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方：真假亞當·斯密--從"沒有分工的市場"看近世中國鄉村經濟的變遷

夏明方：真假亞當·斯密--從"沒有分工的市場"看近世中國鄉村經濟的變遷

人文與社會 提交 2012/10/18 閱讀: 217 來源:wsg 摘要:本文聚焦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一書，對國內外中國經濟史學界有關斯密型動力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批評與討論，對阿里吉與加州學派有關斯密分工理論及其在中國的表現所做的解讀提出強烈質疑，並通過閱讀斯密、馬克思的原典，力圖還原一個真實的斯密，即強調"社會分工"的斯密，並引入吳承明"沒有（社會）分工的市場"概念，主張將兩者（即真假斯密）結合起來，用歷史的眼光對明清以來中國小農經濟的演變做出重新解釋，進而為中國鄉村經濟的未來發展提供一條不同於主流認識的新思路。關鍵詞: 斯密型動力 社會分工 技術分工 沒有分工的市場 阿里吉 亞當斯密 夏明方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包括鄉村經濟史在內的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逐步進入一個以市場分析為主導的新時代。此類研究，在經過"去資本主義化"的過濾之後，越來越呈現出如下幾種傾向：其一是將過往對於生產關係的探討轉向對生產力的研究，關注的焦點也從"人"轉向了"物"，轉向了資本、商品和技術，進而濃縮成一種叫做GDP的數字分析；而即便有"人"，那也是"經濟人"，一個被認為可適用於任何時代因而也就脫離了具體歷史的抽象個體。其二是將經濟問題從其他各種社會關係中剝離出來，作為一個孤立的對象加以考察，結果造成一系列的二元割裂傾向，如城市與鄉村割裂、經濟與社會分離、人與自然互不相關、傳統與現代截然兩分。其三則是此類研究無不以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為中心，即使在所謂的鄉村研究中也深深地打上了"城市導向"的烙印。"城市化"既是理想，也是衡量一切的標準。其四是對研究對象缺乏批判性的反思精神，缺乏一種對立共生的辯證分析態度，過往那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式的兩極化思維依然主導著人們對歷史與現實的研判。最後，這樣的研究總擺脫不了"斷尾巴蜻蜓"之嫌。儘管我們往往在現實發展之中獲得靈感，對過去展開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新解釋工作，但是很少自覺地把從歷史研究中獲得的智慧用來觀照或反思當下，也很少把當下的現實作為一個歷史的過程進行考察，以至於--僅是其中一個例子--對當代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前所未有的大變革，即城鄉分離運動或美其名日"城鄉一體化"建設，已經或即將帶來的巨大影響，長期緘口不言；或聽憑一大批主流經濟學家的肆意鼓吹。無論如何，這都不利於對中國鄉村經濟之歷史的認識，也無助於把握當下及未來中國鄉村經濟的走向與命運。

早就應該到扭轉這一傾向的時候了。在中國這樣一個持續幾千年之久的農業文明國度，一切問題都是農民的問題；農民的問題不解決，中國的問題就沒有希望。這已經成為幾代中國人的共識。可是，面對當前洶湧而來的城市化、非農化的潮流，我們更應該從反面的角度提出這樣的疑問：如果農民真的消失了或者被終結了，中國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嗎？是否將因此面臨更大、更嚴重的問題？有沒有可能走出另一條不同的道路？有了這樣的問題意識，再撿起一個極具洞見卻備受冷落的概念，即"沒有分工的市場"，也就是從農工結合的角度，或許會對近世中國數百年鄉村經濟的歷史變遷貢獻一點不同的認識。限於篇幅，暫且停留在國內外學界的相關爭鳴之中，希望藉助對這些爭鳴的梳理，尋找可能的線索。

一、"社會分工"抑或"技術分工"：多重變幻的斯密形象

何謂"沒有分工的市場"？乍看起來，這是一個極其荒謬的概念。只要稍具經濟學常識，都會反問：沒有分工，何來市場？其實，這裡所說的分工，非指社會的勞動分工，是指勞動的社會分工；這裡的"沒有"，亦非絕對意義上的不存在；這一概念並非筆者捏造，是從著名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泰斗吳承明先生早期提出的"不依靠分工的市場"這一說法借用而來。據吳先生的研究及筆者本人的理解，這種"市場"，在微觀層面上，主要表現為農業和手工業在家庭內的結合，是以家庭內部的勞動分工形式參與市場交易活動；在宏觀層次上，一則表現為地域分工--一種基於地理環境的特殊性和自然資源稟賦差異而形成的廣域交換形式（長距離的販運貿易），而不是基於要素市場相對自由的流動所形成的產業集聚和空間分異；一則表現為城鄉之間基於租、稅征繳而形成的從鄉村到城市單向度的不對稱交換，而不是城鄉分離的各自獨立的產業之間的商品交換。吳先生認為，這種不分工的市場是中國傳統市場的基本形式，"它所造成的市場繁榮，不必代表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是反映封建經濟的成熟"。【1】但是到了明清時期，就在這種市場不斷擴大的同時，新的基於社會分工基礎上的市場也在逐步成長，近代以後，其作用愈益顯著，而前者作為小商品市場，在吳先生看來，是必須而且必然要被近代市場所取代的。不少中國學者因之主張將這樣的市場作為虛假市場而踢出研究視野之外。【2】近年來，吳先生的觀點發生了明顯變化，即越來越強調基於社會分工的斯密型市場的作用，並把它看作明清以來中國經濟成長的最重要的動力。雖然沒有證據表明他已經放棄"沒有分工的市場"這一概念，但是其對歷史過程的斯密式解釋，實際上又將此前所謂的"小商品市場"或"虛假市場"轉換成"斯密型市場"了，客觀上也可能會導致概念上的混淆。

這一變化與近十餘年來加州學派的興起相輔相成。後者是在吳先生曾經領導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或後來的近代市場經濟分析的基礎上衍伸出來的，反過來又對前者乃至中國大陸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影響並不在於其具體觀點有多少被中國學者所接受，而在於隱身其後的新的規範認識或理論範式。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討論近世中國市場發育的過程時，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把勞動分工與社會分工混為一談。在中國大陸，這樣一種傾向與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去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如影隨形，而對於帶有濃厚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色彩的加州學派來說，無視"社會分工"，自屬天經地義。正如英國學者邁克爾·佩羅曼指出的，西方現代經濟學家，除了馬克思，"幾乎毫無例外地熱衷於斯密的勞動分工觀點"，而"很少涉及社會勞動分工這一領域，以至於在思考生產的社會關係時，社會勞動分工被完全排除在外"。【3】筆者在五六年前曾就此提出批評，指出這一做法"既與斯密的原意大不相符，也造成了現實研究中的敘述混亂"，並希望藉助環境史的方法，"進一步發掘分工與不分工市場的相互關係"，進而找出"擺脫目前之理論困境的最佳途徑"。【4】林剛則依據對斯密原著的閱讀和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梳理，對斯密的"分工"理論及其在中國的不當運用進行了頗具啟發意義的辨析。【5】但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其新著中所做的更加鮮明的闡述。如其所言，讀者往往被斯密在《國富論》的開篇所提及的制針廠的例子迷惑住了：

 　斯密的敘述開始於一個針廠的例子，用來說明分工如何改善了勞動力的生產能力。但是，自那以後，他的注意力就離開了隱蔽的生產場所，轉而繼續聚焦於社會分工（城鄉之間，或不同經濟部門和活動之間的分工）；聚焦於把專門從事不同經濟活動的單位聯結起來的市場交換；聚焦於推動貿易和生產部門之間進一步分工和專業化的競爭；聚焦於政府能夠採取什麼行動，來促進、調節和利用競爭和分工的協作。只是在將近結尾處提倡政府在大眾教育上採取行動的時候，斯密才含蓄地回到了技術分工上。但是，他並沒有像敘述開始時那樣強調技術分工對生產能力的積極影響，反而譴責它對勞動力的毒害。【6】也就是說，在斯密看來，改善勞動能力最重要的，"是出現了專門生產資本產品的部門和出現了專門生產科學知識的個人和組織"，亦即"專業化生產單位和分支的出現（社會分工的發展），而不是單位本身內部工作任務的專業化（技術分工的發展）"。【7】因此，加州學派將明清以來直至今日中國經濟演進的動力一概稱之為"斯密型動力"，可謂大謬不然。

然而，發現其中奧妙的阿里吉，居然還是將中國過去已經發生以及目前正在發生的事情都叫做"斯密道路"，並將"亞當·斯密在北京"的發明權歸於加州學派，則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阿里吉的"澄清"，使這一潭理論之水變得更加渾濁。只有再一次返回這些經典作家的原著，並結合其後眾多理論家，包括阿里吉對他們的閱讀與理解，大致才可以重塑斯密形象。不過，首先要做的，還是探究一下阿里吉是怎樣重演了一幕"龍鳳掉包"的學術大戲。

阿里吉對盛行學界的假斯密現象的發難，是從加州學派的對立面--同屬加州大學的黃宗智

與布倫納開始的，他認為後者"把大規模生產和技術分工抬到了作為經濟無限發展的條件的高度，這就把斯密對這兩個現象的負面看法本末倒置了"。【8】這一批評指出了布一黃學派的一個重要局限，卻構成了對布一黃學派的最大誤解。黃的早期研究確實是將城市化和大規模的農場經營看作是英國截然不同於中國的最重要的經濟發展指標，並把它視為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前途，一度為中國如何擺脫"過密化陷阱"、最終走向與歐美相似的道路而費心儘力，因而多少也帶有歐洲中心主義的意念，但是其目的在於挑戰當時佔主導地位的"商品化等於資本主義化（或近代化）"的規範信念，進而勾勒出一幅市場發育多元化的現實圖景，而且至少就其對20世紀7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所做的觀察來說，黃並未將阿里吉最初發現的亞當·斯密看成是中國經濟發展始終不變的動力。此處不應模糊其理論中隱性的"價值評判"與其對具體的歷史進程所做的"事實裁定"之間的界限。倒是阿里吉本人，其真正意圖乃在於反覆強調東亞"勤勞革命"（亦譯作"勤勉革命"）在中國經濟演進中的作用，極力贊同日本學者杉原薰所提出的"東亞道路"。如此一來，又勢必與其"發現"的斯密模式或社會分工模式背道而馳。於是，經過一番理論改造，阿里吉便將杉原薰模式徑直包裝成後者，認為他"對東亞道路典型的小規模家庭生產的優勢所給予的積極評價完全是斯密式的，其中主要包括：保存了有能力圓滿完成多種任務的勞動力；對生產的自然與社會環境變化作出靈活反應；以及未雨綢繆地解決生產管理問題"。【9】由此發現阿里吉心目中的另一個亞當·斯密：這一位斯密，既非"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理論家與鼓吹者，亦非作為"無休止"經濟擴張發動機的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和鼓吹者，也不是《國富論》第一章描述的那種針廠分工（即"勞動分工"）的理論家與鼓吹者，所有這些，都是後世絕大多數讀者對他的誤解；相反，這一位斯密，更強調"市場是政府的工具"，強調"競爭與分工是現存社會框架內經濟擴張的互動條件"，以及"國家財富是國家力量的來源"，更重要的是，他還發現了一條通向富裕的"自然道路"，或者準確地說，是發現了人類歷史上兩條不同的經濟發展道路。【10】根據阿里吉的分析，斯密加以理論化的這兩條道路，一是以歐洲為典型的"非自然的"或以外貿為基礎的道路，一是以中國為典型的"自然的"或以國內貿易為基礎的通道。它們既非加州學派之"歐亞相似論"所鼓吹的同一條道路，也不是布一黃學派所主張的那樣，即認為歐洲道路比中國道路具有更大的潛力；相反，兩者並無高下之分，且都會導向停滯或高水平均衡陷阱。然而實際上，在阿里吉看來，"斯密本人不但把中華帝國晚期看作市場發展的一個樣板，而且他還認為中國幾乎達到了那種發展的頂峰"，而歐洲道路則是一種"非自然的倒退的"的路徑，故此他"把中國而不是歐洲看作是政府最應該追求的那種市場經濟發展的典範"，"他給歐洲政治家建議的主要方向是把本國的發展過程轉向"自然的"道路"。今日東亞的復興，在阿里吉眼中，也可能表明斯密關於市場發展的這一觀點在某些方面的正確性。【11】

若稍加辨析，便可看出，阿里吉在這裡實際上採用的是黃宗智的邏輯，即把市場形成過程與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區別開來，認為兩者之間，至少就中國而言，存在著根本差異【12】，並以此為基礎，提出"兩種不同類型的市場經濟發展之路"。【13】他也承認，"杉原薰關於勞動密集、能源節約型發展道路類似於黃宗智所說的"內卷式增長""，但是由於黃的這一"沒有發展的增長"的概念，沒有像杉原那樣考慮到"勞動密集生產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持久作用的可能性"，忽略其"進化"和"發展"的趨向，故而被看成是"沒有依據的"。【14】因之，阿里吉與布一黃學派的真正分歧，是對勤勞革命--一種不同於英國工業革命的經濟成長方式--的不同評價，一個看到的是其中消極的一面，一個卻突出其活力所在。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阿里吉又將黃宗智的邏輯來了一個倒轉，在黃宗智那裡屬於斯密邏輯（也包括馬克思）的"工業革命和市場資本主義發展"，被僅僅稱之為"熊彼特或馬克思的發展"；在黃那裡被視為反斯密的市場，即所謂"勤勞革命和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發展"，則變成了"斯密本人從理論上建立起來的"另一類型的"市場經濟發展"。【15】而且這一發展類型一直持續到今日，成為東亞或中國當代復興的火車頭。阿里吉似乎忘記了斯密從來沒有對市場做出這樣的區分。他所做的工作，從這一意義上來看，與其說是"發現"真實的亞當·斯密，不如說是"發明"了一個新的亞當·斯密。這樣的亞當·斯密，既是對既有理論的曲解，也是對歷史事實的罔顧，同時背離了他本人對亞當·斯密的所謂重新"發現"。恰如其著作標題"亞當·斯密在北京"所揭示的，今日中國固然到處都是亞當·斯密，但是這個亞當·斯密與阿里吉所"發現"的真正的亞當·斯密，完全是兩個模樣。

二、"自然道路"與"反自然道路"：一個真實的亞當·斯密

究其實，阿里吉也看到了加州學派有關斯密增長概念的問題，還指出杉原薰關於東亞勤勞革命具有持久重要性的論題，並沒有質疑歐洲道路那種典型的、以工資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生產的競爭優勢"【16】，但他仍然將其歸之於斯密型增長，其原因就在於阿里吉誤解了亞當·斯密關於中西發展道路的論述。從行文中看，他之所以推崇斯密所說的"自然的"道路，與他特彆強調的斯密的所謂"反城市偏見"密切相關。據其研究，這一由羅森堡揭示的斯密的"反城市偏見"，認為農業工人比產業工人更少受到技術分工的負面影響，更具高超的智慧和靈活的技能，"假如有機會成為小私有經營者，莊稼漢將是比大私有經營者更好的企業家"；"任何國家通過商業和製造業獲取的（資本），都是極不穩定和靠不住的財產"，除非至少有一部分"已經在該國土地的耕作和改良中得到了保護和實現"，因為"農業更堅實的改良所產生的財富來源則遠為耐用持久，並且不能被毀滅掉"。斯密因之建議立法者推動"非自然的"道路自動地與"自然的"道路趨同。【17】正是基於這樣的發現，阿里吉一方面承認杉原薰並沒有引證斯密，也沒有質疑歐洲道路，另一方面卻仍然將其有關東亞道路的表述與"斯密模式"連接在一起，並將斯密模式的適應對象轉移至中國。【18】至於所謂的歐洲道路，據其行文判斷，其實是馬克思的立場，儘管後者在《資本論》中所展開的分析，是從"市場和市場條件下的社會分工"開始的，但他"很快就讓我們離開"嘈雜的"市場領域，跟隨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進入"隱蔽的生產場所"，去考察資本究竟是怎樣進行生產以及如何被生產，亦即進入技術分工的領域。【19】阿里吉似乎忘記了他早先作出的判斷，即斯密是從制針廠這一"隱蔽的生產場所"轉向包括城鄉分離在內的"社會分工"。從阿里吉闡述斯密"反城市偏見"的行文中可以看出，斯密對於農業的偏愛並沒有偏離這一"社會分工"的立場，他之強調"自然的"道路，並非返回到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家庭生產狀態，而是強調在以工、農分離為基礎的城鎮工業發展起來之後，這種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資本是如何因其在城鎮的積累過於龐大，競爭激烈，以致利潤降低，被迫流向農村，在土地上擴散，從而"在那裡創造了對農村勞動力的新需求，必然提高了農村勞動力的工資"。【20】據斯密的原著，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各國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的發展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由對外貿易促成的；一種是"隨著農業發展而推廣改進的"，但是"其推廣與改進，在歐洲的現代史上，一般遲於那些由對外貿易促成的製造業"，它實際上是"國外貿易和直接由此而產生的製造業的最後和最大的結果"。易言之，"在歐洲的大部分地方，城市工商業是農村改良和開發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結果"。【21】斯密還詳細探討了工商業都市的增加和富裕對所屬農村的改良與開發所作出的三個方面的貢獻，即"為農村的原生產物提供一個巨大而便宜的市場"；推動都市商人投資於農村，進行土地改良；侵蝕和瓦解了農村舊的的封建體制和農村居民的依附狀態，使其逐步形成一個和城市一樣的社會，即"有秩序，有好政府，有個人的安全和自由"。尤其是後者，斯密譽之為"一種極重要的革命"。【22】他在批評重農主義的思潮時，特別指出，那些"為了增進農業而特別重視農業，並主張對製造業及國外貿易加以限制的"學說，"其作用都和其所要達到的目的背道而馳，並且間接妨害他們所要促進的那一種產業"；相反也是如此。也就是說，斯密真正倡導的是農業、製造業和對外貿易的均衡發展，而非孤立地強調農業的重要性；對他來說，任何特別鼓勵特定產業或特別限制特定產業的做法，都"違反自然趨勢"，都"只能阻礙，而不能促進社會走向富強的發展"。【23】正因為如此，當斯密發現國防需要和國家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一個重大的矛盾--即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國民財富增長一方面使國家成為貧窮鄰國更具吸引力的打擊目標，一方面又損傷了大部分人口的戰鬥力，因為那些專門從事工業、商業和農業的工人既沒有準備作戰，也沒有時間從事軍事訓練，根本無力保衛自己，而在對外貿易極少而只有家庭工業的農牧國家，每個人就是戰士或者可以輕易地變成戰士時，他並沒有主張回到所謂的自然的道路，而是像阿里吉自己所承認的那樣，把他的社會分工優勢理論擴展到"戰爭藝術"上，即建立一支專業化的，依靠機械技術的現代常備軍。【24】就此而論，斯密對所謂"自然的"發展道路的偏愛與其對國防的強調並不矛盾，矛盾的是阿里吉自己對斯密的誤讀。

進而言之，當斯密將歐洲道路稱之為"非自然的倒退的"道路時，他實際上有可能在歐洲的經濟發展史上預設了一條前此而存在的與"中國"雷同的"自然的"道路。而且，諸如利斯、赫利法克、設菲爾德、伯明翰、沃弗漢普頓等地的製造業，在斯密看來，正是"農業的結果"，是"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的"，以致嚴立賢就此總結出一條由斯密描繪的"與中世紀製造業以及原初工業化論者所強調的農村工業完全不同的工業化發生機制與過程"【25】，但在斯密眼中，這一自然道路的演進在當時的經濟生活中並不曾佔據主導性地位，更多的地方走的還是另一條非自然的道路。問題是，前者是如何走上這種非自然的道路的呢？斯密先是在序論中將其歸因於國家政策的不同【26】，繼而又在第3篇"論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中專門來討論到底是"什麼情況使人們採用和規定這種政策"，只是其表述又略有變化，認為"這種反自然的退化的順序，乃是風俗習慣造成的"。【27】不管怎樣，從其對自由的、獨立的、有自己的耕田資本同時又有權利保障的英格蘭佃農，以及自由的、獨立的、與鄉村社會相分離的"都市的勃興與進步"的推許之中，還是可以窺其端倪的。不過，真正揭開其中秘密的還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從中可以看出，這一秘密不僅存在於"隱蔽的生產場所"，更存在於這一生產場所之外，只是需要將時間稍作前移、重點探討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即勞動者和其生產條件的分離的過程。這一部分內容就其結構的安排而言被置於《資本論》第1卷之後，但就其歷史的順序而言，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忽略的。可以說，無論是斯密，還是馬克思，他們重點討論的都是資本主義--更準確地說是"商業社會"--的發展問題，而不是起源問題，儘管各自的側重點不同。阿里吉的錯誤在於將斯密的橫向比較所顯示的空間差異變成了永恆的縱向演進的過程，以致迴避了這樣一個問題：歐洲非自然的倒退的道路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帕特里克·奧布賴恩在批評加州學派關於大分流與工業革命的解釋時曾指出，"什麼開始了工業革命和什麼維持了工業革命的問題就不應混為一談"。【28】同樣，這裡也不應該把資本主義的起源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混為一談；其二，就中國的情況而言，依據阿里吉的引述，斯密的所謂"自然的"道路，亦非所謂的"東亞勤勞革命"，而同樣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經濟演進道路，其與歐洲的不同，僅僅在於其資本的投入是按照先農業、後製造業、最後是對外貿易這樣一個順序依次展開的，相反，"現代歐洲各國，它在許多方面卻完全被顛倒了"。【29】此處顛倒的只是發展的順序，而非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發展道路本身。很顯然，如果斯密曾經對中國作出這樣的描述，那麼這種描述也只是一種理想化的解釋，或者說是對中國現實的誤解，這條道路在中國的歷史上從不曾存在過；阿里吉卻抓住家庭工業（至於勤勞革命，另當別論）這一現實，把它植入斯密的思想體系之中，結果造成了雙重的誤讀。【30】

更重要的是，這樣一種被阿里吉單獨與中國聯結在一起的所謂"自然的"道路，其實只是亞當·斯密設想的一種理想化的模型，而且這個理想化的模型即"自然的順序"，"在所有進步的社會裡都已在某種程度上發生"。斯密堅信：

在所有擁有多少領土的社會，資本總是在某種程度上按照這種順序投用。總得先開墾了一些土地然後才能成立很多城市；總得在城市裡先有了些粗糙的製造業，然後才會有人願意投身於國外貿易。【31】

此處不能忽略引文之中"在某種程度上"這一限定性短語所表現出來的猶豫的心態。差不多同樣的表述在另一處又被設定了這樣的條件：

設使人為制度不擾亂事物的自然傾向，那就無論在什麼政治社會裡，都市財富的增長與規模的擴大，都是鄉村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結果，而且按照鄉村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比例而增長擴大。【32】

實際上，在討論一國資本之用於農業、工業和對外貿易3種事業時，他更傾向於這樣的結論，即"人類繁榮的過程，似乎從來未曾延續這樣的久，使得任何一個大的國家，可從而獲得了足夠的資本來兼營這三種事業"；因此，"同一資本在國內所推動的勞動量有多有寡，所增加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價值有大有小，要看它投在農業上、工業上、批發商業上的比例的不同而不同"。【33】也就是說，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真正走出一條不曾受過干擾的"自然的"道路，面對有限的資本，各國因具體情況的不同，資本投入的結構各有差異，實際上走上了不同的財富增長的道路（非"經濟發展"）。就此而言，斯密在第2篇第5章至少提出了3種財富增長的不同路徑，即北美、歐洲和包括中國、印度、埃及在內的亞洲，而不僅僅是中、歐兩種不同的道路。【34】這是從一國的產業結構以及演進過程著眼的。如果聯繫第1篇第8章的相關論述，也就是從財富的總體狀況與演變趨勢來判斷，中國和印度又各有差異。綜合起來，斯密實際上提出了4條經濟演進之路。【35】如果說歐洲走上的是一條"反自然的退化的"道路，那麼中國也並非像阿里吉聲稱的那樣被斯密奉為"自然的"道路的典範。斯密對中國，還有印度、古埃及等國曾經達到的富裕程度屢屢表示驚訝，但是他還是明確無誤地斷言："就連一切記載所推為世界上最富的這三個國家，也只主要擅長農工業。他們的國外貿易，並不繁盛......至於中國的對外通商，向來就不發達。這三個國家的剩餘產物，似乎大部分都是由外國人運到外國去，換回他們所需要的其他東西，那常常是金銀。"【36】如果說歐洲道路"無論就哪一點說，都是違反自然、違反理性的"，其走向"很大的富裕程度"的過程本身"是極緩慢、極不確定、極易遭到不可勝數的意外事故的阻撓"【37】，那麼中國道路，固然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地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卻也從此"停滯於靜止的狀態了"，看似"未曾退步"，卻也難以前進，畢竟這種"靜止"狀態自馬可波羅訪華至斯密時代已經延續了500年之久；至於東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干英領殖民地，則踏上"社會急速退步"的不歸路。【38】真正走上國民財富不斷增進之途而被斯密奉為典範的，大約只有英屬北美殖民地了。此處財富增長以及相應的人口數量和勞動報酬的增加，既不同於"不增不減"的中國，也不同於"逐漸增加"的歐洲，更不同於急速衰敗的印度，而是處於"迅速增長"的態勢。【39】其關鍵在於此處"幾乎把所有的資本都投在農業上"，而且可以預見，其製造業"一定會隨著農業的進步而產生"。【40】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斯密當時所謂"經濟發展"（實際應為可持續的財富增長）的兩條道路，與其說是歐洲與中國，毋寧說是歐洲與美洲；歐洲與中國之間所顯現出來的差異，與其說是國民財富增長或經濟發展道路的不同，不如說是兩條經濟演化之路的分歧。前兩者涉及的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後兩者則是發展與不發展的問題、或者說發展與停滯的問題。具體而言，就是林剛明確指出的兩條道路，一條"外向的、通過市場交換髮展經濟的道路"，以英、法、荷、葡、西、意等國家為主，強調國外貿易、產業分工、城鄉分離和提高勞動生產率，重在以最低成本獲取最大利潤；一條則是以家庭為單位，以求生為最高準則，以"農業與副業、手工業密切結合，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密切結合，自給性糧食生產與商品性工副業生產密切結合"為主要特徵的"中國傳統經濟發展道路"。【41】儘管這兩條道路，一條以不分工的市場--這是斯密和阿里吉都不曾明了的--為基礎，一條以分工的市場--這是斯密著意強調的--為基礎，按照阿里吉的說法，最後都可能會導向一個所謂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但是由於這是兩條不同的經濟演化之路，而非經濟發展之途，其最終的走向亦有很大的差異：一個表現為停滯或經常性的周期性循環，一個則通過"創造性破壞"而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態勢。至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哪一位學者能夠斷言，前一條道路可以自然地通向後者；當然也沒有哪位學者能夠說明，作為非資本主義的不發達國家共同遵循的前一條道路，究竟在歐洲是怎樣走上後一條道路的。

美國加州大學邁克爾·佩羅曼教授，曾經對歐洲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中或隱或顯的"社會分工情結"進行過系統而深刻的批判。這一批判，從另一個角度，有助於解釋阿里吉為什麼在"發現"或正確地指出了斯密分工理論這一精髓之後，又莫名其妙地棄之而去。據其研究，從亞當·斯密到大衛·李嘉圖，這些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除了極少數人之外，在其公開出版的著作中總是喋喋不休地鼓吹所謂"自由放任"理論，以致此後很少有人會意識到，這些"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也是原始積累的"同謀""；但是，只要認真閱讀他們的日記、信件以及針對時事而發的一些應用寫作，就可以發現，他們對傳統的鄉村生產者為滿足自己需要而進行生產的能力和"特別可惡的韌性"深惡痛絕，"對由市場力量決定勞動社會分工持懷疑態度"，因而其真正的用意和目的，就是把農民和土地分割開來，也就是建議或支持政府剝奪小農場主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強迫他們接受僱傭勞動。正是這樣一種"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與政府干預的政策話語之間的背離，使他們對於勞動的社會分工的表述頗顯模糊和質疑，有時甚至自相矛盾。【42】但如果明了這一背景，事實上也可以從勞動的社會分工角度予以合理的解釋。

如前所述，阿里吉之反轉斯密形象，一個很重要的依據就是斯密的"反城市偏見"。這一點確實不容否認，在其著作中時而可以看到斯密對農業、農民和鄉村景觀的推崇、眷念和讚賞，或者相反，對深受專業化分工之害的城市工人的鄙視。但是依據佩羅曼的研究，此類情感流露，與其說是對"自然道路"的執著，莫如說是在英國的原始積累或社會勞動分工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以後才發出的感慨而已。斯密設想人類歷史會按照四個階段自然地演進，也就是從狩獵、採集、農業社會，依次過渡到商業社會【43】，也多次申述在任何沒有交換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中，都會超越原始狀態，自然而然地形成勞動社會分工，認為這是"一種交流、交易、交換的本性使然"，而不是"任何人類政策的結果"【44】，但是他不時又會感覺到農業與分工之間的矛盾。他在《國富論》的開篇就把"勞動生產力上的巨大進步"視為"勞動分工的結果"，可他很快就意識到，"農業的本質特徵"，不像製造業那樣，"允許如此多的細緻分工"【45】；他對蘇格蘭農民的批評，也顯示了這一點。在他看來，造成蘇格蘭高地經濟落後的原因，在於高地農民還沒有適應現代的勞動分工，他們仍然兼做"屠夫、麵包師和釀酒人"，而非依賴於購買的商品。【46】就如在他之前公開提倡採用原始積累途徑的詹姆斯·史都華一樣，斯密也認為，需要讓現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農場主，從鄉村中那些所謂"多餘的嘴"的人們手中奪過土地"，減少佃農以及其他一些小土地所有者的數量，並認為"這一舉動在歐洲的每個部分都直接預示著進步和更好的工作"。【47】事實上，對於具有"多面手"技能的農民，斯密還給出了一幅"怪誕的漫畫"，認為"每一個鄉村工人都很自然的就養成了閑逛、懶惰、粗心的習慣"，他們"幾乎每半個小時就要被迫換一種工作，換一些別的工具，使他們變得懶散、懶惰，即使在最緊迫的情形下也無法變得精力旺盛"；一旦通過技術和製造業的進步，提高農耕技術，這些農民就"和工匠一樣沒有什麼空閑了"。【48】

同樣，斯密對城市下層工人的看法，並不表示斯密對城市化的質疑。相反，他只是由此而擔心這樣的工人階級"會以一種公開的武力方式，將別人降到和他們同樣的地位"（斯密語），因而需要藉助"法律和政府"對富人的財產予以保護；他還希望藉助於"高工資能使工人階級的文化逐漸消亡，從而使工人們覺得更像小資產階級"。【49】前文提及的斯密之關於勞動分工與國防需要之間相互矛盾的論述，與其說是出於對工人福利的關切，不如說是對富人財富和國家安全的擔憂，故此他呼籲政府"對教育程序進行干預，希望能通過學校教育，使那些有潛在的難以駕馭性的工人階級，更多地接受軍事紀律，接受財產權"，當然也通過專業化的訓練，"培養尚武精神"，以保護富人的財產。【50】

因此，正如佩羅曼反覆強調的，儘管斯密總是"固執地想證明"，在由獨立家庭組成的農業社區中，勞動社會分工和資本主義將會自然地演進；儘管斯密始終不曾明白（在我看來，抑或是不願意明確說出），這些工場為什麼突然出現，這些同樣固執的農業小生產者，為什麼突然放棄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而去接受工場里的僱傭勞動【51】，但是他不時流露出的對農民小生產者的敵意，卻顯示了兩者之間的內在的衝突與裂痕，顯示了斯密之市場取向的勞動社會分工自然進化理論的不可靠，這或許也是斯密為什麼在其討論政府作用時堅持國家干預立場的潛在動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斯密的自然進化論，其最終趨向乃是勞動社會分工的形成與擴大，與阿里吉的"自然道路"不可混為一談，否則我們將很難理解斯密為什麼要反覆申述歐洲道路的"反自然性"。不過，這並不表示以斯密為代表的歐洲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家庭生產始終堅守排斥的立場。佩羅曼在他的研究中精闢地指出，他們對家庭生產的看法，實際上"取決於資本主義發展所處的階段"。

每當自給自足經濟構成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張的嚴重阻礙時，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就會對維持工人家庭自給自足能力的條件，不斷表現出敵意。一旦政治經濟學確認家庭經濟發展幾近停滯，家庭作為生產者的地位將從屬於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經濟學家就似乎對社會勞動分工的演變完全失去了興趣。相反，他們力勸家庭應成為勞動力的更為有效的生產者。最終，當有效需求問題得到更多關注後，經濟學家就將家庭看成了消費場所。結果是，家庭作為生產場所的作用被普遍地遺忘了。【52】

也就是說，一種總體上對資本主義曾經頑強抵制的家庭生產，在資本主義佔據統治地位以後，並不是就此完全消失，相反，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它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工廠生產體系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具體分析詳後）。佩羅曼的討論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不應該對"家庭生產"和"商品生產"、"勞動分工"與"社會分工"或者"歐洲道路"與"勤勞革命"做絕對化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式的理解，更應從歷史的角度理清兩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就此而論，即使斯密對鄉村懷有眷念，他也不可能真的去倡導回歸那樣的田園生活了。

這從他對英國殖民地的農業或經濟發展道路的討論中，可以看得更加明顯。上文已經指出，斯密最鍾情的"自然道路"實際上是美國道路，但有意思的是，斯密並不贊同美洲人按照農業、製造業和對外貿易的途徑自然而然地走向富強之路，更不贊同他們"聯合起來，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歐洲製造品輸入"，進而使本地人獨佔製造業，壟斷全部輸出業"。他認為這樣一來，"將不但不能加速他們年產物價值的增進，恐怕還會加以阻礙，不但不能使其國家漸臻於富強，恐怕還會加以妨害"。【53】相反，對自己的祖國英國，他的態度截然相反。佩羅曼以不無諷刺的口吻指出，儘管斯密信誓旦旦地宣揚農業的優勢，但他事實上並不是英國農業保護的堅定擁護者；這樣的農業，尤其是專門從事農業，在他看來，"是適合所有新殖民地的行業"，是殖民地迅速走向繁榮發展的最佳途徑，至於必需的工業品和奢侈品生產，"購買外國貨比自己生產要來得便宜"。【54】對蘇格蘭，斯密的態度也沒有什麼兩樣，他一方面批評蘇格蘭的落後，另一方面卻不希望蘇格蘭會變成一個與英格蘭比肩的製造業中心，而是要將這一地區"永遠作為依附於英格蘭的原料產地而存在"。【55】可以說，斯密對美國自然道路言不由衷的讚美，充分體現了一位依靠發展起來的勞動社會分工確立其世界經濟霸權地位的英國殖民者的心態，是對當時以工業化英國為中心的國際勞動分工體系的堅定維護。這樣的道路，固然可以使其所在的國度繼續保有某種鄉村的美景，但在斯密那個時代，顯然只是留給被殖民者的禮物。不過，後來的歷史表明，像斯密這樣的"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理論家"，其作為殖民者的意識形態，並不能阻止美國的成長，更不能阻止成長起來的美國對殖民擴張事業的繼續，以及隨後對英國殖民霸權的取代。

三、從繼承到超越：馬克思與斯密"社會分工"理論的聯繫與區別

公平地說，阿里吉對於歐洲道路及其帝國主義特徵，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作出了極具挑戰力的分析，正是這樣的分析構成《亞當·斯密在北京》這部新著最富華彩的一部分。但是，如上所述，作為這條道路堅定不移的"看護人"和闡釋者之一的斯密，卻被他完完全全地遮蔽掉了。這樣的處置手法，實在令人費解。畢竟，連他自己也聲稱，"馬克思和熊彼特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確實極其深刻地洞悉了歐洲道路的特性"，但"在解決歐洲那種以外貿為基礎的發展與軍事力量優勢之間的關係問題上"，"還不如斯密的歷史社會學有用"。【56】在另一處，他甚至指出，斯密和馬克思都把以下幾個特點，即"它的外向性，它嵌入了全球市場，以及它由外貿到工業再到農業的"倒退"的前進方向"等等，看作是歐洲道路的"基本特性"【57】，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將其中的一條道路留給斯密，另一條道路卻送給馬克思呢？僅僅是因為斯密對阿里吉所謂的"自然道路"有所偏愛？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態度何曾有過這樣的情趣？我們不應該忘記，斯密在其著作中所討論的，幾乎全都是英國等歐洲國家的國民財富增長的狀況，為什麼不能把歐洲道路也看成是斯密道路呢？阿里吉當然有自己的理由與依據，這就是在斯密和馬克思之間設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這固然有真理的成分在，可更多的還是誤解和臆造。可以說，斯密與馬克思的不同，與其說是對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各有偏好，不如說是對資本主義本身的認識有所不同而已。此種不同，當然與各自的研究計劃、研究課題、研究戰略以及研究內容的差異有關，也與各自所處時代不同的現實情境以及中心話題有關，更與各自的立場密不可分，但是並不能就此割斷兩者之間的聯繫。

阿里吉是從3個方面給斯密和馬克思劃清界限的。為了行文方便，先從阿里吉所說的第2個重要區別談起。在他看來，馬克思僅僅贊成斯密的1個看法，即"經濟發展的歐洲道路不是建立在短距離（國內）貿易上，而是建立在長距離（對外）貿易上"，而對斯密主張"通過政府行動來反制資本家的權力"和"偏愛以農業和國內貿易為基礎的發展""完全陌生"。【58】第1個問題，姑且放到後文討論，此處主要討論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與國內外市場關係的論述。

馬克思確曾多次說過，15世紀末以來由於"各種大發現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場的貿易需求"，"是促使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一個主要因素"，"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59】，但又曾特別提醒讀者，"正是這個事實產生了完全錯誤的觀點"，這顯然是指對世界市場的作用做過分的誇大，畢竟，這樣的"現代生產方式，在它的最初時期，即工場手工業時期，只是在現代生產方式的各種條件在中世紀內已經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發展"。因此，16、17世紀"商業的突然擴大和新世界市場的形成"，對"舊生產方式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勃興"所產生的"非常重大的影響"，只是"在已經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發生的"；而現代生產方式的形成，反過來以其"固有的、以越來越大的規模進行生產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場不斷擴大"。【60】

之所以如此，在馬克思看來，是這兩種生產方式本質上的對立造成的，因此商業--現在用詞，就是市場--"對舊生產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著解體作用，這首先取決於這些生產方式的堅固性和內部結構"；並且"這個解體過程會導向何處，換句話說，什麼樣的新生產方式會代替舊生產方式，這不取決於商業，而是取決於舊生產方式的本質"。【61】他還以遭受英國征服和侵略的印度和中國為例，以"因農業和手工業的直接結合而造成的巨大的節約和時間的節省"對大工業的產品進行的"最頑強的抵抗"，證明"資本主義以前的、民族的生產方式具有的內部的堅固性和結構"對於商業的解體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礙"。【62】馬克思在這裡，既沒有過於強調工業產品的"低廉價格"優勢，也不曾忽略"直接的政治權力"所起的作用，故而當阿里吉用下面的判斷來反駁馬克思的時候--"至少在中國問題上，使東方屈從於西方的關鍵是軍事實力，而不是隱喻的廉價商品重炮"【63】，他和馬克思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分歧。在一定的意義上，也可以說，馬克思對阿里吉所總結的兩種類型的"市場"（後者用的是"市場經濟"），大約同樣也不會有太多的不同意見。只不過在前者的筆下，一種是"簡單的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一種是服從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市場"或"貿易"。這在他討論商人資本與產業資本、小商品生產者與資本主義生產之相互關係時，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64】與阿里吉不同的是，他沒有將兩者看作是各自獨立、齊頭並進，進而互爭優長的經濟發展之路，也沒有將它們按地域分成兩半，一截贈歐，一截還中國，而是首先分成時間上的先後，進而在其後的地域分歧上，探討兩者之間的糾結、互動以及造成的新變化。

馬克思既否定世界市場對歐洲道路形成的決定性作用，又將資本主義市場與前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區別開來，恰是為了確立他獨特的國內市場論。這樣的國內市場，當然不會否認農業的前提作用，但也不會贊同所謂從農業到工業再到對外貿易這一條漸進的自然的轉化過程。更重要的是，他從農民與土地分離或者城鄉分離的角度來揭示資本主義國內市場的形成路徑，如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以及由此導致的商品市場的擴大，但是與斯密的溫情脈脈的國內市場不一樣，他更多揭示的是這一市場形成的暴力傾向--這就是眾所周知的資本原始積累，以及這一市場的形成對人類生態系統的損害。【65】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彙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佔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與歷史的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恆的自然條件。這樣，他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同樣，在大工業基礎上形成的現代農業，其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量的增大，也是"以勞動力本身的破壞和衰退為代價的"，而且，"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間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66】他的最終目的還是要走向城鄉結合，也就是在工業化所造成的城鄉之間物質循環的新陳代謝斷裂之後，重建新的生態循環體系，從而將被資本主義發展所破壞了的"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重新匯合在一起。這樣的匯合與斯密的鄉村情結有著本質上的差異，乃是對農業和土地的真正的"偏愛"。

當然，由於他的中心話題是討論農民與土地的分離，而且反覆強調"只有消滅農村家庭手工業，才能使一個國家的國內市場獲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要的範圍和穩固性"，"只有徹底地剝奪了極大多數農村居民，使農業和農村家庭手工業完全分離，剷除了農村家庭手工業的根基--紡紗與織布"，"才為工業資本徵服了整個國內市場"【67】，也由於他更主要地是在討論工場手工業的興起與發展、討論這樣的工業組織形式如何為機器大工業的興起準備條件、進而又主要圍繞資本主義工業這一中心，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過程進行系統的探討，這樣就很容易使一般讀者將他的研究歸結為一種"工業導向"、"城市導向"，其研究本身也的確沒有對這一"分離"過程的對立面--農業和工業的結合--在現實經濟變遷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給予足夠重視。但是，無論如何，這並不代表他對這些問題"完全陌生"；相反，他曾在不同的場合對此加以討論，甚至是專門論述，或者將自己的有關看法放在正文的注釋裡面。這些討論，儘管顯得零星和不系統，且多是從負面的角度切入，但卻充滿真知灼見，對於進一步認識近代歐洲鄉村經濟與工業化、城市化的關係富有啟發意義。例如在探討15世紀末的世界市場的革命在歐洲各地帶來的經濟後果時，曾提及在義大利北部產生的"一個方向相反的運動"，即"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趕往農村，給那裡按照園藝形式經營的小規模工作帶來了空前的繁榮"【68】；在討論工場手工業在城市的興起時，他注意到因水力資源的空間分布而導致的紡織手工工場生產"分散在農村"的情況【69】；在討論工場手工業之城鄉家庭手工業的趨勢時，他也承認，即便是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它也"只涉及國民生產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業和農村的家庭副業作為廣闊的背景"【70】，甚至在它以某種形式，"在某些工業部門，在某些地方消滅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庭副業"的同時，"又在其他地方使他們重新出現，因為它需要它們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結果，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在農村日益發展，農民日益被消滅"；另一方面，"這些農民不斷重新出現，雖然他們人數在減少，處境日益惡化"。不過，這樣的農民，是"一個新的小農階級，這些小農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把產品直接或通過商人賣給手工工場"。【71】馬克思在這裡實際上對工場手工業前後的小農經濟做了性質上的區分，從而與阿里吉的"勤勞革命"劃清了界限。同樣，機器工業興起之後，馬克思固然一再強調這樣的工業才能徹底剷除農村家庭手工業，但它並沒有否認"家庭工業"的存在。這樣的"家庭工業"，指的是"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場中進行生產的"勞動單位，但是馬克思明確斷言，它"與那種以獨立的城市手工業、獨立的農民經濟，特別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為前提的舊式家庭工業，除了名稱，毫無共同之處"，"它現在已經變成了工廠、手工工場或商店的分支機構"，這些"分散在城市和農村的家庭工人大軍"，不過是"由大工業和大農業所造成的"過剩"人口的最後避難所"。【72】馬克思注重的是"工場手工業不斷地轉化為工廠、手工業不斷地轉化為工場手工業"的大趨勢【73】，可也沒有否認這個曾經"構成封建生產方式的基礎"的"小農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在"封建生產方式瓦解以後又和資本主義生產並存"的歷史事實。【74】但是，在後一種情況下，其生產的主體，也就是獨立農民或手工業者，已經分裂為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兩重身份"，結果是"他作為資本家來僱傭他自己這個工人"。【75】雖則如此，他對工場手工業的討論，畢竟還是忽視了鄉村手工業一度的勃興及其對機器工業形成的積極作用，這一點已經被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的原工業化研究填補了。也正因為如此，阿里吉所總結的純粹的歐洲道路，就要打上問號了。

從上所述可以看到，阿里吉之關於亞當·斯密與馬克思學說的第3個重要區別，實際上並不成立。據阿里吉判斷，斯密的研究計劃，把他從偏重技術分工的針廠帶出來，著重考察"市場與社會分工"，而馬克思則讓自己進入隱蔽的生產場所，著重考察"勞動和資本的關係以及技術分工"。【76】這樣的批評，對於絕大部分西方現代經濟學家或1960年代之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來說，可能比較貼切，但是對於中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更重要的是對馬克思本人來說，可以說是毫無根據。這樣的指責，未曾注意到馬克思在討論社會分工與勞動分工（或叫技術分工）相互關係時所採取的辯證態度。他討論技術分工，是為了揭示由此造成的社會分工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帶來的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及未來走向；他之討論技術分工，也不是像後來的不少學者所誤解的那樣，把它作為區分資本主義生產與非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標準，而是放在社會分工體系之中予以綜合考察。事實上，阿里吉這個判斷本身就已經包含著社會分工的內容，如"勞動和資本的關係"；在給出這個判斷之後所做的一系列論證，更是明確得出了一個相反的結論。例如他指出，"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單位規模的擴大和技術分工的提高，無論對經濟效率和勞動素質產生什麼影響，都是資本所有者在與勞動力所有者的關係中獲權或致富的基本條件"，"是導致勞動日益實質性屈從資本的工具"。他還指出，馬克思明確贊同斯密的觀點，"即技術分工對經濟發展的好處從根本上遠遜於社會分工"，因為，"正是技術分工的影響造成了勞動力的道德和智力退化"，"把工人變成畸形物"，但是另一方面，以這種技術分工為基礎的大工業"決定了勞動的變化、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從而"通過它的災難本身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儘可能多方面的發展是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並且使各種關係適應於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最終"用郡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整個人"，只是阿里吉誤解了這段話的意思，也未曾引用加下劃線部分的內容，而將勞動的變換、更動等，視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77】。此外，他還特別指出，即使在描述19世紀各個產業中正在出現的工業革命時，馬克思"強調的重點也幾乎完全放在社會分工而不是技術分工上"，並認為馬克思的描述"沒有任何東西與斯密的敘述不相一致，即把經濟發展看作是日益提高的社會分工驅動的過程，包括出現了專門生產資本產品的部門以及專門生產科學知識的個人和組織"，而這樣的過程，"並不是僱傭工資勞動力的單位的規模越來越大，而是支撐這個過程的資本的自我擴張"；這種以"破壞性的平衡"為特徵的自我擴張，就是後來熊彼特所說的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78】馬克思和斯密的手，在被阿里吉的分析造成短暫分離之後，又終於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再沒有更精彩的語言來取代阿里吉上面的概述，但是這裡還是想要針對學界的一些誤解，多說幾句馬克思對技術分工、社會分工與資本主義形成的關係所作的闡釋。《資本論》第1卷在"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和社會內部的分工"這一節最後一段，做了這樣的總結："整個社會的分工，不論是否以商品交換為媒介，是各種社會經濟形態所共有的，而工場手工業分工卻完全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獨特創造。"【79】於是，不少學者便把工場手工業的內部分工，即技術分工的形成與否，看作是資本主義誕生最重要的標誌乃至唯一標誌，但是如果聯繫作者前面的論述，不難發現，這樣的分工必須具備一個"起碼基礎"，即生產資料"獨立化為資本而同工人對立"，也就是勞動者與其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的分離造成的社會分工，而工場手工業分工一旦形成和發展起來，反過來會進一步鞏固社會分工，即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工，甚至催生新的社會分工，兩者互相促進，共同推動所謂勞動分工的歷史演進。【80】因此單純強調社會分工，就像過去局限於從僱傭關係的角度去搜尋資本主義萌芽，或者單純強調技術分工，就如當今某些加州學派的代表性人物所做的那樣，都不足以完整地解釋資本主義或近代化的起源和發展。但是如果突出社會分工的基礎作用，而各種社會經濟形態又都會存在社會分工，那資本主義不是遍地開花嗎？馬克思對於社會分工本身（包括技術分工），就像對待小農經濟一樣，實際上採取的也是一種歷史的態度，是用一種動態的觀點來看待的。也就是說，在前資本主義的早期社會形態中，這樣的分工是固定的，其職業的分離固然是"自然發展起來的"，但最後卻"由法律加以鞏固的"，結果在這樣的社會中，"一方面呈現出一幅有計劃和有權威地組織社會勞動的圖畫；另一方面，工場內部完全沒有分工，或者分工只是在很狹小的範圍內，或者只是間或和偶然地得到發展"。【81】相反，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中，計劃性、權威性和組織性等屬於"工場內部分工"（技術分工），而偶然性、隨意性和無政府狀態則是社會分工的基本特徵，而正是這種動態的、變化不定的特徵，它的雜亂無章所導致的無休止的競爭，推動了"工場內部分工"的發展。我們總是用"看不見的手"來比喻市場、分工或專業化對於經濟活動的調節作用，實際上，這隻"看不見的手"只是隱蔽在各自相互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也就是在社會分工之中）；而在家庭、宗族、社區以及企業之中，則完全是另一副模樣，稱之為"看得見的手"，應是最貼切不過了。【82】馬克思以極具震撼力的語言，用一種鋪陳的方式，生動地比較了資本主義社會這兩種分工的區別和聯繫，並道出了前文所說資本主義生產之"創造性破壞"的動力根源【83】，茲不贅引，但需要指出的是，阿里吉在引用這段文字時，卻將作為動力之源的"社會分工"在資本的自我擴張中的作用遮蔽掉，並指責馬克思未能說明資本家之無休止積累的原因，實際上有失公允。兩者之間真正的不同或許在於，斯密所看見的是一種促進社會整體和諧的"看不見的手"，而馬克思所揭示的則是有可能導致社會經濟巨大破壞和危機的充滿暴力剝奪色彩的"看不見的手"。

至此，我們對阿里吉所說的馬克思和斯密的"第一個不同"，即斯密的以追求效用為目的的商品交換邏輯（C-M-C）與馬克思的以追求積累貨幣為目的的價值增殖邏輯（M-C-M）的不同，已經無需再做辨析了。但是，阿里吉在這三大區別之外所提到的另一個重大差異，即兩者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家的作用--或"看得見的國家之手"【84】一的不同認識問題，免不了還要羅嗦幾句。阿里吉認為，馬克思研究的課題，不像斯密主要討論"國家如何致富和獲取權力，而是資本所有者相對於勞動力所有者如何獲取財富和權力"，因而他的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部理論都是"建立在一個沒有國界的世界的前提下"，儘管這一理論，富有洞見地預見了今日的"全球化"，但其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普及"的預測，卻是錯誤的。【85】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國家"對其他國家非資本主義經濟的破壞和通過移居剩餘人口對外國實行的殖民化，並沒有如《共產黨宣言》所說，按照資產階級歐洲的面貌建立起一個世界，而是建立起一個不利於歐洲工業的原料供應者的世界"。【86】我們對阿里吉有關現實世界的判斷自無異議，那樣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但是如果因之認為馬克思不重視國家的作用，或者設想了無國界的全球資本主義世界，恐怕難以讓人苟同。或許馬克思的國家觀念與斯密的大不相同，但對於國家在資本主義形成與擴張過程中的作用，他還是給予相當的關注；而且與斯密固守英國的殖民霸權不同，他討論的是以國家為主體的資本主義體系在全球擴張過程中的競爭、衝突以及由此造成的霸權轉移，也就是從一個動態的角度來討論資本主義全球化或國際勞動分工體系的演進問題。他之關於15世紀以來威尼斯與荷蘭、荷蘭與英國以及隨後的英國與美國之間相繼發生的故事，不正是500年來全球歷史的真實寫照嗎？他之關於世界面貌的改變，實際上寄託了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人民抵禦殖民統治的希望，這樣的反殖民運動也以自己的方式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因此，他之"變平"的世界，並非"資本主義世界的變平"或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而是世界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之後建立起來的共產主義大同社會，一個遙不可及的烏托邦世界。可以說，馬克思繼承了斯密，更超越了斯密。也正是這一點，經過阿里吉的批判性改造之後，構成他本人全球體系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四、"東亞奇蹟"與"歐洲道路"的糾結：杉原論題的意義及其局限

儘管有如此多的自相矛盾之處，阿里吉還是費盡周章地要把馬克思和斯密完全隔絕開來，或許與阿里吉本人所要解答的問題有關。與以往的研究不同，他不是要回到近代中國在西方進逼之下為什麼失敗的問題，而是要探討"中國如何以及為什麼在一個多世紀政治經濟衰落之後，能夠如此迅速地重新獲得如此之大的進展"。【87】但是那些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學者，對於東亞特別是中國過去的落後總是耿耿於懷，而號稱發現18世紀中國新形象的加州學派，總是把中國過去描繪得充滿活力，並將這種活力歸之於被他們不自覺誤用的"斯密型動力"，以致阿里吉最終選擇後者作為思考的起點。不過，由於加州學派只是討論了18世紀，對19世紀的中國幾乎異口同聲地予以否定，對於20世紀的中國缺少系統的論證，對阿里吉來說是一隻斷了線的風箏。相形之下，只有杉原薰的研究最符合他的旨趣，故此，儘管杉原討論的核心國家是日本，但還是被阿里吉搬過來，予以"修正和進一步擴充"【88】，作為探討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崛起的核心線索。然而由於杉原論題本身的局限，兼以阿里吉對杉原同樣存在誤讀之處，故而愈發使得人們對其所謂的東亞道路疑竇叢生。此處則有必要對阿里吉的"修正"重新審視一番，更有必要對杉原薰的論題做同樣的工作。

杉原薰對1500年以來東亞經濟發展之路的討論，大體上可以歸結為如下概要式的表述，即"兩條道路"、"三個階段"，外加"一個主體"、"一個中心"。其核心概念即是阿里吉反覆強調的"東亞道路"，這也是後者將杉原與斯密勾連起來的重要依據，亦或正是杉原對"東亞道路"的闡述及其兩條道路的理論啟發了後者對亞當·斯密的學說進行創造性的重構。杉原的研究，旨在承繼和突破彭慕蘭的大分叉（大分流）理論，對以"歐洲奇蹟論"為核心的現代世界體系發展史做出進一步的挑戰。後者認為1500年以來的歷史，就是工業化的歷史，而工業化首先源於歐洲，繼而擴及全球，而且各個國家的工業化都只是這一技術傳播鏈條上的一個部分。【89】與彭不同之處在於，他不是去強調工業化之前中歐之間的相似性，也不像彭那樣悲觀，雖然延遲了中英分流的時間，但也更加決絕地截斷了中國通向工業化的坦途，而是更多地揭示亞歐之間的差異，並將這樣的差異看作世界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在他看來，500多年來的全球歷史，"實際上有兩條發展道路，一條是起源於西歐的工業革命的道路，另一條是東亞所開創的勤勞革命的道路"。這兩條道路從最初的並行不悖到後來的碰撞與融合，決定了全球經濟發展的歷史，據此可以劃分為3個階段：第1階段為1500-1820年，兩條道路各自發展，互不影響，發展成就也不相上下。【90】1820至1945年為第2階段，這一階段始於英國19世紀上半葉的工業化，漸而形成兩條全球工業化的道路，"一條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和資源密集型技術發展之路，另一條是以東亞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節約型技術發展之路"【91】；由於西方列強對國際秩序的主導和東亞自身的土地資源限制，後者並未對既有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提出挑戰，而是與前者形成一種"互補模式"，並因之使東亞的"人均GDP得到穩定而明顯的提高"，只是"沒有能夠趕上西方發展國家人均收入增長的步伐"。【92】從20世紀後半葉開始，全球經濟進入第3個發展階段，這是一個前述兩條道路在跨太平洋地區實現充分交流與融合的階段，因而也是東亞經濟高速增長，出現"東亞奇蹟"的階段；這一"奇蹟"所昭示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化道路"成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能採取的一條現實途徑"，也為扭轉全球收入差距的擴大提高了"可能"，繼而在"歐洲奇蹟"這一"打開了世界經濟變革之門"的"生產的奇蹟"之後，創造了"分配的奇蹟"，"把全球工業化的好處帶給了世界上更多的人"；而且這樣的"東亞復興之路一直注重和提高能源節約型技術"，其與西方模式的融合，有助於糾正後者內在的弊端，促進全球"工業化的進一步深入"，除此別無他途。【93】

如上歸納，不見得全面和準確，但大體上已經顯現出杉原的宏闊視野。他既不局限於在一國內部尋找某種經濟發展的邏輯，也不僅僅是將中國、日本與歐洲或西方做一番比照就完事大吉，而是把這樣的東亞模式置於全球歷史的洪流之中，探究其與西方工業化道路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由此導致的東亞乃至全球經濟的增長軌跡。而且，由於這樣的東亞模式，如下文所述，正是一種以家庭或村落等社區共同體為中心的經營模式--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沒有分工的市場"模式，因而他實際上也是將其與斯密的社會分工模式以及由此延伸的國際勞動分工模式融於一爐，探究其間的相互關聯及其變動趨勢。但是與中國大陸曾經流行的"帝國主義經濟侵略與自然經濟解體"這樣一種非此即彼式的解釋體系不同的是，杉原所做的是在突出強調過去中國學者所說的"自然經濟"、"小農生產"或杉原本人所謂的"彈性專業化"在500年來全球經濟體系演化過程中的至為關鍵的重要作用。從這一角度來說，杉原的研究，與其說是"斯密式"的，不如說是"反斯密式"的；而且正是由於杉原未曾質疑斯密學說，甚至把它當作既定的事實或真理而接受，他的"反斯密"的色彩就更加濃厚。

如杉原所言，其研究對象是一些非常小的、且常常能夠從政治動蕩和生活方式的變遷中延續下來的單元，例如家族（主要是家庭形態，但不全是）或村莊共同體，這些單元一直作為地方性的重要組織，決定著技術和制度的發展路徑。【94】在人地關係高度緊張的東亞地區，這些分散的、在小塊土地上耕作的農民家庭，固然不曾走向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或一些新制度經濟學文獻中的英國式道路，即產權明晰、階級分化和大規模農場的建立，但也並不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缺乏一種內部變遷的動力"，"既不需要進行技術方面的改進，也不必像資本家那樣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相反，與英國農村那種由"看不見的手"造成的以專業化為基礎的階級分化（class　division，中譯本翻譯為"群體分工"）模式，或者叫社會分工模式--即從一個"多面手"的農民轉向失去跨崗位技能的農業工人--相比，這些東亞農戶的家庭成員，則不僅具備不局限於從事單一工種的能力，也具備與家庭其他成員進行協作的能力，也能像前引阿里吉所總結的那樣，"對生產的自然與社會環境變化作出靈活反應；以及未雨綢繆地解決生產管理問題"。而作為一種"看得見的手"--不由市場而由個人直接支配勞動，這些東亞農戶的戶主，能夠"按照生產需要配置勞動，對家庭成員的消費、儲蓄等活動進行安排，甚至可以控制孩子的數量，同時也控制家庭的規模"。其變化的動力，也主要是來自家庭與村莊共同體，而不是"諸如國家所建立的所有權制度等村莊的外部力量"，是社會的而不是法律的，儘管"強調父權主義與社會和諧（譯為"社會強制"應更為準確）也可能帶來直接的反抗或人身壓迫，但他們與專制主義或個人好惡不一定就是同義語"。因此，這些獨家經營的農戶，即使沒有土地，"也比那些大型農場主們更有理由通過努力獲取回報，增加支出或收入"；他們"對理性的、精英統治的和市場取向的追求一點也不比其歐洲同行差"。在杉原看來，這樣一種"彈性專業化"的生產模式，雖然"沒有帶來一些大的發明，沒有出現股份資本和長距離貿易，但其制度方式還是為勞動密集型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最好的契機"。【95】正是這種勞動密集型技術的發展，才使日本在德川時期不僅沒有出現馬爾薩斯式的瓶頸，還以其發展起來的鄉村工業導致德川晚期日本城市的衰落，多樣化打敗了專業化與社會分工，也使日本在19世紀80年代後有條件採取"鄉村導向的發展戰略"，走上"勞動密集型工業化"道路，更使日本在戰後發展過程中最終選擇了資源節約型技術發展之路。【96】杉原對東亞"小農生產"的這些聽起來擲地有聲的論辯，與前引亞當·斯密有關城鄉關係的討論，可謂大異其趣。

杉原的描述，增強了我們對"沒有分工的市場"進行重新思考的信心，然而，杉原的問題也出現在這裡。他從速水融那裡借來"勤勞革命"的概念，但又過於倚重所謂"路徑依賴"的理論，把歷經500年的家庭經營模式視為某種一成不變的東西，結果混淆了這種生產模式在不同階段的質的區別，而在我們看來，任何單純的、不變的歷史因素或傳統，都不可能單獨解釋這一因素在不同歷史階段次第發生的各種變化，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把這一因素從那些與其相互作用的各種力量中孤立地抽象出來進行考察，因為此種合力的作用，與其看作是某種獨立個體之間類似機械力學的物理作用，不如看成是一種類似於"化學反應"的生成過程更為恰當。在杉原的敘述中，這些模式被分別稱之為"勤勞革命"、"勞動密集型工業化"、"資源節約型技術"等等，但是由於這些概念及其反映的事項幾乎都是對不同時期西方經濟增長方式之變遷--如資本密集型工業、能源密集型工業等等--所做的回應，因而也都深深受其影響而呈現出多樣化的面相，有時兩者甚至是相輔相成的。例如明治時期近代化交通運輸事業的發展以及化肥工業的興起，對這一時期日本農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正如速水佑次郎等學者指出的，"這取決於伴隨著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不同部分之間勞動分工的進步"【97】，因此，僅僅用一個"勤勞革命"或"彈性專業化"的概念就把它們統統包裹在一起，顯然大為不妥。尤其是"彈性專業化"概念，更有其特定的含義，而且也是歐美工業化高度發達階段的產物。【98】實際上，日本社會在充分利用其勞動密集型技術來對西方不斷變化的衝擊進行回應時，其自身也逐漸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最終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如杉原在文中也透露出來的，完成了人口的城市化過程，變成一個地地道道的工業化社會。因此，日本的成功，實際上是以"不分工的市場"開始，而以分工的市場終結。另一方面，日本之回應歐洲道路的成功，也不能完全歸功於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勤勞革命"，被其忽視的"社會分工"、"城鄉分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德川時代日本兵農分離和商工農分離體制，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採取的重工業化策略及其對技術的重視和壟斷，脫離了後面這些因素，我們很難明白日本為什麼最終走進的是工業化社會，而不是什麼農業的"桃花源"。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以家庭為單位的工農結合的形式在日本已經完全絕跡，相反，前引速水佑次郎等學者的研究顯示，從1960年到1978年，日本以農業為兼業的農戶數量，不單沒有下降，反而從全部農戶的30%躍至70%，農業家庭的人均收入也在上升，至1975年已經高出城市工薪家庭近15%，儘管其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還是非農業所得。在這些研究者看來，"兼業農業的擴張已成為了限制專職農民擴大經營規模的一個因素，但同時它也有助於農業與非農業收入水平的平等，而且防止了農村人口的減少和城市的過度擁擠，從而對社會的穩定作出了重要的貢獻"。【99】但無論如何，這也不是過往的那種"小農經濟"了。

與此相關，當杉原引入一條與歐洲道路並行的東亞道路來重新解釋世界經濟體系的歷史時，他並沒有對後者做出合理的解釋。由於開啟東亞道路的"勤勞革命"，也同時出現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歐洲，這是杉原自己也承認的，人們依然會發出這樣的疑問，即為什麼東亞如此成功的"勤勞革命"最終並沒有自動地走向工業化的道路？由於杉原既不同意彭慕蘭的"偶因論"，又認為東亞國家已經成功地擺脫了以饑荒、瘟疫和戰爭為標誌的"馬爾薩斯陷阱"，故而只能重新回到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理論，並對"馬爾薩斯陷阱"予以重新解釋，使之從經濟停滯的結果變成發展中的困境。【100】但無論如何，東亞之沒有導向工業化，依然是包括杉原在內的所有學者都不容否定的事實。至於杉原所稱"全球工業化"的"大分叉"，也只是工業化道路的分叉，而非彭慕蘭所指工業革命起源的分叉，前一種分叉當然更有利於改變日本等後發現代化國家在歐美主導的國際勞動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卻改變不了這一分工體系本身，也沒有挑戰西方的經濟霸權。【101】因此，不管以後的東亞因素如何充滿活力，其與西方不斷變化中的工業的關係，是互補也好，還是融合也好，歸根到底也只是在對西方的道路進行一種修飾或調整【102】；如果偏要在東西方之間劃清某種界限的話，我們至多只能誇耀類似於"東方的曼徹斯特"這樣的夢囈了。說實話，迄至今日，東亞地區被裹挾在發端於西歐的"社會大分工"的全球化浪潮之中而不能自拔，仍然是一個不容迴避的事實。而杉原為了誇大東亞道路的重要性，實際上有意無意地迴避或輕視全球工業化進程中新型國際分工體系對東亞經濟變遷的改造作用。只有認識到這一點，而非沉迷於所謂的東亞道路，才有可能設想一個完全不同的未來。話語層面的"反斯密"，並不能替代實踐層面的"反斯密"。在後一層面，所謂"東亞道路"自身，實在是充滿太多的不確定性。

杉原困境的癥結之一在於其隱蔽的民族主義或國家本位的立場。其所提出的東亞道路，更確切地說，應該是日本道路。將東亞作為一個地理上的整體來與西方進行對比，無疑可以抬高東亞的分量，但也不可避免地掩蓋了其內部的差異與矛盾，尤其是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區別與裂痕，同時也掩蓋了日本與歐美經濟本質上的共同之處。此處絕無意於否認日本道路、日本經驗的重要性，無意於否認日本道路對500年世界經濟變遷的重大影響或貢獻；對於19世紀中後期日本經濟轉型的巨大成功，對於戰後日本的迅速崛起與日本奇蹟的創造，沒有人可以輕易地從歷史的書寫中一筆抹殺，相反倒是應該給予濃墨重彩的描繪。但是如果將杉原的日本道路僅僅理解為東亞"勤勞革命"的延續，而忽略了日本對歐洲模式的成功吸納，也就是將曾經"脫亞入歐"的日本道路再"離歐歸亞"，無視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歐洲道路的碰撞、衝擊與競爭對日本經濟轉型與經濟發展的滲透、影響與改造，顯然無法解釋日本道路的歷史走向，也無法解釋由此造成的東亞內部經濟、技術上的不平等及其殖民侵略給其他國家曾經帶來的巨大災難。東亞作為一個整體的GDP總量的增長，並不能掩蓋其內部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實事求是地講，杉原並沒有否認這一點，而且多次提及這一問題，但畢竟被他做了淡化處理。比如明治政府所謂"鄉村導向的發展戰略"，與甲午戰後日本的殖民侵略所攫取的資本與資源的支持脫不了干係。而且，據嚴立賢的研究，經過中日、日俄兩次戰爭，日本由早期那種以國內市場為基礎、以農業發展為前提、工農業協調發展的自下而上的工業化模式，逐漸轉換到了"嚴重依賴國外市場、在政府主導下重工業畸形發展（尤其是軍事工業）、以對外擴張為導向的反動的自上而下的工業化"，使日本近代工業成功地完成了"進口一進口替代一出口"的過程，即"雁行形態"，使日本成為一個介於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與東南亞國家和中國之間的"中間型"或"半邊緣"國家，在東亞內部形成以日本為主導的不平等的區域性國際分工格局。【103】

至於戰後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則是在冷戰體制下美國對日本的扶植與保護的國際環境下形成的，包括韓國、台灣、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國主導的新的國際分工體系的一部分。總之，應承認小農經濟的活力，但不能就此否認東亞近代化過程中的殖民與被殖民的事實，當然也需要正視後殖民時代某種自我殖民特性對於社會分工的影響。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也贊同杉原薰和阿里吉關於這種小農家庭經營模式在中國近代經濟成長乃至復興過程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否定其殖民行為對於日本自身經濟增長的刺激、改造和推動作用，實際上反而無法彰顯中國的日本同行在更加險惡的國內外環境中所做出的更加艱苦卓絕的努力。由此也顯現出東亞的兩種不同的農工結合之路，一是曾經受惠於殖民者和殖民行為，另一則是在對殖民者的抵抗之中走向融合。

應該指出的是，杉原對西歐"勤勞革命"的忽視，實際上也潛在地預沒了歐洲道路的純粹性，遮蔽了歐洲道路自身的複雜性及其自我調節和內在轉化的能力。如前所述，馬克思在討論資本主義起源時，並沒有忽視鄉村工業與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工業之間的關係，但畢竟沒有系統地討論這一問題。此後一直到20世紀中葉，西方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主要興趣集中在城市和工廠制度，僅少數學者系統地探討了家庭手工業和鄉村手工業與工業化之間的關係。直至二戰以後，隨著工業革命研究的不斷深入，一大批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如多布、波斯坦、霍布斯鮑姆、羅斯托等，都將研究重心轉向農業和農村，試圖從農村而非城市尋找資本主義或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終於在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學者孟德爾斯首開先河，在歐美經濟史學界掀起了原工業化研究的潮流。儘管這樣的研究從一開始就備受爭議，但正是在長期反覆的爭論過程中誕生的眾多理論和實證性的研究，使人們對工業化前後歐洲城鄉關係及其變動、歐洲鄉村工業興起與社會變遷有了比以前更加清晰的認識。【104】也就是說，這樣的爭論，動搖了這一理論的倡導者和支持者有關"原工業化--工業化的第一階段"的判斷，反而從不同側面揭示了歐洲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鄉村工業化普遍存在的事實，也大體肯定了它與工業革命錯綜複雜的關聯及其在近代人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作用。至少表明，被視為歐洲道路之產物與核心的工業革命，其形成和發展，與以家庭為主體的鄉村工業並非完全絕緣，現代歐洲社會城鄉之間的對立，實際上也曾經歷過非同凡響的城鄉融合過程，而且一度是以城鄉之間的融合為橋樑。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城鄉融合，在工業革命和城市化運動佔據決定性主導地位之後，其傳統也未曾斷裂，甚至歐美許多國家和地區因為城鄉之間的尖銳對立逐漸形成一種反城市化的"逆流"。

五、鄉村經濟：一個未完結的征途

經過如此漫長的理論旅行之後，我們還是應該回到阿里吉論題的起點，當然也是其終點之處。實際上，從前面的討論中也可以看出，我們和阿里吉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比如他對亞當·斯密所舉針廠之例的重新解讀，對兩種市場即"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區分，對斯密偏重政府干預作用的認識，尤其是對歐洲道路與世界體系之霸權轉移的精彩闡釋，均沒有太大的分歧，甚至大體一致，或甚為敬佩。即使是他用"勤勞革命"、"東亞道路"或"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來解釋當代中國經濟復興的社會根源時，存在某種極端化的傾向，但在許多問題上，還是會引起同感和共鳴，畢竟我們的核心關切都是如何看待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落後、愚昧的小農經濟，一種"農工結合"的家庭經營模式，其歷史的、現實的與未來的命運。但是，綜觀全書，不能不感到遺憾的是，他在理論上造成的混亂並不少於他在理論上的洞見，他對一些歷史事實的盲視同樣不亞於對其他諸多現象所表現出來的敏銳。畢竟，在經過阿里吉的辨析之後，我們對何為斯密、何為馬克思，不是更加清晰，反而愈益模糊。我們當然希望通過再一次的辨析，可以稍稍修復一下斯密或馬克思的原貌，同時對本文的核心概念有一個相對明確的界定。

不過，這並非阿里吉一個人的問題，任何理論都有其跛腳之處。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停滯論，還是黃宗智的過密化論，抑或杉原薰和阿里吉的活力論，都將小農家庭經營模式"固定化"了【105】，他們都是將某一階段的特別表現擴展至整個歷史時期，進而得出一個普遍性的結論，因而都是以偏概全。在考察小農家庭與現代經濟的相互關係時，我們真正要做的，是把它放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之中，進行歷史化的區分，即把現代經濟興起前的小農家庭與現代經濟興起後或受其衝擊的小農家庭經濟區分開來；同時也不應該把"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或者其中最核心的城鄉關係截然對立起來，而是從兩者的相互關聯之中作綜合性的考察。我們更希望採取環境史或生態史的視野，把它們置放於一個不斷變動著的生態系統之中進行分析。如此，以上3種論說，也就都有其合理之處，同時各有其弊端。或許，他們所爭論的同一個對象，並不能自發地導向資本主義，但這並不代表資本主義興起之後它還是一無是處，而且不會生成新的面貌，也不意味著它與國家和人民真正的發展完全絕緣。此處倒是應該贊同阿里吉的觀點：歐洲道路在全球發展過程中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且愈益明顯，而"勤勞革命"--我們更願意用"沒有分工的市場"這一概念，則有可能是克服這一局限以獲取進一步發展的"最大希望"。當然，對這一概念本身也不能做固化的理解，其所反映的經濟演變模式，在過去的中西大分流中固然敵不過斯密的社會分工模式，但並不代表在經歷過斯密的這種社會分工模式衝擊和改造之後，尤其是在斯密模式本身逐漸走向其環境極限的時候，它不會以一種全新的形式再生，並成為未來最先進的生產力代表。毫無疑問，這也需要我們做出更加艱苦的論證。

注釋：

【1】吳承明：《市場理論與市場史》（原栽於平準學刊編輯委員會編《平準學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論集》第3輯下冊，中國商業出版社1986年版），《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雲南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11-222頁。

【2】參見夏明方《"斯密型動力"、過密化理論與生態變遷--多元視野下的舊中國農村商品化問題》，《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2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165頁。

【3】[英]邁克爾·佩羅曼著，裴達鷹譯：《資本主義的誕生--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種詮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頁。

【4】夏明方：《老問題與新方法：與時俱進的明清江南經濟研究》，《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第122頁。

【5】林剛：《關於斯密型動力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6-11頁。

【6】[意]喬萬尼·阿里吉著，路愛國、黃平、許安結譯：《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44 -45頁。

【7】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47頁。

【8】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64頁。

【9】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64頁。

【10】喬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33-34頁。

【11】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51、61-64頁。

【12】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16頁。儘管黃宗智與加州學派之間的爭論似乎水火不容，但黃的這一判斷基本上還是被後者所吸收了；區別在於雙方對18世紀中國市場發育程度的估計不同，對工業革命前後歐洲經濟演變軌跡的認識也有很大差異。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黃的判斷更具靈活性，加州學派則將兩者之間的關係完全截斷了。奇怪的是，阿里吉在其行文

中卻將這一判斷稱為一種"新的認識"，並將其主要歸功於加州學派。

【13】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33頁。

【14】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30-31頁。

【15】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33頁。

【16】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64頁。

【17】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53 -55頁。

【18】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64頁。

【19】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43頁。

【20】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54-55頁。

【21】[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370、378頁。

【22】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70-378頁。

【23】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251-252頁。

【24】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58 -60頁。

【25】嚴立賢：《中國和日本的早期工業化與國內市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頁。

【26】斯密指出，"對於各種產業，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發展的國家，怕還沒有"，實際上，"有些國家的政策，特別鼓勵農村的產業；另一些國家的政策，卻特別鼓勵城市的產業"；而"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歐洲各國的政策，都比較不利於農村的產業，即農業，而比較有利於城市的產業，即工藝、製造業和商業"。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2頁。

【27】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49頁。

【28】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22頁。

【29】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49-50頁。

【30】亞當。斯密在另一處提及，就一般情況而言，富裕國家獨立行業的專業化程度高，而兼職謀生，"多半在貧國才有"。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11頁。

【31】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49頁。

【32】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47頁。

【33】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57、335-336頁。

【34】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29-344頁。

【35】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58 -80頁。

【36】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37頁。

【37】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22頁。

【38】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65-67頁。

【39】參見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67、73-74頁。

【40】參見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36-337頁。

【41】林剛對斯密論述的總結，與嚴立賢的解讀恰好相反。不過嚴立賢所肯定的，正好是斯密曾經提出，但又予以擱置或否棄的，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應是嚴的發明。林剛：《關於斯密型動力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6 -11頁。

【42】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第1-14頁。

【43】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第216-217頁。

【44】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第231、232頁。

【45】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第252頁。

【46】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第255頁。

【47】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第197頁。

【48】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第197 -198頁。

【49】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第204-210頁。

【50】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第202-203頁。

【51】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第241、246-247、260頁。

【52】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第78頁。

【53】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36-337頁。

【54】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叉的誕生》，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251-252頁。

【55】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第255頁。

【56】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65頁。

【57】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83 -84頁。

【58】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68頁。

【59】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8-819頁；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372頁。

【60】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上，第372頁。

【6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上，第371頁。

【62】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上，第372-373頁。

【63】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69頁。

【64】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上，第361-366頁。

【65】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813-817、551-552頁。

【6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552-553頁。

【67】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6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784頁，注釋189。

【69】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414-415頁。

【70】在另一處，馬克思還有類似的表述，即工場手工業狹隘的技術基礎，使其"既不能掌握全部社會生產，也不能根本改造它"，所以，"工場手工業作為經濟上的藝術品，聳立在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庭工業的廣大基礎之上"。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407頁。

【7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7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506頁。

【7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527頁。

【7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371頁，注釋24。

【75】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9-441頁。

【76】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70頁。

【77】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71頁；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534-535頁。

【78】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71-72頁。

【79】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397-398頁。

【80】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397-400頁。

【8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393-396頁。

【82】參見[日]杉原薰《東亞經濟發展之路--一個長期的視角》，[意]喬萬尼·阿里吉、[日]濱下武志、[美）馬克·塞爾登鯿：《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以下簡稱《東亞的復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 -108頁。

【8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393-394頁。

【84】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63頁。

【85】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65 -66頁。

【86】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77 -78頁。

【87】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23 -24頁。

【88】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第29頁。

【89】喬萬尼·阿里吉等主編：《東亞的復興》，第141頁。

【90】實際上，杉原薰更看重東亞道路的作用，認為，在1820年以前，這一道路對於保證東亞在全球CDP中的份額起了重要作用，因而比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就更為明顯一些。他據此推斷："如果世界歷史發展到1820年時即中止的話，一部假定的"全球史"中關於經濟史的描述必定集中在勤勞革命的成功上面，而西歐當時的發展只能作為一個重要的附錄而已。"喬萬尼·阿里吉等主

編：《東亞的復興》，第106頁。

【91】喬萬尼·阿里吉等主編：《東亞的復興》，第142頁

【92】喬萬尼·阿里吉等主編：《東亞的復興》，第125頁。

【93】喬萬尼·阿里吉等主編：《東亞的復興》，第142-143頁。

 【94】喬萬尼·阿里吉等主編：《東亞的復興》，第102頁。

【95】喬萬尼·阿里吉等主編：《東亞的復興》，第107-108頁。

【96】喬萬尼·阿里吉等主編：《東亞的復興》，第96-143頁。

【97】[日]速水佑次郎、[美]弗農·拉坦著，郭熙保、張進銘等澤：《農業發展的國際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283頁。

【98】參見[美]戴雛·哈雛著，閻嘉譯《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85-220頁。另據阿里吉本人的研究，19世紀英國以社會分工為核心的縱向擴散型資本積累體制，即將資本貨物的生產和使用、原料的採購和最終產品的銷售從組織上分離開採，以致"紡紗、織布、織物整理和銷售，越來越成為不同企業里互不相干的專業化領域"，"即使在各個部門裡，這些領域也往往是高度地方化和專業化的"，實際上在其國內、國外和殖民地分支里"構成了一個靈活的專業化的世界體系"，"能在很短時間內從一種投入一產出組合轉向另一種投入一產出組合，以應付經濟活動的附加值等級結構的變化，應付世界經濟不同地區作為投入來源和產出銷路的相對優勢的變化"。參見（意]傑奧瓦尼·阿瑞基著，姚乃強、嚴維明、韓振榮譯《漫長的20世紀》，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 -314頁。

【99】速水佑次郎等著：《農業發展的國際分析》，第294-295頁。

【100】喬萬尼·阿里吉等主編：《東亞的復興》，第113 -115頁。

【101】喬萬尼·阿里吉等主編：《東亞的復興》，第118 -119頁。

【102】杉原薰自己即認為，戰後"東亞奇蹟"，可以看成是"歐洲奇蹟"所造成的當代全球性的不平等狀況的一種校正。見喬萬尼·阿里吉等主編：《東亞的復興》，第129頁。

【103】嚴立賢：《中國和日本的早期工業化與國內市場》，第139 -161頁。

【104】相關研究綜述，可參見楊豫《歐洲工業化的起源與轉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加豐、張衛良《西歐原工業化的* 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105】參見彭南生《半工業化--近代中國鄉村手工業的發展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66頁。

作者簡介：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100872，http://www.360doc.com/mailto:xiamingfang2@ vip. sina.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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