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縱容職場性騷擾

　近日，一則「某銀行北京分行業務副總經理利用職位逼迫女職員開房」的網帖引起熱議，其中某銀行被證實為民生銀行。7日上午當事女子王女士告訴記者，在職期間，她受到關某騷擾，幾次轉正機會都被關某影響。這種騷擾長達兩年，她為此懼怕上班。(12月8日《法制晚報》)

　　王女士的遭遇，讓人看到了職場中陰暗的一面。而該民生銀行的回應，則更可以看到為什麼一些為人不齒的潛規則得以盛行。

　　銀行的回應很簡單：王姓女職員已於11月離職，是臨時員工；關某對王女士確實存在一段時間微信上的騷擾；但行為只局限在微信上，並沒有產生實質性的關係。而在對關某的處理上，則是「要求關某做出個人深刻的檢查，對其暫時停職並停發了季度獎金，現在要求對其嚴肅處理、嚴肅問責」。

　　這樣的回應和處理豈能不令人驚詫，並對其企業管理理念產生深深的懷疑？既然證實了確實有過騷擾，卻又強調「沒有實質性關係」，難道因此關某的騷擾行為就不那麼可憎了？此外，還強調關女士是「臨時工」，這又是何邏輯，讓每一個員工都免於性騷擾，難道不是一個企業最基本的職責？而在對關某的處理上，所謂「嚴肅處理、嚴肅問責」，從目前來看，僅是「罰酒三杯」。

　　在職場性騷擾問題上，從此前媒體的多次調查來看，很多受到騷擾的職場女性都選擇了「隱忍不發」，因為她們如果「發聲」，面臨的可能是嚴重的打擊報復，甚至是失業。而即便她們拿到了被騷擾的證據，也很難在現有法律下維護自身權益。這一次，王女士敢於向媒體公開自己的受騷擾經歷，無疑是需要莫大勇氣的，須知，來自關某的騷擾一長達兩年，而即便是已經辭職，公開自己的受騷擾經歷，也會承受很大的精神壓力。

　　那麼，問題來了，當「王女士們」拿起勇氣，說出被騷擾的經歷後，整個社會該如何幫助她們？

　　在這裡不免要有些失望。針對職場性騷擾，目前還存在很多立法空白，而一些地方性規定，也僅是籠統的表示，企業應對職場性騷擾進行防治。也就是說，至少在法律層面，對職場性騷擾都沒有準確的定義，一旦員工有此遭遇，很難維權，更難以獲得賠償。

　　通過法律渠道維權很難，那麼將受騷擾的事實告知單位會怎樣？這其實在王女士的遭遇中已經給出了答案，她曾向單位領導反映情況，但從未被正視。也就說是，如果法律不能以強有力的姿態去要求企業，在防止職場性騷擾方面有所作為的話，那麼，職工的維權完全就是碰運氣，處理態度很可能因人而異，因職位高低、工作地位而不同。這多麼令人悲哀。

　　而在很多國家，一旦被認定存在職場性騷擾，企業和個人將可能付出巨額賠償，比如，令人印象深刻的安妮·喬普里安案：2006年至2008年期間，身為醫生助理的安妮·喬普里安頻繁地遭受到了醫院裡一些醫生和工作人員的性騷擾。最終，法院判處醫院賠償安妮1.68億美元作為補償。此案是美國歷史上賠款數額最高的職場性騷擾案。

　　王女士的遭遇很可怕，而更可怕的是明規則「隱忍不發」，卻讓潛規則大行其道。誰在縱容職場性騷擾？對此，我們理應反省，並以法治的力量進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