思，何事當年不見收？」如果說在上面兩首詠物詞中，尚含有作者以花容月貌自況之意的話，那麼這首《鷓鴣天》則是以桂的色淡香濃，來比喻人的內在美更為可貴。別看桂花不以貌驚人，但它的清高和甜香，足以使它成為「花中第一流」。這層意思溢於言表，不難發現。不易讀出的是這樣一種深層寓意，即詞人自知其出身並不顯赫，比起朝廷中的諸多名公大臣，她一直認為其父祖的地位是低下的，就象是自然界的岩桂，雖然其名位不能與御園中「淺碧輕紅色」的牡丹、芍藥相比，但它的清高脫俗、宜人香氣，以及它作為中秋佳節的應時之花，又足以使它成為中秋之冠，惹來失期之梅和晚開之菊的種種妒嫉。需要略加解釋的是，在這裡詞人並不是要貶低她一

　　② 杜甫《江畔獨樂尋花七絕句》：「嫩蕊商量細細開」。

　　③ 李清照《點絳唇》詞有「惜春春去，幾點催花雨」句。

　　④ 李清照《武陵春》詞有「風住塵香花已盡」之句。

　　向喜愛的梅、菊，也不是說她家的門第仍然那麼低下，而是想通過對以香取勝的桂花的褒讚，而將自身的「內美」昭著於世。對於最後兩句曾有論者解釋為借詠花發泄自己才能被埋沒的不平。這未免求之過深。首先她的才能並未被埋沒，相反已名滿京城；其次，對於當時的一個少女來說，不大可能具有經世致用之想，何況正在優雅地體察桂花的她，心中會有什麼不平呢？實際情況倒可能是，鑒於境況的順心隨意，此時的李清照，在創作上頗有點初生之犢不懼虎的意味，其所謂「騷人可煞無情思，何事當年不見收」，是清照自信地認為屈原的審美情趣不如她，竟然沒有把桂寫進注重內美的《離騷》。總之，此詞從頭到尾表達的是作者得意自負的情緒，尚談不上對「社會」有何不平。

　　（三）以簪花、並蒂相娛的伉儷詞

　　這類作品在現存《漱玉詞》中為數不多，人們的看法也很不一樣，茲以《減字木蘭花》和《瑞鷓鴣》為例，前者云：「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淚染輕勻，猶帶彤霞曉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善，徒要教郎比並看。」此首汲古閣未刻本《漱玉詞》收之，《花草粹編》卷二亦作清照詞。而趙萬里輯《漱玉詞》云：「詞意淺顯，亦不似他作。」這一看法雖有道理，但卻不宜據之判此詞為偽作。因為《漱玉詞》中確有一些淺俗輕巧之作，王的譏其「無所羞畏」，倒可從反面印證此類詞的真實性。至於「不似他作」則更是事實，《漱玉詞》中凡有涉伉儷之情者，多系悲苦之言，而此首純系歡愉之辭，「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①，信然。至於對此詞的所謂「間巷」、「市井」意味，今天卻不必為此對其有所非議，「女為悅己者容」，主人公為了取悅於新郎，故意讓他看看是帶露的紅花好看，還是新娘的如花容顏更美。作為「閨房之事」，新娘這樣做並不過分，更無低俗之嫌。時至今日更不應以道學者的面孔，將此類詞摒除於《漱玉詞》之外。因為這類詞比「正統」的「易安體」，更能體現作為思想家的李清照對於舊禮教和舊道學的衝撞，而這種衝撞本身就體現了一種新進的思想意識，也是傳主的「壓倒須盾」之處。

　　《花草粹編》卷六以《瑞鷓鴣·雙銀杏》為清照詞，詞云：「風韻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橘可為奴。誰憐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誰教並蒂連枝摘，醉後明皇倚大真。居士擘開真有意，要吟風味兩家新。」關於此首有兩個疑點，其一，它是不是詞：「按虞、真二部，詩餘絕少通葉。極似七言絕句，與《瑞鷓鴣》詞體不合。」①這確是一個值得進一步交代的問題。《瑞鷓鴣》作為詞牌，又名《舞拍》、《舞春風》、《鷓鴣詞》等，它本來是七言律詩，因唐人譜為歌詞，遂成詞調。到了宋代的晏殊和柳永，此調又分別衍變為六十四字和八十八字。李清照這首五十六字體，雖在字數方面保留著七言律詩的特點，但它仍然應該是一首詞。因為在李清照前後的杜安世和侯寘等人的同調五十六字體，也都是詞而未被算作詩。這是關於此詞的第一個疑點。第二個疑點即詞的下片第三句有「居士」二字。如果把這首《瑞鷓鴣》繫於傳主新婚不久所作，與本書第二章開頭所指出的，李清照在二十四、五歲屏居青州時始用「易安居士」之號的說法是否有矛盾？答案應該是沒有矛盾。因為「易安居士」，只有屏居後才能引以為號，而「居士」可泛指自命清高者。無疑，宴爾新婚時的李清照最為清高自許，十八、九歲自稱「居士」，亦不無合情理之由。

　　① 翰愈《荊溪唱和詩序》。

　　① 趙萬里輯《漱玉詞》。　　

　　在解除了上述二疑點之後，對於「居士孽開真有意，要吟風味兩家新」，亦須略加銓釋。此二句系整首詞的結穴之處，意謂將並蒂而生的雙銀杏孽開一看，它就象蓮子生有惹蕊一樣，其「心」中也有意（慧）；「兩家新」諧寓「兩顆心」之意，連接上文就是說，主人公和她丈夫之間，猶如當年唐明皇之於楊貴妃，彼此心心相印，愛憐有意。這不僅表現了詞人夫婦相得之歡，還體現出傳主對李、楊關係的看法不圃於成見，豈非說明她關於歷史和愛情的觀念，比歷代的許多「鬚眉」更加公正可取？

　　三、傳寫心曲的身世詞

　　在古典詩詞中，「心曲」有兩種含義，比如《詩經·小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和張協《雜詩》其一：「感物多所懷，沉優結心曲」，均指內心深處；而溫庭筠《歸國遙》詞：「謝娘無限心曲，曉屏山斷續」，則指心中委曲之事或難以吐露的情懷，也就是內心隱秘。李清照的身世詞所傳寫的主要是後者，所用手段主要是通過詠物和使事用典，曲折地表達其受黨爭株連和被丈夫疏遠，從而「無嗣」的「心曲」。

　　（一）詠梅詞中所寄寓的身世遭際

　　自從宋初林逋（字君復，謚號「和靖先生」）寫梅的名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問世後，北宋的騷人墨客多有嗜梅如癖者，寫梅的詩詞可謂汗牛充棟。南宋初年蜀人黃大輿，僅詠梅之詞就編集了一部十卷之巨的《梅苑》，其內容多以「格高」、「韻勝」狀寫梅的姿態和香味。李清照之所以較多地寫作詠梅詞，一方面與上述文學背景不無關係，另一方面她又在這一基礎上有所出新，使原來自命清高和孤芳自賞的「梅格」、「梅韻」，貼近了現實人生，豐富了其文化涵容。

　　李清照詠梅詞的代表作主要是這洋幾首，《漁家做》（雪裡已知春信至）、《小重山》（春到長門春草青）、《玉樓春》（紅酥肯放瓊苞碎）、《滿庭芳》（小閣藏春）、《訴衷情》（夜來沉醉卸妝遲）、《情平樂》（年年雪裡）、《孤雁兒》（藤床紙帳朝眠起）等七、八首，依其內涵，大致可分為以下四類：

　　一類，指寫於詞人出嫁前夕的詠蠟梅的《漁家傲》①。寫此詞時，作者正當豆寇年華，其父官禮部員外郎，她的家庭環境相當優裕，好花美酒任其享用，從詞中「香臉半開嬌旖旎，當庭際、工人浴出新妝洗」，「共賞金尊沉綠蟻（指酒）。莫辭醉、此花不與群花比」等句看，詞人當時的身價地位無比優越，其自矜自得之意，溢於言表，以梅自況之意甚明。

　　二類，以《玉樓春》為代表：「紅酥肯放瓊苞碎，探著南枝開遍未？不知醞藉幾多香，但見包藏無限意。道人憔粹春窗底，悶損闌干愁不倚。要來小酌便來休，未必明朝風不起。」前人謂此詞結拍二句「皆得此花之神」②。這一評語的大意是說，李清照的這兩句詠梅詞，猶如林逋、蘇軾等人的詠梅名句，都能體現出梅的神韻。看來這評價只說對了一半，因為此詞的用意涉及到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道人」（作者自指）自嘆形容憔粹，其愁悶已到了無以復加，不敢再倚欄眺望的程度；一方面是「道人」為含苞欲放的「南枝」（梅）的命運擔心：一旦風暴襲來，未曾開遍的花苞，也難免玉殞香消。所以詞人和紅梅便成了患難與共的朋友。下片的「便來休」，「猶雲快來呵」①。結拍二句連起來的意思是詞人對紅梅說：要來飲酒就快來呵，說不定明早風一起，你我都要遭殃。所以此詞的題旨當是：借對梅未來命運的關注，寄寓了作者本人因受黨爭株連，朝不保夕的身世之嘆。

　　① 蠟梅，矚蠟梅科。花芳香，外部黃色，內部紫褐色。冬未先葉開花的蠟梅，產於我國各地，是著名的觀賞花木。

　　②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八，清光緒文瑞樓刊本。

　　① 張相《詩詞曲語辭彙釋》上冊，中華書局1979 年第3 版，第336 頁。

　　三類，以《小重山》和《滿庭芳》為代表。前者云：「春到長門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開勻。碧雲籠碾玉成塵，留曉夢，驚破一匝春。花影壓重門，疏簾鋪淡月，好黃昏。二年三度負東君，歸來也，著意過今春。」這首詞的字面儘管很通俗，如果不了解作者的內心塊壘，那麼對它的解讀，就是巧舌如簧也說不到點子上。比如下片的「二年三度負東君」句，如果釋為：「二年中辜負了三個春天」，這說法對是對，卻只涉及到它的表層語義；倘若釋為：「丈夫離家二、三年沒有回來」，這就錯了。對此句的正確解讀必須藉助於有關史料——崇寧二年（1103 年），詔禁元祐黨人子弟居京。此後， 清照不得不回歸原籍。崇寧五年春，詔毀《元祐黨人碑》，繼而赦天下，解除黨人一切之禁，清照得以回京。從離京到回京，恰好歷時二年，梅開三度。結拍的「歸來也，著意過今春」，不是象「招魂」似的呼喚她丈夫「快回來呀！」是說她自己從原籍歸來了。因為趙明誠在此前一年已授鴻爐少卿，他有享受蔭封的特權，根本沒有遠離汴京，另放外任之事。

　　回到汴京的李清照，株連之苦得以緩解，原想快快活活地過個春天，隨即又遇到了當時婦女無可避免的感情磨難，即自己變成了丈夫身邊的多餘者。心比天高的李清照，怎能忍受這等屈辱，只得回歸娘家，重新住進她「手種江梅」的院落。令其不勝傷感的是，昔日的閨房，已變為今日的「長門」，此情此景，與五代「花間」詞人薛昭蘊筆下的宮怨詞意十分吻合，所以順手拈來薛氏同調詞之首句「春到長門春草青」，嵌入己作，藉以遣懷。

　　四類，以《孤雁兒》為代表：「藤床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沉香斷續玉爐寒，伴我情懷如水。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小風疏雨蕭蕭地，又催下千行淚。吹蕭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一技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此首的過人之處，正如詞前小序所云：「世人作梅詞，下筆便俗。予試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此詞的語言明白如話，但確實不俗，清照絕不是說大話，無端輕視「世人」，她的不俗之處，首先在於其詞不屬於那種詠物而滯於物的詠梅詞，而是一首悼亡詞。以詞悼亡，在清照之前為數不多。李煜的《相見歡》（又名《憶真妃》）本來是悼亡詞，但迄今為止，除了筆者，尚未見到第二人專門論及其為悼亡詞①。相反，有不少人謂李煜「無言獨上西樓」一詞為表達亡國之恨，而把蘇拭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作為詞史上的第一首悼亡詞。其實在蘇軾之前，甚至在李煜之前，「花間」詞人張泌的《淙溪沙》亦應是悼亡詞①。再往下數就是賀鑄的《鷓鴣天》（重過閻門萬事非）。那麼李清照就是詞史上第五位寫悼亡詞的人，而她自己很可能認為是繼蘇拭、賀鑄之後的第三位。不僅如此，在她之前寫悼亡詞的人還都離不開「梧桐半死」什麼的，並且是由「鬚眉」悼念其妻妾的喪亡。因此，李清照又是直古以來第一個以「掃眉」悼念「鬚眉」的著名詞人。還不僅如此，她更是第一個將梅引人悼亡詞的人。第二點不俗之處，在於詞中有「吹蕭入去土樓空，腸斷與誰同倚」之句。「吹蕭人」原指蕭史，這裡借指趙明誠。蕭史的戀人是弄玉，二人已羽化成仙。這裡暗寓著詞人和她的丈夫都不是凡夫俗子的意思：第三點不俗之處是，自從陸凱寫了《贈范曄》詩之後，「折梅」便成了朋友間的饋贈之語，而季清照則把她折來的梅想寄贈給她已故之夫，但因泉路相隔，故云：「沒個人堪寄」。至於她的另一首詠梅詞的「今年海角天涯，蕭蕭兩鬢生華。看取晚來風勢，故應難看梅花」②，已寄寓了家國之思，則更加不俗了。總之，李清照的詠梅詞由「香臉半開」的自況，經「沒個人堪寄」的悼亡，再到寄寓家國之念，其作品主旨的變化，再清楚不過他說明了傳主的身世遭際及其思想的升華。由於其後期思想的全面升華，無形中也突破了她寫《詞論》時的詞學思想，使其「小歌詞」的題材內容越出了閨門私房，同時意味著詞人的如荑纖指，開始伸向了時代的脈搏。

　　① 陳祖美《李璟李煜詞新繹》，《唐代文學研究》（第三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年8 月版，第476—490 頁。

　　① 張泌《浣溪沙》有句云：「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花間集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7 月版，第71 頁。　　

　　（二）以詠菊為幌子的身世之嘆

　　在《漱玉詞》中，有涉於菊（又稱黃花）的作品計有《醉花陰》、《多麗》、《聲聲慢》、《鷓鴣天》（寒日蕭蕭上鎖窗）四首。其中的《醉花陰》雖然或題作《九日》，或作《重陽》，或作《重九》，卻不是單純寫悲秋的：「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似黃花瘦。」此詞大約是李清照二十一歲那年的重陽節所作。前一年的秋九月，朝廷連下二詔：一宗室不得與元枯好黨子孫通婚；二禁止黨人子弟居京，下詔後李清照很難在當月離京，更不可能在當月的「重九」，就寫出了這首享譽千古的黃花比瘦詞。可能性較大的是同年底或翌年初離京回到原籍明水後。在那裡經過將近一年的獨居生活，反覆品嘗了新婚之別和伉儷相失的苦果，從而寫出了名副其實的「壓倒須盾」的詞作：「易安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嘆賞，自愧弗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忘寢者三日夜，得五十闋，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絕佳。』明誠詰之。曰："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似黃花瘦。』政易安作也。」①王學初先生懷疑上述記載說：「按趙明誠喜金石刻，平生專力於此，不以詞章名。《琅嬛記》所引《外傳》，不知何書，殆出自捏造。所云："明誠欲勝之。』必非事實。」②從學術的嚴肅性方面考慮，王學初先生的這一看法不無道理，但從激賞這首《醉花陰》詞的角度著眼，又難得這樣情節生動而又恰中肯綮的評語。縱覽從明代楊慎到清代王閻運對此詞的共計17 則評語看，大都不甚著邊際，幾乎沒有一條說到點子上，而《琅嬛記》所引《外傳》獨具慧眼，拎出「莫道」以下三句為「絕佳」，並為後人所接受，「黃花比瘦」遂成為詞壇的著名掌故，其功不可沒，而不必在其出自何人之口上過多較真兒。遲一步說，「只三句絕佳」的評語，即使不是出自宋人陸德夫之口，而是《琅嬛記》的作者故托其名，又有何妨，不是同樣反映了人們對清照這一佳作的讚賞嗎？

　　關於此詞亟待澄清的倒是其版本和異文的取捨問題。由於《易安居士文集》的散佚，後人的輯本難得完壁。以詞集而論，現存載錄易安詞較多的是② 李清照《清平樂》（年年雪裡）。

　　① 《琅嬛記》眷中引《外傳》。

　　② 《李清照集校注》第36 頁。

　　南宋曾慥《樂府雅詞》、明代陳耀文《花草粹編》、清代沈辰垣等《歷代詩餘》。後二者雖收錄比較廣泛，各輯清照詞40 多首，但其中既雜有偽作，又有將清照詞列入他人名下者。而《樂府雅詞》雖在其卷下的最後僅收清照詞23 首，但因其成書最早，又無一首偽作，不失為《漱玉詞》的可靠版本。以這首《醉花陰》為例，凡有異文的字詞，如「濃雲」不作「濃雪」、「金獸」不作「香獸」、「人似」不作「人比」。特別是後者詢為一處重要異文。雖後世的多數版本此句作「人比黃花瘦」，但《樂府雅詞》作「人似黃花瘦」，《琅嬛記》所引《外傳》亦作「人似黃花瘦」。本書取「似」字而屏「比」字，不僅從版本上考慮擇善而從，更因為用「似」字更符合「文本」的原意。因為「文本」中不是把「人」（詞人自指）和「黃花」對立起來，而是將「黃花」擬人化，二者是合二而一的，在這裡並不存在程度上的對比問題。何況新婚不久，年方二十一歲的李清照，猶如「重九」之日應時而開的「黃花」，此時它剛剛開放，不但尚未消瘦，而且是「有暗香盈袖」。但如果黨爭的「西風」不止，它捲簾而入，使自己繼續受株連，不得回京與丈夫相聚，那麼自己的命運也會象自然界「西風」中的「黃花」一樣，不堪設想。所以「簾卷西風，人似黃花瘦」，應釋為：自己被迫離京而產生的離愁別恨對於「人」的折磨，猶如風霜對「黃花」的侵襲，政爭的憂患給主人公所帶來的體損神傷，就象「黃花」將在秋風中枯萎一樣。如此說來，使詞人為之「銷魂」的，不僅是離愁和悲秋，那只是一種幌子。傳主心中的真正塊壘是廷爭對她的株連。其借「東籬把酒」所抒發的主要是對自身未來命運的喟嘆。

　　以上雖已經提到有四首詞與菊有關，但真正稱得上詠菊的是《多麗·詠白菊》一詞。此首的寫作時間略晚於《醉花陰》，大致在崇寧四、五年間。那時廷爭時松時緊，有時蔡京得勢，有時趙挺之佔上風。清照則可能受制於時局的變化，時在原籍，時回汴京。詞的下片的「朗月清風，濃煙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縱愛惜，不知從此，留得幾多時」。這幾句字面上是說，時晴時雨的天氣加速了白菊的枯萎，就是對它倍加愛惜，也過不了多久就會憔悴不堪。而當時的政治氣候又何嘗不是這樣變化無常！身受其害的詞人又怎麼能不產生朝不保夕之感！在此詞的下片至少還有三處「畫外音」：一是「漢皋解佩，似淚灑，紈扇題詩」所涉及到的兩個典故，分別指男子有外遇、女子被棄捐。二是「縱愛惜」三句的深層語義當是：即使人家對自己仍有一片愛意，自己也不一定能在京住多久。三是結拍的「人情好，何須更憶，澤畔東籬」，這簡直是在說：如果世道和人情好一點，我又何必象當年的屈原和陶潛那樣移情干菊，去寫什麼詠菊詞！看來在這首詠白菊的《多麗》中，除了含有未曾化解的政治塊壘外，又平添了對一個少婦來說更難以承受的婕妤之悲。

　　（三）「憎懷」種種寄藕蓮「情懷」

　　雖然就是指一般所說的心情、心境，但它又是指含有某種感情的心境。情懷隨著感情的變化而變化。有關藕蓮的清照詞，現存有四首。前兩首分別涉及到「藕花」①、「蓮子」②。這兩種意象給人以清新向上、愉悅充實之感，體現出作者的一種倜儻豪邁、青春煥發之氣，此已於本章第一節中談到過。以下所要講的是詞人藉以抒發生離死別之情的兩首藕蓮詞。第一首是《一剪梅》：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① 李清照《如夢今》有句：」誤入藕花深處」。

　　② 李清照《雙月憶王孫》有句：「蓮子已成荷葉老」。　　

　　託名元伊世珍《琅嬛記》嘗謂此詞本事曰：「易安結璃未久，明誠即負這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此系附會之說。清照「結縭」時，明誠在大學作學生。「負笈」是讀書，大學在汴京，其往何處「遠遊」？此其一；其二《金石錄後序》所云：「（明誠）出仕官」，並不是說他到遠方去做官，而是說他從大學畢業，走上了仕宦之路，也就是出來做官的意思。至於他在何處做官，可參照這樣一條記載：「崇寧三年正月甲午，通直郎鴻爐寺丞蔡攸賜進士出身，為校書郎，仍授金紫。攸，左僕射京子也。以趙存誠、許份例召對，除館職」、「京言："攸未始登科，非存誠、份之比。』再辭，不許」①。趙存誠是明誠之長兄，他與蔡京之子攸同例，都是皇帝特許的京中清要之職。徽宗正是以此類手段籠絡近臣。明誠系挺之季子，寵愛有加，豈有獨出遠官之理？其三明誠繼存誠除衛尉卿、思誠除秘書少監後，於崇寧四年（1105 年）十月除鴻爐少卿，可證其無離京「遠遊」之事。那麼這首《一剪梅》也就不是那種一般的思婦念遠的離情詞。它之所以成為一首知名度很高的佳作，被稱為「頗盡離別之情」②、「結更凄絕」③，正是因為詞人心中裝有唐代「悔教夫婿覓封侯」的「少婦」無可比擬的政治塊壘。如果是由單純的離情所帶來的傷感，何至於嚴重到：「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這一名句是由詞人獨特的遭遇、獨特的思想情懷凝結而成的，是其特定心理狀態的外化。沒有其特定的心理為依據，即使象高則誠、關漢卿那樣的大家在其作品中借取這一名句，也會被認為是「效顰」④者；而李句明明是脫胎於「都來此事，眉問心上，無計相迴避」①諸句，卻被認為是「李特工耳」②，原因當如況周頤所說：「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作為佳」③。關於這首《一剪梅》的「情真」之處如上所述。「景真」則主要表現在上片。起句的「紅藕」是詞人從小看慣了的景緻，也是她目前隨處可見之物；鴻雁傳書既是與殘藕相對應的秋景，也是詞人無時不在惦念的心事。所以此詞是以伉儷腰違的「凄絕」之情為筋骨，以香消花落的藕蓮為寄託，是一首罕見的情景交融的佳作。

　　① 《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一。

　　② 趙世傑《古今女史》卷十二。

　　③ 陳廷焯《雲韶集》卷十，甫通王氏晴藹廬鈔本。

　　④ 楊慎批點本《草堂詩餘》卷三，詞壇合璧本。

　　① 范仲淹《御街行》詞。

　　② 玉士禎《花草蒙拾》，《詞話叢編》第680 頁。

　　③ 況周頤《蕙風詞話》，《詞話叢編》第4408 頁。

　　清照另一首借「蓮蓬」、「藕葉」寄託「情懷」的詞是《南歌子》：「天上星河轉，人間簾幕垂。涼生枕簟淚痕滋。起解羅衣，聊問夜何其？翠貼蓮蓬小，金銷藕葉稀。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此詞雖然當系晚年所作，但不會大遲，而以趙明誠去世後的一、二個月，也就是建炎三年（1129 年）九月的可能性較大。此詞結拍雖有「舊家」字樣，但這裡「猶雲從前」④。所以這首詞不是借家國之念表現愛國主義情緒，而是一首悼亡詞。詞中的每一句都與作者丈夫生前的情事有關。在李清照二十一歲左右寫《行香子》時，已出現了「人間天上」的字眼兒。那時她把自己被迫與丈夫分離比作被天河隔開了的「牽牛織女」。斗轉星移，如今丈夫「升了天」，自己成了「人間」的婆婦。卧房簾幕低垂，獨住寡居。詞人和衣躺在床上，回想丈夫在世時一幕幕情景，不禁淚流如注，濕透了深秋里涼颼颼的竹枕。猛然間想起了自己以前寫的與竹席（簟）有關、更與丈夫有關的詞句：「紅藕香殘玉簟秋」，但眼下她是在新改為建康府不久的原江寧的臨時住所。這裡不象她的原籍明水那樣，住宅不遠處就是煙彼浩渺的蓮子湖，藕蓮即目可見。現在她是從身上穿的「羅衣」的花紋上，回想起這一切的。看來這件真絲的衣服，還是她做姑娘時，親手綉制的。那時她就生活在大片藕花、蓮蓬之中，長久觀察，綉出的花樣比實物還好看。這當是她衣物中最珍貴的一件，也可能趙明誠最欣賞她穿上這件衣服時的風采。但在她結婚時，趙明誠還是個「窮」學生，為了購置書籍文物，她毫不吝嗇地曾將這件衣服當掉，從而換來了一段高雅難忘的新婚生活：「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人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①以上當是「起解羅衣」時所聯想到的舊事。眼前她和衣睡到半夜三更，被涼氣凍醒，一面解衣就寢，一面又想起了一件與丈夫直接有關的往事——「聊問夜何其」。此句絕不能設想為她在問身邊的侍者，因為她身邊沒有人才情感孤獨、才和衣睡下無人管。那麼，「聊問夜何其」的寓意何在呢？這基本是《詩經·小雅·庭燎》的成句：「夜如何其」。「其」是語助詞，讀作［ji 基]，大意是現在什麼時辰了？不管是在青州的歸來堂，還是在萊州的靜治堂，這對夫婦夜生活的主要內容都是編纂、讀書、鬥茶……特別是在萊州時，趙明誠「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②。看來工作量相當不輕，而明晨還要早起到任所應卯。思路機敏，而又善戲謔的李清照，很可能借《庭燎》中的讚美「君子」之義，誇獎一番自己的丈夫如何勤政篤學，丈夫又如何把自己看作學術上的最得力的助手。這一切都意味著他們當時的夫妻生活在一度疏遠後，又恢復了應有的和諧，氛圍變得更加溫馨難忘，但是眼下，羅衣上原來繡的翠綠色的蓮蓬，已經磨損得剩下很小的花紋了，用金線繡的藕蓮，也是花頹葉稀。雖然每當秋涼的季節還總是穿上這件衣服，但心境卻不象從前了。也就是說攣清照通過這首詞，將思念亡夫的種種「情懷」寄托在一件綉著蓮蓬、藕葉的羅衣上，而且寫得十分妙合自然又深情動人。

　　④ 張相《詩詞曲語辭彙釋》卷六。

　　① 《金石錄後序》。

　　② 《金石錄後序》。

　　（四）青、萊詞中寄幽怨

　　屏居青州期間，李清照主要是協助丈夫編撰《金石錄》，只有趙明誠執意離開青州，井動了「天台」之意後，她才將其「從今又添」的「一段新愁」，打併在「離懷別苦」之中，寫出了《鳳凰台上憶吹蕭》、《點絳唇》（寂寞深閨）、《念奴嬌》（蕭條庭院）和《聲聲慢》等別具幽怨的四、五首詞。之所以斷定它們為青、萊時期所作，理由主要有四點：

　　第一，詞中有明顯的送人①和等人②之語。也就是說前一首是送別詞，後三首是恩婦念人詞，寫的都是發生在夫妻兩人之間的事情。李清照和趙明誠共同較長期居住的只有汴京和青州兩地。在汴京李清照總是被送者，而趙明誠那時又未曾較長期遠離過汴京。所以，凡是有送人和等人痕迹的詞作，都應當寫於他們共同屏居十年之久的青州。

　　第二，這四首詞中，已沒有任何政治寄託，而基調卻格外愁苦，所以不可能寫於前期；又因其中沒有任何鄉國之念。所以也不可能寫於後期。凡中期詞作，包括《詞論》等，基本上都是寫於青州。

　　第三，從上述詞中所流露的主人公的愁苦程度，有甚於前後兩期，特別是《聲聲慢》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這並不是說李清照不恤國事，而是因為在中期正是她提出並恪守詞「別是一家」主張的時候，其詞自然只能包容兒女情事。此時她的「萬千心事」，均與丈夫的「天台之遇」有關。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強烈的和最個人的，乃是愛情的痛苦，何況這一時期又增加了由愛情痛苦所派生出來的「無嗣」之昔。而且這一切又都是難言之隱，只要露出一點痕迹，也會被認為不「雅」。成書於李清照六十三歲時的曾慥編《樂府雅詞》，之所以沒有收錄《聲聲慢》，絕不是因為此詞寫於曾編之後，當主要是因其涉及隱衷，而被認為不「雅」所致。第四，這四首詞基調之悲苦遠過於他作，而其中卻絕無嫠緯之憂和悼亡之意。前三首分別為丈夫送別和等待丈夫歸來之意甚明，不必辯解，即以以往幾乎被公認為寫於晚年表現國破家亡之憎的《聲聲饅》，同樣與嫠緯和悼亡無涉。其中曾被誤認為悼亡意象的「梧桐」，在此詞中，只是處於「梧桐更兼細雨」的困境之中，而未淪落到「飄落」之時，何況這種困境不是指生命的殞滅，只是象徵處境的難堪，而這又與當時主人公的心境十分吻合。對於梧桐的飄落和半死在詩詞中含有悼亡之意，看來李清照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在她有涉於梧桐意象的四首詞中，掌握得極有分寸。比如在《念奴嬌》和《聲聲慢》中，寫的分別是「清露」中的「新桐」和「細雨」中的秋桐，後者雖然程度更進了一層，但仍與悼亡無關。到了《鷓鴣天》（寒日蕭蕭上鎖窗）一詞中，程度又進了一層，而雲「梧桐應恨夜來霜」，即使如此，也仍然不含悼亡之意。看來這首詞大約作於婉諷趙明誠有「章台之行」的《臨江仙》（庭院深深）一詞略後一點。此時主人公不僅受到丈夫在感情方面對她的折磨，同時因家鄉淪陷，又增加了一層如同王粲的去國懷鄉之思，故云「仲宣（王粲字）懷遠更凄涼」。此後不久所寫的《憶秦娥》基調就大不一樣了：「臨高閣，亂山平野煙光薄。煙光薄，棲鴉歸後，暮天聞角。斷香殘酒情懷惡，西風催襯梧桐落。梧桐落，又還秋色，又還寂寞。」由其中的「梧桐落」可以斷定此詞為悼亡之作；從「暮天」和「斷香」等句又可以進而推斷，此系清照處理完明誠的後事，因建康告急，在她逃離的前夕，到明誠殯葬之地，為他進香告辭後所作。從這首詞的意境中，彷彿可以體察出明誠是葬在建康東郊的一處荒山野嶺之中，清照前往祭奠時，久久不肯離開，以至暮色降臨，棲鴉歸巢，戰鼓號角聲聲，所進香火都快要燃盡了，西風陣陣，桐葉飄落，其「情懷」之「惡」可想而知。

　　① 送人語：有《鳳凰台上憶吹簫》的「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

　　② 等人語：有《點絳唇》的」望斷歸來路」、《念奴嬌》的」玉闌干慵倚」、《聲聲慢》的「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等。　　

　　曾幾何時，李清照還在為趙明誠的「天台之行」而煩惱，轉瞬又為他的病亡傷懷。加之戰火逼近，此時清照的處境真可謂到了走投無路、山窮水盡的地步。境況如此艱難，作為當時一個已淪為流寓者的嫠婦，她並未因此戰戰兢兢，不知所措。可見這是一種何等的思想境界，又是一個多麼堅強的女性！這裡之所以提前說出這番後話，一則是為了說明一夫多妻制和納妾盛行的宋代社會，給一個有思想的知識婦女帶來多麼深重的苦難；二則也是為了印證，「梧桐」作為古典詩詞中的常見意象，其生存狀態，往往被作為人的心理狀態的外化和生命狀態的象徵。所以《聲聲慢》所涉及到的「細雨」中的「梧桐」絕不會有悼亡之意，因而這首詞不會是寫於詞人喪偶之後，而是寫於她中年「無嗣」的極為難堪的境況之中。對於《聲聲慢》和《鳳凰台上憶吹蕭》這兩首青州詞前文已作過探究，這裡擬重點介紹寫於此時此地的另外兩首詞，一首是以「鋪敘」①為突出特點的《念奴嬌》（即《壺中天饅》）：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閑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闌干慵倚。被冷香消新夢覺， 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淚高煙斂，更看今日晴未？

　　從立意上看，此首當是對那首《風凰台上憶吹蕭》的接續和補充。因為在那首詞中曾說：「多少事、欲說還休」，也就是說詞人還意猶未盡，想說的無非還是由於丈夫的外出所引起的「離懷別昔」。此詞中所謂的「斜風細雨」、「種種惱人天氣」，也無非是詞人內心苦悶的外化。為了排遣這種苦悶，她故意用生僻字為韻作「險韻詩」①、又故意喝那種容易使人醉倒的「扶頭酒」②。然而，再難做的詩她也做成了，醉倒的時間再長她也醒來了，但是那種使人煩惱的「天氣」和人事情昧，並沒有改變，由此所產生的「萬千心事」，一則無法向丈夫訴說，二則即使訴說他也聽不進去。詞中所謂「別是閑滋味」，實際是一種令人難以言傳的極為苦澀的滋味。

　　詞的下片從「樓上」到「不許」五句，與《風凰台上憶吹策》的上片的含意幾無二致，略有不同的是一謂「被翻紅浪」、一謂「被冷香消」。前者是說沒有心思整理床鋪，後者意猶「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即言其單枕孤眠之苦。緊接下去的「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是《世說新語·賞譽》篇的成句，詞人不露痕迹的引述於此，字面上是說晶瑩的露滴和新長出的桐葉，表明春光尚未完全消逝，它還具有使人外出遊賞的吸引力。而詞人內心想說的當是：她對丈夫仍抱有希望，總覺得他忽然有一天會回心轉意，與她重歸於好，就象當年比肩同游、月夜賞花一樣③，願夫妻再次攜手「游春」。結拍二句，彷彿是借天氣由惱人的陰雨轉為晴朗，來表達詞人希望丈夫由對她的① 「鋪敘」，是李清照在其《詞論》中規定的一種詞性特點。冷淡轉為晴朗溫馨。①。

　　① 蘇軾《再和》詩：「衰年壯觀空驚目，險韻清詩苦鬥新。」

　　② 白居易《早飲湖州酒寄崔使君》詩：「一榼扶頭酒，泓沮瀉玉壺。」

　　③ 約作於建炎四年的《偶成》詩的「十五年前」云云，可怔清照約於政和五年有與明誠「相從」賞花、賦詩之舉。　　

　　寫到這裡，不禁使人想起，在以往的文學作品中，有多少酸腐的讀書人夢想著「書中自有顏如玉」，以巴不得巧遇「武陵」之艷，然而卻極少有人想到，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曾給多少婦女，招致了多大的不幸、令其吞噬著多麼難以下咽的苦果！在青州最後二三年時的李清照， 就是遭遇這種不幸的相當典型的一例。所以這期間的詞作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充容著幽怨難訴之意。

　　與《壺中天慢》立意相同、寫作地點也可能一樣，時間大致在「寒食」過後的、「開到荼花事了」的時節，傳主又寫了一首希望更加渺茫的「閨思」詞：

　　寂寞深閏，柔腸一寸愁千縷。惜春春去，幾點催花雨。倚遍問干，只是無情緒。人何處？連天芳草，望斷歸來路。

　　——《點絳唇·闔思》

　　這首詞與那首《鳳凰台上憶吹蕭》，在立意上也有銜接。也就是說那首的不論是對「武陵人」之「念」，抑或對「煙鎖秦樓」的自身孤獨之嘆，都還是在擬想之中，因為送行者還在「千萬遍」地唱著《陽關》，她手中也沒放下那杯離別的苦酒，一切還尚在進行之中。但到寫這首《點絳唇》時，「人」已遠走高飛，閨房愈加深邃寂寞，愁苦更加深重，以致有「千縷」之多。上片的「惜春」二句除了其字面上的意義外，深層語義則是說：詞人本象愛惜春天一樣，愛惜她和丈夫之間的種種美好感情，但是他這一走，就象風雨催落春花一樣，使二人之間的感情受到了摧殘。下片接著說，主人公久久地倚欄眺望，但卻看不到丈夫的蹤影，所以心情很不好。結拍的詰問意謂：你這位「王孫」到底到哪裡去了呢？為什麼還不歸來？其實丈夫到哪裡去，詞人是一清二楚的，他為什麼不偕其前往，她心裡也有數，只是都是一些難言之隱，以至到了「柔腸一寸愁干縷」的程度，也不能直接傾吐，只好借《楚辭·招隱士》婉轉表達。而詞意愈委婉，愈使人感到作者幽怨愈深重。青州時期如此，萊州時期又如何呢？

　　乍到萊州時的李清照，比她獨居青州的處境更加難堪。這期間其現存作品雖只有一詞一詩，但寓意和分量都很不一般，其中既含有對前程未卜的極度危機感，也有如同袁公路（袁術字）斷糧般的遭「人」家的白眼。在傳主的一生中，這雖然只是很短暫的一段，但卻清楚地說明封建社會的男尊女卑是個什麼樣子和什麼叫做痴心女子負心漢。

　　① 鑒於詩詞無達詁，如將此詞編為前期所作：將「斜風細雨」、「種種惱人天氣」看作政治氣候的隱語；將「日高煙斂」的深層語義釋為皇帝開恩，似亦無不可，但絕不可視為晚期之作。

　　四、格調凄涼的晚景詞

　　本書附錄二的《李清照年譜》中，有其作品系年。凡趙明誠亡故後所作，均應算晚景詞，大致有10 首。其中的詠物詞和悼亡詞等，已分別在上述幾節中加以引述，其餘晚景詞還有：《菩薩蠻》（風柔日薄）、（歸鴻聲斷）；《好事近》：《武陵春》；《永遇樂》等五首。這五首的主旨又大致可分為表達嫠婦之憂和抒寫家國之思兩類。

　　（一）舟船載不動的嫠婦愁

　　如果說《好事近》的「酒闌歌罷玉尊空，青缸暗明滅」中，尚暗含嫠婦之憂的話，那麼在丈夫已經亡故，又經過了一場再嫁的波折之後的李清照，她已不把嫠婦之愁作為隱秘之事深藏心底。不言而喻的是，在她與後夫離異後，愈是表現出對其前夫的思念，也就愈能說明對那個無賴小人後夫的輕蔑。看來《武陵春》就是這樣一種心理狀態的外化。雖然不能說此詞中不含家國之憂，但主要的是表達嫠婦之愁：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近三十年來對這首詞的評析，不同於對清照其他作品的時有妄斷，極少有很離譜的說法。原因是根據清照《<打馬圖經>序》後所署寫作時間為「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有四日」，此詞即可繫於次年春所作。又因詞中有地名「雙溪」，遂可斷定作於今浙江金華①。

　　「花」在《漱玉詞》中，大都作為主人公心態的外化，或生命狀態的象徵。此詞首句含有昔日的花容月貌，今日已變成護花春泥之意。所以日上三竿連頭髮都懶得梳理一下，更何況修飾打扮。「物是」二句緊承前意，將上文的凄婉之情， 以勁直之語出之。原因是開頭一、二句含有難盡之意：「風住」既指自然現象，又有象徵意味。接踵而來的政治、婚姻風波雖然停息了，人生的希望也隨之破滅了。所以「物是人非事事休」除含有濃重的嫠緯之愁外，當還有這樣一些寓意， 即經過與後夫的一段糾葛，詞人倍加思念她的前夫。他的遺著《金石錄》還在，但人事俱非，心裡有多少事，不等說出就淚流滿面，可見這些事都是令人極度傷感的。正如生活中常常有物極必反之事，愁苦己極的人往往更嚮往解脫困境，此詞下片對「尚好」春光的嚮往、對雙溪泛舟的擬想，彷彿是在黑暗中閃現的一線光明，然而轉瞬即逝。詞人所擔心的是雙溪舴艋舟小，載不動如許愁緒。言外之意，她的滿腹憂愁， 無處排遣，永遠也解脫不了。這就是「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這一千古名句的心理背景。沒有李清照所親身遭受的黨爭株連、婕好之嘆、兵燹戰亂、喪偶流寓、「頒金」之誣、再嫁離異、訴訟系獄等等人生憂患，其愁思就沒有這麼重的分量；如果她不善於創意出新，那麼她在李煜、秦觀、賀鑄等喻愁名家名句面前①，怎能躋身其列？當然李清照之所以能寫出這種躋身「鬚眉」，甚至「壓倒鬚眉」的名篇名句， 並非白手起家，她曾經歷了一個縱橫交錯地學習「須盾」，並逐漸超越「鬚眉」的過程。即使她在構思「只恐」二名句時，不一定看到比她年幼六、七歲的張元乾的以「艇子」「載取暮愁」①的詞句，但蘇軾與秦觀維揚飲別時，所作《虞美人》詞的「無情沛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當系首開以「舟船載愁」的先例，李清照亦當對其有所借取。但是說到底還是其切身的生活體驗和「轉益多師」的學習借鑒的結晶。看來前者是關鍵，沒有親身經歷過李清照那麼多苦難的人，即使象董解元、王實甫那樣的文學名家，其同類句子也下一定給人留下多麼深刻的印象，倒反而有某種效顰之嫌②。

　　① 對於「雙溪」所在地的考證，《李清照集》第62 頁所注最為翔實可信，這裡謹取其成說。

　　① 李煜《虞美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觀《千秋歲》：「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賀鑄《曹玉案》：「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有關此詞的問題，還需作以下兩點必要的補充，一是詞牌《武陵春》的本義有別於「念武陵人遠」之意，這裡的「武陵」是作為避亂之地的代稱；二是清照在金華避亂時的紹興五年五月三日，發生了朝廷令其繳進《哲宗實錄》之事。這是一部「冒禁傳寫」③之書，「竊窺」、「私藏」都是犯法的。清照冒死保存下來的文物，最終出現了這樣的結果，無疑會又一次給她帶來很大的精神刺激，遂成為又一種「欲說還休」的難言之隱。

　　（二）悲苦無似的故鄉、京洛之念

　　在李清照的詩詞之間，雖然曾有一條根深的溝壑，但到了晚期，這條鴻溝幾乎被她親手填平了，也就是說其晚景詞的題旨，與其詩大大接近了。比如在汴京失陷的第三個年頭的三月三日（上已），她在江寧所寫的《蝶戀花》中，有這樣的詞句：「永夜厭厭歡意少，空夢長安，認取長安道」。「長安」本是漢唐故都，在古典詩詞中常作為國都的代稱。詞人在長夜難眠中夢想著「長安」，是為了說明她對汴京的懷念；至於對故鄉的懷念，在其晚景詞中更是隨處可見。《菩薩蠻》的「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此時她借酒澆愁：「香消酒未消」，絕不是為了惜花、懷春等兒女私情，而是借醉酒來減少思鄉的痛苦。這種題旨在其前期和中期詞中是絕對沒有的。這類詞的代表作，當椎其寫於六十四歲或稍後的《永遇樂》：

　　落日熔金，暮雲合壁，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　　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 捻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① 張元干《謁金門》：「艇子相呼相語，載取暮愁歸去。」

　　② 董西廂《仙呂·點絳唇緾令·尾》的「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駝也駝下動。」王西廂《正官·端正好·收尾》的「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

　　③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十二，萬有文庫本。

　　這首詞自問世不久，就曾激起熱血人士的讚許和共鳴，其中張端義和劉辰翁對此詞的評價更發人深思。前者云：「（易安居士李氏）南渡以來，常懷京洛舊事。晚年賦《元宵·永遇樂》詞雲"落日熔金，暮雲合壁』，已自工緻。至於"染柳煙輕（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氣象更好。後疊云："於（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①。後者云：「余自乙亥上元誦李易安《永遇樂》，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聞此詞，輒不自堪，遂依其聲，又托之易安自喻，雖辭情不及，而悲苦過之」②。「（劉辰翁）於宗邦淪覆之後，眷懷麥秀，寄託遙深，忠愛之憂，往往形諸筆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③。張端義對此詞從藝術性方面作了較充分肯定，而劉辰翁則從思想性方面對其作了高度評價。可見這是一首思想性和藝術性相統一的佳作，值得仔細品味：詞的上片寫眼下元日之夕。首二句似取用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的「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和廖世美《好事近》的「落日水熔金，天淡暮煙凝碧」之句意，謂落日象熔化了的金子一般絢麗璀璨，暮色中飄浮的雲彩聚攏了來，宛如珠聯璧合。對於「人在何處？」常見的有兩種理解，一是承上文，雲景色依舊，人事已非，含有身世感傷之意；二是「人」指作者的故夫趙明誠。每逢佳節倍思親，作者在嗟嘆身世飄零的同時，想到親人，完全合乎情理，故上述二解可合而為一。

　　但是，感嘆身世也好，思念親人也好，都是內心活動，別人看不見，也摸不著，必須將其外化出來。那麼「染柳煙濃，吹梅苗怨，春意知幾許」，這種令人黯然神傷的景語，正是上述作者悲苦心情的外化。「春意知幾許」，是春意盎然的反面，言時值早春。而早春天氣也有風和日麗的時候。「次第豈無風雨？」「次第」是進展之詞，此句接續上二句，意謂別看今年元宵節天氣這麼好，轉眼恐有風雨來臨！這幾句字面是講天氣，但仍然是人世感喟，含有一定的哲理和人生體驗。不是嗎？大至宋朝社會，已由盛而衰；中如趙、李兩族，已家破人亡；小到自身，曾幾何時，才名轟動，令多少人傾慕不已，如今竟變成了一個隻身漂泊的嫠緯之婦。一句話，天氣也罷，人事也罷，都那麼變化無常！想到這些，哪有閑心遊樂？

　　所以「來相召」以下三句收束得順理成章。當初詞人構思諸如「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這類詞句時，不一定含有嘲諷的意圖，但今天讀到此處時，思路自然會撞到這樣的問題上：國家已經快要到了山河破碎雨打萍的境地，「酒朋詩侶」們卻把杭州作汴州，香車寶馬，儀從闊綽，依然尋歡作樂。作者謝絕了召邀，可見她不同於那些醉生夢死的人，其精神品位、思想境界之高，亦可見一斑。

　　過變轉憶「京洛舊事」。起拍「中州盛日」，寄託了作者深摯的家國之思。那時家國興盛，元宵節特別熱鬧。「閨門多暇」，當指詞人未婚之時。看來她回憶的是自己初到汴京不久的事，大致是哲宗元符年間或稍後的事。那時她處境優越，「暇」不僅指有空餘的時間，主要當指作者生活優裕、有那份閑心。她於公元1101 年出嫁的第二、三年，黨爭加劇，受到株連，曾一度離開汴京。即使再回京，心情也很不一樣了。從十五、六歲到二十歲前後，可以說是傳主一生最美好的時光。可以想見，這時的她，不管穿戴也好、氣度也好，自然會壓倒群芳，如再錦上添花、著意打扮一番，一旦出現在燈火斑斕的市街上，不知會引起多少人交口稱賞！然而「如今」她早已年逾花甲，鬢髮散亂，憔悴不堪，即使時值佳節，夜間也懶得外出了。這就是為什麼害怕夜間出去的心理背景。

　　① 張端義《貴耳集》卷上。

　　② 劉辰翁《須溪詞》卷二。

　　③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須溪集》提要，中華書局1965 年版。　　

　　此詞最深刻、最令人心酸的是結拍的「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二句。試想那些在燈紅酒綠之中時時發出「笑語」的人，怎麼會念及國家安危呢？當躲在簾兒底下的作者聽到這種「笑語」時，內心該是多麼酸楚。讀到這裡，使人深感作者謝絕了「來相召」者也好，或害怕夜間出去也好，並不是憂愁自然界的「風雨」，更不是自慚形穢，而是在江河日下的當兒，所產生的一種難以名狀的孤獨感。

　　這首詞的寫作特點，既是人們常說的今昔對比，又不是那種簡單對比，它不僅是一幅濃縮了的社會、人生圖畫，更是一部內涵豐富的人物心靈史的藝術外化。讀這類作品，不僅要有相應的社會歷史知識，更要有一定的社會人生感受，以及讀者自身的想像力、創造力。後者尤為重要，沒有它，對於《漱玉詞》的閱讀，將受到很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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