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萬張底片記錄「文革」一次曝光震驚世界

核心提示：一座邊疆城市的小小暗房，十萬張隱藏地下的無名底片。四十年，一朝曝光，震驚世界的時代秘密。諸神默默，讓照片說話。2006年春，哈爾濱極樂寺，一位老者遠道趕來，專程看望這裡的方丈，慈法大師時年93歲，已病重卧床七年。老者拿出一張照片，俯身在慈法大師耳邊低語了幾句，纏綿病榻的大師忽然激動起來。

鳳凰衛視11月20日《冷暖人生》，以下為文字實錄：

解說：

一座邊疆城市的小小暗房，十萬張隱藏地下的無名底片。四十年，一朝曝光，震驚世界的時代秘密。諸神默默，讓照片說話。

2006年春，哈爾濱極樂寺，一位老者遠道趕來，專程看望這裡的方丈，慈法大師時年93歲，已病重卧床七年。老者拿出一張照片，俯身在慈法大師耳邊低語了幾句，纏綿病榻的大師忽然激動起來。

李振盛：

別，別，別說了，別說了。我後來就說，我說大師說，我知道您內心和痛苦，不願意回憶那段痛苦的事情，我說好了今天就到這了，我說我們就說到這兒。

解說：

這位前來探視的老者名叫李振盛，是一名攝影師。四十年前的1966年，他在極樂寺門口拍下了這張照片，照片最右側，手拿帽子的和尚就是後來的慈法大師。

李振盛：

他是這裡面最小的和尚，那個時候還53歲，他就領著紅衛兵告訴（他們）這裡面藏著什麼，那裡面藏著什麼，讓紅衛兵去抄，他還穿上了幹部服，還別上了鋼筆，戴上了帽子。

他在裡面革命了，他造反了，帶著紅衛兵來造自己這個寺廟的反，因為後來知道他平日被方丈管束得很嚴，也是報恨雪仇的機會來了。結果在裡面抄了半天出來的時候，他想戴著帽子跟在旁邊看熱鬧，外邊的紅衛兵不知道你在裡面革命了，看這個樣子也像是個和尚，一摘帽子，你也是個禿驢啊，嗨，抓上來。

解說：

1966年8月24日，文革「紅八月」的風潮湧來，紅衛兵們衝進極樂寺，搗毀所有的佛像，並寫下了一張「什麼佛經，凈放狗屁」的標語，強迫和尚們擎著它低頭認罪，時任《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的李振盛拍下了這個場景，照片中，法師們強忍著悲怒，方丈大師則高傲不屑地閉深了雙眼，只有那個本以為已「參加了革命」，卻仍被紅衛兵拉出來受辱的叛逆者露出了尷尬的神情。

李振盛：

這個人，伙夫，做飯的，後來他的徒弟講，我這個師傅根紅苗正，一個苦出身，所以紅衛兵就利用這個，利用他來管那些和尚。後來他這師傅好像也有所悔悟吧，但是又不肯去說，就是把這個極樂寺建設好，建設好，他應該在後來，文革之後建設極樂寺他是起了作用。

解說：

文革後，伙頭僧成為了極樂寺的住持，法號慈法，40年過去的，極樂寺又恢復了繁盛的香火，但很少有人知道，歷史的塵埃已在大師心中結成沉重的巨石。告別慈法，李振盛再次上路，那是一條蒼涼的回望之路。

陳曉楠：

2006年的一天，黑龍江日報社的老幹部活動中心幾名退休老職工正在此閑聊，忽然一位年齡和他們相仿的老者走了進來，親切地叫出每個人的名字，幾位老職工又驚又喜，因為他們也認出來了，來者正是他們四十多年前的老同事，攝影部的記者李振盛。老員工們都還記得，1963年報社的攝影部新來了一名大學生小李，他青春洋溢，熱情活潑，不過就是有點不聽話，有點「刺兒頭」。

文革期間，他還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呆了幾年，1982年在報社幹了二十年的李振盛離開了黑龍江，從此和同事們也失去了聯絡。如今再見，曾經的熱血青年都已是滿頭白髮了，大家當然是感慨萬千。而讓幾位老同事想不到的是，二十多年不見，如今的李振盛竟然已經是蜚聲國際，被媒體評為是發明攝影150年以來世界上最重要的54名新聞攝影師之一，而帶給他如此巨大聲譽的竟然是這位「攝影部小李」在黑龍江日報社工作期間偷偷拍下的十萬張照片。

李振盛：

他們就說，說你啊，是三心二意聽黨的話，你拍了一個完整的歷史，我們是一心一意聽黨的話，拍了歷史的一半。

解說：

1996年，李振盛以訪問學者身份赴美。2000年，他以在黑龍江日報社工作期間拍攝，但從未公開見報的照片結集成書。攝影集《紅色新聞兵》的出版，立刻震動了世界，人們第一次通過圖片，如此完整又如此近切地看到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2003年，《紅色新聞兵》被評選為「世界最佳攝影畫冊」，併入選美國多所大學任攝影課教材。

李振盛，1940年出生於遼寧大連，1948年參加解放軍的哥哥在國共內戰中犧牲，李振盛全家成為光榮的軍列屬。在1949年之後，擁有了一個「紅色的出身」。中學時期，喜歡集郵的李振盛在郵市上用兩百張郵票換來了一架舊相機，從此和攝影結緣。

1960年，李振盛考入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系，他上大學的三年正值中國的三年大饑荒，學生們餓著肚子完成了學業。1963年，大學畢業後的李振盛進入黑龍江日報社，成為報社裡最年輕，也是唯一的大學生攝影記者，雖然在業務上出類拔萃，但由於並非工農兵出身，再加之心高氣傲，在工作中不肯循規蹈矩，李振盛漸漸成為報社中的「異類」。

李振盛：

所以領導經常批評我，說你這個，還有領導很善意摸摸我腦袋，你這沒反骨啊，你怎麼就這樣呢。說你這個人啊總是異想天開，爭強好勝，聽著這話，我心裡很不服，異想天開何罪之有？爭強好勝何錯之有？

解說：

那時的攝影記者都有一個習慣，拍攝完報道任務會留兩張膠捲以備回來的路上遭遇突發新聞，若沒有遇到新聞，李振盛也不肯將這兩張膠捲浪費，而是想出了個特殊的法子用來自拍。彼時攝影部的五位同事，兩名正科級，兩名副科級，只有李振盛這一個「小兵」。常常在辦公室角落裡最小的辦公桌前，李振盛偷偷地對著鏡頭，展現著自己的特立獨行。

李振盛：

這次呢，我想表達一種情緒，我就弄一個敞開胸膛，面對敵人的刺刀，就是那個槍口，鏡頭，直視著鏡頭。那個時候大學畢業生到了任何單位去都是戴著一頂帽子「三門幹部」，你帶著原罪來了，「三門」是從家門進校門，從校門進機關門，沒有任何鍛煉，沒經過水深火熱的鍛煉，槍林彈雨的鍛煉，這個帽子就摘不掉了。後來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我很興奮？摘「三門幹部」的帽子的機會來了，因為當時那個歌里唱到，毛主席親手點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們百鍊成鋼。

解說：

1966年，大革命的暴風驟雨到來了，備受壓抑的年輕人們終於有了翻身的機會，李振盛也興奮地迎接這新時代的降臨。他很快發現，自己手中的照相機和記者證已經不能讓他在革命大潮中暢通無阻了，只有造反派的紅袖標才是最有效的證件。拉攏了七八個同樣在單位里飽受歧視的「三門幹部」，李振盛成立了「紅色青年戰鬥隊」，正式「造反」。單位里的領導被當做「走資派」，被各個造反小組爭搶著輪流批判。

李振盛：

那個總編輯還真不是壞人，從個人感情講真是好人，但是你必須得批，要不批他的話你就是保守派，現在滿大街的（人），說起文化大革命來，都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時候，我是保守的，你要是全國人民都是保守的，毛主席站在天安門上站著揮手，把胳膊揮斷了也搞不起文化大革命來，那時候口號是，毛主席揮手我前進，而不管這揮手叫你幹嘛去，就前進。

解說：

在這張照片中，年輕的李振盛坐在主席台上，盯著被批鬥的同事，目光犀利，那時的他絕不會料到尖利的革命之劍很快就要落到自己的頭上。

1967年，李振盛在大學中相識，並已相戀了幾年的女友忽然來到哈爾濱看他，然而她帶來的卻是一個壞消息，分手。

李振盛：

她說我媽媽被打成地主婆了，造反派到她家去斗她，斗她說明天押著你遊街，她媽媽一想不能受遊街示眾這個侮辱，她就斷然地決定要自殺，她一頭撞死在室外廁所是石頭砌的女廁所里，在石頭上撞死了。我這個同學她一夜之間從優秀教師就變成了地主狗崽子，她去跟我講，說咱們分手吧，她說我這個成分影響你的前程。

解說：

這張照片是李振盛和女友唯一的一張合影，當時的人們在情感上非常含蓄，女友說沒有結婚就不能合影，李振盛於是哄騙女友，要給她拍一張照鏡子的照片藉機將自己也放進了構圖當中，這記錄美好瞬間的底片同時也記錄了李振盛第一次感受到的大革命帶來的切身痛楚。

李振盛：

後來她第二天就留了一個字條給我，說我因為愛你又不想害你咱們就分手吧，她到車站就走了，她後來為了讓我死心，她給我，半年後她給我寄了一張照片，說我已婚了，一個黑白的兩寸的結婚照。

解說：

和女友無奈分手後，1968年1月，李振盛和同事祖瑩俠結婚，然而結婚後沒多久，噩耗再次傳來，作為當地知名的老中醫，愛人的父親被老家的紅衛兵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

語言蒼白無力 就讓照片說話

解說：

父親「畏罪自殺」後，愛人馬上被打入另冊，關進了學習班，文革以來自己和愛人所經歷的切身之痛，再加之作為攝影記者，李振盛親眼目睹了一幕幕荒誕慘烈的情景，信仰被羞辱，文化被砸爛，年輕人們派系武鬥，從殘害他人到自相殘殺，一股巨大的寒意早已讓運動初期自己狂熱的頭腦清醒起來。

李振盛：

報紙有明確的規定，要報道到處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其實這個批鬥、抄家、打砸搶、破壞文物都是伴隨著這個運動在發展，但是規定這些東西一律不準見報，人人要拍有用的照片。什麼叫有用的？報紙能發表的，在同一個大會上，存在著正面和負面的鏡頭，都在那兒，擺在那裡，看你想拍什麼。

解說：

在大學的攝影課堂，攝影大師吳印咸說，攝影記者不僅是歷史的見證者，更應該是歷史的記錄者。這句話深刻地影響李振盛的一生。在文革開始之後，李振盛藉助記者的身份走進各種事件的現場，用照相機記錄下這動亂大時代的中的一個個「決定性瞬間」，拍攝了大量的無法見報的照片。

1966年末，黑龍江的「革命形勢」如火如荼，省委省政府的領導被紛紛打倒，在省體育場舉行的萬人批鬥大會上，省長李范五因「髮型類似毛主席」而被扣上「大野心家」的罪名。正在台下拍攝群眾場面的李振盛馬上跑上台，捕捉到了紅衛兵給李范五「剃鬼頭」的一幕。前面那個紅衛兵就調那個推子，調，擰，調，一般在生活當中就知道，不好用的時候才調，好用的時候你不用調，他是因為好用而調，好用了調就調成了不好用，上去夾著頭髮「喀嚓」薅下來了，一薅下來的時候那些頭髮根上，就帶著那個滲出的那血跡，這個我就看在心裡我覺得心裡很痛，但是咱們不能去制止。

解說：

照片中，當李范五的臉因痛苦而扭曲的時候，幾名紅衛兵年輕的倆上卻露出了新奇的笑容。此後，李范五和他的妻子黎俠以及省委的其他領導被連日批鬥，受盡侮辱。任仲夷時任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李振盛在以往的報道中與他多有接觸，還是在省體育場的萬人大會，李振盛目睹了任仲夷忽然被點名批鬥的過程。

李振盛：

給他準備好了一個椅子，那個椅子也是很別有用心的，就想讓他活受罪，是個摺疊椅，這個摺疊椅很難站穩，你往前站可能栽下去了，往後站，喀，夾著也還是摔了，他還算是站穩了，站住了，站住以後，紅衛兵端來一臉盆那個臭烘烘的墨汁讓他「抹鬼臉」，你自己抹鬼臉。他把手伸進那個墨汁盆里蘸一下（紅衛兵）說不行，他又再蘸一下，抹這邊，（紅衛兵）說這不合格，後來剩下這半盆墨汁，那紅衛兵敞開他領子，就從他領子呼呼呼呼澆進去了。

我在現場看到就是，那個墨汁順著他襯衫流到褲腰，穿過了腰間順著褲腿往下流。

解說：

1966年8月26日，在按下快門的一瞬間，李振盛不會想到這張任仲夷被批鬥的照片會成為文革史上的經典圖片，在經歷了大小兩千餘次批鬥後，任仲夷最終挺過了十年浩劫，而有些人則永遠地被那個黑暗的歲月吞噬。

1968年初，哈爾濱街頭出現了一份油印的小報《向北方》，很快它被革委會認定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秘密串通北方的蘇修」的反動刊物。兩名主辦者，某工廠的技術員王永增，巫炳源馬上遭遇逮捕，並被判「反革命罪」處以極刑。1968年4月，在公審大會後，李振盛跟隨著囚車走向了刑場。

李振盛：

就是判他死刑之後，他就仰天長嘆，這個世道太黑暗了，開始就閉上眼睛了，閉上眼睛了，從此不再睜眼了。就是在他看來，他閉上眼睛就是一種最後的，唯一的一種反抗的方式，就是我睜著眼和閉著眼，這個世道都一樣，都是黑的。

解說：

在北方初春的寒風中，刑場上的血腥氣息瀰漫在李振盛腦海里久久不肯散去，而對於李振盛本人來說，他生命中的嚴冬卻剛剛開始。由於經常拍攝無法見報的「無用」的照片，他不停地受到同事的舉報和領導的警告，一開始還是輕微的罪名，浪費公家的膠捲，但漸漸地政治的威壓慢慢逼近。在下班之後，李振盛偷偷地在辦公室里沖洗著膠捲，並把底片從檔案櫃的最底層轉移到家中的地板底下。

李振盛：

每次鋸的時候要有聲音，還得小心，我愛人站在那個窗子看，有人走的時候就告訴我停止，鋸了一個多禮拜，才鋸開了一個洞口，把底片藏在地板底下。

解說：

1968年12月，在報社內部的派系鬥爭中，李振盛被徹底打倒，被抄家時，他始終站在暗藏底片的那塊地板上面，他深知這些底片足以引來殺身之禍。

連番批鬥之後，李振盛和愛人被通知即將下放五七幹校，離家前夕，李振盛實在放心不下這些珍貴的底片，他決定鋌而走險，找來一位性格最為忠厚的同事。

李振盛：

我們倆上幹校了，萬一出事了，如果我們生命發生意外了，請你設法把它拿走，他說這東西有什麼用？他是個評論部的編輯，學哲學的，我說這個東西很有用，我說這都是給文化大革命抹黑的，他說抹黑你留著幹什麼，他看著我，很凝重這個氣氛，他說，好，你放心吧，我記住了，他說你不會，你放心，他口吃，你不用，你不會出事的，不會出事的。

解說：

真實記錄文化大革命的十萬張底片就這樣被保住了。1969年深冬，在文革中被達到的李振盛和愛人來到了位於黑龍江省慶安縣的柳河五七幹校，這所幹校在文革當中頗為有名，曾被姚文元評為「機關革命化」的先進典型。

李振盛：

弄出一套嗑來，吃小米，爬大山，路線分析，解剖世界觀。吃小米，爬大山，路線分析，解剖世界觀。

每年到冬天了，那個山上的水泡子里結冰了，就要破冰割蘆葦，這個男的倒也罷了，上來以後凍得直篩糠，女的就是來例假的時候誰也不敢請假，也不允許請假，也得去，所以很多人坐了婦女病。

解說：

雖然柳河幹校集中了全省的所謂「下放幹部」，但實際上在這裡生命同樣被視為草芥。

李振盛：

上山伐木，轉盤那個鋸，有一個人啪，飛出來一塊木頭，打腦門子上了，當場就死了，後來我們大家說，給他開個追悼會吧，教導員告訴我們他是右派，怎麼能給右派開追悼會？弄個草席，卷吧卷吧，到山上去埋了。

解說：

即便在如此為生存而掙扎的環境中，李振盛在勞動中仍舊格外注意保護自己用來拍照的右眼和右手的食指。在這張在幹校拍攝的照片背面，李振盛寫下了雪萊的詩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1972年，政治高壓略有緩解，李振盛夫妻離開了寄身三年的柳河幹校，回到了黑龍江日報社。1976年，文革結束兩年後，這個國家的春天終於來臨了。1982年，李振盛離開了供職二十年的黑龍江，到北京國際政治學院新聞系任教。1988年，他和受託同事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下來的十萬張底片部分得以見光。李振盛精選了20張文革組照，以「讓歷史告訴未來」為題，在全國攝影大賽中獲得最高獎。在評獎後的公展中，李振盛聽聞一位特殊的觀眾來到現場。

李振盛：

有人告訴我說，任仲夷到美術館去看了這個展覽了，而且還不是看了一次，是看了三次，說站在他那個照片前面久久不離去，我心裡想，完了，毀了，你把人家當年的那個醜態給公開展出了，這人家稍稍提出點兒什麼來，人家官大啊，我這不就完了嗎？後來呢，中國攝影家協會、《大眾攝影》的一個編輯，他告訴我，李振盛，任仲夷的兒子到北京來找你了，我說你看，正害怕呢，這不找上門來了嗎。後來他兒子跟我說，我爸爸說了，這張照片是我們任家最寶貴的財富。

解說：

在經歷了文革初的批鬥後，任仲夷被下放農村，文革後，他先後出任遼寧省和廣東省的領導職務，主持了為張志新的平反工作，推動「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之一。

1998年，他特意邀請李振盛來到他家中，並在這張照片上親筆題下了自己的名字。2000年，已經在美國出任訪問學者的李振盛出版《紅色新聞兵》一書，自此，曾經埋藏於地板之下的十萬張底片成為全世界研究中國文革的最重要的圖片來源。

2006年，在文化大革命40周年之際，李振盛飛行萬里，從紐約來到黑龍江，他回到黑龍江日報社看望老同事，來到省體育場，回憶40年前的萬人批鬥大會。又來到已成廢墟的柳河幹校尋找往事的痕迹，但他更想知道的是照片中千千萬萬主人公的命運，這張照片中，幾乎所有的僧人都已故去，只有53歲的伙頭僧變成了93歲的慈法大師。而這張照片中，這位緊閉雙眼的殉難者又魂歸何處呢？

李振盛試圖聯絡巫炳源的後人，當年他九歲的兒子也跟著父親到街上張貼《向北方》小報，因而被打成了「小反革命」。文革後的三十年間，他一直尋求著為父親恢複名譽。

李振盛：

後來他兒子到處上訪，就是為他爸爸要平反，上面說的是「量刑過當，死刑不變」。所以他兒子跑了多年，最後完全失望了，失去希望了，他的孫子叫巫宇航，還給我留言呢，他說謝謝你李老師，我的爺爺很剛強，我認識了我的爺爺，我為有這樣的爺爺而自豪。

陳曉楠：

如今72歲的李振盛仍然頻繁地往返於中美兩國，世界各地，辦影展，搞講座，一刻也不願意閑著。對他來說，那歷盡磨難的十萬張照片就是他一生最珍貴的財產，不僅僅是因為它們記錄了一段沉甸甸的歷史，從而在攝影史上獲取了不可替代的地位。更重要的是，這些底片上凝聚著在洪流滾滾，看似不可阻擋要碾碎一切的時代巨輪的縫隙裡面，一個不那麼「聽話」的，小小的攝影記者內心小小的抗拒與堅守，凝聚著在艱難的時世當中人們的患難與共，一諾千金，凝聚著照片上每一個小人物的命運的瞬間。

而正是每一個人物的細微的神情，其實共同蝕刻了這整個大時代的大模樣。李振盛記得有一次在給這些照片集結成刊的時候，大家絞盡腦汁想不出一個合適的題目，忽然有人一拍大腿說，既然所有的語言都是蒼白的，那麼不妨就用這幾個做題目吧，「諸神默默，讓照片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