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涼末路，大明帝國崇禎皇帝亡國後的驚天陰謀

05-29

公元1644年的春節，是大明王朝崇禎皇帝一生中最暗淡無光的新年，元旦一大早京師大風呼嘯，出現了罕見的沙塵暴，大風霾在古代星相術士眼中是邊事刀兵大起的徵象，乃大凶之兆。按照傳統，皇帝要在這一天清晨接受百官的新年朝賀，崇禎強顏歡笑早早地來到皇極殿，元旦吉日出現這種景象，早已讓崇禎心煩意亂。誰知，上朝的鐘聲敲響後，久久不見一個官員上朝，文武百官在新年的第一次早朝中集體遲到。

1644年的春節，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崇禎比任何時候都真切地感受到，大廈將傾的悲劇已經成為不可挽回的事實。正月初九，一封通牒送到了紫禁城，在咄咄逼人的挑戰書上，赫然寫著大順永昌年號，一直以來被崇禎視為流寇的李自成已經在春節那一天宣布建立大順王朝，定都西安，改元永昌。

一天前，這位起義軍領袖已經率軍離開西安，揮師北上，三月十日是李自成給出的決戰日期「自成偽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明史紀事本末》）」。李自成對大明振權的藐視，大大超乎崇禎的想像，如今他終於不得不面對這個殘酷事實。當初為了混口飯吃而揭竿而起的起義隊伍，已經不再是當年的流寇，他們的野心很大，甚至已經具備了推翻大明王朝的力量。

明朝政權低效無能的弱點再次暴露無疑，通牒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沒有人能夠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崇禎再也無法忍受坐以待斃，他要為自己找出一條活路。崇禎皇帝可以倚重的兵力原本有三支，一是吳三桂的遼東精銳，正守衛著明朝在關外最後一座城池；一支是湖北的左良玉軍，驕橫跋扈，卻被李自成重重挫敗；再一隻便是陝西總督孫傳庭統率的三邊官兵，這是崇禎皇帝對付起義軍的主力部隊。然而正是這支朝廷勁旅，卻在河南峽縣被李自成全部殲滅。

為了保衛京師，除了抽調吳三桂的軍隊外，崇禎已別無他法。大概崇禎皇帝感到無兵可用了，所以被迫拆東牆補西牆，挖肉補癰，自己挖一塊好肉去補這個爛的，爛的沒補好，肉也挖掉了。

1642年3月，明與清在關外的一場關鍵性戰役松錦之戰塵埃落定，錦州等邊防忠貞相繼陷落，大明王朝苦心經營十餘年的寧錦防線終於被攻破，寧遠成為明朝在山海關外的最後一座堡壘。

要調動吳三桂的軍隊，就意味著要放棄寧遠，寧遠是山海關外的一個最重要的軍事重鎮，從內閣首輔開始到兵部尚書，都不願意承擔責任，因為皇帝也不願意直截了當來講這個話，他也知道後果，就是放棄山海關外的大片領土，歷史上要留下一個污名。

吳軍入關，放棄寧遠，也就意味著山海關外的所有土地將全部落入清軍之手。上至崇禎皇帝，下至朝廷要員，誰也不願意承擔棄地入關的萬世罵名。

二月十二日，崇禎召見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商量調兵大計（「諸人不得已，請吳帥之父襄（《綏寇紀略》）」）。調吳三桂軍禁衛北京，需要百萬軍餉，吳襄的開價讓談話陷入僵局，一百萬兩白銀，對於曾經富庶的大明來說是不足一提的，但此時空虛的國庫根本拿不出這筆巨款，推心置腹的話語並未感化吳襄，皇帝囊中羞澀的表白也沒有得到絲毫憐憫，調兵計劃終因百萬兵餉無從著落而終止。大明王朝的命運因為湊不齊百萬兩白銀而悄然拐彎，這彷彿是歷史留下的一個令人尷尬的玩笑。

西北腹地是聲勢浩大的起義軍，關外還有一觸即發的清軍，曾經盛極一時的大明王朝，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甚至於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居然湊不齊百萬軍餉而無法保衛都城，這些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奇聞，描述了大明王朝已經到了如何山窮水盡的末路。

明朝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何在1644年被如此窘迫地逼到了生命盡頭？清代史學家孟森認為，明朝表面上亡於崇禎，實質上卻亡於比崇禎早幾十年的萬曆皇帝；歷史學家黃仁宇甚至為明朝的滅亡做了精確額時間判斷，萬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就是在萬曆皇帝的手中，明王朝開始發生癌變，並導致最後的死亡。以皇帝的身份消極怠工，萬曆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外，三十年來萬曆不上朝，不和大臣見面，甚至對於官員的奏章不加理睬。除了1588年到定陵看了一下自己的墳墓外，萬曆居然沒有離開紫禁城一步。萬曆四十八年，明朝在位時間最長，工作最為懶惰的皇帝萬曆終於一命嗚呼，他給繼承者們留下了一個千瘡百孔的江山凋敝、吏治腐敗的爛攤子。接著萬曆登基的便是崇禎的父親朱常洛，這位倒霉的天子只當了一月皇帝便魂歸西天。接下來繼位的是崇禎的哥哥天啟皇帝，正是他的繼位給本已敗落的大明王朝帶來更大的不幸。天啟皇帝少年時沒有受過良好的皇家教育，他最擅長最酷愛的事情是木匠活，登上皇位後，他對日理萬機的皇帝生活極度不適應，為了心愛的木匠活，天啟需要一個信得過的人為自己打點大明帝國，於是他任命太監魏忠賢代替自己批示奏摺，宦官專權帶來的惡果拖垮了原本已搖搖欲墜的中央政權，整個國家陷入了是非顛倒的無序和混亂之中。天啟皇帝在登基後的第七年英年駕崩，從天啟手裡接過混亂局面的，是他的弟弟朱由檢，也就是崇禎皇帝。

如果說萬曆十五年，是大明帝國崩潰的開始，那麼當江山的接力棒交給崇禎的時候，明朝已經在下坡路上，走了整整四十年。畢生以歷精圖治自許的崇禎皇帝就此開始實施他的治國術。然而此時，大明帝國的危機已是積重難返。

公元1644年，延綿了276年的帝國終於走到了油燈哭滅的最後時刻。

1644年2月12日，崇禎向吳襄提出調兵計劃因軍餉問題而無從著落而被迫擱淺，但崇禎皇帝並沒有就此放棄。大明王朝藏富於官的普遍現象，崇禎皇帝早已清醒的認識到，在崇禎的一片罪己詔中，他明確提到當時做官猶如貿易，官員徵收錢糧先要剋扣，在朝廷規定之外還要私自徵收，一旦有建設工程，就乘機中飽私囊（「今出仕專為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悖旨私征…逯議繕修，乘機自潤——《明季北畧》）。既然國庫沒有錢，崇禎就把目光投向了臣子們的腰包，崇禎親自開列名單。令皇親國戚和文武百官捐款捐資準備百萬軍餉，也就是請官員來捐餉，按照他們的職務大家都拿點錢來，召集大臣開會。

有趣的是，這些官員要給皇帝面子，當然要拿出一點來，常常哭窮說我們家裡沒有錢了，上次我已經捐了多少多少，這次我實在沒法拿錢了。在皇親國戚這一邊，他們也不肯帶頭，那麼內閣的官員當然也不肯帶頭，心想著你們朱家王朝快要滅亡了，你們都不起勁，自然不關乎這些作為臣子們的事。所以大家都不肯捐錢。也可以說這些官員已經不看好明朝的前途了，他們已經在暗暗做自己的打算了。

儘管崇禎對臣子們進行了強制攤派，但捐資助餉依然以失敗告終。最終籌款不過二十萬兩，崇禎只好再次擱下調寧遠兵的計劃。對於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皇帝對臣子已經失去了控制，而這種失控，則更加有力證明了此時明王朝統治已經名存實亡。

1644年的戰場形勢瞬息萬變，李自成的大軍很快力克寧武關，山西太原、大同、宣府等城池也相繼陷落，一路勢如破竹的大順軍，離京師已經不遠了。

在一天天的猶豫和恐懼中，崇禎揮霍了調兵守衛京師的大好時機，直到三月初六，他終於爆發了政治領袖應有的強硬態度，強令吳三桂放棄關外的寧遠，立刻回京師勤王，然而這個調兵決斷來的太晚，永遠是太晚了。直到京師陷落，江山易主，吳三桂也只走到河北豐潤，距離京城還有數百里之遙。

1644年的種種跡象都預示著明朝岌岌可危的命運，關鍵人物在關鍵時刻所做出來的決定，影響著歷史的走向。

1644年，面對京師之圍，除了調兵之外，崇禎皇帝是否還有其他化解的辦法呢？如果時光再次倒回1644年的春節，這一年，成為大明帝國末日的厄運在崇禎的手上真的再沒有轉變的可能嗎？

1644年正月初三，崇禎召見了左中允李明睿，在德政殿商議應對之策，李明睿提出的是南遷。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很多曾經南遷的例子，因為中國的國土很大，中國的縱深腹地可以應對很多臨時的禍患。比如唐朝，皇帝曾經遷入蜀中暫時避亂；又比如宋朝的宋金打仗，最後往南遷，統治者把首都遷到現在的杭州（當時稱為臨安），南宋也延長了一百多年，而且經濟的發展，科技的創造也很可觀。所以不等於說南遷之後劃江而治，這就是一個很消極的政策，在這時對於崇禎來說，也可以理解成一種積極的應對措施。明朝的先帝也同樣為明朝江山的延續準備了退路，明成祖朱棣在將國都遷往北京的同時，仍然在舊都南京保留了一套完整的政府機構，差的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皇帝願意出狩南京，南京可立即成為大明帝國的新的心臟。不僅南京早已做好準備，此時的形式對南遷也十分有利。李自成主力集中在陝西。長江中下游、河南、河北、山東基本沒有起義軍，崇禎完全可以從容南行。此外，長江中游、下游還有相當的軍事力量，可保南遷萬無一失。

崇禎又何嘗不想南遷，醞釀此事已有多日，但他又十分矛盾，自己沒有率兵親征，就有南逃之意，萬一泄漏消息，對於崇禎皇帝來說，不僅有失體面，而且有可能招來內閣大臣的輪番攻擊（「朕有此意久矣，無人贊儴，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諸臣不從奈何？然此事重大，不可輕泄」—《平寇志》），因為他的想法還得得到內閣大臣的同意。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殺掉了左丞相胡惟庸以後，就取消了丞相以及丞相的辦事機構中樞省，明朝已經沒有了丞相，所有的朝廷事物，由皇帝一個人來做。但是皇帝的權力並不是絕對的，也不會隨著朱元璋廢除了丞相以後皇帝就一人大權獨攬，這是不可能的，於是內閣就出現了。從開始一個參謀、從一個秘書班子似的機構到最後成為一個決策機構，只要內閣不同意，六部大臣不提出建議，你皇帝的想法就沒有辦法實施，這個程序就行不通。崇禎皇帝為了要讓竊竊私語變成公開行動，其間還得經過朝廷公議的難關，這便是崇禎恨之入骨的內閣制度。

按照傳統，遷都計劃必須通過內閣商議才可執行，然而崇禎深知遷都等於放棄了宗廟陵寢之地，一旦提出必然會遭到內閣大臣的反駁和拒絕，最有可能的結果是南遷不成，自己還要顏面掃地，那麼如何才能保全臉面，又能冠冕堂皇地順利推行南遷的方案呢？所以崇禎帝也希望自己的意見由大臣來提出，經過內閣的程序，皇帝的認可並下發大家討論，覺得可行，最後才由皇帝再次下命令正式實施。如果從皇帝嘴裡實施，在大臣們看來，第一首先是破壞祖制了，你這皇帝太不顧及下面大臣的意見了，這是祖宗不允許的；第二個皇帝自己承擔一個遷都棄守陵寢的名聲，崇禎當然也不願意承擔這個罪名。

一個人的命運悲劇，其實就是他性格的悲劇。

縱觀崇禎一生，他無時無刻對他人的評價極為敏感，而這一切都來源於他內心深處病態的自尊，孤獨寂寞和缺乏母愛的成長曆程，讓他內心患得患失。自小經歷無數充滿陰謀的宮廷鬥爭，使崇禎變得敏感多疑，對手下人薄情寡義。

為了保住這可憐的自尊，崇禎開始導演一場大臣請求遷都的戲碼，他選中的對象，正是內閣首輔陳演，並由他來主動提出遷都顯然再恰當不過。

1644年2月底，李自成破豫北三府之後，兵分兩路對京師形成包圍之勢，崇禎終於決定在朝廷上提出南遷計劃。這是崇禎南遷行動中最為關鍵的一步，此刻內閣首輔陳演已然明白，崇禎是要自己在朝廷上提出遷都之事。崇禎的伎倆，陳演十分明了，如果這時自己提出遷都，日後追究起放棄北京的責任，崇禎一定會把過失甩給自己。

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陳演裝聾作啞，絕口不提遷都，而是建議崇禎迎戰李自成的大順軍，他的突然變卦大大出乎崇禎的意料。

但細究崇禎與大臣間的關係，其中緣由自然明了，有一個辭彙描述崇禎再恰當不過了，叫做剛愎自用。用人多疑、用人不專，在崇禎的朝廷當中，內閣大學士十七年中換了五十個人，動不動就殺，所以他的身邊已經沒有人了，也已經沒有人可用了。這樣就導致了兩個結果：一種人即不表態也不講話，只聽你皇帝的，另一種是有的人敢講話，和你皇帝頂著干，擰著干，大家都不能協調，這兩種結果都對崇禎沒有好處。皇帝不敢承擔責任，內閣首輔陳演當然也不敢承擔責任。這樣就導致了大臣們產生了不會賣命地為崇禎皇帝效勞。一旦一翻臉，對於大臣們就是死路一條。

崇禎的猜忌和多疑像一柄無形的利劍，把大明帝國砍得鮮血淋漓，以至於他和大臣之間始終無法建立正常的關係。

在崇禎一籌莫展的時候，李明睿再次站出來，直言南遷的好處，他引經據典列舉唐朝宋室南遷得以延續的先例，給崇禎創造了裁決的機會。深恐又有變數，崇禎迫不及待的接過李明瑞的話，並藉此大肆責備保守派固守京師的說法。崇禎旨意已決，群臣本應順水推舟支持南遷就是，可偏偏在這時候，歷史的黑色偶然性，卻又再次降臨。

偏偏此時，又有人提出了新的方案，都察院御史李邦華突然提出，崇禎可以不用南遷，留在京師，只需太子南行舊都南京即可保大明不滅。在崇禎看來，自己留守北京，太子南行南京，這是崇禎最不願意接受的方案，因為這麼一來，太子和一幫大臣可以安全而體面的撤離到南京，而他卻必須坐守京師這座孤城。

這也是崇禎有生以來，最痛苦的時刻。崇禎明白自己提出南遷的決斷能挽救他的性命，挽救明朝在1644年的命運，然而這麼做卻要背上丟棄京師，放棄祖宗之地逃跑的罪名，並且被載入史冊，是要以逃跑者姿態聲名狼藉，還是以固守者的氣節流芳百世？在崇禎為自己打造的命運分岔口上，任何選擇都散發著令他恐懼的氣息。

崇禎開始改變態度，轉而主張固守京師，在這個短暫的瞬間，崇禎又一次將歷史拋過來的機會，哆哆嗦嗦地從自己手裡失落。崇禎以堅守社稷為由，拒絕了遷都南京的建議，除了困守北京，坐以待斃，崇禎已無路可走。

這逝去的一秒鐘，決定了崇禎的命運，大明王朝的命運，甚至影響了中國的幾個世紀；這個瞬間原本可以讓崇禎擁有扭轉歷史的可能，但他卻再次錯過了機緣。

事實上，崇禎早已為南遷做好了準備，他曾秘密派遣大臣去往南京，沿途查看水路兵馬船隻的數量，同時又密旨天津巡撫準備三百艘船，停泊在直沽口待命，準備啟程南下，然而崇禎皇帝一再延誤了遷都的時機，並最終讓遷都成為泡影，關鍵人物在關鍵時刻的優柔寡斷，讓1644年明朝的命運黯淡無光。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率領農民軍包圍了北京城，當天下午李自成下達了全線攻城的命令，內無強兵，外無援軍，明朝敗局已定，崇禎終於明白他和他的大明王朝，最後時刻已經來臨。殺死後宮嬪妃多人，崇禎來到坤寧宮，遵從崇禎的旨意，周皇后已經懸樑自盡，兩位女兒昭仁公主和長平公主也無法逃脫末日降臨的災難。

1644年3月19日清晨，崇禎皇帝敲響了景陽鍾，自明朝開國以來，這口大鐘曾經召喚歷代文武百官上朝，二百多年來的每一天，紫禁城裡的人們都會聽到景陽鍾五十四響鐘聲，但今天已是最後一次。

煤山的雨霧交融著崇禎的淚水，處死誤國的大臣成為崇禎臨終最大的遺願，大明王朝已垂垂老矣，但死亡未必是這個帝國註定的劫數，這一年曾不止一次閃現過可以扭轉歷史的關鍵時刻，然而崇禎一再錯過了機會，大明帝國末日的厄運已經無法挽回。

1644年3月19日，這一天的紫禁城一片凄風苦雨，崇禎帝在煤山自盡身亡。